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那天夜裏我很晚才睡著。我想睡，但睡不著；想讀書，卻看不進去。最後我摸黑坐在窗口，望著雨點穿過路燈的光線。我坐在那兒浮想聯翩。“年輕的思緒總是很長很長。”這句話是我在一首詩裏讀到的，然而隻要你睡不著，外麵在下輕柔的夜雨，無論你是什麽年紀，思緒都有可能變得很長很長。
第二天上午十點左右，電話響了，我還沒起床。TJ說：“有筆嗎，老哥？快去拿筆來，我說你記。”他念出兩個七位數的號碼。“別忘了寫718，因為必須先撥區號。”
“打過去會找到誰？”
“要是我第一次打給你的時候你在家，打過來就會找到我。哥們兒，你比好運氣還難找啊！星期五下午我打給你，星期五晚上又打給你，昨天一天一夜不停打給你，直到半夜十二點才停下。你這人太難找了。”
“我出去了。”
“嗯，我多多少少猜到了。哥們兒，你派我跑的這一趟夠帶勁的。布魯克林，走上幾天也見不到頭。”
“布魯克林確實很大。”我附和道。
“大得毫無必要嘛。我去的第一個地方，坐地鐵一直到終點站。車開到地麵上，我見識了好多漂亮屋子，就像電影裏的老鎮子，完全不像紐約。我找到第一個電話亭，打給你，家裏沒人。然後我去找第二個電話亭，哥們兒，可真是讓我一頓好找。我經過的幾條街道，人們看我的眼神像是在問：‘黑鬼，你來這兒幹什麽？’雖說沒人開口，但耳朵稍微尖一點兒就能聽見他們在想什麽。”
“你沒遇到麻煩吧？”
“哥們兒，我從來不會遇到麻煩。知道我是怎麽做的嗎？麻煩還沒找到我，我就已經瞅見它了。我找到了第二個電話亭，第二次打給你。沒找到你，因為你不在家。於是我心想，哎，也許我離另一個地鐵站比較近，因為我從剛開始下車的車站已經走出去幾英裏了。於是我走進一家糖果店，說：‘麻煩能告訴我最近的地鐵站在哪兒嗎？’知道我是怎麽說的嗎？告訴你吧，就像電視裏的播音員。店裏那老兄看著我說：‘地鐵？’就好像他從沒聽見過這個詞，他根本沒法理解這個概念。於是我怎麽來就怎麽回，哥們兒，一直走到弗拉特布什線的終點，因為至少我還知道怎麽去那兒。”
“我猜那兒本來就是最近的一個地鐵站。”
“我猜你說得對，因為後來我看了看地圖，確實沒找到比它更近的車站。哥們兒，別離開曼哈頓的理由又多了一條：不管你在哪兒，附近肯定有地鐵。”
“我會好好記住的。”
“真希望我打電話的時候你在家。我全計劃好了，我把號碼念給你，說：‘立刻打過去。’你撥號，我拿起聽筒說：‘是我。’現在說給你聽似乎沒那麽酷了，但當時我真是迫不及待。”
“看來那幾部電話都標著號碼。”
“哦，對了！我忘記說了。第二個電話亭，就是我千裏迢迢走到韋特蘭斯大道找到的那個，每個人看我的眼神都很奇怪的那個地方，那部電話標著號碼。另一個電話亭，在弗拉特布什大道法拉格特路的路口，那部沒有。”
“那你是怎麽查到號碼的？”
“哈，因為我有辦法。我跟你說過，對吧？”
“不止一次了。”
“我是怎麽做的呢？我打給接線員，說：‘哎，姑娘，怎麽回事？這部電話上沒標號碼，我怎麽知道我是從哪個號碼打出去的？’然後她說什麽她看不到我這部電話的號碼，所以她也幫不了我。”
“似乎不太可能。”
“我也這麽認為。我心想，他們有各種各樣的設備，你打給查號台問一個號碼，你還沒說完他們就報給你了，怎麽可能不知道你正在用的電話的號碼呢？然後我心想，TJ你個白癡，他們去掉號碼是為了對付毒販，而你說話的語氣和毒販一模一樣。於是我掛掉電話，重新撥0，那是個免費號碼，你可以從早到晚打給接線員，一毛錢都不用花。而且你知道每次撥過去，接電話的人都不一樣。這次換了個姑娘聽電話，我去掉了聲音裏的所有街頭腔，我說：‘小姐，也許您能幫我一個忙。我在公用電話亭裏，我必須把號碼留給辦公室，讓他們打給我，但有人用噴漆在電話上亂塗，所以我認不出號碼到底是什麽。不知道您能不能幫我查一下線路，然後把號碼告訴我。’我都還沒說完，她就已經把號碼念給我聽了。馬特？媽的。”
錄音切進來，要他繼續投幣。
“兩毛五用完了，”他說，“我得再塞一個角子。”
“把號碼給我，我打給你。”
“不行。我這會兒不在布魯克林，也沒打給接線員去騙這部電話的號碼。”他投了一枚硬幣，電話叮的一聲響，“好了，可以繼續聊了。不得不承認，我搞號碼的辦法挺狡猾的。還在嗎？你怎麽什麽都不說了？”
“我驚呆了，”我說，“我不知道你還能那麽說話。”
“你是說像正經人那麽說話？我當然能了。我混街頭不等於我什麽都不懂。那是兩種語言，你正在和一個雙語混混聊天呢。”
“嗯，佩服之至。”
“是吧？我能去布魯克林又活著回來，你肯定已經很佩服了。接下來要我做什麽？”
“暫時沒有。”
“沒有？該死，肯定有點兒什麽可以交給我的。這個活兒我做得不錯，對吧？”
“豈止不錯，而是了不起。”
“我是說，哥們兒，你不需要是火箭科學家也能找到去布魯克林的路，然後再回來。但我從接線員那兒搞號碼的招數相當酷，對吧？”
“那還用說。”
“所以我確實很有辦法。”
“非常有辦法。”
“但你今天還是沒活兒可以交給我。”
“很抱歉，沒有，”我說，“過上一兩天再來問問我。”
“問問你？”他說，“哥們兒，要是你能在家讓我問，我保證每天從早到晚都問你。知道誰該搞個尋呼機嗎？哥們兒，你就該去搞一個。我可以呼你，然後你對自己說：‘肯定是TJ在找我，事情肯定很重要。’你笑什麽？”
“沒什麽。”
“那你為什麽要笑？我每天都打電話給你，因為我覺得你需要我幫你做事。不許頂嘴，哥說得對。”
“哈，押了個好韻。”
“就知道你喜歡，”他說，“特地留給你的。”
星期天下了一天雨，白天我基本上沒出門。我開著電視，在ESPN轉播的網球賽和另一個電視網轉播的高爾夫球賽之間切換。有時候網球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但今天不行。高爾夫球從來都沒法吸引我的注意力，但景色優美，解說員也不像解說其他比賽的時候那麽嘮叨，因此我可以拿它當個消遣，同時腦子裏想別的事情。
下午過了一半，吉姆·法布爾打電話取消了固定的周日晚餐。他妻子的一個親戚過世了，他們必須去露個麵。“咱們這會兒可以找個地方喝杯咖啡，”他說，“但外麵的天氣太糟糕了。”
於是我們打了十分鍾的電話。我說我有點兒擔心彼得·庫利，說他也許會破戒喝酒或吸毒。“聽他說海洛因的語氣，”我說，“害得我都想試一試了。”
“我注意到過毒蟲的這個特點，”他說，“他們說話都帶有那種向往的語氣，就像一個老人在談論他失落的青春。你知道的，假如一個人想開戒，你是攔不住他的。”
“我知道。”
“你不是他的監督人吧？”
“不是，但他沒有監督人。而且昨晚他把我當成了監督人。”
“還好他沒有正式請你當他的監督人。你已經和他弟弟有職業往來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和他有關係。”
“我想到了這個問題。”
“但就算他開口，他也同樣不會成為你的責任。你知道當一個好監督人的首要條件是什麽嗎？自己保持清醒。”
“我好像聽說過。”
“多半是聽我說的。但沒人能讓其他人保持清醒。我是你的監督人。我逼著你不碰酒了嗎？”
“沒有，”我說，“我能保持清醒，不是因為有你。”
“不是因為有我，還是因為煩我？”
“也許都有一點兒。”
“所以彼得的問題到底出在哪兒？覺得自己很倒黴，因為他不能喝酒或者打針？”
“對，基本上就是因為這個。另外，上帝讓他很生氣。”
“誰不呢？”
“因為什麽樣的上帝會允許那種事發生在他弟媳那麽好的一個人身上？”
“上帝從古到今幹的就是這種事。”
“我知道。”
“另外，他也許確實有理由。也許耶穌要她去做一束陽光。記得那首歌嗎？”
“我好像沒聽過。”
“上帝做證，希望你永遠不要聽到我唱，因為我隻有喝醉了才會唱這首歌。你覺得他會不會在和她睡？”
“我覺得誰會不會在睡誰？”
“和誰睡。你覺得彼得會不會在和他弟媳睡？”
“我的天，”我說，“我為什麽要這麽想？你的內心太扭曲了，你自己不知道嗎？”
“都怪和我來往的某些人。”
“肯定怪他們。不，我不認為他在睡他弟媳。我認為他隻是很難過，我認為他想喝酒吸毒，我希望他不要那麽做。沒別的了。”
我打給伊萊恩，說我有空和她一起吃晚飯，但她的朋友莫妮卡已經約好了要去她家。她說她們打算叫中國菜外賣，歡迎我過來，這樣她們就可以多點幾個菜了。我說我就免了吧。
“你擔心我們兩個閨密會咬一晚上的耳朵，”她說，“你擔心得有道理。”
我正在看《六十分鍾》的時候，米克·巴盧的電話打了進來，我看著電視和他聊了十幾分鍾。我一口氣告訴他我如何訂了去愛爾蘭的機票又如何不得不取消行程。他說我沒法過去固然可惜，但很高興我找到了事情做，免得我閑得發慌。
我稍微說了幾句我正在幹什麽，但沒說雇我的是個什麽樣的人。他對毒販沒有任何同情心，偶爾靠闖進毒販家搶現金來貼補開銷。
他問紐約天氣如何，我說下了一整天的雨。他說他那兒永遠在下雨，他都不太記得太陽長什麽樣了。“對了，你有沒有聽說過？他們找到了耶穌是愛爾蘭人的證據。”
“是嗎？”
“當然了，”他說，“你想一想所有的事實。他和父母住在一起，直到二十九歲。在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個晚上，他還在外麵和弟兄們喝酒。他認為他母親是處女，而她，一個好女人，認為他是上帝。”
新的一個星期緩緩拉開帷幕。我繼續一點一點啃庫利的案件——這麽說應該也沒錯。我想辦法問到了辦理萊拉·艾爾瓦雷斯凶殺案的一名警官的名字。她就是被棄屍格林伍德公墓的那個布魯克林學院的學生。負責查案的不是七十二街分局，而是布魯克林警察局的凶殺科。主導調查的是約翰·凱利警探，但我聯係不上他，我也不想留下名字和電話號碼。
星期一我見到了伊萊恩，她很失望，因為強奸案受害者沒有把她的電話打得響個不停。我說她未必一定會收到任何消息，釣魚有時候就是這樣的，你必須往水裏下許多個帶餌的釣鉤，而且有時候等上很久，魚兒未必會咬鉤。這才剛開始，我說。她找的那些人很可能會過了周末才開始打電話。
“今天已經過完了。”她提醒我。我說，就算她們開始打電話了，聯係受害者肯定需要一定的時間，而受害者也需要考慮幾天才會下定決心打電話。
“或者決定不打。”她說。
星期二過去了，依然沒有電話打進來，她更加氣餒了。星期三晚上我打給她的時候，她非常興奮。好消息是有三個女人打電話給她。壞消息是三個電話似乎都和殺死弗朗辛·庫利的那夥凶手沒關係。
一個女人在公寓樓走廊裏被單獨作案的犯人伏擊。他強奸了她，搶走了她的手包。另一個女人從學校搭車回家，她以為邀請她上車的男人也是學生。他用刀逼著她去後座躺下，但她幸運地逃脫了魔爪。
“是個皮包骨頭的小子，而且也是單獨作案，”伊萊恩說，“所以我認為很難把他當作你的嫌犯。第三個電話是約會強奸，或者勾搭強奸，我不知道你們的正式叫法是什麽。按照她的說法，她和一個朋友在桑尼賽德的一家酒吧勾搭上了兩個男人。她們坐著男人的車去兜風，她朋友暈車，於是他們停車，讓她下去吐。結果他們開車跑了，扔下她一個人蹲在路邊。你相信會有人做出這種事嗎？”
“嗯，確實不太體貼，”我說，“但這麽做好像不叫強奸吧。”
“哈哈，很好笑。還沒完呢，他們又開車轉了一會兒，然後回到她家，他們想和她發生性關係，她說沒門兒，你們當我是什麽樣的女人？等等等等，最後她同意和他們中的一個睡，就是和她湊一對兒的那個男人，另一個可以在客廳裏等，但那位老兄沒有等。他們搞得正起勁的時候，他走進來看，然後可想而知，那就像是火上澆油。”
“然後？”
“說她被強奸了？”
“嗯，我同意這是強奸。情況從‘求求你’升級到‘讓我爽一爽，否則我就踢掉你的滿嘴牙’，因此要我說，這夠得上強奸的標準了。”
“嗯，對，隻要有強迫的情節就算。”
“但聽上去不像我們要找的犯人。”
“是啊，完全不像。”
“萬一你想繼續調查，我也記下了她們的號碼，我說假如製作人決定跟進，我們會打電話給你的，主要是這個項目現在還沒完全定下來。我沒說錯吧？”
“非常正確。”
“所以盡管我沒得到任何有用的情報，但能接到三個電話還是挺鼓舞人的，對吧？明天說不定還會有人打進來。”
星期四有一通電話，剛開始似乎挺有希望。受害者是個三十歲剛出頭的女人，在聖約翰大學念研究生，她在校園內的一個停車場開鎖上車的時候，三個男人用刀挾持並綁架了她。他們和她一起上車，開車來到坎寧安公園，強奸了她，從頭到尾一直用一把或多把刀指著她，威脅她如若不從就以各種手段傷害她的身體，事實上也確實劃破了她的一隻胳膊，盡管很可能隻是個意外。完事後，他們把她扔在公園裏，開著她的車逃跑了，事發七個月後，她的車依然沒有被找回來。
“但不可能是他們，”伊萊恩說，“因為這夥人是黑人。大西洋大道那夥人是白人，對吧？”
“對，目擊者在這一點上的說法是一致的。”
“嗯，這夥人是黑人。我反複提到膚色，你明白的，她肯定認為我種族歧視之類的，或者懷疑她種族歧視，或者天曉得什麽。否則我為什麽這麽在意強奸犯的膚色呢？但當然了，從我的角度來看，膚色的問題至關重要，因為這意味著她就被排除出了我們的目標範圍。除非在去年八月到現在的某個時間裏，他們想到了能改變膚色的好辦法。”
“要是他們研究出了這個，”我說，“那可比四十萬美元值錢多了。”
“說得好。總之，我覺得我在犯傻，但還是記下了她的名字和號碼，說假如公司給我們的項目開綠燈，我們就會聯係她的。想聽點兒好玩的嗎？她說無論會不會有結果，她都很高興能打電話給我，因為聊一聊這件事對她有好處。事情剛發生的那段時間，她講了一遍又一遍，然後去做了心理治療，但最近很少會提起那段經曆了，說出來對她有好處。”
“這肯定讓你感覺很愉快。”
“是的，因為直到那一刻，我一直覺得很愧疚，因為我打著拍電影的幌子哄騙她講述可怕的經曆。她說她很容易對我打開心扉。”
“嗯，某位記者覺得一點兒也不稀奇。”
“她以為我是心理醫生。我猜她都想問能不能每周來找我做一次治療了。我說我是製片人的助手，需要的技能和心理醫生差不多。”
同一天，我終於聯係上了布魯克林警察局凶殺科的約翰·凱利警探。他對萊拉·艾爾瓦雷斯的案件記憶猶新，說那是一場可怕的慘劇。她是個漂亮姑娘，認識她的人都說她為人很好，學習認真。
我說我在寫一篇報道，主題是被拋棄在不尋常地點的屍體，我問發現屍體的時候，有沒有注意到屍體存在任何不尋常的情況。他說屍體受到了損毀，我問他能不能透露點兒細節，他說恐怕不行。部分原因是他們還在對案情的某些方麵保密，部分是不希望傷害她家裏人的感受。
“相信你能理解。”他說。
我試了另外兩條路，結果在同一堵牆上碰了壁。我說完謝謝，正要掛電話的時候，忽然靈光一閃，問他有沒有在七十八街當過差。他問我問這個幹什麽。
“因為我認識這麽一個約翰·凱利，”我說，“但我覺得你應該不是他，因為他現在肯定早就過了退休年齡。”
“那是我父親，”他說，“你說你叫斯卡德？你是幹什麽的，記者？”
“不，我也曾是警察。我在七十八街待過一段時間，後來我轉到曼哈頓的第六大道分局，在那兒當上了警探。”
“什麽，你當過警探？現在居然去碼字了？我父親總說他要寫書，但從來都隻是說說而已。他退休都……哎呀……已經快八年了。他去了佛羅裏達，在後院種葡萄柚呢。我認識的很多警察都在寫書，或者號稱在寫，或者在考慮寫書，但你真的在寫？”
現在該換擋了。“不。”我說。
“什麽意思？”
“那是瞎編的，”我承認道，“我在當私家偵探，自從離開警局，我就做這一行了。”
“所以你想知道艾爾瓦雷斯的什麽情況？”
“我想知道屍體受到了什麽樣的損毀。”
“為什麽？”
“我想知道是否牽涉到肢解。”
一陣停頓，長得讓我開始後悔不該朝這個方向打探情況。然後他說：“先生，你知道我想知道什麽嗎？我想知道你到底是從哪兒冒出來的。”
“皇後區一年多以前發生過一起案件，”我說，“三個男人在伍德黑文的牙買加大道上綁架了一名女性，把屍體扔在森林公園的高爾夫球場上。他們還切掉了她的兩根手指。”
“你有理由認為是同一夥人殺了這兩個女人？”
“不，但我有理由認為殺害戈特斯坎德的凶手不會隻殺一個。”
“那是皇後區的受害者嗎？戈特斯坎德？”
“對，瑪麗·戈特斯坎德。我想把殺害她的凶手和其他案件聯係起來，艾爾瓦雷斯似乎可能性很大，但我隻知道報紙上登出來的情況。”
“她也被切掉了手指。她還少了一個**。”
“你說什麽？”
“艾爾瓦雷斯。凶手割掉了她的一個**。法醫說從流血的情況來看，她當時還活著。”
“我的上帝啊。”
“我想逮住那夥王八蛋，明白嗎？在凶殺科做事會讓你想要捉拿所有的凶手歸案，因為根本不存在情節輕微的殺人案，但有些案件會特別感染你，而這個案件就感染了我。我們查得非常認真，我們核查她的一舉一動，我們找認識她的每一個人問話，但你也了解這種案件的情況。受害者與凶手之間沒有聯係，也幾乎沒有物證，你查到一定程度就查不下去了。現場的證據很少，因為他們是在其他地方殘害她的，事後才把屍體扔在墓地。”
“報紙上登了。”
“戈特斯坎德也是這樣？”
“對。”
“要是我知道戈特斯坎德——你說那是一年多以前？”我把日期報給他。“所以線索一直在皇後區的一個案卷裏，但我怎麽可能知道呢？兩具屍體的手指都被切掉，而我隻能坐在這兒摳屁股——我不是存心這麽說的。真見鬼。”
“希望對你有幫助。”
“你希望對我有幫助。你還知道什麽？”
“沒有了。”
“要是你在隱瞞——”
“關於戈特斯坎德，我隻知道她案卷裏的情況。關於艾爾瓦雷斯，我隻知道你剛剛告訴我的情況。”
“你和這件事的聯係在哪兒？我說的是你的個人聯係。”
“我剛剛說過了，我——”
“不，你別打岔。你為什麽感興趣？”
“這是保密的。”
“狗屁保密。你無權隱瞞情況。”
“我沒有隱瞞。”
“嗯，那你的行為叫什麽？”
我深吸一口氣，說：“我認為我把能說的都已經說完了。我對戈特斯坎德和艾爾瓦雷斯這兩起案件都沒什麽特別的了解。我讀過其中一起的案卷，你告訴了我另一起的情況，我知道的就隻有這麽多。”
“你為什麽會去讀案卷呢？”
“一年前的一篇新聞報道。我打給你是因為另一篇新聞報道。就這麽簡單。”
“你有個客戶，你在為他打掩護。”
“就算我有客戶，他也絕對不是犯人。另外，在我看來，他是誰隻關我自己的事情。你難道不想對比一下這兩個案子，看看能不能找到破案的契機？”
“想，我當然會去那麽做了，但我也想知道你的動機。”
“並不重要。”
“我可以傳喚你，或者派人去接你，你難道喜歡我對你動真格的？”
“你當然可以，”我讚同道，“但除了我已經告訴你的，你什麽都不會問出來。你可以浪費我的時間，但同時也會浪費你自己的時間。”
“你好大的膽子，這一點我必須承認。”
“嘿，別生氣嘛，”我說，“現在你知道了一些在我打電話給你之前你不知道的事情。要是你想拿我泄憤，你當然有資格這麽做，但有什麽意義呢？”
“那我該說什麽，謝謝你？”那當然很好，我心想，但沒說出口。“算了，”他說，“但你最好留個地址和電話，萬一我有事想找你呢。”
我犯的錯誤是我把名字告訴了他。我可以試試看他這個警探夠不夠格，會不會翻開曼哈頓黃頁查我的名字，但有什麽必要呢？我把地址和電話號碼報給他，說我很抱歉，無法回答他所有的問題，但我畢竟要對客戶承擔我應盡的義務。“假如我還是警察，碰到這種事也會生氣，”我說，“所以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該做的事情我還是要做。”
“哈，這句台詞我以前聽到過。好吧，也許兩個案子確實是同一夥凶手所為，也許對比一下確實能找到突破口。那樣倒也是好事。”
這是他會說的最接近“謝謝你”的話了，我樂於以此為這次交談畫上句號。我說那樣當然很好，然後祝他好運。我請他替我向他父親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