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士
1899年，時任國子監祭酒的王懿榮因患瘧疾，久治不愈，命家仆去藥鋪抓藥後，碰巧在一味名為“龍骨”的藥材上發現了一些奇怪的刻劃符號，從而發現了甲骨文。20世紀80年代以來，陸續有學者考證甲骨文的發現者和發現史，並就王懿榮“巧合”發現甲骨文的觀點達成共識。[1]但其實，王懿榮發現甲骨文不隻是個巧合。今天，大家之所以將它看做了巧合，隻是因為這段曆史的記錄者都是現代知識分子，而他們已讀不懂一顆儒士的心了。
王懿榮，字正儒、正孺，一字廉生、蓮生，諡文敏，生於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山東福山（今山東省煙台市福山區人）古現村人。
王懿榮出生於官宦世家。其始祖王忠（一世）祖籍雲南大理府祥雲縣小雲南鎮雞頭村，明洪武年間，任山東登寧鹽科大使，通過占卜選址定居於福山古現河北村。其祖父王兆琛，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中進士，兩年後授翰林院編修，後曆任江南道監察禦史，江西、安徽、甘肅按察使，四川布政使等職，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擢升山西巡撫。其父王祖源，清道光二十九年拔貢，任兵部主事，後官至四川按察司使，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學家和古器物收藏家。這使得王懿榮本人擁有極深的金石家學。然而，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王懿榮的祖父王兆琛為禦史楊如奏參，被褫職，戍新疆，籍沒家產，自此王家家道中落。是時，其父王祖源在京任為閑官，候選知府。因籍沒家產，十餘年間，王家雖生活清苦甚於寒素，但對古董金石的收藏熱情卻絲毫不減。如《天壤閣叢書》所載：“京秩清苦，父子（王祖源、王懿榮）嚐易衣而出，然性耽金石古玩，日流連於廠肆中，量力購置，雖簞瓢屢空弗恤也。”
王懿榮15歲時，隨任兵部主事的父親進京，此後一直留在京師，住在錫拉胡同西頭路北的一座宅院內（即今北京市東城區王府井大街北的錫拉胡同21號院）。青年時期的他不像一般讀書人終日在八股文章中鑽研，而是在北京城南的琉璃廠流連忘返，沉迷於文物收藏、鑒定，潛心於金石之學。因此，王懿榮自18歲時起，曾8次參加科舉，前7次均名落孫山，卻反因古董文物鑒定而名滿京城。《清史稿》有《王懿榮傳》，雲：“懿榮泛涉書史，嗜金石，翁同龢、潘祖蔭並稱其學。”又金石學家吳士鑒於《王文敏公遺集序》中讚其“鑒別宋元舊槧，考釋商周彝器，得公一言，引為定論”。
清光緒五年（1879），王懿榮中舉，翌年連捷二甲第17名進士。朝考時，獲一等第三名，入翰林院選庶吉士，清光緒九年（1883）授翰林院編修，後曆任翰林院侍講、河南鄉試主考、翰林院侍讀並署南書房行走，旋又補漢日講起居注官，一生中三次出任國子監祭酒（即當時國家的最高學府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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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拉胡同，明朝屬南熏坊，因曾多有錫燈、蠟台作坊，故稱錫蠟胡同。清朝屬鑲白旗，《京師坊巷誌稿》載：“（清朝）內務府武備院所屬帽作局在南。”清宣統時稱錫拉胡同。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度改稱人民路六條，後複其名。
王懿榮一生酷愛金石、收藏，既有《漢石存目》《古泉選》《南北朝存石目》《福山金石誌》《古泉精拓本》《石渠瓦齋藏瓦》等金石著作傳世，更因收藏古董而散盡家財。據《王文敏公年譜》載：“（王懿榮）固未嚐一日有巨資。處極困之時，則典衣以求之，或質他種以備新收，至是以居喪奇窘，抵押市肆至百餘種。然不願脫手鬻去也。”因為收藏，他一生拮據，經常要把家中的衣服首飾，甚至是妻子的嫁妝也拿到當鋪去周轉資金，於是他不僅戲稱自己是“贖當頂當當頂當”，而且還寫詩自嘲，雲：
廿年冷臣意蕭然，好古成魔力最堅。
隆福寺歸誇客夜，海王村暖典衣天。
從來養誌方為孝，自古傾家不在錢。
墨癖書**是吾病，旁人休笑餘癲癲。
清光緒二十五年（1889）秋，55歲的王懿榮得了瘧疾（一說傷寒），用了很多藥均未見效。一位友人替他尋來一個治療瘧疾的藥方。王懿榮略通醫道，卻發現藥方中有一味名叫“龍骨”的藥自己從沒聽過。原來，龍骨是一位並不常見的中藥，味甘，性平，無毒。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載，龍骨主治“心腹鬼疰，精物老魅，咳逆，瀉痢膿血，女子漏下，癥瘕堅結，小兒熱氣驚癇”。
中藥材龍骨由於使用並不廣泛，所以當時北京城中出售龍骨的藥鋪不多，據說隻有宣武門外菜市口附近的一家藥鋪有售。（舊傳，王懿榮購買到的第一批甲骨出自著名的“老字號”樂家老鋪達仁堂，但當時菜市口附近的藥鋪並非達仁堂，而是鶴年堂。據此推斷，王懿榮所購得的第一批甲骨應來自鶴年堂。）王懿榮差人去藥鋪購買龍骨，出於收藏家對未知材質的好奇心，他決定在服藥之前親眼看看這味從未聽過的藥材。可是，家仆買回來的龍骨是被藥鋪搗碎的龍骨粉，王懿榮看後大失所望，並叮囑家仆下次再買時，不要讓藥鋪打粉，直接買回未經加工的“天然龍骨”供自己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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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時珍雲：“《本經》以為死龍，陶氏以為蛻骨，蘇、寇諸說皆兩疑之。竊謂龍，神物也，似無自死之理。然觀蘇氏所引鬥死之龍，及《左傳》雲：‘豢龍氏醢龍以食。’《述異記》雲：‘漢和帝時大雨，龍墮宮中，帝命做羹賜群臣。’《博物誌》：‘雲張華得龍肉酢，言得醋則生五色。’等說，是龍固有自死者矣。當以《本經》為正。”
中藥材龍骨，率見於《神農本草經》《別錄》《本草經集注》等藥典，自秦漢至明清，均以“龍骨”命名，古代醫家多以其為死龍之骨骸。李時珍雖有所懷疑，但仍將龍骨列入《本草綱目》之“鱗部”。可見，古代醫家隻通其藥理，卻不解其性質。實際上，龍骨是遠古、上古的哺乳類動物，如象類、犀牛類、三趾馬等埋入土中的骨骼，其中也包括死亡數千年後的牛、羊、豬等牲畜的骨骼。中藥材龍骨在被挖出後，需要去除表麵及腐蝕篩眼內殘留的泥土和雜質。絕大部分龍骨骨質酥脆，出土後暴露在空氣中，極易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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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骨文的發現史中，安陽小屯村的剃頭匠李成被認為是最早在安陽地區使用甲骨治病，並因此盜挖甲骨的人。據《甲骨瑣語》載，李成貧苦，染周身膿瘡無錢就醫，就撿拾河邊的甲骨，將甲骨研磨成粉敷於患處，創麵處的膿水被甲骨粉末吸幹，膿瘡自愈。清時男人蓄發，前額的頭發卻要剃光。剃頭時，剃刀難免刮破前額。李成由此推斷甲骨既能拔毒，必能吸血止血。經試驗，果然驗證了甲骨粉具有止血的藥效。從此，李成收集村中河邊的甲骨，並將甲骨送去藥鋪，當場試驗止血藥效。藥鋪以六文錢一斤的價格收購李成的“刀創藥”，甲骨文的出土地河南安陽的龍骨產業鏈由此形成。
待家人將未經加工的“天然龍骨”買回，王懿榮仔細辨認時，這才驚訝地發現，這些龍骨其實是一些大小不一的碎骨片，而其中的一些骨片上，居然還有一些富有規律的刻劃符號。王懿榮精通金石，立刻意識到龍骨上的刻畫符號很可能是一種古代文字，但這種文字卻非籀、非篆，因此很可能是一種全新的古代文字。於是，王懿榮立刻差人趕回藥鋪，將所有表麵有清晰刻字的龍骨全部買下，並且向藥鋪許諾，如果再收到有字的龍骨，便以每字二兩銀子的高價收購（一說是每片二兩銀子）。這便是王懿榮購進的第一批甲骨文。而隨著國子監祭酒、當世著名的金石學家王懿榮高價收購帶有神奇刻劃符號的中藥材龍骨的消息在京城傳開，被曆史掩埋了3000多年的古老文字——甲骨文才終於重見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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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鶴年堂藥鋪，創建於明朝永樂三年（1405年），是明清兩朝皇室的禦用中醫名堂，也是中國最古老的中醫藥老字號。“鶴年堂”這三個字是明代權臣、奸相嚴嵩花園內一個廳堂的堂名。堂匾由嚴嵩手書，字體蒼勁，筆鋒端正，金體黑字。鶴年堂藥鋪初創時，沒有店名，隻稱作“菜市口藥鋪”。後嚴嵩晚年家道中落，“鶴年堂”堂匾流入民間，被鶴年堂藥鋪購得，並懸掛堂屋，此後稱鶴年堂。鶴年堂原址坐北朝南，位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與菜市丞相胡同相對。2009年，為修建北京地鐵4號線菜市口站，有著600餘年曆史的鶴年堂藥鋪被拆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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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懿榮對殷墟第一批甲骨文的收購價為每字二兩銀子。如以清朝大米價格為參考：大米一石，賤時二錢三錢，貴時三兩四兩，取清乾隆年間江南平均米價（每石一兩五錢銀子）與今中等粳米米價（每斤1.6元）參照，一兩銀子的購買力約與今天192元人民幣的購買力相當。但據《大清會典》卷二一“文職官之俸”條載：“一品歲支銀180兩，二品150兩，三品130兩，四品105兩，五品80兩，六品60兩，七品45兩，八品40兩，正九品33兩有奇，從九品、未入流31兩有奇。”又“京員例支雙俸”，即中央國家機關和在京地方官員在基本工資外加發同樣數目的津貼，稱“恩俸”；此外“每正俸銀一兩兼支米一斛，大學士、六部尚書、侍郎加倍支給”，稱“俸米”。由此可見，時任國子監祭酒（從四品）的王懿榮年俸不過二百餘兩。因此，王懿榮收購甲骨文，誠可謂不惜重金。
就在王懿榮在菜市口的藥鋪裏收購到刻有甲骨文的龍骨的同時，據王懿榮之子王崇煥所編輯的《王文敏公年譜》記載：山東濰縣範姓古董商人（多認為是範維卿）一幹人等，攜帶龍骨進京，被藥鋪掌櫃引薦到王懿榮府上。王懿榮視為瑰寶，以每板銀二兩如數收購，並且當即為範姓古董商等人每人題寫了一副對聯或條幅以示感謝。翌年春（清光緒二十六年），範姓古董商又帶來了800餘片“龍骨”，其中還有一片居然刻有52個字。王懿榮照例全收。此後，又有古董商趙執齋登門，攜帶數百片甲骨，王懿榮亦全數收購。於是，王懿榮高價收購甲骨文的消息不脛而走，古董商紛至遝來。很快，王懿榮便收購了甲骨1500餘片。
另據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所載：“依據不同記載，王氏一共買過三批甲骨。第一次，己亥年秋，範（維卿）估以十二版甲骨售於王氏，每版銀二兩。此據範估1914年所言。第二次，庚子一九零零年春，範估又以八百片售於王氏，其中據說有一片是全甲的上半，刻五十二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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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位山東濰縣範姓古董商人，後世考證，多以為範維卿或範維清，字號有維卿、壽軒、守軒、春清等。
據《山東濰縣誌稿·人物藝術本》傳載：“範春清（範維卿），一字守軒，範家莊（今山東省濰坊市濰城區符山鎮範家村）人。好販鬻古器，與弟懷清遊彰德小屯（今河南省安陽市小屯村），得商爵一。翌年複往，屯人出龜甲相示，春清以錢數千購四十片，去京師，謁王文敏懿榮，見之驚喜不置，曰：‘君等真神人也，何處得此？’以厚值償之。春清家小康，有田四十餘畝，以好購古器，**其產。懿榮及劉鶚、端雲諸公，皆器重之，而甲骨文始顯於世。”
可見，這位山東濰縣範姓古董商人亦是甲骨文發現過程中的重要人物。但是，由於古董交易自古以來的私密性，範姓古董商人其人及王懿榮收購甲骨文的交易過程早已不為人所知。王國維在《二三十年中國新發明之學問》一文中便說：“初出土後，濰縣估人得其數片，以售之福山王文敏懿榮。文敏秘其事，一時所出，先後皆歸之。”
事實上，在現代考古學興起並傳入中國之前，由金石家和古董商人構成的古董收藏、研究組合一直是“證經補史”的重要途徑。時至今日，當年由他們經手販賣、收藏和研究的文物中，有很多已經成為了博物館中的鎮國之寶，為世人所熟知，可這些文物背後的故事和人，卻飄揚在了曆史的烽煙中，鮮有人知。
此外，關於古董商與甲骨文的發現，還有一種小眾的觀點認為，甲骨文的發現地在天津而非北京。據傳，同年秋，古玩商範壽軒至天津金石學家王襄家中，說河南有一種刻有古代文字的龍骨。此時，天津書法家，也是後來的甲骨收藏家孟廣慧也正好在王襄家做客，於是二人立刻到範壽軒處觀看有字的龍骨。但是，因範壽軒以奇貨自居，索要高價，王襄無力購買大片龜板，隻購得少許碎片。甲骨文由此重見天日。
此外，關於甲骨文的發現，還有一種說法是：王懿榮最初發現的甲骨文不是購自菜市口中藥鋪，而是直接取自山東濰縣範姓古董商人之手。據傳，範姓古董商與王懿榮因均為山東同鄉，係舊相識。其於清光緒二十五年到王府上，帶來3件青銅鼎，請王懿榮鑒定後，取出一些碎骨片，說是“龍骨”。王懿榮因早前服用過“龍骨”，聞其名卻不見其貌。待範走後，王懿榮才擺弄這些“龍骨”，他不僅發現了“龍骨”上的刻字，而且還用這些碎“龍骨”拚出了兩三塊完整的龜板，也就是龜的腹甲，從而發現了甲骨文。
自甲骨學興起之後，甲骨文發現的過程被渲染了越來越多的戲劇性因素。但事實上，真正富有戲劇性的該是甲骨文發現者王懿榮的人生。
據其子王崇煥編輯的《王文敏公年譜》雲，王懿榮自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發現並開始收藏甲骨文後，曾經對龍骨上的書契甲骨文做出過基本的判斷：龍骨上所刻劃的是篆籀之前，即早於西周青銅器銘文的更古老的文字，他認定這種文字是殷商之物。然而，在不惜重金收藏甲骨文，並對其進行了初步研究和斷代之後，王懿榮尚不及深入研究並留下相關著述，竟於翌年壯烈殉國。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五月，英、俄、美、意、日、德、奧等八國侵略軍2000餘人由英海軍中將西摩爾率領，在天津塘沽登陸，向北京進發。慈禧太後於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下詔書與八國聯軍宣戰。在慈禧太後宣戰前夕，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朝廷頒布上諭：著派兵部侍郎李端遇、王懿榮為京師團練大臣，辦理京師團練事宜。會同五城禦史，督率兵勇，嚴密稽查，加強巡邏，城門出入，要按時開閉，以保京城安定。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晨，日俄侵略軍進抵北京城下，向內城的東直門、朝陽門發動猛攻。義和團和部分清軍奮勇抵抗，打死、打傷300餘人。同日中午，英、美侵略軍抵達北京外城的廣渠門、東便門。由於此處守軍大多前往內城助戰，英、美軍乘虛攻入。是日晚，日、俄侵略軍也攻入北京。當夜，王懿榮聽到洋兵攻打東直門的槍聲，發願：“吾身渥受國恩，又膺備衛之責，今城破，義不可苟生。”次日晨，王懿榮獲悉慈禧太後率光緒帝及王公親貴已於當日早些時候向西出逃。於是，他寫下絕命書：“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於止之其所止，此為近之。”（絕命書為楷體，落款署名“京師團練大臣、國子監祭酒、南書房翰林王懿榮”，原件現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王懿榮寫罷，先後吞金、吞銅錢、服毒自殺。均未能速死，後於錫拉胡同寓所內，攜夫人謝氏、長媳張氏投井，自盡殉國，終年56歲。
王懿榮的人生及其甲骨文的發現史仿佛是一個關乎儒家與中國曆史的雙重隱喻。
寒窗苦讀、宦海沉浮。他於清光緒十年二月（1884年3月），倡議“安民必選察吏，治吏以廉為先”的政治清廉，連上《請複古本〈尚書〉附入〈十三經注疏〉與今本〈尚書〉並行疏》與《更定京員津貼銀兩名目疏》兩道奏疏，並在一世士風、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壇，一生清廉自守、以身作則；他關心黃河水利，於同年三月上《請速開馬頰分減黃流以弭東患而衛畿輔疏》，為主分憂，以民生為己任；清日甲午戰爭期間，任國子監祭酒的王懿榮憂心於抗日前線，主動奏請回籍辦理團練以保境安民；而庚子國變之時，他一介文官又出任京師團練大臣，最終攜親眷投井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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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一位來自福山的農民拿著一個聲稱從地裏刨出來的翡翠鼻煙壺走進煙台文物店收購部詢價。在農民走後，文物店的工作人員王書庭和張君佩覺得此事重大，便立即報告給了煙台博物館的史征夫、李經章和李步青。三人馬上想到了煙台福山是王懿榮的故裏，因此高度重視，並著手調查。原來，福山古現李家村在平墳整大寨田的時候，挖開了王懿榮次子王崇烈的墓穴。墓穴中，遺體的胸部放有一塊刻著四五十個字的“骨頭”，遺體手中抓著的則是這個翡翠鼻煙壺。而這正是王懿榮生前，慈禧太後賞賜給他的。
然而，村民並不知道那塊刻有文字的“骨頭”是珍貴的殷商甲骨，竟將骨頭當做“四舊”砸爛了，如今隻剩下這個珍貴的翡翠鼻煙壺，作為輾轉存世的王文敏公遺物，保存在煙台市博物館內。
王懿榮臨危受命，用生命踐行了儒家殺身成仁的至高理想。他生前深受光緒帝信任，於清光緒二十年（1894），被光緒帝親圈，出任起居注官（內廷侍從皇帝並掌管記錄皇帝言行的官員）。同時，他還深得慈禧太後寵信，慈禧太後賞賜給他的翡翠鼻煙壺至今還收藏於煙台市博物館。正如他的絕命詞中所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王懿榮的自殺“殉國”，其實並非偉大的殉國，而是高貴的殉君。
不論偉大的殉國，亦或是高貴的殉君，儒士王懿榮的死是晚清以來，開始在工業化、現代化的康莊大道上闊步向前的中國與舊世界決裂的時代寫照。儒家賴以承繼的根本是懷有道德理想的人與社會，而這一社會中的所謂精英士大夫階層無論從靈魂上還是從肉體上，都在一步步地走向死亡。與此同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社會秩序也同樣將在民主主義的西方秩序麵前轟然崩塌。以此為背景，對於王懿榮所發現的甲骨文以及甲骨文所記載的殷商曆史而言，這樣的改變都意味著，王懿榮之後的繼承者將根本不會懷有孔子及其門徒對“三代之英”的虔誠和憧憬，而是以一種客觀、懷疑的科學主義態度去理性地發現曆史。他們之所以能夠以同樣的理性麵對或豐滿又或骨感的曆史，是因為他們早已宣誓了與曆史和祖先的大決裂。而就王懿榮發現甲骨文的曆史而言，這又正好成了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古董行業在中國擁有悠久曆史，早在明洪武年間，曹昭便著有古董鑒定著作《格古要論》傳世，是為古董收藏界理論研究之濫觴。可見，古董行業與古董收藏、鑒定所誕生的時代將比這更早許多。而作為中國考古學的前身，古代研究青銅器和石刻碑碣的金石學則形成於北宋，早在趙明誠、李清照夫婦撰寫的《金石錄》中就已率先提出了金石學的概念。因此，自宋元明至晚清，由古董商人和金石學家構成的組合一直是古代中國“證經補史”的主要途徑。而自王懿榮發現甲骨文之後，自西學東漸、科學主義思潮傳入中國之後，以考古學為基礎的甲骨學和其它相關新興學科的形成終將徹底終結古董商加金石學的古老認知方式。這也注定了在儒士死後，現代知識分子將一把推翻儒家道德的曆史選擇標準，成為書寫殷商曆史的新史官。
[1]參見王宇信《關於殷墟甲骨文的發現》，《殷都學刊》1984年第4期；崔誌遠《關於殷墟甲骨文發現的通信》，《殷都學刊》198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