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preface
最初想寫一本關於“數字公民”的書。隨著寫作的深入，我的思維猶如進入一個世外桃源——對人類治理的認識宛如“初極狹，才通人，複行數十步，豁然開朗”，落筆後便不能自已，於是就構思了《人類命運：治理簡史》一書。
在信息多樣化並快速傳播的今天，知識的碎片化、文化的快餐化、思維的短缺化也越來越嚴重，人們容易被各種各樣表象的、局部的、過時的、失實的信息衝擊和包圍，甚至被放大傳播，讓人失去了獨立、冷靜、完整思考的時間和能力。
正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隻有站在曆史和未來的維度用辯證、哲學和係統的思維方式思考當下，看清事物本質和發展規律，看懂人類社會跌宕起伏、人類命運走向以及終極目標所在，才不會人雲亦雲，被表象所迷惑；才能作出理性的、正確的判斷和決策。
本書是想告知大家一個真實的世界。本書將展現：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社會治理演繹和遞進的規律；人在社會治理中的角色、地位以及公民角色的變遷；數字化時代公民如何拓展參與社會治理的空間；中國傳統文化對古代社會治理的作用和影響、對當代國家治理的貢獻以及推動全球治理的積極意義；人類文明的此起彼伏、全球化進程的一波三折以及全球治理的前世今生等等。一顆顆璀璨耀眼的珍珠將人類社會治理史串成了一條精美的項鏈。
人類社會治理發展史是人類命運的演繹史。從原始社會到今天，人類社會治理經曆了漫長的探索之路。現如今“治理”成為人類關注的熱點、焦點，這不僅是對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世界的治理，而且還要麵向未來數字世界的治理；不僅麵向國家治理，而且還要麵向全球治理。
人類社會發展史也是社會治理改革創新的曆史。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固有的治理方式無法與之匹配時，新的治理模式便會打破原有方式，並順應時代潮流登上曆史舞台，推動人類社會進步。
人類曆史中社會組織分為四種基本形態,即部落、古代城邦、封建領地和民族國家。相應地，人類曆史上出現了四種主要的治理模式：原始部落治理模式、古代自然國家治理模式、近現代主權國家治理模式和當代的多元治理模式。我們也可將國家治理的類型區分為統治型、管製型、管理型、治理型四種形態。治理方法也從人治、法治、德法共治，最終達到無為而治的理想境界。
自從有了階級，就需要有人來建立秩序和管理社會，國家因此產生，行政也隨之孕育出世，而行政和管理的概念是分不開的。在西方，政府角色多是從“守夜人”的消極、有限的政府走向積極主動的“行政國家”；從作為全麵介入市場的“有形之手”，到“依法治國”，再到政府管理的簡政放權，從控製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最後走向政府與社會雙向治理，經曆了多種試錯性的演變，圍繞著以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為核心要素的摸索、實踐和轉型變革經曆了很長時間。
良好的社會治理是一個國家實現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國家治理模式和每個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國情有關， 無論是管理還是治理，其目的都在於調和不同發展階段社會各階級的主要矛盾，整合各種社會資源，讓社會運行更加有序、高效、和諧、智慧；讓公民生活更加公平、安全、便捷、幸福。善治的目標，是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從而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麵發展”，這一直是當今多數國家所追求的治理方向。
當代的治理理論產生於西方的話語體係，而中國在借鑒西方治理理論基礎上，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發展之路。
習近平說：“一個國家走什麽道路、選擇什麽樣的治理體係，都是由這個國家的曆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漸進改進、內生演化的結果。離開給定的先決條件，異想天開地尋找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一廂情願地尋找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模式，就會走進曆史的死胡同。”
新中國的國家治理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而建立的。新中國成立之初，在一盤散沙的國土上實行計劃經濟，建立起高度統一的社會秩序和規則；到改革開放打開國門，實行“黨政主導型”管理模式，逐步建立符合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法律法規，釋放社會和人的潛能和活力；再到如今新時代的“黨政明責型”的治理模式，正本清源、以民為本、公平正義、依法治國、以德治國，逐步建立政府和社會多元的共治、共贏、共享的社會治理模式。改革創新的腳步從未停止，它也是一部不斷續寫國家治理方式接續遞進的改革史，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治理模式和道路。正如人的成長都有生命周期一樣，國家的成長也同樣有生命周期。中國發展已經曆了蹣跚學步的童年期和蓄勢待發的青年期，正在迎來蓬勃發展的青壯年期。
幾千年來，人類在賴以生存的物理世界的治理實踐中，積累了無數豐富而寶貴的經驗。如何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真正意義上把這些思想智慧和實踐經驗，麵向未來用數字化手段形成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模式，是“數字中國”麵臨的艱巨課題。
伴隨著人類社會演進和社會治理方式的變革，人的身份也在發生變化。關於人的政治話語的變遷，無不折射出政治文明的轉型進程。從原始社會的人完全缺乏“人類”意識到奴隸社會的成為會說話的工具、封建社會的人身依附、資本主義社會逐漸成為獨立的公民，社會主義社會人民當家作主，是國家的主人，“人”的社會角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盡管在現代國家，“公民”已經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法律概念，但翻開公民的曆史，我們就會意識到它是多麽的來之不易，是人類在不斷認知自我，探尋自我意義、謀求平等權利的過程中尋找到的答案。在中國，經曆了一係列社會變化後才走到公民。今天，“公民”不僅僅是一個法律的概念，更指“人民”這個群體概念中的每一個個體，代表著人與人的平等關係。
伴隨著科技的發展，公民與社會治理也呈現出新形態。幾千年來，人類社會的治理歸根結底就是對人、事、物的治理過程，數字世界是物理世界的映射。隨著數字世界的到來，人類世界已經開始加速度變化，公民的數字化身份更是已經悄然而至。數字公民是數字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公民的誕生對推進社會治理與公共服務意義重大，讓實體的“我”更加延展個人的腦袋和身體，讓人能得到更加自由和全麵的發展。如果說信息化改變的是人在物理世界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那麽數字化將改變全人類的思維方式，並重塑人類社會生活新的空間和秩序，促進人類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如果說治理模式是“術”之所出，那麽文化觀就是“道”之所依。文化始終貫穿於人類社會治理的全過程，推動人類社會的發展。文化是人們思想、行為、習俗、精神財富、物質財富等的總和，是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體現。文化是靈魂，似一雙無形之手決定著人類社會人們的思維和行為。先進文化提升社會治理的高度、廣度和深度，而落後的文化則製約社會發展，成為社會治理的絆腳石，讓社會變革寸步難行，甚至倒行逆施走老路。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具有五千年綿延不絕文化的國家。中國傳統的法家、儒家和道家的治理思想和管理哲學在人類社會的不同治理階段都曾發揮了積極意義和重要作用。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發展中形成的世界觀、生命觀和宇宙觀，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內容，哺育了偉大的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推動了農耕文明的輝煌和榮耀。
被譽為“百家之祖”的老子，在《道德經》五千言中關於“道”的思想，無論是對治世、治國、治軍還是對治心、治身，直至今日都有重要的指導和指引意義，幫助人們從根本上探知宇宙、生命的本源和價值。 “道”是萬事萬物的根本和運行規律，“教”是把道理通俗化，“法”是道德的底線。依道而行是上德，依教而行是中德，依法而行是下德。厚德才能承載萬物。中華文化是有道的文化，不管人類社會如何變遷，道是永恒不變的。人類對幸福與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社會治理的目的，是不變的大道。
仁愛、誠信、正義、和諧、大同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蘊含著豐富的教化思想、道德理念、人文精神和哲學精神，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積極啟迪，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千百年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夢想始終是人類心中長明不滅的燈。從古至今，大同世界一直是中國人關於理想社會的夢想，並不斷地被注入新的內容和精神。
直到170年前，已經進入工業文明的西方和還滯留在農耕時代的中國發生了無可避免的激烈文化碰撞，幾千年的中華文化出現斷層，這才導致國人對自己文化的質疑與自信的喪失。近代一百多年的不幸遭遇，使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蒙受重大挫折。中國人對於自己文化的不自信，也正始於那一係列“國門被迫打開”的悲慘戰爭。
毛澤東說過“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馬克思主義能夠在中國得到發展，不僅僅是有一整套滿足改革發展需要的思想理論體係，更重要的是與中國傳統文化具有相通性。
雖然中國文化在曆史長河中有過迷失自我的插曲，但苦難時代一過去，中國文化又會鳳凰涅槃，浴火重生，這正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印證。重塑文化自信，是我們這個時代難以回避的命題和曆史責任。
人類社會治理的曆史，也就是人類智慧發展和文明提升的曆史。文化是人類社會的變革和進步之魂，人類文明推動著社會進程。西方國家自15世紀“地理大發現”之後，經環球航行、文藝複興、宗教改革、思想啟蒙，走向文化的理性自覺，走向思想創新、知識創新，從而開啟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世界體係，創造了工業文明時代的繁榮昌盛與社會進步。
人類社會進程中，以大陸文明為代表的遊牧文明、農耕文明和以海洋文明為代表的工業文明，分別在不同的曆史階段、不同民族當中，演繹出絢麗多彩的史實。各種文明各領**，此起彼伏。當一方文明興起的時候，另一方文明恰好走向衰落期；而當另一方獲得新的發展能量時，這一方又陷入了低穀。
那麽當人類社會碰到全球化和數字化全麵衝擊的時空交匯點時，人類將會呈現什麽樣的文明呢？我們可以預見：在全球化和數字化相融的世界裏，人類曆史上任何民族的文化和時代的文明都將匯聚、融合、碰撞、包容、博采眾長，創造出新的世界文明的未來格局，完全可能展現出一種與以往任何時代都不同的、更接近人類文明本質的形態：一個共生共滅、共進共退、共贏共享的文明，這就是“宇宙文明”。
“宇宙”一詞最早出自《莊子》，《淮南子》注說“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宇宙是由空間、時間、物質和能量所構成的統一體。“宇宙文明”時代的到來將集人類文明之大成，在物理空間和虛擬空間都呈現出“連接、和合、共生、共創、共享”五個特征，新時代的“宇宙文明”體現了“和”與“共”的本質和核心內涵，用“和文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路徑也是終極目標。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說：“人類在軸心時代所創造的文化，是人類各個偉大文化係統得以複興的基礎和靈魂。”如果說2500多年前的軸心時代是人類個體意識的覺醒，關鍵是知道了“我”，那麽第二軸心時代的經濟全球化就是人類群體意識的覺醒，關鍵是明白了“和”；第三軸心時代的全球一體化的“天地萬物為一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將是人類整體意識的覺醒，關鍵是走到了“共”。由此可見“宇宙文明”終將要破繭而出。
曆史告訴我們，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人類從曆史中學到的唯一的教訓，就是人類從沒有真正從曆史中吸取任何教訓。
翻開人類曆史，“原始部落”時代，原始人沒有“人類”意識，人們把部落或者部落聯盟以外的人類都視為威脅或敵人。這種原始敵對情緒至今還殘留在人們的精神世界裏。進入“自然國家”時期，人類雖然不再基於血緣紐帶關係，但卻把治理關係建立在強權和武力之上。而主權國家無論是“熱戰”還是“冷戰”都是人類曆史上集體衝突最高、也是最殘酷的時期。過去五百年，以西方為代表的海洋文明曆經了一次世界大戰、二次世界大戰、冷戰時期，最後在本世紀初走入經濟全球化、貿易全球化，開啟了人類新紀元。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已呈不可逆轉之勢，在“全球治理”成為主旋律的今天，唯有站在人類整體的立場上,我們才能看到國家政治的嚴重缺陷,才能發現國家衝突製造了多少人間悲劇,才會領悟人類政治取代國家政治的曆史趨勢，也才能真正破解當下各個國家麵臨的問題和困境。因此,人類治理模式需要持續革命，通過製度創新有效地消除其對人類生存的威脅。
當下通往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全球治理的道路坎坷曲折——一些國家出現了民粹主義、逆全球化傾向、貿易保護勢力抬頭；國際分工、貿易不平衡等問題仍然凸顯；單邊主義思潮卷土重來，甚至有人提出要走入“經濟冷戰期”“去全球化”等等——但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進程，已然在全球範圍內形成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各國在經濟上相互依存日益緊密。人類社會的治理雖然已經由單一的主權國家發展到國家、國家共同體、國際組織和跨國公司等多種主體相結合的多元治理，但這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人類治理結構中的深層次矛盾。全球治理如何突破傳統的“國本位”，站在人類的高度去審時度勢，用新的治理架構真正意義上建立起基於人類整體思考的“世界政府”全球治理體係，才是人類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進化。如果這一體係得以實現,人類將徹底超越原始的動物屬性,文明也將會翻開嶄新的一頁。
柏拉圖當年在他的《理想國》裏提到的“哲學王”，是指有哲學思想和智慧的領導者。而物理世界和數字世界深度融合、全球化和數字化交匯的今天，無論是國家治理還是全球治理都需要有高瞻遠矚的“哲學王”引領，站在人類的高度去審視政治生活和社會目標，真正從人類利益出發，從傳統、狹隘的思維觀念和方式中走出來，用哲學思維和數字化手段構建起有利於全人類的全球治理模式，重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的新格局和秩序；從人類整體的存在和個體生命的價值出發,建立起全球一體化的治理體係,是人類唯一通往光明大道的抉擇。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正因為如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理念的價值才顯得如此彌足珍貴和如此具有遠見卓識。
隨著對人類治理模式探索、思考的不斷深入，我欣喜地發現，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人類的終極目標都可歸結到“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才是《人類命運：治理簡史》一書點睛之處。
2018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