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叛亂背後：安祿山為啥要養八千義子？揭開不一樣的大唐文明史
安史之亂是中國曆史上的一件大事。那麽，安史之亂究竟是怎麽爆發的？這是不是民族之間的仇殺？跟楊貴妃究竟有多大的關聯？除了我們耳熟能詳的導致唐朝由盛轉衰之外，安史之亂還有哪些影響？這一章，我們就來談談這個話題。
首先，我們來談一談安史之亂究竟是怎麽爆發的。網上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安史之亂是民族仇殺。有一次我在寧波舉辦一個講座，在講座中提到了安史之亂。在觀眾提問環節中，就有一個觀眾說：“我認為安史之亂就是民族仇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如果把曆史上的一切的事情，都這麽簡簡單單地用血緣來進行判斷的話，曆史分析就變得太簡單了。事實上，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安史之亂中確實有民族矛盾。單看安祿山、史思明這兩個名字，就可以看出他們的姓都屬於“昭武九姓”。安祿山本人是粟特和突厥的混血，史思明是粟特人，他們手下的很多核心骨幹也是胡人。但安史之亂爆發的主要原因並不在於民族矛盾，而是因為經濟基礎變化引發了兵製變化。這種變化被野心家利用，才造成了這樣的局麵。
說到這個話題，我們就必須把曆史往前回顧很長一段時間。在西魏時期，宇文泰創建了府兵製和八柱國製度，他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集合關隴地區的人力、物力資源，用來跟東魏對抗。府兵製建立的基礎是均田製，均田製把土地分配給了農民，而享有了權利的農民就要對國家盡義務，給國家服兵役。征調上來的府兵交給全國數百個兵府管理，而這些兵府的部署很有講究——“內重而外輕”，這是關隴集團軍功貴族集團特色的展現。
他們高度重視兵權的集中化管理，府兵征調上來之後，絕大多數的兵力都部署在首都的附近，由八大柱國與十二大將軍直接掌控，而在邊境上僅部署少量的警備部隊，這就叫“內重外輕”或者“居重馭輕”，意思就是高度集權，防止地方作亂，有利於關隴集團核心集團的統治。
但是問題在於，到了唐玄宗時期，曆史背景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均田製走向了崩潰。其實均田製從創立的第一天開始，就已經注定了這樣的結局。原因很簡單，均田製創立的前提是國家掌握了大量的無主荒田。國家手頭有資源，人口又不夠多，在這種情況下，均田製才能成功施行。可是到了盛唐時期，情況與北魏有了本質上的變化，人口總量呈幾何級增長，土地增長速度遠遠趕不上人口增長速度，所以均田製的崩潰是遲早會發生的。而且，這樣的情況不是到唐玄宗時期才出現的，在唐高宗和武則天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大量的“浮逃戶”。所謂的“浮逃戶”，就是脫離了國家戶籍控製的人口。這些人之所以要脫離國家戶籍控製，就是因為沒有土地了，貧困化了，擔負不起賦稅和徭役了。
均田製的崩潰，導致了府兵製的瓦解。到了開元中期，國家基本上已經無兵可調了，兵源出現了問題，隻得將府兵製改為募兵製。募兵製，其實就是國家職業軍役製，國家雇人來當兵，並給予其很高的經濟待遇。表麵上看，這個措施很有效，能夠在短時間內解決兵源的問題。唐玄宗把用這種形式招來的兵稱為“長征健兒”。為什麽呢？因為當時對外戰爭頻繁進行，這些兵員主要被分配到邊境地區，交給十個節度使統管。這意味著，西魏宇文泰時期的“內重外輕”，到了唐玄宗時期變成了相反的“外重內輕”。邊境節度使權力坐大，中央腹心空虛，這種局麵最後被野心家所利用，這就是安史之亂爆發的一個主要原因。
當年的關隴集團一直注意維護這種“內重外輕”的局麵。以隋文帝為例，隋文帝跟他兒子隋煬帝不一樣，隋煬帝是關隴集團的叛徒，而隋文帝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關隴集團的皇帝。他不僅在核心集團裏全部任用關隴人士，還改革府兵製度，重新設置軍府。改革後的士兵被稱為“衛士”，主要任務就是輪番到京城戍守，或者到邊境上去戍邊。
開皇十年（590年）五月，隋文帝下詔：“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賬，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詔書下達於開皇十年，而開皇九年（589年），隋文帝辦了一件大事——他滅掉陳朝，統一了中國。在這種情況下，詔書的最後一句話成了關鍵。
當年北周為了滅北齊，隋朝為了對付北方的突厥和南方的陳朝，都曾經在長安以外設置很多新的軍府，使原本“內重外輕”的局麵有所改變。不過隋文帝在完成了統一中國的曆史任務之後，又立刻撤了那些新置的軍府，回到了“內重外輕”的基本局麵上。隋文帝這一行為，就是典型的維護“內重外輕”局麵的關隴集團皇帝的行為。
有些人覺得時過境遷，老辦法到了眼下是不管用的。但事實證明，老辦法既然存在，就有它存在的理由。唐玄宗覺得原先那套已經過時了，於是改弦更張。為了解決無兵可調的問題，唐玄宗在張說的建議下，在關中地區施行募兵製，成功解決了中央禁軍的兵源問題。後來，又在李林甫的主持之下，進行了“長征健兒”改革，將從全國招募來的這些軍隊主要部署在邊境地區。由於給予的經濟待遇較高，願意來從軍的不僅有漢人，也有很多邊境的胡人。他們本來就有濃厚的尚武風氣，此時又有利誘，當然願意來入伍了。
在這種情況下，也就能夠解釋為什麽安祿山、史思明手裏會有那麽多胡兵胡將了。唐朝天寶年間，全國的兵員有九成被分配給了十個節度使，而安祿山一個人兼任範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管轄範圍跨越了今天遼寧到河北、北京、山西、內蒙古南部這麽一大片區域，手裏兵員眾多。到安史之亂前，全國共有兵六十萬左右，而安祿山一個人手裏就掌握了十八萬以上，並且有學者懷疑這隻是兵籍上的數字，安祿山為了造反，可能還蓄積了更多的兵力。這樣算下來，安祿山手裏掌管的兵力，有可能已經占到了全國的三分之一。而且，這裏常年處於邊境戰爭的前線，民風彪悍，兵員素質很好。
需要強調的是，這些兵都是百戰精英。因為安祿山的軍隊在範陽地區是對“兩蕃”（契丹和奚）作戰的，在這個過程中屢經戰陣，實戰經驗非常豐富。即便如此，安祿山仍然不覺滿足。他曾經想兼並王忠嗣的西北邊防軍，未遂後又想兼並阿布思的騎兵，這次得逞了。這是他的一大勝利。
人心不足蛇吞象。仗著當時唐玄宗的寵信，他的魔爪又伸向了國家牧場——他要掌握國家的馬匹資源。馬匹對於那個時候的國家來說是重要的戰略物資，騎兵部隊就相當於現在的裝甲部隊。安祿山向皇帝提出請求，要求擔任閑廄使、隴右群牧使。這兩個職位都是掌管國家馬場的，尤其是隴右群牧使的職位非常重要。
當時唐朝的國家牧場主要集中在隴右地區，那裏有八個大型的國家牧場，飼養著數十萬匹戰馬。安祿山看中了隴右地區的牧場，可這裏屬於隴右節度使的地盤，如此做法必定會引起西北邊防軍的不滿，但唐玄宗竟然答應了他的請求。唐玄宗犯糊塗的事很多，這就是其中一件。安祿山當上隴右群牧使後，在八大牧場挑選了幾萬匹上等的寶馬，全部趕往範陽，這些寶馬都成了他後來起兵的資本。
除此之外，安祿山還在範陽以北築了一座雄武城，對外宣稱是用來對付“兩蕃”的，實際上他是把那裏變成了自己重要的軍事基地和倉庫。雄武城裏有堆積如山的糧食和海量的兵器，還常年蓄養一萬五千匹戰馬，這就是他未來反叛的大本營。作為胡人，他還充分利用了胡族的風俗，收養了大批的“假子”。
在胡人的風俗中，上下級之間流行建立“養父養子”的關係。他們一旦收誰為“假子”，也就是養子，他們與養子在上下級關係之外，就又多了一層私人關係——兒子要效忠於父親。說白了，安祿山收養假子，就是為了給自己建立一支私人武裝。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他足足收了八千名假子。他將這支私人武裝稱為“曳落河”，就是胡語中“壯士”的意思。這些假子裏有同羅人、奚人和契丹人。他給予這些人極高的禮遇和豐厚的經濟待遇，籠絡他們的人心，所以這些人死心塌地地為他服務。另外，他還有百餘“家僮”。這些“家僮”，並不是電影裏那種不著調的家僮，而是一支私人精銳護衛隊。他們個個身經百戰，號稱“以一當百”。
要打仗，沒錢不行。所以，除了用假子來建立私人武裝之外，安祿山還利用胡人身份，籠絡了很多絲綢之路上的主力軍——粟特胡商，為他籌措軍費。而且，唐玄宗還把財權下放，允許安祿山在上穀郡設置五座鑄錢爐，讓他擁有了鑄幣權。這等於把國家造幣廠交給了安祿山，所以安祿山在反叛之前，在財政上也做好了準備。
安祿山的假子們是胡人，背後的胡商也是胡人，為了籠絡和團結這些胡人，他還利用了宗教。榮新江先生等學者考證認為，安祿山、史思明都充分利用了祆教。祆教又叫“拜火教”，很多粟特人都信仰它，因此它成了安祿山等人用來籠絡人心的主要工具。安祿山的母親本身就是一位祆教的女祭司，所以利用宗教手段對於安祿山來說輕車熟路。
在人事上，安祿山也有精心的準備。他知道要想成大事，就不能光有武將，文武兩方麵都要有準備。所以他手下聚集了很多失意的漢族文人，比如高尚、嚴莊、張通儒等，還有孫孝哲、史思明、尹子奇、田承嗣等一批驍將。
總之，安祿山做好了反叛的一切準備，最後掀起了安史之亂。
前文闡述了經濟基礎引起的上層建築變化等諸多導致安史之亂發生的因素。那麽，楊貴妃需不需要對安史之亂負責呢？在我看來，說楊貴妃跟安史之亂完全沒關係，這是不客觀的。
在安史之亂中，楊貴妃要承擔的是用人方麵的責任。她雖然沒有做過幹政的事，但是她的裙帶關係導致了楊國忠的上台。我特別反對用“好”與“壞”來評價曆史人物，曆來認為每個人都有善的一麵，也有惡的一麵，人不能單純用好壞來衡量。但有一個人是例外，那就是楊國忠。這家夥壞得純粹，那是一種不留死角的壞，在他的能力、品行、性格等各個方麵，幾乎找不到任何閃光點。
唐玄宗晚年重用了楊國忠，而楊國忠被認為是逼反安祿山的主要原因。在馬嵬坡兵變中，將士們之所以在殺了楊國忠之後，還要逼死楊貴妃，是因為當時禁軍說的話給楊貴妃定了性——“賊本尚在”。這裏的“賊”指的是楊國忠。楊貴妃不是賊，但她是賊的根本，沒有她就沒有賊。所以我認為，楊貴妃承擔的是次要的、間接的責任。
唯物史學出現之前的那些曆史學家，常有這樣的毛病。他們宣揚“紅顏禍國論”，王朝一衰敗，就要看看能不能找個女人當“背鍋俠”。在他們看來，盛世需要美人點綴，亂世需要美人背罪，還說什麽“從此君王不早朝”。從此君王不早朝，難道不該問一下君王的責任嗎？是誰讓他不早朝呢？
安史之亂的發生，楊貴妃起到的作用絕對是次要的，主要責任必須由唐玄宗本人來承擔。當然，有些事情是唐玄宗自己改變不了的，比如均田製的崩潰，均田製的崩潰是必然的。但唐玄宗的責任也很大，他沒有勇氣通過“由以丁身為本轉向以資產為宗”這種壯士斷腕般的稅收改革來改變經濟基礎，這是他的一大失誤。
說唐玄宗要負主要責任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唐玄宗搞了幾十年的政治，按理說政治經驗應該非常豐富，但他卻犯了很多難以挽回的錯誤。唐玄宗很聰明，是中國曆史上少見的全才皇帝，無論是在政治才幹、個人勇氣方麵，還是藝術才華方麵，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但就是這麽一個高手，一手創造了唐朝最輝煌的盛世，又一手把唐朝推入地獄。
除了寵幸奸臣外，唐玄宗還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他的平衡術“玩脫了”。我們都知道有一句話叫“家和萬事興”，朝中應該團結一致，不搞派係鬥爭，這樣國家才能興盛。但唐玄宗不是這樣想的，他有意在朝中培養多股勢力，讓他們互相鬥爭，而自己居中製衡。他認為朝臣們鬥得越厲害，就越想獲得勝利；越想獲得勝利，就越依靠皇帝，皇權也就更加穩固。所以，他先後扶持過以張說、張九齡為代表的文學集團，這種人的特點是以科舉為進身之資本；以宇文融、李林甫為代表的吏才集團，他們是從地方官吏靠著政績一步一步晉升上來的；以楊國忠家族為主的外戚集團；以安祿山為代表的東北邊防軍集團；以哥舒翰為代表的西北邊防軍集團等。唐玄宗是玩平衡術的高手，他讓各派都保持“餓不死”也“吃不飽”的狀態，也就是朝中同時至少要有兩股力量互相製衡，誰弱他就扶誰一把，誰強他就踩誰一腳，讓誰都不至於消失，誰也都不可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比如李林甫，李林甫在宰相之位長達十九年，是唐玄宗所有宰相中任職時間最長的。但是每當李林甫戰勝某個集團，眼看就要大獲全勝、滿盤皆贏的時候，唐玄宗都會為他“踩上一腳刹車”，讓他不能完全如願，因為唐玄宗知道朝中要有多股力量的製衡。在李林甫死了以後，得勢的是楊國忠。為了不讓楊國忠一家獨大，唐玄宗在朝中扶持安祿山，與楊國忠之間形成製衡。與此同時，他也在軍中用哥舒翰來製衡安祿山。可是就在安史之亂前，哥舒翰患了中風，半身不遂了。所以這時，朝中主要鬥爭力量就隻剩下了安祿山與楊國忠。
為什麽說唐玄宗最後“玩脫了”呢？原因就在於他最後引入了邊將集團。唐玄宗忽略了一個問題：邊將和朝中其他的大臣是不一樣的。朝中的大臣隻能依靠皇帝，他們的權力和資源都來自皇帝。可募兵製之下的節度使不一樣，他們手中有地盤，有軍隊，有財權，有人事權，儼然就是一個個“土皇帝”。唐玄宗沒有意識到，在把他們引入朝中鬥爭之後，一旦他們在政治鬥爭中居於下風，就很可能會鋌而走險，利用手中的一切資源來追求翻盤。所以，當安祿山在政治鬥爭中居於下風、眼見將要敗給楊國忠的時候，他最後選擇的就是鋌而走險，掀起了叛亂。
安史之亂不僅讓唐朝走向了衰落，也展現了唐玄宗人生的跌宕起伏。唐玄宗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前半生才幹超強，領導著整個國家達到了一個巔峰狀態；後半生在成績麵前失去了銳意進取的精神，放棄了對更好的追求，用修修補補的“小手術”來醫治眼前的“大病”，最後喪失了改革的良機。而兵製的變化最終導致他不得不進行募兵製的改革，募兵製的改革又徹底改變了關隴集團“內重外輕”的基本局麵，最後局勢被野心家所利用。
這也告訴我們一個人生的道理，一個人也好，一個時代也好，最需要警惕的不是吃苦受累的時候，而是高歌猛進的時候，因為成績和盛世會掩蓋矛盾與危險，會讓人麻痹。“居安而思危”這句老話放在任何時代、任何人身上都永遠不過時。
安史之亂除了導致唐朝由盛轉衰外，還使唐朝的疆域大大縮小。當年為了平定安史之亂，北庭、安西、河西的邊防部隊紛紛進入內地勤王，其中很大一部分將士犧牲在了戰場上，導致整個西北地區防務空虛。吐蕃乘虛而入，占據了河西走廊，後來又占據了整個西域地區，從此中原王朝失去了對西北地區的控製，直到宋朝也沒能收回來。安史之亂對我們整個疆域的變化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另外，安史之亂還帶來了一些耐人尋味的變化。安史之亂時期是繼永嘉之後中國人口的又一次大南遷時期。因為戰亂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區，南方相對而言比較安寧，所以很多人都往南方遷徙，杜甫就是一個典型。為了躲避戰亂，杜甫從關中地區到了甘肅，從甘肅到了四川，後來又想去湖南投親靠友。
人口的大量南遷帶來了一個意外的正麵結果。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其中的前四千年，都是北方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麵全麵領先於南方。中國經濟重心徹底完成由北方向南方的轉移，被認為是南宋時期的事，但源頭其實要比這早得多。現在學界一般認為南方的開發是從魏晉南北朝起步，在唐朝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尤其是安史之亂，給南方帶來了意外的好處。中國的南方地區，尤其是嶺南地區，原本經濟、文化都很落後，但南遷的眾多人口中有很多技術型人才和經驗豐富的農民。他們到南方之後，使得南方很多地區得到了長足的開發，南方的經濟就此開始一步一步後來居上，到了南宋，徹底完成了中國經濟重心由北向南的轉移。
安史之亂還對宋朝的政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安史之亂帶來了藩鎮割據，五代時期，藩鎮割據達到了巔峰。正如安重榮所說，皇帝是“兵強馬壯者為之”，也就是說，想決定由誰當皇帝，就要比誰拳頭大，比誰手裏的兵多。五代時期的王朝都是靠著武力奪取天下的，趙匡胤本人也是軍將奪權上位的。所以到了北宋建立的時候，趙匡胤就想扭轉這個現象，這才有了著名的“杯酒釋兵權”的故事。杯酒釋兵權，實際上就是趙匡胤用自己身邊的新貴集團取代原來的後周舊臣，把兵權收歸中央，掌握到自己和親信的手裏，並從節度使手裏奪取財權等的一係列重要舉動。
趙匡胤還定下了“揚文而抑武”的政策。宋朝在文治方麵可以說是功績赫赫，這是宋朝“揚文”帶來的結果。不過什麽事都不是盡善盡美的，宋朝的確解決了藩鎮割據的問題，強化了中央集權，但“揚文抑武”也為宋朝帶來了武力羸弱的惡果，所以宋朝對外作戰多有失敗。嶽飛之死，除了宋高宗和秦檜的私心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嶽飛犯了宋朝政治的一大忌諱——他在軍隊當中的威望太高了，尤其是“嶽家軍”的稱號喊出來，對他的命運隻會產生負麵的影響。因為從立國的政策來說，宋朝特別警惕這種軍隊的私人化，在他們看來，這叫“吸取曆史教訓”，而帶來的結果就是民族英雄嶽飛的冤死。
在這短短的一章中，想把安史之亂對方方麵麵的影響都說到是不可能的。但必須要強調的是，安史之亂對於中國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它影響了政治，影響了軍事，影響了民族關係，影響了疆域，影響了地域的開發，也影響了後世的思想。這個思想不僅有政治思想，還有哲學思想，乃至文學思想等諸多方麵。所以說安史之亂堪稱中國曆史的一個裏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