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王維

公公跟唐代大詩人王維同姓同名，唐朝王維有許多膾炙人口的詩句千古流傳，譬如：“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等等。我公公雖不是詩人，卻也偶然出口成篇；雖沒有傳播於世，在我們家卻成了名著名篇，譬如：“深夜思往事，枕邊作小詩，書寄黃山麓，兒立鬆柏誌。”最近一首是：“兒女得力，爹媽歡心。抓大放小，時效倍增。減少說話，多多作文。適當運動，講究強身。腳步不停，後繼有人。”等等。

公公離休前也曾擔任過各級領導，可他隻願稱自己為“老報人”，正規的說法，是“老新聞工作者”。掐指算來，自1941年春公公被調到《民族日報》當助理編輯算起，他從事新聞工作已經整整六十年了。《民族日報》為國民黨政府浙西行署主辦，當時正值皖南事變之後，因為公公的共產黨員身份尚未暴露，報社便讓他負責地方新聞版的編輯。公公利用職務之便，常常得將一些誣蔑醜化新四軍的稿件銷毀，不讓它們見報。為此，公公被作為政治嫌疑犯遭到逮捕，幾經周折方才逃離虎口，輾轉來到蘇南新四軍根據地。這以後，公公隨部隊轉戰大江南北，幾乎一直從事戰地記者和報紙編輯的工作。那時，公公的新聞稿都是利用戰鬥間隙的點滴時間寫成的。1945年秋，新四軍攻打古城淮安時，公公臂係紅布條，跟著突擊隊一起攀梯登城，衝進城內，並迅速發出了解放淮安的急電。

公公28歲那年擔任了新華社鹽阜分社社長，29歲便出任《江淮日報》社長兼總編輯，那正是1948年，我人民解放軍發動了淮海戰役。在我第二、第三野戰軍圍殲國民黨黃維兵團的日子裏，《江淮日報》頭版上天天有敵司令官黃維的名字，當時當地部隊裏流傳著“王維辦報打黃維”的趣聞。淮海戰役以後，公公被任命為蚌埠市軍管會出版部長，奉命接收國民黨的《皖北日報》、（商報》等三個報館。公公與另一位記者冒著敵機掃射的危險，乘小木船搶渡淮河，隻化了半天時間，就完成了接收任務，並在第二天就在蚌埠出版了自己的《江浙日報》。據公公回憶，當時接收時用的印章是刻在半張麻將牌上的，印泥是裝在萬金油盒子裏的。公公他們穿著棉軍裝，人家背後嘀咕：“什麽部長？像個夥夫。”

當年，在農場，我和丈夫剛開始談戀愛時，他就危言聳聽地警告我：“像你這樣自由主義的人，以後到我家做媳婦恐怕很不容易，我爸爸對孩子非常嚴厲，他做報紙做慣了，橫是橫、豎是豎，一個標點都不允許錯，他決定的事，絲毫通融的餘地都沒有。”春節我們探親回上海，我見到了公公，看他慈眉善目的麵容，說起話來慢條斯理，心中便對丈夫的警告不以為然。數年後我們工調回城，商議結婚之事，便初次償到了公公報人的脾氣。那年我們二十八歲，公公卻不同意我們結婚。公公認為我們剛到一個新的工作單位，應該先立業後成家，並且應該先積極爭取加入共產黨，因為我的兩個小姑和小叔都是黨員，大哥大嫂卻還是一般群眾顯得太落後了。丈夫也是輩脾氣，堅持要馬上結婚，父子倆爭得互不相讓。後來是婆婆做了工作，公公方才鬆口同意我們結婚，但提了個條件，不能過早生孩子，以免妨礙工作。我因為感謝公公的寬容，便百分之百嚴格執行他提出的條件，一直拖到結婚十四年以後方才生孩子。情況其實並不像丈夫描繪的那般恐怖，我們結婚第二天，公公便當著全家人的麵宣布了他的“扶媳壓兒”的治家政策，原來公公隻是對丈夫這個長子特別嚴厲。我在公公身邊生活了十多年，公公幾乎沒有對我說過一句重話，記憶中隻有一次，他跟我發了脾氣。有一天，我坐在客廳的陽光下看報，手中提了支筆，便隨意在報紙邊上的空白處東塗西抹。正巧被公公看見了，他紅了臉，刷地將報紙奪過去，怒聲斥責道：“你怎麽這樣不愛惜報紙呀！”當時我雖然十分難堪，卻很理解公公對報紙特殊的感情，六十年來，公公的生命是與報紙熔鑄在一起的。公公的住房不算小，卻總見擁擠，因為角角落落，牆邊走廊，到處堆滿了一裸裸的舊報紙，分門別類，按年月排列得整整齊齊。我寫文章需要什麽資料，就鑽到公公的報紙堆中去找。公公自己辦報，讀報也讀得非常用功，大小各類報紙一一讀來，並將其間重要的文章用紅筆勾出，言令孩子們傳閱。這對我們真是獲益非淺，可以不用花大時間瀏覽全部報紙卻能了解最有價值的東西。

公公辦報六十年間，有近三十年的時間是在《解放日報》工作。 自1954年秋冬之交公公到《解放日報》任副總編輯起，後任第二總編輯，後任黨委書記兼總編輯，其間雖有短暫的調離，包括“文革”期間的靠邊站，最終仍是回到（解放日報》。公公說：“我這丫輩子，要算和《解放日報》關係最多，得到它的教益大，為它出力的時間長，因它吃的批評也多。”可想而知，公公對《解放日報》感情有多深，以致我母親一時想改訂《文匯報》或《新民晚報》看看，都不敢告訴親家翁，生怕他傷心。有時候我替公公算算，自他54年走進《解放日報》直至他退居二線，這幾十年中經曆了多少次政治運動，他常常處於首當其衝的地位。《解放日報》是黨報，又要堅持新聞的原則，又要堅持黨性，在那波誦雲詭的政治風雲中，主持筆政真是“左”右為難，猶如走綱絲般驚險。常常因為怕犯錯誤，卻偏偏犯了錯誤；剛剛檢討了這個錯誤，這檢討又成了錯誤。而公公，憑著他一個老共產黨員對信仰的熱忱和堅貞，一個老新聞工作者對新聞工作的理解和敏感，他在這根鋼絲上走得非常出色。

1978年，公公調回（解放日報》主持工作。當時報紙的新聞版常常是一個整版登2-3篇本報調，每篇引幾條毛主席語錄，洋洋數千言，多議論，少生動的事實。鑒於現狀，公公便提出了“報紙應以發表新聞為主”的主張，並認為“新聞要新，要讓事實說話”，提倡“大家來寫短新聞”。 自1978年11月3日起，《解放日報》第一版每天發表10條左右短新聞，大多是昨天或前天發生事實，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次年，又創辦了《報刊文摘》，以此作為新聞改革的“試驗田”。

1979年1月28日，農曆已未年正月初一，（解放日報》衝破禁區，率先在二、三版的下端刊登了兩條通欄商品廣告。這個日後在中國新聞史上產生重大影響的舉措便是由當時的《解放日報》五老總提議並拍板實施的。公公回憶道，當時大的政治環境好了，客觀上有這個需要。那時他沒有什麽顧慮，他認為報紙登廣告古已有之，天經地義。所以他既沒有送審，也沒有和上級部門打招呼。卻未曾料到，這張報紙出來後會引起廣泛而強烈的反響。從此，商品廣告重新成為大眾傳媒的組成要件。

1982年4月30日晚，蘇州河畔發生了懷孕女工陳燕華跳水救人的事情，第二天，卻隻有（解放日報》刊登了這則社會新聞。原來，陳燕華是個普通的女工，平時在廠裏沒有什麽突出的表現。而公公和《解放日報》負責夜班的編輯卻認為，這樁事情給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帶來新的課題，怎樣把蘊藏在群眾之中的心靈美好的地方挖掘出來，發揚光大。因此，《解放日報》對陳燕華作了連續跟蹤報遺，在社會上產生了良好的影響，並就此改變了一個普通女工的人生軌跡。

公公一生經曆坎坷，磨煉出他寵辱不驚，深藏若虛。解放初期他在安徽工作，三反五反中被錯打成“老虎”，關進了死牢。他卻在牢中用帶鐵鐐的雙手捧著列寧著作細讀，讀至興味之處，還情不自禁發出笑聲，令守衛的士兵大為驚愕，且百思不得其解。其實，公公是個感情豐富的人，他曾經為了教育兒子奮進，訴說老一代革命家創業之艱而情不自禁熱淚盈眶。我曾經自告奮勇來撰寫公公老新聞工作者的傳記，被公公拒絕。我們寫小說的人喜歡添油加醋胡編亂造，公公一定生怕我的筆會裹讀了新聞的真實與客觀。每逢假日，我帶著年幼的女兒去看望年邁的公公，看著他霜白的大腦門從報紙堆中仰起來的身影，心中往往會盛滿靜靜的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