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弘光政權的覆亡和南方的階級鬥爭形勢
第一節 弘光朝廷“借虜平寇”政策的破產
甲申四月，大順農民軍攻克北京、崇禎皇帝吊死煤山的消息傳到了南方，聚集在留都南京一帶的明朝官僚們頓時亂成一團。為了收拾這無主的半壁江山同起義農民對抗，他們麵臨著一個迅速解決明王朝的繼統問題。由於朱由檢的三個兒子都沒有逃出北京，大臣們隻有從藩王中挑選。當時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係子孫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後麵三人分別在四川、廣西，地處僻遠。離南京近的隻有從河南逃來的福王朱由崧和旁係的侄兒潞王朱常淓。有的大臣主張立福王，理由是他在世係上同朱由檢最親；有的大臣卻顧慮到老福王幾乎奪嫡的舊事，唯恐立了福王之後會掀翻舊案，引用“奸邪”，對自己不利，於是借口“立賢”，主張擁戴潞王。[1]鳳陽總督馬士英見史可法等重臣支持潞王[2]，認為是自己飛黃騰達的好時機，於是就聯絡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等實力派，宣布擁立福王。五月初一日，福王朱由崧被迎入南京，史可法、高弘圖等留都官員眼看木已成舟，也隻好加入奉迎的行列。五月初三日，朱由崧就任監國，以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戶部尚書高弘圖、鳳陽總督馬士英以及舊臣薑日廣、王鐸等五人入閣為大學士，同時選任了一批小朝廷的官員。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位稱帝，以明年為弘光元年。這就是第一個南明政權。
弘光政權在南京建立的時候，國內的形勢是：清軍打敗了大順農民軍，占領了北京和關內的大片土地，並且得到了黃河流域一部分漢族地主的支持；大順政權仍然擁有山西、河南以西的地方，正準備著手重整兵馬同清軍再決雌雄；南方除了大西農民軍正向四川進軍以外，其他地方基本上都處於弘光政權管轄之下。一場中原逐鹿的鬥爭就在這三股政治勢力之間展開了。社會矛盾由原先的漢民族內部的階級對抗和遼東地區的滿、漢之間的民族對抗，演變為全國性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織呈現出極其錯綜紛雜的局麵。
南明的弘光朝廷，表麵上是個龐然大物，它擁有全國最富庶的地區和數量可觀的軍隊。以兵員來說，僅鎮守武昌一帶的左良玉部就達二十餘萬，加上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鄭芝龍以及兩廣、雲貴、江浙等處的駐軍，兵馬約近百萬。然而，由於這個政權是以江南最腐朽的官僚地主為基礎，勾結在農民軍打擊下逃竄而來的軍閥集團建立起來的，骨子裏糜爛已深，所以實際上是十分脆弱的。它不僅完全繼承了崇禎朝的反人民政策，在腐朽、無能、內部紛爭等方麵，更有過之而無不及。被捧上皇帝寶座的朱由崧在政治上毫無作為，生活上荒**透頂，集中地體現了沒落貴族的全部特性。他把政事委任給大學士馬士英，口稱“天下事有老馬在”[3]，自己卻百事不理，整天吃喝玩樂。皇宮內廷裏懸掛著他叫大學士王鐸書寫的一副對聯“萬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幾見月當頭”[4]，僅此就可以想見其為人了。一六四五年除夕，朱由崧不樂，大臣們還以為他是憂慮前方形勢不利或是思念先帝，一個個磕頭請罪。不料朱由崧說出的意圖是：“朕未暇慮此。所憂者梨園子弟無一佳者，意欲廣選良家以充掖庭，惟諸卿早行之耳。”[5]直到清兵已臨近大江邊，朱由崧還忙於選美女。為了配製房中藥，他還命乞丐捕捉癩蝦蟆，燈籠上大書“奉旨捕蟾”，所以人們都稱他為“蝦蟆天子”[6]。
大學士馬士英則乘機攬權，把朝內比較正直的官僚都排擠出去，由自己掌握大權。他又引用閹黨阮大铖為兵部尚書，互相勾結，公開賣官鬻爵，選用文武官員都有定價，以致當時南京城裏流傳這樣一首《西江月》：
弓箭不如私薦，人材怎比錢財？吏兵兩部掛招牌，文武官員出賣。
四鎮按兵不舉，東奴西寇齊來。虛傳閣部過江淮，天子燒刀醉壞。[7]
又有這樣的歌謠：“中書隨地有，翰林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8]在一片紙醉金迷的虛幻太平景象中，南京的新貴們一個個有如燕巢幕上，競相經營自己的安樂窩。
為了爭權奪利，朝廷內外狗咬狗的鬥爭花樣翻新，層出不窮。有圍繞所謂北來太子和童妃事件的皇室內部爭鬥；有朝廷上這一部分官僚同那一部分官僚的鉤心鬥角；有軍閥們爭奪地盤的兵戎相見。這些鬥爭又往往糾纏在一起，亂哄哄地鬧得不可開交。這樣的朝廷不僅民心喪盡，就在統治集團中也沒有多大的權威。據史籍記載，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在行間講話，常引用弘光的旨意，大將高傑竟“拂然曰：旨，旨，何旨也。爾曾見皇極殿中有人走馬耶？”大將黃得功“一日伏受詔，語不當意，不待竟即起，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詔也”[9]。甚至一再發生皇帝指名逮捕的官員一藏入大將兵營，朝廷就無可奈何的怪事。
內部的腐敗和矛盾重重，使弘光朝廷從立國之始就患上了軟骨病。甲申五月，由史可法以大學士身份出任督師，在江北設立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四鎮，同武昌的左良玉部組成江淮防線，提防大順軍南下。在吳三桂降清、大順軍受挫的消息傳來後，弘光朝廷欣喜異常，以為可以借清朝兵力摧毀農民軍，然後通過討價還價同清方達成分疆而治的協議。大學士馬士英早在五月間就提出：“因三桂款建，使為兩虎之鬥。……今之上策也。”[10]史可法在奏疏中也認為：“目前最急者，無逾辦寇矣。”清兵“既能殺賊，即為我複仇。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仇之大而特釋前嫌，借兵力之強而盡殲醜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數也”[11]。這就是貫穿弘光一朝始終的所謂“借虜平寇”的方針。
對於滿洲貴族來說，奪取中原是早已確定的方針。但是，由於滿族人口很少，所能提供的兵員有限，多爾袞等人在入關初期，對於依靠自己的力量究竟能夠占領和有效控製多大的地盤，並不明確。史載多爾袞剛進北京時，曾說過：“何言一統？但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耳。”[12]六月初一日，清廷的詔書中還說：
深痛爾明朝嫡胤無遺，勢孤難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厲兵秣馬，必殲醜類，以靖萬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實為救中國之計。谘爾河北、河南、江淮諸勳舊大臣節鉞將吏及布衣豪傑之懷忠慕義者，或世受國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從王，皆懷故國之悲，孰無雪恥之願。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揚。其有不忘明室，輔立賢藩，勠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不負本朝，彼懷繼絕之恩，以惇睦鄰之誼。[13]
但下文也預先埋伏下了借口：“若國無成主，人懷二心，或假立愚弱，實肆跋扈之邪謀；或陽附本朝，陰行草竊之奸宄。斯皆民之蟊賊，國之寇仇。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師南討，殪彼鯨鯢，必無遺種。”實際上，當時清廷多爾袞等人對南明弘光朝廷，做的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和的兩手準備。
清廷暗伏殺機的這道詔書，對弘光朝廷起的居然隻是麻痹作用。他們抓住多爾袞“睦鄰”的橄欖枝，急不可待地派出使團“通好講和”，一心想在共同鎮壓農民革命的基礎上實現南北朝的局麵。七月，弘光朝廷派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禦史左懋第、太仆寺少卿馬紹愉、總兵陳洪範為使者，攜帶白銀十萬兩、黃金一千兩、緞絹一萬匹作為酬謝清廷出兵的禮物，另封吳三桂為薊國公，犒賞銀一萬兩的誥命，於十八日起程前往北京。北使團出發前，弘光帝曾命大學士會同府部等官，從長酌議同清方談判的條件。大臣們議論紛紛，“或言以兩淮為界。高輔宏圖曰：‘山東百二山河，決不可棄，必不得已，當界河間耳。’馬輔士英曰：‘彼主尚幼，與皇上為叔侄可也’”。[14]史可法在奏疏中也認為：“寧前既撤，則勢必隨以入關。此時畿輔間必不為我所有。”[15]言外之意，割讓北直隸乃勢在必行。弘光帝在給使團的指示中，則以割讓山海關外土地、南北互市、許歲幣不得過十萬和會見時不屈膝、不辱命作為談判的起點。[16]
就在弘光朝廷陶醉於“借虜平寇”的美夢時，清廷由於漢族官紳歸附者越來越多，力量和見識日增，態度也益漸驕橫。多爾袞等滿洲貴族從漢族降官口中得知，江南物產豐盈，民風脆弱，可傳檄而定，不禁食指大動。他們認為與其平分秋色，何如一口獨吞。主意打定，多爾袞就在七月間致史可法的信中，公開指責弘光朝廷是“乘逆賊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距江南，坐享漁人之利”。並且大加恫嚇：“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為敵國。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17]根本不承認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十月，左懋第等到達北京，處處受到冷遇和淩辱。清廷除了把使團帶來的銀幣如數照收以外，對使團提出的通和講好嗤之以鼻。左懋第等人反複辯解，得到的答複隻是一句話：“毋多言，我們已發大兵下江南。”[18]十月下旬，弘光朝的北使團毫無結果地起程南返時，內部又發生了驚人的背叛。使團中的陳洪範暗中給清攝政王多爾袞寫信，請求將同行的左懋第、馬紹愉拘留。自己南返後除率領本部兵馬歸順外，還將拉攏左良玉、高傑、黃得功、劉澤清等將領一道投降，南方可以不戰而定。多爾袞納其言，立即派軍隊趕到滄州，將左、馬二人追回拘押於北京，讓陳洪範獨自回去充當內奸。陳洪範抵南京後，一麵密奏“黃得功、劉良佐皆陰與□（虜）通”[19]，妄圖挑起朝廷對黃得功等的猜疑，以便自己乘機行事；一麵“逢人勸降”，被稱為“活秦檜”[20]。隻是由於朝廷諸臣感到三人出使，一人獨回，事有可疑，陳洪範的陰謀才暫時沒有得逞。
北使議和變成了一場賠了夫人又折兵的醜劇，特別是更摸清了清方劍拔弩張、要用武力征服全國的既定方針，弘光朝廷本當改弦易轍，以民族大義為重，重新調整自己的政策。可是，朱由崧等人出於反人民的立場，在戰略上仍然認定農民軍是自己的主要敵人，對清方的步步進逼卻一味退讓，唯恐得罪。一六四四年舊曆十月，清廷原定兩路出師，阿濟格軍攻陝西鎮壓大順軍；多鐸等南下摧毀弘光政權。隻是由於大順軍發動的河南懷慶反擊戰，把多鐸部清軍吸引了過去，才延緩了弘光朝廷的覆滅。從這年冬到一六四五年春，大順軍又一次獨立承擔了抗擊清軍主力的重任。當時，清廷在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的兵力相當薄弱，統治還很不穩固。弘光朝廷如能乘虛進兵魯、冀，客觀上將對西進的清軍主力起到牽製作用，大順政權就不致在優勢清軍的打擊下很快被顛覆，南明的偏安江左也可以多維持一段時間。然而，弘光朝廷的顯貴們卻蹲在石頭城上，睜起近視的兩眼，為清軍擊敗大順軍而歡呼鼓噪。一六四五年正月，正是多鐸、阿濟格兩路清軍都聚集在陝西的時候，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行至蘇北宿遷白洋河，得報西征“流寇”的興平伯高傑在睢州被總兵許定國誘殺，許率部眾叛投了清方，竟然嚇得手足無措，隻草草安置一下高傑部下諸將就一籌莫展了。幕客閻爾梅勸他：“渡河複山東，不聽；勸之西征複河南，又不聽；勸之稍留徐州為河北望，又不聽。”“一以退保揚州為上策。”[21]正是由於弘光朝廷始終沒有舉起抗清的旗幟，更沒有采取任何抗清的行動，才使清廷各個擊破的策略得以順利實現。
一六四五年三月，多鐸部清軍由西安東行至河南歸德府，積極準備南下。同時，大順軍主力在阿濟格部清軍尾追下也由河南西部進入湖廣襄陽一帶。鎮守武昌地區的明寧南侯左良玉自知不是大順軍的對手，扯起“清君側”的旗號遂全師東下，聲言討伐馬士英、阮大铖。部隊行至江西九江時，左良玉病死，其子左夢庚自稱副元帥繼續率師向南京進發。四月，多鐸所統清軍從歸德府出發，南經泗州，渡過淮河後直撲揚州。史可法連章告急。在這關鍵時刻，馬士英、阮大铖等卻抽調黃得功等部西禦左軍。有的廷臣認為當務之急是加強淮揚的防禦，不同意把大軍西調。馬士英悍然聲稱：“寧可君臣皆死於大清，不可死於良玉之手。”並“瞋目大呼：有議守淮者斬”[22]！四月十八日，清軍抵達揚州城下，派人招降史可法等，遭到拒絕。二十四日清軍大舉攻城，次日占領揚州，史可法被殺。清軍在揚州城濫加屠戮，製造了一場慘絕人寰的浩劫。[23]五月上旬，清軍進抵瓜洲，同明軍隔江相對。馬士英召集大臣們商議對策，有的官僚公然齊聲嚷道“便降誌辱身，也說不得了”[24]，積極準備投降清朝。初九日，清軍開始渡江。弘光朝廷的頭麵人物連清軍的影子還沒見著，就一哄而散了。初十日晚，朱由崧在一群宦官的擁簇下，慌慌張張地竄往南直隸太平府（今當塗）黃得功的軍營，馬士英則護衛著太後逃到浙江杭州。剩下的一批文武官員在忻城伯趙之龍、大學士王鐸、禮部尚書錢謙益的率領下，於五月十五日向多鐸投降，清軍遂進入南京。幾天後，降將劉良佐勾結黃得功部下將領田雄等謀害了黃得功，於是朱由崧被活捉並解往南京。[25]在這以前，左夢庚帶著二十三萬大軍，一矢未發就向英親王阿濟格投降了，原來的江北四鎮兵馬也先後投降了多鐸。
弘光朝廷覆滅之後，馬士英擁簇著弘光太後逃到杭州，又想另起爐灶擁立潞王朱常淓。不料，朱常淓卻是個扶不起的阿鬥。六月，他根據太後的諭旨出任監國。但剛剛粉墨登場便傳來了清軍迫近的消息，就在巡撫張秉貞、總兵陳洪範和宦官們的攛掇下，向清朝納土投降了。
弘光朝廷和潞王監國的相繼傾覆，打破了南方漢族地主們“聯虜平寇”、偏安江左的迷夢，終於看清了滿洲貴族絕不允許同時存在另一個漢族政權，從此抗清派才占了上風。多爾袞等人見勝利來得很容易，於是頭腦膨脹起來，蠻橫地推行一係列的民族壓迫政策。這就不能不使民族矛盾迅速地激化，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在各地人民抗清活動的推動下，終於進入了以農民軍為主體的聯明抗清的新時期。
第二節 南方農民反對封建統治的鬥爭的特點
明末農民戰爭，在本來意義上不僅包括了起自陝西的農民大起義，也包括了這一時期各地人民反對封建統治的鬥爭。當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軍為推翻明王朝而大顯身手的時候，許多地方性的農民起義也風起雲湧，充分體現了明末農民戰爭的廣度和深度。
從總體來看，明末農民戰爭在南方和北方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北方的農民起義經曆了一個由星星之火到燃成熊熊之焰的全過程。在明末農民戰爭進入**的時候，不僅形成了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兩大主力軍，而且地方性的農民起義也多得很。在河南，幾乎到處都有所謂的“土賊”，出現了所謂“流土交訌”的局麵。在山東濟南、兗州、東昌三府，到崇禎十四年已經是“無民非賊”，“勢成燎原”[26]，使明朝廷同東南地區的聯係往來不得不改道青州府。梁山山區李青山的起義具有相當的規模。這支隊伍在崇禎十四年十月間曾一舉攻克東平和張秋，繳獲漕糧數萬石，切斷了溝通南北的運河。直到次年正月，才被統治者用狡詐的手腕鎮壓下去。[27]此外，在山西、北直隸以及南直隸北部，都爆發了農民反政府的起義。在大順軍占領整個黃河流域以後，就根本改變了當地階級對抗的局勢，小股的農民起義，像江河入海一樣同大順農民革命匯合在一起。南方的情況則有所不同。這裏發生的起義一般都比較分散，規模也比較小，特別是在時間上晚於北方的農民起義。大約在崇禎十年以後，南方的農民起義才有逐漸增多的趨勢。例如，湖廣有臨武、藍山的所謂“礦賊”，聲勢最盛時曾達到“殘破三湘，直至洞庭”[28]的規模；廣東有“閻羅總”等山寇；福建有薑世英起義，“糾眾數萬”，攻入廣東饒平、大埔地區，一度包圍了潮州[29]；江西有吉安的呂疲子起義以及萬載的丘仰寰領導的棚民起義，等等。這些起義都打擊了當地的明政府和鄉紳勢力，但在規模和作用上，畢竟不能同起自陝西的農民軍相比。
在南方，利用宗教組織群眾展開鬥爭還比較常見。明後期，隨著社會矛盾的激化，人民群眾利用秘密結社進行反政府的活動是非常普遍的，無論在北方還是在南方都是如此。然而，北方農民在宗教掩護下舉行起義一般是早期的現象，如著名的徐鴻儒、於弘誌起義，便是在天啟年間爆發的。到崇禎年間，河南杞縣還爆發過白蓮教起義。但在大多數情況下，起義群眾已經不需要借用宗教的說教，而是鮮明地提出了自己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主張；起義的領導者也不再需要利用秘密結社的方式來組織群眾，因為他們自己就是在群眾的自發的武裝鬥爭中湧現出來的。所以，盡管有確切的材料證明各種秘密結社在北方各地進行過長期的活動，擁有大量信徒，但在農民起義進入**以後，秘密結社卻成了一種過時的形式而被淘汰了。南方的階級矛盾雖說也尖銳，但相對而言不如北方，披著宗教外衣進行反抗活動，仍有其存在的客觀必要。崇禎十一年二月，江西有“鉛山妖人張普微，倡無為教聚眾起兵”[30]。崇禎十六年，江西龍南、定南又有“密教楊細徠以妖言惑眾”。史載：“細徠係定南何氏家奴，流浪外鄉數載。突歸，自稱遇師指引，今當彌勒下界，謬以天翻地覆、銅風鐵雨恐嚇愚民，必入其教始得免劫。因是煽惑男婦以千萬計，立教堂於定南縣樟田，密約從教者俱於本年六月初一日齊赴龍華會。一時愚民轟動，有棄其父母妻子產業而不顧者。至晚，細徠密諭腹徒，各選精丁，授以兵具，詭雲至下曆司踏勝地舉刃疾呼，其城自崩。至司試其術不驗。營兵發炮傷數人，眾悉奔潰。”楊細徠也被俘殺。[31]
在指出南方的農民起義相對落後於北方的同時，也應當看到隨著明末農民戰爭的迅猛發展，明王朝統治危機的全麵加深，南方同北方的差距在不斷縮小。這首先表現在，崇禎後期爆發於南方的一些農民起義，提出的口號和鬥爭目標具有鮮明的革命性；其次也反映在明王朝覆亡後，南方各地奴變、佃變的廣泛發動方麵。
先說第一點。崇禎末年，南方的某些農民起義提出的口號很值得注意，它們往往體現了農民們在政治上已經達到相當高的覺悟水平。崇禎九年，湖廣臨武、藍山的農民和礦徒起義，領導人郭子奴自號鏟平王。[32]在一兩年之內，他們向北連克湘潭、湘鄉等縣；向南進逼廣東乳源、韶州；西出永州，圍困廣西全州，一時兵威大震。明朝廷被迫在崇禎十一年，詔令兩廣總督張鏡心，會同偏沅巡撫陳睿謨、南贛巡撫王之良、江西巡撫解學龍、廣西巡撫林贄，組織四省官軍圍剿。從三月到八月曆時半載，官軍才依仗優勢力量，把這次起義鎮壓下去。這次起義雖然失敗了，影響卻是深遠的。過了六七年，江西的農民又舉起了鏟平王的旗幟，要求鏟除社會地位和財富占有上的不平等現象。有的起義一開始就提出了明確的鬥爭目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如崇禎十六年十二月，浙江奉化縣胡乘龍，領導當地農民在雪竇山起義，“自稱天萌國大將軍”[33]，“改元宗貞，謂於崇禎去其頭、剝其皮也”[34]。所謂“天萌國”估計具有壓倒“大明”的意思。胡乘龍的起義雖然很快就被封建官府所扼殺，但他們鬥爭的矛頭，一開始便直接指向了明帝國和它的最高統治者，沒有經曆一個“隻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幼稚階段。同年三月，湖廣武岡州農民的抗暴鬥爭，更是震驚一時。武岡是明代岷王分封的地方，由於“藩祿日增，厘餉歲益”[35]，農民們已經被壓榨得喘不過氣來。岷王朱企钅豊驕奢**逸，早就“蓄怨於遠邇”。當農民起義席卷神州大地時，他唯恐失去自己的天堂，強迫附近農民修築州城，結果是“築城築怨，遂不堪命”。崇禎十六年三月，武岡四鄉農民一萬餘人起兵黃橋鋪，一舉攻克州城。朱企钅豊被活捉處死，宮室也化作一片灰燼。這次起義經過了五個月才被官軍撲滅，先後遭到屠殺的群眾有一萬多人。[36]同年七月，由於岷藩祁陽王朱禋鉒“為虐地方，人心怨恨”[37]，祁陽縣農民也聚眾起義，清算朱禋鉒的罪惡。朱禋鉒被嚇得星夜逃往廣西避難。[38]
起義中提出的鬥爭口號和鬥爭目標，不僅是檢驗參加者覺悟水平的重要標誌，也可以衡量當地階級衝突深化的程度。上麵列舉的事例清楚地反映了江南各地階級鬥爭的形勢已經達到爆炸的臨界點，農民們再也不能忍受明王朝的暴虐統治了。
第三節 南方的佃變
在南方農民反對官紳地主壓迫的鬥爭中，佃農和奴仆們為維護本身利益而自行解放的運動，占了相當突出的地位。大致說來，奴變主要發生於南直隸，佃變則主要集中在福建、江西等省。這同各地官紳地主采取不同的剝削和奴役方式是有密切關係的。在明王朝統治下，隨著地主階級日趨腐化，為了滿足自己窮奢極侈的生活要求，不斷加重了對佃戶的壓榨。他們興起種種陋規，增加剝削量。早在明中期，福建沙縣一帶的“郡邑長吏，受富民賄，縱其多取田租，倍征債息，小民赴訴無所”[39]。地主們還勒索“冬牲”，迫令農民送租至倉。農民們被逼得走投無路，終於在鄧茂七領導下爆發了震驚一時的武裝起義。農民的起義鬥爭被鎮壓下去後，官紳地主卷土重來，一切剝削舊規又都恢複了。如福建寧化地主收租時，“以二十升為一桶，曰租桶；及糶則桶一十六升，曰衙桶，沿為例”[40]。一進一出之間，剝削量便增加了四分之一。農民們又被迫繳納冬牲、豆粿，實行送租至倉等舊例。江西一些地方的地主豪紳也“於莊田租粒之入，俱改用大斛”[41]；石城縣“舊例每租一石，收耗一鬥，名為桶麵”[42]。此外，各地陋規尚多。地主們無不各顯神通，想盡種種辦法魚肉農民。農民們若有反抗，地主就以奪佃以至送官懲辦相威脅。由於政權在地主手裏，農民們顛連無告，總是吃虧。明末農民戰爭的狂飆興起，佃戶們從中看到了希望，一場如火如荼的反對殘酷壓榨的鬥爭便展開了。
明末的佃變，一般爆發於北都覆亡後的弘光、隆武年間，而延續到清朝初年。其中比較突出的有福建寧化和江西石城、瑞金等地的田兵。
福建寧化縣民黃通，“以較正鬥斛，裒益貧富為名”[43]，反對地主用二十升的大桶收租，“唱諭諸鄉凡納租，悉以十六升之桶為率，一切移耕、冬牲、豆粿、送倉諸例皆罷。鄉民歡聲動地，歸通惟恐後”[44]。通“乃連絡數十鄉為長關，僉其豪者曰千總，總各為部。通有急則傳千總，千總傳所部，不一日而千百人集矣”[45]。在這種組織下，“鄉之丁壯，悉聽其撥調”[46]，稱之為田兵。他們行使了部分政權職能，“事關有司者，皆取斷於通，令（指南明知縣）擁孤城而已”。隆武二年（1646），黃通部田兵一度攻克了寧化縣城，還活捉了隆武朝廷兵部侍郎於華玉。這場鬥爭後來被清政府所扼殺。
江西石城縣的佃變起於隆武元年九月，當地佃農在吳萬乾領導下，掀起了減租和爭取永佃權的鬥爭。他開初提出廢除每納租穀一石加耗一鬥的所謂桶麵，得到佃戶們的熱烈響應。在這個基礎上又把佃戶組織為田兵，鬥爭的內容也由廢止桶麵陋規發展到減少租額，一石隻納七八鬥，並且提出了永佃權的要求。由於當地地主豪紳的勢力比較雄厚，吳萬乾就聯絡寧都、瑞金、寧化的客戶，建立了集賢會的組織，多次圍攻縣城。順治三年，石城落入清方之手。次年，在幾千名清兵的圍攻下，田兵被擊敗，吳萬乾也慘遭擒殺。[47]
在寧化、石城佃農運動的影響下，附近州縣的佃農也組織了田兵展開鬥爭。如瑞金縣的何誌源、沈士昌、範文貞等人，“效寧化、石城故事，倡立田兵，旗幟號色皆書‘八鄉均佃’。均之雲者，欲三分田主之田，而以一分為佃人耕田之本，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無易人，永為世業”。田兵們還“蟻聚入城，逼縣官印均田帖以數萬計。收五門鎖鑰，將盡擄城中人”。迫使南明官僚不得不責令糧戶（田主）出城，與佃戶“立盟，捐額租，除年節等項舊例。糧戶不敢出一言，唯唯而已”[48]。瑞金的田兵，後來同福建寧化和江西石城的佃農運動會合在一起，聲勢相當浩大。順治四年，清朝知縣徐珩到任後，“請兵虔院，發馬步兵五千人，破其山寨，剿殺五六千人”[49]，把這場佃農為捍衛自身權利的鬥爭淹沒在血泊當中。
江西中部的佃農運動，具有鮮明的革命色彩。上文已經指出，這一帶的貧苦農民在崇禎十六年曾堅決支持過張獻忠起義軍。明亡以後，他們又在鏟平王的旗幟下，向地主豪紳展開了猛烈的衝擊。史載：
初，甲申、乙酉間，吉州一大變也。蒼頭蜂起，佃甲廝役群不逞者從之。刲牛屠豕聚會，睢盱跳梁。每村千百人，各有渠魁，裂裳為旗，銷鋤為刃，皆僭號鏟平王，謂鏟主仆、貴賤、貧富而平之也。諸佃各襲主人衣冠，入高門，分據其宅，發倉廩散之。縛其主於柱，加鞭笞焉。每群飲，則命主跪而酌酒，批其頰數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今而後得反之也。”此風濫觴於安福、廬陵，其後乃浸**及永新。[50]
這是何等可貴的革命的豪言壯舉啊！農民們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他們是地主階級封建製度的批判者，他們所追求的是政治和社會上的平等、經濟上的平均。換言之，他們本能地具有同壓迫和剝削相對立的大同理想。誠然，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農民們用以批判封建製度的思想武器是不科學的。然而，這與那些認為農民根本沒有自己的思想、根本不反對封建製度的說法，畢竟不是一回事。
第四節 南方的奴變
明朝初年，朱元璋在元末農民戰爭的影響下，曾頒布過免奴為良的法令，並對官紳畜奴做了嚴格的限製。隨著王朝統治的重新穩定和日益腐朽，畜奴的風氣又盛行起來。特別是在南方，縉紳地主通過購買和接受投靠，擁有大批的奴婢。明後期，江南士大夫之家不僅家內服役依賴奴婢，而且部分田土的耕種也由奴仆承擔。顧炎武說：“今吳仕宦之家，（人奴）有至一二千人者。”[51]湖廣麻城的梅、劉、田、李四家，“家僮不下三四千人”[52]。淪為奴仆的農民，“子姓世為奴，非主自鬻，無得脫冊籍”。[53]他們的子女稱為人奴產子或家生奴婢，家主有役使和轉讓的權力。有的地方嚴格禁止奴仆讀書識字，目的是使他們永遠處於愚昧無知、易於役使的地位。奴仆們過的是缺衣少食、勞役繁重的生活，還要忍受主子的種種欺淩。一件史料中說：
間嚐聞江南慘礉之主，或有苛使盲驅，繁於《僮約》。奴多腹坎無食，膝踝無裙，臀背無完肌膚。奴女未配聓，蚤破其瓜；婦未耦子，先割其鮮。主婦妒，則有鍛椓陰私，剃毛縫皮，醜痛之聲，流聞於外。[54]
非人的待遇使奴仆們的胸中蘊積了複仇的火焰。在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農民起義感召之下，奴仆們看到了擺脫世世代代受壓迫的希望，他們行動起來了。較早的奴變在崇禎七年秋爆發於安徽桐城。這裏的奴仆在黃文鼎、汪國華、張儒等人的聯絡下，立盟會聚，“謀為亂以應賊”[55]。他們受“替天行道”口號的影響，以“代皇”二字為號。“‘代皇執法’四字屢冠於檄首，標於令箭，傳於郡城及各鄉村矣。”[56]這說明他們對當今皇帝還抱有幻想。桐城的奴變，得到了當地群眾的廣泛支持，“窮民之亡賴者，無遠近少長畢至”[57]。參加起義的群眾，在城外胡家莊“設將台，建令旗、令箭，署文武參謀、中左右前後五哨先鋒等號。民間訟獄鹹取決焉”[58]。這次起義不久就在官府和鄉紳勾結下被擊敗了。當知縣審問張儒為什麽聚眾為變時，他回答道：“無他，不欲為奴耳。”[59]桐城奴變的組織者被誘殺，這並沒有嚇倒逐步覺悟起來的奴仆。“漏網餘黨，憤恨不平，說：‘我等要殺鄉官，到不曾殺得，反被鄉官殺了。’是以往北方接得流賊來報仇。”[60]崇禎十六年，湖廣麻城奴仆組織的“裏仁會”，派人往南直隸迎來了張獻忠起義軍，說明奴仆們已經認識到，必須聯合其他地方的農民革命武裝，才有可能改變自身被奴役的地位。
江南奴變的高漲，是在大順軍推翻明王朝之後出現的。甲申四五月間，大順軍占領北京、崇禎皇帝自盡的消息傳到南方，各地的奴仆聞風而起，迅速掀起了一場反對封建人身依附的解放運動。奴仆們的鬥爭目標，首先是要求脫籍，改變奴主關係。在金壇縣，奴仆們聽說大順軍攻克了北京，歡呼道：“天地迥薄，貴賤翻躡，我輩何必長為奴乎？”他們組織起來，自稱為“削鼻班”。這個名稱的來源是江南一些地方“謂奴曰鼻”。班名“削鼻”，就是要削除奴仆的身份和世籍。削鼻班策劃了舉事的日期，規定到時“各刦其主，破券均齒乃已”。弘光朝廷建立以後，地主豪紳有了靠山，神氣起來了，削鼻班的活動暫時趨於沉寂。乙酉五月，清軍南下，弘光小朝廷覆滅。奴仆們又“拍掌相賀曰：‘我知天公果不欲終奴我也’。”“驟呼其黨近萬人，飲血於城隍之廟，令曰：‘國步既改，諸勳戚與國同休者鹹已休廢，若我輩奴籍不脫，奴將與天地同休乎？’遂部署禿屑者司驅走，桀黠者主指畫，溫肥者贍金帛。令曰：‘主有不肯破券均齒者，眾共滅其家；奴有自不願去者，磔而屍之。’”[61]“遂鳴鉦造亂，縛故主，胠其囊篋，索身契，橫行剽慘。去主從亂，凡四五萬人。”[62]南直隸嘉定縣，於“端午後始得北信，於是邑有逆奴，乘亂焚劫索契之變”[63]。《研堂見聞雜記》記載南直隸太倉州的情況說：“吾婁風俗，極重主仆。男子入富家為奴，即立身契，終身不敢雁行立。有役呼之，不敢失尺寸。而子孫累世，不得脫籍。……乙酉亂，奴中有黠者倡為索契之說，以鼎革故，奴例何得如初？一呼千應，各至主門，立逼身契，主人捧紙待。稍後時，即舉火焚屋，間有縛主人者。雖最相得，最受恩，此時各易麵孔為虎狼，老拳惡聲相加。凡小奚細婢，在主人所者立牽出，不得緩半刻。有大家不習井灶事者，不得不自舉火。自城及鎮、及各村，而東村尤甚。鳴鑼聚眾，每日有數千人鼓噪而行。群夫至家，主人落魄，殺劫焚掠，反掌間耳。……城中倡首者為俞伯祥，故王氏奴。一呼響應，自謂功在千秋，欲勒石紀其事，但許一代相統，不得及子孫。”[64]江陰縣的“叛奴乘釁索券焚弑者絡繹而起，煙火蔽天，大家救死不暇”[65]。
在南直隸黟縣有“黠奴”宋乞，“暗約諸奴，以吾輩祖父為役，子孫隸其籍，終不能自脫。天之授我，此其時矣。彼皆孱弱，不任幹戈，而乘上之急，即欲以逆繩我，無暇也。部署既定，及期而皆舉，無或後者。邑凡列營數十餘處，各有魁帥領之”[66]。“始而挾取其先世及其本身投主賣身文契，繼而挾餉於鄉邑。素有名望者，俱剪除之”。[67]
浙江海寧縣有李刀三領導的奴變，“李刀三故大家奴，以黠稱。乘間煽諸毒怨於大家者揭竿起，而己構兵其間，勢洶洶”[68]。
廣東的奴變稱為“社賊”，“賊皆人奴，忿殺其主以叛。始於順德縣衝鶴村，延及新會、開平、高要。皆殺逐其主，掘其墳墓，踞其妻室，連年屠毒，至順治十五年乃止”。[69]
奴仆們在自發的鬥爭中，還清算了主子的罪惡。這點在有關金壇奴變的記載中，敘述得很清楚：
若有憾於主，則曰：“吾受汝扈若幹年矣，城隍神令我酬汝。某日，汝棒我，請償棒。”則掣神簽以數棒，曰：“痛乎？”其主曰：“痛！”則曰：“若棒我時，何為不知痛也？某日，汝錐我，請償錐。”曰：“痛乎？”其主大號。則曰：“若既知痛，向何為錐我也？”……有一紳，性嚴正，獨留城。諸奴絙其項，徇於市，令大叫曰：“為主慎無若我之溪刻也。”不叫，則棘鞭競鞭之。是紳老，幾斃。有數諸生不勝楚撻，亦幾斃。[70]
在李自成、張獻忠起義軍推翻明王朝的影響下，南方的奴仆們所掀起的人身解放鬥爭是完全正義的。毛澤東同誌在分析湖南農民運動時指出，農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曆來憑借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71]。這段話雖然是在民主革命時期說的，對於認識明末的江南奴變，以至於整個明末農民戰爭，同樣具有指導意義。
江南的奴變是在明末農民戰爭的感召下爆發的，也是這場社會大變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如各地的農民起義在清初仍然此起彼伏一樣，南方的奴變也延續到清朝初年。在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之後，一些地方的奴仆曾經趁改朝換代起事，甚至幻想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他們顯然錯了。清王朝在各地支持的，是依附於它的漢族官紳地主，維護的是封建統治秩序。史料清楚地表明，各地的奴變都是在清政府同當地豪紳勾結下遭到鎮壓的。例如，金壇著名的削鼻班，就被清政府將為首數人捕去，“截其鼻，懸之市衢，曰：班名削鼻，鼻削示眾，遂斬之。眾乃大服”[72]。安徽黟縣的奴變先後堅持了兩年，清政府在當地的統治穩定之後，“邑之士夫，走乞師於郡，始執首叛諸奴，磔市以徇。諸素謹者貸其死，就仆舍執役如初”[73]。又如南直隸太倉州的奴變，也是在當地士紳控告之後，清政府“斬一人，重責四人，又懸示不許複叛，而主仆之分始定”[74]。在奴變被清政府鎮壓下去後，一位官紳不無得意地評論道：“奴輩謂奴不當與天地同休，是則真奴語也。夫有天地，斯有君臣、有父子、有主仆。天地不變，則君臣、父子、主仆亦不變。主仆之義，天地同敞。……假使鼻不居於眼下，而忽居額上，詎可名人乎哉！”[75]他套用“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陳腐教條，論證主仆之義將與天地同休。這正好說明了農民受奴役，是同封建製度相終始的，不推翻封建製度，農民就不可能求得解放。
[1] 李天根《爝火錄》卷十記：“弘光既失國，時人鹹恨不立潞王。太常少卿張希夏語大理寺丞李清曰：‘吾嚐奉敕獎諭潞王，亦中人耳，未見彼善於此也。王居杭時，常命內官下郡邑廣求古玩。又指甲長六七寸，以竹筒護之，其為人可知矣。’大理少卿沈因培常曰：‘使潞王立而錢謙益為相，其敗壞與福王、馬士英何異？’人是其言。”又見李清《三垣筆記·附識》卷下。弘光朝廷覆亡之後，潞王朱常淓曾在杭州監國，為時不過幾天就投降了清朝。可見，所謂“立賢”，不過是南京官場派別鬥爭中的借口。
[2] 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卷一；《石匱書後集》卷二四，《史可法列傳》。薑曰廣在《過江七事》中說，史可法和馬士英開初定議擁立桂王，不久馬士英變卦，改擁福王。
[3] 顧炎武：《聖安本紀》卷四。
[4] 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卷八，《弘光失德》條。
[5] 同2。
[6] 王應奎：《柳南續筆》卷一。
[7] 姚廷遴：《曆年記》上，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清代日記匯抄》，第五十五頁。應廷吉：《青磷屑》卷上記：“南都人複書《西江月》一詞於演武場雲：有福自然輪著，無錢不用安排。滿街都督沒人抬，遍地職方無賴。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財。門前懸掛虎頭牌，大小官兒出賣。”
[8] 引自顧炎武《聖安本紀》卷二。夏完淳《續幸存錄》作：“京師諺雲：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相公止愛錢，皇帝但吃酒。”《思文大紀》卷三作：“爾來南京有‘都督量成鬥，職方地下走’之謠。”
[9] 薑曰廣：《過江七事》。
[10] 《國榷》卷一○一。
[11] 史可法：《請遣北使疏》，見《史忠正公集》卷一，《奏疏》。
[12] 張怡：《謏聞續筆》卷一。
[13] 《國榷》卷一〇一；顧炎武：《明季實錄》。
[14] 李清：《三垣筆記》卷下。
[15] 史可法：《請遣北使疏》。
[16] 左懋第：《蘿石山房文鈔》卷一，《辭闕效言疏》；陳洪範：《北使紀略》。
[17] 徐鼒：《小腆紀年附考》卷七。
[18] 《北使紀略》。
[19] 顧炎武：《聖安記事》上。
[20] 林時對：《荷牐叢談》卷四。
[21] 閻爾梅：《閻古古全集》卷二，《已矣歌》及《惜揚州》。
[22] 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八，《議禦北兵》條。
[23] 參見王秀楚《揚州十日記》。
[24] 《明季南略》卷二，《五月紀》；又見陸圻《纖言》下。
[25] 陸圻《纖言》，記載了朱由崧被俘入南京的情況：“丙午，帝乘無幔小輿入城，首蒙緇素帕，身衣藍布袍，以油箑掩麵，兩妃乘驢隨後，夾路百姓唾罵，有投瓦礫者。……帝嬉笑自若，但問馬士英奸臣何處爾。”又見《明季南略》卷九，《宏光出奔》條。
[27] 明政府山東官員在正式報告中說，李青山等戰敗之後逃到費縣箕山被活捉（《明清史料》乙編，第十本，第九三六頁，張國維題本）。李清在《三垣筆記》中說，官軍“誘青山降，執送京師獻俘。上率太子、永、定二王禦門受之。凡三十餘人。貸一人，磔青山及王（李青山之謀主王鄰臣），餘斬首。方縛赴西市，眾賊雲：‘許我做官，乃縛我耶！’至市，青山奮起，所縛之樁立拔；王詬罵當事者負約，死乃絕聲”（附識，卷上）。
[28] 汪輝：《湘上癡脫離實錄》，見《希青亭集》。
[29] 尤侗：《艮齋倦稿文集》卷十二。
[30] 康熙五十九年《西江誌》卷三二，《武事》四。
[31] 康熙四十八年《龍南縣誌》卷十一，《紀事》。
[32] 黎遂球：《蓮須閣集》卷四，《平湖南山寇紀功碑》。
[33] 道光二十六年《寧波府誌》卷三六，《逸事》。康熙二十五年《奉化縣誌》卷六，《陳國訓傳》內，記胡乘龍之名為胡成龍；同書卷十三《通雲禪師傳》內，又寫作胡承龍。
[34] 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卷二。
[35] 康熙二十四年《寶慶府誌》卷十九，《賦役誌》下。
[36] 康熙二年《武岡州誌》卷九，《征異·時事》；又見康熙二十四年《寶慶府誌》卷二一，《武備誌·兵紀》。
[37] 馬光：《兩粵夢遊記》。
[38] 康熙《零陵縣誌》卷十四，《災祥》。
[39] 《明英宗實錄》卷一七五。
[40] 康熙二十三年《寧化縣誌》卷七。
[41] 康熙五十九年《西江誌》卷一○七，《祥異》。
[42] 順治十五年《贛石城縣紀》卷八，《紀事》。
[43] 李世熊：《寒支初集》卷八，《寧化知縣徐公墓誌銘》。
[44] 康熙二十三年《寧化縣誌》卷七；又見李世熊《寇變記》，載《清史資料》第一輯。
[45] 同1。
[46] 康熙二十三年《寧化縣誌》卷七。
[47] 順治十五年《贛石城縣紀》卷八，《紀事》；又見乾隆十年《石城縣誌》卷七，《兵寇》。
[48] 乾隆十八年《瑞金縣誌》卷七，《藝文》載楊兆年《上督府田賊始末》。
[49] 乾隆十八年《瑞金縣誌》卷一，《兵寇》。
[50] 同治《永新縣誌》卷十五。
[51] 《日知錄》卷十三，《奴仆》條。
[52] 於子瞻：《金沙細唾》。
[53] 張明弼：《螢芝全集》，《削鼻班記》。
[54] 同3。
[55] 蔣臣：《桐變日錄》。
[56] 桐川蹈海生：《桐叛紀異》。
[57] 蔣臣：《桐變日錄》。
[58] 同1。
[59] 桐川蹈海生：《桐叛紀異》。
[61] 張明弼：《螢芝全集》，《削鼻班記》。
[62] 於子瞻：《金沙細唾》。
[63] 蘇瀜：《惕齋見聞錄》。
[64] 婁東無名氏（王家禎）：《研堂見聞雜記》。
[65] 陳曦明：《江上孤忠錄》。
[66] 嘉慶十七年《黟縣誌》卷十五，《藝文》載江碧《義烈江伯升雷傳》。
[67] 嘉慶十七年《黟縣誌》卷十五，《藝文》載程功《乙酉紀事》。
[68] 《海寧縣誌》，《名宦傳》。
[69] 道光六年《高要縣誌》卷十，《前事誌》。
[70] 張明弼：《削鼻班記》。又，《金沙細唾》中也有一段非常具體的描寫：“有邑紳禦下嚴酷，少拂意即鞭撲，奴怨之入骨。奴既撓聚，遂縛紳至城隍廟，廟中有竹節大杖，杖末量五寸，積一寸許。數其平昔事輪杖杖之，兩人對杖，交進亂下，杖至百餘乃止。血滲漉階前，膚肉糜爛，肢骨撐露，死而複蘇，氣奄然而已。紳平生愛品茶，以硤州碧澗、陽羨天池為最。奴奉命采茶者必計時日返，遲則受笞。至是杖主訖，摔出廟門，群溺之，旋以穢溲一摞灌其喉曰：‘試嚐此碧澗、春池也。’又邑中風俗，凡時節喜慶，碾白米為細粉，蒸熟成糍，名曰團子；所盛之器為蒸籠，一籠計五六十枚，每蒸三四籠或六七不等。一紳家蒸團偶未熟，集奴婢列跪於前，計團若幹棰手若幹。時為奴縛至廟中，共數而詈之曰：‘若猶記一團，一棰乎？此棰債當償久矣。’亦如數棰之。兩手赤腫，血漫漶於皮爪間，指腕幾折。棰畢，以琅璫係頸牽之遊街，撫掌歡呶，雜遝巷市。若此類者，莫可縷記。顧亦有感其故主者，號於眾曰：‘我輩報複，必須恩怨分明。如某之長厚仁心，某之仁慈待物，知怨而不知德，懼為神人嗤矣，必報之。’於是，列儀仗，樅金張彩，八人舁大輿，獵獵迎故主出遊。主遜謝，辭甚恭；奴請益力。主愈謝。而眾已擁持入輿，旌奴導前，騎奴環後，軒蓋鼓次，軒耀路隅。繞城一匝，乃送歸。主遜謝再三，然後歡呼而去。其他慘辱屠虐，雖邑令亦無如之何。”
[71]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引自《毛澤東選集》四卷本，第十六至十七頁。
[72] 《削鼻班記》。
[73] 嘉慶：《黟縣誌》卷十五，《藝文》。
[74] 《研堂見聞雜記》。
[75] 《削鼻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