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桃花塢
桃花塢，中有狂生唐伯虎。狂生自謂我非狂，直是牢騷不堪吐。
——尤侗《桃花塢》
一
一身之中，凡所思慮運動，無非是天，一身在天裏行，如魚在水裏，滿肚子裏都是水。
——《朱子語類》第九十條
的確，在中國曆史上，受到命運的嚴重打擊後，“發憤著書”而終於“立言垂世”者亦代不乏人，前於伯虎的如墨翟、孔子、司馬遷、賈生、柳宗元，後於伯虎的如李贄、顧炎武、王夫之等等，但這條道路對於唐伯虎來說，卻如鏡花水月，一場春夢。其中原因，邵毅平先生在《十大文學畸人·唐寅》一文中指出：
首先，就其天性而言，唐寅終究隻是一個才子，而不是一個學者，他可以在治學立言上表現自己的聰明才智，卻無法借此安身立命。其次，唐寅少年時代的努力讀書，雖不知所用，卻懷著希望，因而是一種積極進取、充滿樂趣的行為；失意後的發憤讀書，雖已知所用，卻懷著絕望，因而乃是一種消極退縮、充滿悲涼的行為。在這樣的心情下治學，其結果也是很難樂觀的。再次，在一個功利社會中，當“三立”中“立言”不是作為前二立的補充而是作為前二立的替代時，往往成為失意者謀求心理平衡的借口，唐寅此時“立言垂世”的願望，正有著若幹酸葡萄的成分，所以隻能衝動一時而不能堅持長久。
這當然是很中肯的議論，但我以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邵先生沒有論及，這就是環境的影響。本書在第二章就敘及，15世紀中葉在蘇州活躍著一個江南才子群，如沈周、周臣、唐寅、祝允明、文徵明、仇英、徐禎卿等人，他們都不是學術長才，而是一批藝術怪傑。更耐人尋思的是，他們每個人都是詩畫全才，才華橫溢。他們之間又或是情同手足的親密朋友，或是意氣相投的師弟關係。一個人選擇一定的事業目標，走上一定的生活道路，除開時代和個人等因素外，總與師友分不開。誠如郭沫若在《曆史人物》中說的，師友“是一種重要的社會關係，在一個人的成就上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數”。無疑，這些江南才子所處的經濟、政治地位相似，又都精於書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在對時政和生活的態度方麵，在理想的追求方麵，必然互相影響。總之，有了上述這些複雜的原因，“發憤著書”和“立言垂世”對於唐伯虎來說隻可能變成曇花一現的空想了。
生活的劇變使得唐伯虎頭腦中兩年來急劇熱化、膨脹的科舉仕進的欲望徹底破滅，從痛苦和絕望中複蘇而選擇的“立言”之路又滿是荊棘，難以走下去，於是，經過久久的思索，他進一步拋棄了“立言垂世”的想法，選擇了“自適”“適誌”的生活方式。伯虎的這種選擇當然不是突如其來的越世高談，其思想基礎便是我們在本書第二章所敘述的以“及時行樂”為核心的人生觀。唐伯虎考察禍福無常的人生，想到生命是如此的短暫而偶然，如此的珍貴而又美好，他愈益熱戀寶貴的生命，就愈益感受死亡的悲哀，就愈益放縱血肉之軀的欲望，於是便放棄對生命長度的追求，轉而追求生命的密度。他認為隻有及時行樂，才算不虛度此生。
一生細算良辰少，況又難逢美景何！
美景良辰倘遭遇，又有賞心並樂事。
不曉高燭對芳尊，也是虛生在人世！
（《一年歌》）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細細算來，宜人的天氣、美麗的景色、佳妙的心情和快樂的事情聚合在一塊兒的日子有幾天呢？隻有夜以繼日飲酒弦歌，才不算辜負啊！這種“及時行樂”的思想，伯虎少年時即已有之，現在經曆人生的慘痛教訓，就更加堅定了。他想到：《左傳》雖然說“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自己卻身遇誣陷，如潔白的玉璧蒙受了玷汙，為社會所拋棄了。雖然有顏回一樣的操行，終究不能取信於人。而做一番際會風雲的事業，又有什麽途徑可達到呢？想要立言垂世吧，恐怕如同揚雄寫《劇秦美新》、蔡邕依附於董卓、李白受累於永王之幕，柳宗元被攻擊為王叔文之黨，徒然增添垢辱而已。伯虎終於大徹大悟了：
人生貴適誌，何用劌心鏤骨，以空言自苦乎？
（見《唐伯虎全集·胥台山人序》）
“適誌”，也就是順應自己的天性。唐伯虎天性豪俠，又嗜聲色，現在既然已跳出“三不朽”的傳統模式，既然已經痛感生命的短促，那就幹脆明明白白地承認，徹底完全地履行。他有一首《焚香默坐歌》說得好：
焚香默坐自省己，口裏喃喃想心裏。
心中有甚害人謀？口中有甚欺心語？
為人能把口應心，孝弟忠信從此始。
其餘小德或出入，焉能磨涅吾行止？
頭插花枝手把杯，聽罷歌童看舞女。
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為之恥。
及至心中與口中，多少欺人沒天理。
陰為不善陽掩之，則何益矣徒勞耳！
請坐且聽吾語汝，凡人有生必有死。
死見閻君麵不慚，才是堂堂好男子。
十足的才子氣魄！十足的天性文字！“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思想在伯虎眼中直如破屣，怪不得袁中郎評為：“說盡假道學！”
古時候有位修行的嚴尊者，問趙州和尚：“一物不將來時何如？”——怎樣才能做到拋棄一切，兩手空空？趙州和尚回答：“放下著。”現在，唐伯虎把立德、立功、立名等封建士子的思想重負全都放下了，他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輕快，豪邁地說：“大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
然而，從打算“立言垂世”到決定采取“自適”“適誌”的生活方式，在身心都需要一個調整階段，唐伯虎選擇了遠遊。
從古及今，每一個知識分子都相信；每一片風景，都是一種心境。花開花落，魚躍鳶飛，大自然無限豐富的形態，隨處都可能成為轉換人們心境的媒介。那些流動飄逸的雲水、小窗梅影的月色、綺麗華滋的春光、荒寒幽寂的秋景，都能使置身其中的人受到感動，都與人們的生命絕不是不相幹的存在。無論是煙雲空蒙，還是啼鳥處處；無論是登高山觀日出，還是涉大川送夕暉，都能沐浴靈魂，澡雪精神，陶冶性情，都是醫治心靈創傷的良醫聖藥。現在，唐伯虎就將這次遠遊視為一次精神之旅。
古時候有句俗話：“南人乘船，北人騎馬。”指的是北方多平原曠野，而南方則江河密布。唐伯虎遠遊的主要交通工具當然還是一葉扁舟。這次“翩翩之遠遊”的行蹤很廣，遊覽了湖南的南嶽，江西的匡廬，浙江的天台，福建的武夷，並觀大海於東南，泛舟於洞庭、鄱陽。他的朋友徐禎卿曾寫有《懷伯虎》七律一首：
聞子初從遠道回，南中訪古久徘徊。
閩州日月虛仙觀，越苑風煙幾廢台。
賴有藜筇供放跡，每於鸚鵡惜高才。
滄江梅柳春將變，憶爾飄零白發哀。
詩中也概括地寫出伯虎的遊蹤。伯虎此次遠遊，最使他自豪並且最為人樂道的是“九鯉乞夢”。九鯉湖在福建仙遊縣北，景色幽美。相傳漢元狩年間何氏兄弟九人煉丹於此，煉成，各乘一鯉仙去，因名。徐經的玄孫徐霞客有《遊九鯉湖日記》，生動地描寫了九鯉湖的景色：
平流至此，忽下墮湖中，如萬馬初發，誠有雷霆之勢，則第一際之奇也。九仙祠即峙其西，前臨鯉湖。湖不甚浩**，而澄碧泓於萬山之上，圍青漾翠，造物之靈亦異矣！
並且徐霞客也記載“是夜祈夢祠中”，可見九鯉祈夢是明代人的好尚。伯虎浪遊至仙遊，夜宿於九鯉湖畔，夢見仙人送給他一擔墨。這當然是文業終生的象征。所以當時朋友稱羨，後世文人亦傳誦，所謂“鯉仙贈墨妙江東”（韓菼《暮春唐解元墓下作》），指的就是這件事。又傳說伯虎祈夢九鯉時，夢中有人示以“中呂”二字。伯虎醒後對人說起，都無法詳解。幾十年後，伯虎訪問同邑的閣老王鏊，見到王的牆壁上有首蘇東坡的《中呂滿庭芳》的詞。伯虎吃了一驚，說：“這就是我夢中所見啊！”讀到其中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句，伯虎很恐惶，不久他真的去世了。終年五十四歲，也可說是“百年強半”。我總覺得這傳說玄而又玄，不大可信。
又傳說伯虎坐船遊黃州，觀賞了東坡赤壁後，深夜醉步踉蹌地歸船，路上碰到巡邏的士卒，被認為犯禁而被扭送見指揮使。指揮使不認識伯虎，盤根究底地審訊他。伯虎大笑，答以詩雲：
舟泊蘆花淺水堤，隔江邀我泛金巵。
因觀赤壁兩篇賦，不覺黃州半夜時。
城上將軍原有令，江南才子本無知。
賢侯若問真消息，也有聲名在鳳池。
詩中“招供”了犯禁原委和自己的身份，於急難狼狽中仍不失才子的瀟灑本色。
遠遊似乎是中國封建文人的一大傳統。不過，大多數文人（包括李白、杜甫、蘇軾等）的漫遊，是為了打開仕途的通道。在封建社會想要當官，首先要獲得一定的社會聲望，最好有大人物幫忙遊揚，這樣再通過科舉，才能較順利地得到官位。唐伯虎已經是趕出仕途外，跳出“三立”間，自然與此無涉。他這次曆時約一年、足跡遍東南的遠遊，主要目的有兩個。
其一是借青山綠水來淡化仕途上的失意感。因為對社會失望之後，便以自然為人生幸福的補償形式了。對於一個政治失意者來說，有時候隻需要在極平凡的一樹一石、一花一鳥中，就可以覓得一小塊精神止泊之地，作為他生命的最後依托。唐伯虎有首《煙波釣叟歌》就是這種思想的形象表達：
太湖三萬六千頃，渺渺茫茫浸天影。
東西洞庭分兩山，幻出芙蓉翠翹嶺。
鷓鴣啼雨煙竹昏，鯉魚吹風浪花滾。
阿翁何處釣魚來，雪白長須清凜凜。
自言生長江湖中，八十餘年泛萍梗。
不知朝市有公侯，隻識煙波好風景。
蘆花**裏醉眠時，就解蓑衣作衾枕。
撐開老眼恣猖狂，仰視青天大如餅。
問渠姓名何與誰，笑而不答心已知。
玄真之孫好高士，不尚功名惟尚誌。
綠蓑青笠勝朱衣，斜風細雨何思歸。
筆床茶灶兼食具，墨筒詩稿行相隨。
……
一個須發皆白的漁翁，無視朝市公侯，八十餘年來都生活在茫茫湖上，更妙的是筆墨詩稿隨身攜帶，時有長篇短句！這樣的漁翁在現實中其實是不存在的，顯然是作者理想的化身。
中國封建文人的漫遊有一種共通的審美興趣，他們總是對往古這個時間的維度敞開懷抱；而已經消逝的往古猶如幽靈似的穿透眼前的自然景物，展現在煙靄茫茫之中。在曆史的回首中，滿眼風光，有多少春日鳥啼的日子，多少秋天空闊的景象。而這風景的世界裏，又有多少悲歡的故事，多少生滅與存亡。就是在這種懷古情緒的支配下，唐伯虎騎著毛驢，登上廬山香爐峰，仔細辨認著摩崖石刻中古人的題詠，“讀之漫滅為修容”（《廬山》）；經過子陵灘時，聆聽著滿山樵斧聲，眺望著紛飛的鸕鶿，遙想起嚴子陵這位“漢皇故人”（《嚴灘》）；遊覽輞川時，於白日蒼鬆、清風明月之間，細細體味王摩詰的“塵外想”（《題輞川》）；麵對著浩渺的空間和悠長的時間，他感到個人、家庭、仕途等等真正是如同塵芥！在《遊鎮江登金山、焦山》中，他寫道：
孤嶼崚嶒插水心，亂流攜酒試登臨。
人間道路江南北，地上風波世古今。
春日客途悲白發，給園兵燹廢黃金。
闍黎肯借翻經榻，煙雨來聽龍夜吟。
金山位於鎮江西北的大江邊，以綺麗稱世。自古以來，流傳著“金山寺裏山，焦山山裏寺”的民諺，就是講金山小巧，整座山為佛寺包圍。焦山渾厚，寺院深藏在山中。金山寺為東晉時創建，初名澤心寺，唐以後改為金山寺，枕江而築，氣象萬千。伯虎攜酒登臨，遠望腳下亂流激起的層層雪浪，環顧身邊被兵火破壞的佛寺，想到了南北道路和古今風波，產生了一份浸肌浹骨的個人心靈深處的感動。於是，在誦經和江濤的交響聲中，在神秘的香煙和幽微的琉璃燈火的交融中，伯虎追憶自己逝去的父母、徐氏妻子及妹妹的音容，想到如鏡花水月般的功名，想到係囚罹獄的屈辱，覺得一切都是空的。他甚至想向和尚（闍黎）提出就此出家，夜夜傾聽那孤寂而壯闊的江濤。
其二是出於研習丹青、師法造化的需要。伯虎失意之初立下的發憤著書的願望早已灰滅，他選擇了靠詩文書畫謀生的市民藝術家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予棄經生業，乃托之丹青自娛。”（《六如居士畫譜自序》）這樣，觀察自然、寫生山水、師法造化就成為他必修的功課。
唐伯虎的繪畫創作，山水畫占主要地位。他從周臣那裏繼承了李成、範寬和南宋四家的傳統，對元代趙孟、黃公望、王蒙等的畫法，也經過苦心研究。前人評價他“青出於藍”，認為他雖然取法宋元諸家而能有所發展，在技法上能融會貫通，自成秀潤、縝密、流麗的風格和麵目。無疑，伯虎這次漫遊名山大川，廣泛地體驗了豐富的社會生活，深刻地觀察了雄麗的自然景色，對其繪畫藝術是影響至巨的。
漫遊中，伯虎以一種極富於色彩的眼睛看世界，對於大自然中春光明媚、絢麗滋潤之境，有一種深刻的自覺的感應。如以下兩首小詩：
燕子歸來杏子花，紅橋低影綠池斜。
清明時節斜陽裏，個個行人問酒家。
紅杏梢頭掛酒旗，綠楊枝上囀黃鸝。
鳥聲花影留人住，不賞東風也是癡。
色彩絢麗，輕靈流轉，我們參看他傳世的畫作《山路鬆聲圖》《青山伴侶圖》《騎驢歸思圖》等，即可體會到伯虎那種來源於現實生活的敏銳的色彩效應。
在流連山水之中，伯虎也漸漸學會用真正內行的眼光，亦即用讀畫的眼光和讀詩的眼光來觀察山水，如他在遊覽齊雲岩時，感覺到“霜林著色皆成畫，雁字排空半草書”（《齊雲岩縱目》）；在旅濱長江時，觀察出“寒梅向暖商量白，舊草吟春接續青”（《聞江聲》）。像以上這些詩句，是地道的藝術家的詩句。用讀畫和讀詩的眼光來欣賞山水，實際上已經相當於用一種哲學的眼光看山水，亦即將中國藝術精神，融入山水審美的境界了。
總之，這次漫遊對於伯虎日後在繪畫上打破前人陳套，尤其是變化南宋院體風致，是很有作用的。我們欣賞伯虎的山水畫，不論峰巒水口、樹石林泉和點綴的人物、屋宇等等，都畫得現實具體，使人看了，感到可遊可居。尤其如代表作《江南農事圖》，以異乎尋常的工細筆法，描繪了初夏時節南國農村的自然景色和種種農事活動，上邊題詩：“四月江南農事興，漚麻浸穀有常程。莫言嬌細全無事，一夜繰車響到明。”說明伯虎對農民的生活有一定的了解，並懷有一定的感情。這正是師法造化的結果，和前人一些“足不出裏閈”一味摹古的山水畫是不同的。
二
閑居嗒嗒醉嗚嗚，轉覺微情與世疏。
——徐禎卿《贈唐居士》
也許是大半年的監獄生活的摧殘，也許是長期營養不良，也許是這次浪遊旅行的勞累，唐伯虎回到家中就病倒了，纏綿病榻，數月之後才漸漸痊愈。
病愈後，伯虎就鬻畫賣文，維持生計。他這樣做的直接目的有兩個：一是他天性醉心藝術，筆墨丹青是“自適”“適誌”的最好手段。二是蘇州不僅風物宜人，而且工商業、特別絲織業發達，商賈聚集，有些商人富可敵國。這些商人們為了美化精巧的園林，附庸風雅，也就肯花高價購買字畫。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帶動了一般市民對藝術品的愛好和收購。於是蘇州產生和匯集了很多藝術家（特別是市民藝術家），成為當時全國屈指可數的最大的字畫市場。他出賣字畫，能夠自食其力，“不使人間造孽錢”，維持一家生計。
這時候，輿論已經逐漸往同情他的一邊傾斜。誠如他在《題潯陽送別圖》中所感慨的：“是非公論日紛紛，不在朝廷在野人。”一般老百姓本來就喜愛唐解元萬丈才華，欽佩唐解元的滿腹學問，現在慢慢知道他所受的冤枉後，都同情他，為他說話，買他的字畫。相反，對誣陷他的都穆，雖然得做高官，大家還是鄙薄和厭惡。加之這時伯虎的字畫已漸臻佳境，他書學趙孟，而能自出機杼，特別是行書嫵媚俊逸，為世所稱；繪畫路子也很寬，山水、人物、仕女、花鳥，均不同流俗，高視闊步於一時。因此，向他求購書畫的人不少，有時還感到應接不暇，不得不請老師周臣代筆。這種自食其力的硯田生涯，伯虎一直堅持到離開人世。
在這段時期，唐伯虎的家庭成員發生了一些變化。
伯虎原配徐氏，徐氏亡故後曾續弦，出獄後“夫妻反目”，續弦離去。這次浪遊歸來後他又娶妻沈氏。這就是祝枝山《唐伯虎墓誌銘》中所謂“配徐繼沈”中之“沈”。因文字資料缺乏，我們已不可得知沈氏的基本情況，隻知道她排行第九，人稱沈九娘。然而伯虎詩詞流露出，和沈氏是感情融洽的。《感懷》詩雲“鏡裏形骸春共老，燈前夫婦月同圓”，“月圓”自然是美滿的象征。《偶成》則直接描述了這對貧賤夫妻的生活：
科頭赤足芰荷衣，徙倚藤床對夕暉。
分咐山妻且隨喜，莫教柴米亂禪機。
“隨喜”是佛教用語，謂見人做善事而心中歡喜。《勝鬘經》：“爾時世尊於勝所說攝受正法大精進力，起隨喜心。”伯虎用在這裏，有些隨遇的意思，是說要妻子隨遇而安，不要為柴米生計發愁而擾亂了平靜的心緒。看樣子，沈氏是一位賢惠溫順、多少有點安命的女人。
伯虎與沈氏生有一女，後來嫁給橫塘王家村雅宜山人王寵的兒子王國士。伯虎與王寵是詩文朋友，又成了兒女親家，真可以說是翰墨姻緣了。
就在伯虎與沈氏婚後不久，唐家唯一的命脈、他與弟子重“駢肩倚之”的侄兒長民夭折了。這對於人丁不繁的唐家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伯虎曾揮淚寫下了一篇詞短情深的《唐長民壙誌》，其中說：
長民隻有十二歲，穎慧而淳篤。在父母麵前注意禮貌，從來不做出仰著臉跛著腳的樣子。讀書一定至深夜，而興致還很高，好像想讀到天明似的。有疑問時就走來問我，此外不到別的地方去。我常常心裏想：“唐氏累世積德，所做善事曆曆可數的已有五代了。前後街坊，都稱我家為善士。蒼天一定會保佑，使唐氏振興。”及至我領解南京，不久因口舌過失而遭廢棄與打擊，然而還是寄希望於這個孩子。現在不幸長民死去了，又將依靠誰呢？難道是我凶窮惡極，敗壞世德，而天要翦滅我的後人嗎？但是，我束發行義，過著清貧的生活，兄弟和睦，沒有不良的言行，仰對白日，下見先人，都無愧於心。蒼天啊，您察聽不聰，奪去了我的孩子，這真是為善不得好報啊！
最後，伯虎吮筆泣血命詞：“冤哉死也斯童！兄弟二人將何從？維命之窮！”這一年是正德三年（1508），伯虎三十九歲。
伯虎出獄後的五六年間，在他整個生命曆程中是一個調整期，對他旺盛的生命力而言是一個恢複期。這種生活是平淡無奇的，誠如他在《睡起》詩中所描述的：
紙帳空明暖氣生，布衾柔軟曉寒輕。
半窗紅日搖鬆影，一甑黃粱煮浪馨。
殘睡無多有滋味，中年到底沒心情。
世人多被雞催起，自不由身為利名。
心情不好，當然昏睡終日。這就正如同江河流到平曠處，流速也變慢了，姿態也平庸了，而前麵紆曲處，將有岩矗立，暗礁錯落，江流將會變得急湍飛花，劇響驚雷，狂怪奇險，氣象萬千哩！
三
姑蘇城外一茅屋，萬樹桃花月滿天。
——《把酒對月歌》
弘治十八年（1505），唐伯虎三十六歲。這年，他打算在桃花塢築建桃花庵別業。
蘇州自古以來文風極盛，據說是因為蘇州城像隻文具盤，文房四寶兼具：硯台是宋公祠的方基，墨為葑門內鍾樓（又稱方塔），玄妙觀彌羅寶閣前的半月形石水槽是水盂，定慧寺巷內的雙塔是兩支筆，雙塔寺三間平房為筆架，於是造就了不少文才。桃花塢就在這文具盤的北邊，地處閶門內北城下，宋朝時候曾是樞密章的別業。由於地土的原因，這個地方的桃花生長得十分繁盛，唐伯虎將賣畫的錢建造了些亭閣，特別造了一座“夢墨亭”，紀念鯉仙贈墨之夢，請好友祝枝山題寫了亭額。又添種了桃樹，三四年後蔚然成林，每逢江南三月，群鶯亂飛，這裏“千林映日鶯亂啼，萬樹圍春燕雙舞”（《姑蘇八詠》之四）。桃花千樹萬樹，如雲如霞，欲燒欲燃，使人怦然心動，流連忘返，充滿了浪漫氣息和唯美色彩。
築建桃花庵需要相當大一筆錢款，款自何來呢？當然是賣字鬻畫所得。明代中期是中國曆史上資本主義萌芽的時期，這個時期的社會形態有其顯著特點。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在東南沿海一帶的城市中，商業和手工業高度發展，金錢的力量逐漸地衝擊侵蝕著國家的政治力量和傳統道德觀念，要求平等，要求尊重個性、尊重人的正常欲望，成為相當普遍的社會思潮。同時，字畫的商品化經營機製也已在東南都市特別是寧、蘇、杭、揚等城市確立，於是就產生了一些為以前“高雅”的文士所不齒的市民藝術家。唐伯虎的家庭本屬於市民階層，與商業經濟有著密切關係，他本人又從小受到封建禮法的歧視，長大後又罹受科舉冤獄，因而很容易對傳統的價值標準、社會規範產生懷疑，從而站到與傳統觀念相背離的立場，加入市民藝術家的行列。字畫在迂夫子眼中，是“無價之寶”，隻贈與知音，不賣與商客。而在市民藝術家們眼中，則是商品。他的朋友徐應雷在《唐家園懷子畏》之五中寫道：
不買青山隱，卻寫青山賣。
物外有知心，人間徒問畫。
就寫出了字畫的買賣關係。人間俗子隻知道用錢來買畫，盡管藝術家寄會心於物外，仍然對藝術女神是那樣癡迷，那樣一往情深。
為什麽唐伯虎要建造桃花庵別業呢？這動機是出於一種什麽樣的生活態度呢？他有一首膾炙人口的《桃花庵歌》可視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
桃花塢裏桃花庵，桃花庵裏桃花仙；
桃花仙人種桃樹，又摘桃花換酒錢。
酒醒隻在花前坐，酒醉還來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複日，花落花開年複年。
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
車塵馬足貴者趣，酒盞花枝貧者緣。
若將富貴比貧賤，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將貧賤比車馬，他得驅馳我得閑。
別人笑我忒風顛，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見五陵豪傑墓，無花無酒鋤作田。
這首長詩寫得痛快淋漓而又明白如話，它告訴我們：一、建庵動機是為了及時行樂，老死花酒，死而無怨，這是一種非功利的人生態度；二、“摘桃花”與“寫青山”一樣，都是指寫生作畫，作者醉臥桃花叢中，做一個純粹的藝術家，充滿了藝術氣息和唯美色彩；三、“酒盞花枝”傲視“車塵馬足”，反映了作者背時傲俗的生活態度。這首長詩無異於一篇宣言，伯虎宣告自己已獲得徹底解脫，他將要不惜以標新立異、驚世駭俗之行，追求個性自由了！
由於桃花庵景色幽美，唐伯虎又豪爽好客，這裏自然成了他與朋友們聚會之所。袁袠《唐伯虎全集序》說：“（伯虎）築室桃花塢中，讀書灌園，家無儋石而客嚐滿座，風流文采，照映江左。”祝枝山《唐伯虎墓誌銘》說：“沼圃舍北桃花塢，日般飲其中，客來便共飲，去不問，醉便頹寢。”從這些記載，可以想見當時桃花庵中高朋滿座、文采風流的情況。經常參加聚飲的有徐禎卿、文徵明、王寵、錢仁夫、周臣、王鏊等，都是當時江南的一流名士。其中來往最多、最不拘形跡的是祝枝山。
祝枝山三十三歲中舉後，會試多次，皆不得一第。後來補官廣東興寧知縣，又做過通判之類的小官。這時他已回蘇州，賣詩賣字，也加入市民藝術家的行列。祝枝山比伯虎年長十歲，絕頂聰明，《明史》說“枝山生五歲，便能作徑尺字。九歲能詩，少長博覽群籍，文章有奇氣。當筵疾書，思若湧泉”。當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才子了！然而枝山的尊容卻令人不敢恭維，六指頭、絡腮胡子，斜眼再帶近視，整日腰間係著一個單照。所謂單照，類似現今的眼鏡，就是用一片圓形水晶，四周鑲上銅框，下麵裝上小柄，遇到“視而勿見”的時候，一眼開一眼閉地隔著單照瞧上一瞧，便能“一目了然”。祝枝山與伯虎一樣迷花好酒，同是江南才子，親密朋友，卻一醜一俊，相映成趣，故而民間傳說中唐祝逸事最多。徐應雷有《唐家園懷子畏》五首，其中之二、之三就是記的桃花塢聚飲：
盛暑斷不出，門外有車馬。
公卿排闥入，**鬆竹下。
名士故逃名，誰與共明月。
夜半聞叩門，知是祝希哲。
在大熱天，他們在桃花庵鬆竹蔭下歇暑，官吏來慕名求畫，就**相見。多麽高傲！到夜深了，誰來與伯虎一塊賞月呢？桃花庵響起了叩門聲，伯虎一聽就知道是老祝。多麽默契！這是一種“真名士、自風流”的生活，江南才子們如魚得水，樂此不疲。他們聚會在一起做些什麽事呢？
第一件事是肆意暢飲，杯觥交錯，長嘯高談，然後在酩酊大醉中，乘著醺醺然的醉意進行超塵脫俗的精神追求，吟詩作畫。這種文酒之會源於東晉王羲之等人“一觴一詠”的蘭亭雅集，原本是江南文士的特產。唐伯虎有首《雨中小集》，記敘了聚會的進行過程：首先請仆人穿著煙蓑雨笠，持請柬去請客人來參加聚會。客人到齊後一邊蕉窗聽雨，一邊剝蟹飲酒，作詩論畫。座中有村學究，也有老和尚，酒筵散後已是夜深，大家才“夾堤燈火棹船回”。今存唐伯虎及其師友集中，尚有不少以桃花庵聚會為題材的詩歌，如伯虎《社中諸友攜酒園中送春》《雨中小集》《桃花庵與希哲諸子同賦三首》，王鏊《過子畏別業》、王寵《九日過唐伯虎飲贈歌》《唐丈伯虎桃花庵作》、袁袠《桃花園宴》等，可見盛況一斑。
唐伯虎是個生**花的人。他愛花，更愛月下之花。他覺得如水的月色傾瀉在鮮豔繽紛的花枝上，具有一種夢幻般的情境。他曾效連珠體作了《花月吟》十一首，七律八句，每句都有“花”字“月”字，卻又流轉自如，顯示了很高的文字技巧。如第一首：
有花無月恨茫茫，有月無花恨轉長。
花美似人臨月鏡，月明如水照花香。
扶筇月下尋花步，攜酒花前待月嚐。
如此好花如此月，莫將花月作尋常。
桃花庵不僅有千樹萬樹紅灼灼的桃花，伯虎還在庭前種了半畝牡丹，花開時，花香蝶舞，流光溢彩，伯虎就邀祝枝山、文徵明等人賞花飲酒，從早到晚，吟詩作畫。及至暮春花落，伯虎麵對地上繽紛的落英，不禁流涕痛哭，叫小僮將花瓣一一細拾，盛在錦囊裏，葬於藥欄東畔。對於這種“前無古人”的驚世創舉，吳門畫派的始祖沈周寫了《落花詩》三十首以紀盛，伯虎也寫了三十首和詩，其中說：“春盡愁中與病中，花枝遭雨又遭風。鬢邊舊白添新白，樹底深紅換淺紅。”原來，伯虎把花與人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了：人罹愁病，花遭風雨；頭上白發，樹底落紅。難怪他在為落花而痛哭，要憐芳骸而葬之了。我以為，這種畸人怪行，隻是從世俗觀念看是畸形異態，從思想深層看卻是正常而健康的。著名的現代日本畫家東山魁夷在散文《一片樹葉》中說：
無論何時，偶遇美景隻會有一次。……如果櫻花常開，我們的生命常在，那麽兩相邂逅就不會動人情懷了。花用自己的凋落閃現出生的光輝，花是美的；人類在心靈的深處珍惜自己的生命，也熱愛自然的生命。人和花的生存，在世界上都是短暫的，可他們萍水相逢了，不知不覺中我們會感到一種欣喜。
這段話很精警，發人深思。東山魁夷的“欣喜”與唐伯虎的“悲哀”，在本質上是息息相通的，東山魁夷是唐伯虎真正的異代異國知音！
喝醉了酒，就會做出一些酒氣醺醺的事情。有時，伯虎乘著酒興，騎著一匹白色的騾子，在月光下嘚嘚嘚嘚地走過閶門木板吊橋，趕到虎丘，是去憑吊吳宮的遺跡，還是探尋雲岩寺塔的清夢？隻有他自己知道。傳說有一次吳縣縣令要收采虎丘春茶，命令衙役帶著差牌，嚴督雲岩寺僧照辦。衙役需索得很苛刻，寺僧無法應命，衙役就將住持捆到縣衙。縣令大怒，打了三十大板，將住持押在各要道號令示眾，以示懲戒。雲岩寺的和尚很惶恐，無計可施時想到了縣令很看重唐伯虎，就集積了銀錢，求伯虎幫忙。伯虎謝辭了銀兩，乘醉出遊，走到示眾的住持跟前，在他頸上的木枷上戲題一絕：
皂隸官差去采茶，隻要紋銀不要賒。
縣令捉來三十板，方盤托出大西瓜。
縣令出來巡查，見到後詢問，住持說：“唐解元所題也。”縣令大笑，連忙將住持釋放了。
當然，唐伯虎及其朋友們的聚會，除了尋歡作樂的目的外，同時也在進行藝術商品的生產。他們都是在全國範圍內很有聲望的畫家文士，要買他們的字畫或是求他們字畫的人很多。唐伯虎的名氣更大，求他作畫寫字的紙和絹堆積如山，畫的價值自然也更高一些。他們都是新型的市民藝術家，前代文人畫家那種高雅安靜的書齋作畫的環境似乎與他們無緣，他們習慣於在酒酣耳熱、狂呼高嘯之際乘興揮毫，或是幾個人合作一幅畫，或是互相題跋。他們認為醺醺的醉意有助於超塵脫俗，有助於思想出格、腕指出奇，有助於藝術精神的探索。事實上，關於他們“乘醉塗抹”的記載是很多的。我認為，這是唐伯虎為什麽熱衷於經常舉行文酒之會的原因，這也是唐伯虎在《把酒對月歌》中理直氣壯地宣稱“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長安眠。姑蘇城外一茅屋，萬樹桃花月滿天”，從而表現出一種“有恃無恐”的意味的原因。藝術的商品化使這些市民藝術家挺直了腰杆，白眼公卿，自顧自地醉眼蒙矓地在桃花塢中躑躅……
第二件事就是和女人的過從交往。舊時代的文人士子常常在酒筵歌席與一些歌兒舞女檀板絲弦，酬酢過從，在放浪形骸的掩飾下，滿足醉生夢死的**欲，或排遣頹唐消沉的情緒。這是封建社會綿延兩千年的“時尚”。更何況明中葉以後，由於資本主義勢力的萌芽和發展，出現了一股注重人的自然要求，並在某種程度上輕視有關封建道德的思潮，肯定情欲、追求個性的呼聲猶如石破天驚，風靡全國，響應四方。當時，朝野上下競相談論“**”，恬不知恥。方士因為進獻房中丹藥，一夜飛黃騰達，為世人所豔稱。許多文人士大夫也**裸地追求聲色。如屠隆任青浦縣令時，成天飲酒賦詩，以“仙令”自詡，後來他因為與西寧侯宋世恩夫婦縱**，被罷免官職，仍然大張聲勢，宴客娛樂。正如張翰《鬆窗夢語》所說：“世俗以縱欲為尚，人情以**為快。”在這種摧枯拉朽的性放縱的快感和滿足中，人們驚訝地發現了人類的天性，一種無法抑止的天性；發現了人自身的價值，一種無可替代的價值。稍晚於唐伯虎的文壇領袖袁宏道就公然主張，人生在世應當盡量滿足自己的生活願望，自由自在地發展個性。他給龔惟學的信中，談到人生的幾種“真樂”，如“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等等。為了這樣的“真樂”，可以不惜**盡家資田產，“一身狼狽，朝不保夕，托缽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一個人這樣去生活，才能做到“生可無愧，死可不朽”。何況蘇州為東南一大都會，俗尚豪華，賓遊絡繹，畫舫笙歌，四時不絕。垂楊曲巷，綺閣深藏，花事之盛，曆來以蘇揚（揚州）並稱。更何況唐伯虎是有名的風流才子、顧曲周郎，在煙花巷陌中他是不乏知心的。在一夫多妻製的封建社會，這與他對徐氏夫人及沈九娘的深摯的愛情，似乎並不觸忤。
除文徵明性情淳厚，行為方正，終生不狎妓外，江南才子們大多好色迷花，就連醜陋的祝枝山也有不少風流豔事。乾隆年間沈起鳳創作的《才人福》傳奇，就敘述祝枝山為了得到意中人沈夢蘭，居然扮成道士，手持木魚，口念“化婆經”，在光天化日之下，到沈府門前募豔，想把夢蘭小姐騙到手，結果因擾亂治安罪，被官府拘禁起來。後來還是皇帝下詔調他進京識別古碑，他才得以脫離牢獄之災，如願以償地和沈夢蘭成婚。唐伯虎與女子的交往更多，他書畫用印文是：“龍虎榜中名第一，煙花隊裏醉千場”，認為與妓女為伍和領解南京一樣，都是平生幸事。王敬美認為，唐伯虎的仕女畫造詣極高，在錢舜舉、杜檉居之上，原因是“其生平風韻多也”。我們試觀賞其傳世的《王蜀宮妓圖》《秋風紈扇圖》《宮妃夜遊圖》《簪花仕女圖》諸作，其中美人神采映發，骨肉婷勻，極態窮妍，纖毫無憾，充滿了難以言傳的風韻。伯虎不僅善畫美人，而且善寫美人，如《妒花歌》就是一首形神俱佳之作：
昨夜海棠初著雨，數朵輕盈嬌欲語。
佳人曉起出蘭房，折來對鏡比紅妝。
問郎花好奴顏好，郎道不如花窈窕。
佳人見語發嬌嗔，不信死花勝活人。
將花揉碎擲郎前，請郎今夜伴花眠！
著雨的海棠，當然豔麗嫵媚，佳人折來，欲與海棠比美，這是第一轉；也許是有意逗趣，郎君竟說人不如花，這是第二轉；佳人妒意頓起，將花揉碎，氣惱地請他“今夜伴花眠”，這是第三轉。寥寥十句詩，一波三折，其中有敘述，有對話，將一個活潑美貌的少婦寫得栩栩如生，靈氣生動，實在是古代詩歌中不可多得的美人佳作！我也同意王敬美的說法，伯虎能將美人嬌態寫得這樣好，“蓋其生平風韻多也”。
“生平風韻”大概包括兩方麵，一是情事，二是狎妓。伯虎情事最著名的當屬“三笑姻緣”，本書將專章敘述，以饗讀者；南京情事已於第三章述及，其餘皆漫滅不可查考了。但從《唐伯虎全集》中一些詩詞如詞《一剪梅》、曲《皂羅袍》《步步嬌》《江兒水》等作品考究，他還是情有所係的，如《一剪梅》：
雨打梨花深閉門。孤負青春，虛負青春。賞心樂事共誰論，花下銷魂，月下銷魂。 愁聚眉峰盡日顰。千點啼痕，萬點啼痕。曉看天色暮看雲，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刻骨銘心的憶念，一往情深的相思，個中之人呼之欲出了。
至於狎妓，唐伯虎當然是老手，“煙花隊裏醉千場”即是實供。江南的妓女，常以蘇揚並稱。進一步細分，則有“蘇幫善文，揚幫善武（舞）”之說，雖不盡然如此，但蘇州妓女工詩詞，善彈唱，柔情綽態，氣質高雅，倒確屬尋常之事。這一點，則大大地迎合了江南才子們的愛好。文徵明最了解伯虎，他有兩首寄給伯虎的詩，一則說：“人語漸微孤笛起，玉郎何處擁嬋娟？”（文徵明《月夜登南樓有懷唐子畏》）夜深人靜了，傳來清寂的笛聲，此時你又在哪家擁抱著心愛的女子呢？二則說：“落魄迂疏不事家，郎君性氣屬豪華。高樓大叫秋觴月，深幄微酣夜擁花。”秋天氣爽，你在酒樓狂呼豪飲，到夜晚就在帷幄深處與女人眠宿，這應當是伯虎生活的真實記錄。
妓女們遊山，一般不願涉遠，故常集於虎丘。虎丘本不高峻，上又有雲岩禪寺、致爽閣、望蘇台等軒閣亭榭可供休憩，往往麗妓一至，遊觀者類似現在的“追星族”，如蜂接踵，以至於虎丘上下萬頭攢動，自曉至晚，川流不息。唐伯虎《登吳王郊台》有句雲：“吳兒越女齊聲唱，菱葉荷花無數生”，再現了當年的風流盛事。
伯虎狎妓之作多見於他的小曲之中。在古代中國，特別是明代，有一樁怪事，女人最性感的地方不是**、不是胯間，而是那一雙三寸金蓮。男女情挑時，往往從小腳開始，隻要金蓮被男人一握一捏，女人立刻春情**漾，不克自持。因此明人蘭陵笑笑生《金瓶梅詞話》第四回裏，西門慶在王婆家勾搭武大的老婆潘金蓮時，便是從腳下手，“去她繡花鞋頭上隻一捏，那婦人笑將起來”；明代風流小說《刁劉氏演義》裏，風流浪子王文利用替刁南樓妻子劉氏看病把脈的機會，向劉氏調情，也是從腳下傳情，“二人的腳尖碰在一起，就各顛了幾顛”。唐伯虎有一首《排歌》更是毫無顧忌地描寫了三寸金蓮在男女**時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
第一嬌娃，金蓮最佳，看鳳頭一對堪誇。
新荷脫瓣月生芽，尖瘦纖柔滿麵花。
從別後，不見它，雙鳧何日再交加？
腰邊摟，肩上架，背兒擎住手兒拿。
把三寸金蓮帶來的枕畔風情，描繪得淋漓盡致，其中一些助**動作寫入詞句，真是今人所難以想象之事。這種“實錄”也隻有唐伯虎才寫得出來！
像唐伯虎這樣的才子，生性風流，免不得和妓女逢場作戲，這同道學先生的規行矩步無疑是大不一樣的。我們在這裏不想對唐伯虎的風流戀妓多加考敘，也不擬對這種“時尚”多加批判。我們認為，值得指出的有兩點，一是伯虎不僅用讚美的筆觸描寫那些風塵女子的美貌和風月場合的熱鬧，同時還以充滿哀怨的筆觸寫出了她們的愛的深度。如妓女徐素病故，伯虎作了首催人泣下的《哭妓徐素》：
清波雙珮寂無蹤，情愛悠悠怨恨重！
殘粉黃生銀撲麵，故衣香寄玉關胸。
月明花向燈前落，春盡人從夢裏逢。
再托來生儂未老，好教相見夢姿容。
綺羅隊裏揮金客，紅粉叢中奪錦人。
今日匡床臥摩詰，白藤如意紫綸巾。
昔日在美人隊裏出盡風頭的狎客，今日成了手執白藤如意、頭戴紫綸巾的維摩詰了。據《維摩詰經·善權品》所述，維摩詰是毗耶離（吠舍離）城富有的、文化水平極高的居士。在佛學義理上，他“深入微妙，出入智度無極”，神通道力不僅壓倒二乘，也高於一切“出家”的大乘菩薩，釋迦牟尼遣大弟子及彌勒佛等往問其疾，竟皆辭避而不敢前往。後維摩詰以稱病為由，與釋迦牟尼派來問疾的文殊師利（智慧第一的菩薩）論說佛法，“天花”亂墜，“妙語”橫生。在生活行為上，他有妻名無垢，子名善思，女名月上。他居住大城鬧市，而不是僻野荒寺；他“雖為白衣，奉持沙門”；“雖獲俗利，不以喜悅”；“雖有妻子婦”，“常修梵行”；雖“現示嚴身被服飲食，內常如禪”；“若在博弈歡樂，輒以度人”；“入諸**種，除其欲怒；入諸酒會，能立其誌”。也就是說，他結交權臣後妃，參與宮廷政治；在生活上積累無數的財富，鮮衣美食，**欲遊戲，無所不為。這種風流中的禪意、禪意下的風流當然使疏狂自許、蔑視禮法的唐伯虎心馳神往了。
對於出獄歸家後這十餘年間的生活，唐伯虎在《言懷》（二首）中作了適如其分的總結，其二雲：
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樂月中眠。
漫勞海內傳名字，誰論腰間缺酒錢。
詩賦自慚稱作者，眾人多道我神仙。
些須做得功夫處，莫損心頭一寸天。
才華橫溢而人人豔羨，風流疏狂而不失素誌，這種懶散自適的生活他真願意一直過下去，醉臥在如雲蒸霞蔚的桃花叢中，終老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