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壯遊
老夫三十載,燕南趙北,漲海蠻天。
——《滿庭芳·村居》
這一時期,板橋除往來於興化、揚州賣畫以外,還常常到外地去遊覽。從前,他受著生活的羈絆,在興化、揚州、真州轉來轉去,也轉不出這塊狹窄的天地。對此,他頗感苦悶和淒涼。雍正元年(1723),板橋三十一歲時,友人顧萬峰赴山東常使君幕,他寫了兩闋《賀新郎》送行。在詞中,除了勉勵好友酬報知己、為民勤職外,還表示了自己不安於裏的情懷。如其一的前半闋雲:
擲帽悲歌起,歎當年父母生我,懸弧射矢。半世銷沉兒女態,羈絆難逾鄉裏。健羨爾蕭然攬轡,首路春風冰凍釋,泊馬頭浩渺黃河水,望不盡,洶洶勢。
於是,從三十二歲到三十五歲,板橋遊曆了廬山、長安、洛陽、鄴城、烏江,然後在北京住了相當長一段日子,後來又客居通州。至於板橋為什麽要進行這一番漫遊,我以為理由有兩個:其一,為了打開仕途的通路。在封建社會想要當官,首先要獲得一定的社會聲望,最好有大人物幫忙遊揚。這樣再通過科舉,才能較順利地得到官位。板橋《送都轉運盧公》雲:“吹噓更不勞前輩,從此江南一梗頑”,說明他還是知道“吹噓”之妙的。後來他的入仕,也還是得到了慎郡王的幫助。其二,遊曆是他的一大癖好。《板橋自敘》雲:“板橋非閉戶讀書者,長遊於古鬆、荒寺、平沙、遠水、峭壁、墟墓之間。”這當然也與他從事藝術、師法造化有關。
雍正二年(1724)初秋,鄭板橋第一次遠足,目的地是江西廬山。行前寫七律《感懷》:
新霜昨夜落梧楸,班馬蕭蕭賦遠遊。
半世文章雞肋味,一燈風雨雁聲秋。
乘槎東海濤方壯,射虎南山氣更遒。
顏白衰親闕甘旨,為兒猶補舊羊裘。
這首詩三、四句脫胎於楊萬裏《曉過皂口嶺》:“半世功名一雞肋,平生道路九羊腸。”板橋用“文章”替換了“功名”,明顯是未入仕時所作。雞肋者,指科舉一途,進取不易,舍棄又不能。五、六句語氣突變,用“乘槎浮海”和“射虎南山”的故事,綴以“濤方壯”“氣更遒”六字來寄托自己對這兩種人物的羨慕和讚頌。末兩句是說自己沒有“甘旨”奉養白發衰親,反而連累她為自己補衣,以委婉深情作結。
廬山,在江西九江之南,飛峙長江邊,緊傍鄱陽湖。相傳周朝有匡氏七兄弟上山修道,草廬為舍,故又名匡山,或匡廬。廬山多險絕勝景,瀑布更是名傳天下。其中仙人洞石鬆橫空,五老峰昂首天外,含鄱口勢吞滄海,大天池霞落雲飛,白鹿洞四山回合,玉淵潭驚波奔流,有“匡廬奇秀甲天下山”之稱。蘇東坡曾寫詩道:“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板橋來到這裏,對景揮毫,把蒼山、雲海、銀瀑、墨鬆盡收筆底。現存的板橋畫卷中,除《雙鬆圖》《甘菊穀泉圖》《南山鬆壽圖》等寥寥幾幅外,大多是蘭、竹、石。但是,我們就從這些僅存的圖卷中,也可以看出板橋對於山水畫的素養和功力。這當然得力於早年壯遊的“搜盡奇峰打腹稿”了。
廬山不僅奇岩綺麗,雲煙變幻,而且寺廟極盛。東漢明帝時,就是中國佛教中心之一,有三大名寺(西林、東林、大林),五大叢林(海會、秀峰、萬杉、棲賢、歸宗)。曆代釋道多前來叩拜。在這裏,板橋結識了無方上人。無方,江西人,後來北遊燕趙,曾在燕京西郊的甕山寺住錫。他的心胸異常寥廓淡泊,對任何世俗事務都無所掛牽。他的品德也很高潔,平常穿著補丁衣,說話充滿了禪機。“初識上人在西江,廬山細瀑鳴秋窗。”[33]板橋與無方上人是在“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這樣的人間仙境相逢的。他們的交誼很深。板橋曾為他畫竹畫蘭,十年後,即乾隆元年(1736),板橋還寫過《贈甕山無方上人二首》《甕山示無方上人》《懷無方上人》等詩歌,寄托其懷念傾慕之情。當時,他們遇到一位筆帖式(掌理翻譯滿、漢文書的小官)保祿。保祿贈聯雲:“西江馬大士,南國鄭都官。”將無方比作馬祖禪師(唐僧道一),把板橋比作唐代都官郎中鄭穀。鄭穀是唐末詩人,以《鷓鴣詩》得名,人稱“鄭鷓鴣”。唐末詩僧齊己讚他為“高名喧省闥,雅頌出吾唐”。因為板橋與之同姓,又在清新通俗上有相似之處,所以,他對保祿的比喻很滿意,以後就刻了“鷓鴣”“都官”兩印,常加鈐書畫。
這裏,順帶討論一下板橋是否遊曆過洞庭湖。因為《板橋詞鈔》中有八首《浪淘沙》詞,題為《和洪覺範瀟湘八景》,寫的是瀟湘夜雨、山市晴嵐、漁村夕照、煙寺晚鍾、遠浦歸帆、平沙落雁、洞庭秋月、江天暮雪等洞庭一帶的八景,所以有些人認為他於廬山之行中曾南下到過洞庭。我以為這種說法孤文單證,是不能成立的。第一,洪覺範是宋代僧人,他所作《瀟湘八景》後世代有賡和,很多人(如元代馬致遠等)都未到過沅湘而有和作,《瀟湘八景》已成為封建文人常用的詩詞套目,板橋此作當亦是這種文人遊戲。第二,還有人舉出板橋有詩《為黃陵廟女道士畫竹》,證明其到過洞庭。黃陵廟即二妃廟,本在湖南嶽陽。但前已指出,很多釋道都雲遊到廬山,無方上人與黃陵廟女道士均屬此類,不足以因此得出板橋到過洞庭的結論。第三,板橋沒有其他詩文記載或追憶曾到過沅湘。據上,我認為板橋廬山之行,廬山而已,沒有到過湖南。
遊覽廬山後,板橋又北上,遊覽了長安、洛陽、鄴城、烏江、易水。長安舊殿,西風陵闕,銅雀荒台,烏江濁浪……都強烈地撥動著他的心弦。在旅途中,板橋不僅飽覽了大好河山,驅散了心中積鬱,而且吊古抒懷,沉浸在曆史的驚濤駭浪之中。這些懷古之作,大都詞出己意,寄托遙深。有些詩如《銅雀台》還閃耀著人道主義的光芒。這次旅程是以燕京作結的。當時是雍正三年(1725),板橋三十三歲。他在燕京住了兩年多。
燕京,大清帝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這裏不僅有紅牆綠瓦砌成的紫禁城,而且街上到處都可見蒙古人、旗人、回族人、藏人和洋人。如果說揚州的景色是綺麗的話,那麽燕京的景色可用“壯闊”二字來概括。盧溝曉月、金台夕照、瓊島春陰、太液秋風、薊門煙樹、紫禁巍峨、居庸疊翠、西山晴雪……一切都顯得那麽典雅莊重,偉大開闊。這是錦繡中華的中心啊!它比揚州更能激起板橋的用世雄心。他熱切地向往著自己將來能做一個“京官”。
也許是由於好友李鱓的推薦,也許是揚州同鄉的傳揚,也許是他自己的不同流俗的氣質和帶有鮮明個性的字畫所具有的魅力,板橋在燕京是交遊廣泛的。他有時住在寺廟裏,有時住在朋友家中,除了和文士、畫師、和尚、歌伎來往外,還和羽林的禁衛、將軍的子弟遊玩。當然,賣畫仍是他謀生的主要手段。
燕京是整個大清帝國的縮影,聚集著利碌之徒和庸俗之輩。板橋的朋友杭世駿曾說:“自吾來京都,遍交賢豪長者,得以縱覽天下之士。大都章繪句,順以取寵者,趾相錯矣。其肯措意於當世之務、從容而度康濟之略者,蓋百不得一焉。”[34]這是杭世駿對燕京的觀感。無疑,板橋的看法是“英雄所見略同”的。但是,他性如烈火,沒有杭世駿那樣的涵養,就發而為“使酒罵座,目無卿相”了。此外,燕京是院畫的中心,程式化的“四王”畫風統治著畫壇,更容不得板橋那種歪脖子蹺腿的狂怪筆墨;加上經常與板橋一塊兒遊玩的那些禁衛軍官的子弟,因父兄出入宮廷、官場,對上層的黑暗,包括那些頭麵人物的醜聞穢行都有所了解,大家都風華正茂,攜手同遊時,每每放言高論,激濁揚清,臧否人物。這樣,板橋就招致了“狂名”,幹謁的門徑也就阻塞了。庸俗的社會風氣要把人的真摯的個性都磨去,這是使板橋最難堪的。他在《自遣》中憤激地抗議:“嗇彼豐茲信不移,我於困頓已無辭。束狂入世猶嫌放,學拙論文尚厭奇。”詩中說,我約束清狂的性格來對待世事,還被人嫌惡為“**”;我佯裝笨拙,不露聰明地評論文章,尚且被人厭棄為“新奇”。這當是對那些誣蔑之詞的還擊。阮元的《廣陵詩事》載板橋曾借韓愈解嘲的話,刻了一方印“動而得謗,名亦隨之”,亦可參證。板橋原有的尋求事業的雄心和熱情,被北京強勁的風沙吹得大減。這時,他對仕途表示灰心厭倦,寫下了著名的《燕京雜詩》:
不燒鉛汞不逃禪,不愛烏紗不要錢。
但願清秋長夏日,江湖常放米家船。
偶因煩熱便思家,千裏江南道路賒。
門外綠楊三十頃,西風吹滿白蓮花。
碧紗窗外綠芭蕉,書破繁陰坐寂寥。
小婦最憐消渴疾,玉盤紅顆進冰桃。
當然,憤激之詞並不說明板橋已絕意仕進;但是,他在這組詩中鮮明地表示了他的鄙棄和追求,表示了他對家鄉的思念,抒寫了閑居的情趣。正由於他不奉道,不信佛,不愛官,不要錢,所以追求高雅的精神生活。全詩寫得很瀟灑,又略帶自負。詩中出現的“小婦”,當是板橋在京的相好。惜無旁證,隻得存疑。
板橋第一次旅居燕京,四處碰壁。他既不善於“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討人家的殘羹剩炙;也不甘於默默無聞,布衣終世。在一片誹謗聲中,他思念水道彎彎的江南,思念荷紅藕碧的家鄉,思念倚門而望的妻兒。這時他寫的《花品跋》就帶著這種情緒的投影。跋甚短,茲錄如下:
仆江南逋客,塞北羈人。滿目風塵,何知花月;連宵夢寐,似越關河。金尊檀板,入疏籬密竹之間;畫舸銀箏,在綠若紅蕖之外。癡迷特甚,惆悵絕多。偶得烏絲,遂抄《花品》。行間字裏,一片鄉情;墨際毫端,幾多愁思。書非絕妙,贈之須得其人;意有堪傳,藏者須防其蠹。雍正三年十月十九日,板橋鄭燮書於燕京之憶花軒。
“衣裳檢點不如歸”,板橋終於踏上了南下的歸程。總結這次旅遊,板橋自己承認“落拓而歸”。
雍正五年(1727),板橋客於通州。通州轄境相當於現今的江蘇長江以北泰興、如皋以東地區,俗稱南通州。據《劉柳村冊子》,知板橋與通州李瞻雲及其父親有來往。
從雍正二年(1724)到雍正五年(1727),板橋的足跡來往於淮北江南、秦隴趙燕。遠遊使他的藝術得到了社會應有的認識和評價,遠遊使他交到了新的朋友,遠遊也使他增長了見識。他將所見所聞,結合學習經史的心得,對現實得出了更深刻的認識。這一時期,他寫出了《悍吏》《私刑惡》這樣切中時弊的力作。《私刑惡》揭露了胥吏用私刑逼“盜”追贓,並且牽連無辜的殘酷行徑。“本因凍餒迫為非,又值奸刁取自肥”,很客觀、真實地敘述了百姓被逼為“盜”的原因。對此,作者是滿懷同情的。但他對封建製度又有所回護,認為“官長或不知也”,表現了思想深處的矛盾。
如果說《私刑惡》還是借譴責曆史上的魏忠賢而針砭官吏私設公堂、迫害良民的罪行,《悍吏》則直接針對現實,寫出了階級對立的情況,思想意義是很深刻的:
縣官編丁著圖甲,悍吏入村捉鵝鴨。
縣官養老賜帛肉,悍吏沿村括稻穀。
豺狼到處無虛過,不斷人喉抉人目。
長官好善民已愁,況以不善司民牧。
山田苦旱生草菅,水田浪闊聲潺潺。
聖主深仁發天庾,悍吏貪勒為刁奸。
索逋洶洶虎而翼,叫呼楚撻無寧刻。
村中殺雞忙作食,前村後村已屏息。
嗚呼長吏定不知,知而故縱非人為!
這首詩,板橋選取了悍吏下鄉搜括的場麵來刻畫,揭露了悍吏殘酷壓榨百姓的罪惡,抨擊了縣官的偽善,代老百姓呼喊了痛苦,愛憎分明。尤其是他提出了“長官好善民已愁,況以不善司民牧”的觀點。他已猜測到,在當時的社會製度下,不管官吏是清還是貪,老百姓都不得安生。顯然,作者繼承了杜甫和白居易批判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這是極其可貴的。但是,板橋對“聖主”還抱有幻想,有意回護,又反映了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