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 言
魏晉之際，中國社會經曆了一次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思想解放與文藝複興。而這次解放與複興所憑借的學術手段就是清談。研究中國中古時代的社會、政治、思想與學術，無論哪一方麵，都不能不涉及清談這個題目。它既引人入勝，又一向聚訟紛紜。它經常被研究者們提到，但對它的真麵目我們至今所知甚少。
第一個對魏晉清談進行界定並加以描述的學者是清朝乾嘉年間的趙翼（1727—1814）。趙翼在他的《廿二史劄記》中撰有“六朝清談之習”及“清談用麈尾”兩條，文字雖不滿兩千，但對清談的源流卻有頗完整的敘述，史書中有關清談事跡的記載他也大致上都提到了。
現代開始注意到魏晉清談並進行較為仔細的研究的是幾位日本學者。市村瓚次郎在1919年發表了《清談源流考》一文（《史學雜誌》，三〇卷四、五、六、九、一一號連載），直接繼承趙翼的工作，拓而廣之，補充了若幹史料。像王僧虔《誡子書》、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這些在後來的清談研究中常常用到的重要資料，都是他首次提出來的。市村的文章，今天看來，學術價值不算高，其中有不少可議的看法，如把清談定義為“清新奇警的談論”之類。但他是第一個用現代方法來研究魏晉清談的人，其發軔之功自不可沒。文中談到清談的語源及起源，清談與七賢、八達的關係，清談與佛教的關係，當時人反對清談的言行等等。觀點雖大可商榷，但至少是把問題提出來了。
1934年，另一位日本學者青木正兒發表《清談》一文（載《東洋思潮》，四卷），可說把魏晉清談的研究推進了一大步。青木的貢獻在強調清談與道家思想的關係，並據此將清談家分為名理派與道家派，道家派中又分為析玄派與放達派，再以此分派為脈絡來觀察魏晉間清談之發展，從而對《世說新語》中的清談資料做了第一次有係統的整理。青木認為魏晉清談源於東漢之人物批評（精確地說，這是青木的朋友岡崎文夫之說，參看青木原文），始於魏太和間荀粲之論“性與天道”，這一觀點後來也廣為學術界所接受。
1939年，市村的學生板野長八在《史學雜誌》五〇卷三號上發表了《清談的一種解釋》，糾正了他老師的一些錯誤看法。板野的最大貢獻在於搜羅了大量（幾乎是全部）含有“清談”一詞的原始資料，相當細致地探討了“清談”一詞的語源，指出“清談”一詞早期有基於儒家思想的正論，對哲理、學問的討論及超脫俗塵的談論等含義，並不指貶義的虛無放誕之論，清談同**也沒有必然的聯係。他還討論了清談、清議、清言的關係及清談詞義的變遷。
1946年，又一位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在《史林》三一卷一號上發表了一篇也題為《清談》的文章。他在前三人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魏晉清談是漢末清議之延續的觀點，說清談與清議本是一道的，後來才漸漸脫離（翼明按：板野已有此意）。他把魏晉名士分為清議派與清談派兩種，又把清談的發展分為黃金時代（正始，240—249）、白銀時代（七賢，250—264）、西晉［265—316，後來美國學者馬瑞誌（Richard B. Mather）代他稱為黃銅時代］、東晉（317—420，馬瑞誌代他稱為土泥時代）等四個階段，並說經由此四段之演變，清談逐漸與現實脫節而成為純理論的遊戲。宮崎清談出於清議及四階段分法，後來廣泛為中國學者及西方學者（如Richard B.Mather，étienne Balázs和Arthur Wright等人）所複述。
在這幾位日本學者的影響下，中國學術界也開始對魏晉清談產生興趣。20世紀三四十年代出了好幾篇討論清談的文章，其中比較重要，後來頗有影響的有以下數種：
（1）範壽康《魏晉的清談》（《武大文哲季刊》，五卷二期，1936年）；
（2）劉大傑《魏晉思想論》（上海，1939年），其中第七章為“魏晉時代的清談”；
（3）賀昌群《清談之起源》（《文史哲季刊》，一卷一期，1943年）；
（4）賀昌群《魏晉清談思想初論》（《圖書季刊》，新六卷一、二期，1945年）；
（5）唐長孺《清談與清議》（《申報·文史》，一、二期，1948年2月28日）；
（6）杜國庠《魏晉清談及其影響》（《新中華》，複刊六卷一一期，1948年）。
但是我不能不遺憾地指出，這幾篇論文，除賀昌群的《魏晉清談思想初論》自有新意（但賀文實際上是論魏晉思想而非論清談本身）外，其餘全是複述日本學者的觀點。
這些文章的功勞是引起了中國學術界對魏晉清談的注意。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學者對魏晉思潮及學術的研究漸漸多起來，其中不少同清談有直接的關係。例如陳寅恪對才性論、支湣度學說、陶淵明思想的研究，湯用彤對人物誌、言意之辨、王弼學說的研究，唐長孺對才性論、君父先後論的研究，牟宗三對魏晉名理的研究，餘英時對魏晉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的研究等等，都從不同的角度對魏晉清談的研究做出了貢獻。論清談的專文則有牟潤孫的《論魏晉以來之崇尚談辯及其影響》，發表於1965年，對清談的起源及其對後世學術的影響有許多簡要而精辟的見解。專書有何啟民的《魏晉思想與談風》。何書之主旨在說明魏晉思想與談論的關係，值得稱道的是他開始接觸到清談在形式方麵的一些問題。
70年代，台灣有兩位研究生，分別以魏晉清談為自己的論文題目。一位是林顯庭，他的碩士論文題為《魏晉清談及其玄理究要》，完成於1974年；另一位是林麗真，她的博士論文題為《魏晉清談主題之研究》，完成於1978年。二書都偏重於研究清談之內容，前者取材失之過窄，後者又嫌稍寬。林麗真的論文搜羅的材料相當豐富，書後並附有“魏晉談士傳略表”，顯然下過相當的功夫。
美國學者馬瑞誌六七十年致力於《世說新語》的英譯（全書已於1976年出版），除陸續發表了《文學》及《言語》篇的譯文（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64，No. 4；1971，No. 2）外，又於1964年發表了一篇專論清談的文章（《國際東方學者會議紀要》九冊）。此文不長，主要是舉例說明宮崎的四階段論，但他同時警告不要把各個階段做不適當的比較，揚此抑彼。他說四階段表麵上看起來是每下愈況，創造力越來越差，但實質上這是每種藝術形式都必經的曆程。他這種把清談視為一種藝術以及避免太多的價值判斷的看法是帶有啟發性的。
80年代似未見有分量的討論清談的文章或專書出現，但青年學者王葆玹的《正始玄學》（齊魯書社，濟南，1987年）一書值得我們注意。此書以“正始改製”為基本假設，對當時的玄學理論做了相當詳盡的考察，時有新見。這雖不是討論清談的專書，但因為正始是清談的成形期和第一個高峰，而玄學又是清談的主要內容，因而此書對研究魏晉清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是不言而喻的。例如書中有關本末體用之辨、性情之辨及才性之辨的分析對於我們研究清談的內容無疑有相當助益。
以上我簡略地回顧了迄今為止的魏晉清談研究，由於知見不廣，遺漏在所難免。以我的淺見，覺得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尚存在著如下的問題：
（1）至今沒有一本係統地從各方麵探討魏晉清談的專書，已有的幾本多偏重在清談的內容一點上；
（2）對於魏晉清談，至今沒有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定義，大家都討論魏晉清談，但是各人心目中的魏晉清談卻往往不是一回事；
（3）過多地強調魏晉清談同魏晉思潮、魏晉玄學的關係，有的研究者幹脆在二者之間畫上一個等號（例如杜國庠），好像清談本身不具備獨立的研究價值，結果許多論清談的文章實際上隻是論魏晉思潮而已；
（4）清談的某些方麵至今沒有觸及或很少觸及，例如清談的形式問題；
（5）清談中有些問題學術界公認已經解決，但其實並沒有弄清楚，一些被視為定論的觀點還可以研究，例如清談出於清議，清談一詞早期可以與清議互通，後來則專指玄談等等；
（6）關於清談的發展演變除了一些粗略的並不一定恰當的分段外，至今無人嚐試做更具體更細膩的描述；
（7）對清談與政治、社會的關係及清談的影響談得最多，而其中牽涉到太多的主觀判斷、意識形態的判斷及道德的判斷，連篇累牘，紛紛揚揚，而無益於學術研究。
筆者寫作此書的目的就是試圖對以上缺陷做一些彌補，甚望海內前輩方家給以指教。如能由此引起學術界對魏晉清談的進一步研究，則本書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全書分上、下兩篇。上篇三章，回答三個問題：（1）清談是什麽？（2）清談怎樣談？（3）清談談些什麽？可說是一個共時性的整體研究。下篇也分三章，分別描述清談的三個發展階段，可說是一個曆時性的分區研究。它也回答三個問題：（1）魏晉清談究竟經曆了一個怎樣的發展過程？有哪些興衰起落，波瀾變化？（2）這些興衰起落是怎樣造成的，同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有什麽關聯？（3）都是一些什麽人參加了魏晉清談的活動？他們各自扮演了什麽樣的角色？有什麽樣的表現？
至於清談的原始資料，則主要取諸劉義慶（403—444）的《世說新語》。《世說新語》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史書，但仍具有濃厚的曆史色彩。它是收集了當時人作的大量傳記資料而編纂成的，其中雖難免有傳聞失實、修飾潤色的地方，但有意作偽的成分則微乎其微。後來又經劉孝標（462—521）引經史雜著四百餘種，詩賦雜文七十餘種加以補充、訂正，可靠性就更增加了。美國學者馬瑞誌的《世說新語》英譯本（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d，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6）於《言語》五九條記“簡文帝登阼，熒惑複入太微事”，引用現代天文學的成果證實當時確實發生過那樣的行星運動（見該書正文59頁及引言14頁，並參考他1971年發表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上的《言語》篇譯注，見該雜誌九一卷二號251頁），是證明《世說新語》記事可靠的一個精彩例證。事實上，唐人修《晉書》就采用了此書的絕大部分資料。如果我們不相信這本書，那麽，在這個課題的研究上，也就沒有別的書更值得相信了。《世說新語》版本甚多，近來為此書作箋注的各家，如楊勇、徐震堮、餘嘉錫、馬瑞誌等，都采用數字分條的辦法，科學而方便，因此本書凡引用《世說新語》都寫上某篇第幾條，而不再注明頁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