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去聖保羅教堂參加八點半的戒酒會活動。過去的路上，我忽然想到也許會在那兒遇到彼得·庫利，但他沒有出現。散會後我幫忙收拾椅子，然後和一夥人去火焰咖啡館喝咖啡。我沒待太久，因為十一點我要去西七十二街的普根夜總會，那是“丹尼男孩”貝爾從晚間九點到淩晨四點通常會待的兩個地方之一。一天其餘的時間裏，沒人知道能在哪個確定的地方找到他。
他的另一個窩在阿姆斯特丹大道上，是一家名叫“鵝媽媽”的爵士樂俱樂部。普根離我比較近，所以我先去那兒看看。“丹尼男孩”占據了最裏麵他習慣坐的那張酒桌，和一個膚色很深的黑人聊得正起勁。這個黑人長著尖下巴和圓鼻子，戴鏡片反光的弧形蛤蟆鏡，穿粉藍色的正裝，肩部寬得出奇，無論是上帝還是黃金健身房都不可能讓一個人長出這樣的肩膀。一頂可可棕色的草帽斜扣在他頭頂上，帽帶是火烈鳥的那種粉色。
我在吧台要了杯可樂，等他和“丹尼男孩”談完事情。過了五分鍾左右，他從椅子上站起來，拍拍“丹尼男孩”的肩膀，愉快地哈哈一笑，走向臨街的大門。我轉身去拿吧台上找回的零錢，然而等我再轉過來時，他的座位上已經換上了一個謝頂的白人，這人留著濃密的小胡子，肚子都快把襯衫前襟頂破了。他叫齊利格·沃爾夫，擁有兩個停車場，是賽事賭博的莊家。多年前我以蓄意傷人罪逮捕過他一次，但受害者後來決定不提起指控。
等沃爾夫離開後，我拿著我的第二杯可樂過去坐下。“晚上這麽忙？”我說。
“別說了，”“丹尼男孩”說，“取個號碼等著吧，我這兒都快變成紮巴爾[1]了。很高興見到你，馬特。我早就看見你了，但我必須耐住性子等沃爾夫嘮叨完。你應該認識齊利格吧？”
“當然，但前麵那位老兄我不認識。他是黑人聯合大學的籌款主任，對不對？”
“浪費頭腦是犯罪，”他認真地說，“你居然也會以貌取人，這不是浪費頭腦是什麽？馬修，那位先生穿的是定製的經典服裝，那是所謂的阻特服。你知道阻特服吧？長長地垂到地上，有挺括的褶襇。我父親的衣櫃裏曾經掛著這麽一身，用來紀念他**燃燒的青春歲月。他三天兩頭會拿出來，嚷嚷著說要穿上，而我母親的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
“讚美她。”
“他叫尼克爾森·詹姆斯，”“丹尼男孩”說，“應該是詹姆斯·尼克爾森才對，但他小時候的一份官方檔案裏把姓名寫反了，他覺得這樣反而更有腔調。很符合他的複古服裝風格，對吧？詹姆斯先生是拉皮條的。”
“你看看。我就不可能猜到。”
“丹尼男孩”給自己斟了一杯伏特加。他本人的服裝風格屬於低調而優雅的那種，純手工的深色正裝和領帶，圖案顯眼的紅黑兩色馬甲。他很矮，體形纖瘦，是個有白化病的非裔美國人——說他是黑人那可就差了十萬八千裏，因為他一點兒也不黑。他晚上在酒吧消磨時間，喜愛昏暗的燈光和低音量的環境。他像德古拉伯爵一樣絕不在陽光下出門，白天很少會接電話或給人開門。但每天晚上他都會待在普根夜總會或“鵝媽媽”俱樂部，聽人們說話，告訴人們事情。
“伊萊恩沒陪你來？”他說。
“今晚我一個人。”
“替我向她問好。”
“好的，‘丹尼男孩’，”我說，“我帶了點兒東西給你。”
“嗯？”
我把兩張百元美鈔藏在掌心裏塞給他。他看了看錢，沒有亮出來，然後挑起眉毛打量我。
“我有個很富裕的委托人，”我說，“叫我來去都坐出租車。”
“要我給你叫車嗎？”
“不，但我覺得我應該把他的錢散一點兒出去。你隻需要幫我傳個話。”
“什麽話？”
我講了一遍對外宣稱的故事，但沒提凱南·庫利的名字。“丹尼男孩”聽我說，時而因為集中精神而皺起眉頭。等我說完，他拿出一支煙，盯著煙看了一會兒，然後放回煙盒裏。
“我有個問題。”他說。
“說吧。”
“你委托人的妻子出國了，想傷害她的人應該碰不到她了。因此他認為那夥人會把注意力轉向其他人？”
“沒錯。”
“呃，他為什麽要在乎呢？你那位委托人為什麽要在乎壞蛋綁不綁架其他人呢？綁匪拿到贖金，這樣競爭者的現金流就會出現赤字。也可能他們搞砸了，那他們的日子也就到頭了。隻要他本人的妻子能置身事外——”
“我的天，‘丹尼男孩’，在我告訴你之前，我還以為這個故事天衣無縫呢。”
“對不起。”
“他妻子沒出國。綁匪抓走她，然後撕票了。”
“他軟硬不吃？拒絕付贖金？”
“他付了四十萬美元，但他們還是撕票了。”他突然瞪大了眼睛。“隻告訴你一個人，”我連忙補充道，“他沒上報，所以他妻子死了的消息不能傳出去。”
“我明白了。嗯，你這麽一說，我就更容易理解他的動機了。他想報複。知道對方是誰嗎？”
“不知道。”
“但你認為他們還會作案。”
“運氣正旺的時候為什麽要收手？”
“沒人會這麽做。”他又給自己斟了一杯伏特加。在他常去的兩個地方，店裏都把酒瓶放在冰桶裏直接拿給他，而他喝伏特加就像喝水，大口大口往下灌，連看都不多看一眼。我不知道他把酒都喝到哪兒去了，也沒法理解他的身體怎麽能承受得了。
他說：“壞蛋有幾個人？”
“至少三個。”
“分四十萬美元。他們肯定也經常叫出租車，你覺得呢？”
“我也想到了這一點。”
“所以假如有人在到處撒錢，這個情報也許能派上用場。”
“也許。”
“而應該讓毒販——尤其是大鱷——知道他們有可能會成為被勒索的目標。但綁匪也可以直接去抓毒販，你覺得呢？不一定非要對女人下手。”
“這個我覺得未必。”
“為什麽？”
“我認為他們享受殺人這件事。我認為他們能從中得到快樂。我認為他們性侵了她，我認為他們虐待了她，然後等新鮮勁兒過了，他們這才殺了她。”
“屍體有被虐待的痕跡嗎？”
“屍體被分成二三十塊還給了她丈夫，每一塊都分開包裝。這一點也別傳出去。我本來不想說的。”
“實話實說，我寧可你沒告訴我。馬修，是我的想象力在作怪，還是這個世界真的越來越下作了？”
“反正沒變得越來越好。”
“是啊，對吧？還記得和諧匯聚[2]嗎？所有行星像士兵似的排成一列。難道不是象征著什麽新紀元的黎明嗎？”
“我可沒有滿懷期待。”
“嗯，他們說黎明之前總是最黑暗的。不過我明白你的意思。假如他們靠殺人取樂，假如他們熱衷於強奸和淩虐，是的，他們不會挑一個有啤酒肚、滿臉胡楂的醜陋毒販下手。這夥人恐怕不是同性戀。”
“對，他們不是。”
他思考片刻。“他們肯定會繼續作案，”他說，“這一次他們大獲全勝，他們不可能就此收手。但我有個問題。”
“他們以前有沒有犯過案？我也在想這個問題。”
“然後呢？”
“他們相當熟練，”我說，“我感覺他們試過手。”
第二天吃過早飯，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步行去西五十四街的北中城分局。我在喬·德金的辦公桌前找到他，他一開口先恭維我的外表，打了我一個措手不及。“最近你穿得體麵多了，”他說，“我猜那個女人在把你往好路上帶。叫伊萊恩，對吧？”
“沒錯。”
“很好，要我說，她正在把你往好路上帶。”
“那是當然，”我說，“但你到底在說什麽啊？”
“我的意思是你的上衣真好看。”
“這件運動上衣？我買了至少十年了。”
“呃，但你以前從沒穿過。”
“我經常穿的。”
“那就是領帶。”
“這條領帶又怎麽了？”
“我的天，”他說，“有沒有人說過你是個很難打交道的渾蛋？我說你今天真好看，然後一眨眼我他媽就站在證人席上接受盤問了。否則咱們該怎麽打招呼？‘你好，馬特，很高興見到你。你看上去像一坨屎。請坐。’難道這樣比較好？”
“嗯，好多了。”
“我真高興。請坐。什麽風把你吹來了？”
“我有衝動，想犯聯邦重罪。”
“我知道這種感覺。很難碰到哪一天我完全不產生這種衝動的。有什麽特別想犯的重罪嗎？”
“我考慮的是一項D級重罪。”
“嗯，這個門類底下的罪名多得很。非法持有偽造用具就是一項D級重罪，此時此刻你說不定就在犯罪。你口袋裏有筆嗎？”
“兩支鋼筆，一支鉛筆。”
“該死，我現在就該對你念米蘭達法則[3]，然後給你登記、錄指紋。但我猜你心裏想的不是這個D級重罪吧？”
我搖搖頭：“我在考慮違反刑法第200條第00款。”
“第200條第00款？你非要逼著我自己查，對吧？”
“沒什麽不好的。”
他瞪了我一眼，伸手拿起一個黑色活頁夾，打開往後翻。“這個數字很耳熟，”他說，“哦，很好，找到了。‘第200條第00款。三級賄賂。如果一個人在同意或理解公務員的投票、意見、判斷、行動、決定或作為公務員的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將因此受到影響的情況下，向該公務員授予、提供或同意授予任何利益，則犯有三級賄賂罪。三級賄賂是D級重罪。’”他繼續默念了一會兒，然後說：“你確定不想違反第200條第03款嗎？”
“那是什麽？”
“二級賄賂。和第00款差不多，除了這是一項C級重罪。想要定成二級賄賂，你授予、提供或同意授予的利益——我的天，誰能不喜歡他們寫這些東西的措辭呢？——利益必須超過一萬美元。”
“嗚呼，”我說，“我看D級已經是我的天花板了。”
“我猜恐怕也是。在你犯下D級重罪之前，我能問個問題嗎？你不做這一行多久了？”
“有段時間了。”
“那你怎麽會記得重罪的級別，更不用說具體條款了？”
“我在這方麵記性很好。”
“胡扯。刑法條款的編號每年都變來變去，三天兩頭就把半本書從頭到尾改一遍。我很想知道你是怎麽做到的。”
“真的想知道？”
“當然。”
“來這兒的路上我在安德烈奧蒂書店查了查。”
“隻是為了逗我玩？”
“隻是想幫你保持警惕。”
“你這麽做都是為了我好？”
“那還用說。”我說。之前我把一張一百美元單獨放在上衣口袋裏，這會兒我把錢藏在掌心裏，塞進他放香煙的口袋，他的煙盒總是裝在這個口袋裏，隻有他間歇性發誓要戒煙的時候除外，但那些時候他就會抽別人的煙。“給自己買身新衣服吧。”我對他說。
辦公室裏隻有我和他，於是他掏出鈔票翻來覆去地看。“這套說辭要與時俱進一下了。一頂帽子值二十五美元，一身衣服值一百美元。我不知道現在一頂像樣的帽子賣多少錢，我不記得我上次買帽子是何年何月了。但我不知道除了二手商店，你還能去哪兒用一百美元買一身衣服。‘拿著這一百美元，請你老婆吃頓飯吧。’這是要幹什麽？”
“需要你幫個忙。”
“什麽忙？”
“我在報紙上讀到過一個案子，”我說，“應該是六個月以前，也可能是一年前了。幾個男人在街上抓了一個女人，把她塞進一輛貨車後揚長而去。幾天後，她出現在公園裏。”
“死了，我猜得對嗎？”
“死了。”
“‘警方懷疑死於謀殺。’好像沒什麽印象。不是我們分局的案子，對吧？”
“甚至不在曼哈頓。我記得她出現在皇後區的一個高爾夫球場上，但也有可能是布魯克林的某個地方。當時我沒注意，隻是我在喝第二杯咖啡的時候瞥見的一篇報道。”
“那你現在想要什麽？”
“我希望能更新一下我的記憶。”
他瞪著我：“你是不是錢多得沒處花了？明明可以去圖書館查時報索引的，為什麽要捐錢給我當置裝費？”
“用什麽關鍵字查？我不記得事情是什麽時候、在哪兒發生的，也不記得任何一個人名。我必須把去年的每一期報紙都從頭掃到尾，而且我甚至都不記得當時在看什麽報了。這案子都未必能登上《泰晤士報》。”
“所以我打幾個電話問一問會比較簡單？”
“我就是這麽想的。”
“你不如出去散個步吧，給自己買杯咖啡。在第八大道的希臘館子找個位置坐下。我過一個小時應該會過去待一陣兒，也給我買杯咖啡，順便來塊丹麥酥皮餅。”
四十分鍾後，他走進第八大道五十三街路口的咖啡館，在我的桌邊坐下。“一年多以前的案子，”他說，“受害者名叫瑪麗·戈特斯坎德。這個姓是什麽意思？上帝仁慈[4]？”
“我覺得意思是‘上帝的孩子’。”
“這還比較好，因為上帝對瑪麗一點兒也不仁慈。據報道，她去伍德黑文的牙買加大道買東西，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綁架。兩個男人把她塞進一輛貨車後離開。過了三天，有人在森林公園高爾夫球場上散步時發現了她的屍體。性侵，多處刀傷。出警的是104分局，確認她的身份後，案子被轉給了112分局，因為綁架發生在後者的轄區內。”
“他們查到了什麽嗎？”
他搖搖頭：“我找到的那個人對案情記得很清楚。有兩個星期，那兒附近的居民被嚇得不輕。一個正派女人走在大街上，兩個歹徒綁走了她，感覺就像一道閃電劈了下來，明白我的意思嗎？既然她會碰到這種事，那麽任何人就都有可能會碰到，你甚至在自己家裏也不安全。他們擔心會繼續發生這種案件，車廂裏的**，連環殺人狂作案。洛杉磯的那個案子叫什麽來著？後來拍了電視連續劇的那個。”
“不知道。”
“兩個意大利佬，我記得應該是表兄弟。他們專挑妓女下手，然後把屍體扔在山上。‘山坡勒殺狂’，對，就叫這個。‘勒殺狂’應該是複數的，但我猜媒體在警方發現罪犯不止一個人之前就給案子安上了名稱。”
“伍德黑文的那個女人呢？”我說。
“哦，對。他們擔心她會是係列案件裏的第一個，但後麵沒再出事，於是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他們還有大量人力放在這個案子裏，但目前沒有任何進展。它現在是個懸案，他們普遍認為除非罪犯再次作案被抓住，否則就不可能破案了。他問我們是不是有和這個案子相關的線索。我們有嗎？”
“沒有。你有沒有順便問一句那女人的丈夫是幹什麽的？”
“我不記得她結婚了。我記得她是老師。怎麽了？”
“她一個人住嗎？”
“有區別嗎？”
“喬，我想看一看案卷。”
“你想得倒好。你為什麽不跑一趟112分局，請他們讓你看案卷？”
“我覺得恐怕不行。”
“你覺得呢？你是說本市還有警察不肯違反規定，賣人情給一個私家偵探？我的天，我好震驚。”
“我會非常感激你的。”
“打一兩個電話是一碼事，”他說，“我沒有明目張膽地違反局裏的規章製度，皇後區負責這個案子的那位老兄也沒有。但你現在要我做的是泄露機密材料。那份案卷按理說不能離開辦公室的。”
“也不需要離開。他隻需要花五分鍾發個傳真。”
“整個案卷你都要？完整的謀殺案調查，案卷裏至少有二三十頁紙。”
“警察局出得起這個傳真費。”
“這我就不確定了，”他說，“市長總教訓我們說市政府快破產了。說起來，你為什麽對這個案子感興趣？”
“我不能說。”
“老天在上，馬特。你不是想隻出不進吧？”
“事情需要保密。”
“你的事情要保密，但局裏的檔案你可以隨便看，是這樣吧？”他點了支煙，咳嗽幾聲，接著說，“事情不會和你的某個朋友有關係吧？”
“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麽。”
“你的好哥們兒巴盧。事情和他有關係嗎？”
“當然沒有。”
“你確定？”
“他出國了，”我說，“他已經走了一個多月，我甚至不知道他還會不會回來。另外，強奸女人，把屍體扔在草地上，他沒這個愛好。”
“我知道，他是個紳士，就連打高爾夫球留下痕跡的草皮，他都會及時更換。有人想給他安個組織犯罪的罪名，不過我猜你肯定知道。”
“有所耳聞。”
“希望他們的證據靠得住，能把他在聯邦監獄裏關上二十年。不過我猜你的想法不一樣。”
“他是我的朋友。”
“是啊，我聽說了。”
“總之，他和這件事沒關係。”他繼續瞪著我，我說，“我有個委托人，他妻子失蹤了。犯罪手法很像伍德黑文那個案子。”
“被綁架了？”
“似乎是的。”
“他報警了？”
“沒有。”
“為什麽不報警？”
“我猜他有他的苦衷。”
“馬特，這麽一句可不夠。”
“就當他是非法入境的吧。”
“紐約有一半人口是非法入境的。你覺得我們接到綁架案，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受害者交給移民局？另外，這家夥是什麽人？他申請不到綠卡，卻有錢請私家偵探？聽起來這個人不可能身家清白。”
“隨你怎麽說。”
“隨我怎麽說？”他按熄煙頭，皺著眉頭看我，“被綁架的女人死了？”
“現在看起來是這樣。假如是同一夥人……”
“嗯，但為什麽會是同一夥人呢？有什麽聯係？綁架手法？”我沒有說話，他拿起賬單瞥了一眼，然後隔著桌子扔給我。“給你，”他說，“你請客。電話號碼沒變吧？下午我打給你。”
“謝謝你，喬。”
“不，別謝我。我必須好好想想，看幫你會不會把我自己套進去。要是不會，我就打電話。否則的話，你就忘了你來找過我吧。”
我去參加了爐邊小組的中午活動，然後回到旅館。德金沒打過電話，但有一張字條說TJ找過我。就這麽幾個字，沒有可以回撥的號碼，也沒有其他留言。我把字條揉成一團，扔進垃圾簍。
TJ是個黑人少年，一年半前我在時報廣場認識了他。TJ是他的街頭諢名，也許他還有個本來的名字，但他沒有告訴過我。我覺得這小子既樂天又俏皮，把一切都不放在眼裏，在四十二街的惡臭泥淖裏不啻一股清風，我和他一見如故。後來在辦一個與時報廣場有關聯的案子的時候，我讓他做了些跑腿的小活兒。從那以後，我和他就保持著聯絡。每隔一兩周，我會接到他的一個或一連串電話。他從不留電話號碼，我不知道該怎麽找他，因此他留口信隻是為了說一聲他想到我了。假如真的想找我，他會連著打電話，直到碰到我在家的時候。
要是他找到了我，我們有時候會聊天，直到他的兩毛五電話費用完，有時候我們在他或我的活動區域見個麵，我會請他吃頓飯。有兩次辦案的時候，我請他幫我做過一些小事，他似乎從中得到了我付他的那點兒錢無法解釋的快樂。
我回到自己的房間，打電話給伊萊恩。“‘丹尼男孩’向你問好，”我說，“喬·德金說你在把我往好路上帶。”
“那是當然了，”她說，“但他是怎麽知道的呢？”
“他說自從咱倆開始做伴，我打扮得比以前體麵了。”
“我說過了，那身新衣服特別適合你。”
“但我穿的不是那一身。”
“哦。”
“我穿的是我那件運動上衣。從上輩子穿到現在了。”
“嗯，但還是挺好看的。配的是灰褲子，對不對？襯衫和領帶呢？”我告訴了她，她說：“嗯，這一身搭配很不錯。”
“其實很普通。昨晚我看見了一身阻特服。”
“真的假的？”
“按照‘丹尼男孩’的說法，長長地垂到地上，有挺括的褶襇。”
“‘丹尼男孩’不可能穿阻特服。”
“不是他，是他的一個熟人，名叫——算了，他叫什麽並不重要。他還戴著一頂草帽，帽帶粉得嚇人。要是我穿這麽一身去德金的辦公室——”
“他肯定會給你跪下。也許是你的風度不一樣了，親愛的，德金感覺到的也許是你的氣場。現在你穿衣戴帽更有自信了。”
“因為我的心靈非常純潔。”
“肯定就是這樣。”
我們又閑扯了一會兒。她晚上有課，我們商量著要不要等她下課見個麵，但決定還是算了。“明天比較好，”她說，“去看電影如何？不過我不喜歡周末去電影院，像樣的地方都人擠人。我想到了，看個午後場，然後去吃晚飯，前提是你不工作。”我說聽上去不錯。
我放下聽筒，前台打進來說我和伊萊恩煲電話粥的時候，有人打過電話找我。自從我住進西北旅館，電話係統已經改了好幾次。最早所有電話都必須通過總機轉接。後來他們解決了這個問題，你可以直接撥出去，但進來的電話還是要通過總機轉接。現在我有了一條可以打進打出的直線電話，可如果鈴響四聲我還不接，來電就會被自動轉到前台去。紐約電話公司直接寄賬單給我，旅館不收我任何費用，結果我就能享受免費的留言服務了。
電話是德金打來的，我立刻打給他。“你把東西忘在我這兒了，”他說，“你不過來拿，我就扔了。”
我說我這就過去。
我走進刑警組辦公室的時候，他正在打電話。他把椅子翹得老高，嘴裏抽著一支煙，煙灰缸裏還點著一支煙。坐在他旁邊那張桌子前的警探名叫貝拉米，他從眼鏡上方盯著電腦屏幕。
喬蓋住聽筒，說：“那個信封應該是你的吧？上麵寫著你的名字。前麵你來的時候忘了拿走。”
他沒有等我回答就繼續打電話了。我隔著他的肩膀撈起那個九乘十二英寸的牛皮紙信封，上麵寫著我的名字。貝拉米在我背後對電話說：“呃，這根本沒道理啊。”
我沒有和他搭話。
[1] 紐約最負盛名的美食商店，顧客經常需要取號排隊。
[2] 新時代占星學中的術語，指發生於1987年8月16日至17日的行星對齊。
[3] 即米蘭達警告，指美國刑事訴訟中的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權利。——編者注
[4] 在英語中，“戈特斯坎德”（Gotteskind）和“上帝仁慈”（God is kind）發音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