四

以上三點，是我對五四精神的局限性的一種反思，也是我之所以提出“新批判主義”的背後的原因。當然，這絕不意味著對五四的否定，而恰好是要把五四精神徹底地發揚光大，使之突破自身的局限。所以，新批判主義既要繼承五四，同時又要超越五四。這體現在如下三點：

1.繼承五四啟蒙精神，但要將立足點從民粹主義和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家國意識”轉移到個人本位上來。啟蒙不是啟別人的蒙，而首先是自我啟蒙，是自覺地去探討自己生存的意義，哪怕這種探討被大多數人置於不顧，甚至視為空談，也絕不把它用作達到外在政治目的的工具。其目標不是治國平天下，而真正是在於“立人”，是追尋自我、建構自我、完善自我。我們今天具有了五四時代所不具備的社會曆史條件，理應有比那個時代更寬鬆的環境和更大的思維空間，能更從容更深入地鑄造我們的靈魂。當然，這一工作客觀上必定是具有“改造國民性”的實際效果的，與政治的需要和曆史的發展趨勢也是合拍的，中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需要的正是具有更為獨立的人格的人。然而，事物的辯證法恰好在於，過分熱衷於世俗的關懷反而不能達到現實改良的目的；將立足點從世俗功利層麵轉移到個人主體的確立則意味著現實人性的真正提高。所以，新批判主義並不反對關注現實問題和批判傳統文化，但首先主張個人對自己的反思和自我批判，並以此來涵蓋前一種批判。新批判主義把國民性的弱點視為人性的弱點，因而不再指望用外在現實的手段來克服這些弱點，但也絕不是任其自然甚至自我標榜和美化，而是致力於精神的覺醒和人性的發現。這是人類自己的事業，不能急功近利和畢其功於一役。所以新批判主義不再以民眾的代言人身份說話；但由於這種批判深入到個體靈魂最深層次的集體無意識層麵，它必定會自覺到這是在代表全民族和全人類而進行懺悔。新批判主義者既不淩駕於大眾之上，也不屈從於大眾之下，大眾隻是他進行自我反思的參照，他對大眾的愛體現為努力對每個普通人作同情的理解，至於他對自己的反省和批判，同時也是對大眾、對人性的缺點的反省和批判。

2.新批判主義解決“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衝突”的辦法，是對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重新加以詮釋，超越世俗功利層麵的理解，更冷靜地吸收西方近代思想的有價值的理論成果。新批判主義正是這樣做的，它認為，真正徹底的自我批判本身既是個人主義的，又是人道主義的；個人主義首先是指個體人格獨立，而與是否能借此宣泄自己的本能衝動、滿足自己的情感需要沒有直接的相關性。個體人格的獨立不經過反思是建立不了的，在這方麵必須充分發揮五四的批判精神和懷疑精神。這往往並不能帶來解脫，反而會帶來痛苦，但隻要人不回避、不退縮，而是勇敢地承擔、冷靜地思索，一種飽經鍛煉的堅強人格是有可能建立起來的。這樣的堅強人格必然是具有普遍人道主義情懷的，因為他通過痛苦的自我反思已經懂得了尊重他人的人格。真正的人道主義不是居高臨下地悲天憫人或樂善好施，而是在人性的根基上與他人相通，是靈與靈的平等交往和對話，是通過互助協商來決定人與人相處的一般原則。它不需要犧牲任何一個個人，也不需要一部分人崇拜或服從另一部分人（哪怕是絕大多數人）。總之，個人主義不是當下即得的“自性”，而是需要艱難地去建立的一項個體工程，它是使自己更加合乎人道的工程。五四知識分子的這一根本矛盾在這裏就被揚棄了。

3.新批判主義把世俗關懷與終極關懷區分開來，把實用理性和價值理性區分開來，它主張，知識分子應該有、也必然會有世俗關懷，但這隻能是第二位的；知識分子作為知識分子應當立足於終極關懷，從這個高度來充當世俗生活（包括自己的生存）的永不妥協的批判者。由此觀之，“娜拉走後怎樣”的問題是第二位的問題，“娜拉為什麽出走，怎樣出走”才是最重要的根本問題；前者隻涉及肉體上的生存，後者則有關個體人格的存在，絕不能用第二位的問題掩蓋、衝淡了第一位的問題。知識分子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幕僚，他應當充當人類的大腦，而不是肢體，他應當保持對世俗生活的一定的超越維度。當然這不是主張脫離現實，躲進象牙之塔，相反，知識分子應當從現實出發去思考超越現實層麵的問題，從現實中發現超前的意義和永恒的意義。知識分子不搞運動，不拉幫結派，不操縱人，不炒作自己；他應該理解他人，給人以靈魂的震動，因為他致力於理解自己，他探究著自己的人性。知識分子的言論即便沒有現實可見的效力，也自有其價值，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隻要它真正切入了人類自身精神上的現實處境。

4.綜上所述，新批判主義對五四精神的繼承，正是對五四批判精神，即批判自身傳統的精神的繼承；新批判主義對五四精神的超越，也正是對五四批判精神所受到的傳統束縛的超越。新批判主義是五四精神的進一步徹底化，卻並不一定是更加極端化和過激化，而是排除了五四知識分子的焦慮和浮躁情緒，更加冷靜和理性化。這是需要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共同來從事的一項艱巨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