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歐洲奴隸
雷夫·埃裏克森及其他前往美洲的人，並不是唯一離開一個地區前往另一個地區的北歐人。公元1000年左右，一些斯堪的納維亞人轉而向東航行，越過波羅的海，在東歐開辟了新的道路，這些道路帶來了更深遠的影響。我們今天知道這些人是羅斯人（Rus），他們是流浪者，俄羅斯正是以此命名的。他們大多是男性，與當地婦女通婚，建立長期定居點，還學習斯拉夫語，最終完全融入當地社會。羅斯人在東歐找到了穩定的毛皮和奴隸供應，他們將自己定位為中間商，並通過向拜占庭和中亞的穆斯林消費者銷售皮草和奴隸，獲得了巨額利潤。
盡管羅斯人運回的金銀改變了他們斯堪的納維亞故鄉的經濟，但這些金銀對東歐的改變更大。在10世紀，羅斯人形成了一個貿易聯盟，控製了一大片聚居著不同部落的地區。公元988年或公元989年，這一聯盟的首領、羅斯的弗拉基米爾大公決定皈依拜占庭東正教，這就重新繪製了基督教世界的版圖，將東歐和俄羅斯也囊括在內。（當時基督教的兩個主要分支是拜占庭東正教和羅馬天主教，新教在16世紀20年代宗教改革後形成。）在弗拉基米爾大公皈依時，基督教世界實際還尚未完全形成，直到1204年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後，羅馬才取代君士坦丁堡，成為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全球化的一個關鍵發展是思想傳播和隨之形成的新的宗教勢力範圍，這深刻地影響了每個人，甚至那些待在家裏的人。
第一批來到東歐的斯堪的納維亞移民所崇拜的傳統神祇——威力無比的雷神托爾、雷神之父戰神奧丁以及生育女神弗雷雅，與前往美洲的其他北歐人所信奉的一樣。當時的人把這些移民稱為“Rus”，這個詞來源於芬蘭語中的“瑞典”一詞，意思是“劃船”或“劃船的人”。早期的斯堪的納維亞學者把羅斯人描繪成純粹的斯堪的納維亞人，而1989年以前的蘇聯學者則把羅斯人描繪成斯拉夫人，但羅斯人本身並不是一個單一的種族。他們是各種北方民族的混合體，如挪威人、盎格魯-撒克遜人、法蘭克人和斯拉夫人，他們聯合起來組成戰隊，但很快就解散了。
就像北歐人向西航行到美洲一樣，羅斯人的首領們為了掠奪而向東航行，相對於土著居民，他們擁有組織優勢，有時還會充分利用這一優勢。生活在東歐森林裏的人們捕魚、狩獵，並四處旅行，以尋找某些特定植物，包括那些他們春天種下，秋天再回來收獲的植物。他們以小群體的形式出行，生活非常簡單。一些羅斯人的小群體——特別是在北部伏爾加河流域一帶的，會與當地人混居在一起，用和平的方式與之進行毛皮交換。而在其他地方，羅斯人通過武力獲得毛皮和奴隸。規模更大的羅斯人群體經常會在與當地人發生衝突時擊敗對方，然後開始收取“貢品”，這是保護費的委婉說法。通常情況下，當地人每年會向其羅斯領主進獻一到兩次毛皮和奴隸。
羅斯人到達東歐河穀，這與十七八世紀歐洲殖民者在北美的定居類似，盡管後者享有更大的技術優勢。這兩次相遇產生了不同的結果：歐洲殖民者最終創造了一個使美洲印第安人流離失所的社會，而羅斯人則與土著人通婚，並接受了他們的語言和風俗。
到公元8世紀晚期和公元9世紀初，羅斯領主們已經從毛皮貿易和奴隸貿易中賺到了足夠的錢，他們開始把賺到的錢寄回斯堪的納維亞。從東歐貿易中獲利的首領們所建造的規劃完好的城鎮，在瑞典、挪威和丹麥興起。第一批城市的興起是為了發展他們與東歐的貿易。海澤比（Hedeby）（位於今丹麥和德國的邊境）是當時最大的城市，人口在1000至1500之間。位於丹麥西海岸的裏貝（Ribe）規模並不大，至今仍然存在，是斯堪的納維亞最古老的城市。
注：書中地圖係原文插附地圖
位於瑞典東海岸、距離斯德哥爾摩以西約32公裏的比爾卡（Birka）成為那些進入東歐國家的人的主要出發地，從那裏，羅斯人向東行進了160多公裏，到達俄羅斯洛瓦季河（Lovat River）河畔的城市舊拉多加（Staraya Ladoga）。它的人口包括不同的群體：芬蘭人、波羅的海人、斯拉夫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考古學家在農田旁發現了鬆鼠、紫崖燕和海狸的骨頭，這表明早期的羅斯人在從事農耕的同時，也捕捉動物以獲取皮毛。
同時出土的骨頭和鹿角梳證實了羅斯人在舊拉多加的存在。有穆斯林描述稱，羅斯人很少洗澡，但男人和女人都經常梳頭。在舊拉多加及其鄰近城鎮發現的梳子幾乎一模一樣，這表明一群斯堪的納維亞工匠從一個定居點遷移到另一個定居點，為當地的羅斯居民雕刻梳子。和安第斯山脈的金屬工匠一樣，這些斯堪的納維亞人在得知他們家鄉以外的發展機會後，便搬到了一個新的地區從事貿易。
在貿易的最初階段，羅斯人並沒有試圖占領某個地區。例如在白湖（White Lake）附近，羅斯人建造了一個小的定居點，裏麵隻有6間至10間房子，沒有防禦工事。羅斯人進入東歐隻是為了追逐利潤，而不是出於任何統治者的命令。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人的社群逐漸壯大。
由於歐洲和中東對毛皮的巨大需求，羅斯人進入了東歐。曾記錄了丹麥國王講述的有關文蘭之事的曆史學家不來梅的亞當，抱怨日耳曼人對“奇怪毛皮”的渴望：“這種氣味給我們的世界灌輸了一種致命的‘傲慢毒藥’……不管是對是錯，我們對貂皮長袍的追求不亞於對最幸福之事的追求。”一位公元10世紀的巴格達人指出，即使是那些氣候更溫暖地區的統治者，也會積攢數千件毛皮長袍。
歐洲和中東對奴隸的需求也很大，特別是在當時最大的兩個城市——拜占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以及位於今伊拉克的、阿拔斯哈裏發帝國首都巴格達。君士坦丁堡和巴格達的居民用他們的財富購買奴隸，這些奴隸幾乎都是在對鄰國的襲擊中抓來的。
在公元10世紀初，一位名叫伊本·魯斯塔（Ibn Rusta）的穆斯林觀察者注意到，羅斯人“善待他們的奴隸，並把奴隸打扮得很漂亮，因為對羅斯人來說，奴隸是一種商品”。不來梅的亞當談到了儲存在丹麥西蘭島上的黃金，那是斯堪的納維亞海盜從奴隸貿易中積累起來的，他說道：“維京人不信任彼此，一旦其中一個人抓到另一個人，就會毫不留情地把他賣為奴隸。”來自東歐的奴隸如此之多，以至於在11世紀的某個時候，希臘語中“斯拉夫”（sklabos）一詞的含義，從最初的“斯拉夫”轉變為更廣義的“奴隸”（slave），無論這個人是不是斯拉夫血統。
由於從奴隸和毛皮貿易中獲利，羅斯領主們擁有了越來越多的追隨者，他們為追隨者提供食物、衣服和劫掠來的一部分戰利品，以此作為回報。新領土為雄心勃勃的人提供了崛起的機會。如果他們發了財，就能吸引自己的隨從，從而成為首領。
羅斯人主要是乘坐輕便的有槳獨木舟進入東歐的。東歐的河流都流經相對平坦的地帶，河流之間沒有高山阻隔，因而，在遇到河流枯竭或過於湍急之時，人們就可以輕易地把船隻推上陸地來搬運。
第聶伯河（the Dnieper）是唯一連續的航道，但它有危險的急流。基輔（Kiev）附近是最危險的地段之一，而羅斯人必須經過這裏才能到達黑海。這條河62公裏的航程中，有33米的落差。一位拜占庭的觀察者指出，羅斯人在航行至某個特別難以繼續行進之處時，不得不帶領他們“戴著鎖鏈的奴隸”在陸地上行走9公裏多的路程，然後繼續乘船航行。
最早關於羅斯人的書麵描述來自伊本·胡爾達茲比赫，他是一位波斯官員，他認為羅斯人是生活在薩卡裏巴人（Saqaliba）所居之地的金發民族之一。薩卡裏巴人是阿拉伯語中對北歐和東歐民族的統稱。（阿拉伯語中有多個關於“奴隸”的詞，“Saqaliba”是其中某個單詞的語源。）“他們從薩卡裏巴人所達的最遙遠之地，運送海狸皮、黑狐皮和寶劍到‘羅姆人的海域’（the Sea of Rum）”，即黑海。羅斯人運來的毛皮中，以毛皮密度大的海狸皮、狐狸皮價格最高。
伊本·胡爾達茲比赫沒有提到奴隸，但他提到了羅斯人所用的劍的先進程度。這些劍對羅斯人捕獲奴隸以及從東歐居民那裏獲取毛皮至關重要，它們在市場上的價格也很高。
考古學家發掘出來的羅斯人的劍分為兩類：一種是由當地含許多雜質的鐵冶煉而成；另一種則由鋼製成，而這些鋼是由熔爐或小型密閉模具生產出來的。一些阿拉伯語資料描述了從鐵中煉鋼的複雜技術，還揭示出世界聞名的大馬士革鋼實際上不是在敘利亞製造的。而羅斯人通常是從包括阿富汗在內的其他地方進口用以冶鋼的熔爐的。
一批含碳量最高、質量最好的劍上麵刻有“+ULFBRH+T+”的字樣，因而被稱為“烏爾伯特”劍（Ulfberht），這很可能是源於製造它們的鐵匠的名字，但“U”的前麵、“H”和“T”之間、“T”之後都出現了“+”，沒有人能成功地解釋這種做法。大約有100把烏爾伯特劍留存至今，但其質量參差不齊；有些劍的含碳量高，劍刃很鋒利，而有些劍的含碳量低，劍刃很鈍。公元1000年以後，鑄劍師們繼續生產劍，劍上的字母仍然是“Ulfberht”和“+”的組合，但拚錯字母的情況更多了，這清楚地表明烏爾伯特這一有價值的品牌正在被盜用。
羅斯人帶著鋼劍和匕首，沿著東歐的不同河流向南前進，直到他們到達黑海。從那裏，他們開辟了通往今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的新陸路路線，當時的塞瓦斯托波爾被稱為切爾森（Cherson）。沿第聶伯河而下的旅行大約要20天。
公元10世紀初，切爾森是拜占庭帝國的主要前哨，街道四通八達，城牆雄偉壯觀。居住在北方草原上的牧民牽著他們的馬、羊來到切爾森的市場上，拜占庭商人則在那裏出售絲綢、玻璃器皿、釉陶器、金屬器皿、葡萄酒和橄欖油，而漁夫會出售當天的漁獲，森林居民出售毛皮、蜂蜜和蜂蠟。蜂蠟製成的蠟燭為中世紀世界提供了最高質量的照明；油比較便宜，但燃時會發出一種難聞的氣味，就像牛脂蠟燭一樣。
這類市場是銷售毛皮和奴隸的最佳地點。切爾森正好位於羅斯人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必經路上，這趟路程橫跨黑海，需要六天時間。向巴格達前進的羅斯人團隊選擇了兩條路線：從黑海沿陸路穿過可薩人（Khazars）的領土到達裏海，或者沿著伏爾加河向南到達重要的貿易中心伊蒂爾（Itil）。
伊本·胡爾達茲比赫在他的《道裏邦國誌》中解釋道，因為阿拔斯法律允許“聖經的子民”，即基督徒和猶太人，比其他非穆斯林群體繳納更低的稅，所以羅斯人自稱基督徒。這表明至少有一些羅斯人知道基督教，但還沒有皈依。
關於羅斯人傳統宗教風俗的最詳細信息來自一位親曆者寫於公元922年的遊記。阿拔斯哈裏發為響應保加爾（Bulgar）統治者的要求，派了解伊斯蘭教知識的伊本·法德蘭（Ibn Fadlan）出使該國。在伏爾加中部的一個小鎮上，伊本·法德蘭遇到了一隊羅斯商人，他們正在火化他們的首領和他的“女奴”同伴。伊本·法德蘭詳細描述了羅斯人在為“他們的這位偉人”舉行的葬禮上所發生的群體性行為和活人祭祀，這段描述因其令人不寒而栗的生動刻畫而出名。
已故首領的家人要求有人殉葬，一名女奴同意了。（法德蘭沒有解釋原因。）葬禮的時間到了，女奴喝了一杯酒。然後，“六個人進了帳篷。他們都和那個女奴發生了性關係”。法德蘭沒有對此進行評判，他客觀地報告他所看到的。也許他沒有意識到，他是在觀察一種宗教的生育儀式，在這種儀式中，信奉北歐戰神奧丁和生育女神弗雷雅的人通過性行為祈求族群的繁衍。
然後，一個“又黑又胖，既不年輕也不年老”的女祭司幫助準備了火葬船。伊本·法德蘭稱她為“死亡天使”，並總結了她的職責：“她的職責是縫製首領的衣服，將他收拾停當；而殺死女奴的也是她。”四名男子把女孩放在死者旁邊，把她按倒在地：“死亡天使在女孩的脖子上係了一根繩子，兩端交叉，再交由兩個男人來拉動。然後死亡天使拿著一把寬刃匕首向前走去，開始在女孩的肋骨間**，而兩個男人則用繩子勒著她，直到她死亡。”
已故首領的至親點燃了火葬柴堆，他們把船和首領以及女奴的屍體放在上麵。斯堪的納維亞葬禮的風俗多種多樣。在上述例子中，羅斯人焚毀了一艘滿載祭品的船隻；但考古學家也發現過一些船隻，船上的祭品完好無損。
羅斯商人向他們的神祇尋求幫助，讓其生意興旺發達。伊本·法德蘭寫道，當一名商人到達伊蒂爾交易點（這裏離伏爾加河匯入裏海的河口處很近）時，捐了一筆錢。然後，他跪倒在一尊巨大的木質神像前，神像周圍是許多小雕像，並祈禱道：“主啊，我從遠方長途跋涉而來，帶著如此多的女奴和數量龐大的黑貂皮。我希望你賜給我一個富商，他有許多第納爾（dinars）和迪拉姆（dirhams），我想讓他從我這裏買什麽，他就會買什麽，我定任何價格他都不會討價還價。”第納爾是金幣，迪拉姆是銀幣。兩種錢幣都可以被熔化，製成臂章和項圈。根據伊本·法德蘭的記錄，每積累一萬枚迪拉姆銀幣，羅斯首領們就會給他們的妻子一個銀項圈。
硬幣可以揭示大量關於過去的信息，特別是關於當時的東歐和斯堪的納維亞等鮮有書麵記錄的社會。如果不是因為硬幣，我們根本就不會意識到，大量財富從君士坦丁堡和伊斯蘭世界轉移至羅斯人手中，用於購買進口的毛皮和奴隸。在北歐和東歐出現了數百處寶庫，其中一些藏有超過一萬枚硬幣。羅斯人把陶罐、玻璃罐、金屬罐或樺樹皮當作臨時的安全儲藏容器，再把銀幣置於其中，埋在地下，不知是出於什麽原因，他們留下了許多這樣的地下儲藏品，直到考古學家把它們發掘出來。
埋藏於斯堪的納維亞的數量最為龐大的一批硬幣是在瑞典的哥特蘭島（Gotland）出土的，其埋藏時間約在公元870年後。哥特蘭島位於波羅的海，在斯德哥爾摩以南約200公裏處。考古學家在1999年發現了一個寶庫，其中有14 295枚硬幣，年代從公元539年到公元871年，還有486枚由熔化的硬幣製成的臂章。首領們用硬幣和臂章獎勵其追隨者。這些銀器共重67公斤。寶庫中有些硬幣完好無損，而另一些則被切成了碎片。
一旦銀被熔化，就不再是硬幣的形狀，之後確定一件物品價值的唯一方法就是稱重。為了做到這一點，羅斯人采用了一種來自伊斯蘭世界的新工具，即天平。天平在斯堪的納維亞和東歐各地都已出現過，這是早期技術轉移的可信證據。新出現的天平並沒有取代工人的位置，因為在斯堪的納維亞，以前並沒有人做給銀稱重的工作。事實證明，天平非常受歡迎，因為它們可以為人們提供一種新的、急需的服務，就像今天的手機一樣。
隨著時間的推移，羅斯人逐漸不再用熔化的硬幣來製作臂章。哥特蘭島另一處寶庫（被埋於公元991年以後），反映出人們對硬幣的依賴與日俱增。這處寶庫中沒有臂章，而是包含了1911枚銀幣：其中1298枚刻有阿拉伯文，591枚來自日耳曼，11枚來自伏爾加保加爾（Volga Bulgar）， 6枚來自英格蘭，3枚來自拜占庭，2枚來自波希米亞。這些硬幣提供了有關羅斯人主要貿易夥伴的珍貴信息，而這些信息是無法從文獻中獲得的。對羅斯人來說，伊斯蘭世界遠比西歐重要。公元950年左右，從中亞分離出來的薩曼帝國（the Samanid Empire）取代了阿拔斯王朝，成為質地最純的銀幣製造者。
從伊斯蘭世界到斯堪的納維亞、到羅斯人居住區的財富轉移量有多大？我們先來看看鑄造於公元670年至1090年間且出土數量驚人的迪拉姆銀幣：瑞典出土了8萬枚，波蘭出土了3.7萬枚，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出土了20.7萬枚。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鑄造於公元9世紀到10世紀的伊斯蘭銀幣出土總數為40萬枚。當然，這些隻是考古學家發現的硬幣；原來埋在地下的硬幣數量肯定要比這高出許多倍，據說可達100萬枚，隻是後來有許多的硬幣被熔化或者丟失了。
100萬枚硬幣能買到多少奴隸？在11世紀，這些硬幣能購買10萬名奴隸，或者說大約每年能買1000名奴隸。
在公元10世紀後期，伊斯蘭世界開始出現全區域的白銀短缺。因此，經羅斯人出售毛皮和奴隸而流入斯堪的納維亞的白銀逐漸減少，少數規模較小的寶庫中有銀幣，這些銀幣是在公元10世紀末或11世紀初鑄造的，但沒有一枚鑄造於1013年以後。
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出土的硬幣中，也有英格蘭硬幣。這是一個重要的提醒，提醒人們在公元793年，不列顛群島遭受第一次攻擊後，北歐人繼續對其進行了幾個世紀的掠奪。按照北歐人一貫的做法，每當他們征服不列顛群島的某個地方，他們就要求收取保護費。北歐人控製了英格蘭中部的大片地區，並在一個名為“丹麥區”（Danelaw）的區域實行丹麥的法律。
從公元9世紀中葉到11世紀60年代的兩個世紀中，無論是北歐人還是英格蘭人都沒有對不列顛群島獲得過持久的控製權，除了挪威國王克努特大帝（Cnut the Great）曾一度幾乎統一了丹麥、挪威和英格蘭。1016年，他打敗了英國人，並於1018年從他的英國臣民那裏榨取了82 500鎊重的銀幣，以此來獎勵其追隨者。（當時的磅比現在的磅要輕，因此這些銀幣也就是3萬多公斤。）1028年，克努特獲得“英格蘭全境、丹麥全境、挪威全境和瑞典部分國境的國王”的頭銜。但自1035年他過世後，英格蘭的王位又回到了“懺悔者”愛德華（Edward the Confessor）手中，且英格蘭與丹麥、挪威分治。
瑞典哥特蘭島的某個寶庫出土過西班牙鑄造的24枚硬幣，這證實了維京人曾在地中海活動，地中海是他們在歐洲活動的最南端。考古學家們非常巧妙地解釋了北歐人在南方留下的少量證據。例如，大西洋馬德拉島（Madeira）的一個據點出土過老鼠骨頭，其日期可以追溯到公元900年到1036年間。由於這些老鼠的DNA更接近斯堪的納維亞和德國的老鼠的DNA，考古學家得出結論，斯堪的納維亞人比15世紀的葡萄牙人更早到達馬德拉島。
文字史料也記錄了北歐人到西西裏島的航行，他們在公元900年左右到達西西裏。北歐人後代羅傑二世（1130—1154年在位）在12世紀時以諾曼人國王的身份統治該島，並以向基督教和穆斯林藝術家、學者提供財政支持而聞名。在羅傑的宮廷，伊德裏斯繪製了一幅直徑為2米的非洲-歐亞大陸圓形銀質地圖。
在錢幣出口的高峰期，一些向南航行的羅斯人最終來到了君士坦丁堡以充當雇傭兵。他們是“瓦良格人”（Varangians），這是一個古老的挪威語詞匯，始現於公元950年，意為“信誓旦旦的人”，引申開來就是指斯堪的納維亞人。拜占庭皇帝擁有一支單獨的瓦良格人衛隊，他們以勇猛著稱。這些瓦良格衛隊中的其中兩人可能在聖索菲亞大教堂的陽台上用古挪威文進行塗鴉（一些專家懷疑其真實性）。
其他斯堪的納維亞人隻是冒險家和財富的追求者。
其中一位是典型的軍閥首領，名叫“遠行者”英格瓦爾（Ingvar the Far Traveler），他是自己薩迦中的英雄，這個故事講述了他與龍、與巨人的多次戰鬥。英格瓦爾和他的同伴們沿著第聶伯河航行，越過黑海，穿過高加索山脈，最後到達裏海。他渴望建立自己的王國，在這篇薩迦中，他隻有20歲，這表明年輕人可以在軍閥混戰的社會中崛起。
最終，英格瓦爾病倒了，他手下一半的人也病倒了，25歲時，英格瓦爾死於中亞某地，很可能是今烏茲別克斯坦的花剌子模（Khwārazm）地區。這是北歐人到達的最東端。英格瓦爾在死前，要求其追隨者“把我的屍體帶回瑞典”，這一請求解釋了為何瑞典中部有26座他的追隨者的符石墳墓。
公元1000年左右，被一群掠奪者割據的歐洲世界慢慢被征稅的君主國所取代。國王獎賞其臣民以土地，而不是戰利品。早期的一個例子是征服者威廉，他的祖先在公元10世紀初作為海盜來到法蘭克王國，開始征收保護費，並最終成為英格蘭的諾曼人國王，這些事件在聞名全球的貝葉掛毯上都有描繪。
1066年威廉對英格蘭的入侵，標誌著維京時代的結束。威廉政府在英格蘭實行了改革，而事實上，同樣的改革也發生在斯堪的納維亞的許多土地上，統治者用專門的土地獎勵其追隨者，而農業收入使新的土地所有者有可能為其土地繳納稅款。
當為羅斯人選擇基督教為國教的弗拉基米爾大公掌權之時，羅斯人的領土上也發生了類似的轉變。早期時代的各方混戰，讓位於由某一具備領導能力的部落中的多位成員來共同統領的新的統治結構。在這裏，我們不需要從硬幣中梳理出到底發生過什麽事情，因為我們可以查閱一部詳細的資料，即《往年紀事》（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它記錄了羅斯王公們的編年史。此書撰寫於1050年至1113年間。
公元860年至公元862年的條目解釋了第一批羅斯王公是如何掌權的。生活在東歐的斯堪的納維亞人“遠渡重洋來到瓦良格羅斯（Varangian Rus）”，並邀請了三兄弟來統治他們。兄弟們建立了留裏克王朝（Rurikid Dynasty）。需要注意的是，《往年紀事》明確地將來自大洋彼岸的新霸主定義為外來者。留裏克王朝的建立並沒有終結各方混戰的時代，王位的繼承和以前一樣混亂不堪，並充滿爭議。留裏克王朝的每任統治者死後，都會爆發一場混戰，直到勝利者出現。
克雷莫納的利烏特普蘭德（Liudprand of Cremona， 920—972）是一位尖酸刻薄的意大利使節，我們從他那裏得知，羅斯人在公元941年組建了一支強大的海軍。公元941年，當羅斯人進攻君士坦丁堡時，被德意誌國王奧托派往君士坦丁堡的利烏特普蘭德並不在這座城市裏，但他的繼父告訴他，於公元912年掌權的羅斯人領袖伊戈爾大公（Prince Igor）率領著一支擁有千艘戰船的艦隊。
為了保衛首都，拜占庭皇帝改裝了15艘戰艦，使它們能夠發射拜占庭最強大的武器——希臘火（Greek fire）。幾個世紀以來，拜占庭人都對其成分加以保密。希臘火中含有石油，就像現代的凝固汽油彈一樣，即使在與水接觸後仍能夠燃燒。由於拜占庭艦隊噴射希臘火，羅斯人隻能跳船遊向岸邊，以求活命。
君士坦丁堡給克雷莫納的利烏特普蘭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將君士坦丁堡視作他那個時代最先進的城市（他從未到訪巴格達）。這座城市的奇跡包括安置在君士坦丁七世（Emperor Constantine VII，公元913—959年在位）寶座周圍的機械鳥和獅子。不同種類的鳥唱著不同的旋律，鍍金的獅子“似乎在守護著他（君士坦丁），它們用尾巴拍打著地麵，發出一聲咆哮，嘴巴張開，舌頭若隱若現”。利烏特普蘭德對國王的寶座特別著迷，這個寶座還可以通過一個隱藏的裝置（可能是滑輪）升到天花板上。
公元945年，羅斯人與拜占庭簽訂了一項條約。羅斯人的領袖伊戈爾仍然需要和他的親戚們商量，這表明他還沒有成為成熟的君主。因為羅斯人首領與他人分享權力，曆史學家稱他們為“王公（prince）”而不是“國王（king）”。條約還表明，一些羅斯人已經受洗成為基督徒，不再隻是為了獲得稅收減免而偽裝成基督徒。
伊戈爾的公國不同於當時的農業君主國，如法蘭克王國，因為羅斯王公的官員隻夠對商業征稅，而騰不出人手對農業征稅。對商業征稅隻需要在所有交通樞紐派駐官員，這是一項相對簡單的任務，而對農業征稅則需要一個規模更大、更成熟的官僚機構。
在對拜占庭的進攻中，羅斯人總體上是成功的，盡管他們戰敗於君士坦丁堡，且沒能控製第聶伯河流域。公元945年，駐紮在基輔東部的德列夫利安人（Derevlians）奮起反抗羅斯人，拒絕繳納貢品，並殺死了伊戈爾。為了給丈夫報仇，伊戈爾的遺孀奧爾加（Olga）領導了一場成功的軍事行動，奴役或殺害了所有幸存者，並摧毀了他們的首都，在烏克蘭西部今克羅斯滕（Korosten）的挖掘工作已經證實了這一點。
奧爾加還改變了羅斯人征集貢品的方式。她沒有讓羅斯官員每年冬天去各個部落征收不同的產品，而是命令羅斯人的臣民前往當地的貿易站。在那裏，他們直接向她的官員繳納毛皮和其他林產品，這是加強羅斯君主製的重要一步，因為它使王公的收入來源合法化了。
奧爾加是第一批改信基督教的羅斯人之一。公元945年至公元961年，伊戈爾的兒子斯維亞托斯拉夫（Sviatoslav）年紀還太小，無法獨立統治，在擔任攝政王期間，奧爾加選擇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洗禮。據《往年紀事》記載，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向她求婚，她巧妙地拒絕了：“您親自給我洗禮，稱我為您的女兒，您怎麽能娶我呢？因為在基督徒中，那是不合法的，你們自己也該知道。”君士坦丁很快就承認失敗，顯然他並沒有因此而生氣：“奧爾加，你比我聰明。”這兩人可能沒有說過這些話，但奧爾加確實皈依了拜占庭式的基督教，而且她肯定沒有嫁給君士坦丁。
當奧爾加請求君士坦丁派遣傳教士到羅斯來教導他們基督教教義時，他拒絕了。然後她詢問德意誌國王奧托一世，對方也沒有給予實質性回應。這一順序表明，羅斯人首先是向拜占庭人尋求幫助，然後才是奧托王朝。奧爾加攝政期間，基輔的一些臣民已經是基督徒了，就像公元10世紀中葉婦女的墳墓所顯示的那樣：那些婦女被埋葬時，脖子上掛著十字架。當她的兒子斯維亞托斯拉夫一世在公元963年開始親政時，奧爾加辭去了攝政王的職務，而這位國王拒絕皈依基督教。
諾夫哥羅德（Novgorod）和基輔成為斯維亞托斯拉夫王國中最重要的兩個城市。北部的諾夫哥羅德很容易防守；第一座城堡（或稱要塞）的城牆於公元1000年左右修建。在南部，坐落在第聶伯河西側高岸上的基輔成為南北貿易的樞紐；到公元1000年，那裏已經居住了數千人。
和他之前的許多軍事領袖一樣，斯維亞托斯拉夫留下了其死後由哪個兒子繼任的指示。他明確規定弗拉基米爾——一個奴隸女孩的孩子，應該統治諾夫哥羅德，而弗拉基米爾同父異母的兄弟伊阿波洛克（Iaropolk）應該接管基輔。盡管如此，他所計劃的和平繼承並沒有發生，這是常有之事。他的兒子們爆發了一場權力的鬥爭。公元980年，經過八年的戰鬥，弗拉基米爾和一支斯堪的納維亞雇傭軍侵入基輔，殺死了他的兄弟，控製了這座城市。
那時，弗拉基米爾的處境仍岌岌可危，於是他開始考慮改信基督教，這是他從祖母奧爾加那裏學來的。作為一個無自由的奴隸之子，他渴望合法性，他需要擺脫謀殺兄弟的惡名。弗拉基米爾還麵臨著其他難題。他掌權時恰逢金融危機，因為公元1000年後全歐洲的白銀都出現了短缺。弗拉基米爾麵臨著來自奴隸貿易收入的下降，而這曾是羅斯人主要的收入來源。
為了獲得支持，弗拉基米爾為六位傳統的羅斯神祇立了塑像，其中包括閃電之神佩倫（Perun）。然而，弗拉基米爾意識到，由於他的臣民沒有共同的信仰體係，缺乏共同的身份，這削弱了他對他們的控製。政治對手可以通過將支持者團結在一個弗拉基米爾並不信奉的神祇周圍，來輕易挑戰弗拉基米爾的統治。
弗拉基米爾開始尋找一種能夠贏得其所有臣民忠誠的核心宗教。一旦他選擇了正確的宗教，並要求他的臣民皈依，他就可以禁止崇拜其他神祇，並阻止對其政府的任何挑戰。
弗拉基米爾並不是特例，其他君主也一直派遣使者去了解他們鄰國的宗教風俗。在君主們選擇某種宗教作為自己的國教時，他們對其教義往往所知甚少，也許僅限於傳教士告訴他們的那些。盡管如此，這些統治者還是花費了相當多的精力，來思考他們自己及其臣民應該信仰哪種宗教。
他們會因為做出了正確的選擇而獲益良多。除了崇拜更強大的神祇以及加入更大規模的教會，他們還希望與支持同一信仰的其他統治者結盟。越來越多的接觸導致了公元1000年前後宗教皈依的集中化，並形成了大型的宗教大區，這些大區甚至與今天的貿易和防務組織有著驚人的相似。
根據《往年紀事》記載，公元986年，弗拉基米爾接待了來自四個鄰國的使者：信猶太教的可薩人、屬於穆斯林的保加爾人、日耳曼奧托王朝的羅馬天主教信奉者，以及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基督徒。
弗拉基米爾對猶太教略知一二，他在回應可薩人的使者時透露了這一點，可薩人可能在一百年前就改信猶太教了。可薩人控製著頓河上遊和伏爾加河下遊之間的大片土地。很明顯，猶太教為可薩人提供了一個介於拜占庭帝國的基督教和阿拔斯哈裏發的伊斯蘭教之間的中間地帶，因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教義都承認猶太教是合法的宗教。然而，猶太教仍然是一個奇怪的選擇。附近沒有強大的猶太盟友（盡管伊拉克北部、也門和北非的一些早期統治者已經改信猶太教）。事實上，當時的歐亞大陸上並沒有猶太國家。
可薩人實行雙君主製。一位被稱為“別乞”（Beg）的國王負責政府的日常事務，而另一位被稱為“可汗”（Kaghan）的統治者則任儀式首領。某位別乞可能在公元800年到公元810年間的某個時候皈依了猶太教，但這種皈依並沒有影響到他的臣民。
公元837年至公元838年間，當某位可汗皈依猶太教時，可薩人的鑄幣廠發行了三種新的硬幣。摩西迪拉姆（Moses dirhams）是這些硬幣中最知名的，盡管隻有七枚留存至今。它們由銀製成，鐫刻著阿拉伯語，幾乎與阿拔斯王朝發行的迪拉姆硬幣一模一樣。唯一的區別是摩西迪拉姆硬幣上刻著“摩西是神的使者”，而非“穆罕默德是神的使者”。
可薩人改信猶太教的過程是漸進的，而且隻是部分的；而波斯地理學家伊本·法基赫（Ibn al-Faqih）在公元902年或公元903年寫道：“可薩人都是猶太教徒，但他們是最近才被猶太化的。”考古學家至今仍未找到可薩平民信仰猶太教的證據。在成千上萬帶有各種塗鴉和圖畫的泥磚上麵，他們並未發現燭台或其他猶太符號。
曆史學家有時會遇到這種情況，文字史料說了一件事，但缺乏考古學證據來證明它。如果書麵記錄是正確的，那麽可薩人在公元70年古以色列神廟被毀到1948年現代以色列建國之間，建立了最大的猶太國家。
可薩人非常善於觀察，《往年紀事》的作者寫道，一群可薩人在公元986年左右試圖將弗拉基米爾轉變為猶太教徒，他們提出了以下觀點：猶太教的教義包括“包皮環切，不吃豬肉或野兔肉，遵守安息日”。禁食野兔肉並不是典型的猶太教飲食規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可薩人不吃兔肉。考古學家發現了許多用野兔腳做的生育護身符，表明可薩人崇拜野兔。
可薩人的使者解釋說，作為猶太教徒，他們不住在耶路撒冷的故土，因為“神向我們的祖先發怒，又因我們的罪孽而把我們分散在外邦中”。這時，弗拉基米爾斷然拒絕了他們的提議：“如果上帝愛你們和你們的信仰，你們就不會被流放到異國他鄉。你們希望我們也接受這樣的命運嗎？”弗拉基米爾的回答表明，他知道耶路撒冷不是由猶太人統治的〔當時控製這座城市的埃及法蒂瑪王朝（Fatimid Dynasty）是什葉派穆斯林〕。
弗拉基米爾不想皈依那些式微的宗教。他在尋找一個比自己勢力更強大的盟友。在接下來的一年裏，當弗拉基米爾派代表造訪各個國家，而這些國家的使者也敦促弗拉基米爾接受他們的宗教信仰時，他甚至沒有派人去可薩人那裏。
下一個候選者伏爾加保加爾人，他們的勢力要強大得多。公元986年，保加爾人的使者向弗拉基米爾解釋說，穆罕默德“指示他們行割禮，不吃豬肉，不喝酒”。保加爾使者繼續說道，穆罕默德承諾會給每個死後的男性信徒“70名美麗的女子。信徒可以選擇一位美麗的女子，而穆罕默德將賜予她所有女人的魅力，她會成為這個人的妻子。穆罕默德保證人的欲望都可以得到滿足”。阿拉伯語詞匯中“美麗的女子”，其字麵意思是指擁有明亮眼白與漆黑瞳孔的女子，人們認為隻有最美麗的處女才具有這種特征。
從《往年紀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無論是信奉猶太教的可薩人，還是穆斯林保加爾人，都沒有足夠的力量來為皈依的弗拉基米爾提供真正的好處。
第三個代表團來自信奉羅馬基督教的日耳曼奧托帝國。他們控製了意大利的部分地區，包括羅馬，還任命了教皇。日耳曼人傳達了教皇的觀點：“你們的國家和我們的國家一樣，但你們的信仰和我們的不同。”這段被截斷的對話一定是後來才被插入《往年紀事》裏的，因為它暗示了羅馬教會和君士坦丁堡教會之間的裂痕。事實上，在公元986年，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兩個基督教會仍然是統一的。
《往年紀事》並沒有準確地呈現該事件真實的情況。很明顯，關於弗拉基米爾皈依的記載被分割開來，散亂地收錄在這部編年史的不同年份裏。關於日耳曼的羅馬基督徒的敘述，很有可能是後來的補充，且該書對東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的這種過於齊整的三分式記載也引人懷疑。
然而，即便整個故事都是為解釋所發生之事——除了近鄰拜占庭，弗拉基米爾又能接受誰的宗教呢？——而虛構的，它仍然顯示了公元1000年後所流傳的宗教信息，而當時也是《往年紀事》成書之時。我們確實得到了來自伊斯蘭史料的外部證實：一位名叫“弗拉基米爾”的羅斯統治者派了四名親戚去見花剌子模的統治者，詢問有關伊斯蘭教的信息。這一歐洲之外的史料表明，弗拉基米爾積極地尋求有關鄰國的各種信仰體係的信息，因為他正糾結要皈依哪一種信仰。
《往年紀事》花費了較多的篇幅來記敘拜占庭教會的教義，有位學者對創世記、耶穌受難和審判日作了詳細闡釋。他的闡釋被稱為“哲學家的演講”，顯然是後來才被編者添加到文本中的。這就強調了一個重要現實：倘若基督教文本沒有被翻譯成斯拉夫語，所有新的宗教教義都必須通過口頭來傳達。在聽完這段演講並詢問幾個問題後，弗拉基米爾回答道：“我還要再等一會兒。”他再次推遲了對王國宗教的選擇。
公元987年，在與貴族和城市長老商議過後，弗拉基米爾派遣了一支由10名顧問組成的隊伍，首先前往伏爾加保加爾，然後去了德意誌，最後去了君士坦丁堡。他們拒絕了保加爾人的伊斯蘭教和日耳曼人的羅馬基督教。
《往年紀事》將弗拉基米爾皈依拜占庭基督教的決定，描述為一係列的四個事件。第一個事件是他的軍隊在切爾森擊敗了巴爾達斯·福卡斯（Bardas Phokas）的軍隊，後者是拜占庭皇位的繼承者；第二個事件是他失明了；第三個事件是他接受了洗禮，恢複了視力；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事件，他迎娶了拜占庭統治者巴茲爾二世（Basil II）的妹妹安娜。
同時代的拜占庭和日耳曼觀察者，都不認為弗拉基米爾皈依基督教是一件大事；對他們來說，這隻是拜占庭人和羅斯人之間的一件小事。
然而，從我們今天的角度來看，弗拉基米爾的皈依是基督教世界形成的關鍵一步。弗拉基米爾的王國有500萬人口，麵積超過100萬平方公裏，是法蘭西國土麵積的兩倍。弗拉基米爾選擇基督教，意味著東歐轉投拜占庭——而非耶路撒冷、羅馬或麥加。羅斯人雖與西歐保持著緊密的經濟和文化聯係，但他們隻有一個宗教中心，那就是拜占庭。
每當像弗拉基米爾這樣的統治者決定皈依一種新宗教時，不同宗教大區的邊界就會發生變化。下文中的圖表列出了一些在公元1000年左右為自己王國選擇了某種宗教的統治者。大多數情況下，統治者們都選擇與一個或幾個鄰國為伍；與他們共享這種新信仰的人民會成為其軍事盟友和主要貿易夥伴。雖然他們繼續與其他信仰的統治者保持聯係，但他們與同宗教信徒們的關係會更密切，並且他們通常相信世界被劃分成了不同的宗教大區。
地緣不再是人們自我身份認同的唯一依據。人們（包括所有待在家裏的人）開始將自己的家鄉當作是宗教大區的一部分，進而開始認同更大的群體，這是全球化的關鍵一步。
史料來源：安德斯·溫羅斯（Anders Winroth）《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轉變：北歐重塑過程中的維京人、商人和傳教士》（Conversion of Scandinavia: Vikings, Merchants, and Missionaries in the Remarking of Northern Europe, 2012），第112—118頁，第162—163頁。安德烈亞斯·卡普洛尼（Andreas Kaplony）《土耳其人的皈依》（“The Conversion of the Turks”）一文，收入《中亞伊斯蘭化》（Islamisation de l’Asie Centrale），第319—338頁；芭芭拉·H. 羅森溫（Barbara H. Rosenwein）《中世紀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第86頁；彼得·金（Peter B. Golden）《卡拉哈尼人和早期伊斯蘭教》（“The Karakhanids and Early Islam”）一文，收入《劍橋早期內亞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第362頁。
塞爾柱的追隨者采用他的名字作為部落名，他們後來就被稱為塞爾柱人。雖然關於這個民族早期曆史的資料很少，但塞爾柱·伊本·杜卡克似乎已經皈依了伊斯蘭教，因為他和弗拉基米爾一樣，想變得更強大。在他於公元1000年左右皈依伊斯蘭教之時，他的部落隻是中亞眾多部落中的一個，但到了11世紀中葉，在塞爾柱的孫子們的領導下，塞爾柱王朝成為世界上主要的伊斯蘭強國之一。
一些斯堪的納維亞的統治者在這個時候改信了基督教。和弗拉基米爾一樣，綽號“藍牙”的丹麥國王哈拉爾也是作為非基督徒被撫養長大的。公元10世紀60年代，他統一了丹麥，並暫時控製了挪威。他認識到基督教一神論的力量是他新王國的統一力量，他決定皈依。（英特爾和愛立信的工程師將他們的新技術稱為“藍牙”，因為它將電腦和手機連接在一起，就像哈拉爾統一了丹麥和挪威一樣。）
工程師將“Harald”和“Bluetooth”中首字母“H”“B”對應的如尼文字母組合在一起，創造了藍牙標誌。
一旦某個統治者皈依了一個主要宗教，他便能接觸到那些可以協助治理國家的神職人員。這些神職人員能讀會寫，還會計算，可以幫助像弗拉基米爾這樣的君主獲得更大的控製權。這些技能在公元1000年左右變得越來越重要，特別是因為統治者需要有文化的官員來幫助他們起草文件，以及計算要征收的稅款。
弗拉基米爾在公元988年或公元989年受洗，不久後，他的臣民在第聶伯河接受了大規模的洗禮。在弗拉基米爾皈依後的第一個世紀裏，隻有皇室和貴族才會在教堂內舉行婚禮。在主教區之外的羅斯地區，普通民眾接受新宗教教義的速度較慢。他們每年隻與政府官員接觸一兩次，即在他們上繳毛皮貢品的時候。那些集體受洗的人並沒有接受任何宗教指導，繼續崇拜傳統神祇。
弗拉基米爾任命主教到他王國的不同地區。基輔相當於一個大主教的教區，直接處於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之下。第聶伯河中部地區是新宗教的核心地區，新宗教在基輔周圍250公裏的範圍內最為活躍。
弗拉基米爾的洗禮隻是基督化過程的第一步，這一過程通常需要幾個世紀才能完成。在每一個其統治者皈依了新宗教的國家中，情況都是如此。弗拉基米爾的臣民必須放棄他們的前基督教時期的風俗，吸收新宗教的教義，並接受主教和神職人員的宗教領導，這樣才能成為真正的基督徒。在12世紀，規模較小的要塞城鎮和晚近被征服的地區皈依了；到13世紀，一個完整的教區網絡形成了。大批拜占庭工匠來到羅斯公國各地建造新的教堂，最終，所有的民眾都接受了基督教的教義。這就是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作用：一旦一個統治者改變了信仰，即使是那些仍然留在自己農田裏的臣民，也必須在遠離其家鄉的教堂裏參加宗教儀式。
在弗拉基米爾皈依時，拜占庭教會比羅馬的梵蒂岡教會勢力強大得多。但在僅僅兩個世紀中，羅馬教會就取代了拜占庭教會，成為基督教世界最強大的教會，教皇的影響力也遠遠超過了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教會宗主教。在公元1000年到1200年間，西歐經曆了一次大規模的經濟增長；而與此同時，拜占庭帝國一直在喪失領土。這些變化改變了梵蒂岡和君士坦丁堡之間的關係。羅馬成為基督教會的中心後，至今失去這個地位。
公元4世紀，在得到羅馬皇帝的承認後，基督教會在五個城市設立了中心：安條克（Antioch）、亞曆山大、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和羅馬。前四個城市的高級神職人員都有同樣的宗主教頭銜；羅馬主教則被稱為教皇。由於四位宗主教和羅馬教皇的等級相同，因此並沒有某個人來出任基督教會的領袖。
在亞曆山大、安條克和耶路撒冷於公元7世紀三四十年代被穆斯林統治之後，他們的宗主教繼續領導著眾多基督教信徒。然而，由於羅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掌管著非穆斯林地區的基督教教堂，他們成了最具影響力的兩位基督教神職人員。在弗拉基米爾皈依東正教時，羅馬教會和拜占庭教會的某些風俗有所不同。東正教的禮拜儀式是用希臘語念的，羅馬教會則用拉丁語念；東正教的神職人員習慣於留胡子，羅馬的神職人員則不然；東正教教徒在領聖餐時吃發酵的麵包，羅馬教會的會眾則吃未經發酵的麵包。
1053年，意大利南部的諾曼統治者（他們的祖先是北歐人）襲擊了拜占庭帝國，教皇覺得這是一個提升自己地位的機會，於是反擊諾曼人，但最終被俘。人們可能會認為，擁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即諾曼人，會將羅馬和拜占庭聯係在一起，但事實恰恰相反。
這兩個教會之間發生衝突的時候，正是拜占庭帝國領土大量流失之際。1071年，塞爾柱人在今土耳其東部的曼茲克爾特（Manzikert）戰役中擊敗了拜占庭人，並繼續征服了位於安納托利亞（Anatolia）的拜占庭帝國的諸多產糧地。同一年，諾曼人在意大利東海岸城市巴裏（Bari）取得的勝利，具有同樣的毀滅性意義，這導致拜占庭喪失了意大利南部的所有領土。
即便如此，此時君士坦丁堡的東正教會仍然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因為羅馬教會陷入了衝突：德意誌國王亨利四世（Henry IV）強烈反對教皇格裏高利七世（Pope Gregory VII）試圖增加自己權威的做法，於是，亨利四世於1084年入侵羅馬，用一位新的教皇取而代之，曆史學家稱其為“偽教皇”。
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從君士坦丁堡轉移到羅馬，花了120年（1084—1204）時間。這一轉變發生在羅斯的領導者們尚未卷入西歐事務之時。這些事件是如此複雜，參與者是如此之多，所以我們最好抓住兩個關鍵，來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麽事。首先，我們來看看君士坦丁堡，看看是什麽讓這座城市的居民對居住在那裏的意大利僑民如此憤怒。然後我們會轉向更廣闊的領域，來看看十字軍如何促進了羅馬的強大，如何造成君士坦丁堡的幾近毀滅。
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社區的曆史，展現了全球化的另一個方麵：相當數量的外國人來到一個城市做生意，建立家庭（通常與當地婦女結合），並深深地敵視他們周圍的每個人。麻煩始於1081年，也就是拜占庭人敗於曼茲克爾特戰役的十年後，拜占庭的皇帝請求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幫助對抗阿爾巴尼亞（Albania）的諾曼人。
當時，幾個意大利共和國非常繁榮，擁有強大的軍隊，而威尼斯人是最富有的。作為援助拜占庭的回報，拜占庭皇帝允許威尼斯商人有權在帝國幾乎所有的地方進行貿易。此外，他完全免除了威尼斯人的商業稅。
後來，拜占庭皇帝意識到，威尼斯人被賦予了太多的特權，但每當皇帝試圖削減這些特權時，威尼斯人就會發動進攻，迫使皇帝讓步。為了將自己的皇權淩駕於威尼斯人之上，皇帝讓比薩和熱那亞的商人在君士坦丁堡擁有自己的住宅區，就在威尼斯人的住宅區旁邊。他還給予這些人稅收優惠，但並不像對威尼斯人那樣慷慨。
很快，享有特權的威尼斯人與憤怒的當地人之間爆發了頻繁的街頭鬥毆。1149年，在科孚島（Corfu）發生的一場集市小衝突升級成了一場大戰。當拜占庭海軍設法趕走威尼斯人時，威尼斯人前往鄰近島嶼的一個港口，在那裏，他們奪取了皇帝的戰艦。登船後，他們舉行了一個模擬加冕儀式，由一個埃塞俄比亞人扮演皇帝。這一滑稽短劇有明顯的種族含義：拜占庭皇帝曼努埃爾的深膚色是眾所周知的。
隨著比薩人、熱那亞人和威尼斯人之間的緊張關係升級，局勢繼續惡化。1171年，威尼斯人在熱那亞社區橫衝直撞。作為報複，拜占庭皇帝逮捕了城裏所有的威尼斯人（包括婦女還有兒童），並沒收了他們的財產。
緊張局勢持續發酵，1182年，衝突爆發了。當時城裏大約有六萬名意大利人，大部分來自比薩和熱那亞（威尼斯人要麽在十年前就已逃離，要麽被關在監獄裏）。在皇帝及其皇位競爭者的鬥爭過程中，一群當地居民發生暴動，並殺死了數千名意大利人，這就是後來所謂的“拉丁大屠殺”。
盡管這座城市的居民和外籍人士都是基督徒，但東正教會的神職人員鼓勵其追隨者將目標對準說意大利語的天主教神職人員。當群眾在君士坦丁堡砍掉教皇代表的頭顱後，他們把頭顱綁在一條狗的尾巴上，讓狗拖著它穿過街道。拜占庭人將4000名幸存的意大利人當作奴隸，賣給了塞爾柱突厥人。“拉丁大屠殺”標誌著君士坦丁堡居民與外國商人之間，以及拜占庭與羅馬教會之間的關係的新低穀。
這些事件表明早期全球化的力量如何迅速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既創造了繁榮，但也帶來了深刻的怨恨。在短短一個世紀的時間裏，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社區人口數量迅速發展到六萬。意大利商人利用稅收優惠積累了比任何拜占庭商人都多得多的財富。他們傲慢的行為使君士坦丁堡居民對其十分疏遠，盡管雙方都是基督教友，但憤怒的居民最終還是殺了他們。“拉丁大屠殺”是窮人攻擊富人的典型例子，我們甚至可以把這些富人稱為“群體中最富有的那1％”。
然而，真正摧毀君士坦丁堡的是外部因素，十字軍東征與引發“拉丁大屠殺”的那些事件是同時發生的。羅馬教會和拜占庭教會自1054年起就一直不和，但當一位名為烏爾班二世（Urban II）的新教皇於1088年掌權後，他聯係了拜占庭皇帝，嚐試促成妥協。他希望將自己的地位置於偽教皇之上。拜占庭皇帝阿列克修斯一世（Alexios I）表示讚同，他任命了一個委員會，由分別來自兩個教會的神職人員組成，以討論彼此的分歧。
那些響應教皇號召的人並沒有形成一支強大的、號令嚴明的軍隊。其中一個支隊名為平民十字軍，由普通男女組成，他們經陸路一路來到君士坦丁堡。在穿越德意誌地區萊茵河流域的途中，他們以居住在美因茨、科隆、斯派爾（Speyer）和沃爾姆斯（Worms）的猶太人為攻擊目標，展開了一場反猶太主義的大屠殺，並強迫他們皈依自己的宗教。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中離開歐洲的五萬人裏，隻有一萬人到達耶路撒冷；而在這一萬人裏，隻有1500人（其中很多人是貴族）擁有騎士的全副盔甲，能夠參與戰爭。盡管這支隊伍存在不足，但他們還是取得了勝利。征服耶路撒冷，是西歐各強國，尤其是教皇烏爾班二世贏得的一個重要的象征性勝利。
在基督教統治耶路撒冷的88年裏，歐洲軍隊努力維持對耶路撒冷周邊地區的控製。當一股地區性穆斯林勢力占領了聖城東北的埃德薩（Edessa）時，歐洲人於1147年發動了第二次十字軍東征。但他們這次沒能收複任何失地。十字軍也被證明無力抵抗一位非凡的將軍薩拉丁（Saladin）的崛起，他推翻了埃及的法蒂瑪王朝，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並與塞爾柱人結盟。1187年，薩拉丁的軍隊重新占領了耶路撒冷。
由於耶路撒冷的陷落，歐洲人發動了第三次十字軍東征。英法軍隊〔包括“獅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繞過君士坦丁堡，前往耶路撒冷，但他們未能奪回該城。
1201年，教皇英諾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發起了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在這次東征期間，西歐和拜占庭的關係跌至冰點。麻煩始於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的首領向威尼斯人借了一筆自己無法償還的貸款，於是他們決定洗劫君士坦丁堡。十字軍戰士破壞了聖索菲亞大教堂的祭壇，並把寶石和貴金屬分給了軍隊。
注：書中地圖係原文插附地圖
在1204年洗劫君士坦丁堡之後，十字軍沒有繼續向耶路撒冷進軍。他們用一個西方人取代了拜占庭皇帝，建立了一個名為“拉丁帝國”（the Latin Empire）的新政府，一直持續到1261年。拜占庭帝國再也沒有恢複昔日的實力。到了15世紀初，它能控製的隻剩下一座君士坦丁堡城，而該城最終在1453年落入奧斯曼土耳其的穆斯林軍隊之手。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重新劃定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領土邊界：信奉基督教的統治者們控製著地中海北岸地區，穆斯林統治者們則控製地中海南岸和聖城。這一邊界延續至今。
注：書中地圖係原文插附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