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閣樓小說家

早在黃昏到來前，編輯們一個兩個地下班了，手頭的稿紙摞起來，“啪嗒”一聲關掉綠色燈罩下的橘色燈光。辦公室相繼暗下去。連接辦公室的走廊逐條撤空。保安在固定鍾點出現，這裏唯有文化，無驚無險，等他以散漫的態度巡過樓，一層留好一盞燈，天便全黑了。出版社所在的小建築物裏靜靜的。小說家這時從他的房間裏走出來。

他出了閣樓往下走，走完一節黑色大理石樓梯，一轉折，走另一節，來到下一層。他走過無人的走廊，走在裝飾著細膩雕花的天花板以及古典吊燈下。數間緊閉房門的辦公室，他經過了。到了走廊盡頭，他停住。十四扇窄窗連成大半麵牆，從這裏，看到小馬路上栽成行的梧桐樹。春天到秋天，綠意漸濃又漸淡；冬天，隻有枯枝幹。綠葉成蔭時，每逢刮大風，在窗裏持續觀看樹葉搖動，容易頭暈，仿佛身在一艘大船上，正行駛過梧桐樹葉的海浪。此刻是冬天夜晚，風平浪靜，他看了一會兒幾乎和窗齊平的光光的樹頂。他接著下樓梯，把每一層樓遊**遊**，在每道走廊盡頭，他都停步看風景。梧桐樹的樹頂。梧桐樹的高枝。梧桐樹的低枝。梧桐樹低處的粗樹幹。小說家到了一樓，值班保安，就是剛剛巡樓的那一個，坐在胡桃木色的台子後麵，他要在無聊的自由中枯坐到八九點，其間看看報紙，飲飲茶，最後做一次巡視，就窩到休息室裏不出來了。

保安早就聽著出版社裏僅剩的腳步聲，橐橐，橐橐，從頭頂開始，回聲響徹整棟樓。幾十年前，保安還年輕，剛來工作，他必須從小說家的談話中才能得知對方今天寫了幾行字，過幾年他可以從小說家的臉色上猜出來，現在他經驗已豐，隻要一聽腳步聲，一切便都了然於胸。他寫得多時，因為滿足而走路慢，他寫得少時，因為背負的苦惱重而走路慢，總之他走得慢，但保安懂得差別。“今天他寫得很不少。”保安先是依據聲音做判斷，見到小說家邁下最末一級台階時，他補充想，“最近一直寫得多，寫得很順利。”保安是除老社長外最了解小說家的人，這個事實，他們三個人從始至終不知道。

兩人簡略地問好。小說家站在門裏緊一緊舊大衣的領口，隨後推門出去，走到出版社外麵那條頗有吸引力的小馬路上。他路過剛從高中低不同視角看過的梧桐樹，又以行人視角再次看了看樹，反正小說家該從各種角度看待同一事物，並永遠不應當生厭。他出門是要去吃晚飯。吃過飯，他將做一次長散步，然後回到出版社，回到閣樓上。

小說家定居在出版社。

很多很多年之前，小說家向出版社要下一間辦公室。在擁有辦公室之前，他曾經在這裏出版過處女作，一本暢銷書。在出版這本書之前，誰都不看好這本書，誰也都不看好他這個人。負責他的編輯不鹹不淡地對付他，因為像他這種作者多的是，沒理由對他特別期許。

但是這本書的命運好。它不溫不火地銷售了半年多，突然契合上一個社會話題而走紅，庫存一銷而光，馬上加印了又加印。小說家受邀上過幾回訪談節目，給人談不上好壞的極其飄忽的印象，不過這不重要。緊跟著，他的小說賣出電影版權，在三流電影導演的口中，他的才華要比他本人承認得多。電影拍得平平，可又確實帶動新一波銷量，將小說家推上暢銷書作者的榜單上遊。小說家趁著餘勇，出版第二本書，銷量為暢銷書的七分之一，不夠好，但也說得過去。他就是在寫第三本書時，請求簽下他的社長暫時提供他一小塊寫作的地方。社長不是拘泥條規的人，愛交朋友。小說家在那時具備當朋友的資格了，他們討論過，在新書完成後，三本書要做成會引起關注、贏得獎項並賣得動的三部曲套裝出售，盡管它們之間沒有必然聯係，但一個恰當的命名會掩飾問題。小說家創新地建議，房租可以和新書預訂金相互抵銷，社長同意了。

“在出版社寫作，一定是很好的。”社長舉出上一代八個名作家的名字，“……像他們。以前的作家都是出版社的好朋友，雙方超越了金錢往來的關係，作家常和要好的編輯走動、交流，得到好的建議，寫出好書。”

“是啊。”小說家說。他不太想講人際關係，主要訴說他的租房初衷，“早晨九點來，晚上五點走，每天不受打擾，有規律地寫作。我想試一試這樣的生活。”

社長讚同：“那一定是很好的。寫書沒有別的法子，寫一百個一百字才有一萬字，寫二十個一萬字才有二十萬字，如此才成為一本書。與其說作家掏出了二十萬字的天賦，不如說進行了二十萬字有效的工作。作家需要好好工作。”

小說家說：“是這樣。”

社長帶他走了幾層樓。樓梯欄杆每隔一段裝飾著彎彎曲曲的銅製的藝術化線條，抵到他們腳邊。他們的皮鞋以四個步點輪流敲擊黑色大理石，像兩雙手彈奏鋼琴的黑鍵。他們走了一節樓梯，又走一節，再走幾節，最後來到頂樓。“這裏不錯。”閣樓上的房間小，有個傾斜的頂，高處人能好好走路，最低的地方假如擺張書桌，人走近那兒離開那兒都要彎腰，坐在書桌跟前會坐得牢，能好好寫。他由衷感謝：“是工作的好地方。”

當初梧桐樹還不夠高，要從閣樓連下兩層樓，從那層樓的走廊窗前恰好可平視樹頂。從樹頂再走下一層樓，就到了觀賞梧桐樹高枝的最佳樓層，這層走廊最靠裏是茶歇室，他以喬遷新居報答房東的心情，贈送出版社一台中檔咖啡機，就擺在那裏，用它替換掉了可怕的速溶咖啡。不同品質的咖啡豆，他也曾提供過很長一陣。每天下午，當寫出點什麽後，他下樓做一杯咖啡喝，物物交換似的吃茶歇室常備的小餅幹。因為咖啡需求量大，出版社後來自購豆子，那不合他口味，他便不來喝咖啡，但仍來吃小餅幹，還有彩色軟糖。在樓梯上，在餅幹和軟糖附近，編輯們和他閑聊，雙方都清楚一些話題不要談：今天寫了多少字？已經寫了多少字？哪一天會寫完？編輯們的共識：隨便他，急也沒有用，談了會尷尬。他們不太誠懇但求客氣，聊聊今天天氣和文壇氣象，便去各忙各的。

小說家一開始的工作時間的確和編輯同步，上午九點至下午五點。編輯們在梧桐小道上，時常見到他若有所思的背影，他背著公文包，穿戴整齊，像他們一樣上班下班。一段時間後，他的工作時間被調成上午八點至下午六點，朝與夕，隻有勤奮的編輯才會在梧桐小道上見著他。又過一段時間，他將時間再往兩頭延長，成為上午七點至下午七點，這時編輯們既看不到他來，也看不到他走，他給人每天騰空出現在小樓裏的印象。周末他也照常出現。節日他也照常出現。一次偶然的通宵，為後麵更多次的通宵開了頭，他越來越長時間地待在出版社，蜷縮在閣樓一張長沙發上睡覺，也買了簡易衣櫃放他不多的衣服。最後他晝夜都在。編輯們，特別是在他之後加入出版社的年輕編輯，抹不去一種錯覺：小說家並非客人，他和這棟房子合二為一，是這裏的主人，地位高於社長。

三部曲的第三部，遲遲未能完成。

社長口頭將租約延期兩次：“你再住住，再寫一寫。為了寫出好作品，那不要緊。”之後索性閉口不提，任由他一直住下去。原因之一是，小說家住在閑置房間，出版社沒有產生成本。二是為了成就一種美談。隻要機會合宜，社長就主動向記者提到，某某小說家常住我社一心寫作，自己作為出版人從來是全力支持。他相信此種美談經過時間會醞釀得更美，日後小說一旦完成並且大賣，人人都會高興談論它。

如果說前兩點反映了一個生意人必不可少的算計心，那麽第三個理由是單純的、高尚的——社長欣賞小說家。不出幾年，他們結為真正的摯友。在社長心裏，兌現文學夢的正是小說家這種人，他認識數不勝數的大小作家，寫作的道德沒人及他十分之一。小說家刻苦創作，達到了舍棄人生其餘一切的地步，達到了物質上隻要求一小格空間棲身的地步，達到了意誌不為時間動搖的地步，這叫社長產生敬意。

小說家在出版社上下走動，即使這麽多年都沒有交出作品，也並不顯露愧色，保持著自在與瀟灑的形象。而一躲進社長辦公室，兩人關起門，他的痛苦就從麵具背後源源不絕地落出來，掉在衣服上、膝蓋上、地板上，煙灰一般散落得到處都是。他的心扉，唯有向社長，向在創作道路上常年與自己結伴同行的朋友敞開。

“那個人……”小說家無力地倒在椅子上。進社時他高大壯實，與通常瘦弱的編輯們像兩個物種，坐下時能把椅子填滿，此後身體漸薄漸小，屁股周圍漸漸留出一大圈藍色椅墊。他講小說裏主人公的困境：“他要進房間，那件會觸發他命運的關鍵事情在等他，但是我不知道該怎樣叫他走進去，他已經從上周五開始在走廊上待了四天。”

過了幾天，小說家又倒在同一個地方，人更薄、更小了，藍色椅墊像上升的海麵，把屁股島多吞掉了一點。這回主人公與小說家麵臨新的困境，“昨天他終於走進房間，我暫時又不知該拿他怎麽辦。該怎麽辦呢，我這樣問自己，連問幾遍，就把自己的憂慮轉嫁到他身上，用一個緩兵之計，寫道：‘他在房間裏自問，該怎麽辦？’寫完這句，我真恨自己。因為作者頭腦簡單，而使主人公顯出蠢相。想想看，我在這世上做不了別的，隻向虛構作品中傳遞了真實的愚蠢。這不可原諒。”

然而，小說“正要”如何進行，是麻煩中最小的一撮，他可以叫主人公在走廊上等自己幾天，在這幾天中細細思索，終會找到解決辦法。小說“已完成”部分才最可怕。

隨著歲月流逝，小說家不再是寫下第一行文字時的他。他對事物的看法日複一日地改變，思想和最初相比可以說已經麵目全非，他很難讚同自己前一個月寫的東西，厭惡前一年至前十年寫的東西，至於十年以前的，他不能相信竟膽敢寫出來。在這種情況下，自我交戰導致幾敗俱傷。他每時每刻都忙於揪住過去某個時刻的自己，和他說那麽寫是很壞的，要推翻重來。過去的自己那麽寫卻明明是有理由的，那個自己抗辯，聲稱那樣完全站得住腳，是寫得好的，作為後來人你的使命是把過去和未來聯結起來，而不是否定一切。過去的自己還振振有詞地說，徹底否定過去，便會徹底否定現在，也會徹底否定未來，忙於否定，便沒空建設。一方麵他們交戰，一方麵他們又爭做裁判，不知該判定哪個自己贏得勝利。未等分出勝負，新的思想讓新的自己誕生了，新自己加入戰鬥圈，新自己也站上裁判席，這進一步擴大了混戰規模，增加了裁判難度。

“所有好的作家都是這樣，誰能不對自己起疑心呢？有疑心對寫作一定是很好的。”社長親切地安慰朋友，“但是，我擔心你。照我看，你要適當地擺脫拘束去寫，超脫出來，有時候不應該再顧忌以前的自己。真正一人獨處，振筆疾書，那一定是很好很暢快的。”

小說家默默無語。

社長問他，最近除了寫“我們的三部曲”還做什麽。小說家講起他在外部世界的行蹤，如同講起著陸地球前在外太空的生活，他漸漸覺得那是不真實的。

住進閣樓之初，他還和文藝界朋友來往，但說分開就迅速分開了。有幾次他走進大家都在的酒吧和咖啡館，自己樣貌的改變是次要原因，久未在公開場合活動是主要原因，他發現人們已經認不出他來。他坐到他們附近，成心偷聽到的談話內容是那樣陌生，涉及他不認識的作家、不認識的文學評論家和聞所未聞的書籍營銷方式，他聽了一會兒就興趣全無。此後，就減少了去那些地方的次數，去了也成心不聽他們談話。

家庭方麵，他和妻子分居已久。“她想離婚時會來找我，”他對社長解釋，“出版社這地方很好找。”有天晚飯後，他長時間地從一條馬路漫步到另一條馬路，在僻靜處看到一個紅色電話亭，他走進去摸出零錢給妻子打了電話。聽到那頭妻子的聲音，他說是我，妻子問他寫得如何，他不知該怎麽回答，隻好停頓下來。妻子轉而詢問近況，他告訴妻子不費什麽力氣就戒了煙，改喝滴濾咖啡，喜歡上了軟糖並且每天吃很多，稿紙旁邊放一把有朝氣的小糖讓他感覺好些。後來妻子叫了聲他的名字，忽然輕快地笑道，你可能在別的世界了，我像在和死去的丈夫通電話。到了當天深夜，他果真在別的世界。他在閣樓上躺著，月光透過小窗灑進來，白白地蓋在他臉上，他回憶起妻子的聲音、妻子的臉，以及以前每當妻子讀他新寫的章節時他那等著被判決的心情，結果他爬起來，給小說裏的人物加上了幾行心理描寫。

人物在做什麽、寫作的困境——兩類話題，小說家和社長總是談。但到最後，關於自己的生活，他無法對社長講出更多了。他毫無生活。文藝界舊友各有發展，先後離開了熟館子。妻子的電話他沒有再打過，妻子也沒有麻煩他去離婚。他一直寫作。

社長看著梧桐樹長高，心中感慨。他從不催促小說家，但時光催促他，事情超過某個時間節點便脫離了他的掌控，他好像雙手被捆，眼看著麵包正從餐桌邊沿掉下去。他的擔憂是入世的。到了值班保安光憑腳步聲就能猜出小說家的日產量時，小說家已經中年，樣貌更接近老年，社長到了年紀，卸任了。

在小說家看不到的地方，老社長做了可做的一切，他在交班時，特地與新社長談了話。新社長欣賞著社長辦公室頂天立地的兩麵大書架，書架上每一本書都是該出版社的驕傲，一些得了國內或國際上的文學獎，一些長銷不衰。它們整齊地碼放著，這麽看去，像是一片書形狀的小墓碑豎插在牆壁上，從而使兩麵牆成為一座文化陵園。其中就有小說家的第一本書。老社長順勢提起小說家，他說道：“我們已經習慣了出版社裏住著一個小說家，我本人和所有編輯同人已經習慣了。最初感覺有點怪，一個人在這裏吃吃睡睡，一直沒交稿，你一味付出，他不但沒有回報，還從來不取悅你，你似乎吃了虧，因為這裏，在這個房子裏畢竟是要做生意的。但後來感覺是很好的。我們和小說家之間，像是建立了一種古典的關係，這種關係不要求雙方馬上完成交易，貨款兩訖，它脫離了現代人立刻就要見到好處的趣味，從而使我看到自己的靈魂某些地方還光潔發亮，自己的心胸又寬又廣。我做別的事情時也篤定一些，把某些欺世盜名的書送上印刷機時，出版某些不應該搭上樹木生命的書時，一想到小說家，我就可以說我還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出版人，畢生都在促成好作品，我是合格的，沒有愧對我的職業。”

“這很感人，這很感人！我也想以後回顧職業生涯時，能坦**地說出這種話——那要等上好多年。在那些話可以說出來前，還要完成好多實際的工作，不過沒關係，我看沒什麽能衝淡它今天留給我的印象，但願我以後能說得出及您十分之一好的話。”新社長用浮於表麵的欽慕口吻說。他又問：“但您究竟覺得他寫得好嗎？”

千錘百煉的老社長沒有立刻說話，他留出點給提問者反省是否提了一個錯誤問題的空當後，才做出並非正麵的回答：“可惜我們不能扮演一切角色，幸虧也不必扮演。我們做出版。評論，可以留給世人。”

老社長坐著小轎車走了，樹葉的陰影先投在擋風玻璃上，再投在他臉部，造成忽明忽暗的效果。暗下來時，他幾次想回頭看一看閣樓——從樹頂之上，那是容易看到的。他按捺住了。沒有什麽再可以為你做的了，我已功成身退。

小說家失去庇護，接二連三收到驅逐令。新社長的話實際上很禮貌，不難聽，但千真萬確是在請求他離開。新社長是這樣想的，沒有一件事比這件事更方便表明其立場：假如留下小說家，說明自己是繼承前人思想和做法的保守派；假如請走小說家，那無疑向所有下屬傳遞了改革決心。兩者皆可。鑒於他相對來說很年輕，改革的麵貌更有利於登上新座位，所以他沒有選擇另一條路線。

從這時起，舉社上下感受到新風吹進小樓，規章製度變了，會議時長變了，人們說話音量變了。但是變化中的人們目睹小說家發生了劇變，猶如慢跑者看到別人以五倍速從身邊跑過，從而懷疑自己站在原地沒有跑。小說家的形象每天都在變化，他忽胖忽瘦，年紀看起來忽大忽小，在一天之中，他也如此顛三倒四地變化著。編輯們在樓梯上、在茶歇室遇見他，他忽而表現出與人交談的熱望，忽而像死掉的蛤蜊般閉緊嘴巴。有時，有人在二樓見到小說家，但又有編輯聲稱同一時間小說家其實出現在另一層樓，自己還同他說了話。他們還聽見閣樓上總有動靜。他們從同理心出發，這樣想：小說家和我一樣受到新社長折磨，使得他模樣大變，寫作的狀態也變激烈了。人們還注意到一件事，但當時誰也沒把它和小說家聯係起來——茶歇室裏的餅幹和軟糖，特別是軟糖，消耗速度驚人，仿佛有人在吞噬軟糖，隻要一擺出來就被吃個精光。由於當時是亂局，人們無心關注更多，許多異象沒人深察。

冬日的一天，編輯們準點下班，小說家在天黑後也離開了出版社。這天他出門的時間遠較平常晚，他沒有比較直接地走下來。值班保安聽見了遠比腳步聲豐富多元的聲音。它們開始於小樓最高處的閣樓，保安此前從未聽過，他事後回想起來，那好像是往一個袋子裏裝滿雞蛋，將袋子拎起敲擊硬物，一些蛋殼“哢嚓”破了，蛋黃蛋白輕輕流出來漫過其他雞蛋——整個過程中全部聲音相加之和。隨後，保安又聽見小說家從房裏走出來，在每一層樓盤桓良久，其間他反常地折返閣樓數次，但保安如常以為出版社絕對安全，麻痹大意了。終於，小說家走到一樓。這天他異常消瘦、神情冷峻，令保安不敢搭話。保安這才想起，小說家已經連續數日沒有外出吃飯，不知是怎樣熬過來的。而保安之所以遲遲未想起，是因為他最近多少也在為自己低技術含量的崗位擔心，沒有那麽耳聰目明。小說家走近保安，突然將手裏捆紮好的一團東西往他台子上“砰”地一扔，什麽也不說，揚長而去。

那是他完成的書稿。

一個星期後，按出版社的慢節奏，書稿還未進入審稿流程，小說家也仍然未歸。行政奉命打開閣樓的門，馬上發出和出版社曆來的安靜氛圍不匹配的大聲呼喊，大批編輯連忙奔上來，小樓一時地動山搖。稍後，有人把編輯們擠在門邊從不同角度看見的畫麵匯總起來，報告給新社長。幾天後，消息傳到了老社長耳邊。傾斜屋頂下的小房間遍布屍體，從房間最矮至最高處，屍體依次趴伏在書桌上，坐在椅子上，橫陳在長沙發上，豎立在敞開門的簡易衣櫃裏。並且從那頭到這頭的地板上，還有許多屍體一彎一彎的像超市裏冰凍好的蝦一樣按順序躺著，每條脖子都被拗斷了。每張臉都是小說家，嚴謹來說，是從年輕到中年的各個時期的小說家。每具屍體的右手都抬離身軀，作寫字狀。

在小說快要完成前，小說家新舊時期的自己竭力湧現，爭奪小說主導權，小說家殺死了所有過去的自己，終於完成書稿。

兩個星期後，有編輯在茶歇室使用新買的咖啡機，她打開櫃子下麵的一扇小門取紙杯時，又有一具小說家屍體從裏跌出來。一個月後，發行科在庫房深處移開一堆滯銷書，也發現若幹具小說家屍體。它們全抬起右手作寫字狀，嘴巴張開似在相互辯論。那一晚，小說家因房間已堆滿，把多出的屍體拖到各處藏匿時，保安聽見事實但未猜到真相。

時至今日，小說家沒有再度現身，小說家的小說等待被世人評判，小說家的許多具屍體仍然隱藏在梧桐樹浪掩映的出版社的角角落落，每一具都獻身於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