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這本集子是近幾年發表的中篇小說的選集。想在後邊說幾句話。

之一：我已經寫了十幾年的小說，感覺小說越寫越難了。經濟大潮已經把小說推到了大眾生活的邊緣。如果說現在想找幾個能風雨不誤雷打不動的讀者，不會比找幾個認認真真的作家容易。總這麽想，就成了悲觀派。好在中國很大，有千分之一的讀者和萬分之一的作家，就是一個嚇人的數字。總這麽想，就是樂觀派。現在這麽多的刊物不都在活著嗎？於是常常提醒自己稍安匆躁。

但文學畢竟不似當年那樣熱鬧了。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轟動效應已經是一句扔進了曆史倉庫的老話。當年那些一哄而起的文友，現在已經一哄而散。忙掙錢的，忙做官的，都已經忙做一團了。堅持下來的，已經沒有幾個。也呈散兵遊勇狀態，且寫法各異，各樹旗幟，也都忙做一團了。道不同不相與謀者多，便淡了。偶爾見麵，也隻說些吃了、喝了、今天天氣之類的水話，都不再提小說。會也少，於是各自為戰。細想，寫作本是一種個體勞動。隻有關住門，自己苦苦用力，做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大功夫。

但我一直覺得小說並不是一種隻以遣詞造句為宗旨的勞動。有人說小說第一位的語言搞不好，就不是寫小說。也對。可細想也不大準確，小說還是讓人看的，如果隻強調語言和一些其他別的，而忽略了寫什麽，怎麽寫，那小說就不大好弄了。

小說第一要解決寫什麽。這是我多年的小說觀。這層意思說到底，還是要解決一個讀者的問題。讀者讀什麽小說？常常被小說家們忘記。忘記得久了，讀者們便失去了耐性，於是讀者就丟掉了小說家。在這個問題上，讀者總是贏家。

近年有一種觀點，是套用的一句商業用語：讀者是上帝。拋開一味應和的成分，我覺得這句話大概不錯。如果真是不顧讀者，讀者就真得不看，那寫書的和賣書的真就吃不上飯了。所以小說還是要關注讀者的。這決不是機會主義的理論。

現在的小說怎麽寫？有人說隨便寫。聽得很瀟灑，操作起來怕是不好辦。文以載道這句話是不是真的就那麽陳舊了？再有，小說要遠離政治真的就那麽真理？這兩個問題近年不怎麽爭論了，但是骨子裏邊還是在叫勁。有文友把一些貼近現實的小說看成了政治品，我不以為然。我們應該正視一種現象，一些貼近現實生活的小說，被讀者們看得很熱烈，而這種現象被許多文友解釋為讀者層次太低。如果這樣，小說就會被搬進象牙塔的。

隻要我們不閉上眼睛，我們就能看到我們的生活並不輕鬆，我們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市場經濟代替計劃經濟不是像聽通俗歌曲那樣讓人心曠神怡。它所帶來的震**，有時是驚世駭俗的。工人農民不比我們，他們現在幹得很累。我們應該把小說的聚焦對向他們。寫這些勞動者的生存狀態，調動我多年的生活積累，我覺得這應該是我的使命。守望相助，出入相扶。我很喜歡這兩句話。共同的中國，這更是一句讓人提神的口號。這一宗旨，應該是小說家們要記住的。

我從不反對別人寫曆史，寫未來，寫私人生活，但寫直麵人生的現實，也是更應該的。在這樣一個曆史轉軌期，個人的痛苦和歡樂，都不應該算做什麽，既使這種痛苦和歡樂再多再大，那也隻是你一個人的事情。這種事情會隨著你的消失而在這個地球上消失的。而社群的痛苦和歡樂，並不會隨著某個人的消失或者溜號而消滅，這應該叫做曆史。如果站在這個角度上講遠離政治，那就是遠離社群。這種小說隻能越寫越遠離讀者，隻能是形影隻單。也算是一道風景。但是，這樣的小說家不應該再在乎讀者，如果在乎那就是不講理。你已經不在乎別人了，幹嘛還要讓別人在乎你呢？

有人提出了小說的公民意識這個概念。我十分讚成。這就要求小說家從象牙塔中走向民間。我們不能僅僅把這個概念理解為又一種文學的個體試驗。

之二：讓我們退到問題的最初，小說首先是產生於民間的。其本身就帶有一種民間文化的特征。什麽時候小說走進了文人的象牙之塔，我搞不清楚。但是，隻要小說這種東西躲進去，就失去了為大眾代言的可能。而大眾也就會掉頭而去。失去了大眾的對應，作家們應該是很荒涼的。

一些經典作品往往開始時並非是經典，時間久了，便成了經典。無論是《紅樓夢》、《三國演義》。就算是《詩經》這樣越千年的精品，也大多是由民間的歌謠中記錄的。小說還不像詩詞散文。就小說的讀者麵來講，是應該更接近民眾的一種樣式。

小說要具有公民意識嗎？肯定要有。因此，公民意識進入小說，或者說小說進入大眾，對於當代中國文學和社會來說，應該是太陽光下麵的事情。小說應該是讀者和作家共同創作的。這是一句老調子，今天重新提起，是為了糾正我們過於的木訥或者頑固。對於小說家來說，今天的寫作，應該是出於對當下的曆史和生活的敏捷的應對。小說應該成為公民生活中的一部分。

與之相反的一種觀點，小說不應該在乎部分讀者。其實這是一句沒用的廢話。任何一種小說都是有一部分讀者喜歡，另一部分讀者不喜歡的。的確，有些小說是為專家研究而寫的，有人自費印刷的集子，就印十幾本贈送親友，你能說人家什麽，盡管這也是一種傳播方式。但我們已經不能苛求其他的公民閱讀範圍的廣闊性，其本身就是一種反小說的作法，已經不在小說創作研究領域裏了。但是我聽到已經有人把這句話簡略為“小說可以犧牲讀者”了，這就很不講道理了。如果我們堅持這種創作原則，那麽我們的小說沒有大眾去讀，就是活該的事情。還是那句話，你不在乎讀者，還能要求人家在乎你嗎？有時小說家像一群淘氣的孩子，玩得太久了，走得太遠了，以至喪失了歸路。可以說，文學搞成現在這種灰頭土臉的樣子，文學期刊賣不出去，作家們是很尷尬的。如果硬起頭皮繼續叫勁，仍然不管不顧地一味玩下去，試驗下去，那我們就隻能輸到底了。

板凳要坐十年冷。這是做學問的一句名言。這句話的核心，大概是指學問的嚴肅性。小說也應該是一種學問。嚴肅往往跟沉重扭結在一起，我反對把小說搞成插花藝術（可以有一類小說是插花藝術，而這類小說絕不能太多，它隻是給抱著叭兒，喝著滋補品的閑人們看的）。小說應該是野生的，野生的才有地氣。沒有地氣的小說隻能是擺設。民間需要小說的藝術啟蒙，而小說家則需要民間的生活啟蒙。小說招來民間的關注，民間支撐著小說創作。如果我們真正失去了對公民生活的關注，小說就像失血的紙人一樣。小說應該是一種公共話語，應該以公共話語發言，這是對公眾的尊重。如果我們下決心讓讀者費勁，讀者一定不再廢勁了。其實這隻是一層窗戶紙，誰都可以捅破的。

小說家要學會抵抗。盡管這是一種沒有什麽輸贏的抵抗。麵對一片躲避民間的狂歡笑語中，我們要有自己的應對。

熱熱鬧鬧的九十年代已經過半了，文學界到底高揚起過多少麵旗幟？恐怕一時難以說清，但是被讀者記住的有多少呢？這種情況是應該讓作家們深思的。我曾亮明過自己的小說觀念：小說要與大眾接軌。此種意見招來許多白眼。但我還是要提醒諸位同仁，不論我們在小說的創作上變換什麽樣的把戲，讀者總是贏家。小說家們要永遠記住讀者。

之三：小說怎麽寫？什麽叫形而上？

前一個問題不好回答。各莊的地道都有許多高招。高家莊的地道裏能盛多少水？李家莊的地道能盛多少水？這都是屬於各自的事。不好細問。現在都市場經濟了，這類問題怕也是屬於商業秘密。

後一個問題更不好回答，但硬起頭皮也要回答一下了。這些日子好多人總在問：談歌，你們那種小說裏，形而上的東西是什麽？常常問得我張口結舌，挺狼狽的樣子，讓人感覺談歌發傻。

其實這裏扯到了一個對文學標準的認識。這是一個挺亂的狗扯羊皮的理論問題，怎麽扯也扯不大明白的。寫現實往往被人誤解為功利，逃避現實往往被理解為超越與永恒。小說的樣式不同會帶來閱讀和評判的差異。但是我們不會傻乎乎地在“純文學”這棵樹上吊死。哪一種小說是純粹的“純小說”的正宗？誰用尺子量過？還要問這是誰家的尺子？公證過嗎？用這樣的尺子會造成尷尬，既是讀者的，更是作家的。

一味強調小說的哲學性好不好。這個口號喊得時間太久了，容易誤導作家。我覺得小說首先是小說，其次才是別的什麽。寫得比哲學家還高深，是不是種別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有搶別人飯碗之嫌，且不說你搶得過搶不過那些學富五車的老先生們。現在有人固執地要打倒小說的“故事”。我怎麽也弄不明白，小說沒有了故事還算是小說嗎？提倡小說家學者化，還講得過去，發展到提倡小說學者化就荒謬了。老百姓管故作高深叫作裝蒜。說到底，小說是一種大眾藝術，不是大眾哲學。

之四：全部的問題都在於而且僅僅在於：誰來仲裁？由誰來判定一部小說是純文學還是非純文學？讀者還是作家？事實是往往說不到一起。小說界定上的所有的麻煩概出於此。於是就有了“圈子”。往往這種圈子是屬於“白領”的，腳上有牛屎的人是進不來的。所謂卑賤者最愚蠢，高貴者最聰明。但是這種圈子大都是自己哄著自己高興。

我們可以幹預讀者，但不能控製讀者。讀者想看什麽你寫什麽當然不對，你寫什麽讀者看什麽更是夢話。當文學期刊訂數下降，消閑讀物潮水一樣湧來，作家們忙著給報紙寫專欄時，的確是一個艱難的有傷純文學尊嚴的尷尬。

是誰控製誰？

小說既要寫得“純”，又要寫給讀者，這兩者在理論上是一致的，而這中間卻存在著巨大的距離。所有的小說家們都在做這兩件事，也僅僅是在做這兩件事。不要總是硬著頭皮說不在乎讀者，如果某一天，讀者們惡作劇似地相互約好了，一本小說也不看了，齊著心要跟純文學別扭別扭，那我們真就丟了飯碗，真就成了小醜。隻要印成書的小說後邊有定價，讀者就會控製作家。

讀者是小說家們的衣食父母，我們切不要忘記。

以上隻是談歌的一家之言。

談歌

1996年11月於保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