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泥土與金屬：農業肇始到“青銅時代危機”的文化分化（公元前1萬年至公元前1000年）
第三章 走進變暖的世界
馬丁·瓊斯
隨著當前的溫暖期（或“間冰期”）的開始，世界範圍內的冰蓋已經明顯消退，人類祖先的全球之旅已經到達南極洲以外的所有大陸。在每一塊人類定居的大陸上，都有一些群體將開啟與自然的全新交流，這會發生在世界的幾個不同地區。這種新的交流將包括與我們賴以生存的食物鏈中的動植物建立更緊密的聯係，例如通常與狗結成夥伴關係，一同進行全球旅程。在不同的地方，這些關聯對象還包括一係列開花植物、不同種類的食草哺乳動物，偶爾還有鳥類。這種新的生態學改變了人類的生存環境，以至於幾代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已經在食物采集和食物生產的世界之間劃清了界限：一個是狩獵、采集和覓食的世界，一個是農業的世界。
關於前者向後者的轉變有很多爭論。有人認為，它們之間有某種不可避免的聯係，所有社會都發現自己處於一條發展道路上的不同位置。其他人從文化和曆史的角度來看待這種轉變，探索導致革命性變化與積極傳播新觀念和新戰略的條件和環境，而不是某種穩步線性的進化。這兩種方法本身都難以完全解釋這一轉變。
▲ 3.1 尼古拉·瓦維洛夫的“多樣性中心”（注：假定的馴化作物起源地。）
漸進式進化的解釋麵臨的問題在於，轉變為何如此之晚。我們這個物種大約有20萬年的曆史，展示出所有的現代認知屬性也至少有8萬年之久。在農業出現之前的時代，人類適應了世界各地多樣的氣候、地理和生態環境，這些環境在一係列極端環境之間波動。後續年代有什麽特別之處，有哪些新挑戰導致了如此激進的變化？這些問題促進了考古學的實地調查，最初主要集中在西南亞和中美洲，隨後是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這些調查項目為與特定地區和特定時間有關的解釋提供了一係列證據。這些地方人類定居性質和方式的深刻變化表明，“革命”能夠也確實傳播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習俗。新觀念似乎可以解釋大部分證據。然而，同樣的證據在少數地區解釋不通。轉變顯然在彼此相隔遙遠的多個中心，以符合全球進化進程的方式重複發生。
因此，許多當前的解釋將轉變的革命性和進化性相結合，同環境波動、文化和人口的反應等主題一起探討。此類敘述所依據的證據也發生了變化。最早的解釋基於發掘出的手工藝品、打獵用的箭和矛尖、用於研磨的石頭以及烹飪用的鍋等。在探查人類食物的過程中，動植物殘骸也及時補充了數據。最近有翔實的證據表明，在我們與自然的交流中，遺傳轉化是這一根本轉變的核心。
過渡時期中的環境背景也更容易被理解。它在不同年代發生於不同地區，但在所有情況下都在“新仙女木時期”之後，即1.29萬年至1.17萬年前影響北半球大部分地區的一次急劇降溫後，一係列長期的重大氣候波動由此結束，我們稱之為“全新世”的溫暖時期開始了。此前幾千年劇烈的溫度波動已經威脅到許多大型生物的生存，尤其是大型陸生脊椎動物。在此期間它們當中有不少走向了滅絕，人類也不例外。在之前的間冰期，人類在世界上至少有五個分支。到1萬年前，隻有一支幸存下來，沒有步其近親的後塵走向滅絕，反而走向興旺。在一個變暖的世界裏，智人比它的任何前輩和表親都擴散得更加充分和廣泛。
了解自然
靈長目動物通常傾向於避開新環境，但有時會根據需要做出改變，就像山地大猩猩那樣。人類在這方麵尤其擅長，但在移居問題上仍然非常保守，要找到類似出發地的環境通常就得遷移很長的距離。例如，近代早期歐洲移民為了尋找“新歐洲”，跨越了全球。即使在現代穿行於各大陸時，他們也更青睞熟悉的城市環境。作為非洲血統裏唯一幸存的一支，他們是如何應對走過的新世界？他們在最初稍顯新奇但後來又明顯不同的環境中做了些什麽？當人類穿越四大洲到達南美洲最南端的巴塔哥尼亞（Patagonia）時，他們曾經逐漸適應的非洲動植物物種已經不見蹤影。在這個從非洲出發，跨過亞洲和白令海峽，穿越北美、中美和南美的旅程中，動植物種群發生了多次巨大的變化，人類是如何適應的？
◎動物種群
這個問題在我們追逐和利用的動物中最容易解答。8萬年至4萬年前，人類的早期成員在南非好望角地區的西布度岩洞（Sibudu Cave）等地遊獵，他們可能主要以南非野豬和藍麂羚等動物為食，但沒有把它們帶到別處。這些種群在歐洲沒有被發現，但屬於同一種屬的豬和羚羊，還是能在歐洲找到並得到利用。在某些情況下，新種群的體型或外觀有很大不同，但替代效果是一樣的。似乎有理由推斷，早期人類的感知並不局限於對單一種群做出反應。他們可以做的不僅僅是識別和命名單個種群。
我們從近現代民族誌中學到的一點是，盡管本地分類係統可能與我們的不一致，但它們總是詳細而精確的。我們不難推斷，除了特定物種的名稱外，它們還有與我們的術語“哺乳動物”相似的通用術語。人類早期遷徙的關鍵在於能用一種“哺乳動物”替代另一種，並相應地改變捕獵策略。人們很容易拓展論點，推斷出“鳥類”和“魚類”擁有單獨的通用術語，更具有推測性的是存在“豬科”（suid）、“鹿科”（cervid）和“牛科”（bovid）這樣的細分。對我們來說，這些通用分類似乎是顯而易見的，並且不證自明。然而，這樣的多級分類並不普遍，也絕不能假設。值得注意的是，隻有少數的原始人類（hominid）種群有過這樣的旅行。
▲ 南非德班（Durban）以北的西布度岩洞，挖掘表明大約7萬年前，那裏的人們就已經開始縫製衣物、建造床鋪、使用弓箭並調製黏合劑。
◎植物種群
認知能力是如何限製人類離開非洲的，這仍然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人類在遇到不同類型植物時麵臨的挑戰，比他們遇到不同種類動物時要大得多。“動物”或“鹿科”這樣的類別對專業和非專業人士來說都是相當明確的。然而，確定相同植物的種類則需要一些更細致的培訓或指導，例如依據熱帶雨林和極地苔原的基本要素。除了片麵地表述“呈綠色”和“依然存活”外，對內在相似性的闡述還有賴於我們都認可的“專業知識”。然而不知何故，早期人類將這些截然不同的生態係統進行分類，利用舊生態係統的知識來尋找和識別新的生態係統中可供食用的植物。我認為他們采取的這種做法類似他們對待動物的方式。他們有通用的分類，他們富有想象力並且敢於冒險嚐試新的物種，直到找到能食用的植物。其中，有兩類植物主導了舊世界的農業，在我們現代的分類學中，它們對應“豆科植物”（legume）和“單子葉植物”（monocot）。
從非洲出發後的每一個階段，人類都熟悉這種典型的大種子線狀豆莢。它們可以在種子完全硬化之前作為綠色豆莢食用。它們可能被看到懸吊在遍布非洲大草原的平頂的金合歡樹上，或者從非洲濕潤環境中茂密的野生豇豆藤上冒出來。在亞洲西南部岩石較多的側翼丘陵區，它們會從微小的野鷹嘴豆裏不可思議地膨脹出來。所以，在每一個新的生態係統中，我們熟悉的豆莢都並不遙遠，如果沒有更熟悉的豆類，還可以嚐試使用不太熟悉的豆類。這大概是“風險可控”的策略，而不是低風險策略。一定程度的胃部不適，以及偶爾出現的更糟糕的危險，都是試驗的一個長期特征。但最終的結果是，豆科植物的20個屬中大約有10個在舊世界不同的農業生態係統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 豆莢懸吊在平頂的金合歡樹上。
在人類食物譜中，唯一在多樣性和規模上超過豆科植物的群體是單子葉植物。它們可以是高大的（如椰子和竹子），也可以是矮小的（如莎草和洋蔥），無論外觀如何，都可以通過葉子上的平行脈絡，以及莖和塊莖的鞘狀結構來識別。一旦覆蓋著的葉基部被剝掉，核心莖內往往有一部分可食用的碳水化合物。這種情況在其他種類的陸生植物中並不普遍。比如，雙子葉植物（闊葉植物，dicot）和針葉類植物在莖中都形成大量木質組織，人類的牙齒和內髒無法接受。雙子葉植物鮮嫩的未木質化的部分可能看起來可以食用，但其化學（毒性）防護的範圍和複雜性卻難以預測。食用新遇到的或是不熟悉的植物的闊葉、果實和花朵是一個高風險的策略。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未成熟的豆莢以及地上和土裏的單子葉植物的莖是許多原始人類種群的日常食物，這成為進入新生態係統的另一種“風險可控”策略的一部分。在原始人類中，特別是我們的種群精心製作的工具箱，以另一種極其重要的方式，極大地促進了對每一個植物種群的利用。
任其成熟的話，豆科植物和單子葉植物一樣（尤其是單子葉植物中的草科）可以形成幹燥的種子或穀物。它們難以生吃，不太可能是我們祖先最早食用的部分，取而代之的是塊莖、莖、芽和未成熟的果實部分。然而，人類發展出的工具箱的多樣化使我們能夠通過研磨、粉碎、烹煮等方法實現轉化。幹燥的種子或穀物現在是一種重要的食物來源，它們的另一個優勢是易於儲存和運輸。單子葉植物消費的農業遺產反映在中緯度地區的一係列莖類植物上，特別是山藥和芋頭，還有薑科的許多塊莖，比如竹芋。在溫帶地區，單子葉穀物占主導地位，而且的確主宰了農耕民族的飲食。它們包括至少50種穀物，其中小麥、大米和玉米這三種，在當今全球人類所攝入的生物能量中的占比超過一半。
◎為自然中的食物分類
這些觀察結果同舊世界，更具體地說，同亞北方舊世界有關。雖然本章的重點是我們自己這個單一的原始人類種群，但可以說上述觀察結果也適用於一係列的原始人類。如前所述，大多數原始人類種群並沒有進行如此冒險的旅行，進入更廣闊的全球生態係統。然而，同為人屬的至少五個種群，在某一時期將其活動範圍擴展到了非洲以外，其中一些到達了歐亞大陸北部的北方界線，他們捕食動物，並以豆科植物和單子葉植物來平衡他們的肉食。可能隻有一個種群在北部極北區（Northern Boreal zone）完全立足，並在另一端的美洲大陸找到了自己的天地。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這可能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旅程，因為一組特定的自然分類無法提供足夠的靈活性，以實現對寒冷北方地區矮小、蠟質化及木質化的植被的成功利用。從他們留下的利用植物的證據中，我們可以推斷出，在進行了無畏的旅程後，人類帶著更複雜的植物表述向南穿越了美洲大陸。
更複雜的情況可以被勾勒，但不能被精確地描述出來。以莖類和塊莖食物為例，單一主題在舊大陸裏反複變化，如單子葉植物可控的風險。在新大陸的部分地區，這一主題反映在竹芋、美洲山藥、椰子和所有高海拔地區的塊莖中。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三種塊莖來自周圍一些最危險的植物家族。樹薯（manioc）是大戟科植物（spurge）的一員，甘薯是旋花科植物（morning glory），馬鈴薯是茄科植物（Solanaceae或nightshade）中毒性最強的一種。為了與這些新資源建立可靠的關係，人類種群需要某種多層次的分類法，允許對群體和子群體進行專業的篩選和區分。言下之意，反過來這可能也意味著交流專業知識、允許進行試驗並以這種方式加以利用。基於知識的自信不僅讓使用者避免中毒，還能利用它們來尋找毒藥、治療藥物和精神活性藥物。
在新世界對幹燥穀物的開發上，多樣性更為明顯：有真正的單子葉植物（玉米、五月草、一年生麥草）和許多豆科植物（芸豆、利馬豆、洋刀豆和豆薯），也有來自藜科植物（Chenopod）、莧屬植物（amaranth）和向日葵的硬種子。這並不是說無論是舊大陸還是新大陸，幾千年後的後代都沒有發展出可觀的民族植物多樣性。事實上它們都有了發展。然而，在舊世界和新世界的人類開拓者如何認識和利用自然的潛在形態中，我們會發現他們的差異。在舊大陸亞北方地區，保守的分類策略足以建立可行的植物開發模式。這種保守策略已經被幾個人屬種群所共享並付諸行動。但在穿越北方去向美洲的旅程的某個階段，它就顯得不足了。對於我們的非洲分類單元來說，更為複雜的自然語言（陌生而不友好）是無法直接恢複的，而這種語言是應對北方惡劣生態係統所必需的。任何遷移到陌生生物群落中的群體都必須在之後各階段重新設計和學習分類方法。那些穿過可食用植物匱乏區域的種群，會選擇性地使用動物食物來補充通常來自植物的必要營養素，因此不太可能保留其祖先的分類詞匯。然而，它的印記和遺產仍然保留在獨特的和尤其複雜的新世界民族植物學知識分類當中，僅有一類物種做到了這一點。
◎提供養分的自然
雖然本章著重論述了向種植作物的農業生產的轉變，但現代飲食的兩個特點要對這一重點加以限定。首先，如果我們在當今的全球美食中尋找公認的最健康的元素，它們很可能來自捕魚和其他狩獵形式，或者來自世界上江河湖海的濱水地區蓬勃發展的園藝傳統。日本繩紋文化至少與同時代的農耕社區一樣具有對自然的深刻認識，並且可能無意識地呼應著現代挑剔且敏感的食客，它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可以如此形容的文化之一，在本章所述時段內繁榮興盛。其次，如果我們在當今的全球美食中尋找公認的地位最高的食物，我們很可能會轉向來自食草動物的美味肉類，它們由橫跨亞非大陸的遊牧民族放牧照管。在最近1萬年裏，世界上的農耕者與這些平行的生活方式並存，在某些情況下，它們交織成單一的生活方式，年複一年地改變著勞作方式。還有另一種非常重要的生態模式，但考古學對它的了解更加稀少。世界上的林地已大為縮減，熟悉並生活於其中的群體也急劇減少，而深層林地考古學隻是在最近才得以發展。
▲ 這一場景重建反映了大約1.2萬年前日本繩紋文化中農業出現之前的定居生活。得益於豐富的水產，人們能夠長久地生活在村莊裏。他們在閑暇時會製作一些陶罐，它們通常尺寸較大，也很精致，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陶罐。
除了富饒的濱水地帶、廣闊的牧場，以及尚未知曉的林地人類生態係統的多樣性之外，使農耕變得引人注目的關鍵因素是什麽？答案大概是能量（卡路裏）。農業最顯著的產出是生物能量，其規模前所未有，並具有增產、儲存積累和交易的潛力。這與下一章將探討的一係列全新的人類文化方式有關。在這裏，我們回過頭來討論我們與自然的新關係如何使農業成為可能。
馴化的生活
前麵幾節關於向農業世界轉變的一些描述直接來自原始考古證據，但它在很大程度上還得依靠我們對這段生態之旅的回顧，尤其是通過其最顯著的結果（馴化和農業本身）所做的回顧。被選擇的草類、豆類以及動物在生物學、遺傳學和地理學上的詳細形態可以引導我們回到開發它們的深層曆史。在這些動植物的開發史中，一個關鍵節點是每個物種都失去了生殖的自主性，並且最終依賴人類——這個它們的剝削者，來生產下一代。這種生殖自主性的喪失是“馴化”概念的核心，其程度是可變的。在馴化的過程中，我們的幾種主要穀物的自然傳播機製已經失效，兩三年後它們將從無人照管的土地上完全消失。其他穀物，尤其是一些不太為人所知的小顆粒穀物或“黍類”，可能會在無人照管的地塊上存活很長時間，並定期與野生近親雜交。動物也有類似的變化。很難想象牛在人類生態係統之外生存，它們的野生祖先已經滅絕了。豬和野豬的關係則不是很清晰。縱觀人類的食物鏈，可以看到其依附和獨立的全景：從淡水魚類和海鮮（直到20世紀養魚場建立前它們幾乎都是野生的），再到控製著我們食物鏈熱量輸入的三種草科植物（或穀物）——小麥、水稻和玉米全都嚴重依賴人類的幹預來完成其生殖周期，因此被完全“馴化”。
◎馴化作物
本書前幾章已經追溯了人類走出非洲並擴散到全世界的軌跡，它由考古學和遺傳學共同闡釋。後者對於確定馴化是如何以及在哪裏發生的，以及農業是如何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傳播的問題上，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俄羅斯作物遺傳學的先驅尼古拉·瓦維洛夫認為，可以通過觀察現存野生作物近親的多樣性來追蹤馴化發生和農業開始傳播的地區。
他通過標記野生近親的高度多樣性，提出世界上有8個主要的農作物起源的核心地帶，地域橫跨非洲、亞洲和美洲。他注意到核心地帶並不在世界生物生產力高峰地帶的中心區域。巨大的赤道雨林就不在其列。相反，它處在高低海拔之間和幹濕區域之間的過渡地帶，那裏的邊緣生態係統對季節的波動非常敏感。這些過渡性生態係統有利於季節性植物生長，特別是種子植物，它們在核心地帶占有優勢。瓦維洛夫提到的兩個南部核心地帶隻有少數馴化作物，而對於剩餘的六個核心地帶，每一個他都歸納出了38—138個馴化作物的源頭——全世界有接近700種植物為滿足人類需要而轉變。
▲ 有著9000年曆史的耶莫（Jarmo）遺址，位於紮格羅斯山（Zagros Mountains）山麓，高出底格裏斯河800米。
二戰後的一段時期，瓦維洛夫的地圖啟發並引導了一係列重要的實地考察項目，這些項目為選定的“起源中心”提供了曆史和紀年。他對核心地帶作物多樣性的關注很快引起了考古學的興趣，並在之後的年代通過持續的實地考察和分析來延續這一興趣。
這些核心地帶被研究得最深入的是小亞細亞地區，它也和詹姆斯·布雷斯特德（James Breasted）所提出的弧形地帶相對應。這位學者把考古學和《聖經》曆史結合起來，將尼羅河、約旦河、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的土地連接成一個連續的弧形，將其命名為“新月沃地”。他的學生羅伯特·布雷德伍德（Robert Braidwood）和琳達·布雷德伍德（Linda Braidwood）沿著這條弧線繼續探索，連同他們協助發現的考古新證據把研究向前推進。如9000年前的耶莫遺址對我們了解農業的出現就至關重要。耶莫不在底格裏斯河下遊，而是位於紮格羅斯山山麓一座800米高的山丘上，底格裏斯河從旁邊流入山穀。這被證明是一種反複出現的模式，引發布雷德伍德夫婦強調“側翼丘陵區”，即**的山脈和其底部堆積的山麓沉積物之間的接合部，作為農業出現的主要關注點，其次是稍後將完全被用於農耕的穀底地區。
從河穀到河穀邊緣的山麓地帶，這樣的轉變是一個在其他農業起源中心地區反複出現的主題。早在中國的考古工作開始之前，中國北方的黃河流域就被視為漢族祖先的聚居地。當20世紀第一批考古學家開始在新石器時代的仰韶等遺址進行實地考察時，他們確認了黃河的重要作用。到了20世紀60年代，由於在河姆渡發現了大量早期的稻穀，南方的長江也被認為是早期農業的重點區域。在過去20年裏，在中國的北部和南部，更精細的勘測以一種與布雷德伍德夫婦的“側翼丘陵區”相呼應的方式，將人們的注意力從河穀轉移到了兩側的山麓，那裏**的山岩再次被較軟的山麓沉積物覆蓋。
再來看新世界裏瓦維洛夫提到的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脈這兩個中心地帶。這些都是20世紀中期尋找農業起源的目標。當理查德·馬尼士（Richard MacNeish）從墨西哥特瓦坎（Tehuacan）山穀上方荊棘叢生的高地上的科克斯卡特蘭洞穴（Coxcatlan cave）中找到小玉米棒子時，這個位置與舊世界的側翼丘陵區產生了共鳴。瓦哈卡山穀（Oaxaca Valley）上方的吉拉·納奎茲洞穴（Guila Naquitz cave）說明了早期遺址的地勢較高，這可能是中美洲植物被馴化的最早證據——大約在1.075萬年前葫蘆被馴化。
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脈中心地帶將海拔高度的主題發揮到了極致，那裏種植了瑪卡（maca）、蒼白莖藜（ca?ihua）、塊莖金蓮花（mashwa）、酢漿薯（oca）和苦土豆等高海拔作物，每種作物都適應了4000米左右的海拔高度。南美洲的大部分資源多樣性是垂直分布的，在每個海拔高度帶都有豐富的馴化植物。
瓦維洛夫的中心地帶不再與我們目前關於農業起源地區的考古證據有精確的對應關係，考古實地考察使地圖有許多調整。然而，這些中心地帶與地理的對應仍然存在，瓦維洛夫的方法仍然為考古學家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路標，指導我們繼續尋找這些起源。某些起源地，如美洲東部，在那裏生長著向日葵和某些藜科植物，而撒哈拉以南地區是幾種非洲黍類的家園，這些地方都沒有出現在瓦維洛夫的原始分析中；諸如地中海這樣的地區則被瓦維洛夫過分強調。
現在有更多的與動植物進化密切相關的地區得到了證明。當考古學家最初試圖尋找與瓦維洛夫地圖有關的遺址時，植物考古學的方法才剛剛出現，而且隻是為了使種子和果實的檢測變得更加精確。最早出現的新石器時代世界地理學非常強調糧食作物，主要是穀物和豆類。這些地理區域因此偏向於野生穀物繁盛的草地生態係統。隻是隨著分析方法的逐步改進，通過燒焦的殘骸和植物微化石得以探測地下貯藏器官，赤道地區重要的塊根和塊莖農業的起源才被更清楚地揭示出來。上述改進讓我們發現了新幾內亞的庫克沼澤（Kuk Swamp）遺址，該遺址有著9000年的曆史。當地社區為了種植芋頭，將溪流改道並在土裏挖掘深坑。在幾千年間，這裏也出現了培育甘蔗和香蕉的證據。
自從瓦維洛夫最初的分析提出以來，考古實地考察以多種方式擴展了農業起源的範圍。瓦維洛夫提出了8個中心，而新的證據將這個數字擴大到至少12個。此外，放射性碳年代測定法應用的廣泛和常規化分散了它們的年代，並引起了人們對另一個問題的注意，即變化的速度。
在人類和其他生命形式間的許多密切聯係中，動植物的生物轉化是一個可見的結果。野生形態變成馴化形態，草變成穀物，豆科植物變成豆類，狼變成狗。達爾文本人廣泛使用了古代動植物馴化和當代動植物育種之間的密切類比。根據普遍的假設，有意識地選擇更好、更方便、更可靠的形式有助於推動向農業的轉變。然而，我們可以確定可見變化的不同階段的時間，（它表明）這個過程似乎很慢，慢到參與其中的人類很難注意到它實際上正在進行。在這種情況下，“有意識”選擇的概念就成了問題。
◎新月沃地
關於變化速度，最豐富的證據仍然來自詹姆斯·布雷斯特德所說的亞洲西南部的“新月沃地”。在這裏，大量利用野生穀物的記錄可以追溯到2.3萬年前黎凡特地區的奧哈羅二號（Ohalo Ⅱ）遺址。在同一地區，從瓦迪-哈梅二十七號（Wadi Hammeh ⅩⅩⅦ）遺址建於1.4萬年前的房屋中發現了石臼和石杵。其後1000年間野生穀物的利用在敘利亞北部得到了證實；再往後1000年間的利用在伊拉克北部也得到了證實。1.13萬年前，像敘利亞北部的傑夫阿莫爾（Jerf EI Ahmar）這樣的遺址存在著大量且多樣的在石砌建築裏加工、烹飪穀物的證據。這一時期，沿著新月沃地可以找到一係列穀物和其他植物長期接觸的證據，這些相同的植物沒有表現出馴化的形態學跡象，它們在結構上是野生的。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沒有人類的幹預，因為定居的覓食者正培育著他們的食物來源。如果野生穀物足夠豐富、相對容易加工成人類食物，幹預措施可能不會留下馴化的證據，而有意識的過程，如風選、除草和重新種植，可以假設在雜交之前，不一定會產生可檢測的結構或基因的改變。
通過直接觀察不同年代穀物葉軸（莖承載穀物的部分）的形式變化，可以評估其形態變化的速度。在新月沃地西部，葉軸日益變得突出堅韌，此類馴化形式的證據出現在大約1.05萬年前，在東部出現則大約比西部晚700年。即便如此，在這些性狀變得“固定”（當形態變化作為種群整體的一個持久特征穩定下來時）之前，仍有1000年的時間間隔。這種“固定”在不同時間發生在新月沃地的不同地區，但不論哪種變化，都是發生在瓦迪-哈梅27號遺址的石臼和石杵出現幾千年之後。
從約旦佩拉（Pella）的建於1.4萬年前的瓦迪-哈梅27號遺址房屋中發現的石臼和石杵。
在東亞稻米的案例中也觀察到了類似的緩慢節奏。水稻的植矽體證據（植矽體是在一些植物組織中發現的由二氧化矽構成的堅硬的微觀結構，在植物腐爛後仍然存在）表明，大約1.2萬年前，中國江西省的吊桶環遺址就有水稻種植。大約5000年後，在保存於中國浙江省田螺山遺址的稻糠碎片中可直接觀察到馴化性狀的固定。6900年至6600年前，成熟時因破碎或“粉碎”而失去原始野性性狀的種子的比例在27%到39%。與此同時，在遺址的考古範圍內，水稻殘餘物占植物殘餘物總量的8%到24%。來自田螺山遺址的證據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形態學馴化的記錄，其整體緩慢的馴化特征和在西方觀察到的小麥和大麥的馴化模式一樣。
我們現在有證據表明，在世界上幾個不同的地區裏，各人群通常經由食草動物，有時是鳥類，慢慢地（對任何當代人類觀察者而言都是在不知不覺中慢慢地）與幾種植物發生關聯，這種聯係不斷導致相關物種的生物變化（我們稱之為形態馴化）——在每種情況下，都需要更大程度地依賴人類這個剝削者來完成生殖周期。在隨後的農業世界中，定居點和社會采用了一些全新的形式，並最終以新的方式相互聯係。
房屋、爐灶和窯爐
同它賴以為生的動植物的生命周期的密切聯係，永遠都是一個物種如何在一個生存環境中找到定位的驅動性特征。在人類曆史的早期階段，兩種不同的定位方式同時存在。一種是在臨時營地間靈活流動，尾隨大型食草哺乳動物的季節性移動，它有時可以帶著人類跨越很長的距離。另一種是在生態邊界之間，即陸地和水域之間，或山地和平原之間的接合部，通過小心保持現狀維持生命。對植物特別是豆科植物和單子葉植物的重視，伴隨著一種新的定位方式的出現和發展，這種方式反映了人類開發植物的生態，以及隨著植物對食用者依賴的增強，人類對植物進行培育和保護的持續關注程度。
在這個時期“人造空間”的觀念並不新鮮。在地麵上圍繞可控的火源人為地建成可控空間，為小規模人群體提供庇護所和安全保障，有關這種行為的證據在年代上可能比馴化動植物的證據早至少3倍。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舊石器時代環境裏由猛獁象骨骼建成的房屋，猛獁象骨骼是一種建築材料，有時被歐洲和亞洲的格拉維特人（Gravettian）和上格拉維特人（Epi-Gravettian）使用。馴化時代存在大量對材料在形式和種類上的精巧利用。兩種特別常用的材料是開鑿的石頭和泥磚。與早期使用的有機材料相比，這些新產品使房屋的建造有了更多外形和不同的組合。
從那時起，舊世界不同地區的更多樣的人造空間將社會與多產的植物聯係起來。人造空間和周圍的植物反映了在特定地方不斷增加的投入，以及對其安全性的日益依賴。建築結構強調空間上的聯係和依賴，並通過間接提及祖先和死者強調時間上的聯係和依賴。
隨著世界氣候進入全新世最溫暖的階段，也就是9000年至5000年前這個最適宜的時期，舊世界和新世界的幾個農業起源中心地帶最終形成了複雜而密集的建築空間，被多樣化地描述為“村莊”“城鎮”“城市”。在公元前8千紀，印度河以西，今天巴基斯坦俾路支省（Balochistan）的卡奇平原（Kacchi Plain），種植小麥和大麥的農民建造了一片泥磚房和糧倉，這個地方將在未來3000年間走向繁榮。3000年後，梅赫爾格爾（Mehrgarh）已經發展成一大片定居的高地，占地超過200公頃。將目光轉向東方，在中國黃河流域的西安，半坡遺址出現於公元前7千紀，在8公頃的廣闊土地上，100多間建築和兩倍於此的墳墓，連同精致的陶器窯爐彼此相鄰。
▲ 大約從2萬年前開始，猛獁象骨頭建造的房屋在歐亞平原很常見，直到用泥土製成的建築材料取代了它們（另外可參見第47頁）。人們在這些非凡的住所裏進行著普通的日常活動，包括睡覺、吃飯和家庭生活的所有日常事務。
▲ 大約1萬年前，在土耳其科尼亞的加泰土丘，住宅蜂巢般緊靠在一起，屋頂走道被用作街道。
▲ 梅赫爾格爾（新石器時代，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或公元前2000年）。該遺址位於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卡奇平原上的博蘭山口（Bolan Pass）附近，印度河流域的西部。這裏從“一片泥磚房”發展成一個占地超過29公頃的定居點。
能源與火
房屋和窯爐都凸顯了人造空間的一個核心特征：對能源的控製。在作為能量核心與來源的爐灶周圍，社會和集體的輪廓得以顯現，圍繞同一個爐灶的建築的邊界意味著分離和限製。就這樣，隨著這些主題的不斷變化，建築和社會繼續著它們糾纏不清的共生過程。爐灶包含了另一種圍繞燃燒技術的共生現象。用於實現密封的許多材料，如硬化黏土和灰泥，需要爐窯來生產。保持社區的溫暖幹燥、準備食物、製作建築材料和人工製品形成了一個熱量的連續體。這個連續體的運作要求對爐灶、燃料和空氣的輸入方式以及爐膛的樣式進行改進。以爐灶為中心的人造空間為燃燒技術的試驗提供了一個持續的舞台。
在我們回顧的這段時間裏，烹飪所需的溫度也可以用來烘幹泥磚和煆燒石膏以製成灰泥。隨著密封的加強和氧氣的增加，溫度可能會超過500攝氏度，足以將濕黏土轉變成一種耐用的多用途材料。對封閉爐灶的進一步改造以及選擇木炭作為燃料，就能夠把二氧化矽熔化成玻璃，也能熔煉銅和金。為了煉鐵，同樣的主題（即封閉的火、精選的燃料和充足的氧氣）將被聚集在一起，以達到地球表麵前所未有的溫度，甚至連火山表麵也有所不及。
對火與裝飾材料的迷戀一樣深入人類曆史。這兩者的曆史在歐亞大陸至少可以追溯到4萬年到3萬年前，在非洲這個時間還得翻番。世界各地的人類使用石膏和黏土塑造人類和動物的形狀，並進一步用這些泥塑來製造功能性容器，到本章開始時已有幾千年的曆史。同樣也是幾千年來，他們在爐灶周圍收集外表有趣的泥土、石頭和骨骼，對它們做進一步的加工，將其串成珠子，弄成糊狀來裝飾臉和身體，並對他們已故祖先的頭骨做一些類似的事情。
這種祖先的頭骨是在約旦的艾因加紮勒（Ain Ghazal）遺址發現的。大約9000年前[1]，人們使用灰泥為這些頭骨重新塑造了皮肉，後來灰泥常被時尚模特使用。從很早開始，不同種類的灰泥也被用來塗抹地板和牆壁的表麵，這些表麵可能會進一步用彩色糊狀物裝飾。在這些糊狀物中，可能有一種是用磨碎的彩色石頭製成的。在許多這樣的石頭中，包括藍色的天青石、綠色的孔雀石和紅色的赤銅礦，它們由於富含銅離子而具有獨特的色調。
▲ 在約旦的艾因加紮勒遺址發現了約9000年曆史的古人類頭骨，“用灰泥重新塑造了皮肉”。
銅是在自然狀態下時常遇到的金屬之一。早期的人群也可能遇到金、銀、錫和隕鐵的結核。當火焰溫度達到600攝氏度至1100攝氏度時，金屬就會從含量豐富的礦石中析出，例如裝飾用的綠岩石。熔煉溫度可以在明火中達到，但這不是偶然的：它們需要一個火坑，裏麵裝滿大量精挑細選的、可供自由燃燒一段時間的天然燃料。通過世界上最早的陶器，我們可以推斷這樣的坑火至少已經使用了2萬年。早期經過燒製硬化的黏土碎片，可能來自燒製爐或窯爐裏爐床的一部分。
燒製黏土製品的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6萬年前，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定居點發現了“維納斯”塑像，該遺址位於今天捷克共和國的下維斯特尼采地區。最早的燒製陶土容器是在歐亞大陸遙遠的另一邊發現的，中國江西省的仙人洞遺址中的陶土容器至少可以追溯到2萬年前。到1.2萬年前，東亞和日本列島的某些地區對陶土容器已經很熟悉，它和一種由來已久的慢火燉煮多汁食物的烹調方法相對應。在同一時期，歐亞大陸西部的明火使用與一種以烘烤肉類和用麵團製作甜食的烹飪方法相關聯。在手抓食物麵前，容器在製作或食用食物時都是多餘的。盡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在公元前1萬年就已經開始生產陶器，但直到公元前7千紀，陶器才成為歐洲傳統的一部分，公元前6千紀它才出現在美洲。
使用陶器的傳統在全球的分布，說明世界各地的人們已經對黏土和火進行了很多試驗。因此，如果這種試驗在許多地方引發了更廣泛的燃燒技術的成果，也就不足為奇了。接近1000攝氏度的溫度可以通過明火傳導，不同的人群都可能會多次遇到玻璃樣物質和天然金屬這樣的製陶副產品。目前最早係統地煉燒銅礦石以獲得金屬銅的證據，來自塞爾維亞的一係列公元前5000年的遺址。類似的證據出現在幾個世紀後的伊朗。
銅有時被製成高純度的物品，當然偶爾有雜質，特別是砷，它會讓銅變得更硬。冶金學家利用了這一特點，主動地添加了硬化材料，最初用到的是富含砷的礦石。在接下來的1000年裏，一種不同的混合物產生了重大影響。如果銅被錫而不是砷稀釋到十分之九左右，得到的混合物就會變硬，成為一種新的、堅固的、易於加工的材料。這種史前著名的青銅合金的出現改變了舊世界。
在公元前5千紀中期，塞爾維亞的溫察文化（Vinca culture）遺址裏精製的青銅被用來製作箔片，以用於各種裝飾。在隨後的幾千年裏，這種合金被用於各種實用設備、騎馬配件和輪式運輸工具，以及各種刀劍和武器。這種多用途的新材料、對其生產的限製以及與之相關的社會的複雜性之間的關係引起了後世學者的興趣。當新石器時代的社會被想象為集體耕種土地並帶來豐收時，青銅時代的社會被想象為等級森嚴、精英和專家並存的複雜社會。
沿著歐亞大陸北部的森林大草原，一係列的聯係可以通過金屬物品和遊牧生活方式來追溯。除此之外，組成社會的文化屬性各不相同。大部分生活模式和文化特征仍然局限在當地。遊牧社會及其為畜群尋找新鮮牧草的網狀運動已經由考古學家邁克爾·弗拉凱蒂（Michael Frachetti）建立了模型，他證明了在沒有精心設計的中央集權組織的社會中，鄰裏之間的聯係網絡是多麽廣泛。
管理水土
當畜牧業和冶金業沿著歐亞大陸的森林、草原和丘陵擴張時，世界不同地區的社會正在同特定生活環境、經過當地的水流以及水流滋養的土壤產生更緊密的聯係。
過去，人類對經過當地的水流有多種幹預形式，可分為三個相互關聯的過程。首先需要減慢降水流向海洋的過程，使水在途中逐漸深入地滲入土壤。其次需要進一步挑戰重力，通過物理方式將水從較低的蓄水池或渠道提升到高處。最後則要創造完全人工的水道，包括垂直的和水平的、地上的和地下的，以挑戰和重新配置整個地區的排水模式。在公元前1萬年以前，這些過程中的第一個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和確立；第二個以水井的形式出現；在本書後麵章節的論述中，第三個變得更加重要。
◎梯田
減緩水流的過程首先是通過大量相對較小的行為的組合，而不是集中的工程來實現的。這一係列小動作給我們留下了一些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仿佛雕刻般的人文景觀。從秘魯陡峭的安第斯山斜坡到東南亞與太平洋地區的稻田，再到中國北方的黃土高原和喜馬拉雅山隆起的高原，梯田的綜合格局成為顯著的地形特征。可以說，它仍然是當代大多數農民辛勤勞作的農業形式，然而就農業係統的動力學和曆史而言，我們對高處梯田的了解遠遠少於地勢較低的平原。我們可以從它們的結構中推斷出它們形成的方式。
梯田始於河流高處的河岸，靠近水的源頭，那裏水流很小，適當放置石頭和泥土就能中斷它的流動。然後水沿一級一級的平台向下流，每次都從上一級平台限製一個可控的流量。隨著時間的推移，整個景觀形成了條紋狀地形，反過來定義了一係列必要的社會關係，在其中每個農民都依賴於上方的農民的選擇，並支配著下方農民的繁榮。
這種景觀可能是6000多年前在中國出現的。在昆山市綽墩遺址，稻穀和土壤有機質的放射性碳年代測定顯示當地在公元前4270年就有水稻種植。江蘇省草鞋山遺址發掘出的稻田年代稍晚一些。將目光轉向世界的另一邊，在秘魯的紮納山穀（Zana Valley）發現了支持農業係統的水道，其曆史超過5400年。在公元前2千紀，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有小麥和大麥的種植。在歐洲，地中海地區的農業梯田可以追溯到青銅時代。在許多這樣的地區，不僅山坡上的台階使水更緩慢地流過景觀，而且每級梯田內的壟溝耕作進一步疏鬆了土壤，並確保水流向每一棵需要照料的植物。
◎泛濫
從山坡轉向穀底，水的流動速度以不同的方式減慢，這主要是通過向側麵堤岸分流達成的。這種方法在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早期文本和圖像中有一些詳細的描述。公元前4千紀或公元前5千紀，與主河道成直角的水壩控製著亞洲西南部的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這些水壩連接了一係列水渠和河堤。當達到最高水位時，河水就會被分流到側麵的水渠中，使其漫灌農田，隻有在作物得到滋潤後，河水才會返回原位。到公元前3千紀，類似的盆地灌溉農業係統也在尼羅河沿岸得到應用。在亞洲遙遠的另一邊，像長江下遊的茅山遺址也提供了公元前5千紀的稻田係統中管理河流的直接證據。
◎水井
起重技術具有悠久的曆史。7000多年前，第一批到達北歐的農民已經打出至少7米深的用木材作內壁的簡易水井，這些人屬於帶狀紋飾陶器文化（Linear Bandkeramic Culture），以在其陶器上發現的帶狀紋飾命名。這就引入了使用“化石”水補充近期降水的選項，因為地下積累的一部分水已經存在了幾千年。
◎土壤
對水的管理通常與對其所滋養的土壤的管理密切相關。如前所述，耕作產生的壟溝有助於管理水流。此外，土壤耕作在不同的地方實現了許多不同的目標，目的都是為選定的作物保持一個適宜的環境。在溫帶的低地，深耕的一個關鍵目標可能是破壞現存植被，以減少它與作物的競爭。在熱帶的山坡上，淺耕的一個關鍵目的是保持現存植被的完整，以保護土壤免受日曬和侵蝕。史前耕作技術的兩個主要變量是耕作的深度和牽引力，這兩個變量通常是相互關聯的。
◎耕作
一把“真正的犁”在嚴格意義上不是一個史前工具。雖然這個詞通常也有更廣泛的含義，但“犁”最嚴格的用法是指一種重型工具，它不僅能割開草皮，還能抬起和翻轉草皮。它不僅割得很深，而且是所有耕作工具中最有效的“除草劑”。在古典歐洲和中國漢朝隨處可見的這種工具，成為許多地區在隨後的幾個世紀裏主要的農業工具。在史前時代，相應的工具是“耕刀”（ard）。
▲ 繪有木製耕刀、農民和牽引動物的壁畫，來自公元前13世紀的森尼傑姆（Sennedjem）墓。墓主是一個挖掘工和墳墓裝飾工，但他似乎想象自己來世是一個農民。
耕刀的尖端刺入地麵，根據設計和使用方式，既可以淺一些也可以深一些。然而，它並不反轉草皮。最輕的耕刀可由單個動物或單人拉動。最重的耕刀可能需要借助兩頭經過訓練的牛的力量，並且可能會達到與後來的“真正的犁”同樣的深度。其中的一些工具可能會加上“翅膀”，從而實現某種程度的土壤翻轉，如果農民能夠獲得可實用的金屬，他們的木製工具就可以配上更鋒利的刀刃，當然甚至在“金屬時代”我們都不能假設大多數人都能獲得這些金屬。後期“真正的犁”可能完全由金屬製成，但在史前時代，金屬在農業中的應用通常是適度和選擇性的。對於那些能夠獲得這種高價值材料的人來說，優先考慮的是製作收割工具。已知的木質耕刀在底土上留下的痕跡，在亞洲西南部地區出現是在公元前6千紀，在歐洲則出現在公元前4千紀。到公元前3千紀，這樣的證據出現在從歐洲西北部到中國的眾多地區。在這一時期，耕作工具與農民和役畜一起，被很好地記載在各類圖畫中。
最早的農田極有可能是手工耕種的，而用耕刀或犁耕作過的土地仍是更廣泛的手工耕種的園藝傳統的一部分，它可以追溯到更久遠的年代，並延伸到世界各個角落。有役畜輔助的耕作方式受到適宜動物分布的限製，馬是在中亞開始被馴養的，而牛和驢最初來自亞洲和非洲。地形和生態環境限製了動物的使用。重視塊莖和木本作物的熱帶園藝更適合手工種植。在新大陸，玉米、豆類和其他幾種穀類作物的種植則很大程度上基於挖掘棒和鋤頭的使用。
紮根
盡管永遠不可能接近1000年的時間尺度，動物也可以按不同的節奏進行飼養。雖然它們的生命周期通常是持續多年的，但如果重點是肉類，那麽牲畜的集中育肥工作可以隨著作物的生長而季節性進行。用於繁殖的群體可以養到冬季，但主要的生產力來自年輕的動物，春天養肥，秋天宰殺。安德魯·謝拉特（Andrew Sherratt）認為，對肉類這種初級產品的強調正是農業在其發展的最初1000年裏的特征。我們可以想象飼養工作的強度，在生長季節和一年中的其他時間裏有著很大差別，後者不一定是農業性質的。直到公元前4千紀或者公元前3千紀，考古記錄才從單一強調初級產品（動物死後的肉類）轉變為二級產品，這些二級產品來自在更長的生命軌跡中對其進行管理的活著的成年動物，它們包括牛奶、畜力和羊毛。管理植物和動物的節奏周而複始，雜糅進更漫長的人類生態係統中，其間人類的投入和動植物對人類的依附是代代相傳的。青銅時代地中海地區的混合培育係統是一個經典的例證，它反映了牛奶與奶酪生產，以及畜力與橄欖葡萄園管理相結合的可能性。
謝拉特將這些元素整合進“二級產品革命”（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的概念中。畜體產品，特別是肉類，都是“初級的”，而對活著的動物的任何生產利用都是“二級的”。二級產品包括牛奶、羊毛、畜力（拉馬車、戰車和犁）以及騎乘。正如概念名稱所暗示的，謝拉特的“二級產品革命”的模板正是維爾·戈登·柴爾德（Vere Gordon Childe）提出的早期“新石器時代革命”。這兩場革命都被認為有一個特定的空間上的起源（每次都是在近東）和時間上的起源，以及隨後的新觀念的傳播。就像柴爾德提出的早期革命一樣，“二級產品革命”的許多核心主題仍然是有價值的想法，然而其中的時間和地點受到了質疑，並且整體圖景被認為應該更加多變和多樣。擠奶就是一個清晰的例證，反映了新形式的證據如何澄清了問題。謝拉特最初關於擠奶的證據來自專業陶瓷工藝品，他初步認為其與牛奶過濾和奶酪製作有關。這一證據基礎後來得到了加強，首先是通過對獸群結構的考古動物學研究，其次是通過直接檢測附著在古罐上的牛奶生物分子。尤其後麵的證據把擠奶的最早證據回溯到公元前7千紀的馬爾馬拉海的沿海地區。在馴化和擠奶的早期跡象之間仍然有1000年的時間間隔，但不再像最初設想的那麽長。
▲ 哈薩克斯坦北部的波泰和克拉斯雅爾遺址中大量宰殺後剩餘的馬骨充分證明了馬的重要性。
畜力的利用和動員與耕作土地的潛力之間有著直接的聯係。大多數作物可以在種類繁多的耕作方式下有效生長，包括人力、畜力和機械工具的各種整合。我們關於早期農業的證據與使用人力以及利用木製、竹製和石製工具的耕作是相符合的。在之後的歲月裏，這些資源得到了另外兩個關鍵資源的補充，即畜力的利用和金屬物品的常規生產。與此相關的另一個特征是，人們開始重視在大片土地上單獨種植的特定作物。田地的大小和形狀常常與如何耕種的實用考慮聯係在一起，並且在最小的田地中可以使用的耕種工具確實是有限的。越多地利用畜力來牽引耕作工具，長條形耕地的優勢就越大，它能夠最大限度地降低用於轉向的時間和能源成本。
史前農業的兩個階段
史前農業景觀通常被描述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大致對應於早期小塊土地的輕度耕作和後期大塊土地的重度耕作。新石器時代早期的粗放農業和青銅時代晚期的集約農業在形式上的差異，考古界早已進行過討論。在缺少今天這樣豐富數據的情況下，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的學者大量借鑒了人種學的相應研究。關於新石器時代粗放農業的觀點最初是從所收集的當代赤道丘陵地區的觀察資料中得出的，這些地區支持流動的刀耕火種式（Slash-and-burn）農業。關於青銅時代集約農業的觀點同樣來自對印度和中國農業景觀的觀察，這種景觀圍繞著高度集權和專製的統治體係。根據社會的線性進化原則，由此產生的農業景觀被置於一個簡單的序列中。雖然這些來自人種學觀察的類比無疑為想象史前農業提供了一個早期的機會，但大量的考古證據讓我們能夠描繪出一幅更加生動的畫麵。新畫麵更詳細，也更複雜和多樣，並且跨越了空間和時間。然而，它與兩階段模型仍有一些相似之處。
正如關於過去農業的證據日漸豐富，我們對與之進行比較的當代刀耕火種策略的理解也在增長。我們現在更加意識到這些係統是對熱帶生態係統及其山坡土壤的特殊適應，而不是“史前遺跡”。這些方麵並不能普遍地移植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史前景觀中。過去所有的農業生態係統也不可能期望在人種誌記錄中有一個現代的類似物。事實證明，過去比現在更加多樣化。
然而，對於早期的史前農業景觀，可能會有一些一般性的觀點。在這些景觀中，馴化和未馴化的資源各自在人類存續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將是一種普遍的情況。另外同樣普遍的是，盡管已經擴展到起源地以外，主要的馴化資源仍然留在起源地，並且保留了許多在該區域起效的適應性特征。
之後集約階段的農業也同樣被重構。這一時期在觀念發展方麵有兩個重要概念，分別是卡爾·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理論和卡爾·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東方專製主義”（Oriental Despotism）理論。每種概念都基於各自作者對印度和中國高度集權且專製的治理體係的理解，這些體係被視為集中指導土地使用和管理的所有關鍵方麵，其中魏特夫特別強調水的治理。這兩種觀點都曾因對中國和印度製度的好或壞的理解而受到批評。專製權力和控製形式與自然資源的管理之間的密切關係受到了進一步的挑戰，因為人們對中國和印度的製度是如何運作的以及它們是如何形成的有了更多的了解。曆史上和現實中都有錯綜複雜的治水係統的例證，它們要麽缺乏專製精英統治的證據，要麽在專製社會之前就存在了。
與我們對前一階段的重新解讀相類似，我們現在意識到一個史前晚期的農業世界比之前的階段更加多樣化，但仍然展示了一些反複出現的主題。在這些主題中，農民和特定土地之間的關係變得永恒持久，對水流、土壤、動物和某些作物的投入也必須是持久的，而預先投資是這種關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肥沃的土壤主要是能量密集型的，它繼而又與畜力和金屬冶煉技術有不同的聯係。
家園與漫遊者
▲ 排成圓圈的石柱之一，是哥貝克力遺址的焦點。該遺址有1.1萬年以上的曆史，位於土耳其東南部，靠近幼發拉底河上遊。
在巨大的石灰石石板中，散落著許多黑曜石片。黑曜石是一種玻璃狀的火山岩，可作為化學原料。一些哥貝克力石陣的黑曜石片來自土耳其中部，另一些則來自土耳其東北部，無論來自哪裏，它們都穿越了300英裏（約482.8千米）左右的距離。
看似矛盾的是，這種特定地區展現出的定居和聚集應該促成更大的流動性，但在所有人類的旅程中都隱含著回歸的預期。家園越安穩，向外探索的意願就越強烈。不斷移動的舊石器時代獵人，跟隨獵物的遷徙，會季節性地返回家園，老家和季節性營地都留下了考古學的痕跡。如果以祖先的紀念物為標誌的老家能保持數代安全無恙，那就可以設想和踏上更遠的旅程。這可能不適用於所有人，甚至不適用於大多數人。在史前時期，就像現在一樣，大多數人生活在大家庭的主要成員容易到達的範圍內，這種推測合乎情理。除此之外，少數人更習慣於離開家，獨自或與陌生人過夜。這個習慣可以使少數人在返回家園之前走很遠的距離，甚至跨越大陸。在今天，這類少數人可能有很多，旅行時間以小時計算，最多以天計算。在史前，這類人可能更少，旅程以月或年為單位，但也具備跨越大陸的潛力。
生活環境中的這兩種方式，一個在明確血統和傳承的基礎上留在家園開枝散葉，另一個則不停移動，不斷重複以往經曆；兩者總是交織在一起，構建了不同社會的不同生態軌跡。
食物的全球化與跨歐亞大陸的交流
關於新的跨大陸規模的接觸，一些最明顯的跡象來自農業勞動的初級產品，即農作物本身。到公元前3千紀中期，在亞洲西南部肥沃的“新月沃地”馴化的小麥已經傳播到中亞地區腹地，那裏的史前營地發現了它的蹤跡，地點是哈薩克斯坦巴爾喀什湖周邊準噶爾西部山地（Dzhunghar Mountains）的山坡處。甚至在更東部的中國山東省趙家莊遺址，也有類似的古老而神秘的記錄。回到準噶爾西部山地的山坡處，中國穀物向西移動的證據也遺存下來。還是公元前3千紀，拜尕什（Begash）遺址的一個早期牧民村落保存了燒焦的黍粒。幾個世紀後，在阿塞拜疆的烏爾米耶盆地（Urmia Basin），哈夫塔萬丘（Haftavan Tepe）的大型定居地的垃圾堆積物和壁爐中發現了黍類穀物，與此同時亞洲西南部的穀物在中國北部和西部也得以廣泛種植和消費。除了亞洲黍類以外，歐洲史前的花粉記錄也廣泛證明了兩種被認為源自中國的蕎麥，這說明它們也在較早年代跨越了歐洲大陸。
如果我們從早期冶金學的地理分布回到早期作物傳播的地理分布，就會看到景觀中有一個獨特的部分。小麥和黍類提供了很多細節，但它們並不是特例。大約到公元前1600年，一係列的作物傳播已經同一個連續的道路網絡結合起來，這個網絡連接了歐亞大陸及非洲的大部分地區。新出現模式的典型例證位於一連串丘陵所形成的接合部，位於高山的堅硬地質和有季節性湍急洪水的平原之間。其間丘陵的頂部土壤肥沃，水流可控。這個丘陵地帶在培育馴養的跨物種親密關係方麵起到了關鍵作用，也是遠距離連接人群及其資源的關鍵。傳播的主要驅動力可能是放牧的需求，而不是對農作物或貨物的需求。沿“內亞山廊”（Inner Asian Mountain Corridor）的作物傳播形成了一個網絡，這一網絡隨後用於運輸一係列其他商品和物品，最終成為絲綢之路的前身。在這一不斷變化的網絡的各階段中，我們可以追蹤動物、作物和人工製品的傳播，我們也可以反思漫遊者自身的身份。
保存著來自世界各地遺物和財富的精英墳墓，十分有利於追蹤公元前2千紀晚期的相互關聯。但是對於作物傳播的早期階段，我們依靠的還是作物本身，以及消費的直接證據。同時期墓葬中出土的人類骸骨的化學成分裏保存了消費的證據。骨骼中碳同位素平衡的差異，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追蹤西部作物東移和東部作物西移的方法。
在歐亞大陸西部，最早在不同程度上以源自中國北方的黍類為食的是生活在新石器時代的人群，他們的飲食方式各不相同。迄今為止，這些人的墳墓在伊朗、希臘和匈牙利均有發現，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之前，個別匈牙利人的曆史可能早至公元前6千紀。公元前2千紀期間，西方黍類消費模式發生了變化。在這一千年裏，我們發現了存在大多數人而不是少數人定期食用黍類的群體。尤其是後半期，這些群體已知來自俄羅斯、意大利和希臘。雖然他們對應的是從多種形式的證據中顯現出來的、東西方橫跨歐亞大陸發生聯係的時代，但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現他們與其他可識別的文化特性有明顯關聯。
公元前3千紀的早期聯係，在公元前2千紀變成一個舊世界的全球網絡。這種形勢主要通過普通社會的農產品而非財富遺產，在歐亞大陸各地區得以清晰地呈現。全球網絡的重要節點在印度西北部，到公元前2千紀，那裏獲得了來自新月沃地、中國的北部和南部、南亞各地以及非洲的作物。這些都有助於形成一種多熟製，它能夠很好地利用冬季和夏季的降水。
正如非洲的農作物，如高粱、龍爪稷、豇豆和扁豆，對史前的印度農業作出了重大貢獻一樣，印度的牲畜對非洲牛類的生態適應性也產生了重要作用。在南亞，瘤牛（zebu）最容易通過其隆起的鬐甲部和下垂的垂肉辨識出來。它們看不見的顯著特征，則在於比起那些鬐甲部不隆起的“似公牛的”（taurine）近親，對多變或分散的水資源有更強的適應性。非洲本土的牛都是“似公牛的”，對水的需求把它們限製在足夠潮濕的北非和西非地區。在全球聯係和資源交換的早期年代的某個階段，部分印度瘤牛和非洲“似公牛的”牛進行了雜交。它們的後代具有抗幹旱屬性，成為講班圖語的南部移民的重要資源，公元前1千紀以來對非洲的人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被重塑的自然
當智人到達世界上每一個被植被覆蓋的大陸的南端時，全球氣候已經開始從嚴酷的冰河時代和新仙女木時期最後一次劇烈降溫中逐漸得到改善。在接下來的幾千年裏，先期生長的林地將會逐漸蠶食在寒冷時期達到最大麵積的草原和苔原環境。更茂密、更廣闊、更多樣的林地又將接著取代這些先期生長的林地，除了最寒冷的外圍地區、最幹燥的內陸和海拔最高的荒涼無植被的地區外，森林景觀將延伸到世界各處。
通過改善生存環境，我們將自己的物種分布在一係列重要的生物群落中，它們通常位於生態係統之間的接合部，比如各種林地的邊緣地區。草地和林地的邊界以及沙漠和草地的邊界因我們的耕種和放牧而拉鋸波動，我們對這些生態邊界的最終影響將是巨大的。隨著氣候變暖，地球表麵覆蓋了更茂密的植被，之後一代又一代農民會使它再次變得稀疏，並帶著馴化的動植物占據開辟的土地。
這一總體趨勢偶爾會被更突然的變化所打斷。世界在5900年前和4200年前分別經曆了溫度驟降以及之後的恢複，許多地區出現了幹旱期。在某些地區，後一次衰退的時間正好與持續擴大和完善定居點的時期的結束相吻合。在發生這種情況的地區，這種結局被解釋和敘述為“文明的崩潰”。的確，我們有理由推斷氣候變化與社會組織的重大變化有關，氣候的明顯波動可能與政治組織和控製機構的消亡有時間上的關聯。處於自我控製範圍內的底層農民的境況是好是壞，則不容易確定。可以推斷的一件事就是他們適應氣候變化的選擇已經改變。
與最早的農民相比，作為全球食物資源傳播的結果，公元前3千紀的社會享受到了一套能更大程度減輕氣候影響的策略。食物資源在跨大陸規模上的混合拓展了他們對溫度、營養和水的適應性的選擇，甚至在季節的模式和結構上也是如此。
最早的農民受到本地季節的約束，季節又與他們所依賴的植物密切相關。越多的作物四處傳播並跨越大陸的距離，他們就越脫離季節環境。這些作物中的一些失去了季節敏感性，因此農民可以控製它們的生長時間。隻要本地和外來作物混合成功，對水的適應性得到控製，土壤溫度得以通過耕作而緩解，那麽多熟製就成為可能。隨著動物在冬天活動的減少，作物在同一塊土地上連續生長。季節因素並沒有消失，但發生了顯著的調整，這歸因於農業生產力更大規模、更可持續的發展潛力。
小結
這一章開篇就談到了人類進程如今的規模，這一進程超越了我們的任何原始人類近親。每個早期人類種群都在某種程度上包含在一個生態邊界內，與世界上主要的陸地生物群落相分離。我們這個物種努力穿越了每一個邊界而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種群。全球時代的人類經常被描繪成“征服自然”。盡管對於今天關於過去的更細致的生態分析來說，“征服”這個詞有些過於誇張了，但人類與自然的一係列交流清楚地彰顯了在這個時代，交流的結果是顯著和持久的，這標誌著我們人類的活動是一種全球性的力量。
這些活動首先是清除大片土地上的植被。最早對深層花粉序列進行研究的人員並不期望會遇到一種史前花粉信號，而這不能完全用氣候波動來解釋。對新石器時代歐洲西北部許多地區“榆樹衰敗事件”（Elm Decline）的認識改變了這種看法，為全序列“人為指標”的檢測和對長短時段內大量林地清除的研究開辟了道路。進一步的研究認為放火和林地清除與一些狩獵采集者尋找獵物有關，而不僅僅局限於農業群體的活動。
第二種人類交流活動是基因層麵的。農業已經導致一係列動植物基因型的廣泛改變，對世界生物圈的影響與日俱增，並提高了依靠人類完成其生殖周期的生物圈的比例。盡管基因結構的主動轉變最直接地體現在被開發的動植物本身，但農業的基因後果已經在整個人類食物鏈中顯現出來。植物、動物和人類的各種疾病、寄生蟲，在動物管理和定居農業的背景下經曆了一次進化爆炸。在全球範圍內農業社會擴張的形塑下，人類自身的多樣性越發顯著。
第三種人類交流活動既是最不顯眼的，也可以說是影響最為深遠的。今天地球的大氣中大約有78%的氮氣和21%的氧氣。還有兩種氣體的含量要低得多，它們是二氧化碳（大約占0.04%）和甲烷（大約占30000ppm）。雖然比例很小，隻有用靈敏的科學設備才能檢測到，但目前關於人類活動導致其比例上升，全球生物圈因此麵臨危險的問題，存在著很多爭論。比例上升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工業時代和當今時代——與使用化石燃料相關。然而，氣體濃度與預期路徑的偏離可能早就開始了。
評估這種偏離的方法之一，是將全新世期間隨時間不斷變化的氣體濃度同之前的間冰期的等效波動進行比較。這樣的比較促使人們推斷，二氧化碳濃度偏離了它的預期路徑發生在第一次農業擴張和它造成的大規模砍伐時期。幾千年後，甲烷濃度也遵循了這種模式，這也許與水稻種植的擴張有關。在本章所述時期結束時，這些氣體的濃度比之前間冰期時的濃度高出了20%到50%。有些人用這種上升來表示全新世的結束，為我們人類的跨大陸旅行確定了框架。“人類世”這個新的地質時代已經被提出，期間人類活動已經成為全球生態係統變化的主要驅動力。
本章考察時代的核心主題，是唯一幸存的人類種群與自然交流的新方式。這種新的交流方式影響了世界上除了南極洲以外的所有大陸。它對地球的沉積過程及其土壤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它從根本上改變了植物、動物和微生物物種的平衡，重新配置了其中許多物種的遺傳和繁殖行為。最關鍵的是，它開始對整個係統所依賴的大氣氣體平衡產生了可測量的影響。無論這是否構成“征服”，事實證明，從這一史前時期開始，地球每一個層麵上的動態變化都將由人類活動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