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曆史學家的難題：奧古斯都時代的怪象
距第一位羅馬皇帝奧古斯都之死已經過去兩千多年了，但這麽多年以來，奧古斯都和尤裏烏斯·愷撒一直都是最令學者們津津樂道的古代政治人物。每逢追憶曆史之時，我們的思緒都難免會縈繞在他們身上，因為他們在一個重大的曆史轉變進程中扮演了尤為重要的角色，並且由此深刻地改變了世界，後世的人們甚至還將一種政治思想命名為“愷撒主義”(Caesarism)。這是一種有所改革的專製主義思想，其擁護者認為偉大的人物能夠按照自己的意誌來讓整個社會都煥然一新，從而改變人類的曆史。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愷撒在政治史上得風氣之先，拿破侖隻能算是走在愷撒走過的道路上。往後即便是到了20世紀，我們也還能看到許多狂妄自大、殺戮無數的獨裁者在東施效顰。
但是，愷撒其實一直都有缺憾。他確實征服了高盧，令其成為後來羅馬帝國的一部分；他也在內戰中取得了勝利；他所建立的政權或許最終能夠轉型為君主製政權；他自己寫出的戰記[1]讓我們看到了一位天資卓越的偉大將領。然而，很少有史料能夠證明他顯著地改變了羅馬的政治和社會狀況。晚期羅馬共和國的政局充滿了激烈的爭鬥，或許愷撒有意讓這種局麵徹底穩定下來，但他卻在掌握大權之後沒過多久就遇刺身亡。因此，曆史學家們為了尋找愷撒的改革方案而煞費苦心。最終真正引領羅馬實現變革的是愷撒的繼承人屋大維，人們後來稱其為奧古斯都。
也許，奧古斯都確實是更值得人們仰慕的曆史英雄。在他的統治下，羅馬共和國完成了政治變革，重獲新生。然而，我並未發現有多少史料能夠說明奧古斯都真的理解這些政治變革的本質。他和政壇上的許多人物一樣，隻是勉強應付過去而已，其決策都是根據非常具體的特定政治環境而做出的。當然，奧古斯都是一位很有能力的政治家，我們這些後人永遠也不可能像他一樣熟悉當時羅馬政治的運行狀況。他創建了一個穩定的帝國政權，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在臨終之際，躺在**的奧古斯都說自己已經出色地完成了使命。這個評價是很貼切的，他無疑建立了輝煌的功業，羅馬的文學、藝術和建築也都在奧古斯都時代迎來了繁榮的景象。但是，我們對這個時代的讚揚並不能掩蓋奧古斯都政權的另一麵。
革命時代的羅馬有著不少的怪象。公元前509年，羅馬王政時代[2]結束，自那以後誕生的羅馬共和國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大約從公元前350年開始，在接下來的三百年間，羅馬人先征服了意大利，繼而占據了地中海沿岸的廣大區域。然而，到了公元前1世紀末，政局動**的羅馬人居然拋棄了共和國，轉而采用了帝國製度。這著實是一件怪事，因為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世都很少有理論家認為帝國製度是合理的優秀製度。
公元前44年3月，尤裏烏斯·愷撒遇刺身亡，這個事件直接導致羅馬開始進行重大的革命。雖然愷撒被共和國尊為最偉大的領導人之一，但行刺者都認為自己是為了共和國才將其殺死的。在這些人看來，他們刺殺共和國的民選高官愷撒是為了保護羅馬所有民選官員的權利和地位。他們將愷撒視作暴君，而暴君會肆意殺人、踐踏羅馬公民的權利。因此，謀殺愷撒是為了預防愷撒將來濫殺無辜。為了捍衛羅馬的法律，這些行刺者直接自命為法律的化身。盡管愷撒向來以仁慈著稱，在不久以前的內戰結束後，他寬恕了自己的對手，而且他一直都堅定地捍衛著羅馬公民走上法庭的權利。然而，行刺者依然將愷撒給殺死了。
我們還可以繼續深究這個問題。這些所謂的“共和國解放者”的領導人是馬爾庫斯·尤尼烏斯·布魯圖斯(Marcus Junius Brutus)，他曾經是愷撒的朋友。通常認為，布魯圖斯的母親塞爾維利亞(Servilia)是愷撒的情人。或許，布魯圖斯當年初次結識愷撒的地方就是塞爾維利亞的房間。考慮到當時的政治狀況，布魯圖斯完全有可能會選擇把自己政治生涯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愷撒的身上。然而，布魯圖斯卻有意效仿傳說中在公元前509年終結羅馬王政時代的祖先[3]。換言之，當時的絕大多數人都會追隨政界高層的大人物，但布魯圖斯卻選擇了讓傳說故事再現人間。
這非常值得我們玩味，當代的哪個政治人物會像這樣用傳說故事來指導自己的行為呢？不過，這些人刺殺愷撒並不隻是為了向曆史致敬，他們希望這次謀殺能夠讓共和國像曆史上一樣煥發生機。看起來，布魯圖斯認為羅馬的政治和社會狀況在過去的460年間根本沒有發生什麽重大的變化，他覺得自己的行為能夠讓羅馬共和國建立之初的曆史重演一遍(雖然當年的那位布魯圖斯隻是驅逐了暴君[4]，並沒有將其殺死)。行刺愷撒者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有不少的政治經驗，但他們都很相信自己能夠通過謀殺來恢複羅馬共和國的舊貌。
在這些行刺者看來，愷撒和他的大敵龐培之間的內戰隻是暫時壓製了共和國的存在罷了。這場內戰爆發於公元前49年，雖然雙方已經在公元前48年8月的法薩盧斯(Pharsalus)之戰當中決出了勝負，但戰火一直延續到公元前45年才結束。然而，愷撒並沒有在公元前44年變回一個普通人，他仍然把持著莫大的權威。暗殺正是因此而起，行刺者想要由此讓羅馬的政局回到內戰以前的狀態。他們有可能期待著羅馬人民在事後熱情地感謝他們為共和國而戰，也許還幻想著自己能夠像當年的布魯圖斯一樣以共和國英雄的身份永垂不朽，自己的雕像也能光榮地立在廣場上。
確實，他們的名字在史冊裏麵永垂不朽。但除此以外，這些行刺者想象中的感謝和雕像全都落空了，他們沒能正確地認識到自己的行為究竟會產生怎樣的政治後果。對於這些人的那一小部分支持者而言，他們當然是解放者。但其他的絕大多數人都認為他們是國賊，是危險的殺人犯，並且憤而將其逐出羅馬。戰爭隨之而來，但他們落敗了，這導致羅馬人徹底投向了君主製的懷抱。總而言之，這群人為了恢複共和國時代的政治秩序鋌而走險，結果卻直接催生出羅馬帝國，這堪稱咄咄怪事。
新建立起來的君主製度同樣異乎尋常。公元前27年1月，奧古斯都的君主製政權頒布了一係列法令，用以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在這樣標誌性的時刻，開辟了新時代的首位羅馬皇帝卻宣布自己已經恢複了共和國的舊貌。而且，就算是死後，奧古斯都也不打算拋棄這個觀點。他下令在自己的陵墓入口處豎立起巨大的青銅柱，上麵記錄了他一生取得的成就，在此他也依然堅稱自己是共和國的功臣。然而這個陵墓是羅馬城裏最氣派的建築之一，且多年以來都是家族公墓。可以說，這個墓穴本身就是他們一個家族統治羅馬的明顯象征。在我們今天看來，這種統治顯然是有悖於共和國製度的，當時的許多羅馬人大概也有同感。
羅馬的這場革命一直打著共和國以及羅馬傳統的旗號：奧古斯都的政權自稱致力於恢複舊時代的思想、自由和做法，他們以共和國的曆史來支撐自己的存在。奧古斯都的社會改革旨在複古而非創新，他曾經大事慶祝新時代的到來。但是，按照政權官方的說法，這其實不是真正的新時代，而是恢複了舊時代麵貌的新時代。然而，現在我們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奧古斯都時代的羅馬已經有了徹底的變革，絕對是一個真正的新時代。奧古斯都的說法也騙不了同時代的羅馬人，許多人都能看出奧古斯都的政權不是守舊的政權，並且對此加以諷刺。後來的曆史學家們也曾探討過這場革命的本質，他們全都認為這無疑是完全改變了羅馬曆史的事件。
確定“奧古斯都革命”這個說法並非易事：這次的革命者沒有槍斃沙皇，也沒有把國王送上斷頭台；他們也沒宣布自己掃除了壓迫民眾的封建主義或者資本主義；羅馬人沒有在某個“偉大的思想”指導下完成徹底的政治變革。然而，我堅信羅馬經曆了一場革命，因為控製全國的中央政權已經有了重大的變化。盡管沒有某個“偉大的思想”在鼓舞著人們行動，但是原來的政治精英們已經受到了重創，掌握權力的是一個全新的政權。公元14年，許多羅馬政壇高層人物的祖先曾經在六十年前也手握重權。然而，此時將他們維係在一起的政治體係已經與公元前50年有了天壤之別。這場大變革來之不易，舊的製度異常頑固，羅馬人經曆了內戰、官方支持的暴力事件、城市裏的叛亂、舊時代精英的徹底失敗。在曠日持久的鬥爭以後，羅馬的上層精英們終於明白，羅馬社會已經有了重大的變化。現在，他們必須學會在帝國中生活下去，掌握新時代羅馬政治的規則與模式。這場革命的核心是政治文化的轉變。
政治化的文化
羅馬社會尊重傳統，羅馬元老也是如此。曆史與傳統讓羅馬的等級製度備受尊崇，過往的曆史讓羅馬的上層精英們肩負重擔。
在共和國延續的最後一百年裏，羅馬人遭遇了無數次危機，但共和國總是能夠攻克難關。從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31年，羅馬內部爆發了至少十一次大型暴力事件(不含叛亂在內)，其中有幾次甚至升級為內戰。共和國的韌性由何而來呢？是政治製度，還是羅馬人對政治傳統的尊敬呢？最重要的因素大概在於整個羅馬社會的結構與其政治結構之間的密切聯係。羅馬人的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基本是一體的，關於古典時代希臘和羅馬的政治，我們都需要特別留意這一點，並且為其準備專門的術語。
羅馬有著“政治化的文化”，羅馬人的政治地位基本等同於社會地位。我們今天的社會可以細分為許多領域，它們彼此之間關聯不大，每個領域都有各自的權威人士(例如，媒體界、商界、民間團體、政界、宗教界)。然而，這種分類方式對於羅馬人而言幾乎毫無意義。
羅馬社會裏的元老是很好的例子，他們是羅馬人當中最富有的群體，也是羅馬人在文化領域內的佼佼者，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文學、藝術和建築作品。不僅如此，他們還在神明麵前代表羅馬人民，在法庭上為其他公民審理案件，在戰爭中指揮軍隊，同時也掌握著羅馬的政治權力。羅馬的傳統和多年以來的屢次勝利更是為元老的權威地位套上了神聖的光環。要讓元老們失去權力，想必就得用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來徹底摧毀羅馬社會的等級次序。羅馬的傳統會被丟到一邊，羅馬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都會因此陷入混亂。既然羅馬社會與其政治秩序密不可分，那麽每一個羅馬人都首先學會了如何在共和國製度下生存。他們習慣於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利，參與羅馬公民的文化生活，並且尊重羅馬社會生活當中的等級次序。沒有了共和國製度，羅馬似乎就不是羅馬了。對於羅馬來說，顛覆其政治秩序就意味著讓羅馬人丟掉既有的社會秩序和傳統，羅馬勢必會陷入無法無天的亂局。在羅馬人看來，這隻會成為一場毀滅羅馬的災難。[1]
羅馬人政治化的文化讓羅馬的上層精英們在治理國家方麵達成了共識，政治領域的等級次序被延伸到了社會和經濟領域。在羅馬共和國晚期的政治精英們看來，這種文化優越無比，似乎可以“統合一切”，羅馬社會裏當然有許多人互相競爭，但沒有人公然從根本上反對既有的這種狀況。
不過，除了上層精英以外，羅馬社會還有其他的群體。羅馬城是意大利的中心，其人口超過了一百萬，而意大利的總人口更是不少於五百萬。這些很少在史料中留下聲音的“普羅大眾”是否有著不同於上層精英的政治觀點呢？想來，他們大概確實會有不同的視角、利益和看法。就算沒有確切的史料記載，我們恐怕也不能認為羅馬社會下層較為貧窮的民眾會與上層的羅馬人有著相同的觀念。[2]
羅馬革命的本質
“革命”這個說法很容易引起爭議。在20世紀的一場又一場政治論戰中，許多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運用了這個詞語，使其具有了非常複雜的含義。在古典時代，革命的含義隻是以暴力手段完成的政體更換。亞裏士多德、波裏比阿(Polybius)、西塞羅、馬基雅維利等人一脈相承的古典政治理論認為政體有三種基本的形式：君主製、貴族製、民主製。每一種形式都有各自的美德，但它們都會腐化：君主製墮落以後會出現暴君，貴族會淪為寡頭，民主製也會變成暴民政治。如果公民認為既有政體已經腐敗之極，那麽革命的時刻就來臨了。墮落的政府會被推翻，人們會重新建立起一個具有美德的政府。
然而，從19世紀開始，“革命”有了不同的含義。一場革命不僅要改變政府的形態，還意味著不同的“階級”掌握了政權。有時候，這種革命被視作進步的象征，代表著更加美好、更加先進的曆史階段。自那以來，革命的定義眾說紛紜，世界各地的革命與反革命運動更是讓無數人灑下了熱血。
革命通常是非常激烈的。很多時候，革命的主要目的在於摧毀既有秩序或者消除其中某些看起來不合理的部分，建立新秩序有時候不是革命者關心的重點。思想家和革命領袖或許主要是在某種思想的指導下行動的，他們大概向往著新的政體。對於他們來說，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鬥爭可能已經讓舊政權逐步喪失了繼續統治國家的正當性。但是，總體說來，光靠意識形態很難組織起真正的大規模暴動，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大規模革命往往發生在暴動以後。
無論如何，倘若主流意識形態出現了大問題，那麽革命之火就很容易蔓延開來。[3]一般情況下，革命隻是一些缺乏組織、比較混亂的暴力事件，其參加者的主要目的往往隻是反抗既有的秩序。隻有過了一陣子甚至是很長的一段時間以後，新的秩序以及對應的社會意識形態才能牢牢地紮下根。很多時候，這套新秩序還會從曆史中汲取養分。公元前43年，後三頭同盟進軍羅馬，掌握了大權。羅馬社會有了天翻地覆的大變化，羅馬的傳統已經被拋棄。從公元前43年到公元前32年(即後三頭同盟時期)，尤其是在這個階段的早期，羅馬社會處於徹底的混亂之中，但羅馬並沒有就此毀滅。最後，在舊時代的遺跡上誕生了新的政治秩序。
現代的曆史學家往往不太讚同羅馬革命這個說法。在共和國存活的最後一個世紀裏，羅馬人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內亂：民選官員在暴動中喪命；共和國以武力鎮壓叛亂；集會上出現暴力事件；著名的政治人物遇刺；大規模的內戰爆發。我們無論如何都看不出共和國的政治製度在健康地運行。然而，在這個混亂的時代，我們發現羅馬人根本沒有打算做出改革或者以別的什麽手段根治這種亂象。
羅馬人完全沒有進行革命的計劃。現代的曆史學家總結了晚期羅馬共和國內亂的潛在因素(下層民眾的貧困境況、意大利農業經濟的變化、小貴族在政治體係中的地位、貧富差距的擴大、軍隊的報酬問題、土地分配問題)，但羅馬人自己卻幾乎沒有討論過這些根本問題，[4]更沒有考慮過要展開相應的改革。
麵對政治困境，羅馬人的想法非常保守。他們覺得自己遇到的問題是羅馬的社會等級製度受到了威脅，出現問題的原因是道德敗壞，解決問題的途徑是想辦法讓羅馬人重新擁抱古老的道德與政治觀念。他們並不想用全新的社會、經濟態勢來調整社會關係，也無意建立一套新的政治製度。其實，據史料記載，晚期共和國的羅馬人在討論社會問題的時候基本都不認為複興傳統道德觀念真的有助於解決問題。其主要原因是他們深知羅馬的疆域已經遠超當年。在此基礎上，羅馬的社會、道德關係早已發生了巨變，羅馬的政治也受到了嚴重的影響。換言之，隻要羅馬人不丟掉這些年來積攢起來的大量財富和廣闊的領地，羅馬的社會、道德關係就無法回到過去。[5]
總之，羅馬人的意識形態並沒有發生革命。不僅如此，即便是在奧古斯都革命以後的公元14年，羅馬帝國也仍然與共和國時代藕斷絲連，甚至讓人覺得羅馬社會的秩序仿佛並沒有發生劇變。在公元14年，羅馬帝國當中最有權勢的是掌握土地的貴族，他們的父親或者祖父曾經也是共和國的貴族。[6]這場“革命”沒有改變羅馬的社會結構：在三頭同盟期間，元老們可以照常集會，立法工作能夠正常進行，官員的選舉大體如常，羅馬政府也仍然在運轉。對於某些人而言，“革命”流於表麵，隻不過是彌補了共和國政治製度的漏洞而已。[7]一般說來，穩重的曆史學家們接下來就會去大事稱讚奧古斯都時代的社會秩序。在這個新政權的領導下，混亂的政局已經消失，國家的行政變得井井有條。[8]現代的研究者認為羅馬的強權政治由此轉變為文化政治，激烈的暴動讓位於穩健的變革。[9]既然沒有史料表明羅馬人進行過全麵的意識形態討論、徹底的社會改革或者政治機關的改動，那麽共和國末期的暴力事件看起來隻是羅馬人的失誤而已，社會危機、徹底的改革、革命運動似乎都不存在。[10]
但是，這種說法難以解釋某些獨特的現象。在公元前40年掌權的人已經不是四年前的那一批，而且他們與統治羅馬幾百年的元老們大不相同。他們用以獲取權力的政治基礎是不一樣的，通過革命上台的新政府無情地鎮壓了反對派。他們殺死了許多敵人，並且極力提拔自己的追隨者，尤其是他們在軍隊裏的部下。這與之前的共和國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在公元前43年，屋大維派去與元老們談判的高級軍官受到了侮辱。在元老們看來，他們不僅有資格這麽做，更是有必要通過羞辱比自己低下的人來維護自己的權力以及政治尊嚴。然而，三年以後，這些曾經被羞辱的軍人已經成了意大利的主人。羅馬依然有元老，但是在公元前40年以及接下來的幾百年內，元老不再是羅馬的統治者。
為了準確地分析這個時代，我們必須拋棄現代的傳統思路，並且為羅馬時代的政治找到新的範式，階級、製度、憲法、政治結構都得讓位於權力關係網絡的概念。
革命關係網絡
理論界是在最近的幾十年裏才逐漸認可了“關係網”這個概念在當代的政治意義。我們早已習慣於運用從19世紀流傳下來的階級和民族的概念。但是，我們現在處於互聯網時代，世界各國的金融係統都密切地聯係在一起。在這樣的時代，民族國家已經顯得有些渺小，我們又有必要開始注意商界一直都很在意的“關係網絡”這個概念。
我們可以把羅馬社會看成是多重關係網絡的複合體。在共和國時代，關係網是羅馬社會等級次序的“黏合劑”。不過，當時的關係網很多而且很小，隻是羅馬上層精英之間的“友誼”關係，這些關係網並不涉及多少資源。[11]有一個事物有可能破壞共和國的統治秩序—軍隊。在有必要的時候，一位民選官員會奉命召集軍隊準備作戰。這位官員通常是執政官(consul，主持元老院會議的高級官員)或者具有執政官地位的人。征召軍隊的任務一般會由級別較低一些的民選官員具體執行，他們會按照指定的人數組建軍團。接下來，軍團會前去地方省份執行任務，有時候需要耗費很長的時間。在此期間，這些軍團有可能會習慣於聽從統帥的命令，甚至開始效忠於統帥本人。得勝歸來的軍隊往往會在拿到金錢報酬以後退役，而土地報酬是比較少見的。
勝仗很可能給領兵的將軍帶來政治上的好處，畢竟那些與他一起作戰的士兵能夠安然返回羅馬，並且變得更加富有，某些取得土地、外出殖民的士兵還能讓將軍與士兵之間的軍事關係網絡變得穩固起來。但即便如此，軍隊關係網也不曾轉變為強大的政治集團，晚期共和國的所有偉大的將軍都沒有豢養起“私軍”來幫他們維持武力威脅以及提供選票。看起來，戰場上的勝利最多隻能用來維持一個好名聲。如果有選舉，民眾往往更願意信任有戰功的人。如果羅馬政局動**，遇到了危機，需要動用武力，那麽曾經追隨將軍出戰的士兵以及其他的民眾或許也更願意在其麾下效力。
但是到了共和國即將終結的時候，軍隊關係網的影響力變得越來越大。尤裏烏斯·愷撒的關係網至少包含了五萬名舊部。此外還應計算在內的起碼有這些軍人的家眷和密友，為愷撒的軍隊提供食物、衣物、裝備、營房的商人，愷撒提拔的軍官，在戰爭中獲利的奴隸販子。晚期共和國的龐大軍隊可以說是養活了一整個配套產業，讓許多人從中獲利。共和國的征服戰爭讓巨量的財富流入一張囊括了無數人的關係網絡。[12]我們可以估計羅馬城中大約有兩成的人口都直接受益於愷撒的軍事行動。而且，這種關係網絡是有可能代代相承的。這樣一來，就會有一股勢力幾乎獨自掌控了無比龐大的各種資源(經濟、社會、政治)，沒有對手能夠與之抗衡，它有可能進而奪取羅馬的中央政權。不過，盡管這種類型的軍隊關係網確實有著統治羅馬的潛力，但是在後三頭同盟時代到來之前，沒有關係網能夠長期地保持自己的穩定。它們固然可以在短期取得不低的政治地位，但卻始終沒有機會更進一步，成長為新的政府。倘若沒有資源不斷地流入其中，這種關係網會自然地消解，因為如果不能獲取資源，很少有人願意將其維持下去。關係網基本上與意識形態無關，它們的根基不是“偉大的思想”。
然而，愷撒之死改變了這一切。簡而言之，在愷撒遇刺以後，屋大維、安東尼、李必達(Lepidus)帶著他們的軍團奪取了羅馬的國家大權。長時間的衝突和大量流入的資源讓這張軍隊關係網變得穩定起來，其領導者屋大維與安東尼掌握了十多年的軍政大權。在他們二人之間的內戰結束以後，屋大維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政治關係網，並且在內部做出了一定的等級劃分。公元前27年以後，得名奧古斯都的屋大維又取得了重要的資產—著名的帝國行省，奧古斯都讓他的關係網絡永遠地控製了羅馬。換言之，三頭同盟以及後來的奧古斯都實現的政治成就是將革命暴動促成的關係網絡變成了羅馬政治生活裏長期存在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一套代代相傳的關係網不僅包括軍人，到了最後，羅馬社會裏許多截然不同的成員都被囊括在內。這種兼收並蓄的能力恰恰是這套關係網絡取得成功的基礎，其關注的核心問題是讓誰控製著什麽資源。在它麵前，傳統羅馬政治關心的意識形態、法律乃至憲法都不重要。
偉大的羅馬史家塔西佗(Tacitus)曾經描述過這個關係網絡：
奧古斯都以賞賜拉攏軍人，以糧食收買民心。他對所有人都許以閑適的美好生活。其勢力逐步壯大。他順利無阻地將元老院、民選官乃至法律的角色都攬於己身，因為他的大敵都已經倒在了戰場上或者成了公敵。剩下的貴族們更願意當他的奴隸，他們拿到了各種榮譽和財富，在新的秩序裏沉溺於安逸的日子……國內看起來風平浪靜。民選官的頭銜沒有改變。年輕人都出生於阿克提翁(Actium)海戰[5]以後，即便是許多年長的人也出生於內戰期間。到底還有多少人親眼見識過共和國的本來麵目呢？[13]
雖然古老的機關仍然存在，民選官的名稱也保留了原樣，但是共和國的時代其實已經結束了，留下來的隻不過是表象。政壇上風平浪靜是因為反對派基本已經被消滅了，再做反抗隻是自尋死路、徒勞無功。在武力、榮譽、金錢的聯合作用下，元老們再無二心。共和國成了曆史，奧古斯都的霸權才是現實。屬於單個家族的國家取代了共和國，軍人、平民、元老都被收買為這個新國家的一分子，奧古斯都的私人關係網絡掌握著真正的權力。[14]
在三頭同盟時代，羅馬城本身也有了變化。在帕拉提翁山(Palatine Hill)上，人們開始用大理石建造一座新的阿波羅神廟。尤裏烏斯·愷撒被奉為新的神明，其廟宇即將坐落在羅馬的廣場上。不遠處，一座大劇院已經開工，它將被冠以屋大維的外甥馬爾凱盧斯(Marcellus)的名字。在稍遠一些的戰神廣場(Campus Martius)上，阿格裏帕(Agrippa)正在主持建造萬神殿(Pantheon)，其中還有屋大維的雕像。此外，年輕的屋大維業已命人在河畔建造自己的陵墓，其規模遠勝於之前的所有墓穴。總之，隨著新政權的上台，羅馬城有了新的麵貌。
在內戰發生的一百年以後，羅馬詩人盧坎(Lucan)在追憶愷撒與龐培之間異常激烈的戰鬥時，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世界的支柱就此崩塌，末日到來，我們回到了原初的混沌之中。群星將會帶著烈焰落入五湖四海，掀起洶湧的驚濤駭浪。日夜也將顛倒，整個宇宙都不再和諧。在這分崩離析的世界裏，一切法律都將被顛覆。[15]
舊秩序、舊規則都被掃除得幹幹淨淨，羅馬政局的麵貌煥然一新。雖然盧坎認為這種變革發生於愷撒的時代，但這場革命最終還是要到後三頭同盟時期才得以實現。正如盧坎所說，舊時代的星辰從天而降，墜入海洋；全新的星座取而代之，排列在天空之中。對於奧古斯都的革命而言，這豈非最好的比喻？
[1] 指《高盧戰記》(Commentariide Bello Gallico)。—編者注
[2] 指羅馬在公元前753年到公元前509年的曆史時期，從羅穆路斯(Romulus)在公元前753年建國開始，到公元前509年盧基烏斯·塔奎尼烏斯·蘇培布斯(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被驅逐出羅馬為止，共經曆7位國王。—編者注
[3] 指盧奇烏斯·尤尼烏斯·布魯圖斯(Lucius Junius Brutus)。他在公元前509年領導羅馬人們推翻了盧基烏斯·塔奎尼烏斯·蘇培布斯的統治，後被推舉為羅馬共和國第一任執政官，是羅馬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編者注
[4] 一般認為盧基烏斯·塔奎尼烏斯·蘇培布斯是一位暴君，他也被稱為“傲慢的塔奎尼烏斯”(Tarquinius Superbus/Tarquin the Proud)。—編者注
[5] 這是安東尼和屋大維之間的決定性戰役，也是羅馬內戰中最後的一次大型戰役。此戰以屋大維勝利、安東尼失敗而告終，羅馬共和國也隨之落幕。詳見本書第十二章。—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