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在立人

《新生》的胎死腹中，無疑在剛剛踏上文藝之路的魯迅麵前，豎起一塊“此路不通”的牌子。

魯迅略略猶豫了一下，在悲涼與寂寞中獨自前行。

魯迅一邊集中全力搜尋閱讀書刊資料，為自己的“新生”汲取多方麵的營養，一邊繼續尋找著開拓文藝天地的新路。

東京留學生中濃烈的反清排滿的革命氣氛，文藝路途上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使魯迅更加敏感於被壓迫民族的作家。那些叫喊與反抗的作品，在魯迅心靈深處更容易激起強烈的共鳴。他格外注意東歐及俄國的文學，可是，這些作品在東京得來不易。早已熟悉的神田的中西屋，日本橋的丸善書店，本鄉的南江堂及路邊的舊書攤，幾乎成了魯迅天天光顧的地方。在東京找不到的，就開列書單轉托丸善書店往歐洲函購。好在這類書大多為小冊子，價格不算貴。但有時為了閱讀翻譯之需，有些很貴的書也得咬牙買來，如從舊書店花十多元的大價錢買回德文本《世界文學史》。這些錢，對於魯迅這樣家境貧寒的官費留學生，必須節衣縮食才能擠出來。不問收獲，隻管耕耘。魯迅勤苦地，一天天豐富著、積蓄著自己的力量。

《河南》月刊，1907年12月創於日本東京，河南籍留日學生編輯出版，為留學界重要刊物之一。1909年12月第9期發刊後被禁。魯迅早期的重要論文，集中發表在該刊上

機會很快就來到了。《新生》流產不到半年，留學生界的重要刊物，河南留學生編輯的《河南》月刊於1907年底在東京創刊。魯迅的文章出現在創刊號上。《河南》出第9期後被禁，9期中6期內有魯迅五篇長篇文言論文，半篇譯作。

未能實現的《新生》的夢在《河南》得到了部分的實現。

五篇文言論文為：詮釋研究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的《人類發生學》，係統介紹達爾文生物進化學說及其發展曆史的《人之曆史》；**澎湃地評介頌揚西歐19世紀以來“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不克厥敵，戰則不止”的八個積極浪漫主義詩人詩作的《摩羅詩力說》；係統地介紹歐洲自然科學從希臘羅馬到19世紀的發展曆史，闡述發展科學對推動社會前進重要性的《科學史教篇》；分析西方文化發展曆史特點及其存在的偏頗，弘揚“尊個性而張精神”，提出“首在立人”綱領性主張的《文化偏至論》；破除“惡聲”、喚起國人心靈光輝、發揚獨立精神、發出獨立思考聲音、打破中國“緘口無言”的“寂寞”的《破惡聲論》。

五篇文言論文，幾乎涉及人類文化曆史的各個方麵：哲學、科學、曆史、政治、文學藝術。這些文章具體評介了二十個國家的一百二十多位科學家、哲學家、政治家、文學藝術家。重點評論的有海克爾、達爾文、培根、笛卡爾、施蒂納、叔本華、克爾凱郭爾、尼采、拜倫、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密茨凱維支、斯洛伐茨基、克拉辛斯基、裴多菲、易卜生等。在至多一年左右的時間裏，撰寫出範圍如此之大，文化含量如此之豐富，洋洋灑灑近十萬言的文言論著，真令人驚異不已。

在蔣抑卮（浙江杭州人，銀行家，資助魯迅出版《城外小說集》）病室中。前排後右一為魯迅，左一為許壽裳，中間臥者為蔣抑卮。1909年攝於日本東京。9.1cm×14.2cm。魯迅藏。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

在寫法上，魯迅自己說，因受了《民報》主筆章太炎的影響而喜歡作怪句和寫古字，這固然給讀者增加了閱讀的難處，卻也別具韻味。而其揮灑淋漓、汪洋恣肆的旁征博引與奇思妙想，無一處不展露著二十七八歲的魯迅的勤奮、學識、活力、獨到與天才。其文化視野之大、之廣，知識之豐富，情感之熱烈澎湃，思維之敏銳，見解之深刻，足使任何一位讀者敬佩折服。

魯迅棄醫從文後的第一批學術成果就如此驚世駭俗。其價值，就中國而言，是辛亥革命前夕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內的重要貢獻。不論從最早較為係統地闡述西方自然科學發展史、介紹歐洲近代民主主義文藝思潮和社會科學思潮方麵來說，還是從疾呼個性解放、精神獨立的意義方麵來說，其文化、思想、精神的啟蒙教育意義，均是無與倫比的。就個人而言，從中我們可以想見魯迅是怎樣的刻苦努力，怎樣的苦心孤詣，怎樣的廣覽博取，怎樣的去粗取精，在怎樣的廣度和深度上打下西學的基礎，並怎樣進行理智地文化選擇的。這和他從小積累的國學基礎及後來在人類文化背景下的理性反思相融合，在此雙重基礎上，由魯迅建立一座中國現代文化大廈並傲然聳立於世就不是奇怪的事情了。在距“三十而立”還有兩年的時候，魯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他的全部的哲學、科學、文學的基本觀點及其思維方式已經基本確立並大體成熟，剩下的隻不過是不斷修正和發展罷了。

魯迅與許壽裳、蔣抑卮合影。1909年攝於日本東京

魯迅的棄醫從文，並不等於拋棄了他的科學救國的思想，隻不過從振興祖國、強民富國的目的出發，在科學與人學的比較中，根據中國的國情，他發現並提出緊要的是“立人”。興國、立人與科學之間的關係，魯迅在五篇重要論文中表述得非常清晰明了。當然，魯迅更注重的是闡發他的“首在立人”的綱領性思想。

無論是研究人的生存與發展的曆史，還是闡明發展科學對推動社會前進所起的重大作用，魯迅都強調“人”的作用。魯迅認為，沒有“常恬淡，常遜讓，有理想，有聖覺”的一批又一批的科學家，沒有他們專心致誌地把畢生的精力獻給科學事業，沒有他們的勇於創新和刻苦鑽研，就沒有科學的發展，社會的進步。魯迅在《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中，更直接地為苦難的祖國和人民呼喚“人”的出現。

魯迅希望塑造的“人”，是“尊個性而張精神”的，是勇於“反抗挑戰”的，是“舉全力以抗社會，宣眾生平等之言，不懼權威，不跽金帛，灑其熱血”的，是“無不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於群，以隨順舊俗的；是發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於天下”的“精神界之戰士”。然而，魯迅悵然長問：“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

魯迅致蔣抑卮先生的信

留日時期的中、日文剪報合訂本。21.3cm×14.7cm。魯迅裝訂並寫目錄等。魯迅藏。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

魯迅與許壽裳、蔣抑卮夫婦合影。前排左一為魯迅，右一為許壽裳，中坐者為蔣抑卮。1909年攝於日本東京。20.4cm×24.8cm。魯迅藏。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

要造就一大批這樣的新人，在古老的以專製為傳統的中國，必須發起一場個性解放運動。要洞達世界大勢，吸收西方文化，根據中國實情“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要“尊個性而張精神”，“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覺近矣”，“人既發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

20世紀初魯迅確立的“首在立人”的思想，是他光輝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他為此奮鬥了終生。魯迅也因此而成為20世紀中國最出色的“精神界之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