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行大善而容小惡
保羅·德弗羅堅信聯邦調查局不會撤消他的“遊隼計劃”，但他還是為與柯林·弗萊明的這次針鋒相對的會麵而深感煩惱不安。他並沒有低估對方的才智、影響或情感。但真正使他擔憂的是耽擱了時間。
“遊隼計劃”隻有中情局局長喬治·特內特和白宮反恐專家理查德·克拉克知情。對這個秘密計劃掌管了兩年之後，德弗羅已經接近，或者相當接近觸發他精心設置的陷阱的最後一搏了。
目標隻被簡稱為UBL。這是因為華盛頓的整個情報界把那個人的名字拚寫成Usama，即奧薩馬，使用的首字母是“U”，而不是媒體所喜歡采用的“Osama”[4]。
在二〇〇一年夏天，整個情報界普遍深信拉登將發起一場針對美國的戰爭。百分之九十的人認為，屠殺會發生在美國本土以外的某個主要的美國利益機構；隻有百分之十的人認為會在美國領土上發動襲擊。
這種念頭貫穿在所有的情報機關裏，但主要是在中情局和調查局的反恐部門裏。反恐行動的重心是要提前發現拉登的真正計劃，然後去預防它。
盡管總統第12333令禁止“終結”，但保羅·德弗羅的目標決不隻是阻止本·拉登，而且還要“終結”他。
在他職業生涯的早期，這位從波士頓學院畢業的學者就已經明白，在中情局內的提升要依靠某種形式的專業知識。他的年輕時代是越戰和冷戰的時代，大多數新員工都選擇了蘇聯部門。敵人顯然是蘇聯，要學習的外語是俄語。因此學俄語的門檻都快被擠破了。德弗羅選擇了阿拉伯語，鑽研伊斯蘭教。別人都認為他發瘋了。
他非常投入地學習，掌握了阿拉伯語，語言水平幾乎可以被當作阿拉伯人，他對伊斯蘭教的研究也達到了《古蘭經》學者的水平。他的回報隨著一九七九年的聖誕節而來臨：蘇聯入侵了一個叫阿富汗的地方，在蘭利的中情局總部，情報官們這才慌忙尋找地圖。
德弗羅表示，除了阿拉伯語他也會說不錯的烏爾都語，也就是阿富汗的語言，還略懂巴基斯坦西北地區至阿富汗的部落族人說的普什圖語。
他的生涯真正起飛了。他是第一批站出來說明問題的人之一，他指出，蘇聯已經掉進了一個泥潭卻渾然不知，阿富汗的部落是決不會屈服於任何外國占領的，蘇聯的無神論觸犯了他們伊斯蘭教義。在美國的物質幫助下，他們將會在山區基地裏形成強大的抵抗力量，最終把鮑裏斯·格羅莫夫將軍統領的蘇聯紅軍第四十軍打得損兵折將，吃盡苦頭。
在阿富汗戰爭結束之前，形勢發生了許多變化。穆斯林戰士們確實讓一萬五千名蘇軍士兵躺在棺材裏返回了家鄉。盡管阿富汗人一直在暗處抵抗，盡管占領軍對阿富汗人造成了極其殘酷的重創，但入侵者已經軍心動搖，士氣低落了。
正是阿富汗戰爭和米哈依爾·戈爾巴喬夫上台的共同作用，最後使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保羅·德弗羅已經從情報分析部轉到了行動部，並與米爾特·比爾頓一起，把美國每年十億美元的支持遊擊隊的武器分發給那些“山區戰士們”。
在阿富汗山區艱苦的生活、行軍和戰鬥期間，他見過從中東過來的成百上千個滿懷理想的年輕反蘇誌願者。他們既不說普什圖語，也不說達利語，但願意在需要他們的時刻在異國他鄉戰鬥和犧牲。
德弗羅很清楚他在那裏做什麽，他正在抗擊一個威脅到他自己國家的超級大國。但這些年輕的沙特人、埃及人和也門人在那裏做什麽呢？華盛頓不理會這些中東年輕人，以及德弗羅所寫的報告。但德弗羅對這些年輕人著迷。這位中情局特工會裝作對阿拉伯語一竅不通的樣子，連續幾個鍾頭聽他們講話，欣賞著他們反對無神論的言論。
而且，他們也同樣仇恨和蔑視基督教和西方，尤其是美國。這些人中，有一個被寵壞了的生性狂熱、喜怒無常的沙特巨富的後裔，投入千百萬美元的資金，在巴基斯坦建立訓練營和難民營，把食物、毯子和藥品分發給其他穆斯林戰士。他的名字叫奧薩馬。
奧薩馬·本·拉登想成為一位像艾哈邁德·馬蘇德[5]那樣的勇士，但實際上在一九八七年暮春時他隻是一個無名小卒。米爾特·比爾頓把他稱作“被寵壞的小鬼”，但德弗羅密切地注視著他。這個年輕人除了喋喋不休地提及真主之外，還懷有一種強烈的仇恨，總有一天這種仇恨將會發泄到除了蘇聯人以外的其他目標上。
保羅·德弗羅回到蘭利，獲得了一連串獎章。他已經選擇了獨身，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學問和工作上。他已故的父親給他留下了巨額財富，在他位於老亞曆山德裏亞的那座優雅的房子裏，收藏著令人羨慕的伊斯蘭藝術品和波斯地毯。
他曾試圖告誡官方，要警惕蘇軍撤走後任由阿富汗陷入內戰的愚蠢做法，但是柏林牆倒塌引起的欣慰導致當時人們普遍相信，在蘇聯陷入混亂，東歐國家紛紛為自由而倒向西方的形勢下，世界已經成了一潭死水。世界唯一餘留的超級大國所構成的最後威脅，正像太陽升起之前的霧氣一般在蒸發。
德弗羅回國後還沒來得及坐穩屁股，薩達姆·侯賽因就在一九九〇年八月入侵了科威特。在美國阿斯彭，冷戰的勝利者美國總統布什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商定，他們不能容忍這種**裸的侵略行徑。在四十八小時之內，第一批美軍F-15戰鷹升空飛往阿曼的圖姆萊特，保羅·德弗羅也踏上了奔赴美國駐沙特阿拉伯使館的路途。
節奏太快了，日程太緊了，要不然他肯定會注意到異常。一個同樣是從阿富汗返回的年輕沙特人，領導著一個叫“基地”的組織，提出願為法赫德國王服務，以保衛沙特阿拉伯免遭北方好戰鄰國的入侵。
沙特的君主很可能也沒特別關注這個小股武裝的頭領，所以忽視了他提供的誌願服務，相反允許由五十個國家組成的五十萬外國戰士，來把伊拉克軍隊攆出科威特並保護沙特的油田。這些戰士百分之九十是異教徒，也就是基督徒，他們的作戰靴行進在聖城麥加和麥地那的同一片土地上。其中差不多四十萬是美國人。
對那個沙特狂熱分子來說，這是對真主和先知默罕穆德的侮辱，是不可容忍的。他宣戰了，首當其衝的就是針對許可外來入侵的沙特王室。更重要的是，德弗羅最初在興都庫什山區注意到的那種仇恨，現在已經找到了發泄的目標。拉登接著宣布對美國作戰，並開始著手製訂計劃。
假如在海灣戰爭結束和勝利之時，保羅·德弗羅就被調到了反恐中心，那麽曆史的進程也許會發生改變。但在一九九二年，反恐中心還是一個級別很低的部門；政權轉移到了比爾·克林頓手中；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都進入了他們最糟糕的十年。先是中情局爆出醜聞，奧爾德裏奇·艾姆斯在八年的時間裏一直在背叛祖國；後來又傳出消息，聯邦調查局的羅伯特·漢森也是個叛徒。
在與蘇聯對抗了四十年之後，本應該是勝利的時刻，兩個情報機關卻都遭受了領導、士氣和信任上的危機。
新的領導崇尚一條新的原則：政治上的正確性。非法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的“伊朗門”醜聞經久不散，導致新領導不再崇尚勇氣與膽量。精明能幹的好員工大批離去；官僚主義者和阿諛奉承者被提到了中層領導的崗位上；具有幾十年前線鬥爭經驗的情報員們受到了冷落。
在招待酒會上，當參眾兩院的議員們自鳴得意地宣稱，至少阿拉伯世界還愛戴美國，保羅·德弗羅對他們報之以禮貌的微笑。這種愛戴隻限於他們剛剛訪問過的那十個王子。這位耶穌會會士出身的情報官曾經影子般地在穆斯林的街巷裏穿行多年，在他的內心，一個小小的聲音在說：“不，他們對我們恨之入骨。”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四個阿拉伯恐怖分子駕著一輛租來的麵包車駛入了紐約世貿中心地下第二層的停車場裏。車上裝載著大約五百到七百公斤的以化肥為原料的自製炸藥，叫硝化脲。幸好對紐約人來說，它的爆炸威力還遠遠不夠強大。
盡管如此，它還是造成了一次轟動。那時沒人知道，甚至都沒有人去懷疑，這次威力不大的爆炸是為一場新的戰爭打響了第一炮。
德弗羅當時是整個中東處的副處長，雖然在蘭利的總部辦公，但經常出差。部分因為他旅行時的所見，部分因為從中情局駐在世界各地伊斯蘭國家的情報站湧進來的報告，使得他的注意力由阿拉伯的宮殿轉到了另一個方向。
他開始要求從駐外情報站獲得補充報告，不是關於當地的部長們在幹什麽，而是關於大街小巷、農貿市場、宗教聖地、清真寺裏的普通人，尤其是學校裏接受過教育的穆斯林青年們的內心思想。他觀察和傾聽得越多，警鍾就敲得越響。
“他們對我們恨之入骨。”他內心的那個聲音在告訴他，“他們隻需要一個有能力的協調人。”
他自己花時間進行研究，再次拾起了那個沙特狂人奧薩馬·本·拉登的線索。他獲悉，那人因粗暴無理地指責君主允許異教徒踏上這塊神聖的土地，被逐出了沙特阿拉伯。
他還獲悉，拉登先是安頓在蘇丹，又一個原教旨主義的純伊斯蘭國家。喀土穆[6]要把這個人移交給美國，但沒人感興趣。然後他又走了，回到了阿富汗的山區，那裏的內戰已經結束，政權落到了最狂熱的極端宗教派別塔利班的手中。
德弗羅注意到，這個沙特人帶著巨額財富抵達阿富汗，給塔利班奉上了幾百萬美元的禮物，很快成了那裏的知名大人物。拉登帶著差不多五十名保鏢抵達阿富汗，並發現他共同戰鬥過的幾百名外國(非阿富汗)穆斯林戰士還在那裏。在巴基斯坦邊境城市白沙瓦和基達一帶流傳這樣一種說法，這位歸來者已經開始了兩項狂熱的計劃：一是在十幾個地方精心挖掘複雜的山洞；二是建造訓練營。營地不是為阿富汗軍隊建造的，而是給誌願恐怖分子使用的。消息回傳到了保羅·德弗羅那裏。伊斯蘭對美國的仇恨已經找到了一個協調人。
此時發生了美軍突擊隊員在索馬裏遭到大屠殺的慘劇，這是情報不準所導致的。美國人不單低估了軍閥阿蒂德的反抗，更沒有意識到還有其他人在對美國人作戰，不是索馬裏人，而是更為老練的沙特人。一九九六年，一顆巨型炸彈摧毀了在沙特阿拉伯達蘭的科巴爾大廈，造成了十九名美國軍人死亡，其他多人受傷。
保羅·德弗羅去見局長喬治·特內特。
“讓我去反恐中心。”他要求說。
“反恐中心已經滿員了，而且他們幹得很好。”中情局局長說。
“在曼哈頓死了六個人，達蘭死了十九個。這是奧薩馬·本·拉登幹的。拉登和他的組織即使並沒實際去安放炸彈，也肯定是幕後策劃者。”
“這我們都知道，保羅。我們正在處理這事。調查局也同樣。這是不能等閑視之的。”
“喬治，調查局對本·拉登不夠了解。他們沒有阿拉伯問題專家，他們不懂心理學。他們對付歹徒很內行，但蘇伊士以東地區是月亮的陰暗麵，他們恐怕從沒見過。我對這事有新的思路。”
“保羅，我要你待在中東。我需要你繼續留在那裏。約旦的國王快要死了。我們不知道誰會是他的接班人。是他的兒子阿卜杜拉或者是他的弟弟哈桑？敘利亞的那個獨裁者也快要倒台了，誰會去接管？薩達姆一直在阻撓武器核查專家，如果他把他們趕出去怎麽辦？整個巴以衝突問題正在向南擴展。我需要你待在中東。”
德弗羅的調動在一九九八年才成為現實。八月七日，兩顆巨大的炸彈在美國駐非洲的內羅畢和達累斯薩拉姆的兩個使館外麵爆炸了。
在內羅畢死了二百一十三人，另有四千七百二十二人受傷。死者中有十二個美國人。在坦桑尼亞的爆炸沒有那麽嚴重，炸死十一人，炸傷七十二人。死者中沒有美國人，但有兩個美國人受傷。
很快就證實，這兩起爆炸事件的幕後策劃者是本·拉登的組織。保羅·德弗羅把中東的事務移交給由他親自提拔起來的年輕的阿拉伯問題專家，自己轉到了反恐中心工作。
他的職務是中心副主任，但沒有替代原來的領導。這不是一項很體麵的安排。他作為一名顧問遊離於情報分析的邊緣，但他很快就明白，克林頓政府隻采用品德正直的人提供情報的做法是完全發瘋了。
正是這種瘋狂導致情報完全不準確，美國對非洲爆炸事件的反擊一敗塗地。美國巡航導彈摧毀了蘇丹首都喀土穆郊外的一座製藥廠，因為他們相信本·拉登是在那裏製造化學武器。結果那是一座真正的生產阿司匹林的工廠。
另外七十顆戰斧巡航導彈砸進了阿富汗，想炸死本·拉登。這些價值幾百萬美元一顆的導彈把許多大岩石炸成了小石塊，但本·拉登在這個國家的另一端。由於這些慘敗，加上德弗羅本人的不斷遊說，“遊隼計劃”才得以開始。
蘭利的中情局一般認為，一個人的計劃要得到接受、通過，他必須有幾個監督員。但“遊隼計劃”非常絕密，隻有局長特內特知道德弗羅的打算。在總部之外，這位耶穌會會士不得不吐露給另一個人：白宮反恐專家理查德·克拉克，他從老布什手下開始工作並延續到克林頓手下。
克拉克在蘭利不討人喜歡，因為他慣於發表不留情麵的批評，但德弗羅需要克拉克是有幾條理由的。這位白宮的工作人員將會義無反顧地同意德弗羅心裏的打算；他絕對會守口如瓶；而且他可以在白宮施加壓力幫助德弗羅得到他需要的工具。
首先，德弗羅獲準把所有“不許殺死目標”的說法扔進垃圾桶，而且如果需要，他還可以跟任何人合作，哪怕是令人惡心的惡棍。這些恩準並非來自於橢圓形辦公室[7]。從那時候起，保羅·德弗羅就在他自己的極為隱蔽的鋼絲上行走了，沒人給他提供安全網。
他獲準建立他自己的辦公室，挑選他自己的小組人員。他物色了他能夠找到的最好的員工，局長壓下了其他部門的強烈抗議。這是他第一次組建一支團隊，他要的是一個精幹的小組，每一個人都是專家。他在中情局大樓的六層得到一套三間的辦公室，透過白樺樹和柳樹麵對著波托馬克河，除了冬季樹葉脫落時節，這裏都相當隱蔽。
他需要一個可靠的得力助手：一個可信賴的、忠誠的實幹家，一個隻按吩咐去執行而不會做任何猜測的人。他選中了凱文·麥克布萊德。
除了都是職業情報官，都在二十幾歲時加入中情局並都已經服務了三十年之外，這兩個人在其他方麵截然不同。
這位耶穌會會士身材瘦小，每天在自家的健身房裏堅持鍛煉身體。麥克布萊德的身體已經發福了，周末喜歡喝啤酒，大多數頭發已經從頭皮上脫落了。
對麥克布萊德的年度“政審”記錄顯示，他與妻子莫莉的婚姻如磐石般牢固，住在貝爾特路邊一個住宅區簡樸的房子裏。兩個孩子已經成年並剛剛離開家。他沒有橫財，靠薪水過著勤儉的生活。
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是在駐外使館裏度過的，從來沒升上過情報站長的職位。他不會構成威脅，卻是一個第一流的二把手。如果你要他做成某事，事就做成了。你可以依靠他，他不會賣弄假學問、大道理。麥克布萊德的價值觀是傳統的、愛家的、愛國的。
二〇〇〇年十月十二日，在“遊隼計劃”執行了十二個月時，本·拉登又發起了襲擊。這一次，襲擊者是兩個也門人，他們為達到目的而進行了自殺性攻擊，這是自一九九三年在貝魯特針對美軍的爆炸之後，第二次自殺性襲擊行動。以往在世貿中心、摩加迪沙、達蘭、內羅畢和達累斯薩拉姆，本·拉登並沒有要求最高形式的犧牲。這次在亞丁，他這麽要求了。他在提高賭注。
當時，美國海軍“科爾號”伯克級驅逐艦停泊在位於阿拉伯半島最南端的亞丁港內。那裏原是英國的煤炭碼頭，曾經也是美國警備區。也門是本·拉登父親的出生地。美國人在那裏的存在肯定是激怒了他。
兩名恐怖分子駕駛一艘裝載著TNT炸藥的充氣筏，從供應船隊中間呼嘯著穿行過去，插入到驅逐艦與碼頭之間爆炸了。由於船殼和混凝土之間的壓力，船舷上炸出了一個大窟窿。軍艦內，有十七個水兵身亡，另有三十九個受傷。
德弗羅研究過恐怖行動的產生和造成的傷害。他知道，無論實施者是國家還是非政府組織，恐怖行動總是可以分為五個層次。
最高層是陰謀者、策劃者、授權者和鼓動者；其次是組織者和協調者，他們負責招募、培訓和提供裝備，沒有他們，計劃就不能得到執行；第三層是實施者，這是些喪失了正常道德標準的人，他們去施放毒氣、安置炸彈，扣動槍機；第四個層麵是積極的配合者，引導殺手，造謠中傷鄰居，透露隱藏地點，出賣舊時的同窗好友。最底層的是廣大的人民群眾，遲鈍、麻木，向暴君致敬，給殺人犯戴上花環。
在針對西方，尤其是針對美國的恐怖活動中，本·拉登起到了前麵兩個層麵的作用。拉登本人、二號人物埃及人艾曼·紮瓦赫裏、行動部頭子穆罕默德·阿蒂夫，以及拉登的國際使者阿布·朱拜伊德，都不需要親自去安放炸彈或駕駛卡車。
宗教學校能提供源源不斷的年輕的狂熱分子，被灌輸了對非原教旨主義的整個世界的滿腔仇恨，加上對《古蘭經》的斷章取義的曲解。再給他們配上幾個成熟的改變信仰者，唆使他們認為，大規模殺戮能保證他們登上《古蘭經》裏所描述的天堂。
本·拉登隻是製訂計劃、招募人員、培訓操練、供應設備、指導行動、提供資金和監督管理。
在與聯邦調查局副局長柯林·弗萊明激烈爭吵過後，德弗羅在坐車返回的途中，又一次檢驗了一下他正在做的這件事情的道德正義性。是的，那個殘暴的塞爾維亞人殺了一個美國人。但在另一個地方，有人已經殺了五十個美國人，而且以後還會殺更多。
他回憶起多米尼奇·澤維爾神父曾經就一個道德上的問題逼問過他。
“一個人向你逼近，想殺死你。他有一把刀，外伸距是一米。你有權進行自衛。你沒有盾牌，但你有一支矛，外伸距是三米。你刺過去，還是等著他先殺過來？”
神父讓學生們結成對子，互相辯論。德弗羅毫不猶豫。行大善而容小惡。是那個持矛的人挑起這場戰鬥的嗎？不。但他有權用矛去刺。不是反擊，反擊的前提是第一個回合之後依然活著。應該先發製人地攻擊。在對待本·拉登的問題上，他問心無愧。為保衛祖國，德弗羅將會殺人；而且他與之合作的盟友不管多麽罪大惡極都無所謂。弗萊明錯了。德弗羅需要季利奇。
對保羅·德弗羅來說，世人對他祖國的感情，一直是一個持久的謎團，他相信他已經解開了這個謎團。
大約從一九四五年，也就是他快要降生的時候起，曆經此後的朝鮮戰爭，冷戰開始的十年，美國不單單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而且還是最強大的國家；同時也是最受愛戴、最受羨慕和最受崇敬的國家。
五十年之後，前兩個地位仍然保持著。美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更加富裕，是唯一餘留下來的超級大國，顯然是能夠俯視這個世界的霸主。
但縱觀全球，黑非洲、伊斯蘭和歐洲的左翼全都仇視美國。到底怎麽回事？這是困擾著國會山和新聞媒體的一個難題。
德弗羅知道，他的國家遠沒有達到完美的程度；它會犯錯誤，經常犯很多錯誤。但它的本意與任何其他國家一樣良好，有時候比大多數國家更好。作為一個全世界到處旅行的人，他已經在近距離見過許多“大多數”，現實大都很醜陋。
大部分美國人並不明白一九五一年至二〇〇一年之間的變化，所以他們假定這些變化沒有發生過，把第三世界友善的假麵具視作其內心真實的感覺。
難道山姆大叔沒有盡力宣講反對暴政的民主嗎？難道美國沒有提供至少一萬億美元的外援嗎？難道美國沒在五十年中每年撥出一千億美元用於增強西歐的防務嗎？到底是什麽原因導致人們舉行反美遊行示威，打出反美標語口號，圍攻美國使館，焚燒美國國旗？
六十年代末，當越戰局勢變得越來越糟，騷亂開始爆發的時候，一位年老的英國間諜頭子在倫敦的一個俱樂部裏向他解釋過這個問題。
“年輕人，如果你軟弱，你就不會被人憎恨。如果你貧窮，你也不會被人憎恨。你沒有那萬億美元是不會被人憎恨的；你之所以被人憎恨，就是因為那萬億美元。”
那位年老的英國官員朝格羅斯文納廣場指了一下，在那裏，左翼政治家們和留著胡須的學生們聚集在一起，朝美國使館扔石塊。
“對你們國家的憎恨，並不是因為你們在攻擊他們的國家，而是因為你們保護著他們國家的安全。千萬不要去尋求普遍歡迎。你們可以擁有至高地位，或者你們可以被人所愛，但決不會兩者兼得。世人對你們的感受是百分之十的真正反對和百分之九十的妒忌。
“千萬不要忘記兩件事。沒人會去感謝他的保護者；再沒有比發泄到恩人身上的仇恨更強烈的仇恨了。”
這個老間諜早就過世了，但德弗羅已經在五十多個國家見證了他憤世嫉俗言辭的正確性。不管願意與否，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很久以前，羅馬人有過這種殊榮，他們曾對別人的仇恨報之以殘酷的武力鎮壓。一百年前，英帝國曾稱雄世界，他們對他人的仇恨的反應是：蔑視，不予理睬。現在，美國人結了仇，他們捫心自問到底在什麽地方做錯了什麽事？這位耶穌會會士、秘密特工早就下定了決心。為了保衛自己的祖國，他要去做他相信必須去做的事，並在某一天去見上帝時要求寬恕。到那時候，那些痛恨美國的人早就完蛋了。
當他回到辦公室裏時，他的助手凱文·麥克布萊德正等著他，臉色陰沉嚴肅。
“我們的朋友來聯係過了，”麥克布萊德說，“很惱怒很驚慌。他認為有人在跟蹤他。”
德弗羅沉思了一會兒，不是想著提抗議的那個朋友，而是想著聯邦調查局的柯林·弗萊明。
“該死的家夥，”他說，“該死的下地獄的家夥。我還以為他不會那麽做，至少沒有那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