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他審視著自己的靈魂，
以望遠鏡。它看似
全無規律，卻在他眼中
顯現為美麗的星群；他亦
為意識添加了世間
一個不為人知的領域。
——柯勒律治《筆記本》[1]
寫這本書的設想萌生於1956年的夏天，也是愛諾思會議在阿斯科納召開的時候。在那裏，出版商庫爾特·沃爾夫在與來自蘇黎世的朋友們交談時，表達了他想讓紐約萬神殿書局出版一部卡爾·榮格傳記的意向。而榮格的一位助手，喬蘭德·雅克比博士，便提議由我來主持傳記的編寫。
我們都明白這一工作並不容易完成——眾所周知，榮格一向反感將私生活公之於眾。事實上，他確實猶豫了很長時間才同意出版這本傳記。不過一旦同意，他便每周安排一整個下午，專門與我一起寫傳記。就他日常工作的壓力，以及因年過八旬而極易疲勞的身體狀況而言，這些時間已是很多了。
從1957年春季動筆時開始，這本書便被設想為一部“自傳”而非“傳記”，由榮格本人作為敘述者。這個設想決定了書的構架，而我的任務則基本是提問和記錄。一開始，榮格顯得有些沉默寡言，但他很快就對這件事燃起了熱情。他開始越來越有興致地講他的故事、成長經曆、夢和見解。
同年年末，榮格對協力合作的積極態度促成了一個關鍵性的進展。經過一段時間的內心動**後，榮格源於童年、之後長期潛藏的一些內在意象漸漸浮現。他發覺這些意象與他晚年作品中的一些思想有所關聯，卻又無法準確把握其中聯係。一天早上，他告訴我他想親自執筆童年回憶的部分。彼時，他已向我講述過很多關於早年的記憶了，不過仍有錯漏之處。
這是一個令人欣喜又出人意料的決定，因為我知道這項寫作對榮格而言會多耗費精力。以他的高齡來說，除非打心裏覺得這是一項內心的使命，否則他是絕不會接手這類事務的。這樣一來，即從榮格本人的精神生活的角度，證明了本書是一部“自傳”。
不久之後，我記錄下了榮格的一句話：“我的每一本書都與命運息息相關。每一次寫作過程中總會有不可預測的事件出現，我無法給自己預設一個什麽章程。如今這部‘自傳’，也與我最初的設想截然不同。寫下早年的回憶，於我而言已成了一件每日必行的事情。一日不寫，身體就會感到不適。而隻要提起筆，不適感便**然無存，頭腦也會異常清晰。”
1958年4月，榮格完成了自傳的童年時代、中學時代和大學時代共三章內容，最初被他稱為“重要的早期經驗”。第三章敘述截至1900年他完成醫科學業。
不過，榮格對這部傳記做出的直接貢獻並不僅限於上述章節。1959年1月，他住在柏林根的鄉間住所，每個早上都用來校對選定章節，本書也在那時修改成文。當校完“論死後的生活”一章時，他對我說：“我內在的某樣東西被觸動了。一些改變正在發生，我必須寫下來。”於是“晚年思想”一章應運而生，這一章講述了他最核心的，可能也是意義最深遠的信仰。
這一年的夏季，榮格在柏林根寫了“肯尼亞和烏幹達”一節。而“美國：普韋布洛印第安人”一節則取自一篇未發表的未完成手稿，論及原始宗教心理學的一般問題。
在完成“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與無意識的麵質”這兩章時，我參考了1925年一次研討會的會議記錄。榮格第一次講述他的內在發展曆程便是在該研討會上。
“在精神科的實踐活動”一章的內容則基於1956年榮格與一位年輕的助理醫生的談話記錄。這位助理醫生來自伯格爾茲尼的蘇黎世精神病院，當時榮格的孫子也在該院當精神病醫生。談話地點是榮格在庫斯納赫特的一處住所。
榮格通讀過本書的原稿，並予以了肯定。間或他會訂正幾個段落，或添加一些新材料。反過來，我也會用我們的談話記錄來補充他自己寫的章節，擴充其中過於晦澀的隱喻，再刪去重複的部分。本書越是向前推進，他的工作和我的工作就越是趨向於融合。
在某種程度上，本書的產生即決定了其內容。談話和隨機的講述難免帶有隨意性，隨意的格調便貫穿了整部自傳。所有章節都像是靈光一閃，匆匆闡述了榮格的人生和工作中的某些外在經曆。不過作為補償，這些章節傳遞了榮格智慧世界的氣場，以及一個視心靈為深刻現實者的經驗。我常向榮格詢問這些外部事件的具體資料，卻徒勞無獲。他隻記得他生活經驗的精神實質，並且似乎也隻有精神實質值得他講述。
比文本梳理的困難更為要緊的，是固有的、更私人化的障礙。1957年下半年，一位學生時代的朋友來函邀請榮格寫一寫青年時代的記憶，他在回信上曾提及這一障礙。他寫道：
你說得很對。上了年紀以後，我們於內於外皆向早期回歸了。很早以前，有30年了吧，我的學生們要我解釋，我是怎樣得出了無意識這個概念的。我以研討會[2]的形式回應了這個請求。過去一年裏，我接到多方建議，說我該寫一部自傳。可我一直無法想象自己也會做這種事。我知道，太多的自傳都在自欺欺人，全然是謊言；我也知道要描寫自己，是何等的不可能——以至我根本不敢做任何嚐試。
近來，我應邀提供一些自傳的信息。在回答問題的過程中，我發現了記憶裏潛藏的一些客觀問題，似乎需要細致入微的審視。權衡輕重之後，我決定避開其他合約，用一段足夠長
的時間著手處理我生命中最初的體驗，並以一種客觀的方式進行思考。結果這項任務是如此之難，又如此私人化。於是，我隻好向自己許諾，隻要我還在世，這些結果就不會被發表，如此才能繼續進行下去。這個許諾對我來說意義重大，有了它，我才確定能保持一種必不可少的超然態度和平靜。逐漸明確的一點是，所有那些依舊生動可見的、涉及情緒的記憶，都會讓我心緒不寧與激**——而這又絕不是令文本客觀的最佳狀態！正是在我就要決定冒險一試時，你的信悄然而至。
命運自有安排——這句話完全符合我的經曆——我一生中全部的“外在”經曆都是偶然發生的。隻有內在經驗具有實質性，有著明確的意義。所以，有關外在經曆的記憶都消退了，或許它們壓根兒就不重要，或許它們隻是在與我內在的發展期同時出現時才重要。我一生中的大部分“外在”經曆，就這樣從記憶裏消失無蹤，對我而言，全部精力都投入其中了。然而一部明智的傳記通常會包含這樣的內容：曾經見過的人、旅行過的地方、冒過的險、遇到的糾葛、命運的衝擊等。但這些事情於我已成了幻象，隻有少數例外。我很少想起這些事，我的頭腦也沒有將之重現的願望，它們不再能在我心中激起一絲漣漪。
另一方麵，關於內在經驗的記憶不斷地變得愈加生動多彩。這就使得我漸漸感到筆拙詞窮，起碼目前是如此。非常抱歉，我不能滿足您的要求，實為力有不逮……
榮格的態度在這封信中展露無遺。盡管他“就要決定冒險一試”，信卻以拒絕結尾。一直到離世，他都在同意和拒絕之間搖擺不定，總有一絲懷疑揮之不去，總是回避著未來的讀者們。他不認為這部自傳是學術作品，甚至不把它當成自己的著作。相反，他總是稱它是“安妮拉·亞菲的項目”，而他自己在其中的作用僅僅是有所貢獻。在他的特別要求下，本書未被收入《榮格文集》。
榮格對他的人際交往一向不予置評，不論涉及公眾人物還是親密的朋友和家人。“我與許多同時代的名人交談過，那些學術界泰鬥和政界元老，像是探險家、藝術家、作家、權貴和富豪之類。不過說實話，這樣的會麵幾乎不曾帶給我什麽重要的體驗，隻像是遠海上兩船相錯時互相點旗致意一般。而且，這些人常常會問及一些我不能隨便透露的問題。於是，不論他們在世人眼中有多重要，也不能刻入我的記憶中。我和他們的會見毫無特別之處，很快就被淡忘，亦不曾產生更深遠的影響。至於我的至親摯友——他們對我而言則十分重要，仿佛是從久遠的記憶裏走出後來到我身邊一樣——我亦無從談起。因為這些親密關係不隻涉及我的內心生活，也屬於他們。我不可以猝然把那扇永遠鎖著的門向公眾敞開。”
不過，內在經驗和豐富的思想很好地彌補了外部事件的匱乏，並像榮格所說的一樣構成了這部自傳的主體。對榮格的宗教觀念而言更是如此——本書包含了榮格的宗教遺言。
幾個不同的渠道都把榮格引向了宗教問題。童年時代的視象使他直麵宗教經驗的現實性，並伴他終生。而對心靈的內容及其呈現的那種無法抑製的好奇心，那種求知欲，成了他的學術研究的特點。此外，同樣重要的是他作為醫生的感悟。榮格認為自己的第一身份是一名醫生，而且是一名精神科醫生。他清楚地認識到病人的宗教態度在精神疾病的治療中起了關鍵作用。與之相符，他還發現心靈會自動產生帶有宗教內容的意象——“心靈生來就有宗教性”。他亦知很多精神症皆源自對心靈這一基本特征的忽視，尤其是在人的後半生當中。
榮格的宗教觀念在許多方麵與傳統基督教不同——尤其是他對罪惡的問題的回答及其對上帝並非全知全能全善的理解。從嚴格的基督教教條的角度看，榮格顯然是一名“局外人”。由於他享譽世界，從其著作中得出的這個論斷便被強加到他身上。這使他感到痛心。因而在本書中，榮格多次表達了身為一名科研人員，自己關於宗教的見解並未能被人們正確理解的失望之情。不止一次，他嚴肅地說道：“放在中世紀，他們一定會把我當成異教徒燒死的！”直到他去世之後，才有越來越多的神學家開始宣稱，榮格無疑是20世紀宗教史上的一位大師級人物。
榮格曾明確聲稱他忠於基督教，而且他最重要的著作便論述了基督徒的宗教問題。他以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待這些問題，並謹慎地和神學方法劃清了界限。這樣一來，與基督教對忠誠的需求相左，他強調了理解和思考的必要性。他視這種必要性為理所當然，是生活的根本屬性之一。在1952年給一位年輕牧師的信中，他寫道：“我發現我的想法總是圍繞著上帝，就像行星繞著太陽旋轉一樣，無法抗拒地被上帝吸引著。一旦我想反抗這個引力，就會覺得自己罪大惡極。”
在榮格的等身著作之中，隻有本書論及上帝和他對上帝的個人體驗。在寫到青少年時期對教堂的反抗時，他曾說：“那時我意識到，上帝是一種最直接的體驗，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榮格在學術著作中很少提到上帝，若提到則會不厭其煩地使用“人類心目中的上帝的意象”這一術語。這其實並不矛盾。提到內在經驗時，他會使用較為主觀的語言；而涉及科學研究時，則會運用更客觀的表述。在前一種情況下，作為一個人，他的思想可以被人格、強烈的情感、直覺和漫長而豐富的人生經曆影響；在後一種情況下，作為一名科學工作者，他有意識地克製自己，隻說那些能被證明、有證據支持的話。作為科學家，榮格是一位經驗主義者。在本書中，當榮格談到他的宗教體驗的時候，他假設讀者是樂意與他的見解產生共鳴的。他主觀的表述隻能被那些有過類似經驗的人——或者說，那些心目中的上帝意象有相同或相似特征的人——接受。
盡管榮格在著寫這部“自傳”的過程中表現得積極且肯定，但長期以來，他對本書出版的前景都持一種批判和消極的態度，這一點很好理解。他極擔憂公眾的反應，一來是因為他在書中對他的宗教體驗、觀念直言不諱；二來則是《答約伯》引起的反對聲仍未消散，而被世人不理解或誤解著實令人痛苦不堪。“我一生守護著這些素材，從未打算公之於世；因為倘若它們受到抨擊，會比我的其他著作受到抨擊對我的傷害更大。我不知道是否應該遠離塵世，遠到批評之箭再也射不到我，遠到能夠隔開負麵的回應。我受夠了不被理解的苦，也因獨自說著沒有人懂的話而嚐盡孤獨。《答約伯》尚且遭遇了如此之多的誤解，我的‘回憶錄’隻能落得一個更不幸的結局。這部‘自傳’借由我從科學鑽研中得到的知識來審視我的一生，二者融為一體，所以這本書對那些不知道或不能理解我的科學理念的人而言要求很高。在某種意義上，我的人生故事成了我著述的精髓，而不是相反。我和我的作品是一個整體。我所有的見解和鑽研都是我的一部分。故而這部‘自傳’也隻是管中窺豹罷了。”
在本書逐漸成形的幾年裏，榮格也經曆了一個徹底轉型與客體化的過程。可以這麽說，每向下進行一章，他便離自我更遠一些，直到最後他能夠隔一段距離去看他自己、他的一生和著作的意義。“若是問我的人生是否有價值，我隻能把自己放入過去的幾個世紀中去比較，然後我必須說，是的，它有一定意義。但倘若用現代的觀念看，它便一文不值。”這句話表露的超然態度和曆史連續感，正如讀者稍後所見，將在本書的行文中更加強烈地顯現出來。
題為“著述”的這一章，由對榮格而言最重要的幾部著作萌生的簡單追溯拚湊而成。我也別無他法，因為他的文集有近20卷之多。何況榮格從來沒有把他的諸多觀點進行總結的意向——無論是以談話的形式還是以書麵的形式。若是請他總結，他便會以他那招牌式的激烈措辭回答道：“我絕不肯做這種事。把費盡心思詳細闡述的論題再縮寫一遍，我覺得這種出版物毫無意義。早知道我就省略所有論據，直接采用那種晦澀難懂的理論陳述風格了。比如，有蹄類動物典型的反芻機能，把嚼過的東西再反芻一遍之類的事，根本不能刺激我的食欲……”
因此，讀者應把這一章作為回應一種特殊情形寫就的回顧性隨筆，而不要期望它是全麵的。
應出版商之邀，我在書尾附上簡略的術語匯編，謹望能為不熟悉榮格作品和專業術語的讀者提供幫助。經編者庫爾特·馮·薩裏醫學博士慷慨授權，其中一部分定義取自《心理學及其相關領域詞典》，其餘榮格心理學的概念，我都盡可能地通過引用榮格的著作來闡釋，因此也能充實詞典中摘錄的條目。不過，請務必隻把這些引文當作提示和線索。榮格認為不存在一個終極定義，因而他不斷地用新穎、迥異的方式重新闡述他的觀點。他認為，明智之舉是把依附於心理事實上那些無法解釋的原理仍視為謎題或秘密。
在完成這項既振奮人心又困難重重的任務的過程中，有很多人幫助過我。盡管任務進程緩慢，他們卻始終如一地關心，並用有啟發性的建議和批評推動著它前進。我由衷地感謝他們每一個人。在此特別列出其中幾位的名字：來自洛迦諾的海倫和庫爾特·伍爾夫，是他們提出這本書的設想並助之開花結果；來自科斯納特-蘇黎世的瑪麗安和瓦爾特·尼赫斯-榮格，在寫就這本書時從始至終都用語言和行動支持著我；以及來自馬略卡島帕爾馬的赫爾，他以無比的耐心給予了我很多建議和幫助。
安妮拉·亞菲
1961年12月
[1] 英文原文如下：He looked at his own Soul with a Telescope. What seemed all irregular, he saw and shewed to be beautiful Constellations; and he added to the Consciousness hidden worlds within worlds. ——譯者注
[2] 之前提及的1925年研討會。——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