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引言

“花非花”曆史小說係列新三種的校樣送到我的案頭，距離前四種的出版，已經八百多個晨昏。兩年餘的時間，前四種平均印數逾二萬，在長篇，總的來說大體不競的今天，這個成績也可算不俗。作為叢書的創意方，我對成書的各位，以及與其事而最後因故未能出版的另一位作者感激而抱愧。對於出版社的認真，參與者都報以加倍的認真，既不計報酬或補償的菲薄，也無惑於報端某些所謂“時俗”、“炒作”的議論。兩年餘來，對於這些議論，我們未曾作答，因為批評必須有實質性的內容，僅以“帽子”為論，是算不上嚴肅的評論而無須作答的；然而今天，當我看完新三種的校樣，目光停留在蔣麗萍女士那篇後記中長長的書單上時，喉間竟有一種硬塞的感覺，這種感覺，催促著我必須寫些什麽對我們所尊敬的作者負責，也對我們共同從事的嚴肅的事業負責。

蔣麗萍的這份書單在叢書中是有共通性的，從七部小說所涉及的史料來看，每一部背後都有這樣一份長長的書單，隻是有的開列了，有的未曾一一注明。單純的算術也許是最有說服力的，寫同樣篇幅的現代題材小說，以各位知名女作家的才力，也許隻要半年一年時間；然而她們卻放下了駕輕就熟的路徑，以二倍、三倍，甚至四倍、五倍的時間沉潛於那些連不少專業人士也不免望而生畏的故紙堆中。常常地，艱辛使她們數度想要中輟；然而感動，對自己所們及的曆史人物的命運切膚揪心的感動，支撐著她們義無反顧。於是她們為讀者奉獻了這樣一批著作：並非戲說，也並不“先鋒”；雖有大量的想象與虛構，卻形象地展示了曆史的因果鏈索；雖以富於曆史氛圍的切實描摹為共同特征，卻又對曆史作出了各具慧心的個性化解讀。她們其實不僅大量占有了史料，更以心靈含淚叩問曆史的糾結；於是她們在對中國婦女曆史命運的上下求索中，將讀者帶入了詩一般的藝術境界。

《高陽公主·長歌》是趙玫在她的係列曆史女性小說中“自己想寫要寫”的一部。小說的副題“長歌”，似乎就表達了作者對這部作品的感情傾注。也許小說中所表現的理念，在部分讀者看來有些“另類”，但作者一貫的而此番又更為激越的感情奔流，卻於“長歌當哭”中，展示了被政治聯姻與宗教戒律深深壓抑而強烈反彈的人性之偉力。趙玫，其實是企望從婦女問題一個最原初的命題來表抒自己對曆史的疑問。這尤見於她對史料的刨根究底的穿透綜合與由此形成的以心理演繹為內涵的情節架構上。有關高陽公主的直接史料是相當有限的，然而作者以其女性的敏感，卻在兩點看似獨立的平實記載中，發現其間容有非比尋常的疑問與聯係：開國重臣房玄齡家庭兄弟閱於牆竟終雙雙敗死，而公主正良莠錯置地下嫁於房家，並處於賢伯凡婿糾葛的中心；公主又與僧人辯機有一段婚外情，而偏偏這辯機正是高僧玄類的入門弟子，在初唐偉典翻譯的宏偉文化事業中成績卓著。趙玫對於被史家深深垢病的公主顯然滿懷同情。她所設計的情節，雖然事不可必其有，但情則不可必其無，且在史料上有若幹線索可循。因著對錯置的政治聯姻的厭惡，她詩化了驚世之美與出世之才的那一段孽戀，而由這孽戀中公主必然具有的心理傾向重新審度房氏的慘變，她更不無理由地坐實了被史書視為“誣稱”的儒雅的大伯遺直對公主的“非禮”。她執著地探究著這兩段孽戀中互為因果的關係，從而對史家把有著皇嗣之爭重大背景的房氏變故歸結於女禍，憤然質疑，在展示女主人公熱烈而慘痛的心史同時，不僅代公主發出了“是誰把我逼到這罪惡的深淵”的呼號，更將視點契入了曆史的縱深。趙玫筆下的高陽公主，作為唐代曆史上第一個以色欲而伏誅的貴族婦女，其實先兆了影響初盛唐政治格局至巨的武後、太平公主以至楊玉環事件的連鎖出現。高陽公主作為總是與**纏雜於一體的初盛唐政治角鬥場上第一個美麗的犧牲，由此獲得了“長歌當哭”的悲劇品格。在叢書七部作品中趙玫對高陽公主的解讀，無疑是最大膽、最個性、最現代的，然而她同時也是非常曆史、非常嚴肅、非常真誠的。這種極其個性化的曆史解讀，完全有理由成為曆史小說的一種有生命力的樣式。

相對於趙玫個性張揚的求索，王小鷹的《呂後·宮廷玩偶》似乎顯得溫麗細膩；然而當我仔細玩味小說“劉盈之死”、“左丞相審食其”、“前度劉郎何時來”上、中、下三卷的結構及其所要傳達的訊息後，卻感到僅以溫麗細膩目王小鷹是大錯特錯了。不同於一般倒敘，她以時序的大塊麵挪移與對衝，輔以密合無間的伏筆接樺，使女主人公曲折的心理曆程，隨著漢初宏大的曆史場景波濤洶湧，回流九折般地展示。從而不僅於細膩秀雅中見出內蘊的相當老到的縱擒開合的筆力，也使“宮廷玩偶”這一初看有點俗套的小說副題用常得奇，有效地表達了作者並非泛泛的曆史思考。王小鷹要傳達給讀者的是這樣一種近乎無奈的感觸：通常在人們心目中強悍雄鶩勝於男子的呂後，不僅逃不脫曆史的宿命，而且越是強悍，越是雄鶩，就越是被“宿命”的圈索拴套得更緊更牢，而這一背反的現象，發生在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實際登極的堂堂開國正宮的身上，較之後來以“掩袖工讒”而登基的武後，就來得更為驚心動魄。小說中呂後的一切政治行為都與其女性的地位及心理機製融為一體。夫君劉邦、情人審食其、愛子劉盈，這三位為她所傾心愛憐的男子她真誠地認為，她在以自己的才智魄力輔助、照顧、保護著他們實際上成為那“宿命”絞索的載體。形成這樣的認識，王小鷹不是通過趙玫式的個性色彩極強的合理推理，整個故事的大節目，即使是與審食其的私情，也史有明文。她所要做的除了以合理的想象虛構來豐滿血肉，更重要的是通過上述情節安排來凸現散在的曆史事件經由人性而隱隱逗露的因果關係。

作為母後自然人的母親與政治人的太後之融合，呂後為懦弱的愛子所作的一切政治設計，無不出於極其真懇的護犢之情，然而一切真懇的設計，反而一步緊一步地驅策著愛子步向死地。將呂後一生的中點惠帝劉盈事件作為故事的上卷，固然因為呂戚（夫人）相爭的慘酷背景，具有震撼人心的吸引力，然而更重要的是劉盈之死內含著這樣一種心史與曆史的關鍵性糾結：它既是呂後人性扭曲的積漸過程的爆發，又是她的權欲不得不從後台走向前台的關披。這心理與政治纏雜的雙重轉化，在輝煌“勝利”的同時，其實已注定了她的最終敗局。中卷“左丞相審食其”的意義絕不止於鋪敘呂後與劉、審的三角關係，在描寫女主人公對夫君與情人的感情依違中，作者展開了劉盈之死前後撲朔迷離的政治軍事格局。這強悍的女人，以死生以之的執著助成了夫君劉邦的帝業，而劉郎所留給她的不僅是疊加著無數次背叛的感情真空，而且是她必須費盡心力麵對的權力真空；她始卻終就的情人審生雖然一度填充了她的情感真空，然而當劉盈死後，他成為她營造劉呂平衡政治格局中唯一可寄希望的依傍時，他的機會主義的本性，卻成為令她最終敗亡的殺著。於是中卷在逆溯與順敘的對衝中，解答了上卷留下的兩個懸念：她那原初美麗的人性為何被扭曲成獸性，她對於戚夫人從人身到政治的殘酷而輝煌的勝利，又究竟意味著什麽？要之，她以真懇的母愛絞殺了愛子，也同時抽緊了自己脖子上“宿命”的絞索。作為小說第共卷的“前度劉郎何時來”，簡敘呂後死後，諸呂覆滅，在情節上雖已是尾聲，然而在理念上，因著標題的暗示，卻在冉冉升華。一片殺伐聲中，人們似乎能聽到那業已棄世的強悍的婦人在長安上空絕望地呼號，為什麽她的愛、她的一切才智與努力，總是招致一次慘於一次的殺戮。她一定在為曆史宿命的強大而戰栗，她大膽地嘲弄了正統觀念、宗法觀念、男權觀念，以她的愛和恨；然而這些觀念又通過男人們最終不僅玩弄了她的身，也“玩”死了她的心。“前度劉郎何時來”，這冥冥中的呼號，似乎已不僅是呂後絕望之後的企望，它同時也表現了小說作者由呂後這一特定人物所引發的對婦女問題的思考。與趙玫相比，王小鷹畢竟還是溫和的，她似乎不願對所謂“女權”作種種刻意的強調，她隻是實實在在地希望，作為“人”的女人，應當有“真正地愛”的權利。這也許就是婦女擺脫曆史宿命的起點。

就素材處理而言，蔣麗萍創作《柳如是·柳葉悲風》所遇到的困難，與趙玫、王小鷹全然不同。對她而言，直接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太多。特別是學術大師陳寅恪先生三大本的《柳如是別傳》，固然為小說提供了足資參考的藍本，但同時也威重地限定了小說家想象的空間。一切過分的想象，都會因《別傳》的經典性權威性而遭到非議。蔣麗萍是十分聰敏的，雖然她必須別開蹊徑，自成體段，然而於《別傳》，她絕不刻意求異；相反，她充分利用了《別傳》的豐富史料甚至人物性格評述，而同時又盡情發揮了自己的兩種優勢：女作家對曆史女性的心理體驗與小說創作不同於考證性傳記的體勢特點，從而成功地進行了再創造。從最基本的層麵而言，小說的成功處在於首次將連不少業內人士也望而生畏的經典性學術成果，轉化為雅俗共賞的優秀大眾讀物。我一直認為，學術思想成果與社會大眾文化的隔閡，是“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延續至今的一種重大缺憾，而蔣麗萍的嚐試，對於將學術成果轉化為社會性成果提供了有益的啟示這種轉化不僅是必須的，而且完全可能是藝術的，親切而感人的。

小說中的柳如是保持著《別傳》所抉示的柳氏性格的諸種特征，然而蔣麗萍更抓住了《別傳》雖然涉及但未充分注意的柳氏諸性格因素中一種最根本的心理機製：作為一個妓女身份的奇女子，她不滿足於擺脫屈辱的生活，更渴望並力爭擁有與一般女子同等的社會地位與個人尊嚴她，必定要成為一位“夫人”。蔣麗萍又未曾以理念化的“拔高”來描寫女主人公的這一心路行跡，小說中的柳氏依然有著風塵女子的那種恢**、世故與狡黯，然而因著那種向上的憧憬，因著她作為才女的另一麵的素養，一切風塵痕跡都表現得有所節製。正是在聰慧與狡黯、倔強與世故、才藝與恢**的互節互融中，柳如是的性格、心理、追求得到了有血有肉的展示；而當她以這種氣質與心理周旋於江南才士之間時，也以其特定的視角與態度，描出或映出了性格氣察不同的文人群像。在《別傳》中占有主要地位的柳如是推動錢謙益反清複明的事跡，在小說中由於著眼點的不同，所占比重自然相應較小，但是那種超乎須眉的氣節、機智，卻因著前文的大量鋪墊而獲得了心理與行為上的邏輯依據，甚至她的犯難脫險，也與其妓女兼奇女的一貫氣質前後相應。我們不能將學術性的《別傳》與文藝性的小說，在人物塑造方麵相比較，然而完全可以小說中的柳如是與同為文藝性的其他作品，比如孔尚任《桃花扇》中李香君的形象對看。可以決非拔高地說，這位柳如是比那位近乎大家閨秀的李香君，有血有肉得多，原因在於孔尚任更多地將才女兼誌士的理念賦予了香君，而蔣麗萍則首先將柳如是作為女人，作為妓女兼奇女來平實地看待，誌士與才女隻是她的第二屬性。

與人物塑造密切相關的是小說的背景渲染和場景鋪敘。我頗驚詫於蔣麗萍的文史功底，大至當時的曆史事件、江南的士風民情、柳色煙光，小至琴棋書畫、壺藝茶道、宅居陳設、衣飾佩環，在小說中都有相當精細且比較準確的描寫，其引述與化用古詩詞的廣度與貼切度也非瓊瑤小說可比。蔣麗萍在後記中談到她希望能以《紅樓夢》、《金瓶梅》的語言風格來寫這部小說，但是很難。而我在讀到小說的五分之一（當時還未看後記）左右時，卻漸漸感到有一種對我這樣的古典文學工作者來說相當親切的情韻。盡管可以摘出某處某處的對話與鋪敘不夠精確，不夠圓熟，但是在我看過的為數不少的今人所作曆史小說中，如果說有哪一部能得幾分《紅樓》《金瓶》的氣息韻致，那麽就是這部《柳如是·柳葉悲風》。我想這決非刻意摹仿所能辦，而是由於長期的文史累積，與對所描繪的那一時代的曆史文化沉潛揣摩甚至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而自然而然地有所溝通。於是，蔣麗萍以她似淡而腆，沉穩而清新的筆致，使她的女主人公置身於這樣一種氛圍之中：由騷亂的時代、浮動的人心、清麗的江南山水、精致的情感才思匯會而成的激楚與哀美之混響；於是，蔣麗萍雖然寫到柳如是對宋代同是妓女出身的女傑梁紅玉心向往之，然而讀者絕不會將她的女主人公與梁紅玉混同。蔣麗萍成功地塑造了明末清初、江南、秦淮河周遭，一位名妓的感人形象，雖然她沒有像趙玫，甚至沒有像王小鷹那樣明確地或較明確地傳達出她對中國婦女曆史命運的某種思考，然而我們能感到她同樣在思考，在沉思，在深深地沉思……

作為叢書的新三種導言，文章已寫得太長了，我很遺憾不能再回過頭來對“花非花”的前四種再一一評說。擱筆之前，油然而生這樣一種感觸：女子而生在中國，真是很難很難，過去難，現在也仍舊難，難到隻是企望以自己的心叩問一下自己的曆史、自己的命運，竟也會招致莫名的非議，於是我想“花非花”叢書，是必要的、是完全必要的。

趙昌平

二00一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