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俄國現實生活的一麵鏡子——高爾基成長的故事（郭家申）
一
高爾基（1868—1936）的自傳體三部曲《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可以說是俄國文學史上一部難能可貴的紀實性係列小說，它真實詳盡地記述了作者二十歲以前的坎坷經曆，點點滴滴，連綴成篇，讀來平實無華，感人至深。但就三部曲所蘊含的豐富思想和廣闊藝術視野而言，它又不是一般傳統意義上的自傳體作品所涵蓋得了的。作者在描述自己的生活的同時，鮮明地描繪出了俄國人民生活中整個一個時代和這個時代人的生活特點。
這種體裁的作品在俄國文學中並不鮮見，C.T.阿克薩科夫、Л.H.托爾斯泰等先輩作家都曾經寫過。但一般地說，他們的作品社會視野都比較狹窄，敘事往往隻圍繞主人公一個人展開，而且描寫的對象也大都限於貴族。
高爾基的著眼點則不同，他幾乎包攬了舊俄國的各個階層，尤其是他所熟悉的“底層”人民，首先是寫他自己，寫他在各方麵都格格不入的外公家的生活，寫他離家出走，在外麵流浪、打工，與人們的種種磕碰與切身感受。
阿列克謝的童年生活是短暫的；外婆死後，破了產的外公將他逐出家門。他投身社會，來到所謂“人間”。作家詳細而生動地向我們勾勒出還是個孩子的阿列克謝的生活曆程：先是在鞋店裏“打雜”，後來又在親戚家的製圖作坊裏當“學徒”，在輪船上幫廚；再後來又開始“攻讀”自己的所謂“大學”：參加喀山地下革命小組活動，閱讀地下讀物，和所謂“生活導師們”進行交往，甚至還認識了俄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費多謝耶夫。“人間”的生活讓阿列克謝從一個稚氣未消的孩子慢慢成熟起來，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
界定和分析一部自傳體作品，恐怕首先應該著眼於兩個方麵：一是要看作品的基本生活素材來源，二是要看作者本人寫作的主觀思想出發點和作品所達到的客觀效應。
阿克薩科夫生長在俄國農奴製下的貴族世家，他筆下的童年生活脫不開他自己的曆史環境，他的記述充滿著對貴族生活的留戀與癡迷，他對自己童年時仆人們如何侍候他、嗬護他，講起來是津津樂道，不厭其煩；字裏行間無不透出對一去不複返的往昔的懷念。
列夫·托爾斯泰寫自己的自傳三部曲的時候，正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當時他已經是二十多歲的人了，思想已經成熟，他對自己因出身貴族在社會中所享有的特權地位已經相當不滿，而且在其自傳三部曲中對一切妨礙個性發展和精神自由的貴族舊禮教已多有批判。但他也隻是批判批判而已。畢竟他和阿克薩科夫都出身貴族，其立場雖有明顯的不同，但這種不同也隻是相對而言。他們回想起“幸福的童年”時心裏仍不免樂滋滋的。雖然托爾斯泰後來對貴族階級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變化，十九世紀末他甚至說：“我現在感到極大的痛苦，因為我想起了我過去過的卑鄙的生活，這些回憶使我於心不安，使我很難再這樣生活下去。”毋庸諱言，托爾斯泰也說過自己的童年是“美好的”，那隻不過是他和自己後來涉足貴族生活圈子後的“**生活”相比較而言，他對自己過去的貴族生活方式，應該說，還是持嚴厲批判態度的。
高爾基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他的童年是不堪回首的。童年在他的記憶中隻是“野蠻的俄國生活中的種種劣跡”。因此，他寫三部曲時的思想起點就比較高，他把自己對過去的回憶是當作勞苦大眾在爭取自由幸福生活的鬥爭時的切身體會和教訓來寫的；他想表明，他之所以反對沙皇統治，反對地主資產階級及俄國的社會、經濟、道德製度，完全是現實生活本身所提出的要求，是曆史發展之必然。他來自社會底層，生活在他們中間，長期和人民同生活，共呼吸；這也正是勞動者一直視高爾基為自己人，一直喜愛他的根本原因所在。
高爾基生活和成長的年代，正是俄國思想活躍、群英薈萃的時代；各種思想家、理論家層出不窮，都在磨礪以須，為當時的俄國把脈、開藥方，有甚囂塵上的斯拉夫派理論和咄咄逼人的西歐派觀點，也有邊宣傳邊實踐的民粹主義和已經在迅速傳播的馬克思主義。1861年，沙皇政府為了緩和社會矛盾，繼續維持其反動統治，被迫宣布放棄農奴製，實行改革，名義上給農民以“自由”，實際上從他們身上搜刮了巨額的“贖金”，同時搶走了他們原先耕作的大批良田，使他們的生活愈加貧困。但資本主義在俄國的迅速發展，資本家的壓榨剝削，進一步激起了勞動者的反抗；農民起義，工人罷工，社會矛盾激化；沙皇政府加強了鎮壓。民粹派希望動員農民，對抗沙皇統治，發起“到民間去”的活動。隨著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工人階級日益壯大，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傳播，七十年代俄國就出現了一些“工人協會”；1883年普列漢諾夫在國外組建了俄國第一個社會民主黨組織“勞動解放社”，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民粹主義。高爾基在《我的大學》中生動描寫了1888年大夥在秘密閱讀普列漢諾夫1884年發表的《我們的意見分歧》一書的情形。
其實，高爾基自傳三部曲的基本思路，也正在於表現作者的思想成長乃至最後走上革命道路的心靈曆程。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高爾基在三部曲中要打破一般自傳體作品的傳統概念，不把人物描寫局限在某一個特定的社會階層，而是在不同程度上著眼於俄國社會的各個層麵了。在世界文學發展史上，應該說，高爾基的自傳三部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實際上，它不僅是作者二十歲前的生活傳記，也是俄羅斯人民在一定曆史發展條件下的生活紀實，其意義絕對非同尋常。
二
高爾基是1893年萌發寫作自傳三部曲的構思的，當時起的名字是《使我心靈蒙受創傷的事實和思緒》，但由於事情的耽誤，也許是因為考慮得還不夠成熟，寫了幾個片斷便擱下了。十多年後，當高爾基重又構思這部作品的時候，物換星移，時過境遷，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
1907年，高爾基去倫敦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時，又見到了列寧。兩年未見，這次相遇雙方分外高興，無奈會議日程太緊，無暇坐下來長談。列寧答應高爾基，等大會結束後，他一定去卡普裏[185]看望他。列寧兌現了自己的承諾。他們一起出海釣魚，參觀博物館，兩人海闊天空，無所不談；高爾基回憶起自己的童年，父親、外公、外婆，伏爾加河和自己的流浪生活……列寧興致勃勃地聽著，末了對高爾基說：“您應該把這些全寫下來，老朋友，應該寫！這一切都是非常有益的，非常有益……”高爾基回答說：“我一定寫……總有一天會寫的。”[186]
可是，當這一天終於到來的時候，高爾基已經是歐洲著名的無產階級作家了，二十年的文學實踐與革命活動，特別是和列寧的交往和所受的影響，在三部曲的創作中都有不同側麵和不同程度的反映。
《童年》是1913年創作的，於同年下半年和1914年初在《俄羅斯言論報》上發表。盡管它的宣傳意味很重，但它還是非常真實地描繪了三四十年代所發生的事情，深切著明，時代性很強。《童年》中有這樣一段話：“一想到野蠻的俄國生活中這些令人感到壓抑的種種劣跡，有時我會反問自己：這些事值得去談嗎？但每次我都滿懷信心地對自己回答說：值得！因為這就是活生生的醜惡的現實，至今也還沒有消亡。這種現實必須從根本上加以認識，以便把它從人們的記憶和心靈中，從我們整個痛苦與可恥的生活中連根拔除……盡管這種醜行令人反感，使我們倍感壓抑，使許許多多心靈美好的人感到難以生活下去，但俄羅斯人的心靈畢竟還是健康和年輕的，他們正在消除，而且將來一定能夠消除這種醜惡行徑……一種光明的、健康的、富有創造性的力量，正在順利地成長起來，人們善良的本性在增長，它喚起了我們恢複人類美好生活的永不泯滅的希望”。
這裏談到了舊俄國現實的兩個方麵：一是同什麽進行鬥爭，而且要戰勝它；二是在鬥爭中依靠什麽。整個作品都建立在新舊兩種事物的相互對比和矛盾衝突上。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國落後的舊勢力還是非常強大的，而代表新生力量的城市下層的小私有者還隻是處在萌發階段。但難能可貴的是，高爾基敏銳地看到了他們，並描寫了他們跟舊勢力艱苦的，但是大有希望的鬥爭。這也是高爾基不同於許多同時代作家的高明之處。
在高爾基童年的生活中，呈現在他麵前的現實是截然不同的兩副麵孔——在父母身邊的生活和在外公家的生活。後來，這種分裂的生活現實在高爾基的心目中變得越來越強烈，越互不相容；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過於外公和外婆兩個人了。
高爾基剛到外公家的時候就說：“無論大人還是小孩——我都不喜歡，我覺得我走在他們中間是個局外人，不知為什麽，甚至連外婆也失去了光彩，跟我疏遠了。我特別不喜歡的是外公，從他身上我一下子就感覺到了敵意，於是我格外地注意他，有一種畏懼的好奇心”（《童年》）。的確，是外公第一個鞭打小阿遼沙的，而且打後還說這都是為了他好，還說他自己挨過的打比他多多了，沒有那些打罵就不會有他今天事業的成就。苦難的生活磨煉了他。三十年媳婦熬成婆；外公練就了一副六親不認的鐵石心腸；他認為人生在世，無時不在四麵受敵，人與人隻能以鄰為壑，黨同伐異，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朋友。這就是外公的人生哲學。但外婆在阿遼沙的眼中就不同了。他說：“我一想到外婆，一切苦惱與委屈都離我而去，化為烏有，一切都變得比較有趣、比較愉快了；人們也變得更加可親、可愛了……”（《在人間》）
外公和外婆性格迥異，他們各自的上帝也大相徑庭。在外婆心目中，上帝是大慈大悲、通情達理、寬以待人、和藹可親的，她視上帝為知已，有什麽心事都向他傾訴。實際上，這個上帝的原型就是她自己——真誠老實，仁愛慈祥。高爾基將人民身上的一切優秀品德都體現在她身上了。而外公心目中的上帝就不同了，他凶狠殘酷，心胸狹窄，有強烈的報複心，顯然帶有外公自身的一些特點。“外公跟我講上帝的威力無所不在時，他總是，而且首先是強調這種威力的嚴酷性：比如有些人造了孽——後來被洪水淹死了，又有些人造了孽——後來活活被燒死了，他們的城市也被毀於一旦；還有，上帝常用饑荒和瘟疫來懲戒世人，他曆來都是懸掛在大地上方的一把寶劍，是懲罰罪人的鞭子”（《童年》）。他認為，既然上帝都是這樣，為了發財致富，刻毒殘暴一點也就算不了什麽了；他連對幾十年患難與共的結發妻子都毫不講情義，老了老了竟狠心將她一腳踢開。這種喪心病狂的自私和吝嗇，完全是他作為小私有主的貪婪心理的真實寫照。一旦遭到破產的厄運，他會變得六親不認，因為他自己就有過這種受人盤剝與被看不起的慘痛經曆。世道如此，理所當然，要怪隻能怪上帝了。可上帝又錯在哪裏呢？是人剝削人的社會製度使然。但是宗教畢竟還是有它自己的作用。在童年高爾基的心目中，外婆與外公是善與惡的兩個象征，小茨岡在內心素質上更接近於外婆，但他時時處處受製於外公，而這一點最後終於毀了他，被活活砸死在沉重的十字架下。
除外公一家人外，童年的高爾基還認識許多在外麵過流浪生活的人，其中就有長期為外公賣命，最後因雙目失明被踢出門外，隻能沿街乞討的格裏戈裏師傅；在幼小的高爾基看來，外麵的日子比家裏更加貧困和嚴酷。但是他們家房客“好事兒”卻有些與眾不同，家裏人都視他為“異類”，認為他是個“怪人”，不喜歡他，擔心他把高爾基帶壞了，因此決心把他趕走。事實證明，他對高爾基確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書中有一句話正說明了這一點：“您瞧，我形單影隻，孤身一人，沒有任何親友！”（《童年》）“好事兒”的這句話，深深打動了年幼的高爾基，使他產生了共鳴。
阿遼沙·彼什科夫一踏進外公的家，就感到和他們格格不入，這種感覺與日俱增，最後忍無可忍，隻能一走了之，去尋找另外的世界。
三
1916年，高爾基將《在人間》全文發表在《編年史》雜誌上；故事從1878年末一直寫到1884年，正是作者10到16歲青春年少的時候。但這時高爾基麵對的卻不是學習和憧憬，他必須想盡辦法，自謀生路，應付命運的挑戰。為了填飽肚子，他不得不出去找活幹，與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這使他有機會近距離地接觸他們，了解和體驗他們的生活，所以，《人間》向我們揭示的不光是作者新的所見所聞，而且還告訴我們他這個涉世未深的小夥子的所思所想與切身感受。這個時段他所接觸的人大致還是他外公家的人，但他已經能夠分辨出他們每個人的特性和共同之點了。首先是外公和幾個舅舅，然後是他們家的親戚，他們一個個都極端的自私，心胸狹隘，無事生非，互相沒有一點親情可言，成天像冤家對頭一樣，不停地吵鬧打鬥，不知情者還以為他們間有什麽大不了的事情似的，其實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生活瑣事，皆因為他們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日子過得太無聊了，好像不鬧點糾紛，時間就沒法兒打發。在高爾基的筆下，這種現象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常態，是小市民生活的應有之義，他寫道：“東家一家人生活在一個怪圈內，一天到晚成天就是做飯、吃飯、生病、睡覺，周而複始，沒完沒了；他們談論罪惡和死亡，非常怕死；他們像磨盤上的穀粒，擠來滾去，隨時都準備著被碾得粉碎”（《在人間》）。他們感覺到生活之無聊，而且也感到很不耐煩，但他們的“反抗”充其量也隻是小市民式的，鬧點家庭糾紛，宣泄一下而已。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家庭就是一切。外麵的世界，包括他們的親戚朋友，和他們都格格不入。高爾基寫道：“要是有一位聖者來到這裏——東家一家人也會想方設法地教訓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他；他們這樣做，完全是因為他們閑得發慌，寂寞難耐。如果他們不對別人指手劃腳，大喊大叫，諷刺挖苦，那麽他們便不再會說話，變成啞巴，自己連自己都看不見了。為了體現自身的存在，不管怎麽著，必須得對別人有一個態度。東家一家人對身邊的人，除了教訓與指責，不會有別的態度；如果你按照他們的樣子去生活、思考和感覺，那他們同樣會說得你一無是處。他們就是這樣的人”（《在人間》）。他們無時無刻不在爾虞我詐，算計別人，編造流言，散布不和，“我知道，他們這樣做並不是出於惡意，而是由於寂寞難耐，但這並不能使我感到好受一些。為編造這些汙言穢語，他們像豬一樣在垃圾堆裏亂拱一氣，同時心滿意足地哼哼著，把他們認為與已無關的、不理解的、滑稽可笑的美的東西使勁抹黑，將其弄得汙穢不堪”（《在人間》）。再不就是牢騷滿腹，怨天尤人，抱怨自己生不逢時，英雄無用武之地，而從不在自己身上找找自己生活邊緣化的真正原因——自私、懦弱，缺乏自尊。他們隻關心自己鼻子尖下的一點利益，認為那就是自己生活的最高理想，因而他們的生活無疑於原地踏步，日複一日，總是老樣子。“我記得，生活畢竟是變得越來越乏味和嚴酷了；正如我天天所看到的，無論是生活方式，還是各種關係，永遠都是不可動搖、一成不變的。除了眼前每天不可避免要出現的一切，根本不可能想到會有什麽改善”（《在人間》）。
阿遼沙討厭這種生活，而且千方百計地加以反抗，但當時他還是個孩子，力量有限，方法也不多；隻覺得老板家的規矩“十分可惡”，能夠“破一破才好”。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而這時俄國社會的政治生態已發生了變化，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已經超過民粹派的思想，《在人間》描寫的正是1879—1884年這五年時間。這期間高爾基對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一切能夠找到的書籍，《在人間》裏有大量篇幅都是描寫讀書的感受的。作者想從書中尋找對生活的答案。但是，他沒有找到，許多問題仍不甚了了。“好事兒”雖好，但他孤軍奮戰，與別人格格不入，必然成不了大器，導致失敗。高爾基寫道：“書向我展示一種不同的生活——一種充滿強烈情感和欲望的生活，它能激發人們去建立功勳，也能驅使他們去作奸犯科。我發現，我周圍的那些人們——他們既沒有能力去建立功勳，也沒有能力去作奸犯科；他們袖手一旁，他們的生活和書中所描寫的生活保持著距離，而且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他們生活的誌趣究竟何在？我不願過這樣的日子……這一點我很清楚——我不願意……”（《在人間》）阿遼沙找不到和自己誌同道合的人。不過書畢竟還是給他帶來了莫大的安慰和鼓勵，特別是俄國作家的書；他說：“我已經讀過阿克薩科夫的《家庭紀事》和傑出的俄羅斯敘事詩《林中》，讀過不同凡響的《獵人筆記》以及格列比奧恩卡和索洛古勃的幾本書，還有韋涅維季諾夫、奧陀耶夫斯基和丘特切夫的詩歌。這些作品洗滌了我的心靈，驅散了貧苦現實籠罩在我心頭的陰影；我感受到了什麽叫做好書，也懂得了它們對我的必要性。這些書在我心中牢牢樹立起一種堅定的信念：我在世界上並不孤單，因此我是不會完蛋的！”（《在人間》）他在聖像作坊裏仿佛看到了他想尋找的人，因為他們既有自己的信念，也有自己的行事原則，“我讀過的書教導我要尊重那些為達到自己目標而頑強奮鬥的人們，要珍視那種堅忍不拔、不屈不撓的精神”（《在人間》）。但是他錯了，錯就錯在他隻是根據書上的抽象概念來判斷他們。而現實生活表明，這些人的信仰和原則早已陳舊過時，他把他們當作自己追求“不同生活”道路上的知音，完全是一種曆史的誤會，因為“他們靠著對昔日的回憶和自己對痛苦與壓迫的病態的摯愛，抱殘守缺，死死固守在已經僵化了的真理的墓地旁邊，但是，如果有人奪去他們曆經苦難的可能，他們會感到非常空虛，他們會像風和日麗的浮雲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在人間》）。不過要真的明白這一點，還需要現實生活的實踐和磨練，還需要更多的時間檢驗，而且讀的書是否有益，還要看它們是不是言之有理，是否符合俄國的國情。這並不是說讀書無用，相反，它能夠發人深思，開闊視野，幫助你探討生活的意義，反對不合理的生活秩序。輪船上的廚師斯穆雷就是一個很喜歡讀書的人，他總想從書中尋求人生的答案。他對高爾基的影響很大，養成了後者畢生酷愛讀書的習慣。但高爾基和他不同，高爾基注意到了書和現實的聯係；他發現當時有人酷愛讀書，而有的人根本不感興趣，甚至一看見書，就噤若寒蟬，避之唯恐不及。這使高爾基明白了書的巨大威力，不然神父怎麽一再盤問他讀過禁書沒有呢；他很想知道究竟什麽是禁書，最後他終於弄明白了：原來是萊蒙托夫的長詩《惡魔》。這說明，一切對現存製度表示不滿的書都是禁書。現實生活告訴高爾基，社會中有兩種人，一種人崇尚美好，向往未來；另一種人則飽食終日，安於現狀，生怕有人打亂他們舒適安逸的日子，他認為好書是爭取美好未來的強大思想武器。人們一旦接受它，就會將它付諸實施，變為物質力量。他發現身邊許多人對自己的生活境遇感到不滿都是一致的。比如，聖像作坊裏的工人，他們確實對現實不滿，也向往美好的未來，但是他們不知道何時以及用什麽方法才能夠達到這美好的一天。他們不明白“未來”就是“當前”的發展，因而對當下現實很少關心。“對於他們來說，彼爾姆就在西伯利亞；他們不相信西伯利亞是在烏拉爾以東”（《在人間》）。
在高爾基的思想成長過程中，最關鍵，也是最困難的一點，就是如何處理好理想和現實的關係，因為高爾基從小就崇尚理想，外婆給他講過的故事，以及他後來遇到的諸如“好事兒”和瑪爾戈王後等，他們身上那種卓爾不群的風範氣質，都使他感到肅然起敬，心馳神往，但實際又如何呢？不過想想而已，說到底，是一種自我蒙騙。阿遼沙覺得彼爾姆輪船上那個司爐工雅科夫雖然沒有“好事兒”那麽優秀，但他講的故事卻使阿遼沙想起了善良的外婆。雅科夫究竟好在什麽地方，不好在什麽地方？好的地方是他富有個性，見多識廣，愛勞動，不貪婪，心地善良，有自信心；不好的地方是他對人對事特別冷漠，一切都無所謂。書中是這樣描寫的：“他講了很多故事，我認真仔細地聽，都好好地記住，但我不記得有哪一個是令人高興的故事。他講的比書裏寫的顯得更平靜——在書中，我常能感受到作家的情感，他的憤怒、喜悅、憂傷和嘲諷。司爐師傅則不然，他不嘲笑，不譴責，對什麽都不生氣，也不流露出明顯的高興；他說話時就像一個麵對法官的無動於衷的證人，就像一個對被告、原告、法官一樣漠不關心的陌生人……這種冷漠的態度使我越來越感到反感，激起了我對雅科夫的憤懣之情”（《在人間》）。
高爾基對聖像作坊的工人師傅們也很不滿意，說他們“想過好日子的願望，不起任何作用，作坊裏的生活，畫工師傅相互之間的關係，毫無改變，依然故我”（《在人間》）。對於這些工人，《在人間》裏有這樣一段描述：“當我把自己的所見所聞講給他們聽時，他們都不大相信我的話，但他們卻喜歡聽那些嚇人的童話和情節曲折的故事；就連那些上了歲數的人，也覺得編的故事比真人真事聽起來還過癮；我看得很清楚，故事越離奇，越不可思議，幻想、虛構成分越多，人們就越愛聽。一般說來，他們對現實的生活不感興趣，大家都在幻想未來，不願正視眼前的貧困和醜惡現象”（《在人間》）。甚至對外婆的看法和以前也不同了，說她“在談到靈魂——愛情、美麗、喜悅的秘密所在——時，總是非常小心謹慎……雅科夫·舒莫夫談起靈魂時也跟外婆一樣，非常小心謹慎，三言兩語，而且不太願意談”（《在人間》）。他對外婆那種逆來順受、隻知道忍耐的態度感到憤憤不平。他說：“每次見到外婆，我從思想上對她的心靈越來越感到欽佩，但是——我已經感覺到，她的美好的心靈被各種童話故事所遮住了，她無法看到、也不能理解嚴酷現實的諸多現象和我的種種憂患，她根本不理解我的激動和不安”（《在人間》）。
這時（八十年代初），高爾基的思想帶有某種雙重性；一方麵，他比隻知道抽象向往過好日子的落後群眾的思想要高出一頭，另外一方麵，他自己的認識也還不甚了了。但是他從小就善於觀察生活，能夠明辨是非，分得出善惡與好壞。這也是他和那些看不到一點光明的愚昧群眾的不同之處，但這點區別還不足以克服他在思想成長過程中出現的曆史和社會障礙。他認為，“隻有一個人的忍耐，其對外部環境力量的逆來順受，才是對他的最嚴重的摧殘”（《在人間》）。
這種矛盾的心理正是反映了年輕高爾基所處時代的矛盾。當時俄國資本主義正在迅速發展，工人階級的力量也正在形成之中；俄國社會思想界，通過“勞動解放社”1，特別是普列漢諾夫的著作，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認識有了明顯的提高，但缺憾是尚未和俄國工人運動結合起來，是列寧後來完成了將二者結合起來的偉大使命。不過這已經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事了，比《在人間》足足遲了十年。
高爾基的思想在發展，麵對複雜的社會問題，他必須做出回答，但是他一時還做不到。他苦惱，徬徨。他覺得：“我身上其實有兩個人：一個，由於知道的汙七八糟的事情太多，因此變得有些膽小怕事，畏首畏尾；生活中一些可怕的事情使他的心情受到很大的壓抑，他對生活、對人們的態度開始失去信任，變得疑慮重重；對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都持一種無可奈何的同情態度。這個人向往過一種寧靜、孤獨的生活，終日與書為伴，離群索居，一心隻想著修道院、護林人和鐵路上的小崗亭，惦記著波斯和城郊某個地方守夜人的職位。但願身邊的人能夠少一些，離他們遠一些……
“另一個則深受聖賢之書的高尚精神的熏陶，但眼見生活中種種可怕力量的囂張氣焰，深知這種力量輕而易舉地就能夠擰下他的腦袋，用肮髒的腳掌踐踏他的心靈，於是，他咬緊牙關，攥緊拳頭，聚精會神地進行自我防衛，生怕受到傷害，隨時準備應對各種爭吵與打鬥。此人敢愛敢恨，富於同情心，就像法國小說裏描寫的勇敢的主人公那樣，話不投機，便拔刀相向，擺出戰鬥的架勢”（《在人間》）。高爾基心情陰鬱，悵然若失，但又不想就此“完蛋”；他要去喀山上大學，想靠知識和科學來擺脫困境。他相信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力量。高爾基在《在人間》的最後一章裏寫道：“這時，我真想對整個大地，對我自己，狠狠地踹上一腳，使人世間的萬物——包括我自己在內——在歡樂的旋風、人們節日舞蹈的帶動下，快速旋轉起來；他們彼此相愛，同時也愛這種為另一種生活已經開始了的美好、蓬勃、誠信的生活……”
“我在想：
“‘必須得幹點什麽，不然我就完了……’”（《在人間》）。
這些話帶有濃重的宣傳鼓動意味，不難想象，它們在十月革命前的1916年聽起來給人一種什麽樣的感覺和啟迪。
四
《我的大學》是十月革命勝利後的1922年完成的，次年發表在《紅色處女地》雜誌上。它描述的是高爾基1884年夏到1888年秋的生活。但當時寫作的曆史環境和政治生態已經完全變了。作品主要是寫上世紀八十年代俄國知識分子的，和三部曲的前兩部一樣，《我的大學》描述的重點，仍然是作者內心思想發展的過程以及他對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的態度。
革命勝利後，黨所麵臨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對部分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進行鬥爭，批判他們脫離人民、散布種種詆毀革命的悲觀主義謬論。高爾基以前在喀山和這類舊知識分子有過接觸。三十多年過去了，類似的奇談怪論在彼得堡沉渣泛起，又聽到了，它們和當年有人在喀山宣揚的人生如夢、為未來奮鬥毫無意義的論調非常相似。請聽高爾基在喀山街頭遇到的一個凍得半死的曆史教師是怎麽說的：“進步——這是人們為安慰自己而杜撰出來的說詞！生活是非理性的，毫無意義。沒有奴役便沒有進步；沒有多數人服從少數人——人類在自己的道路上便會停滯不前。我們希望減輕我們的生活負擔，減輕我們的勞動，結果隻能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複雜，使我們的勞動更加繁重。工廠和機器為的是要不斷生產更多的機器，這是非常愚蠢的！工人越來越多，可是社會需要的隻是農民——生產糧食的人。糧食就是一切，它是需要用勞動向大自然索取的。一個人需要的東西越少，他就越幸福；他的願望越多，他的自由就越少。”“人們尋求的是遺忘和安慰，而不是知識！”（《我的大學》）
這位曆史教師的想法使高爾基大為驚訝，因為它和高爾基的追求大相徑庭，高爾基追求的是知識，絕不是“遺忘和安慰”。
他寫道：“後來我再也沒有遇見過那位曆史教師，我也不想再見到他了。但我卻不止一次地聽到人們說生活沒有意義、勞動沒有用處的話——說這種話的人，有大字不識一個的雲遊派教徒，有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有‘托爾斯泰主義者’和文化素質很高的人；此外，還有東正教的修士司祭、神學碩士、製造炸藥的化學家、新活力論生物學家等許多人。
“有一次，一個自稱是‘政治油子’的工人朋友用隻有俄國人才有的襟懷坦白的態度對我說：
“‘阿列克謝·馬克西梅奇，親愛的，我什麽都不需要，什麽學院、科學、飛機，統統都沒用——完全多餘！我隻需要一個安靜的角落，還有一個娘兒們，想親的時候就親她一下，而她對於我，應該忠貞不渝，全身心地回報我——這就可以了！您——按照知識分子的方式考慮問題，和我們畢竟不一樣，您是中了毒的人，對於您來說，思想比人更重要，您考慮問題時是不是跟猶太人一樣，即人是為安息日而設立的呢？，”（《我的大學》）
這兩段話的意思非常明顯，旨在譴責那種小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思想傾向，凸顯《我的大學》和當時革命活動的千絲萬縷的聯係。
高爾基對那種認為勞動群眾不會為大家的幸福去奮鬥，他們隻關心自己鼻尖下的一點個人利益的有害理論大加抨擊，充分肯定人類勞動的偉大意義和他們追求自由、知識、幸福的強大思想動力。一個真正的人就應該是天生的鬥士。他說：“怎麽，千百萬俄國人，為革命曆盡千辛萬苦，難道心靈深處真的隻是為了擺脫勞動嗎？最少的勞動——最大的享受，這是很有**力的，它像一切難以實現的烏托邦幻想一樣，非常吸引人”（《我的大學》）。一個人一定要戰勝周圍的環境，這樣才能夠實現自身的價值，完成自己的使命，否則就是浪費光陰、虛度人生。
高爾基自己就是在和周圍環境的鬥爭中成長壯大的。他從小反抗外公家的陳規陋習，給老板幹活時不遵守老板的清規戒律，和知識分子在一起時又常批判他們的錯誤思想和種種歪理。高爾基在《我的大學》中實際上觸及到了八十年代俄國激烈動**的社會政治生活，這一點連根本不關心時局變化的麵包師盧托寧都注意到了；他總看見有些身份不明的人帶些書到麵包房裏來，有時候在傑連科夫家裏聚會。他們在一塊讀書，討論各種問題，有時候還發生爭論，其中朗讀普列漢諾夫的《我們的意見分歧》的場麵和高爾基與馬克思主義者費多謝耶夫的交往描寫得尤為生動。當時，代表沙皇政府的反動勢力還相當強大，小說對這方麵的代表人物——警察尼基福雷奇——的描寫相當精彩。
尼基福雷奇明白得很：當警察決不能心慈手軟，對沙皇政府心懷不滿的人很多，要鎮壓住他們，必須得有一個強大的、運轉靈活的警察機構。它就像是一張看不見的蜘蛛網。對此，高爾基是有切身體驗的。
知識分子中有許多自認為“目標明確”且“深諳生活之道”的人，其實他們在生活中並不懂得審時度勢，不知道應該如何行事。他們有的思想陳舊，有的過於年輕，而且往往脫離生活，書生氣十足，隻會在自己的小圈子裏坐而論道，誇誇其談，張口閉口人民長、人民短，但就是不見具體行動。他們的所作所為，說明他們隻不過是一些毫無用處的空談家。這是馬克思主義者費多謝耶夫親口對高爾基說的話。可是，要戰勝沙皇卵翼下大大小小的尼基福雷奇們，沒有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僅靠一些思想混亂的知識分子在下麵瞎嚷嚷，那是絕對成不了氣候的。正如讀者所看到的，《我的大學》在人民和知識分子關係的問題上花了不少的筆墨。誠然，高爾基描寫的基本上都是以不同方式曾經投身過社會主義運動，而且在八十年代發生過思想危機的那部分知識分子。這些人對沙皇專製製度不滿，想尋求出路，但他們對科學社會主義還缺乏了解，對人民群眾的力量還認識不足，往往孤軍奮戰，成效甚微。這是俄國知識分子所經曆的最困難的時期之一。但就在這個時候，以普列漢諾夫為首的俄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們正在覺醒起來，他們逐漸認識到勞動群眾的巨大力量和曆史使命，他們深入到民間，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綱領，把許多向往革命的青年爭取到自己這方麵來。而19世紀八十年代的高爾基，親眼目睹並感受到了俄國知識分子所經曆的那場思想危機，痛切感到，為了把革命運動推向前進，就必須把思想與事業、理論和實踐緊密結合起來，所以他刻意描寫了當時俄國先進階層的生活及精神世界。當然，這不過是暴風雨來臨前他的一種預感，還不能說是他的清醒認識，因為後來他對這一鬥爭的前景的認識還產生過動搖，思想出現過反複，甚至一度認為要改變不合理的社會現狀是非人力所能夠達到的，失去了信心。1888年夏，高爾基離開喀山，和一個叫羅馬斯的民粹主義者來到伏爾加河畔一個叫克拉斯托維多沃的村子。農村的現實生活，農民的貧困、愚昧、野蠻、保守排外心理，使他很難接受，或不聞不問，置之度外；他感到非常苦惱，根本看不到使農民擺脫這種狀態的出路和前景，不過他的這種消極悲觀的情緒僅僅是他當時的一種思想衝動；隨著他對現實生活了解得越多，就越相信未來美好的生活一定能夠到來。對農民生活的進一步了解使他產生一種非常複雜的感情；他喜歡他們，發現他們身上有許多良好的品質——熱愛勞動，純樸善良，對未來懷有美好的理想。他在《我的大學》裏寫道：“我看得出，這些農民，就單個而言，他們每個人身上並沒有那麽多的怨恨，而且常常壓根兒就沒有什麽怨恨。實際上，他們隻是一些很善良的原始村民——要讓他們任何一個人露出孩子般的笑容並不難，任何一個人都會像孩子一樣信任地聽你講關於尋找智慧和幸福的故事，聽你講有關英雄人物的豐功偉績。”“凡是能夠激發人們去幻想——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過上好日子——的一切故事，他們都會聽得津津有味。”“但是，當這些人在村會上或者岸邊小飯鋪裏一窩蜂似的湊在一塊兒時，他們把自己身上好的東西不知藏到哪兒去了，就跟神父披上虛假與偽善的長袍一樣，對有錢有勢的人，像狗一樣的搖頭擺尾，百般逢迎——那種樣子看著都叫人惡心。有時候，他們突然又會變得像狼一樣的凶狠，毛發倒立，齜牙咧嘴，野蠻地互相吼叫，甚至不惜大打出手——而且也真打——起因不過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在這種時刻，他們變得非常可怕，甚至會搗毀他們昨晚還像綿羊回到羊圈時那樣老實出入的教堂。”“我無法跟這些人在一起，也不可能生活在他們中間”（《我的大學》）。
總之，高爾基認為，農民在各方麵比起工人素質要差多了。農民的貪婪、自私他就很不喜歡。農民的小私有者的心理使他們很難團結成一個集體。羅馬斯千辛萬苦地想在農民中間開展宣傳工作，為他們辦好事，但最後也是一場空。有錢人擠對他不說，連窮苦農民也不支持他。最後他的房子也被人一把火燒了。高爾基離開克拉斯托維多沃村後跟民粹派再沒有發生過什麽來往。
高爾基在《我的大學》中描寫了知識分子、農民和工人的生活。我們從中可以明顯地感覺得出，這時候的高爾基已經開始隱隱約約認識到，在未來的社會變革中工人階級將會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我們從小說裏高爾基跟費多謝耶夫和老紡織工人尼基塔·魯勃佐夫的談話中足可以看出來。
1888年秋，高爾基離開了克拉斯諾維托沃村，三部曲到此告一段落；這時高爾基隻有20歲，四年後他開始了文學創作活動。多年的耳聞目睹、親身感受，極大地豐富了他的閱曆，這對他後來成為俄國乃至世界文壇上一名傑出作家不能不說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五
三部曲以自傳的形式展示了作者童年和青少年的生活和思想成長曆程。我們眼見他對小市民和小私有者的做派是多麽的深惡痛絕，看到他逐步地認識到必須要推翻沙皇封建專製製度；也看到他對那些脫離群眾、隻會空談的所謂“革命”知識分子的懷疑態度。高爾基是在外公家長大的，後來到了“人間”，過的也是在城鎮打工或四處流浪的生活，很少接觸農村的現實，但底層生活的經曆使他後來對自己所看到的農村的狀況最終也能夠做出冷靜的實事求是的分析，農村中的負麵消極現象和農民們的落後意識並沒有使他完全感到灰心喪氣，而是更加堅定了他的鬥爭決心，因為他相信勞動人民，而且隻寄希望於他們。現實的困難和挫折不表明群眾中沒有改天換地的革命積極性，它恰恰說明需要革命者腳踏實地地到群眾中去把這種蘊藏的革命積極性給挖掘出來。隻要追求革命真理的決心不動搖，終究會成為一個革命者，高爾基做到了這一點。實際上，高爾基在自傳三部曲中真實地表現了俄國革命者整整一代人怎樣從最底層一步一步踏上革命道路的艱辛曆程。這也是三部曲的巨大曆史意義和藝術價值之所在，不僅如此，高爾基在描寫自己親身經曆的同時，也在履行他認為自己責無旁貸的一項革命職責，即批判俄國和歐美文學中無視人類的真正思想與感情，踐踏自由、民主理想的頹廢、反動的文藝思潮，因為就在高爾基著手創作三部曲的那幾年，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們正在有針對性地為現實主義的文藝在進行鬥爭，批判形形色色頹廢的文藝思想和創作傾向，高爾基當時就旗幟鮮明地站在這一鬥爭的前列。他不隻是簡單地在維護已有的現實主義，而是希望在原來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前進一步，增加一些新的社會主義新人的因素，即後來稱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的東西。他在後來文學創作中有意識地深化這些因素和原則，努力發掘和揭示正在覺醒的勞動者和他們所身處的資本主義險惡環境之間的關係，即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後蘇維埃文學所麵臨的如何塑造新人形象的迫切問題，因為他們雖然從資本主義製度下擺脫了出來，也具有一定的階級覺悟，但他們身上不同程度地還背著舊世界遺產的沉重包袱。如何用發展的眼光，曆史地、實事求是地寫出這些人的發展與變化，高爾基，特別是他的自傳三部曲，為年輕的蘇維埃文學做出了光輝的榜樣。
《我的大學》主要人物表
喀山大學數學係學生、朋友——尼古拉·葉夫列依諾夫
小偷——巴什金
喀山大學醫學係學生、朋友——古裏·亞曆山大羅維奇·普列特尼奧夫（古羅奇卡）
喀山地下小組成員——別列津
喀山地下小組成員、師範學院學生——米洛夫斯基
民粹派革命者——安德烈·傑連科夫
安德烈·傑連科夫的妹妹——瑪麗婭·傑連科娃（瑪尼婭、瑪莎、瑪申卡、瑪魯霞、瑪魯先卡、瑪涅奇卡）
革命民粹派人——米哈伊爾·安東諾夫·羅馬斯（安東內奇、米哈伊洛、霍霍爾）
麵包坊老板——瓦西裏·謝苗諾夫
麵包坊師傅——伊萬·科茲米奇·盧托寧（瓦尼亞）
警察——尼基弗雷奇
社會民主主義小組組織者——尼·葉·費多謝耶夫
紡織工人——尼基塔·魯布佐夫
鉗工——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
售貨員——娜傑日達·謝爾巴托娃
漁民——伊佐特
富裕農民——潘科夫
農民——巴特維·巴裏諾夫
農民——庫庫什金
流浪歌手——米貢
[1] 喀山大學是一所曆史悠久的綜合性大學，建立於1804年。高爾基是1884年到喀山的。列夫·托爾斯泰於1844年、列寧於1887年，都曾在該校的法律係學習過。據《高爾基及其時代》一書介紹，高爾基大概是在1884年夏末或秋初到喀山大學去學習的。——譯者注（如無特別說明，本書中注釋均為譯者注）
[2] H.B.葉夫列伊諾夫（1864—1934），是一位小公務員的兒子，在喀山第三中學上學；1885年起在喀山大學數學物理係學習，曾積極參加喀山各種秘密小組的活動。
[4] 高爾基到喀山後，起初就住在市郊葉夫列伊諾夫家，他在這裏住了大約兩個星期的樣子。
[5] 穆勒（1806—1873），英國自由主義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活動家，英國實證論的首創者、奠基人，著有《邏輯體係》等書。這裏指的是他的《女人的從屬性》一書。
[6] 富科（1819—1868），法國物理學家，彼得堡科學院國外通信院士（1860）；1850年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方法測定空氣和水中的光速；1851年完成擺錘試驗（所謂的富科擺）、發現電渦流（富科電流）。
[7] 拉羅什富科（1613—1680），法國作家，早年因反對紅衣主教黎塞留和馬紮蘭曾坐過牢，被流放過，參加過投石黨的鬥爭，後因身受重傷，從此退出政治活動，出入文藝沙龍。代表作有《回憶錄》（1662）和《箴言錄》（1665）。作家以箴言的形式表達他對貴族社會道德風尚的看法，雖有些悲觀厭世，但對宮廷與貴族的虛偽和欺詐給予了辛辣的嘲諷。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就引用過他的一條箴言：“神態莊嚴是形體的一種奧妙，目的在於掩蓋智力的缺陷。”
[8] 拉羅什查克林（1772—1794），法國大革命時期保皇派頭子。
[9] 拉瓦錫（1743—1794），法國化學家，現代化學，特別是熱化學的奠基人之一。1768—1791年在政府征稅機構任職；法國大革命中，他的身份足以引起當局的懷疑，1792年，極右派馬拉特對他提出莫須有的指控，1794年根據革命法庭的審判，拉瓦錫等27人被送上了斷頭台。
[10] 迪穆裏耶（1739—1823），法國將軍。他曾指揮革命的法國軍隊於1792年打敗了奧普幹涉軍。但1793年在納溫登附近戰敗，4月，背叛革命，投奔了奧軍。
[11] 一普特相當於16.38公斤。
[12] 勃萊特·哈特（1836—1902），美國作家。曾在西部做過礦工，寫了許多描寫淘金者的生活和黃金的腐蝕作用的小說，如《加利福尼亞故事》（1857—1871）和幾部長篇；頌揚社會底層人們的勇敢精神的小說，如《加布裏埃爾·康羅伊》（1875—1876）等，他的作品鄉土氣息很濃。
[13] 法國作家大仲馬（1802—1870）發表於1844—1845年的一部著名小說，描寫的是法國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時期一個冤冤相報的故事。
[14] 見俄國詩人И.蘇裏科夫（1841—1880）的詩《我是一個孤兒》。文字與原詩略有出入。
[15] 俄國城市，位於花拉子模州。
[16] 俄國城市，布哈拉州行政中心。
[17] 亞曆山大三世（1845—1894）， 1881年起為俄國皇帝，在位期間，基本上把中亞細亞地區並入了俄國（1885）。
[19] 古裏·普列特尼奧夫（1864—1922），一個銀行職員的兒子，喀山大學醫學係的學生，1888年1月因參加學潮被校方開除，1889年9月前一直被關在喀山和彼得堡的監獄內。
[20] 俄國一種多弦撥弦樂器，有翼形（5~12根弦）、鍾形（11~36根弦）和直角形（35~66根弦）三種琴型。
[21] 高爾基從1884年10月到1885年5月在這裏住過。
[22] 歐幾裏得（Euclid），古希臘數學家，公元前3世紀在亞曆山大任職，是希臘三大數學家之一，著有《幾何原本》（15卷），總結了希臘數學300年來的發展，為數學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3] 指《伏爾加信使報》。
[24] 古裏的愛稱。
[25] 俄國伏爾加河流域城市，1924年改名為烏裏揚諾夫斯克市，是烏裏揚諾夫州的行政中心，古比雪夫水庫的港口。1870年4月22日弗·伊·烏裏揚諾夫（列寧）誕生於此。
[26] 一首古老的俄羅斯民歌。
[27] 指他的名字古裏與古斯裏琴有些相近。
[28] 事情發生在1886年的1—2月間，當時被捕的人有退伍陸軍中尉、民意黨人Г.П.斯米爾諾夫、士官B.穆拉托夫和佐布寧等喀山大學的幾名學生。
[29] 米·季·斯科別列夫（1843—1882），俄國陸軍上將（1881）， 1873年曾遠征中亞；1880—1881年又指揮了阿哈爾捷金的遠征；1873—1876年鎮壓過浩罕起義；1877—1878年參加過俄土戰爭。
[30] 指M.E.別列津（1864—？），積極參加喀山地下小組活動，1907年任第二屆國家杜馬副主席，十月革命後在合作保險領域工作。
[31] C.H.米洛夫斯基（1861—1911），神學院的學生，喀山地下活動小組領導人之一，後來成了一名作家（見《高爾基文集》30卷集，第25卷，第330～336頁）。
[32] 阿訇，波斯語，意為老師或學者。伊斯蘭教對主持清真寺宗教事務人員的稱呼。——編者注
[33] 大部分高爾基傳記的作者都認為“高爾基到喀山不久”就成了A.傑連科夫（1855—1953）家小雜貨鋪的常客（見《高爾基及其時代》，第586頁）。
[34] 除喀山大學外，喀山當時還有神學院、教師學院、獸醫學院及三所女子中學、三所男子中學。
[35] 彼·拉·拉夫羅夫（1823—1900），俄國哲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家，革命民粹派思想家之一。1868—1869年發表《曆史信劄》一書，對革命青年很有影響。
[36] 德·伊·皮薩列夫（1840—1868），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政論家，文藝批評家，唯物主義哲學家，空想社會主義者。20世紀60年代因宣傳革命被捕入獄。主張通過發展工業達到社會主義，認為自然科學是教育手段和生產力。主要著作有《勞動史綱要》《現實主義者》《美學之毀滅》等。
[38] 《巧妙的圈套》是俄國統計學家和經濟學家瓦·葉·瓦爾紮爾（1851—1940）寫的一本書。作者是俄國工業統計學的奠基人，曾對1900年、1908年的俄國工業做過統計調查，列寧曾引用過他的調查材料。
[39] 謝拉菲姆·薩羅夫斯基（1760—1833），坦波夫省薩羅夫修道院的修士，20世紀初被東正教會奉為聖徒。
[40] 即民粹主義者。民粹主義是1861—1895年俄國資產階級民主解放鬥爭時期平民知識分子的思想體係和社會活動，代表農民的利益，反對封建農奴製和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主張通過農民革命推翻沙皇封建專製製度，認為俄國可以通過“村社”這種形式過渡到社會主義，否定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作用。他們自認為是人民的精粹，故有“民粹派”之稱。
[41] 即安德烈·傑連科夫的妹妹M.C.傑連科娃（1866—1930），中學畢業後，1886—1888年在大學學婦產科專業。
[42] 亞·伊·赫爾岑（1812—1870），俄國革命家、作家、哲學家；哲學著作有《科學上一知半解》《自然研究通信》等，長篇小說《誰之罪》、回憶錄《往事與隨想》等。
[43] 瑪麗亞是正式名字，一般對女孩子叫小名和愛稱要顯得更親切一些，如叫瑪尼婭、瑪莎、瑪申卡、瑪魯霞、瑪魯先卡、瑪涅奇卡等。
[44] 作者叔本華（1788—1860），德國理性主義哲學家，唯意誌論的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世界即意誌和觀念》將世界的本質解釋為非理性的意誌，是對生活的盲目的追求，隻有在近似“涅槃”的狀態下才能“脫離”世界的目的，其悲觀主義哲學19世紀後半葉在歐洲頗為流行。
[45] 該書作者是俄國社會學家、政論家和經濟學家瓦·瓦·別爾維-弗列羅夫斯基（1829—1918）。1862—1887年曾經被流放。著有《俄國工人階級的狀況》（1869）、《社會科學入門》（1871）和回憶錄《革命幻想家劄記》（1929）等。
[46] 烏克蘭哈爾科夫州行政中心。
[47] 俄國城市，位於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國境內，凱姆河河口，有鐵路，可通航。
[48] 尼采（1844—1900），德國哲學家、詩人、非理性主義者、唯意誌論者，“生命哲學”的創始人之一。
[49] 指M.A.羅馬斯（1859—1920），革命民粹派人，1879年因在工人中間進行革命宣傳而被捕，後被流放到東西伯利亞，1884年回到基輔，次年又被發配到喀山。
[51] 引自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1821—1877）的長詩《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1866—1876）的第4章，原詩為“人民的命運，人民的福祉，光明與自由，高於一切。”
[52] 指П.Ф.庫德裏亞夫采夫，環衛醫生，在傑連科夫的小店裏從事秘密工作。
[53] 高爾基是1885年底在瓦西裏·謝苗諾夫的麵包作坊裏幹活的。
[54] 這三個短篇分別發表於1913年、1897年和1899年。
[55] 這是一條連接喀山河和卡班湖的河道。
[56] 法語“Si tu savais”音譯，意思是：“要是你知道”。——編者注
[57] 法語“Si tu savais où je te mène……”的音譯，意思是：“要是你知道我將你帶到哪裏……”——編者注
[58] 意大利作家、現實主義歌劇大師威爾第（1813—1901）的著名歌劇《弄臣》（1851）中的女主人公。
[59] 丹麥作家安徒生（1805—1875）的一篇童話，講一隻醜小鴨變成一隻美麗天鵝的故事。
[60] 貝雅特裏齊，意大利大詩人但丁（1265—1321）的情人，但丁一生的大部分詩歌幾乎都是獻給她的。1290年貝雅特裏齊死後，但丁在《新生》（1293）中詳細描繪了他們愛情發展的曆史、她的美麗與善良，以及他自己的種種精神感受等，後來在《神曲》裏也多有描寫。
[61] 菲婭美達，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人文主義的先驅者、作家，薄伽丘（1313—1375）所鍾愛的女人；薄伽丘對菲婭美達的愛情幾乎完全支配了他在《十日談》（1348—1353）以前的文學創作活動，寫下了諸如《菲婭美達的哀歌》（1343—1344）這樣具有強烈心靈洞察力的散文、小說和許多膾炙人口的愛情抒情詩。
[62] 勞拉，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人文主義的先驅者，詩人彼特拉克（1304—1374）年輕時所傾心的少女，其抒情詩集《歌集》收集了詩人幾乎一生的300多首十四行詩，詳細抒發了詩人對勞拉的愛情和對幸福生活的向往，對中世紀的禁欲主義和神權思想，對封建君主的種種劣跡和教會的黑暗腐敗提出了挑戰。
[63] 妮農·德·蘭克洛（1620—1705），巴黎一女貴族，與法國一些著名作家，如伏爾泰（1694—1778）、莫裏哀（1622—1675）、方特內爾（1657—1757）交往甚密。
[64] 是德國詩人和戲劇家席勒（1759—1805）創作的一首詩《世界的智慧》中的詩句。1795年被稱為“敘事詩年”，席勒的詩是對德行，如信義、勇敢等的讚頌，格調優美，語言生動，是席勒除戲劇外取得的巨大成就。
[65] 這裏是指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1821—1877）1864年寫的一首詩《鐵路》中的詩句，詩中說：“世上有個沙皇，他冷酷無情，名叫饑餓王。”
[67] “托爾斯泰主義者”，即托爾斯泰作為偉大作家的“最弱的一麵”，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惡”和“道德自我修養”的反動消極思想。列寧在托爾斯泰80誕辰時寫的《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1908）一文中精辟地分析了托爾斯泰創作與世界觀矛盾的原因。
[68] “新活力論”是19世紀末生物學中出現的相對於古代活力論的一種新的唯心主義觀點，新活力論者試圖用某些特殊的超自然因素，如“隱德萊希”“生命勃發”“淵源”等來解釋各種原始生命發展的現象，實際上它與古代活力論，如亞裏士多德等人的活力論，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69] 安息日，即周六休息日，猶太教中規定星期的日子。
[70] 此話源於《新約全書·馬可福音》第2章，第23～26節；耶穌的門徒安息日從麥地經過，掐了麥穗，法利賽人認為他們在安息日不應該做事，耶穌說，據經上記載，大衛和跟從他的人饑餓時就做過事，還說：“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
[71] 指缺乏科學論證描繪出來的理想社會製度，也指不現實的改造社會的計劃。“烏托邦”一詞源自空想人文主義者托馬斯·莫爾（1478—1535）的著作《烏托邦》（1516）一書，他在書中描寫了一個不切實際的理想社會——烏托邦島，那裏沒有私有財產，生產、生活社會化，勞動是每個人的義務，實行按需分配等。莫爾1529—1532年出任英國的大臣。作為天主教徒，他拒絕向國王——英國教會的“最高首腦”宣誓，結果被控叛國，而且被處死。但天主教會仍尊他為“聖者”。
[72] 易卜生（1828—1906），挪威劇作家，創作有許多以斯堪的納維亞史詩和民間傳說為題材的劇作，有明顯的反資產階級的傾向；他的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社會批判性劇作在我國也深有影響。這裏的引詩出自易卜生的《致我的朋友——革命的演講人》（1869）一詩。
[73] 據《舊約全書·創世紀》第6~9章記載，耶和華創造亞當和夏娃後，人類繁衍生息，行惡於世，於是他決定發洪水毀滅人類，他讓義人挪亞造一方舟，洪水來時可讓全家及各種活物進方舟內躲避。洪水泛濫150天後，水勢漸落，方舟擱淺在亞拉臘山上，挪亞多次放鳥出去探視陸地的情況，終於有一隻鴿子銜一枝橄欖葉回來，說明大水早已消退。這時上帝對挪亞說，你們可以離開方舟，主宰地上的萬物了。這樣挪亞又活了350歲，死時享年950歲。
[74] 傑連科夫是1886年夏天開的這個小店，目的是為秘密活動做掩護，小店收入用來幫助貧困學生和開展秘密小組活動。
[76] 20世紀90年代末，我在一本考古雜誌上看到盧托寧-科羅維亞科夫在奇斯托波爾縣的一個什麽地方發現了一處寶藏，是一罐阿拉伯錢幣。——作者原注
[77] 指Д.A.拉特舍娃自殺的事。1885年1月23日有五千人為她送葬，認為她是家庭專橫和封建專製主義的犧牲品。
[78] 指H.A.謝爾巴托娃（1870—1942），是M.C.傑連科娃的中學同學，1886—1888年在傑連科夫的小鋪裏幹過活，後來當了老師，1889年因馬克思主義者費多謝耶夫被捕一度受到過牽連。
[79] 伊萬的愛稱。
[80] A.古謝夫（1842—1904），喀山神學院教授，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堅決反對列夫·托爾斯泰的《懺悔錄》（1879—1880）；《懺悔錄》1882年被教會查禁，但它的手抄本和油印件在俄國已廣為流傳。
[81] 弗·米·別赫捷列夫（1857—1927），俄國精神病學家和心理學家，反射學派奠基人。在解剖學、生理學和神經係統病理學方麵有重要的著作；在解釋心理過程中對人的大腦進行了深入的綜合研究，創立了心理學的一個新的科學流派——反射學派。1885—1893年別赫捷列夫曾在距喀山三俄裏遠的一所精神病醫院裏工作。
[82] 俄少數民族，主要居住在俄聯邦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境內，約十餘萬人，講卡爾梅克語，首府埃利斯塔市。
[83] 基督教聖徒。這首歌在喀山神學院大學生們中間頗為流行，歌名《從早到晚》，帶有明顯的反宗教色彩。
[84] 她死於1887年2月16日，葬在下諾夫戈羅德的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基墓地。
[85] 一種肌肉壞死症；機體大塊組織壞死，受細菌感染而腐爛，呈黃綠色或黑色。
[86] 安東·契訶夫（1860—1904），俄國小說家、劇作家，這裏指的是他於1886年發表的短篇小說《苦惱》，作品寄托了作者對窮苦勞動者的深切同情。
[87] 供教徒們全年閱讀的基督教祈禱經文匯編，每月一本，或是根據教會紀念每位聖徒的日子，按月編寫的聖徒傳匯編。
[88] 指列夫·托爾斯泰的一些宗教哲學文章，教會當局雖已查禁，但私下流傳還很廣。
[89] 見《舊約全書·列王紀上》第10章。
[90] 指18世紀的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她原為德國公主索菲婭·奧古斯塔，1762年借近衛軍之力推翻彼得三世上台稱帝，大大加強了俄國的專製製度。
[91] Г.普列特尼奧夫和民粹派及馬克思主義小組都有聯係，曾給他們印刷過秘密材料（見《高爾基文集》30卷集，第25卷，第343頁）。
[92] 亞曆山大三世（1845—1894），亞曆山大二世的次子，1881年起成為俄國的皇帝，是最保守的貴族階級利益的代表，獨斷專行，殘酷鎮壓民主運動，1885年基本上將中亞地區全部並入了俄國。
[94] 加裏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革命民主派領袖，軍事家。1834年因起義失敗被撒丁王國缺席判處死刑，被迫出走法國，後又流亡拉美。1848年返回意大利，曾多次參加起義，均未如願；1860年率“千人義勇軍”遠征，解放南意大利，從波旁分子手裏解救了皮埃蒙特王國，然後把統一意大利的領導責任拱手讓給了皮蒙特國王，從而確保了意大利1859—1860年革命的勝利。1866年對奧作戰，收回威尼斯；1870年普法戰爭中援助過法國共和政府；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他當選為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為祖國的解放與統一，他獻出了畢生的精力。
[95] 俄國薩拉托夫州中心，伏爾加河港口城市。
[96] 1887年的8月15日（舊曆）。
[97] 一俄丈約等於2.134米。
[98] 格奧爾吉·普列漢諾夫（1856—1918），俄國和國際社會民主運動活動家，哲學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家。1875年加入民粹派。1880年僑居國外，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民粹主義，《我們的意見分歧》一書就是批判民粹派的。
[99] “民意黨”是俄國最大最有勢力的革命民粹派組織，1879年成立於彼得堡。其綱領是：推翻沙皇專製製度，召開立憲會議，要求民主自由，還土地於農民。該組織曾8次刺殺沙皇亞曆山大二世，終於在1881年3月1日刺殺成功，後遭到沙皇政府的殘酷鎮壓，從此一蹶不振，有人曾多次試圖恢複活動，東山再起，但均未能如願。
[100] 見《新約全書·哥林多前書》第13章，原文是：“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這裏“鳴的鑼，響的鈸”，權且譯為“花言巧語，口是心非”。
[101] 瓦西裏·傑尼索維奇·格涅拉洛夫（1867—1887），俄國“民意黨”恐怖組織的成員。曾參加1887年3月1日刺殺沙皇亞曆山大三世的密謀，同年5月8日在彼得堡被絞死，年僅20歲。
[102] 亞曆山大·伊裏奇·烏裏揚諾夫（1866—1887），民意黨恐怖組織的領導人之一。列寧的哥哥。參加了1887年3月1日刺殺亞曆山大三世的準備活動。在施呂瑟爾堡要塞被處絞刑，年僅21歲。
[103] 尼·葉·費多謝耶夫（1871—1898），俄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1888年在伏爾加河沿岸地區組織建立社會民主主義小組，宣傳馬克思主義，與列寧有書信往來，最後死於流放。
[104] 是19世紀初由喀山女地主羅季奧諾娃出資興辦的一所學校。
[106] 克列斯托夫尼科夫的工廠生產肥皂與蠟燭，阿拉富佐夫的工廠生產亞麻製品；19世紀末這兩家工廠算是喀山最大的工業企業了，各有工人近兩千名。
[107] 這是俗稱，正式應當叫阿列克謝·馬克西莫維奇，即彼什科夫（高爾基的原名）。
[108] 稱呼名字和父稱是尊敬的表現。
[109] 指1885年莫羅佐夫紡織廠工人大罷工，這次罷工對工人運動的開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10] 見《舊約全書·創世紀》第1章第26節。
[111] 即伊萬四世（1530—1558），瓦西裏三世之子；俄國曆史上第一位沙皇（1547年起），號稱“雷帝”。在位時實行司法行政改革，對中亞進行擴張，為奪取波羅的海出海口，不惜發動戰爭（1558—1583），並吞並西伯利亞（1581年）；為鞏固自己的獨裁統治，曾殘酷地鎮壓和奴役廣大農民。
[112] 謝謝了，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巴赫。——作者注
[113] 奧古斯特·倍倍爾（1840—1913），德國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著名活動家，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和第二國際的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少年時學過車工，20歲後開始投身工人運動。1869年創建了德國社會民主工黨。1871年堅決支持巴黎公社革命。曾兩次入獄，出獄後堅持革命鬥爭。1907年因心髒病死於瑞士。從魯布佐夫說的“國王時常親自請他去進行谘詢”這句話裏，顯然他指的就是倍倍爾，因為倍倍爾當時是德國的國會議員。
[114] 漢加爾特上校是喀山的憲兵隊隊長，後來（20世紀90年代）當了施呂瑟爾堡司令官。
[115] 古裏·亞曆山大羅維奇·普列特尼奧夫因參加學生運動曾經兩次被捕，第一次是1888年2月，第二次是同年9月。先是關押在喀山監獄，後來被押解到彼得堡。
[116] “十字架”監獄，1892—1917年期間對彼得堡監獄的俗稱，因監獄建築物的形狀像多個十字架，故得名。
[117] 一種用燕麥釀製的清涼酸甜飲料。
[118] 古裏·阿曆山大羅維奇·普列特尼奧夫的昵稱。
[119] 這裏說的福音書指的是《新約全書》。
[120] 見《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5章，第1～11節。
[121] 見《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4章，第18～20節。
[122] 沙皇俄國流放政治犯的一個古鎮，現為秋明州一個城市，位於托博爾河畔，有一座十二月黨人紀念館。
[123] 生於1842年，積極參加革命運動，和民粹派很接近。
[124] 指И.M.克洛普斯基（1852—1898）， 19世紀八九十年代托爾斯泰主義宣傳者之一，1892年曾經被捕，後來移民去了美國。
[126] 查理·羅伯特·達爾文（1809—1882），英國博物學家，達爾文主義創始人。著有《物種起源》（1859）等書，揭示了生物界進化的基本因素，提出了人起源於類人猿的假說。
[127] 法利賽人屬猶太教的一個教派，盛行於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2世紀，他們大都出身於城市的富人階層，主張遵守口傳律法，至今這種觀點仍是猶太教神學思想的核心。法利賽派承襲哈西德派的傳統，對一言一行都有明確的準則。因此，如《新約全書》所載，人們指責法利賽人拘泥於律法的條文而忽視其精神。法利賽人篤信教義，仇視異教，深得百姓擁護。他們鼓吹靈魂不死，肉體複活，犯罪受罰，與基督教教義頗為一致，但卻有悖於猶太教該教派的教義，不過其神學思想對後猶太教頗有影響。福音書中耶穌把法利賽人稱為偽君子。
[128] 優素福·弗拉維（公元37年—100年後），古代猶太曆史學家。反抗羅馬的猶太戰爭期間背叛了起義者，投降了羅馬人。著有持親羅馬立場的《猶太戰爭》、為猶太人辯護的《猶太古代史》和為自己變節辯解的《一生經曆》等。
[129] 加·傑爾查文（1743—1816），俄國詩人，俄國古典主義文學代表。他的莊嚴的頌詩，充滿了強國的思想，嘲諷達官貴人，寫景狀物，抒發詩人的情思，對俄國詩歌有很大影響。他出生在喀山省，1754—1762年生活在喀山，他的紀念碑就豎立在喀山大學的校園內。
[130] 《梁上君子歌》，參見索鮑列夫斯基出版的《大俄羅斯民歌》第6卷，聖彼得堡，1900年，第354～356頁。
[131] 1887年12月12日，高爾基在喀山河岸邊費奧多羅夫山崗上開槍自殺，後被人救起，送進了醫院。
[132] 短篇小說《馬卡爾生平一事》發表於1912年。
[133] 高爾基是1887年12月21日出院的，在醫院共住了9天。
[134] 俄國一種後身打褶的立領男上衣。
[135] 米·安·羅馬斯用民粹派地下活動小組的錢，在喀山省斯維尼亞縣克拉斯諾維多夫村開了一間鋪子，以便在農民中開展宣傳工作。
[136] 安東諾維奇的俗稱。
[137] 指伏爾加河沿岸的人們往往根據海鷗的飛行方向來判斷天氣的變化。
[138] 羅馬斯·安東諾維奇的俗稱。
[139] C.卡羅寧（1853—1892），俄國民粹派作家，作品有小說集《巴拉什金諾村人紀事》（1879—1880）以及反映對改革後俄國農村情況和知識分子思想上進行探索的中短篇小說。
[140] H.茲拉托夫拉茨基（1845—1911），俄國作家，彼得堡科學院名譽院士（1909），傾向於民粹派。著有中篇小說《農民陪審員》（1874—1875）等，其作品主要描寫農民的悲慘生活和俄國農村階級分化的現實情形。
[142] 亨利·托馬斯·巴克爾（1821—1862），英國曆史學家，實證主義社會學家，社會學地理學派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英國文明史》（1857—1861）等。
[143] 萊伊爾（1797—1875），英國地質學家。
[144] 哈特波爾·勒啟（1838—1903），愛爾蘭曆史學家，政治評論家。
[145] 拉布克（1834—1912），英國人種學家，自然科學家。
[146] 泰羅（1832—1917），英國社會學家，人種學家。
[147] 詹姆斯·穆勒（1773—1836），英國哲學家、曆史學家、經濟學家，休謨哲學的追隨者，否認天賦人權的理論。
[148] 赫伯特·斯賓塞（1820—1903），英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實證主義創始人之一，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家，倫理學方麵功利主義的擁護者，主要著作有《綜合哲學綱要》（1862—1896）等。
[149] 達爾文（1809—1882），英國博物學家，達爾文主義創始人，提出了人類起源於類人猿的假說。
[150] 皮薩烈夫（1840—1868），俄國政論家和文藝批評家，革命民主主義者，空想社會主義者；主要著作有《勞動史綱要》《現實主義者》《美學之毀滅》等，對俄國作家多有褒揚，但卻不當地否定普希金作品的現實意義。
[151] 杜勃羅留波夫（1836—1861），俄國文藝批評家、政論家、革命民主主義者；反對俄國專製的農奴製度，宣揚農民革命思想，並預言革命的一天終將會到來。主要著作有《什麽是奧勃洛莫夫性格》《黑暗的王國》《黑暗王國的一線光明》《真正的白天何時到來》等。
[152] 車爾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學者、作家、文藝批評家，堅持人本主義唯物論的觀點，對資本主義有深刻的批判；認為社會主義是由人類發展曆史決定的，但卻認為俄國可以通過村社的形式過渡到社會主義。主要著作有《怎麽辦》《序幕》和大量的文藝評論和美學著作。
[153] 普希金（1799—1837），俄國作家，大詩人，俄羅斯近代文學的奠基人。其作品早為我國讀者所熟知。
[154] 岡察洛夫（1812—1891），俄國作家，彼得堡科學院通信院士（1860），現實主義小說大師，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平凡的故事》《奧勃洛莫夫》《懸崖》、旅行隨筆《戰艦巴拉達號》等。
[155] 托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國哲學家，機械唯物主義第一個完整體係的創造者。他認為幾何學和力學是科學思維的理想楷模，認為自然界是不同大小、不同形狀、不同狀態和位移（運動）的廣延物體的總和；他把國家比擬為神話故事中的大怪物列維坦，認為國家是結束戰爭這一自然狀態的民約的結果。
[157] 烏克蘭城市，位於傑斯納河流域，是當地的港口碼頭和鐵路樞紐。
[158] 柯羅連科（1853—1921），俄國作家，評論家。1879年因涉嫌與革命者有來往被捕，曾被流放到雅庫特。主要作品有小說《馬卡爾的夢》《盲音樂家》《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等，作品洋溢著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
[159] 我記不清農民們的姓名，因此，很可能將他們的名字搞混或者記錯。——作者注
[160] 俄國沙皇1861年2月19日下令廢除農奴製，到1888年還不到30年。
[161] 三聖節，亦稱三一主日或聖靈降臨節，是東正教12大節日之一，教徒們每年在複活節後第50天舉行節日活動。
[162] 俄國詩人H.涅克拉索夫（1821—1877）的長詩《薩沙》（1855）的開篇語。
[163] 米什卡是科斯京的大名米哈伊爾、小名米沙的愛稱。
[164] 指1877—1878年的那場俄土戰爭。
[165] 什卡利克，舊俄國的量酒單位，約合0.06升。
[166] 伊萬四世（即伊萬雷帝）1547年加冕親政，自稱沙皇，是全俄的大獨裁者。他利用諸侯間的矛盾，打擊大貴族，扶植小貴族，對內實行中央集權，殘酷鎮壓人民，對外一味擴張，宣稱要建立稱霸世界的“第三羅馬帝國”。
[167] 馬特維·巴裏諾夫，下諾夫戈羅德當地農民，曾隨高爾基在俄國到處遊**了好幾個星期。
[168] 原名瓦·米·德羅茲諾夫（1782—1867），俄國著名宗教人士，自1826年起擔任莫斯科大主教，參加過製定1861年俄國廢除農奴製的宣言。
[169] 舊時對烏克蘭男人的一種不敬的稱呼，因他們常在剃光頭頂的囟門上留下一小撮頭發而得名。
[170] 複活節，猶太教為逾越節，猶太教和基督教春天的節日。
[171] 瑪麗亞的小名。
[172] 安東尼（公元前82—公元前30），又譯安敦尼，古羅馬統帥、政治家，愷撒的部將，屢建戰績；後與埃及女王克婁巴特拉結婚，遭元老院反對，公元前31年與克婁巴特拉一起敗於屋大維，逃回埃及，因絕望自殺於亞曆山大裏亞。
[173] 亞克興戰役，古羅馬屋大維（奧古斯都）與安東尼的一次大決戰，發生於公元前希臘阿卡那尼西亞北隅的亞克興海角，結果屋大維大敗安東尼。
[174] 愷撒·屋大維（公元前63—公元14），公元前27年在羅馬稱帝，元老院奉以“奧古斯都”（拉丁文有“神聖者”“至尊者”之意）的尊號，後人即以此稱之。亞克興戰役的勝利，使他成功結束了愷撒（約公元前100—前44）死後古羅馬的內戰局麵。
[176] 俄國古代一種多弦的弦樂器，類似於中國的古箏。
[177] 一種為從事共同經濟活動而自願結合的合作組織，基本上是將同一行業組織起來，進行活動，如農業勞動合作組織、漁業勞動合作組織等。
[178] 維亞特卡河的港口城市，1934年起改為基洛夫市。
[179] 1902年9月24日高爾基在信裏寫道：“我今天高興極了！霍霍爾從雅庫特回來了——就是那個我跟他賣過蘋果的人。知道嗎，這個人好極了，非常堅強！”（見《高爾基文集》30卷集，第28卷，270頁）
[180] 民權黨是俄國19世紀80年代的一個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組織，1893年9月在薩拉托夫舉行成立大會，其宗旨是：聯合革命力量和反動勢力鬥爭，推翻沙皇封建專製製度。在許多地方建立了民權黨小組，出版《鬥爭報》，進行宣傳。1894年4月大部分成員遭沙皇政府逮捕。
[181] 喀山憲兵司令部1889年10月13日的檔案材料說：“1888年9月高爾基從克拉斯諾維多夫村返回喀山，同月底，離開喀山，去向不明。”
[182] 即現在的伊朗，1935年以前叫波斯。
[183] 俄羅斯城市，1918年設市，坐落在伊日河畔，工業重鎮，國家兵工廠所在地，為烏德穆爾特自治共和國（1934）首府。
[184] 關於高爾基和巴裏諾夫在裏海漁場工作的情況，《高爾基全集》（25卷集）第14卷，第626～627頁有記載。
[185] 意大利第勒尼安海一島嶼，療養盛地，1906—1913年高爾基在此居住。列寧1908和1910年兩度來此探望高爾基。
[186] 見列寧：《論文學與藝術》（二）第90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1 1883年在日內瓦成立的第一個俄國社會民主黨組織，以傳播馬克思主義為已任，與民粹派、伯恩施坦派、“經濟派”作鬥爭，翻譯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為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成立奠定了基礎。普列漢諾夫是該組織的主要負責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