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眾神的黃昏
早期的教會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組織。人們發現，世界末日並沒有來臨，耶穌死後並非立即就是最後審判，基督教徒可能會長久地生活在眼淚山穀中。這時人們清楚地感覺到，有必要采取某種比較明確的統治方式。
起初，基督教徒們在猶太會堂集會，因為他們都是猶太人。當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出現罅隙的時候，非猶太人便開始在私人家裏集會。如果沒有誰家的房子足夠大，可以容納所有信徒（以及好奇者），他們就在露天場所或者采石場聚會。
剛開始的時候，這些聚會經常在安息日舉行。但是，在猶太基督徒和非猶太基督徒之間的感情惡化後，非猶太基督徒開始放棄在安息日聚會的習慣，而是改到了星期天，即耶穌複活的這一天。
然而，這些莊重的慶祝儀式，體現了整個運動的大眾性質與情感性質。活動中，沒有固定的的演講，或者說教，沒有人布道。男男女女無論什麽時候被聖火所激勵，就可以站起來證明他們內心的信仰。有時候，如果我們信仰保羅的話，這些站起來“口若懸河”的虔誠兄弟們，讓這位偉大信徒的內心對未來充滿了憂慮。他們中很多人都是很單純的人，沒有受過太多的教育。沒有人去懷疑他們即興演說時是否真誠，他們常常萬分激動，發瘋般地咆哮，場麵非常熱烈。教會或許能在迫害中存續下來，卻對冷嘲熱諷無能為力。因此，保羅和彼得以及他們的繼承者，便努力想讓這些精神宣傳和神聖熱情的混亂狀況，恢複一點秩序。
起初，這種努力沒有什麽效果。固定程式似乎和基督教信仰的民主特點有些直接的矛盾。但是最後，現實的考慮占了上風，集體聚會被納入了確定儀式。
他們首先讀讚美詩（以安撫可能在場的猶太基督徒），接著集會就在一首羅馬和希臘信徒新近創作的聖歌的歌聲著組織起來。
唯一規定的演講形式是那些著名的禱告，耶穌在這些禱告中總結了其一生的全部哲學思想。而且，幾個世紀以來，布道一直完全是自發的，布道人都是那些感覺他們有話要說的人。
然而，隨著聚會不斷增多，總是對秘密組織保持著警惕的警察開始過問。於是便有必要選出一些人，代表基督教徒來跟他們打交道。保羅已經高度評價了領袖的作用。他把自己在亞洲和希臘看到的一些小基督團體，比作汪洋大海中的小船，如果要想在咆哮的大海中航行到彼岸，就非常需要一位聰明的舵手。
於是，信徒們一起選舉出了教堂的男女執事，他們都是虔誠的男女，是教區的“仆人”，負責照顧病人和老人，管理教區的財產和各種日常事務。
再後來，教堂的信徒越來越多，事務管理也越來越複雜，僅靠這些業餘人員已無法應付，於是就出現了“長老”，也就是希臘語裏的Presbyter（長老），我們現在的priest（牧師）一詞也由此而來。
多年以後，幾乎每個村莊或城市都建立了自己的基督教堂，這就需要有一個共同的規則。於是就選出了“總監”（即主教）來監督管理整個地區的宗教事務，並負責和羅馬政府打交道。
很快，在羅馬帝國的所有大城鎮都有了主教。在安提俄克、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羅馬和亞曆山大的主教都是由非常影響力的紳士來擔任，這些主教和各地的軍政首腦一樣重要。
當然，在一開始主持耶穌曾經生活、受難和升天所在地宗教事務的主教最受人們尊重。但是，在耶路撒冷被摧毀之後，期待著世界末日和以色列必勝的那一代人逐漸消失。住在破敗教堂裏的耶路撒冷老主教，逐漸失去了往日的輝煌。
很自然，他的領袖地位被生活在首都文明世界的“總監”取代。這位“總監”就是羅馬大主教，他負責守衛西方偉大先知保羅和彼得曾經殉道的地方。
這個主教和其他主教一樣，被人們稱作“聖父”。人們常這樣稱呼教職人員，以表示對他們的愛和尊重。但幾個世紀後，這個稱謂幾乎專指羅馬大城市教區的教士。當人們提起“聖父”，指的就是羅馬大主教，絕不是指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或迦太基的主教，這是一個非常自然的發展過程。正如我們在報紙上讀到“總統”一詞，沒有必要加上“美國的”幾個字，大家都知道這是美國政府的首腦，而不是指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董事長或者是哈佛大學校長或國聯主席。
這個名字正式出現在文件裏是在公元258年，當時，羅馬是這個輝煌帝國的首都，主教的權力完全被皇權所淹沒。但在後來的三百年間，由於經常受到內憂外患的威脅，凱撒的繼任者們開始尋找更加安全的新家園。他們終於在帝國的另一個城市找到了。這就是拜占庭，是根據一個叫拜占斯的神話英雄人物而得名的，據說他在特洛伊戰爭之後不久曾經到過此地。拜占庭位於亞洲和歐洲之間的海峽邊，控製著黑海和地中海之間的商道，壟斷著一些重要生意，具有重要商業地位。斯巴達和雅典為了爭奪這個富裕的要塞城市，曾打過一仗。
然而，拜占庭一直支撐到了亞曆山大時期，在隸屬於馬其頓很短一段時間後，最終被並入了羅馬帝國。
現在，經過了一千年的繁榮發展，金角灣的港口停靠著來自世界各地的船隻，拜占庭成了羅馬帝國的中心。
羅馬人曾經受到西哥特人、汪達爾人和其他野蠻人的擺布和虐待。當帝國的宮殿幾年空曠無人，帝國的政府都相繼搬遷到了博斯普魯斯海濱，首都的居民要遵守千裏以外的法律時，羅馬人一度覺得世界的末日已經來臨了。
在曆史的長河中，任何壞事從來都是有人得利的。皇帝走了，主教便成了城裏最重要的顯貴人物，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帝王寶座的繼承者。
他們極其充分地利用了這次新獨立！他們是精明的政客，他們的威望和影響吸引了意大利的精英們，他們認為自己是某種永恒思想的代表。因此，他們並不著急，而是緩慢推進，大膽抓住機遇，而不像別人那樣迫於壓力而倉促做出決定，跌跌撞撞，直至失敗。
最重要的是，他們目的單純，他們堅忍不拔地朝著一個目標前進。他們所做、所說、所想都受一個念頭的驅使，那就是為上帝增光添彩，為增強世界上這個代表神聖意誌的組織的力量和影響。
此後一千多年的曆史證明了他們是多麽的成功。
未開化部落像洪水一樣席卷了整個歐洲大陸，很多東西在洪流中消失。帝國的城牆一麵接一麵坍塌下去，眾多像巴比倫平原那樣古老的體製，像沒有用的垃圾一樣被衝走。但教會卻依舊矗立著，它是各個時代的，尤其是中世紀的中流砥柱。
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是也付出了慘重代價。
基督教起源於馬廄，最後卻到了王宮。基督教開始是抗議政府的一種形式，在這樣的政府中，教士們自命為神和人類的中間人，他們堅持所有的普通人都無條件遵從他們。這個革命性的組織成長了起來，在不到一百年間，發展成了一個新的超級神權國家。和它相比，舊的猶太國就是一個溫和自由的國度，民眾幸福而無憂無慮。
而且，這一切都是完美地符合邏輯的，又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下麵我就向大家解釋一下。
多數去羅馬的人都會朝拜那裏的圓形大劇場。在那飽受風吹雨淋的牆體裏麵，人們見到了那塊聖地，成千上萬的基督教徒曾因為羅馬帝國的不寬容而倒在了這裏。
曆史上確實存在幾次對新信仰支持者的迫害，但這些迫害幾乎和宗教不寬容沒有什麽關係。
它們純粹是政治迫害。
作為宗教派係的成員，基督教徒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但是，如果基督教徒公開聲稱自己是有良知的反對者，在國家遭受外國侵略時還吹噓自己的和平主義，不管在什麽場合下都公開藐視法律，這樣的基督教徒就是國家的敵人，就應該受到懲處。
基督徒想對一個普通的法官說，自己是按照最神聖的信仰來做事的，這沒有什麽用。要是這個基督徒試圖解釋自己內心的顧慮，該法官也會一臉茫然，完全不理解他的意思。
羅馬的法官畢竟隻是普通人，當他發現自己審判的那些人隻是犯了一些在他看來很瑣碎的小錯誤時，確實有些不知所措。長期的經驗讓他學會了有意避開那些神學爭議。另外，他還要想著那些眾多的帝國法令，告誡公務人員在處理與新教派有關的事務中要“機智靈活”一些。於是，他巧妙地辯論起來。然而，整個爭議說到底都是一些原則問題，求助於邏輯無法解決任何問題。
最後，法官陷入兩難境地：是放棄法律的尊嚴呢，還是完整、無條件地維護國家的無上權威。可監獄和刑訊對基督教徒來說，算不了什麽。它們堅信生命在死後才真正開始，想到即將離開這個邪惡世界去快樂的天堂，他們高聲歡呼。
因此，終於爆發了帝國軍隊和基督教徒之間的長期而艱苦的遊擊戰爭。我們手頭沒有關於受害者的真實數字。按照三世紀著名神父俄利根的說法（他的幾個親戚在亞曆山大的一次迫害中被殺害了），“那些為了他們的信念而犧牲的基督教徒是很容易算出來的。”
另一方麵，當我們閱讀早期教徒們的生平時，就會發現我們麵對的是從未停止過的流血故事。令人奇怪的是，在麵臨連續不斷的屠殺和迫害的情況下，基督教到底是如何生存下來的呢？
不管我說有多少人受害，一定有人稱我是一個有偏見的說謊者。因此，我保留自己的意見，讓讀者們自己去得出結論。通過研究德修斯和瓦萊裏安統治時期，對迫害最嚴重時羅馬不寬容的真正特點，就可得出一個相對準確的結論。
假如讀者記得，馬可·奧利裏烏斯是一位明智而大度的統治者，連他也承認自己無法處理好他的基督教臣民的問題。那麽，他們就能知道那些困擾帝國偏遠角落裏無名小官的問題有多難。那些小官想盡職盡責，要麽是違背自己就職時的誓言，要麽就得處死自己的親戚和周圍的人，因為這些人不肯遵守羅馬帝國為了保存自己而製定的那幾條簡單的法令。
同時，基督教徒們對異教徒同胞也沒有心軟過，他們不斷地擴大著自己的影響範圍。
公元四世紀晚些時候，羅馬皇帝格拉提安在羅馬參議院基督教議員的請求下，下令拆除了朱利葉斯·凱撒時期建造的已經矗立了四百多年的勝利女神雕像，因為基督教徒參議員抱怨說，他們在一個異教神像的下麵聚會有傷他們的情感。有幾位參議員提出了抗議，這當然沒有什麽好結果，最終導致其中幾人被流放。
當時，昆圖斯·西馬庫斯這位很有威望的忠誠愛國者寫下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達了達成一種妥協與和諧的願望。
他寫道：“為什麽我們這些異教徒和我們的基督教鄰居不能和平相處呢？仰望天空，我們看到的是同樣的星星，我們是同一個星球上的同行過客，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每個人選擇什麽樣的道路去發現終極真理，又有什麽關係呢？生存之謎太大，不可能隻有一種答案！”
他並不是唯一一個有這種想法的人。他們這樣的人看到有一種危險，已經威脅到了寬宏大量的宗教政策這一古羅馬傳統。羅馬的勝利女神雕像被搬走的同時，棲身於拜占庭的兩個基督教派係發生了激烈的爭吵。這場爭議引發了一場迄今為止最有才智的有關寬容的辯論。哲學家米斯蒂厄斯是這場辯論的發起者，他忠誠於父輩信仰的神靈。但是，當瓦倫斯皇帝在這場關於正統和非正統基督教臣民的爭論中偏袒一方時，他覺得應該提醒一下皇帝的真正職責。
他說，“有的領域，沒有一個統治者能施加任何影響，那就是道德和個人宗教信仰領域，尤其是後者。在這個領域裏，強迫隻會導致偽善。因此，統治者最好保持對各種信仰的寬容，因為隻有寬容才能避免公眾之間的衝突，而且，寬容本身就是一部神聖的法律。上帝已經清楚地表明自己希望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他能判明人類可以通過什麽方式理解神秘。上帝對各種敬仰深感欣慰，他喜歡基督徒能夠遵循某種儀式，同樣也喜歡希臘人和埃及遵循其他的儀式。”
確實像金玉良言一樣，可是，等於沒說。
古代世界，連同它的思想和理想都已經逝去了，所有逆轉曆史時鍾的努力都注定要失敗。生活意味著進步，進步意味著磨難。舊的社會秩序在快速瓦解，軍隊是一群沒有組織的外國雇傭軍，邊境已經公開造反了，英格蘭和其他偏遠地區早就向野蠻的異族投降了。
當最終災禍發生時，那些在過去幾個世紀裏都能為國家做貢獻的年輕人發現，他們現在隻有唯一的晉升機會，那就是從事教會職業。如果當了西班牙的基督教大主教，他們就可以行使殖民地總督所擁有的權力；如果當了基督教作者，願意獻身於神學研究，必定擁有相當大的讀者群體；如果當了基督教外交官，願意擔當羅馬主教駐君士坦丁堡皇宮的代表，或者承擔起危險的工作，到高盧或斯堪的納維亞腹地去和某些野蠻部落首領打交道，以取得他們的善意支持，他們就可以快速晉升；如果當了基督教財政官，他們就可以管理快速發展的房地產而發大財，拉特蘭宮殿的教皇就是靠著地產成了當時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的人。
在過去五年裏，我們親眼看到了這樣的情況。一九一四年以前，歐洲有抱負的年輕人，如果不想靠體力為生，幾乎都加入了國家公職人員隊伍。他們成了羅馬帝國的官員，成了皇家陸軍和海軍的軍官；他們成了高級司法官員，掌管帝國財政大權，或在殖民地做總督或軍隊指揮官。他們並沒有指望發財，但他們擔任的官職社會威望很大，在稍微動動腦子，勤快一點兒，誠實一些，他們就可以過上幸福的生活，到年老時也會受人尊敬。
後來，戰爭爆發了，橫掃了舊封建社會的最後殘餘，下層階級取得了政權。有些前朝官員已經太老了，無法改變一生養成的習慣，最後在窮困潦倒中死去。然而，多數人還是順應潮流。從小到大，他們受到的教育就是工商業是低級行業。可是如今他們要麽隻有從事工商業，要麽就得受凍挨餓。願意為自己的信念而受凍挨餓的人畢竟是少數。在大動亂後沒幾年，我們發現，那些前朝官員們做起了他們十年前根本不會做的事情，而且並非不情願。另外，他們大多數屬於世代做行政工作的家庭，習慣於管理他人。因此，他們在新職業中發展相對容易一些，目前也很幸福，確實比他們預想的更成功一些。
現在的工商業，就相當於十六個世紀前的教會。
有些年輕人或許可以把祖先追溯到赫爾墨斯、羅穆盧斯以及其他特洛伊戰爭中的英雄人物。這樣的年輕人，是不會輕易聽從本是奴隸之子的普通教士的命令的。但是，這名曾經是奴隸的兒子的教士，可以給予這些年輕人一些他們非常渴望得到的東西。因此，如果雙方都聰明的話，很快就能學會欣賞彼此的優點，友好相處。因為還有一條奇怪的曆史規律，即事物看起來變化越是多越是快，其實就越是沒有變。
有史以來，一小群聰明的男女成為統治者，而大多數不是很聰明的男女成為被統治者，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在不同時期玩的賭注有不同的名字。一方總是代表著強大和領導，另一方則是弱小和服從。它們曾被稱為帝國、教會、騎士製度、君主製、民主製、奴隸製、農奴製和無產階級。但是，規製人類發展的神秘法則無論是在莫斯科，還是在倫敦、馬德裏和華盛頓都是相同的，不受時間和地域限製。它把自己偽裝成各種形式，經常穿著卑微的外衣，高喊對人類的愛，對上帝的虔誠，給絕大多數人帶來最大利益的謙卑願望。但是，在這些光鮮的外表下，總是隱藏並將持續隱藏著古老而嚴酷的真理，即人的首要任務是生存。有些人不願接受自己生於哺乳動物世界的事實，對於這樣的表述會很氣憤。他們稱我們為“功利主義者”和“憤世嫉俗者”等等。他們總是把曆史看成快樂的童話，因此，當他們發現曆史也是一門科學，也要遵循適用於宇宙其他領域的同一條鐵定規律時，他們非常震驚。他們或許也還會反對平行線規則或乘法口訣表的結果。
我個人奉勸他們接受那些必然的事實。
這樣，也隻有這樣，曆史有一天才會變成對人類具有實際價值的東西，而不再是那些依靠種族偏見、部落專製和大多數同胞的無知來獲取利益的人的同盟者。
如果誰懷疑這些陳述的真實性的話，就讓他在我前麵所寫的幾頁編年史中去尋找這些陳述的證據吧。
請他們研究一下最初四百年左右，那些教會的偉大先驅們的生平吧。
他們會發現，幾乎毫無例外地，這些人都來自異教徒舊社會，都在古希臘哲學家的學校裏受過教育，當後來他們被迫選擇職業的時候，才進入了教會。當然，他們中有些是被那些新思想所吸引，從內心接受了基督教。但是，大多數從忠實於世俗的統治者，轉向天國統治者，是因為後者給他們的晉升機會是無限的。
從教會角度說，總是非常明智和理解他人的。教會並不深入調查，驅使那麽多新信徒突然走出這一步的動機。不過，教會會小心翼翼地爭取八麵玲瓏。那些偏愛世俗生活的人通常有機會在政治和經濟領域成功。那些脾氣秉性與眾不同的人，通常對宗教信仰更有感情，教會會盡可能給他們提供機會，讓他們離開喧鬧的城市，安靜地思考生存的邪惡問題。這樣，他們就能達到個人神聖的境界，他們認為，這對於他們靈魂的永恒幸福至關重要。
剛開始，虔誠和冥想的生活確實讓人很自在。
在最初幾百年裏，教會僅僅是一個生活在邊遠地區、遠離官府的卑微群體之間鬆散的精神聯盟。但是，當教會接替皇帝成了世界的統治者，並在意大利、法蘭西和非洲擁有大量房地產時，想過什麽隱居生活也就沒有可能了。許多虔誠的男女開始向往以前的好時光，所有真正的基督教徒在醒著的時間都是參加祈禱和慈善活動。那本該是自然發展的結果，可現在，為了重新獲得幸福，他們人為地創造出了這樣的生活。
這場爭取修道院式生活的運動，對後來近千年的政治和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同時，也為基督教在鎮壓不信教者或異教徒的戰爭中，提供了一支有用的、有獻身精神的突擊隊。
這並不會讓我們感到奇怪。
在地中海東部沿岸的國家，文明非常古老的，那裏的人們已經精疲力竭。僅僅在埃及，自從第一批居民在尼羅河穀定居以來，已相繼出現過十種各不相同的古代文化。同樣的情況也在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之間的平原地區出現過。虛空的生活，人類徒勞的努力，在過去的神廟和宮殿廢墟中昭然可見。歐洲的年輕民族或許認為，基督教對生活是一種熱切的承諾，他們應不斷投入精力和生活熱情。但是埃及人和敘利亞人則帶著另外一種情緒體驗自己的宗教。
對他們而言，宗教意味著從“活著”這個詛咒中解脫出來。他們期待死亡的快樂時刻，那時靈魂會離開停屍房的軀體，逃往沙漠，獨自與悲傷和上帝相伴，永遠不再回望生存的現實。
不知是什麽原因，改革似乎對士兵們更有特別的吸引力。他們比其他所有的人更為直接地接觸過文明社會的殘酷和恐怖。而且，他們認為，沒有紀律，什麽事情也完不成。為基督教作戰的最偉大戰士是查理五世皇帝部隊裏的一個上尉，他是最早把精神落伍的士兵組成一個組織的人，也曾是康斯坦丁皇帝部隊裏的一個列兵，他的名字叫帕克繆，是一位埃及人。服完兵役後，他加入了一個隱居者小團體。這些隱居者在一個叫安東尼（也是埃及人）的人領導之下，離開了城市，平靜地生活在沙漠之中。但是，孤獨的生活似乎導致了各種奇怪的思想，引起某些令人遺憾的過分虔誠的行為，比如整天蹲在石柱上或者呆在荒墳裏麵。於是，帕卡繆決定把整個運動放在更實際的基礎上，這樣，他就成為了第一個修道會的奠基人。從那時候起，生活在一起的隱居者們就服從一個人指揮，這個人就是“超級大將軍，”他任命一些隱修院長，由他們負責各隱修院。他們把這些隱修院看做主的眾多堡壘。
帕卡繆於公元346年去世。在他去世前，他的隱修思想被亞曆山大主教達修從埃及傳入了羅馬，成千上萬的人們利用這個機會，逃離了這個世界，逃離了罪惡，逃離了不停催討的債主。
然而，歐洲的氣候和歐洲人的秉性，決定了有必要對奠基者的原始宏圖做一些修改。在這兒的嚴寒冬季裏挨餓受凍，可沒有在尼羅河穀那樣容易。另外，塵土和肮髒似乎是東方神聖思想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而西方人頭腦更為現實，塵土和肮髒不是讓他們受到什麽開導和啟迪，而是讓他們感到惡心。
於是，意大利人和法蘭西人問自己，“早期的基督教所強調的那些善事呢？一群狂熱的人在偏遠深山的潮濕山洞裏苦修，這對那些寡婦、孤兒和病人有什麽好處呢？”
因此，西方思想主張按照合理方式修改一下僧侶製度。這項改革要歸功於亞平寧山腳下努爾西亞鎮的一個人，他的名字叫本尼迪克特，人們也管他叫聖徒本尼迪克特。他的父母曾把他送到羅馬接受教育，可是，這座城市讓他對基督思想產生了莫大恐懼，他逃到阿布魯齊山脈的薩伯克村莊，跑到了尼祿皇帝的皇宮廢墟裏。
他在那裏獨居了三年。之後，他的高尚品格譽滿鄉村，很多人想接近他，於是，他收了很多信徒，足以組建十幾個完整的修道院。
於是，他離開了那座廢墟，成了歐洲隱修製度的立法者。首先，他起草了一套法規。這套法規的每個細節都體現著羅馬淵源對本尼迪克特的影響。宣誓遵守這個規則的僧侶們，可別指望過很悠閑的生活。不做祈禱和冥思的空閑時間，他們必須到地裏耕種；如果年老了無法從事農活，他們就要教導年輕人如何成為好的基督徒和對社會有用的公民。他們出色地完成了這個任務。在將近一千年的時間裏，本尼迪克特修道院壟斷了教育。在中世紀的大部分時候，這些修道院都有權培訓才能出眾的年輕人。
作為他們辛勤勞動的回報，僧侶們衣著體麵，供給充足，並且獲得一張床鋪，一天中不祈禱不工作的時候，他們還可以休息兩三個小時。
從曆史的觀點來看，最重要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僧侶們不再是隻想著逃離現實世界、逃避義務，為來生做準備的俗人。他們成了上帝的仆人。要想勝任此項任務，他們必須經過漫長和痛苦的見習期，而且，在傳播上帝王國的權力與榮耀方麵，他們必須發揮直接而積極的作用。
在歐洲的異教徒中傳教的基礎性工作，已經完成了。但是，為了防止教徒們的努力化為烏有，每個傳道者的勞動之後，必須有常駐居民和管理者的繼續努力。於是，教士們扛著鐵鍬，帶著斧頭和經書，來到德國、斯堪的納維亞、俄羅斯以及遙遠冰島的荒野，他們耕田種地，收獲果實，為上帝祈禱，開辦學校，把文明最基本的因素傳播到了偏遠地區，此前，這裏的人們對文明僅僅是聽說而已。
通過這種方式，教皇這個教會的行政首腦充分利用了各種人的精神力量。
無論是很現實的俗人，還是在靜寂的叢林中尋找幸福的夢幻者，教會都會給他們以機會。任何東西都有用，不允許浪費存在。結果，教會的實力快速增長。任何皇帝或國王，如果不去關注那些自稱是基督追隨者的臣民的願望，就無法統治自己的國家。
取得最後勝利的方式，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為這說明，基督教取得勝利是因為現實的原因，而不是宗教熱情突然猛烈爆發的結果。
對基督教徒的最後一次大迫害，發生在戴克理先皇帝統治時期。
非常奇怪的是，戴克理先絕不是依賴大量貼身護衛來統治歐洲的諸多皇帝中最壞的一個。但他也有個毛病，嗚呼哀哉！這種毛病在被召喚來統治人類的那些人中間可是極為普遍。那就是，他對最基本的經濟學知識可謂是一竅不通。
他發現自己的帝國正在快速走向分裂。他一輩子身在軍隊，所以，他相信毛病一定出在羅馬軍事係統內部，軍事係統把外圍地區的防務交給了當地駐軍。那些當地駐軍漸漸地不願打仗，變得和農夫一樣，他們本來應該讓異族的野蠻人離邊境遠點，但現在，他們竟賣甘藍和胡蘿卜給這些野蠻人。
戴克理先不可能改變這個神聖的體製，於是，他試圖通過創建一個新的戰地部隊來解決這個難題。這個部隊全部由機警、年輕的士兵組成，用幾個星期就可以到達帝國的任何受到入侵威脅的地區。
這是一個非常英明的辦法，但是，就像所有的英明軍事策略一樣，耗資甚巨。而這些資金必須以稅收的形式由國內的民眾來承擔。和預期一樣，它遭到了民眾的高聲抗議，說他們再已經付不起苛捐雜稅了，已經一貧如洗了。皇帝回答說民眾錯怪了他們，並賦予稅收官某些隻有劊子手才有的權力。但是，依舊毫無效果，這些子民並不願意一年到頭的辛苦勞作換來一場空。於是，他們逃離了家園，拋棄了牲畜，來到了城市，成了流浪者。然而，皇帝陛下並不相信折中措施，他下了一道法令來擺脫困境。這徹底表明，舊的羅馬帝國已經完全墮落成了東方專製主義國家。他大筆一揮，命令所有的政府官職、所有的手工作坊和商業均為世襲職業。也就是說，官員的子女注定就是官員，不管喜歡還是不喜歡；麵包師的兒子必須成為麵包師，盡管他們或許更傾向於音樂或者典當行；海員的兒子注定要一生生活在甲板上，即使他們暈船也無法改變自己的職業；最後，那些做散工的人，盡管從理論上說他們是自由民，但是他們從生到死都不能離開他所出生的那塊土地，因此他們隻不過是普通的奴隸。
基督教徒隻遵守他們認為應該遵守的法規。因此，指望這樣一個對自己的能力高度自信的統治者，容忍這樣一小部分人的長期存在，是荒唐可笑的。但是，在評價戴克理先嚴酷對待基督徒這一點上，我們必須記住，他是在背水一戰，他有充分的理由懷疑他幾百萬子民的忠誠，因為這些子民靠著他的軍事措施而受到了保護，但卻拒絕承擔他們應該承擔的責任。
大家清楚，早期的基督教徒沒有留下什麽文獻記載。他們覺得世界末日隨時都可能來臨，因此，為什麽還要在那種紙張上浪費時間和金錢？也許用不了十年八年就會被天國的大火毀滅。但是，新上帝之國並沒有出現。耶穌的故事開始流傳下來，卻被人們添油加醋，真正的信徒也幾乎無法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不是真的。於是，人們覺得需要整理一本關於這個主題的權威可靠的書籍，眾多保存下來的關於耶穌生平的傳記和早期教士活動的原始資料就被編輯成一本巨著，這就是《新約全書》。
這本書中有一章叫做《啟示錄》，書中談及一座建造在“七山”上的城市，還對這個城市做了些預言。古羅馬確實建造在七座小山上，自從羅穆盧斯時期起，這就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這奇怪的一章的匿名作者，謹慎地稱他深惡痛絕的這座城市“巴比倫”。但帝國檢查官讀到了“鴇母”和“令人厭惡的世界”這樣的字眼，還說這裏流著聖徒和烈士的鮮血，注定要變成魔鬼的棲息地，所有醜陋靈魂的家園，所有肮髒和令人憤恨的禽鳥的牢籠，還有許多類似的詛咒詞語。不用費多大的勁，也知道這指的是哪兒。
這些詛咒的詞句，也許會被理解為一個可憐的宗教狂熱者的胡言亂語。他想到自己很多朋友在過去五十年裏被殺害，因為同情和憤怒而失去了理智。可這些詞句是教會莊嚴儀式的一部分，在基督教徒聚會的地方它們被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局外人自然會認為，這代表著基督教徒對台伯河上這座偉大城市的真實看法。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基督教徒沒什麽正當的理由這樣想，我隻想說，我們不能因為戴克理先看法和他們不一樣而責備他。
但是，還不止這些。
羅馬人越來越熟悉世人到目前還沒有聽過的一個詞語----異教徒。起初，“異教徒”僅用於指那些選擇相信某些信條的人，也就是某個教派的人。但是，漸漸地，其含義越來越窄，專門指那些信仰被教會當局認為“不正確”、“不合理”、“不真實”或者“不正統”的信條的人。因此，用傳教士們的話來說，就是“異端的、不合理的、虛假的和永遠錯誤的”人。
仍然堅信古老信仰的羅馬人已經聊聊無幾，他們基本沒有被當做異端指控，因為他們是屬於教會以外的人，嚴格地說，不能讓其對自己的意見承擔責任。盡管如此，《新約全書》的某些內容也並沒有讓帝國皇帝感到愉快，比如，“異端是和通奸、不純潔、****、偶像崇拜、巫術、盛怒、爭吵、謀殺、煽動叛亂、酗酒一樣邪惡。”還有其他一些話，出於體麵，我在此不多贅述。
所有這些都會導致摩擦和誤解，而摩擦和誤解又會進一步導致迫害。羅馬監獄再一次裝滿了基督教徒，羅馬劊子手的手下又多了更多的基督教殉道者，血流成河，但什麽也沒有獲得。最後，戴克理先在極度絕望之中，返回了位於達爾馬提亞海灘薩羅納葉的家鄉，放棄了自己的統治，在自家的後院裏專心致誌地種起了甘藍。
他的繼任者並沒有延續他的壓製政策。相反，因為不能指望武力根除邪惡的基督教，於是，他決定認真做好一筆虧本生意，通過為敵人提供好處的辦法，爭取他們的善意。
這發生在公元313年，第一個“正式承認”了基督教堂這個榮譽，屬於一個叫康斯坦丁的人。
有朝一日，我們將擁有一個曆史學家國際翻案委員會。在這個委員會麵前，所有享有“偉大”稱號的皇帝、國王、教皇、總統和市長，都將失去這一稱號。有一個人必須經該委員會仔細審查，就是前麵所提到的康斯坦丁皇帝。
這位野蠻的塞爾維亞人，曾經揮舞長矛打遍歐洲各地，從英格蘭約克郡到博斯普魯斯延安的拜占庭，還殺死了自己的妻子、姐夫、七歲的侄兒，還有其他幾個不太重要的親戚。盡管如此，在麵臨最危險的對手馬克森提時，慌亂之中，他大膽地請求獲得基督教徒的支持。由此他獲得了“第二摩西”的美稱。最終，亞美尼亞和俄羅斯基督教都稱他為聖徒。他一生都是一個野蠻人，隻是表麵上接受了基督教，至死他都想通過蒸熟祭祀用羊的內髒去讀懂未來之謎。但所有這些都被忽視了，因為人們隻顧著他那部著名的《寬容法令》，這部法令保障了皇帝的基督教子民“自由表達意見和集會不受幹擾”的權利。
我此前已多次提到，四世紀前期的教會領袖們，都是很實際的政客。他們最終迫使皇帝簽署這個值得紀念的法令時，把基督教從一個小教派抬高到了國教的地位。但他們清楚是如何才成功實現這個目的的，康斯坦丁的繼任者也十分清楚。盡管他們努力用激烈的雄辯來掩蓋事實，事情的原委依然清晰可見。
“救救我吧！強大的統治者！”內斯特主教對著皇帝狄奧多西高呼，“把我教會所有的敵人都除掉吧，作為交換，我會給你一個天堂。支持我，把那些不同意我們信條的人打倒；反過來，我們也會支持你，把你的敵人打倒。”
在過去兩千年的曆史中，還有一些其它的交易。
但是，沒有哪種交易，像基督教為取得政權所做的交易那麽無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