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11｜第十一章 日本鬼子“鬼”，閻錫山比他們更“鬼”
上述秘密協定簽訂後，閻錫山即責成其屬下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璜與第五專區專員續如楫，率領所部兵力和地方行政人員向汾東進攻。先以六十一軍全部兵力在臨汾日軍的師團的協助下，迅速攻占汾東地區後，馬上控製要點，構築工事，後根據情況發展，再增派部隊，將汾東地區的八路軍、決死隊堅決予以消滅。
就在六十一軍出發之前幾天，駐臨汾的日軍即派出一個大隊並附有偽警備隊的一個中隊，向浮山、翼城、襄陵、臨汾等交界之塔兒山地區進行掃**。並沿途散布謠言，說將派大軍徹底清剿塔兒山雲雲，企圖威脅抗日軍隊退出塔兒山，替六十一軍進攻汾東掃清道路。
一月二十八日，梁培璜率曹國忠之四十八師，周建祉之六十九師，與續如楫所屬之保安第五團、第九團以及縣區村的行政幹部，在第二戰區總參讚楊澄源的指揮下，向汾東根據地大舉進攻。為了順利渡過汾河，特由日軍指定之渡口史丁橋和日軍據點襄陵橋通過。梁培璜唯恐部下與日軍發生衝突，為對日軍表示親善，特規定士兵在過橋時，“必須退出槍膛內子彈，一律大背槍”。日軍在渡口和橋頭上，各派出一名大佐軍官，帶著全副武裝的日本兵，對閻方人馬表示歡迎。
日軍官看見六十一軍開過來，伸出大拇指稱讚道：“晉綏軍是日本皇軍大大的好朋友！”
同時，日軍還向六十一軍官兵贈送了大米、清酒、香煙和罐頭等慰問品。日方情報官員還向六十一軍通報了關於汾東地區八路軍、決死隊最近活動的情報。
六十一軍侵入汾東後，僅僅十多天工夫，便向八路軍和決死隊發起了四次大規模的進攻。太嶽區黨政軍主要負責人薄一波為了貫徹黨中央堅持團結抗戰的方針，再三函告楊澄源、梁培璜，勸其深明大義，幡然悔悟，懸崖勒馬，並陸續放回六十一軍被俘官兵，向楊、梁當麵勸告。但他們在閻錫山的催逼之下，始終執迷不悟，繼續勾結日軍，加緊修築防共碉堡，四處掃**，大肆搶糧，以備固守。
一九四四年春，日本在太平洋戰場逐漸失利，美英等國的反攻力量勢不可擋，德國在蘇聯紅軍的打擊下搖搖欲墜。這時日本為了挽回頹勢，在中國戰場上集中兵力，企圖打通平漢、粵漢兩條大動脈，以支援其太平洋戰事，於是自三月開始，便對國民黨正麵戰場發起了猛烈的進攻，以風卷殘雲之勢，接連攻占了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福建的大部分和貴州的一部分地區，前鋒迫近四川，震動重慶。接著，日軍又在廣西南寧和越南北部會師，並把從中國東北直至越南河內的大陸交通線打通。
這時，閻錫山又以日軍取得這一連串赫赫戰果，而確信皇軍是不可戰勝的了，因而他對自己長期以來采取的對日妥協，利用日軍的強大戰力，消滅八路軍、決死隊，擴大自己的政權，仍然認為是唯一正確的策略。
而日軍在其打通大陸交通線以後，則更加需要更多兵力來維護這條交通命脈。同時也需要以更大的主力軍投入到太平洋戰場，以同美英決戰。因此，其在山西境內的軍隊，又不斷地被大本營陸續調走，因此對共產黨領導的日益壯大的抗日武裝，深感無力應付。
這時，日軍第一軍司令官吉本中將及其參謀長堀毛少將另調他職，軍司令官一職由駐紮湖北荊門的日軍第三十九師團中將師團長澄田睞四郎接任，以山岡道武為參謀長。
澄田與山岡的首要任務，就是：在山西境內貫徹“以華治華”、“以戰養戰”的政策，不遺餘力地利用閻錫山的全部力量來擴大其“防共成果”，借以鞏固後方基地的安全。因此，澄田和山岡下馬伊始，便迫不及待地通過閻方的太原辦事處，首先促請閻錫山從速派員接管一九四三年二月底日閻雙方所簽訂的秘密協定中，日方指定“讓渡”給閻方的縣，並盡快進入上黨地區，協助日軍剿共，並聲言：“日軍已作好一切準備來歡迎閻軍之到達。”
在此之前，閻錫山已經從日軍手中接管了浮山、安澤兩縣的小部分政權（大部分地區由八路軍太嶽軍區控製），對協定中規定的其他十一個縣，尤其是上黨地區的九個縣，因一直未能和日軍協商好具體的接管辦法，因而遲遲未能派兵前往。萬沒想到竟然還會有天上掉餡餅這樣的大好事，日軍反而來求著他上門接管地盤，於是急忙召集軍以上將領開會，當即決定派遣大部分兵力，在六十一軍和日軍的掩護下，經過汾東，開赴上黨。這一任務，由第十九軍軍長史澤波負責執行，史領命後，即率大軍向汾東地區開進。
同時，閻錫山以其總參讚兼汾東方麵總負責楊澄源身體有病，改任趙承綬前往汾東接替楊澄源本兼各職。
史澤波率領大軍浩浩****，意氣風發到了汾東，本想遵照閻錫山的命令，立即向上黨推進。不料這時才從先期到達汾東的六十一軍軍長梁培璜口中了解到，梁在汾東建立的政權，不過是日軍用刺刀勉強維持的一小塊地方，而汾東大部分地區，均已經落到了中共武裝手中。史澤波隻得協同梁培璜，在趙承綬統一指揮和日軍密切配合下，不斷地向八路軍太嶽軍區的根據地進行掃**，大肆搶糧抓丁。
一九四五年上半年，中共各解放區響應毛澤東主席“擴大解放區”的號召，接連發動了規模宏大的春季攻勢與夏季攻勢，把日軍壓縮到了鐵路交通沿線和較大城市。這樣一來，敵占區急劇縮小，並完全處於抗日軍民的包圍之中。
緊接著，國民黨正麵戰場也吹起了大反攻的號角，致使日軍疲於奔命，異常恐慌。
與此同時，蘇聯紅軍在歐洲戰場上取得了一係列重大勝利。四月三十日，蘇軍攻入柏林市中心，希特勒自殺。五月八日，德軍無條件投降，橫行一時的法西斯德國宣告滅亡，這就使日本法西斯完全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
戰爭形勢變化之快，簡直令人眼花繚亂，閻錫山更是大為驚歎，他斷定日本必將重蹈希特勒的覆轍，為了自己的“存在”，必須要在日軍失敗之前，盡快地將日偽政權轉讓到自己手中，於是急急忙忙和一幫高幹們商量出一個主意，即刻舉辦以培訓“解救幹部”為名的特種訓練，抽調大批所謂的精英骨幹，由梁化之、王靖國主持“精神培訓”，由楊貞吉傳授特務技術，然後將這些接受過“解救訓練”的幹部，派到日占區，和日軍密切協同，建立“防共政權”。閻錫山還指定太原辦事處的政治代表靳祥垣，分別發給日偽政權中省級以下各行政部門的負責人第二戰區長官部委任狀，承認其為第二戰區的地下工作人員，保證將來不會給予任何懲處。
閻錫山還加委此時已擔任日偽山西省保安隊副總司令的趙瑞，為第二戰區新編第一軍軍長，加委擔任保安隊師長的楊誠為第二戰區新編第二軍軍長。七月十五日，閻錫山又委派其前任騎一軍軍長溫懷光為新編第一、第二兩軍總指揮，並令他到祁縣城和趙瑞會晤，傳達閻錫山如下指示：
一、日本宣布投降時，一定要看好家門，以防被八路軍奪去。
二、晉中各縣，尤其是太原至孝義之交通大道，必須確保，以便會長返回太原時，得以安全。
此外，閻錫山還分別派人前往上黨、雁北地區與當地偽軍將領聯係，對他們封官許願，然後令他們安心繼續配合日軍剿共，確保防地不失，並提醒他們，勿以時局劇變（指日軍投降）而各自逃生。
就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夕，由於國民黨領導的正麵戰場和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同時向著日漸縮小的日占區節節逼進，日軍損失越發慘重。如此一來，死心塌地為日軍效勞的漢奸們非常害怕，尤其是敵偽政府中的高級官員更是惶惶不可終日，借故呈請辭職或席卷私逃者，時有所聞。這時日軍清楚意識到他的現任廳長、道尹大多或窺測方向，或心懷二意，故通過梁延武向閻錫山發出請求：“請速推薦廳長級和道尹級的行政人員前來太原，聽候任用。”
閻接到報告後，喜出望外，立即派出其得力幹部李崇才、孟祥祉等一大批人員前往太原，擔任日偽廳長、道尹等職。
接著，澄田又派偽前任建設廳長趙汝揚前往隰縣，向閻錫山轉達日方意見：“省長一職，也請由閻錫山閣下推薦。”
閻建議由梁上椿出任省長。梁卻力辭不就，竭力推薦侄子梁延武出任。
就在閻方正在醞釀具體人選之際，日軍因戰局急轉直下，靠著刺刀建立起來的侵略政權行將崩潰，也就把山西偽省長由誰擔任一事，棄之一旁。
閻錫山在日軍大舉侵華並占領大片國土、無數同胞慘遭屠殺、各族人民正與日軍浴血奮戰的國難當頭之際，身為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的軍政大員，雖然一方麵領導戰區軍民在共產黨八路軍的支持下堅持抗戰，打了大同、忻口、娘子關、太原等一係列氣壯山河，雖敗猶榮，可歌可泣的戰役；但另一方麵，為了保存實力，保住“山西王”的地位，他又暗中與日軍朋比為奸、認敵為友，倒行逆施。盡管他最終並沒有像汪精衛那樣公開投敵，但閻與日軍達成的“汾陽協定”本身和對部分協定的執行，已給國家、民族和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完全喪失了國家尊嚴和民族氣節。
閻錫山與日本的秘密協議，被中共在山西的負責人薄一波等獲悉，感到事態嚴重。因為閻如果降日，不但是對全國抗戰的一次重大心理打擊，而且閻、日聯起手來對付八路軍，後果不堪設想。於是，決定通過輿論捅出閻、日秘密協議，同時，發動各界民眾開展反投降運動，使閻一時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代表王世英在克難坡求見閻錫山，原來由閻的交際處約定談話十五分鍾，但在這次關鍵性的談話過程中，王世英抓住閻投降的危機問題，對時局作了較詳細的分析，談話一直持續了三個多小時。
這次談話中，王世英對三個重大問題的分析，使閻不能不對和日本人合作有所顧忌。
第一，日本隻有南進，才能解決它的戰略物資困難問題，不會北進。所以，日本早遲會與英美撕破臉，兵戎相見（因為閻錫山一直自認為美國肯定會為了對付蘇聯而支持日本，美日之間不可能開戰，美國也就不會公開援助中國）。
第二，蔣介石在全國人民壓力之下，不會降日（閻當時得到的情報是蔣要投降，蔣汪合流，組織親日政府，故他要搶先一步投降，竊據華北。因為蔣一投降，他的政治資本就完了，人民就會起來打倒他）。
第三，閻又問王世英：“假如蔣介石投降，你們怎麽辦？”王世英回答：“我們的態度很明確，領導全國人民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誰投降，我們就打誰！”
閻、王兩人長時間的談話，使在外麵等候接見的人焦急不安，而侍衛人員則在窗外偷聽。他們對這次談話十分重視，主要是想了解八路軍的態度，閻也想乘機摸摸中共的底。談話次日，王世英即返回延安向黨中央匯報。
其實，早在一九四一年六月，閻錫山與岩鬆義雄信使往來，暗中磋商，擬定條款，準備投降日本之際，中共中央就指示在閻錫山身邊工作的杜任之地下特別小組：“閻錫山是個軍人，他要公開投降日本，會比汪精衛等人有更大的危害，我們必須堅決拖住他，不許他公開投敵。這是一項政治任務，必須堅決完成。”
杜任之首先去找閻錫山的謀臣策士、山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二戰區政治部主任趙戴文說：“抗戰開始，你曾經公開表示不做亡國奴，堅決死守太原，與城共存亡。那時，你名聲顯赫。現在會長要回太原，也就是要去當漢奸。這樣，他就會遺臭萬年。你是不是同他一起回太原？”
趙戴文立即說：“我是有民族氣節的人。我絕對不回太原當漢奸！要回，他回去，我的墳墓就在黃河邊。”
杜任之說：“這當然很好！你決心不回太原，很有中華民族的氣節；閻會長要回太原當了漢奸，就成了民族的罪人。你和他共事多年，就忍心看他陷入罪惡的深淵嗎？你得想辦法拉他一把，不要叫他走那條路。”
杜任之還對趙戴文說：“你還是把幹部們的思想情況向閻會長說說，大家都不同意他這樣幹。別看有些軍政人員現在跟他磕頭盟誓。要真回太原，保管落個君不君，臣不臣，眾叛親離。”
杜任之等人還以各政治團體的名義，用不同筆跡寫了多封警告信投入“密報箱”。這些警告信閻錫山都要“親閱”，因此，這給他增加了很大壓力。
閻日妥協、閻日勾結緊鑼密鼓，消息逐漸透露後，社會紛傳閻要回北平任“華北王”。閻錫山內部嘩然，一些高級幹部紛紛請趙戴文代表大家向閻詢問究竟。
對其他人的意見，閻錫山未必真重視，但趙戴文在閻麵前說話，分量就大不相同了。
閻錫山和趙戴文是山西舊政壇上齊名的人物。他們是五台同鄉。一為河邊村人，一為東冶鎮人，相距僅十五裏。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一起在日本東京留學，閻在士官學校，趙在宏文學院，兩人過從甚密，情同手足。之後閻引趙見過孫中山，並介紹他參加了同盟會。
趙戴文向閻錫山陳述了戰區上下，反對與日本人妥協的普遍輿論。閻錫山聽罷，悵然若失，長時不語。
趙戴文說：“今日死戰失敗，仍是成功。不成功退往河西，也是成功。要回太原當下流漢奸，你如何吃得下？”
閻錫山問：“次隴，你的意見如何？”
趙戴文說：“我自然也堅決反對。”
閻錫山負氣道：“我如果真向日本人投降，你打算怎麽辦？”
趙戴文說：“我無顏見江東父老，一定跳黃河而死，決不跟你再回太原！”
而對閻錫山與日本人暗中勾結反對最堅決，表現最突出的人物，則是閻錫山精心培養的接班人梁化之。
梁化之是閻的姨表侄，山西定襄人，字敦厚，生於一九〇六年，七歲入小學，十六歲入閻錫山創辦於老家河邊村的川至中學；二十五歲畢業於山西大學文學係，為人儒雅溫和，極為聰明。梁化之在大學畢業不久就開始擔任閻錫山的機要秘書，其大學時代為師生所公認的“革命精神，領導才能”，得到了進一步的展現。個人的才具和工作精神，加上閻錫山的賞識與提攜，梁化之很快就成為山西政壇舉足輕重的人物。後來成了閻錫山最親信的人物，掌管閻錫山經費開支和私人印章。綏靖公署的一切機要公文，都必須經梁化之蓋印後，才能生效，梁成了閻錫山須臾不能離開的手。閻錫山左右見閻時，無論官職多高，誰都不敢攜帶武器，隻有梁化之可以攜帶，隨便進出閻錫山的臥室，任何人不敢阻攔。可見，梁化之在閻錫山眼裏分量絕對不一般。閻錫山手下很多親信，後起的像王靖國、孫楚、吳紹之、薄毓相、邱仰濬等雖也是登堂入室，可總比不了梁化之來得知近。
梁才華橫溢，口筆兩厲，極擅演講鼓動，曾被趙戴文推舉為“山西青年領袖”，一九三六年春，自強救國同誌會組成，閻錫山自任會長，趙戴文為副會長，梁化之兼任總幹事，負實際主持之責，統一領導各大小團體。短短的三四年時間裏，梁化之由閻錫山幕後的一個機要秘書，一變而為山西政治舞台上新興的活躍人物，可謂平步青雲。春風得意的梁化之，大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氣概。
太原日軍把閻錫山與日本人舉行“安平會議”一事印成傳單，用飛機大肆散發於國統區，閻錫山向日軍妥協投降的行徑大白於天下，遭到人們包括其統治集團內人員強烈的譴責和反對。
梁化之雖不能阻止閻的行動，但作為閻集團核心圈子裏的人物，他不僅反對與日勾結的活動，而且還向閻直陳反對意見。
實際上在“安平會議”前的三月十七日晚，梁化之就曾勸閻說：“大家隻欲安富尊榮，不惜置會長於何地，甚有願會長作漢奸者，此事宜早作籌劃，免使臨時無籌。”
閻錫山沉下臉說：“不要危言聳聽，滅自己威風。日本人想耍我，我也想耍他們，就看誰的手段更高明。再者，此事我也常與靖國、承綬、紹之、延武及鐵血團各軍幹商量，絕非我心血**，草率行事。”
梁化之道：“會長是足以改變曆史的大人物，與虎謀皮，若有不幸，晚節蒙汙，會長將何以麵對世人？會長雖一時為部分高幹所惑，然曆史又將置會長於如何？若是真有那一天，化之又將何以自處？”
閻錫山大怒：“你這是甚話？我還沒入絕境，你就想和我分道揚鑣麽？”
梁化之硬聲道：“化之忠於會長，但更願忠於中華民族，化之與子女，均為中華之國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為避免會長步入迷途，遭至不幸，化之誓願以生命勸阻會長，並以報國家也！”
四月十一日，梁化之出任隰縣區戰地動員工作委員會主任，臨行前又鼓足勇氣，到閻的窯洞裏，苦勸閻萬勿與日本人合作。
這下真是捅了馬蜂窩，話未說完，閻錫山竟從炕上跳了下來，臉紅脖子粗地將梁化之痛罵一通。
司令長官大怒，威氣斥責謂：“次隴是個書呆子，你簡直比呆子還呆！你想想我的曆史，閻錫山是怎樣的人？我如投降，你們還能存在？你們如此真應該死！你們真是一夥甚事不懂的小孩子。我的骨氣，你們豈能趕得上？你們豈配做死節之人？次隴也不配！”
梁化之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一日日記中寫道：“被斥後心中雖忐忑不安，但對被斥之因認為應該，我不應當以輕蔑之詞加諸長者，但對謂隻有會長配我們決不能（配）死節一語，尚未承認也。”
內部輿論，特別是梁化之、趙戴文這樣一些重要官員的堅決態度，使閻錫山不得不認真考慮，如果一意孤行，將使自己陷入眾叛親離的絕境。尤其是經趙戴文和梁化之沉痛諫勸，曉以大義，遂迫使閻錫山在朝會上堅定表態：“我與副會長義無反顧，堅決抗戰到底！”
當然，國際國內局勢的急劇變化，也是促使閻錫山改變策略的重要原因。
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曆史，使閻錫山有充分的理由自詡為日本通，他一貫認為，日本的綜合國力實在太強大，中國若是與之硬拚，必敗無疑。隻有他那妥協求生存的策略才能求得民族的延續。他甚至自作主張地主觀臆斷“美國必將幫助日本，中國抗戰終必失敗”。他還洋洋灑灑地寫了一篇文章，標題就是《東亞戰爭，美必助日，犧牲中國》。其論點是：“美國是一個唯利是圖的國家，幫助中國抗戰沒有任何利益，為了自身的國家利益，必然要犧牲中國，幫助日本。美國最擅於幹這種費力小而成功大，最便宜不過的事情。”
這篇謬文寫成後，還油印出來，叫他的高中級幹部們分組討論，並指示幹部們：“要引導大家討論我提出的‘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口號。我最後結論是，求和則存，繼續抗戰，不亡於日，也必亡於共。”
哪知事情的發展，並不與他的思路配合，日本軍國主義狂人們最終采取了“南進政策”，悍然發動了太平洋戰爭，這就一下子把閻錫山的計劃打亂了。他原來的判斷是“美必助日，犧牲中國，日必聯美，以製蘇聯”，卻沒料到日本對美國突然不宣而戰，使美國遭受了重大的損失。緊接著英國也在香港、新加坡、馬來亞等地先後遭到了日本人的沉重打擊。
閻錫山在部屬們麵前丟了個大臉，立即下令將他那篇剛剛印發下去的“宏文”收了回去，付之一炬，大家也不用討論了。
閻錫山改變了對日軍的態度後，馬上又頻頻向蔣介石送上笑臉。
蔣介石早已通過戴笠偵知閻錫山背著中央，單獨向日軍求和的情況，生怕閻脫離了他的控製，嚴重地削弱國民黨的力量。閻這一變臉，讓蔣鬆了一口氣，馬上派閻的舊部、摯友，軍令部部長徐永昌、賈景德，由重慶到克難坡與閻錫山會晤。在會商中，徐、賈二人秉承蔣介石的意旨，說明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英失利隻不過是暫時的現象，最後戰敗的必定是日本。對日求和，隻可從緩，更不可背著中央，單獨進行。
閻錫山對“從緩”二字讚同，對“不可單獨進行”，內心則不同意。因而一再聲稱：“二戰區環境惡劣，補給困難。如政府不在經濟上給予大力接濟，則必然將在日軍的經濟封鎖與軍事進攻下遭到毀滅。”
閻此時提出“補給問題”，也是恰到好處。徐、賈發電向蔣介石請示，蔣慷慨答應，兵源、物資都可酌情予以補充，除清理欠餉外，還可以酌情增加軍費。最後蔣介石還同意閻錫山為了“共同防共”，可以與日本人繼續保持聯係，並在必要時還可以退往黃河以西，加強陝北的防共力量。
閻一直存在的困難，反而因此得到了解決。日本人沒能利用閻，反而成了閻對付蔣介石的一張好牌。
日本鬼子“鬼”，閻錫山比他們更“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