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經濟治理
正如第一章所述，人類經曆了氏族聯盟、自然國家、主權國家不同階段社會治理的迭代、創新和不斷演進的進程，在21世紀之初開啟了麵向經濟全球化、貿易全球化的多元治理。全球治理必然是從與社會製度、意識形態相關性不是最強的經濟全球化的治理開始，因此必須從考察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經濟治理的切入點開始，探討新時期的全球治理所麵臨的新機會和新挑戰。隻有當全球經濟治理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才可拓展到社會治理領域、國際關係治理領域、政治治理領域，甚至是未來的新型“世界政府”的全球治理時代。
在人類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的漫長發展曆程中，並不存在世界經濟，也不存在經濟全球化的問題，隻有當以交換為基本特征的商品經濟需要廣闊市場時，人類才需要打破地域、民族國家的界限，進行跨區域和國家的經濟連接和經濟交往。
資本主義時代開始於16世紀，距今已500餘年時間，隨著市場經濟的持續及向全球擴張，經濟全球化也在不斷發展。根據馬克思的觀點，“第一個商品經濟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在不斷尋求利潤最大化，並在此過程中推動著經濟全球化。由於新技術革命興起、跨國公司擴展、信息社會來臨、數字世界的到來，今天的全球化已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一、經濟全球化的萌芽
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標誌著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商業往來的開始。眾多歐洲早期探險家航海活動的最初目的，是為了尋找東方的黃金和市場，但不經意間，所發現的新航路為西歐國家向世界各地的擴張提供了必要條件。貢德·費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指出：“在1500年前後，世界曆史發生了一次鮮明的發展速度的‘斷裂’，其原因不僅在於歐洲人發現了美洲和通往東方的新航路，更主要在於由此開始了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發展及其從歐洲向外界的傳播”。
具體而言， 14~15世紀資本主義開始在歐洲萌生，特別是在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米蘭等城市，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在此階段已有所發展，紡織業中產生了由商人控製的資本主義手工業工廠。接下來，資本主義時代的真正開始，是以15世紀末到16世紀上半期的“地理大發現”和“東西方航線的開辟”作為標誌，這兩大動因使歐洲的社會、經濟、生活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基本奠定了世界市場形成的基礎。
其時，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葡萄牙人達伽馬開辟了抵達亞洲的海上航線，麥哲倫率船隊完成了環球航行，人類第一次從知識上和經驗上，真正認識到彼此都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東西兩半球相互隔絕的人類曆史自此結束；同時，也為擁有航海技術的西歐國家向世界各地的擴張提供了條件，開始了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發展以及從歐洲向更大世界的傳播。全球性資本擴張成為可能，隨之是探險與貿易的熱潮。歐洲列強大規模的海外殖民擴張活動，一方麵加速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另一方麵，也打通了世界各國、各地區交往的通道：經濟發展、文化傳播都開啟了國際範圍的交流，各個部分的世界，逐步走進了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時代。
人類的腳步，第一次從一個大陸跨越到了另一個大陸，實現了從草原、平原到海洋的“革命性變革”。“地理大發現”一方麵使人類對地球有了真切的了解，拓展了人類活動的空間，為經濟全球化打下了空間基礎；同時，“地理大發現”刺激了人類向海外開拓的強烈欲望，打破了故步自封、閉關自守的文化認知和曆史傳統，刺激了商品經濟的大發展，更替了各民族的自給自足狀態，開始跨洋往來。同時，殖民掠奪和奴隸貿易也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係形成的曆史前奏。
二、經濟全球化的壯大
到了18世紀中後期，從英國發端先行，歐美先發國家陸續以蒸汽機為動力、以紡織業為中心，開啟了迅猛的產業革命。因為機器大工業迅速代替了工場手工業，生產能力得以成百倍地提高。機器大工業所創造出來的資本主義生產能力不斷創造出遠超任何狹小的本國市場所能容納的大量商品。
歐美各國的資產階級從此到海外尋求商品銷路，大量廉價的、過剩的工業產品打破國界藩籬，奔湧向世界，推動了國際大分工和世界大市場的形成，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的大發展。伴隨著歐洲殖民者對新發現的疆域的擴張、侵略和殖民掠奪，世界市場也從歐洲拓展到美洲、亞洲、非洲等許多地區。各大洲和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聯係得到加強，國際貿易的數量有了極大增加。
另一方麵，如果說“地理大發現”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空間基礎，那麽機器大工業就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物質基礎。這一時期，英國成為“世界工廠”。受益於最早啟動的工業革命，英國工業生產量已遠超過英國國內的市場容量。到了19世紀中葉，英國一半以上的工業品必須要銷往國外，國內生產所需的大部分原料也需要依靠國外供應。在英國最大、最主要的棉紡工業中，這一表現尤為突出。例如，當時英國所生產的棉織品的絕大部分銷往國外，棉織品生產所需的棉花來自美國、印度、巴西、埃及等國家。自然地，英國不僅成為世界消費品的主要供應者，也成為了生產資料——機械設備的主要供應者。
市場經濟的本性，並不受限於國家邊界。擴張性的經濟和機器大工業是以世界市場為對象的大規模工業生產。這一時期機器大工業的發展，推動著經濟全球化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三、經濟全球化的躍進
19世紀後半葉至20世紀初的50多年時間，是經濟全球化發展最快的時期，在這一時期，西方發達國家都發生了第二次科技革命，標誌性事件就是從“蒸汽時代”進入了“電氣時代”，從以紡織工業為中心的“輕工業革命”進入到以鋼鐵、石化、電器、機械、汽車為代表的“重工業革命”，生產力獲得了新的、空前的大發展。電車、汽車、鐵路、鐵製輪船成為新的交通運輸工具，電話、無線電、電報成為新的通訊手段，這些都大大縮短了人們的時空距離，為國際貿易的大發展又提供了新的物質基礎和技術基礎。
憑借新科技革命所創造的新武器，西方列強們在世界範圍內開始了瓜分世界的殖民主義擴張。至20世紀初，世界領土已被瓜分殆盡，資產階級將資本主義統治範圍推展到新的領土、疆域，並形成了壟斷性質的資本主義體係。 1914年“一戰”開始，世界上幾乎再沒有與資本主義和世界市場相隔絕的土地和領域。
這一時期，西方列強從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發展到了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壟斷資本在經濟生活中占據了統治地位，而且其勢力範圍也已經伸向世界各地，出現了壟斷性的國際組織和跨國公司。特別是以英國和法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為了掠奪殖民地資源，不僅向殖民地大量輸出商品，而且開始進行生產性投資，這些國家的國外投資已分布在亞、非、拉、大洋洲等地。資本輸出的增加，特別是國外直接投資的擴大，標誌著各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從單純商品交流的外在聯係發展到了生產分工的內在融合的新型全球化階段。
經濟全球化發展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在20世紀初的大約40年間，曾經出現過四個改變經濟全球化的重大曆史事件：其一，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其二， 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大危機和大蕭條；其三， 1937～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四，蘇聯、東歐、亞洲的一批東方國家擺脫資本主義體係，形成了與資本主義陣營相抗衡的社會主義陣營。這些事件，衝擊了經濟全球化的既有進程和秩序。
這些曆史事件給人類社會和世界經濟都帶來了重大甚至是巨大的影響，人們通過這些事件認識到，戰爭（不論熱戰還是冷戰）和對峙隻能損害全人類的經濟發展，損害人類社會的進步。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即將勝利的同盟國各方協商成立了三大國際經濟組織，以穩定和調節世界經濟和國際經濟關係。這三大國際經濟組織分別是關貿總協定（GATT）、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國際經濟組織的產生和發展標誌著世界範圍內經濟全球化從自發過程開始走向製度化過程。
另一重要的推動因素就是新技術革命。從20世紀50年代初起，出現了以微電子、新材料、新能源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將工業化進程引向新階段，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了一個經濟大發展時期，即所謂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這一時期一直持續到1973年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為止。這個階段，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稱為“黃金時代”，成為實現經濟高度現代化的決定性階段。
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另一個全球治理方麵的積極影響就是，在這個曆史階段，西方帝國主義國家苦心經營了幾百年的殖民體係土崩瓦解。亞、非、拉殖民地國家擺脫了不公正、不平等的殖民統治，建立起自己當家作主的新國家，同時也與西方發達國家逐步形成了獨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國際經濟關係。也正是這種平等自主關係的產生，使得國際貿易獲得了空前發展。多數國家都相信經濟上的“比較優勢”理論的好處，貿易增長率超過了經濟增長率，跨國公司也如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將國際分工和國際經濟關係又推進到了一個新階段。這一階段交織著經濟全球化受阻的現象，同時也是經濟全球化向縱深發展的孕育時期。
四、市場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
20世紀80～90年代，世界經曆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動**，但同時經濟全球化又進入了一個嶄新階段，而且預示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真正到來。其突出標誌為：以微電子、生物工程的大發展為標誌的科技革命進一步深化，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從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變。這一時期又被稱為“後工業社會”的發端；跨國公司不僅在數量上、規模上有了更大的發展，而且其經營戰略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突出地體現在跨國並購的形式、數量和規模均有了重大發展。從人才的全球搜尋出發，許多跨國公司的研發中心移向海外，世界經濟融合的程度空前提高；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內，多數國家都在進行經濟體製的改革和以市場為取向的體製轉軌，最終消除了經濟全球化的最後障礙，市場經濟成為涵蓋整個世界的經濟體製；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經濟組織的職能、規模逐步擴大和發展，使世界經濟運行日益規範化和規則化，實現了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和知識流的全球溢出和暢通。
所有這些標誌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真正到來，但這並不意味著經濟全球化過程至此已經結束。彼時的經濟全球化終極目標是實現“世界經濟一體化”，而“世界經濟一體化”有賴於世界各國、各地區之間確立較為穩固的政策協調與合作關係，其最終的目標應該是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的世界經濟一體化：
1.貿易自由流動。各國之間的商品貿易和服務貿易應當如同國內貿易一樣，不受額外的稅收、數額、區域等一切關稅和非關稅的限製，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
2.資本自由流動。資本的流動如同在國內一樣，不受任何管製地在全球範圍內自流動；
3.在貿易自由和資本自由的雙重條件下，應當實現各國生產要素和商品價格趨同或均等化。由於受到國家疆域、國家主權、關稅和非關稅、區域經濟集團等諸多因素的限製和阻礙，至今生產要素還遠未實現在世界範圍內的自由流動和最佳配置，因此，從“經濟全球化”到“世界經濟一體化”還有很長的路程。[51]
五、超越經濟治理，治理全球化的新階段
（一）從“西方治理”到“東西方共同治理”
隨著世界經濟複蘇緩慢、全球貿易連年下滑，世界經濟增長需要新動力、新思路、新模式，以達到生產要素在世界範圍內的自由流動和最佳配置。這一時期出現了發展中國家集體崛起的世界現象，推動了全球治理體係從過去“西方治理”向“東西方共同治理”轉變，全球化也從過去的“市場全球化”進化為“製度全球化”階段，也就是所謂的“全球治理”。
2008年至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強化全球治理的呼聲空前高漲，改革和創新全球治理機製的共識也不斷增強。聯合國因此發布《2010年世界經濟與社會概覽：重探全球發展之路》的報告。報告指出，“2008～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暴露了金融市場運作的體製性失效以及經濟決策核心的嚴重缺陷，而且，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是緊隨其他幾場危機爆發的”，糧食、能源、氣候變化等“多重危機接踵而至，暴露了我們的全球治理機製在這些挑戰麵前，存在的嚴重弱點”。非常明顯地，以往的全球治理體係與決策模式，已經無法適應今天變化中的複雜多樣的世界新形勢，變革中的國際社會必然需要改革全球治理體製，從西方主導世界格局的單一治理維度向多元主體的“東西方共同治理”轉變。
地區層麵。世界各主要地區在治理變革轉型方麵都有各自的痛點。其一,一度作為地區治理典範的歐洲聯盟，在一波三折的主權債務危機中麵臨著治理機製轉型的強大壓力。其二,為推動非洲的團結合作、提升國際影響力，非洲聯盟也在積極建設並完善製度。其三,成功維護歐亞地區安全的“上海合作組織”，隨著成員國的擴大和區域性議題的擴展，在從有效的雙邊接觸向多邊合作轉變中，也在積極探索改革。鑒於世界貿易組織幾輪談判的停滯和困境，一係列區域性貿易安排隨之興起。在國家和次國家層麵，應對全球性問題的官方與民間、公共與私人的各種製度安排也在迅速發展之中。
機製層麵。在上述形勢之下，全球治理體製進入改革期。層次不同、範圍各異的全球治理製度，都經曆著不同程度的改建、創建乃至重建的過程。令世人矚目的積極變化是，在全球層麵，G20強勢崛起，並被廣泛確定為“國際經濟合作主要平台”。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等“金磚國家”概念也得以機製化，並成為“當代南南合作與南北對話的重要載體”。
環境層麵。氣候變化問題日益嚴峻，網絡安全、公共衛生等領域不斷出現新的全球挑戰，使得各種跨國社會運動和跨國倡議網絡或者聯盟紛紛湧現，它們積極參與到全球治理體係之中，意圖扮演重要角色。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作為世界經濟三大支柱國際組織，在肆虐全球、曠日持久的金融危機和多哈回合貿易談判僵局麵前，也進行了重大結構調整與製度改革。[52]
（二）“逆全球化”潮流不斷湧現
近年，歐美國家由於受到“極端保護主義”“選舉政治正確”等政治思潮和經濟形勢的影響，“逆全球化”潮流不斷湧現。“逆全球化”趨勢出現的主要原因，是近年來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全球部分地區經濟不平等現象長時間加劇，資源分配不公，社會主流人群的被遺棄感和不安全感增強，大量的社會民心轉向打“民粹牌”的政治人物，將他們視為救命稻草，這在歐洲、美國的政治舞台上都有明顯的事例。
幾十年來，經濟全球化通過釋放市場的力量，推動了全球生產體係的興起，促進了全球貿易與生產的蓬勃發展。但是，經濟全球化在帶來繁榮和發展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貧困、衝突、分配不公和環境汙染等世界性嚴峻問題。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雖然經過8年多的調整，全球經濟並沒有迎來希望的複蘇，反而陷入持續的結構性低迷，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升級，全球多邊機製不振，各類區域性的貿易投資協定碎片化，歐美的移民政策、投資政策、監管政策等開始朝著“去全球化”方向發展。彌漫在西方國家的民粹主義偏執地認為，現在需要封鎖邊境、強調民族主義，本國第一、管好自己。這事實上出現了一種“逆全球化”現象。
首先，各國的公共政策普遍失靈，導致經濟低迷態勢無法緩解。世界經濟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遭受重創。在其影響下，世界生產總值、貿易、投資均出現大幅度下滑。以美國和歐盟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由於市場開放程度更高，經濟的波動也更為劇烈。
這期間，技術進步帶來就業相對減少；資本和勞動間收益差距不斷擴大；金融資本的全球化運作帶來巨大風險。各個國家本應該在經濟全球化危機爆發後作出重大的政策調整，增強保護社會的措施，但由於許多國家在過去幾十年經濟全球化上升期形成了思維慣性，使他們關於政策的討論仍沿續原有軌跡。政策慣性之下，政府提出的解決方案不僅無法緩解經濟衰退，還讓社會中下階層群體在各種無效措施的推行過程中相關利益再度受損。這引起公眾極大的不滿，最終在發達國家中刺激了反自由貿易和反移民運動的大麵積流行。
其次，全球資源分配不公，導致富國愈富，貧國愈貧。一方麵，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導致發展中國家對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態度較為消極。發達國家不僅在經濟上占有絕對優勢，而且在國際經貿規則的製定中握有主導權。現存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經貿規則體係，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照顧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要求，但根本上仍主要體現著發達國家的更大利益。同時，發達國家依靠經濟、技術、軍事等多方麵的先發優勢，獲得超額壟斷利潤。發展中國家為獲得相應的先進產品或服務，則需要付出更多的經濟代價，客觀上造成了世界經濟發展的紅利分配不公。
另一方麵，發達國家內部各階層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利益分配也不均衡。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的精英階層在分配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紅利時占據了更多優勢，而人數占絕大部分的中產階層和低收入階層，他們的收入卻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深入，發達國家製造業不斷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產業空洞”出現，導致不少工人失業或者被迫從事更低收入的工作。
此時，資本密集度在生產過程中不斷增加，資本與勞動之間更高的替代，提高了國民收入中資本所有者的份額。財富的“馬太效應”突顯，使貧富差距拉大。這也成為發達國家的中下階層抵製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並成為“逆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量。
最後，移民問題一直是發達國家麵臨的一大挑戰，紛亂的移民問題導致中下層民眾的不安全感和被遺棄感大大增強。以歐洲為例，移民問題的挑戰更多集中體現在由於新移民與移入國的宗教文化差異較大，無法融入移入國的主流社會所引發的一係列問題，甚至引發大規模社會衝突。移民問題在美國產生的誘因與歐洲不同，但結果類似，美國移民對就業機會的影響主要集中在非技術工人群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大衰退中，美國實際GDP總值在當年第三季度開始下跌，在2010年就已開始出現再次增長，與此相反，失業率一直到2016年5月才恢複到與2006～2007年度的4.6%相近的4.7%。脆弱的社會保障體係和失業型複蘇的出現，決定了美國選民與其他發達國家的選民相比，更難以容忍經濟的衰退。
經濟危機所帶來的一係列政治、經濟、社會安全隱患，導致人民將矛頭歸咎於經濟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同時催生了民粹主義的大麵積興起。
（三）“逆全球化”現象及長期不利後果
歐洲大陸過去幾年的民粹主義源於大量難民的湧入導致從民眾到社區、從各個國家到整個歐洲層麵的種種治理挑戰，歐洲各國政府在為難民問題付出巨大代價的同時，也在不遺餘力地尋找解決方案。更近的例子是，英國公投脫歐是民粹主義的一次集體爆發。究其後果，新移民和東道國某些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底層的社會群體麵臨著失去就業機會、收入不平等等諸多問題，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他們的處境更為艱難。
雖然精英階層作為西方社會的統治階層擁有規則的製定權，但作為權力讓渡的交換條件，精英階層有義務為廣大普通民眾謀求相應的福利。當民眾對現實境況產生不滿時，民粹主義就會被激發，更嚴峻的是，民粹一方以一種去製度化的方式來抵抗現有的精英政治。英國脫歐就是一次典型的民粹主義集體大爆發。這種情緒蔓延開來，歐洲各國民粹主義政治氣氛因此受到鼓舞，世界範圍的政治民粹化趨勢被加強。“逆全球化”趨勢，極有可能在民粹主義推波助瀾之下成為現實。
貿易保護主義再次抬頭使自由貿易理念邊緣化。實際上貿易保護主義阻隔了自己國家和他國的往來，可能短期內並沒有帶來太大影響，但長期下去，會使得全球經濟陷入停滯。自由貿易有利於全球所有的國家和所有的行業參與者。減少自由貿易和“逆全球化”才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其一，多邊貿易體製短期內實現實質性突破較難。進入21世紀，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參與到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進程當中。在此進程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核心訴求也差別很大，在WTO框架下全體成員達成一致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其二，自由貿易理念的挑戰已由降低關稅的初級階段向更為複雜的技術性和體製性階段轉化。發達國家不斷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增加技術性保護條款，互惠、穩定的多邊貿易體係的建立更加困難。例如，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已進行了近20年之久，隨著時間的推移，達成共識的可能性越來越低。
其三，更嚴峻的現實是，隨著世界經濟低迷以及“逆全球化”趨勢的出現，自由貿易理念被更多的國家所拋棄，取而代之的是不斷升級的形形色色的貿易保護主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球實施的限製性貿易措施多達736個，同比增加50%，是自由貿易促進措施的3倍。
“逆全球化”趨勢揭示的問題應該引起各個國家、國際組織和全球層麵的高度重視，這一衝突提醒著各國政府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同時，還應當關注和矯正其他方麵的失衡和偏差。[53]
經濟全球化的確是一把“雙刃劍”。習近平說過，當世界經濟處於下行期的時候，全球經濟“蛋糕”不容易做大，甚至變小了，增長和分配、資本和勞動、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會更加突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會感受到壓力和衝擊。反全球化的呼聲，反映了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足，值得我們重視和深思。“甘瓜抱苦蒂，美棗生荊棘”，從哲學上說，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因為事物存在優點就把它看得完美無缺是不全麵的，因為事物存在缺點就把它看得一無是處也是不全麵的。經濟全球化確實帶來了新問題，但我們不能就此把經濟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適應和引導好經濟全球化，消解經濟全球化的負麵影響，讓它更好惠及每個國家、每個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