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的雄雞剛剛引頸高唱，漆黑的夜，天還沒有破曉，各界人民就相繼起床，一個個身著節日的盛裝，有的小聲哼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有的小聲而又莊嚴地唱著代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從四麵八方擁向天安門，慶祝中華民族揚眉吐氣的日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然而，中南海的黎明卻是那樣的寧靜：一個個四合院仍在熟睡，似乎空中還能聽到飄遊的細細的鼾聲，就說岸邊、草叢中爭鳴的蟲聲，也成了一首天然的送走夜時的晨曲；舉目望去，一個個衛兵一動不動地站在規定的位置上，無聲地注視著四周的動靜，護衛著中南海的安寧。有頃，棲息在樹上的鳥兒醒來了，它們在樹枝上又唱又跳，打破了中南海那獨有的祥和與平靜。衛兵們聽後習慣地皺起了眉頭，小聲地轟著樹上喳喳鳴叫的鳥兒；這鳥兒也似乎習慣了，不僅不展翅飛去，反而像是存心和衛兵們過不去似的，有意站在枝頭，挑逗性地加大了鳴叫的聲音，氣得衛兵隻好像往常那樣怨聲自語：“不懂人性的東西！首長屋裏的燈光才熄滅一會兒……”接著，他又下意識地朝著豐澤園看了一眼。
豐澤園位於南海北岸的西側，是一座很大的供皇室居住的古老的建築群。這座整體的建築群落，由一些井然有序的較小的庭院組成。留意察看這建築群體的風格，依然是那種傳統的各有天地、別有風趣京城王府中常見的那種多進的四合院。它始建於何年何月？是明代還是清朝甚至是兩代相襲而建？已經無從稽考。後人走到豐澤園大門前，最感興趣的，一是那座楠木大門，再是門額的上方掛著的那塊大匾，上書“豐澤園”三個大字。有人說是出自乾隆之手，有人說是某禦用文人代筆，但是筆者相信，在匾上方雕刻的那四四方方的禦印恐怕是真的，因為誰敢在等級森嚴的皇室禁地偽造乾隆爺的禦印呢？要知道禦用文人最喜歡的是溜須拍馬，最怕的是坐牢殺頭。說來也很有趣，從乾隆到袁世凱，從北洋政府曆任總統到中華民國的末代“總統”李宗仁，豐澤園裏主人換了又換，既沒有給“豐澤園”增加什麽光彩，也沒有在我國近代史上留下什麽可足以作為紀念的痕跡。然而到了一九四九年九月，由於毛澤東入住豐澤園中的菊香書屋，這裏始變成了新中國的政治重心。
隨著曆史的推演，很多人又把毛澤東的名字與“豐澤園”聯係起來，並注入了某種迷信色彩。有人說，毛澤東的名字寓意著恩澤東方的意思，所以他自應成為東方的救星；也有人說，毛澤東隻有進駐享有豐厚恩澤之地的豐澤園，才能成為中華民族真正的領袖，等等。就說原毛澤東的保健大夫王鶴濱吧，就公開著書把毛澤東和豐澤園聯係起來。他認為，毛澤東，字潤之，澤和潤又是同義字，再加之自古就有“澤潤生民”之說，這不僅含蓄地表達了毛澤東的治國之道，同時也與他提出的“為人民服務”有著內在的因襲聯係。但是，曆史的真實是：周恩來進駐中南海之後，豐澤園是他的臨時下榻之處。就在毛澤東決定搬進中南海之前，細心而周到的周恩來查看了有關的住地，認為豐澤園中菊香書屋的條件比較好，主動請毛澤東入住豐澤園，而自己搬到西花廳去居住和辦公。因此，這一搬和一進，體現了周恩來的為人以及對毛澤東的尊重。
時人與後人都知道毛澤東住在豐澤園中的菊香書屋。但是，去過豐澤園的人都知道：菊香書屋是一個通稱，並不是毛澤東真正下榻辦公的地方。走進懸掛“菊香書屋”的房子，是一座南北向的、長方形的四合院，有北房、南房和東、西廂房。北房一明兩暗，門上掛有一塊“紫雲軒”匾額，對著屋門的堂屋就是過廳，東邊兩間是打通的，這裏才是毛澤東真正的住所。西側的兩間有山牆相隔，靠近堂屋的是江青的臥室，不過她很少在此下榻。西側裏間與西廂房相通，是毛澤東的藏書之所，他在這裏汲取了知識的力量。
毛澤東是很不情願地搬進中南海的。那時，他的理由很簡單：他不當李自成，不住皇帝住過的地方。然而，當他一旦搬進豐澤園中的菊香書屋之後，他和身邊的工作人員都不適應這裏的環境。當年，他在延安或西柏坡的時候，住在一個小小的院子裏，無論是窯洞還是房間都不大，和其他領導人接觸十分方便，甚至在院子裏喊一聲就行了。如今住的是深宅大院，各種規矩多得不得了，他想見誰以及誰想見他，都需要經過幾道關卡。因此，毛澤東的活動範圍除去參加大型會議或外出視察以外，基本上就是在菊香書屋的周圍；他所接觸的人也就是朝夕相見的衛士、警衛和秘書。誠如他的衛士所回憶的那樣，毛澤東想出中南海，必須報告汪東興、葉子龍等，公安部要派人保衛。如果離京必須報告楊尚昆、羅瑞卿以及鐵道部長，他們要跟隨。毛澤東的行動，要由這些不同層次的人掌握，有時還要聽這些人安排和指揮。可以想見，這對生長在農村且又長年轉戰在大江南北的毛澤東而言是痛苦的！最起碼他也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就是當人民的領袖也是沒有多少自由的。事實上毛澤東搬進中南海沒有住上幾天，他就憋得實在受不了啦！
一天，他突然來到衛士李家驥的身邊，說道：“小李，我倆去郊區。”
“不敢，有危險。我擔不了這個責任。”小李答說。
“不用怕，我突然出去，他們不知道。我不相信壞人耳朵就那麽靈，現在我們馬上走。”
毛澤東想借用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兵法“衝出”這座戒備森嚴的中南海，到郊區看看與他同命運、共呼吸的農民。作為衛士，小李既不敢違反中南海裏的規矩，又不敢和全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對抗，怎麽辦？隻好為難地解釋道：“主席，我和你不一樣，我必須執行給我規定的紀律，不然，我的領導要批評、處分我的。”
對此，毛澤東能說些什麽呢？唯有長長地歎了一口氣。他沉吟片時，說道：“這個規定沒有錯，但把我和群眾隔開不行啊！我見不到群眾就憋得發慌。我是共產黨的主席，人民的領袖，見不到他們還算什麽主席，還算什麽領袖。我們共產黨人，我們各級領導是魚，人民群眾是水，魚離不開水，離開水魚就渴死。”
毛澤東或許想得太多了，抑或是他那天生的個性受到了前所未有過的壓抑，又感慨地說：“我見到群眾，和他們嘮嗑，不僅是工作而且是一種享受啊！不知你們是不是理解我的心情。唉，我這個主席不如你們好，我沒有自由啊！”
這就是毛澤東入住中南海後的真實寫照。實事求是地說，他這種在革命中與人民群眾結下的魚水之情，直到他駕鶴西去都常駐在他的心中！
話再說回來，毛澤東在二十多年的戰爭生涯中，養成了與戰爭有關的生活規律：一般人是夜間睡覺，白天工作；毛澤東卻習慣於夜間工作，白天睡覺。他的衛士回憶道：別人的中午是他的早晨，別人的下午是他的中午，別人的晚上是他的下午，如此循環，總是跟別人差出半天。按照這種生活規律分析，毛澤東於九月三十日夜以及十月一日淩晨是沒有休息的。但是，毛澤東這次徹夜未眠恐怕還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在十月一日舉行開國大典！
毛澤東是一代詩人，不知為什麽在這樣有意義的夜裏沒有寫出一首千古絕唱。對此，筆者隻有一個結論：毛澤東在這個通宵未眠的夜裏，他依然沒有化作一位浮想聯翩的浪漫詩人。相反，他還是作為一代政治大家在思索過去甚至更多地在籌謀新中國的未來！曆史沒有留下他在這個不眠之夜的筆跡，也沒有任何貼身的衛士記錄下他處理過哪些國家大事。但是，筆者可以大膽地設想：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度過的最為激動的一個通宵！
晨曦迎來了十月一日的黎明，橘色的朝暾漸漸地塗抹著菊香書屋的木窗。毛澤東雖然像往日那樣又倒在了**，但是他還是沒有一點困意，從他那亢奮的表情可知，他絕不是受著那特殊的生活規律的驅使，而是為了完成就要舉行的開國大典的重任所為之。因此，他的衛士曾說過：“主席躺下了，但不一定很快就睡著，再等等看。”
太陽已經轉過正南方，時針也指向下午一時，僅僅躺了幾小時但不一定入睡的毛澤東終於起床了！他今天的精神分外地好，很是高興地說道：“給我拿禮服來！”接著，他在衛士的幫助下穿上了黃色的呢子禮服。從他的表情分析，他對這身黃色的呢子禮服還是滿意的。
說到這身黃呢子禮服，它的料子是美國產的將校呢，是請京城有名的服裝專家王子清親手裁做的。衛士們看到毛澤東穿上這套禮服，更加威風凜凜、器宇軒昂。然而再仔細一看，禮服裏麵穿的仍然是那件補了多次的襯衣。對此，他們不得不發出這樣的感歎：“毛主席就是這樣一個人，衣著隨便，十分簡樸。有時為了禮節也不得不簡單修飾，但那隻是外表，內裏絕不改變。”毛澤東吃飯是很快的，一直保持著軍人的作風，端起飯碗，呼呼啦啦，不到十分鍾，碗筷一放，興衝衝地又朝辦公室走去。就要到兩點了，毛澤東起身趕到勤政殿，主持召開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會議。
這是開國大典前舉行的一次重要會議。毛澤東作為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以及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和全體委員宣布就職。會議一致決議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針，並選舉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沈鈞儒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羅榮桓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並責成他們從速組成政府機構，執行各項政府工作。會議總共進行四十多分鍾，整個氣氛嚴肅而又興奮。交談中，毛澤東風趣且又十分感慨地講：“我們打了幾十年的疲勞戰，打出來了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是建國的第一天，又是一個疲勞戰了。我沒睡幾個小時，到天安門上還要站幾個小時。看來咱們的命運就是打疲勞戰吧！”
與會的代表相互談了幾分鍾，周恩來看了看手表，時針和分針指向兩時五十分，他站起身來，大聲說道：“時間到了，請大家起身參加大典！”
毛澤東和與會的代表相繼走出勤政殿，在門口登上各自的轎車，結隊駛向天安門。
那時，北京剛剛解放不久，不僅蔣介石的飛機有隨時飛臨古都上空的可能，而且大量潛伏的特務時常出沒於群眾之中。為了確保開國大典的安全，毛澤東與周恩來等有關的負責同誌經過縝密的研究，認為敵人在舟山群島以南的飛機，不會在下午起飛北來，因為他們在完成轟炸北京的任務之後難以飛回基地，遂決定開國大典定在下午三時。同時，為了確保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安全，保證參加慶典的首都三十萬群眾不出任何問題，周恩來和羅瑞卿、李克農等開過多次會議，並采取了各種安全措施，做到了萬無一失。就說毛澤東從中南海到天安門的路線，周恩來在召開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會議之前都親自做了安全檢查。對此，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在私下稱讚：“周副主席是大公安部長！”
在毛澤東、周恩來等的心目中，天安門廣場是中國近代革命的策源地。在這裏不僅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而且也灑下了被北洋政府、日本軍國主義以及國民黨反動派鎮壓的革命群眾的熱血。那時，他們尤其是周恩來僅僅是作為天津的學生領袖來到天安門廣場，為中華民族的新生呐喊。然而今天，他們卻作為創建新中國的領袖登上了天安門，那種特有的自豪感是時人乃至於後人所難以理解的！
今天的天安門城樓修繕一新，以全新的麵貌迎接新中國的主人的到來。當毛澤東健步登上天安門城樓之後，映入他眼簾的是懸掛在城樓兩邊的那八盞大紅的宮燈，顯得既威嚴又壯觀；當他再微然翹首眺望，看見城樓重簷中間掛著一條醒目的橫幅，上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遂又自信地點了點頭，似乎是在說：我們終於迎來了這一天！……
是啊！世人皆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來之不易。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也是經過爭論才得來的。對此，童小鵬作了回憶：
對於國號，早有不同的意見，有的說簡稱“中華民國”，有的說“中華人民民主國”，有的說“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張奚若先生說不如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林伯渠在這一天特地柬請了辛亥革命時期的前輩二三十人到東交民巷六國飯店座談，大多數主張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辛亥革命歸隱三十八年、平生不寫“民國”名稱的前清進士周致祥，就主張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僑領司徒美堂說：“我堅決主張光明正大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末翰林陳叔通和民盟主席張瀾、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等也持此議。最後，政協全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
下午三時整，毛澤東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從天安門城樓休息廳走出，相繼站在城樓前沿各自的位置上。毛澤東放眼望去，廣場中的三十萬歡慶開國大典的群眾人頭攢動，紅旗林立，一種說不出的情潮打心底油然而生。啊！這就是新中國的象征，這就是站起來的中華民族的代表。恰在這時，早已準備好的廣播員通過擴音器激動地向人們報告：“毛澤東主席和中央領導人已經登上了天安門！”猝然間，偌大的天安門廣場掌聲雷動、歡聲如潮，“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聲此起彼伏，聲震天空。站在天安門城樓正中央的毛澤東望著這歡騰的人群，聽著這發自肺腑的歡呼，他情不自禁地揮動著他那寬大的右手，由衷地喊著“人民萬歲！”……
歡騰的天安門廣場終於平靜下來，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宣布“開國大典現在開始”以後，緊接著又大聲說道：
“升旗！奏國歌！”
根據大會的議程，毛澤東伸出右手，鄭重地按下了升旗的電鈕。與此同時，指揮家羅浪揮動了手中的指揮棒，龐大的軍樂隊奏響了代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一百零八門禮炮分為兩組，每組五十四門，一共放了象征中國共產黨勝利走過二十八年的二十八響禮炮。在這期間，從毛澤東到每一位參加國慶大典的群眾的目光，都一齊投向那麵冉冉升起的五星紅旗……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是由上海曾聯鬆設計並經第一屆政協大會通過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天安門廣場升起的第一麵五星紅旗是出自何人之手。據史記載，是美術供應社女工趙文瑞在兩天內趕縫出來的。那天，正好趕在九月三十日下午政協第一次會議開會的時候，在懷仁堂的會場上展現了這麵五星紅旗，博得了與會者一致的掌聲。是日夜，又把這麵五星紅旗送到天安門廣場，掛在旗杆上。由趙文瑞親自縫製的第一麵五星紅旗，在隆隆的禮炮聲和軍樂高奏的代國歌聲中，第一次冉冉升起在這二十二米高的銀灰色的旗杆上。
升旗儀式結束之後，林伯渠走到麥克風前大聲宣布：
“第二項議程，由毛澤東主席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宣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是一份由毛澤東親自起草的極其重要的曆史文獻。再者，由於毛澤東在十月一日宣讀的公告文本與第二天刊在《人民日報》上的有所不同，為說明這其中的原委，現把刊在《人民日報》上的公告全文錄在下邊：
自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府背叛祖國，勾結帝國主義，發動反革命戰爭以來，全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情況之中。幸賴我人民解放軍在全國人民援助下，為保衛祖國的領土主權，為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爭取人民的權利，奮不顧身，英勇作戰，得以消滅反動軍隊，推翻國民政府的反動統治。現在人民解放戰爭業已取得基本的勝利，全國大多數人民業已獲得解放。在此基礎之上，由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業已集會，代表全國人民的意誌，製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了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陳毅、賀龍、李立三、林伯渠、葉劍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懷、劉伯承、吳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聶榮臻、周恩來、董必武、賽福鼎、饒漱石、陳嘉庚、羅榮桓、鄧子恢、烏蘭夫、徐特立、蔡暢、劉格平、馬寅初、陳雲、康生、林楓、馬敘倫、郭沫若、張雲逸、鄧小平、高崇民、沈鈞儒、沈雁冰、陳叔通、司徒美堂、李錫九、黃炎培、蔡廷鍇、習仲勳、彭澤民、張治中、傅作義、李燭塵、李章達、章伯鈞、程潛、張奚若、陳銘樞、譚平山、張難先、柳亞子、張東蓀、龍雲為委員，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決定北京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於本日在首都就職，一致決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本政府的施政方針，互選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沈鈞儒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羅榮桓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檢察署檢察長，並責成他們從速組成各項政府機關，推行各項政府工作。同時決議：向各國政府宣布，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特此公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宣讀的文本，沒有上述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名單。當時，站在天安門上的張治中先生當即向毛澤東建議：在正式發表這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時候，希望加上全體委員的名單，對內或對外都會產生很大的政治影響。當時，毛澤東接受了張治中委員的建議，請人用鉛筆抄寫了一份中央人民政府全體委員的名單，貼在印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後邊，親自批了四個字：照此發表。署名毛澤東。接著，他又請人找來了時在《人民日報》工作的李普，把貼有名單的公告交到李普的手裏，十分鄭重地說，“你要小心這張紙條，千萬不要弄丟了。照此發表，不要漏掉了”。
第二天，《人民日報》就發表了上述那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這份公告發表之後，正如張治中先生所預測的那樣，在國內和國外尤其是在尚未解放的國民黨統治地區產生了極大的政治影響，加速了國民黨軍隊的崩潰，促進了國民黨中尚在猶豫的黨政官員棄暗投明。自然，也就等於推進了全國的解放！
事後追論：毛澤東是何等的民主啊！他能獲得黨內黨外人士一致的擁護，並被黨內、黨外一致推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這種從諫如流的民主作風的必然！
毛澤東在宣讀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之後，又莊嚴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這句話長久地回**在神州大地，永駐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
後人由上麵這句話可知，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天安門上莊嚴宣告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當天《人民日報》發表的消息的標題也赫然寫道：“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今日在首都隆重舉行。”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到底是在哪一天宣告成立的呢？據史記載：是在九月二十一日。這天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懷仁堂召開的日子，毛澤東在開幕式上發表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重要講演。就在毛澤東發言結束的時候，他帶頭高呼了幾個口號，其中一個就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當天，新華社發出的電訊原文是：“中國人民所渴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盛典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已於今日下午七時半在北平開幕。”翌日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的標題是：《舊中國滅亡了，新中國誕生了！》都可以佐證九月二十一日是新中國的誕生日。但是，為什麽後來又把十月一日當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日呢？對此，童小鵬在回憶錄中講：
十月一日成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法定的國慶日，是當年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決議規定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於十月九日下午三時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這次會議。患病缺席的馬敘倫委員托許廣平委員向會議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應有國慶日。希望本會決定把十月一日定為國慶日。”毛主席說：“我們應作一提案，向政府建議，由政府決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決議，規定每年十月一日為國慶日，並以這一天作為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日子。
毛澤東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之後，林伯渠激動地宣布：“閱兵開始！”接著，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站在麥克風前邊下達閱兵令，旋即又在閱兵總指揮聶榮臻將軍的陪同下，乘敞篷車開始檢閱陸海空三軍。因此，昔日屠殺革命群眾的天安門廣場，由東而西相繼走過了接受檢閱的人民解放軍不同兵種的方隊。
毛澤東不僅是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而且與人民的軍隊結下了深厚的情感。他清楚在開國大典閱兵的特殊意義，事前對閱兵工作作出指示：“我們曆來主張慎重初戰，這次閱兵也是初戰。開國第一次嘛，告訴同誌們，一定要搞好，不許搞壞。”軍樂隊奏響了《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受閱的部隊一字排開，邁著整齊的步伐通過天安門。在口令的指揮下，接受檢閱的部隊麵向主席台，向毛澤東以及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行注目禮。這時的毛澤東會想起什麽呢？他人無從知曉，隻見他緩緩地舉起了右手，向著三軍指戰員揮手致意。有頃，天空傳來了隆隆的飛機馬達聲，毛澤東禁不住地揚起頭，看著那結隊飛過的戰鷹，他那嚴肅的表情似乎是在說：我們一定會有自己的空軍！我們一定會實現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
閱兵結束之後，林伯渠又大聲宣布：“群眾遊行開始！”對此，跟隨毛澤東參加開國大典的衛士李家驥作了回憶：
遊行隊伍群情激奮，熱情洋溢。當人流來到天安門城樓時，人們不自覺地放慢了腳步，向天安門城樓翹望，想看清楚一點，想多看幾眼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雖然播音員齊越、丁一嵐勸說、指揮遊行群眾按規定通過天安門，但無濟於事。人群是在後浪推前浪作用下流動的。
這時的毛主席笑容滿麵，神采奕奕，和遊行群眾目光相對，表情、動作配合協調，就像兩個人對麵交流一樣。毛主席時而揮手時而鼓掌。當工人群眾隊伍過來時，毛主席麵對工人的熱烈歡呼，通過擴音器高呼：“工人同誌們萬歲！”當農民群眾隊伍過來時，他又高呼“農民同誌們萬歲”！而每當廣場上的群眾聽到毛澤東的聲音時，更加熱烈地鼓掌歡呼：“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聲浪一陣高過一陣。就是這樣不知有多少個來回，台上的毛主席和廣場上的廣大群眾思想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站了整整三個小時，他再次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同是這些可愛的人民，昔日他們可以為自由、為民主在天安門前呐喊；而今天，他們又是如此忘情地為自己的領袖歡呼！啊，這不正好應了“水可載舟也可覆舟”的老話了嘛！
是日**，毛澤東不顧下午的勞累，再次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煙火。當廣場上狂歡的群眾發現毛澤東以後，城樓和廣場再次展現出下午遊行時的激動場麵。他的女兒高興地對他說：“爸爸，人民群眾喊你萬歲，你喊人民萬歲，真有意思！”他非常激動地說：“這樣才對得起人民啊！……”
或許是十月一日太令毛澤東興奮了，他徹夜未眠，忽而隔窗望著夜空沉思，忽而重讀他讀過多遍的《史記》。他到底在想些什麽呢？筆者認為他和衛士李家驥如下的對話，正好道出了他徹夜思索的核心：
“家驥，你看今天開國大典搞得怎樣！”
“太好了，太令人興奮了。”
“是啊！”毛主席頗有感慨，又像對我說又像自言自語地接著說，“我們用了二十八年辦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說頭上的問題解決了，看來下一步要解決腳下的問題了。解決腳下的問題任務很重，建設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要花更大的氣力，你說對不對？”……
是啊！毛澤東是在為解決腳下的問題而睡不著覺……
毛澤東自十月一日起，由原來意義上的人民領袖變成了新中國的主席。用老百姓的話說：毛主席是咱人民真正的當家人。
毛澤東是來自人民中的領袖，他自然會經常想到“當家方知柴米貴”這句諺語。如前文所述，當他從歡慶開國大典的**中平靜下來以後，想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們用了二十八年辦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頭上的問題解決了，看來下一步要解決腳下的問題了。”同時，他還明確地指出“解決腳下的問題任務很重”。換言之，他這個新中國的當家人，必須解決這個任務很重的“腳下的問題”。為此，他通宵沒有合眼。
毛澤東作為一代鑒古知今的大政治家，非常熟悉“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難”這句古訓。這就是他為什麽要求全黨學習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自己再三聲言不當李自成的所在。為此，他還向全黨發出號召：“過去的工作隻不過是像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也許是毛澤東深知“坐天下”有多麽難了，就在十月一日的深夜裏，他再次讀起了太史公的《史記》，想從古往今來的帝王的成敗得失中能感悟出些什麽！
萬事開頭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步將從何處邁出呢？毛澤東認為是建立政權，組建新中國的政府機關。雖說毛澤東在親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並責成他們從速組成各級政府機關，推行各項政府工作。但是，有關政務院主要成員的組成以及施政大計，依然是在毛澤東主持下，由五大書記共同商定的。因此，毛澤東於十月一日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十多天中，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選賢任能、把政務院組成一個為各方接受的班子方麵。
十月初的一天，他正在對著政務院委員會的名單出神，秘書小聲報告說：“主席，周總理到了。”
毛澤東聽後一怔，下意識地自語了一句“周總理……”他抬頭一看，隻見周恩來拿著一遝文件走進屋來，忙笑著說：“對，對！是周總理到了，請坐，周總理。”
周恩來一聽毛澤東的話音，再一看毛澤東的表情，邊落座邊笑著說：“主席，你叫我總理，不順口；我聽著，也不順耳，還是叫我恩來吧！”
“那可不行！”毛澤東斷然地答道，“我們搞了二十八年革命，不就是希望有自己的政權嗎？不順口，也得叫；不順耳，也得聽。一句話，從現在起，你就是全國人民的周總理了！”
對此，周恩來還能說些什麽呢？他隻好謙虛地表態：“主席，我希望努力工作，不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盡量當好這個總理。”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毛澤東深深地吸了一口煙，換了一種口氣，“日前，一位朋友對我說，我們選的總理姓周，他一定是人民信任的、周到的總理”。毛澤東看了看周恩來那有些不太自然的表情，遂又深沉地說道，“我們家鄉有一句老話，當家人一睜眼，就要考慮油鹽醬醋茶五件事；我們這些新中國的當家人，一睜眼就得考慮內政、外交這兩件大事。現在呢，我們必須先幫著我們的周總理選主持內政、外交的閣員”。
恰在這時，劉少奇也走進屋來。毛澤東待劉落座之後說道：“今天，請你二位來，是想和你們交換一下政府各級機構及政務院所屬各委、部、會、院、署、行負責人人選問題，以便提出供中央政治局討論的名單。”
關於這個問題，毛澤東及中央書記處遠在西柏坡的時候就著手考慮了。中國共產黨入主北平之後，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的特點：它先由一塊一塊地方取得革命的成功，經過相當長的時間，發展到全國範圍的成功。這和以往其他國家革命的情況不同。由於各項工作有原已建立的地方性政府在那裏負責管理，所以在政務院籌組過程中，整個工作並沒有停頓。他不僅與中央書記處的領導同誌在思考新中國成立後方方麵麵入閣參政的人選，而且還對未來政務院及其下屬機構的設置作了研究，並請周恩來在新政協籌備會議上作了如下概略的介紹：政務院下麵設四個委員會：政治法律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政法委員會下轄五個部門，財經委員會下轄十六個部門，文化教育委員會下轄六個部門，另外還有外交部、華僑事務委員會和情報總署，是直屬政務院的，一共是三十個單位。重點在於財政經濟，次之是文化教育。可以想見，毛澤東在與劉少奇、周恩來等商談上述政務院機構設置的時候，一定會談議到有關各大部門的負責人選。當時，他們可以議而不宣；時下，他們必須議定請人入閣。
因此，周恩來作為新任命的政務院總理說道：“政務院組閣是一件關係重大的議題，我認為在討論具體名單之前，首先要確定組閣的原則。”。
對此，劉少奇是完全讚成的。他認為所謂確定組閣原則，就是要體現國旗的精神。換句話說，新的中國，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取得的。所以，他明確地說道：在這個大原則下，就一定能組出一個既有工作效率，又能為全國大多數人民擁護的內閣。
毛澤東是全國各族人民認同的當家人，他在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不能不想到：蔣介石在長達二十多年的統治中在組閣方麵有哪些失誤。為此，他非常鄭重地說：還有一個原則是要講清楚的，那就是中國共產黨要真正做到放權。換句話說，要給其他參加政府工作的民主黨派人士以實權。不要像蔣介石那樣，實權是屬於蔣氏王朝的，其他的人是當牌位給人看的。
在確定了組織政務院的原則之後，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又不能不想到如此龐大的內閣辦事人員從哪裏來，最後，他們一致商定：首先將華北人民政府撤銷，把這個班底拿過來作為政務院的基礎，並參照華北人民政府的經驗組織政務院。但是，一經作出決定，並由周恩來實施的時候，就又發現了具體問題：那就是華北人民政府原有的機構不能拿來使用。對此，《周恩來傳》作了評析：
華北人民政府原有機構的職能隻是管轄華北五省二市，現在要管理全國，負責製定並推行全國性的各項方針政策，這自然有很大的不同；政務院有些重要部門在華北人民政府中是沒有的，需要組建，如外交部；還有些部門過去是由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管理的，如公安部、鐵道部，改隸屬政務院後，也要經過必要的調整。……
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等確定了組閣原則之後，周恩來作為政務院總理，遂集中精力投入到具體的組閣方麵來。如果不把政務院的機構建立起來，各項工作尤其是那些急迫解決的內政、外交大事就無從談起。為此，他作為政務院總理必須親自挑選各級領導成員的人選，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另外，周恩來清楚毛澤東提出的組閣原則，中國共產黨要做到真正放權的目的是：一方麵，因為中國共產黨對如何管理這樣大的一個國家在許多方麵還缺乏經驗，而黨外人士中不乏在這些方麵有經驗的人才；另一方麵，因為這樣的政府成員結構，有利於團結並帶動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人民，共同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但是，一些擁護中國共產黨的社會賢達，尤其是那些從國民黨陣營中過來的高級將領、所謂的黨國元老受著傳統文化和道德的影響，不願加入內閣，還需要周恩來親自出麵甚至請有關人士做工作。如：六十一歲的蔣光鼐曾認為，自己的曆史使命已經完成，當政協委員有地方支薪水就行了。所以，開始周恩來總理找他談話，希望他出任重要職務，他沒有同意。後來，總理找李濟深幫助做工作，他才接受了這一重任。自然，周恩來在完成組閣任務的全過程中，要時常與毛澤東商議。曆經一段艱苦細致的工作，周恩來終於草擬出了一份內閣名單，並送請毛澤東審閱：“主席，如果你沒有什麽意見，那就提請中央政治局討論。”
對此，周恩來是有思想準備的。他講了在組閣中所遇到的一些問題後，又誠懇地說道：“那我們就做工作嘛！還是主席常說的那句話：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再不行，就請主席出麵嘛。”
“用不著，用不著。”毛澤東說罷雖是堅決地擺了擺手，可又以商量的口氣問道，“你和傅作義將軍談了嗎？”
“談了，而且我是登門請他出任水利部長的。”
“不會遇到什麽麻煩吧？”
“大的沒有。可他說：我去西柏坡的時候，主席就請我當水利部長，可我就怕當不好啊！”
“我看這是推諉之詞。”毛澤東凝思片刻，“你可以對他說：一，做到有職有權；二，我們可以給他配助手；三，他也可以推薦賢人”。
“我就是按照主席說的精神辦的。第一，我告訴他，調李葆華同誌任副部長兼黨組書記，他十分歡迎；第二，他推薦了原國民黨黃河治理委員會技術專家張含英、原北平市長劉瑤章，我愉快地接受了。他決定走馬上任。”
“好！一定要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毛澤東說罷滿意地點了點頭，“農業部長李書城、林墾部長梁希等人的態度呢？”
“他們不僅愉快地接受了委任，而且還表示為新中國貢獻自己的力量。”周恩來說罷看了看毛澤東微微點頭的表情，又說，“不過，有一些不了解曆史的同誌，對任命李書城等人當部長表示不理解”。
“要做工作！”毛澤東當即說道，“李書城是我力主推薦的。他是老同盟會員，又是辛亥革命總司令黃興的參謀長，我清楚記得：中共一大也是在他們家召開的。入閣當部長是應該的”。
周恩來與毛澤東逐一商議了內閣名單之後看了看手表，說道：“主席，我應該去請黃炎培先生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了，你有什麽指示嗎？”
“黃任老是一位有氣節的大知識分子，對革命又作了貢獻，我是讚成他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的。但是，他有出世的思想，曾數度拒絕當官，恐怕是要多做些工作的。”
黃炎培出生在十月一日。因此，他於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門，聆聽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與其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心情是不完全一樣的。另外，他作為中國近代曆史的見證人，以勝利者的姿態站在天安門城樓，俯瞰人群攢動、紅旗如林的天安門廣場，也有著其他與會者所沒有的激動！請看，他寫下的這段文字：
哦，廣場，你是一個博大的心胸嗎？容得下數不清的酸楚、痛苦、血淋淋的淩辱和**……
哦，廣場，你是一艘巨型航空母艦嗎？能馱起五千年上下的風雨雷電和數萬萬兒女的無窮盡的煩惱、悲憤、憂苦和激越、高亢、奮進……
哦，不，你是一部教科書，一部最權威的曆史教科書，我正是要來這裏讀懂這部深邃得有些艱澀的曆史教科書！……
這方方正正的四平八穩的廣場，正象征著我們民族心靈中的心理平衡啊！“華人與狗”的時代一去不複返了。廣場笑了，幾千年的憂愁一掃而光。人民是不會忘記昨天的，人們同樣不會忽視明天的，在昨天和明天之間，今天的答卷將是更加嚴峻的！……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或許是令黃炎培太激動了！他情不自禁地寫下了《永遠紀念著的一九四九年》。他在這篇文章中認為：“這個年頭發現了‘人’，認識了‘人’。就從這裏起，人的生命寶貴起來了，人的生活，被重視起來了。”簡言之，“人的地位被發現了，群眾的力量被認識了。”但是，當他擲筆想平息一下自己分外激越的心情時，他那詩人般的豪情又化作了詩篇，他以天安門為題，揮毫寫下了八首六言詩。
十月一日過去了，但是黃炎培依然沉浸在開國大典的興奮中！就是到了十月十一日的上午，他的興致還是格外的好。他走到寫字台前，親自提筆、展紙，又把那八首六言詩抄入另紙，並朗朗有聲：“歸隊五星旗下，齊聲義勇軍歌。新的國名定了，中華人民共和。”
事有湊巧，恰在這時，周恩來走了進來，他一聽這鏗鏘有力的朗朗詩聲，禁不住地一邊鼓掌一邊大聲讚曰：“好詩！好詩……”
黃炎培聞聲一看，忙請周恩來落座。接著，他又不好意思地說道：“周公，這算什麽好詩啊！隻是十月一日那天，我在天安門上望著遊行的人群，久久不能忘懷，遂以天安門為標題寫了八闕頌歌，隻能叫打油詩。”
周恩來起身走到桌前，雙手捧讀黃炎培抄好的詩句。有頃，他真誠地說道：“寫得大氣磅礴，雷霆萬鈞！不過，我更喜歡這兩句：是自家的政府，是人民的武裝。”
黃炎培既然不知道周恩來造訪的本意，自然也就不明白周恩來為什麽會喜歡這兩句詩了，他隻是以主人的身份再次請周恩來落座，並客氣地說道：“快請坐下批評！來人，上好茶，我要與周公品茗交談。”黃炎培雖然不是職業革命家，但他終其一生始終與政治結緣，故與周恩來隨意地談了一會兒就開門見山地問道：“周公，你如今是一國總理，時下又是開國伊始，自然是日理萬機，你怎麽還有空來看我呢？”
黃炎培一是有出世的思想，再是年逾七十，可以說從沒有想過自己出山從政。因此，他聽了周恩來的這番話後禁不住地一怔，疑惑不解地說道：“為總理分憂，責無旁貸。但不知讓我幫著總理做些什麽具體的事情？”
“請黃任老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
黃炎培聽後愕然，望著周恩來那副鄭重其事的樣子，一時不知該說些什麽。
“實不相瞞，這不僅是主席點了你的將，而且也是和其他民主黨派協商定的，務請黃任老出山，就像是你詩中寫的那樣：自家的政府嘛，應該自家來管。”
黃炎培漸漸地從愕然中恢複了平靜，十分平淡地說道：“首先，我真誠地謝謝主席和同誌們的信任。其次，我已經是年逾七十的人了，誰不知道我黃炎培從不想當官？”
“這我也清楚，”周恩來按著預先想好的話由說道，“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北洋政府兩次請你出任教育總長，你都堅決拒絕了；就說蔣介石的政府吧，也曾請你出山，你也安貧樂道，一笑了之。”
黃炎培聽後又引發出無限的感歎，遂又順著周恩來的話題發起了議論。最後，他感慨萬端地說：“總理，我說句老實話吧，一九四六年，我才六十八歲，已覺得老了，做不動官了。如今七十二歲了，還能做官嗎？”
“能啊！”周恩來引經據典地接著說，“古代賢人廉頗不去講他，就說革命前驅孫中山先生吧，為了新中國早日誕生，他抱病北上，死於北京。我想任老是不會不記得的吧？”
黃炎培聽後沒有說什麽，隻是有些沉重地點了點頭。
“話又說回來，誠如你的詩中所說：我們的政務院，是自家的政府。因此，在自家的政府裏做官，就不同於在舊社會衙門裏當差。”周恩來看了看黃炎培的表情，又接著說，“另外，我想對黃任老說句實在話，現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為人民服務”。
黃炎培似乎有幾分被打動了，遂微微地點了點頭。
“黃任老同意出山入閣了？”
“請容我考慮考慮。”黃炎培說罷突然把話題一轉，問道，“我可否向你提個問題呢？”
“看黃任老說的，你盡管提。”
“我聽說，一位政務委員曾問過你，為什麽不給貴夫人鄧穎超女士在政府中安排職務？可有此事？”
“有！實事求是地說，近些天來，不少黨內外的人士都向我提過這類問題。”
“對此，我也有點想不通，你是一國總理，夫人為什麽就不能在你的內閣中任職呢？”。
“黃任老，你想想看，我是政府總理，如果鄧穎超是政府的一個部長，那麽我這個總理和她那個部長就分不清了，人家會把她那個部長說的話，把她做的事當成是我支持的。”
“黃任老，這個問題就不要說了！”周恩來斷然地說道，“隻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到政府裏任職”。
“你啊，一方麵，要我這個老頭子出任要職；另一方麵，又不允許自己的夫人在自己的屬下供職。”黃炎培感慨係之地說罷又自語，“這就是共產黨，這就是周恩來……”
經過周恩來兩個多小時的交談，黃炎培被說動了，但還是表示要考慮考慮。第二天，他征詢江問漁、楊衛玉等好友的意見。他們都認為，在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的盛情邀請下，應該接受這個職務。當晚，周恩來再到黃炎培的家裏，黃炎培就答應了。
一滴水可以透視太陽。由請黃炎培入閣參政這件事，我們就不難想象在組成第一屆內閣的過程中，我們的這位“周到的”總理付出了多少心血！
與此同時，毛澤東不僅與周恩來等領導同誌商談組閣名單，而且也同樣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找人談話，請人入閣。對此，史家是很少談及的。另外，毛澤東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還選賢任命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委員和正副參謀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和委員，最高人民檢察署副檢察長和委員等名單。可以想見，為此他又付出了何等多的心血！另外，由於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人成了國家的領導，不僅請鄧穎超等親屬入閣供職的事時有發生，而且毛澤東這些人民領袖家鄉的親屬公然要官、要錢的事也層出不窮。為此，毛澤東很是生氣！他要求所有的共產黨人都必須破“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壞傳統。他對待此事的辦法是：要官，一個也不給；家中有困難的，從自己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以解燃眉之急。就在建國不久的一天，他聽說長子毛岸英也收到了湖南老家的來信，遂讓秘書把毛岸英找來，當麵問道，“你收到湖南家鄉誰的來信了？”
“是表舅向三立的。”
“信上寫了些什麽內容？”
“他在信上說，我們家的另一位親戚，希望在長沙能謀個廳長方麵的位置。”
毛澤東一聽震怒不已，他當即近似自語地說道：“什麽？他希望通過你這個所謂的太子，在長沙謀個廳長方麵的位置！”
“對。”
“什麽？你還理直氣壯地答說對？”
毛岸英是一位很有原則的青年，從不向毛澤東所表示出的父道尊嚴，尤其是在他看來是錯的時候低頭。他一聽父親說話的口氣以及質問的內容就有點不服，遂肅然立正，一本正經地說：“請問主席同誌，你說我應該怎樣回答呢？”
毛岸英聽後沒有說什麽，從口袋中取出兩封信，雙手呈送到毛澤東的手裏，凜然說道：“您看吧，一封是表舅向三立寫給我的，另一封是我寫給他的回信。”
毛澤東拆閱了向三立寫給毛岸英的信，看罷猶如火上澆油，把信擲在了桌子上。接著，他又取出毛岸英寫的回信仔細審閱。毛岸英這封回信寫得實在是好，現摘錄如下：
新的時代，這種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極端落後了，而尤以通過我父親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國之所以不同於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不同於國民黨，毛澤東之所以不同於蔣介石，毛澤東的子女妻舅不同於蔣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則以外，正在於此：皇親貴戚仗勢發財，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靠自己的勞動和才能吃飯的時代已經來臨了！……
讀罷毛岸英寫的回信之後，毛澤東陷入了長久的凝思之中。站在一邊的毛岸英看著父親那深邃不語的表情，也許久許久沒有說出一句話來。頃刻之間，整個菊香書屋顯得是那樣的凝重，似乎連空氣的分量也增加了。最後，毛岸英終於猜出了父親的心事，他為了能讓父親盡快地從這人間凡事中解脫出來，小聲地叫了一句：“爸爸！”或許是毛澤東由此想得實在是太多太多了，他竟然沒有聽見兒子的呼喚，繼續沿著他的思路在沉沉地思索著、思索著……
“爸爸！”毛岸英提高聲調又叫了一聲。毛澤東終於從沉遠的凝思中回到了現實，有些愕然地問道：“你叫我有什麽事嗎？”
“我想知道爸爸看了我寫的回信的感想。”
“好！”毛澤東說罷笑了，十分滿意地說，“像是我的兒子！”
恰在這時，周恩來走進了菊香書屋，有點茫然地問道：“岸英就是主席的兒子嘛，何來像是主席的兒子？”
毛澤東突然大聲笑了起來，順著周恩來的話語說道：“總理說得對，岸英就是我的兒子！”
毛岸英離去之後，周恩來高興地向毛澤東報告：黃炎培答應出山入閣了。
毛澤東聽後也很有感慨地說：“我看啊，黃任老答應出山入閣，多半是你兩顧茅廬的精神感動了他。”
周恩來在追述了他請黃炎培出山的經過之後，又取出一封信，邊交給毛澤東邊說道：“主席，黃任老出山入閣是認真的。你看，他還為此寫了一封《為參加行政工作一封公開信》呢！”
毛澤東當即拆閱黃炎培寫的這封公開信：“三十五年來給我官不做的我，現在怎麽做起來呢？這點願向諸位說明一下：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時，自家不應該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自己編了劇本，自己不應該拒絕唱。”
接著，毛澤東又與周恩來議起了內閣成員問題。對於政務院設置四位副總理，有兩位共產黨人，董必武和陳雲；有兩位民主人士，郭沫若和黃炎培，毛澤東是比較滿意的。他接著又問道：“各部部長和政務院委員的名單都確定了嗎？”
周恩來答：“確定了。”接著，又取出如下這個名單交給毛澤東。政務委員有：譚平山、謝覺哉、羅瑞卿、薄一波、曾山、滕代遠、章伯鈞、李立三、馬敘倫、陳劭先、王昆侖、羅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黃紹竣；李維漢為政務院秘書長；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董必武、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雲、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郭沫若、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譚平山、內務部部長謝覺哉、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財政部部長薄一波、貿易部部長葉季壯、重工業部部長陳雲、燃料工業部部長陳鬱、紡織工業部部長曾山、食品工業部部長楊立三、輕工業部部長黃炎培、鐵道部部長滕代遠、郵電部部長朱學範、交通部部長章伯鈞、農業部部長李書城、林墾部部長梁希、水利部部長傅作義、勞動部部長李立三、文化部部長沈雁冰、教育部部長馬敘倫、衛生部部長李德全、司法部部長史良、法製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紹禹、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李維漢、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何香凝、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情報總署署長鄒大鵬、海關總署署長孔原、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出版總署署長胡愈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
毛澤東閱罷上述名單暗自算了一下：二十一名政務院領導成員中，民主人士十一人；政務院下屬三十四個機構的一百零九個正副職位中，民主人士占了四十九個，其中十五個正職。最後，他笑著說道：“你這個總理真不愧是‘周到’的總理啊！我相信，這個名單不僅會得到中央政治局的批準，也會在國內外產生很大的政治影響。”
接著，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擬設四位副主席，他們分別是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再加上主席毛澤東一共五位。毛澤東聽後沉吟片時，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道：“我有兩個意見：一、由你主持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二、不要搞清一色，可以再增加一位國民黨元老任副主席。”
“我讚成，那隻有請你的老鄉長程潛出山了。”周恩來說罷看了看微然點頭的毛澤東，“這次，隻有主席親自出馬相請了”。
“好！由我來請這位鎮守長沙的老黃忠。”
毛澤東在建國前後曾與他的老鄉長程潛談過幾次話，史無準確的記載。但是，我們從毛澤東於十月五日發給林彪、華中局的電報中可知：他們之間曾就湖南軍政大事進行過認真的磋商。
依然是在這次談話中，“程、陳、李提議現在就可以取消湖南軍政委員會，程潛到北京任職，陳明仁專任軍職不掛省主席名義。”毛澤東權衡利弊後表示：“軍政委員會需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存在。取消太快，程、陳部下可能發生誤會，對全國影響也不好。省府改組亦宜在全省平定，陳明仁率部向前線推進之時，方有理由實施。目前幾個月內，陳的主席職銜仍應兼著，唯陳的實際工作，可以著重於治軍。”對此，程潛和陳明仁心悅誠服地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
無湘不成軍。這句話說明湖南人早有從軍為伍的社風。因此，在湖南解放的前後，僅程潛、陳明仁所部就有失業軍官達十五萬人之眾。為此，程、陳二人向毛澤東反映：這些失業軍官“紛紛找他們安插，是一個大問題，他們不勝其煩”。毛澤東當時答說：“此是一社會問題，國家有責任有步驟地給以謀生出路。”據童小鵬回憶，毛澤東為了使他的老鄉長程潛不太為難，還說了如下這段話：
“頌公在軍政界搞得久，舊部多，需要安插又可以安插的，盡可能地予以安插，可能還有人向他要點錢，或者他自己想送點錢給老朋友或者老部下，都要替他設想到，免得他為難。現在決定由政府按月給他們特別費大米五萬斤，任其開支，不受限製。”
由此可見，毛澤東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費盡了心血！
程星齡感慨地說道：“主席十分念舊。就要舉行開國大典了，他還把我這個師弟請進中南海，對我說：你的族兄頌公字頌雲，你的別甫卻是‘不雲’，我叫‘潤之’。你不雲，天上沒有雲就不能下雨。不下雨，我怎能‘潤之’呀！就滋潤不了土地嘛。”
程潛聽後喟歎不已：“一番妙語，道出了許多妙論，真是非同常人所能比啊！”
“當時，我也說了類似的話，可主席他聽後卻嚴肅地批評了我。”
“為什麽？”程潛一怔，問道。
“當時，主席嚴肅地對我說，你也不要恭維我了，恭維我奉承我的多了，我就可能暈頭轉向，搞不好不是降甘霖而是下冰雹，那就壞了！”
程潛久居官場，從孫中山到袁世凱，再從汪精衛到蔣介石他見多了；同時，程潛還研究過中國曆史上的軍政要人，對曆代帝王的所作所為知之甚多。因此，他聽了毛澤東批評程星齡的話後，發出感歎：“從曆史上看，尚未得天下的帝王，都能做到求賢若渴；然而，一旦登上九五之尊，誰還能像潤之這樣既對昔日的上司重情重義，又能對像你這樣的鄉弟做到禮賢下士呢！”
“很難有第二人了！”程星齡說罷歎了口氣，“就說關於哥哥的工作安排吧，他認為您是老前輩，林彪是年輕人，想請您屈就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還要與我這個當弟弟的談，然後再與您婉商。”
恰在這時，毛澤東親自打來了電話，提出約見程星齡。程潛高興地說：“星齡，你好幸運啊，潤之又要召見你了！”
程星齡再次驅車來到中南海裏的豐澤園。他下車之後在秘書的引導下來到菊香書屋，他望著門額上掛的那塊寫有“菊香書屋”四個大字的橫匾出神，似引起了無限聯想。這時，毛澤東迎出門來，笑著問：“師弟，對這菊香書屋有何置評啊！”
程星齡或許已經進入了另一種感覺，不是奉命前來麵見一國主席，而是前來探視鄉親與好友。所以，他聽了毛澤東的問話之後，坦誠地說道：“我上次走進菊香書屋就有一種感覺，連幅字畫，連盆鮮花都沒有，就有些與這菊香書屋之名不副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