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解元

我問你是誰？你原來是我；我本不認你，你卻要認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卻少得我；你我百年後，有你沒了我。

——《伯虎自讚》

林語堂先生在他的傑作《蘇東坡傳》中曾精辟地說過：“認不認識一個人不在於和他同一年代，這是共鳴了解的問題。畢竟我們隻認識自己真正了解的人，而且隻對自己真正喜歡的人才能充分了解。”（林語堂《蘇東坡傳》第一章）我以為，這段話完全適合我對唐伯虎的認識。我總覺得，較之周圍那些用虛偽和謊言層層包裹的人，五百多年前的唐伯虎還容易了解得多。當然，這是在我通讀了他的六卷詩文集，並盡可能多地欣賞了他的繪畫、書法及印章之後達成的認識。當然，這種認識有感性成分、理性成分；此外，還有一些很微妙的屬於精神層麵的東西。其實，類似的認識古人早已說過。稍晚於唐伯虎的晚明文壇領袖袁中郎就說：

吳人有唐子畏者，才子也；以文名，亦不專以文名。餘為吳令，雖不同時，是亦當寫治生帖子者矣。餘昔未治其人，而今治其文。大都子畏詩文，不足以盡子畏，而可以見子畏。

（袁宏道《唐伯虎全集序》）

“治生”是流傳於晚明的下屬對上司的自稱，帖子即現今的名片。當時擔任吳縣縣令的袁中郎向往著攜帶治生帖子去拜訪唐伯虎，當然覺得伯虎是一個真切的活生生的存在。他承認這種感覺從伯虎的詩文來，語句中流露出但恨生不同時的遺憾。明末還有一位雷起劍，他在暮春時節與朋友泛舟橫塘，在野水雜樹間發現了唐伯虎的葬地，牛羊踐踏，滿目荒涼。雷起劍不禁淒然而歎：

是朋友之罪也！千載下讀伯虎之文者皆其友，何必時與並乎？（見《蘇州府誌》）

於是他與幾個朋友集資修建了唐伯虎墓、祠，並且“勒石以遺千古之有心者”。好一個“千載下讀伯虎之文者皆其友”！事實上，搜尋傑出的古人的詩文去讀的人，當然希冀與古之賢哲英豪為友；而一旦讀了其詩其文，更覺得其人可親可敬，可歌可泣，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了。這就叫作“神交古人”。我曾為自己的書齋“聽濤館”自撰過一副聯語：鎮日觀書，曆萬裏關河，千秋人物；片時倚枕，對一窗殘月，四壁蟲聲。也是在做神交古人的夢囈。

我覺得唐伯虎獨特的人格比任何一位明代文人都突出，在整個中國封建文人長長的隊列中，也是給人印象最深刻，最能引起寫作衝動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他才氣過人，風流倜儻，放浪形骸，詩酒自娛，自稱“江南第一風流才子”。他的詩名風采，丹青墨色，照耀江南，人人仰慕。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大量傳說，更無異於給這位才子籠罩了瑰麗的光環。諸如評話有《唐解元一笑姻緣》，彈詞有《笑中緣》、吳信天《三笑》、曹春江《九美圖》，小說有馮夢龍《警世通言》卷二十六《唐解元一笑姻緣》，雜劇有孟稱舜《花前一笑》、卓人月《花舫緣》、史槃《蘇台奇遘》等等，更有電影《三笑》，曾一度風靡海峽兩岸。幼年的我就是首先在這些通俗作品中接觸到這位江南才子的。在這些作品中，同樣是追求幸福的愛情，唐伯虎不像以前《西廂記》中的張生那樣，借住西廂，贈詩酬簡，望梅止渴，遮遮掩掩，而是“色膽包天”，主動出擊，積極追求，即使采取反常背俗的手段也在所不辭，甚至以為越反常背俗，越能顯示才子特殊的本色。盡管這些通俗作品失之無據，甚至荒誕不經，但是，較之文人的之乎者也，它們反而是符合唐伯虎的精神風貌的。有一次，他在一幅陶穀畫像上題詩雲：

信宿因緣逆旅中，短詞聊爾識泥鴻。

當時我做陶承旨，何必樽前麵發紅[1]。

陶承旨即陶穀，字秀實，五代周、北宋時曾任翰林學士、尚書等職。他仕北周時，曾使南唐，態度威嚴。中書侍郎韓熙載使歌妓秦弱蘭誘之，共枕席時陶作《好春光》詞贈秦：

好姻緣，惡姻緣，奈何天。才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 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弦，是何年？

（見《玉壺清語》）

這就是伯虎詩所謂的“短詞”。次日，南唐設宴，筵上歌唱此詞，陶穀大為慚愧。伯虎詩即寫其事。末兩句是說：當時換成我是陶穀，在筵席上聽到密贈秦弱蘭的詞被唱出來，我才不會因為羞慚而臉紅哩。十足的明代才子的情趣！十足的明代才子的膽量！具有以往的封建文人所沒有的一種特殊的個性魅力和藝術風情。

其二，是在唐伯虎身上，傳說與實際存在著巨大的反差。伯虎雖然詩畫全才，風流跌宕，但一生坎坷，令人同情。他有過三娶。先是原配夫人徐氏，徐亡故後繼娶，後會試時牽涉科場舞弊案被革，續弦棄他而去，再娶沈氏。他對早亡的徐氏感情很深，作《傷內》詩：“撫景念疇昔，肝裂魂魄揚。”而對沈氏伉儷甚篤，《感懷》詩雲：“鏡裏形骸春共老，燈前夫婦月同圓。”這說明伯虎並不是隻會在女人身上用功夫的風流才子，更沒有在擁有“八美”之後再娶秋香那樣的“無邊豔福”。最無根據的是“三笑”故事中的賣身為奴。伯虎卒於嘉靖二年，而華鴻山（華太師）係嘉靖五年進士，伯虎怎麽可能死後幾十年再進華府作書僮呢？至於秋香，原型是成化間南京名妓林奴兒，年齡比伯虎還大十幾歲，很難想象兩人之間可能會產生風流韻事了。事實上，伯虎後半生的生活很困難，他曾作詩紀實：“十朝風雨苦昏迷，八口妻孥並告饑。信是老天真戲我，無人來買扇頭詩。”（《風雨浹旬，廚煙不繼，滌硯吮筆，蕭條若僧，因題絕句八首，奉寄孫思和》）他築室蘇州金閶門外的桃花塢中，以賣畫為生，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去世。伯虎晚年頹然自放之際，曾經說過一句很淒傷而深刻的話：

後人知我不在此！

（《明史》本傳）

他似乎已經預見到這種後世傳說與實際情況的巨大的反差了。這當然是一場悲劇。我今天看待那些繽紛林總的傳說，就如同當年雷起劍他們泛舟橫塘，見到伯虎墓地為雜樹所蔽、牛羊踐踏一樣，感到“是朋友之罪也”！這種感覺很容易升華為寫作衝動。

其三，中國有句俗話：蓋棺論定。意思是說，人的一生就像一出戲，隻有落幕後才能判斷這出戲的好壞。然而，細細想來也不盡然。唐伯虎已經“蓋棺”了近五百年，涉及他的各種文字熱熱哄哄喧鬧了近五百年。“論定”了沒有呢？況且，長期以來，人品、藝品的平衡木讓藝術家走得太累，裁判員的心理負擔也實在太重。我以為，唐伯虎的可貴之處在於遭受許多困苦坎坷而瀟灑依舊，他留給後世的不是辛酸的眼淚，而是俊逸的微笑，一個索性從人品、藝品的平衡木上跳下來，醉臥在桃花塢中的真正藝術家的微笑。人民愛他，是因為他吃苦吃得太多，卻帶給大家巨大的歡樂。他好像參透了佛門“四聖諦”之一的“八苦”，諸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五盛陰苦，離苦得樂，折射出一種睿智之光。這種唐伯虎風情充滿了禪學的魅力。我以為，這種風情具有類似“樂聖”貝多芬那種動人的本質。貝多芬一生曆盡磨難，辛勤創作，奉獻給人們大量優美絕倫的樂曲，然而他早已雙耳失聰，聽不到令人陶醉的音符和雷鳴般的掌聲了。他說：“在天堂，我能聽到一切聲音。”多少有點認命的意味，心靈倒分外平靜。唐解元的微笑就具有這樣一種醇美的內涵。

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生於明憲宗成化六年（1470）二月初四，死於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十二月初二。他生活的這半個世紀是明王朝由興盛走向衰敗的轉變時期。明代到了中葉弘治（孝宗）、正德（武宗）時期，社會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土地高度集中，大貴族、大官僚、大宦官等統治集團窮奢極欲，搜括無度，廣大人民破家失業，顛沛流離，全國各地不斷地爆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同時地方貴族藩王時起叛亂，外族侵犯頻繁，明王朝的統治發生了嚴重的危機。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流民的大量流入城市，也為城市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勞動力。在農業衰退的同時，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卻非常迅速，為“異端”思想的蜂起，為文學藝術的繁榮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條件。唐伯虎出生於商人家庭，早年隨周臣學畫，才氣過人，與祝允明、文徵明、徐禎卿結交，有“吳中四才子”之稱。二十九歲時考中應天府（今南京）鄉試第一（解元），少年科第，春風得意，不料後一年的北京會試中，受江陰富家子弟徐經科場舞弊案的牽連而下獄，被革黜功名，發往浙江為吏。伯虎遭此打擊後，遂絕意仕進，致力繪事，放浪山水，終於貧病而死。因此，研究唐伯虎的一生就等於研究明代文人的心路曆程，對於了解當時的江南才子群以及後來被腰斬的同樣是蘇州才子的文壇怪傑金聖歎是頗有裨益的。

輕柔悠揚，瀟灑倜儻，放浪不馴，豔情漫漫，當然是讓統治階級的衛道士們皺眉頭的。相反，人們似乎很喜歡唐伯虎，親親熱熱叫他唐解元。在他死後修葺了桃花庵，在他曾經讀書的魁星閣上塑像紀念（《唐伯虎全集》附《唐伯虎軼事》卷二），還將一些風物名勝附會上他的傳說，如鄧尉山香雪海是唐伯虎《紅梅圖》碎片所化，蘇州茶水爐的產生也與唐伯虎有關（傳說見《姑蘇風物傳說》，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更有意思的是，編造出許許多多的風流豔事，演唱著，傳播著，安慰藝術家寂寞而清貧的靈魂。

唐伯虎具有非凡的天分，他似乎毫無畏懼。在進京會試，觸犯了規矩，被免去功名後，他歎道：“寒山一片，空老鶯花，寧特功名足千古哉？”（《唐伯虎文集》曹寅伯序）從此以後，他幹脆隱居草堂，和妓女為伍，與和尚說禪，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的詩詞坦率地**個性，沒有任何羞答答的遮掩。他再明白不過地打起及時行樂的旗幟：

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老。

中間光景不多時，又有炎霜與煩惱。

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

世人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

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

春夏秋冬撚指間，鍾送黃昏雞報曉。

請君細點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芳草。

草裏高低多少墳，一年一半無人掃。

（《一世歌》）

詩中說，請你細細將熟識的人點檢一遍，就會發現每年都有些人死去了，進而請你留意墳山的墳墓，每年都有一些無人打掃，因為這些墳主的後人也死去了。冷峻的眼光、誠實的情感加上幽默的語言，對熱衷於科舉功名的人無異於一帖清醒劑。作為才子，伯虎對達官貴人，則保持著一身傲骨。有一次少傅王守溪壽誕，飲宴文士，席間充斥著阿諛奉承之作，伯虎卻呈上了這樣一首壽詩：

綠蓑煙雨江南客，白發文章閣下臣。

同在太平天子世，一雙空手掌絲綸。

首兩句將自己與王少傅作對比，一為江湖散人，一為朝廷官吏。然而，自己不也是萬丈才華、滿腹經綸嗎？同樣處於“太平天子”之世，卻隻能兩手空空地寒江垂釣。第三句轉得十分有力，略帶嘲諷地提到“太平天子世”，但又似褒實貶，點到即止，將一個空有報國之誌、治世之才的書生傲兀、落寞、不平的神情惟妙惟肖地表達了出來。或有評此詩“肆慢不恭”（見《唐伯虎全集》之《唐伯虎軼事》卷三），但曆來老百姓喜歡他推崇他，原因恐怕也正在此。在伯虎輩生活的16世紀裏，才子渴望自由的個性，往往表現為放誕不羈、率性而為的人生態度和厭棄功名、追求自適的人生理想。這種個性，不能不和傳統的儒家道德、正常的社會秩序、社會規範發生劇烈的衝突。尤其是當文人才子那種桀驁不馴的個性，受到科舉製度或官僚製度的壓抑或摧殘時，他們胸中洶湧澎湃、抑鬱不平的情感，常常借助一些背俗反常的行為加以發泄。他們認定社會是荒唐的——或許隻有用荒唐去對抗荒唐，才能擺脫荒唐，超越荒唐。

此外，唐伯虎還是明代第一流的大畫家，與沈周、文徵明、仇英合稱“明四家”。他的畫猶如書法中的“王字”（王羲之）一般被稱為“唐畫”，為當時藏家所追逐，為後代畫家所宗法。他和仇英都從師周臣。周臣字舜卿，號東村，是蘇州地區有名的畫家，擅畫人物山水，從南宋劉李馬夏的傳統中承繼了筆墨和造型的方法，同時也承繼了重視主題表現的思想，功力很深，稱雄於時。伯虎文化修養較豐富，經曆坎坷，見聞廣博，具有很高的描繪客觀事物的能力，因而意境的創造也更為豐富。他的取材範圍比較寬，形式、技法也更多樣；他不僅擅長山水人物，在寫意花鳥方麵也有獨到之處。風格嚴謹，意境深遠，而又行墨自然，雅俗共賞……所有這些方麵，不僅超越了周臣，也為其他吳門畫家所不及。因而伯虎的畫名與文名相得益彰，求他畫的人很多，據說他實在應接不暇時就請老師代筆，故很多相傳為唐寅的畫實際上是周臣畫的。伯虎的書法主要學趙孟，並能自出機杼，結體俊逸挺秀，嫵媚多姿，行筆嫻熟穩健，是典型的文人字的家數，與他的畫又互相輝映，在有明一代是第一流的，極為後世所重。值得一提的是，唐伯虎還是著名的清談客，也是大旅行家。一則受科場之獄的打擊，二則也是繪事的需要，他“放浪遠遊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於東南，浮洞庭、彭蠡”（尤侗《明史擬稿》）。他善於理解佛家哲理，經常與和尚交往，他喜歡把佛典注入自己的詩文中。他根據《金剛經》四句偈“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自號六如居士。他總結自己是“前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運用《楞嚴經》中的觀點看待坎坷的人生，到頭來還是白骨狼藉，功名利祿又算得了什麽呢？他還仗著一支生花妙筆，為姑蘇寒山寺募求鑄鍾經費撰寫文告。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多才多藝、博雅淵深的唐伯虎，滿懷對封建統治的反抗情緒和以賣藝為生自食其力的自豪感宣告：

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

閑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

（《言誌》）

並且，還在自己的圖章上鐫刻上“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真可謂“前無古人”！

在摩挲民族古籍的生涯中，我發現，唐伯虎像蘇東坡、徐青藤、鄭板橋等人一樣，是中國曆史上為數不多的具有多麵性天才的人物，他們所走過的生活道路雖然不盡相同，但基本上都是一些未能見容於當世的狷介疏檢之士。他們有才氣，有正氣，有骨氣。他們的感情和理智經常失去平衡，大都招致物議甚至牽陷災獄，然而他們才華蓋世，都是曆史上少見的詩、書、畫通才。文學藝術發展史上已有不少事例證明，某些作家的藝術創造力往往得力於他們的反常性格，長時期的精神壓抑有可能促使他們更專篤地致力於藝術上的追求，而真正的藝術成就卻時常屬於那些跡近異端的浪子。無疑，這樣的靈魂永遠魅力四射，是我們民族文化史上值得自豪的至寶！老百姓愛才子英雄，勝過愛帝王將相，這就是為什麽今天人們還津津樂道唐伯虎的故事、粉墨皮黃敷演著唐伯虎的傳奇乃至筆者不自量力地撰寫本書的動機。清代西堂老人尤侗（1618—1704），康熙帝稱為“老名士”，作了首《桃花塢》，真正寫出了唐伯虎的精神：

桃花塢，中有狂生唐伯虎。

狂生自謂我非狂，直是牢騷不堪吐。

漸離築，禰衡鼓，世上英雄本無主。

梧枝旅霜真可憐，兩袖黃金淚如雨。

江南才子足風流，留取圖書照千古。

且痛飲，毋自苦。

君不見可中亭下張秀才，朱衣金目天魔舞。

我以為，寫此書，資料缺乏固然是一大困難，最困難的還是要寫出他的精神來！“丹青難寫是精神。”拙作所要追求的也正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