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伊拉克內鬼
香煙店老板的兒子嚇壞了，他的父親也是如此。
“發發慈悲吧，把你所知道的事情告訴他們，我的兒子。”他對孩子哀求道。
科威特抵抗運動委員會的兩名代表彬彬有禮，他們向煙雜店老板作了自我介紹，並堅持希望他的兒子能對他們坦率地說真話。
煙店業主雖然知道客人告訴他的是假名字，但他明白他正與同胞中的重要人物說話。更糟的是，原來他的兒子在參加積極抵抗，這使他大為吃驚。
最糟糕的是，他剛剛獲悉他的兒子參加的不是正式的科威特抵抗運動，而是在一個他聞所未聞的怪異土匪的指使之下，被人家看見在伊軍卡車底下安放炸彈。任何一個父親聽到這種事都會心髒病發作。
他們四人坐在位於凱番的煙雜店老板的舒適的客廳裏。其中一位客人解釋說，他們不會去為難那個貝都，隻不過想與他聯係上，以便能夠合作。
於是，男孩把發生的事情從頭說起。他的朋友如何準備向一輛路過的伊軍卡車射擊，又如何被人從石堆後麵拖住。一切從那一刻開始。客人們靜靜地傾聽著，隻有那個提出要求的人偶爾插了幾個小問題。而那個戴著墨鏡、沒有說話的人是阿布福阿德。
提問者對學生們與貝都會麵的那座房子表示出特別的興趣。小夥子給出了地址，然後補充說：“我認為你們去那裏找他是沒什麽意義的。他非常警覺。我們的一個人有一次去那裏想與他談話，但那地方上著鎖。我們認為他不住在那裏，可他知道我們去過了。他警告我們以後千萬不能這樣做。他說如果再這樣的話，他就不與我們聯係，我們就再也見不到他了。”
阿布福阿德坐在角落裏，他點點頭表示讚同。與其他人不一樣，他是一位受過訓練的軍人，他知道，對方也是一個受過訓練的高手。
“你們下次什麽時候會麵？”他靜靜地問道。
那孩子可以傳遞信息，這樣就有機會邀請他會談。
“現在他隻與我們其中一人聯絡。被聯絡人再通知大家。這也許要過一段時間。”
兩個科威特人離開了。他們現在知道了兩輛汽車的大概樣子：一輛破舊的皮卡，偽裝成從鄉下往城裏運送水果的市場攤販用車；以及一輛適合沙漠行駛的大馬力四輪驅動吉普車。
阿布福阿德通過交通部的一位朋友，對汽車牌照進行了查核，但是追蹤中斷了。兩個號碼都是假的。唯一的線索隻剩下身份證——那人必須攜帶身份證，才能通過伊拉克人到處設置的路障和檢查點。
通過委員會，他聯係上了內務部的一名公務員。他的運氣來了。那人回憶起，他曾給一個來自賈赫拉的攤販做過一份假身份證。那是六個星期前他應百萬富翁艾哈邁德·阿爾卡裏法的要求幫忙做的。
阿布福阿德欣喜若狂，並產生了興趣。那富翁在抵抗運動中是一個有影響的、受人尊敬的人物。但大家認為他僅限於提供資金，而不是參加行動。他究竟為什麽要充當那個神秘的、致命的貝都的恩人呢？
在科威特南方國境對麵，美軍如同潮水般地湧進來。當九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過去時，在沙特國防部大樓地下室辦公的多國部隊總司令諾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將知道，他終於有了足夠的兵力可以保衛沙特阿拉伯免受伊拉克的進攻。
在空中，多國部隊空軍司令查爾斯(昵稱查克)·霍納中將已經建立起一頂鋼鐵防護傘，配備了能夠快速搶占製空權的大量戰鬥機中隊、攻擊地麵目標的戰鬥轟炸機隊、空中加油機隊、重型轟炸機隊，和對付坦克群的雷電攻擊機隊，並進行頻繁的空中巡邏，足以從地麵和空中摧毀來犯的伊拉克軍隊。
他的空中技術能通過雷達覆蓋伊拉克境內的每一寸土地，能感應到每一台重型金屬設備在道路上行駛、穿越沙漠或試圖升空，能截聽到通過電波傳輸的伊拉克人的每一次通話，並能確定任何熱源。
在地麵上，諾曼·施瓦茨科普夫確信已經有足夠的機械化部隊、輕重裝甲部隊、炮兵和步兵，可以迎戰任何伊軍進攻縱隊，拖住他們，包圍他們，殲滅他們。
在九月的最後一周，在絕對保密的條件下——對盟國也沒有透露過——美國開始製訂從防禦轉為進攻的作戰計劃。盡管聯合國的命令僅限於保衛沙特阿拉伯和海灣國家的安全，僅限於此，但美國還是製訂了攻入伊拉克的計劃。
但施瓦茨科普夫也有問題。其中一個是，針對多國部隊布置的伊軍兵力、大炮和坦克，已經是他們六周前抵達利雅得時的兩倍之多。另一個問題是，在解放科威特時，他需要的多國部隊兵力比保衛沙特阿拉伯的兵力多一倍。
諾曼·施瓦茨科普夫是一個牢記喬治·巴頓格言的人：死一個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或任何其他聯軍戰士都嫌太多。在他發動進攻之前，他有兩個要求：一，把他目前的兵力增加一倍；二，實施空中打擊，確保邊境北麵的伊軍減少百分之五十。
這就意味著更多時間、更多裝備、更多大炮、更多坦克、更多部隊、更多飛機、更多燃油、更多糧食和更多的錢。他告訴國會山那些目瞪口呆的空想拿破侖們，如果他們想打贏戰爭，那麽最好快把這些東西全都給他。
實際上，這些話是由更文雅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轉述的，他把話說得婉轉了一些。政客們喜歡與軍人玩遊戲，但不喜歡直接聽到軍人的語言。
總而言之，九月底製訂的計劃絕對保密，後來結果也表明該計劃正是時候。一直在拋出和平計劃的聯合國，要等十一月二十九日才授權多國部隊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發起進攻把伊拉克趕出科威特，除非伊拉克在一月十五日前撤出。假如拖到十一月底才開始製訂計劃的話，一切都來不及了。
艾哈邁德·阿爾卡裏法感到很為難。他當然知道阿布福阿德，知道他是什麽人，是幹什麽的。況且他也很理解阿布福阿德的要求。但他有過承諾，他解釋說，他不能違背諾言。
即使是對科威特同胞和抵抗運動成員，阿爾卡裏法也沒有透露那個貝都其實是一名英國軍官。但他還是同意在某個地方給貝都留下一張紙條。貝都遲早會發現條子。
第二天上午，在基督教墓地一等水手謝普頓的大理石墓碑下，他留了一封信，並附上了他的個人意見，請求貝都同意會見阿布福阿德。
伊軍的巡邏小分隊共有六名士兵，由一名中士帶隊，當貝都從街角上轉出來時，他們與他一樣大吃一驚。
麥克·馬丁剛把那輛微型卡車停在車庫裏，鎖好，正步行穿越城市向他選定過夜的別墅走去。他太累了，所以一反常態，警惕性遲鈍了。他看見了那些伊拉克人，並且知道對方也看見了自己，忍不住咒罵了自己一聲。他的工作中，隻要一秒鍾的鬆懈就可能送命。
時間早已進入了宵禁，盡管他已經相當習慣穿越空****的、隻有伊軍巡邏兵巡視的街道，他還是會選擇燈光暗淡的小道，越過黑暗的廢棄場地，穿行在小巷子裏，而伊軍一般都守在主要公路的十字路口。這種方法使他和伊拉克人各自相安無事。
但自哈桑·拉曼尼返回巴格達以來，尤其是針對常規軍的無能提交了一份充滿尖刻批評的報告之後，情況變了。伊拉克特種部隊——綠色貝雷帽士兵——開始在科威特市街頭出現了。
雖然不能與精銳的共和國衛隊相提並論，但綠色貝雷帽部隊至少要比常規軍那些亂糟糟的應征士兵更守紀律。現在靜靜地站在卡車旁邊的就是六名綠色貝雷帽士兵，那裏通常是沒有伊拉克人的。
馬丁正好有時間重重地倚在他隨身帶著的一根手杖上，扮起了一個老頭的樣子。這倒是一個好主意，因為在阿拉伯傳統中，老人是受到尊敬的，或者至少是受到同情的。
“喂，你，”那中士喊道，“過來。”
四支步槍對準了戴著格子茶巾的孤獨的身影。老人停頓了一下，然後一瘸一拐地走上前來。
“這麽晚了你還在幹什麽，貝都？”
“隻是一個老頭子想趕在宵禁前回到自己家裏去呀，賽義德。”那人嗚咽著說。
“現在已經過了宵禁時間了，笨蛋!過了兩個鍾頭了。”
老頭迷惘地搖搖頭。
“我不知道，賽義德，我沒有手表。”
在中東，手表並不是必備的，而是一種供收藏的珍貴物品，也是財富的象征。進入科威特的伊軍士兵很快都有了手表——白拿來的。
中士咕噥了一聲，這個借口倒也站得住腳。
“證件。”他說。
老人用那隻空著的手拍了拍他沾滿塵土的袍子。
“我好像丟了證件。”他哀求著說。
“搜他。”中士命令道。一名戰士走了上來。一顆手雷綁在馬丁的左大腿內側，像一隻西瓜垂在那裏。
“別碰我的蛋蛋。”老貝都尖利地說。那戰士停住了。後麵的一名士兵咯咯地笑了起來，中士盡力屏住不笑。
“怎麽啦，上呀，朱海爾。搜他。”
年輕戰士朱海爾猶豫了，臉漲得通紅。他知道這個玩笑是針對著他的。
“隻有我老婆才能碰我的蛋蛋。”貝都說。兩名戰士大聲笑起來，並放下了他們手裏的步槍。其他人也跟著放下了槍。朱海爾仍畏縮著不肯走上前去。
“跟你們說，這對她沒有任何好處。我可是早就過了幹那種事情的年紀。”老人說。
太過分了。巡邏隊爆發出一陣狂笑。那位中士也忍不住張口笑了。
“好吧，老頭，回家去吧。以後天黑後不要出門。”
貝都一瘸一拐地走向街角，一邊用手在衣服下麵抓癢。在街角上他轉過身來。那顆手雷掠過鵝卵石街麵停留在朱海爾的腳邊。六個人都湊上去看，接著它就爆炸了。那是這六名士兵的最後一天，也是九月份的最後一天。
那天晚上，在遙遠的以色列特拉維夫，摩薩德局長科比·德洛爾將軍坐在哈德爾·達夫納大廈的辦公室裏，正與一位老朋友和老同事施洛莫·格桑(大家都叫他沙米)一起喝酒。
沙米·格桑是摩薩德的戰鬥部主任。他的部門負責操縱外勤特工，是危險的鋒口間諜行動。當局長向美國人奇普·巴伯說謊時，他是在場的兩名屬下之一。
“你認為我們不應該告訴他們嗎？”格桑問，因為這個話題又冒了出來。
德洛爾抓起啤酒瓶，往嘴裏猛灌了一口。“去他們的，”他咆哮著說，“讓他們自己去招募寶貝內線吧。”
一九七六年春天，當四個阿拉伯國家準備與以色列一次性算總賬時，德洛爾還是個不到二十歲的戰士，在沙漠中蹲伏在巴頓坦克下等待戰鬥。他還記得，外界全是對以色列的一片責備聲。
在一名二十歲小夥子的指揮下，他和其他坦克手在米塔拉山口轟開一個缺口，把埃及軍隊打回蘇伊士運河去了。
他仍然記憶猶新，同是西方的媒體，在五月份時還對他的祖國的生死存亡表示深切憂慮，當以色列在六天之內打敗四個國家的陸軍和空軍時，卻反過來指責他們是靠恐嚇和欺騙打勝的。
從那時起，科比·德洛爾的哲學觀點就形成了：去他們的。他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沒有大衛·本-古裏安等人那樣的高瞻遠矚，更沒有他們的耐心。
在政治上他忠誠於極右翼的利庫德黨，與貝京和沙米爾同屬一個黨派。
有一次他坐在教室裏聽課，他手下的一名教官正在培訓新招聘的特工學員。當他聽到教員說出“友好情報機構”這個短語時，他起身接管了這堂課。
“世上沒有以色列的朋友這種事，除了在國外散居的猶太人。”他告訴學生們，“這個世界分成兩個部分：我們的敵人和中立國。我們的敵人，我們知道該如何對付。至於中立國，攫取一切，什麽也不給他們。朝他們笑笑，拍拍他們的背，向他們敬敬酒，奉承他們幾句，謝謝他們透露的消息，什麽也不告訴他們。”
“嗯，科比，我們希望他們永遠發覺不了。”格桑說。
“他們怎麽可能發現？隻有我們的八個人知道。而且都在局裏。”
肯定是因為啤酒。他忘了還有一個人。
一九八八年春天，一個叫斯圖爾特·哈裏斯的英國商人在巴格達參加了一個工業展覽會。他是諾丁漢一家築路機械公司的一名銷售董事。展覽會是伊拉克運輸部主辦的。與絕大多數西方人一樣，他也下榻雅法街上的拉希德賓館。該賓館係涉外賓館，時刻處於監控之下。
展覽會的第三天，哈裏斯回到自己的房間時，發現從門縫下塞進了一隻普通的信封。信封上沒寫名字，隻有房間號碼，而房間號碼沒搞錯。
裏麵有一張紙和另一隻普通的航空信封。紙片上以大寫的英語字母寫著：“你回到倫敦後把這封信原封不動地交給以色列使館的諾爾曼。”
就這些。斯圖爾特·哈裏斯嚇得魂不附體。他知道伊拉克的名聲，知道秘密警察的手段。不管這個平常的信封裏裝著什麽，都會使他遭到逮捕、拷問，甚至丟命。
他努力保持冷靜，坐下來，試著理清事情的頭緒。首先，為什麽找他呢？英國人在巴格達有幾十個，為什麽選中了斯圖爾特·哈裏斯？他們不可能知道他是猶太人，他們不可能知道他父親是一九三五年從德國去英國的。難道他們知道？
他永遠不會知道，這都是因為兩天前伊拉克運輸部的兩位官員在一個公共食堂裏無意間說過的幾句話。其中一人向另一人講起，他前一年秋天曾去諾丁漢的工廠參觀訪問，哈裏斯在頭兩天一直陪著他，然後消失了一天，然後又回來了。他曾打聽哈裏斯是不是病了。一位同事笑著告訴他，說哈裏斯是慶祝猶太教贖罪日去了。
兩名伊拉克公務員後來再也沒去想過這件事，但旁邊桌子的一個人卻記住了。他把這次對話向他的上司作了匯報。這位上司似乎並不在意，但後來考慮了一番後，去查了諾丁漢的斯圖爾特·哈裏斯先生，查到他在拉希德賓館的房間號碼。
哈裏斯坐在房間裏不知道該怎麽辦。他有理由認為，即使那個匿名的送信人已經發現他是一個猶太人，但有一件事他們不可能知道，絕不可能。很巧合的是，斯圖爾特·哈裏斯是一名沙燕。
根據本-古裏安親自下達的命令，一九五一年創建了以色列情報和特別行動研究所，外界稱為摩薩德，在希伯來語中有“研究所”的意思。但內部從來不曾，也從來不會這麽稱呼，而是叫做“局裏”。在世界上的主要情報機構中，它是最小的。按在冊工資單人員統計，它非常精簡。在弗吉尼亞州蘭利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總部大約有兩萬五千名職工，這還不包括所有駐外情報站人員。與中情局和摩薩德同樣的負責國外情報搜集的蘇聯克格勃第一總局，高峰期時在全世界共有一萬五千名外勤特工，在總部工作的約有三千人。
一直以來，摩薩德隻有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名雇員，外勤特工(被稱為卡查)不足四十人。
摩薩德能靠那麽微薄的預算和那麽少的人員開展行動，並確保行動成功，取決於兩個因素。其中一個是，它有能力深入到以色列人民群眾中去。以色列人民具有大都市居民的眼光，並具有令人驚奇的各種才能，比如語言能力和五洲四海的地理知識。
第二個因素是，他們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國際幫手，希伯來語稱之為“沙燕”。主要是散居在國外的猶太人(他們必須父母雙方都是猶太人)，雖然他們也許忠誠於所定居的國家，但也會同情以色列國。
光是在倫敦就有兩千名沙燕，在英國其他地區有五千人。在美國的人數是該數字的十倍。他們從不真正去參加行動，隻是應要求提供幫助。而且他們按要求提供的幫助不會是針對他們的出生國或入籍國，決不會讓他們去幹背叛國家的事。這些幫手能使行動的成本下降不少。
例如，摩薩德特工隊抵達倫敦，要開展一場對付巴勒斯坦隱蔽小組的行動。他們需要一輛小轎車。一個沙燕就會按要求把一輛合法的二手汽車留在某個地方，車鑰匙放在汽車腳毯下麵。行動結束後這輛小車就歸還了。那位沙燕永遠也不會知道汽車被拿去幹了什麽；行車記錄本上隻記載著曾為某位客戶出車。
比如這個特工隊需要一個“門麵”，一位有房子的沙燕就會借給他們一間空店麵，一位糖果商沙燕把糖果和巧克力放進那個商店。特工隊需要一個聯絡站，一位房地產商沙燕就會提供一處登記在他名下的空辦公室。
斯圖爾特·哈裏斯去過以色列的埃利特勝地度假，當時在紅岩酒吧裏，他與一位說一口漂亮英語的快樂的以色列青年聊上了。在後來一次交談時，以色列青年帶來了一個朋友，年紀比他大些。那人誘導哈裏斯說出了對以色列的態度。在假期結束時，哈裏斯已同意，如有任何事情用得上他的話，他願意提供幫助。
返回英國後，哈裏斯按建議過著正常的生活。兩年來他一直在等待著請他幫忙的電話，但這種電話從沒來過。然而有一個友好的人定期拜訪他，保持著聯絡。聯絡名單上的沙燕也正是卡查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現在，斯圖爾特·哈裏斯坐在巴格達那家賓館的房間裏，越想越感到害怕，不知道該怎麽辦。這封信很可能會惹是生非——夾帶它出去時他會在機場被查獲。偷偷地放進其他人的包裏呢？他對於那種事情沒有把握。而且到了倫敦他如何去取回呢？
最後他鎮定下來了，製訂了一個計劃。這個計劃是完全正確的。他把外層信封和那張紙在煙灰缸裏燒了，搗碎餘燼，倒進抽水馬桶裏放水衝掉。然後他把內層信封放到了衣櫃上格的備用毛毯下麵，事先把那裏擦幹淨了。
如果他的房間遭到搜查，他可以發誓說他從來就不需要毛毯，從來就沒動過櫃子的最高一格，那封信肯定是前麵一位客人留下的。
在一家文化用品商店裏，他買了一隻結實的牛皮紙信封、一隻背麵帶膠的標簽和封口膠帶；在一個郵局裏，他買了足夠把一份雜誌從巴格達寄到倫敦的郵票。他在展銷會上選了一本讚美伊拉克成就的進步雜誌，還在那隻空白的信封上貼上了展覽會的標誌。
到了最後一天，就在跟兩位同事一起赴機場之前，他回到自己的房間，把那封信夾在雜誌裏麵裝入了信封。他在信封上寫上英國朗伊頓的一位叔叔的地址，並貼上了展覽會標簽和郵票。他知道賓館大廳裏有一隻郵箱，下一次開郵箱的時間在四個小時之後。他合理地推測，即使到時信封被安全機關的偵探們用蒸汽開啟，他也已經坐上英國航空公司的班機飛到阿爾卑斯山上空了。
有人說好運氣青睞勇敢者或笨蛋，或兩者相加。酒店大廳裏有秘密警察監視著，時刻觀察著是否有伊拉克人走近任何外國人，是否有人把什麽東西塞給他們。哈裏斯把那個信封放在衣服裏麵，夾在左腋下。角落裏有一個拿著報紙的密探在注視著，但哈裏斯把信投進郵箱時，正好一輛行李推車從他們之間通過。當那個觀察者再次看到他時，哈裏斯已經在服務台交鑰匙了。
一星期之後郵件到了他叔叔家。哈裏斯知道他的叔叔正在度假，他有鑰匙便於幫叔叔照看房子，以防失火或失竊等意外。他進了叔叔家，取了這份郵件。然後他帶著信，去了倫敦的以色列大使館，要求麵見他的聯係人。他被引入一個房間等著。
一位中年人進來詢問了他的名字，並問他為什麽想見“諾爾曼”。哈裏斯作了解釋，從口袋裏取出航空信封放在桌子上。那以色列外交官的臉變白了，又讓他等著，自己走掉了。
位於格林廣場2號的使館大樓是一座漂亮的建築物，但從它那古典的線條看不出它昂貴的防禦工事，以及隱藏在地下室裏的摩薩德倫敦情報站的安保技術。就在這個地下要塞裏，一名年輕人被緊急召喚過來。哈裏斯等了又等。
盡管他並不知道，但他坐在那裏，身前的桌子上放著一個信封的形象，正有人通過單麵鏡子審視著。在特工人員核對記錄，確認他是一名真正的沙燕而不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同時，他也被拍了照片。直到檔案中的諾丁漢沙燕——斯圖爾特·哈裏斯的照片，與坐在單麵鏡子後的人臉完全相符了，那位年輕的特工才進入了房間。
他微笑著自我介紹說他叫拉斐，並請哈裏斯從頭說起，從埃拉特度假時說起。於是哈裏斯全都告訴了他。拉斐知道埃拉特的事(他剛剛看過了整卷檔案)，但他需要親口核實。當講到伊拉克時，他來了興致。他先是提了幾個小問題，讓哈裏斯慢慢說來。然後正式提問開始了，沒完沒了的問題，直至哈裏斯把他在巴格達的所作所為重複了好幾遍。拉斐沒作記錄；整個談話都由錄音機錄下來了。最後，他用牆上的電話與隔壁的一位資深特工嘰裏咕嚕地說了一通希伯來語。
他最後向斯圖爾特·哈裏斯再三表示感謝，稱讚他的勇氣和冷靜，叮囑他千萬不要向任何人透露這件事，並祝願他平安返家。然後哈裏斯就被引出去了。
一個人戴著防爆頭盔、穿著防彈衣、戴著手套把信取走。信件用X光機拍了照片。以色列使館已經有一個人死於郵件炸彈，他們不想再發生這種事了。
最後，這封信被拆開了。裏麵有兩張半透明的航空信箋，上麵寫滿了阿拉伯文。拉斐不會講阿拉伯語，更不用說閱讀了。倫敦情報站也沒有任何人懂阿拉伯語，至少不能閱讀這種蜘蛛般的阿拉伯文字。拉斐發了一份高度加密的無線電報告給特拉維夫，然後用正式和標準的格式——摩薩德內部稱為納卡(NAKA)——寫了一份更詳盡的報告。原信和報告被裝進了外交信使袋，信使搭上了埃爾阿爾航空公司從倫敦希斯羅機場飛往特拉維夫本-古裏安機場的夜航班機。
騎著摩托車的收發員和一名武裝警衛直接到飛機旁迎接信使，並接過了帆布郵袋，送往索爾國王大道。剛過早飯時間，郵袋就到了摩薩德總部大樓，交到伊拉克科科長——一位叫大衛·沙龍的年輕能幹的特工——手裏了。
沙龍能說、能讀阿拉伯語，這兩張薄紙上的內容，帶給他的震撼不亞於當年他與傘兵們一起訓練時，在內格夫沙漠上空第一次跳出飛機時的感覺。
他避開秘書和文字處理器，用自己的打字機打出了信件的希伯來語譯文。然後他拿上原文和譯文，加上拉斐寫的那份報告，去見他的頂頭上司——中東處處長。
信中所述的大意是，寫信人是伊拉克政權高層集團的一名高級官員，他願意為金錢而為以色列工作——隻為金錢。
還有一些其他內容，並提供了巴格達一家大郵局的一個郵政信箱作為回信地址，但信件的主要意思就是這個。
那天晚上，科比·德洛爾在他私人辦公室裏召開了一次高層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戰鬥部主任沙米·格桑，還有中東處處長埃坦·哈達爾——大衛·沙龍的頂頭上司，那天上午沙龍翻譯的巴格達來信就是交給他的。沙龍本人也被叫來了。
從一開始格桑就持悲觀態度。
“這是假的，”他說，“我還從來沒見過這麽拙劣、這麽明顯的陷阱呢。科比，我可不會派我手下任何人去那裏查核。那等於讓我們的人去送死。我連派奧特到巴格達去接觸也不會考慮。”
奧特是指摩薩德使用的阿拉伯人，是一種較低級的中間人，一般任務是去接觸阿拉伯同胞以建立初始的聯係。犧牲一個奧特，比犧牲一名羽翼豐滿的以色列外勤特工損失要小得多。
格桑的觀點似乎占了上風。那封信是一個瘋狂的舉動，很明顯目的是要誘騙一名高級的卡查到巴格達，對其實施逮捕、拷問、公開審判、公開處決。最後，德洛爾轉過頭去看大衛·沙龍。
“嗯，大衛，你也有發言權。你有什麽想法？”
沙龍遺憾地點點頭。
“我基本上同意沙米的意見。我們不可能派人過去接頭。”
埃坦·哈達爾向他投去了警告性的一瞥。部門之間通常是對手。不能把勝利拱手讓給格桑的戰鬥部。
“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一個陷阱。”沙龍說。
“百分之九十九？”德洛爾譏諷地問，“那還有百分之一呢，年輕人？”
“哦，可能是一個並不高明的主意，”沙龍說，“我隻是想起來，這百分之一也許是突然間我們又有了一個彭科夫斯基。”
房間裏一片沉靜。這個詞語如同一個公開的挑戰懸浮在空氣之中。格桑長長地吐出了一口氣。科比·德洛爾盯著他的伊拉克科科長。沙龍看著自己的指尖。
在情報界，招募滲入到目標國高層集團中的間諜隻有四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是最難的：派一個本國人——受過特別訓練，還必須長相酷似目標國的國民——滲入到那個目標中心。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滲入者是在目標國土生土長的，能重新融入進去，並對他出國受訓那段時間有個很圓滿的解釋。即使如此，他也必須經多年等待——也許是十年臥底——才能爬到能接觸到秘密文件的有用的位子上。
然而曾幾何時，以色列是這項技術的大師。這是因為當以色列還年輕時，在世界各國長大的猶太人紛至遝來。有些猶太人長得酷似摩洛哥人、阿爾及利亞人、利比亞人、埃及人、敘利亞人、伊拉克人或也門人。這還不算來自俄羅斯、波蘭、西歐和南北美洲的猶太人。
其中最成功的臥底要數在敘利亞出生長大的埃利·科亨。他在外邊度過一段時間後返回敘利亞，進入大馬士革，有了一個新的敘利亞名字，隨後成了高級政客、公務員、將軍們的知心朋友。慷慨大方的科亨經常舉辦各種豪宴和聚會，這些軍政要員在聚會上對主人無所不談。他們說出來的一切，包括敘軍作戰計劃，全都在“六日戰爭”前夕及時反饋到了特拉維夫。科亨暴露了，經刑訊後在大馬士革的革命廣場被處以絞刑。這種滲入者是極危險的，也是極稀少的。
但是隨著歲月的流逝，早先移民的以色列人老了；他們土生土長的猶太孩子不學阿拉伯語，也無法從事埃利·科亨曾經幹過的事業。所以到一九九〇年時，摩薩德的阿拉伯學專家比人們想象的要少得多。
不使用阿拉伯語特工還有第二個原因。一般來說在歐洲和美國更容易竊取阿拉伯國家的秘密。比如一個阿拉伯國家在從美國購買戰鬥機，在美國更容易獲得這筆交易的細節，風險也更小。如果一位阿拉伯高官看上去比較容易接近，那麽為什麽不在他訪問歐洲時，到他尋歡作樂的場所去接近他呢？所以，一九九〇年前後，摩薩德大部分行動是在風險較小的歐洲和美國進行，而不是在風險較大的阿拉伯國家。
然而所有滲入者中的大師，當屬曾經多年操縱東德情報網的馬庫斯·沃爾夫。他有一個很大的優勢——東德人與西德人長得一模一樣。
在他那個時期，馬庫斯·沃爾夫把幾十名間諜滲透到了西德。其中一人當上了威利·勃蘭特總理的私人秘書。沃爾夫專長於訓練和派遣那些作風古板、模樣不漂亮的老處女。她們的勤勉使雇主們——西德部長們——感到離開她們就無法工作了。這樣，她們把經手的每一份文件都複印下來傳回東柏林去了。
第二個滲入方法是使用第三國的公民。目標國知道來者是一個外國人，但認為他是一個來自友好國家的、富有同情心的外國人。
這方麵，摩薩德有一個極漂亮的例子，澤埃夫·古爾·阿利赫。一九二一年，他在德國曼海姆出生時名叫沃爾夫岡·洛茲。沃爾夫岡身高六英尺，金發碧眼，未經割禮，但他是一個猶太人。他在孩提時來到以色列，在那裏長大，並起了一個希伯來名字，參加過地下工作，後來成了以色列陸軍的一名少校。然後，摩薩德把他弄到了手。
他被派回德國去待了兩年，一邊完善他在小時候學的德語，一邊“發家”——用的是摩薩德的錢。然後他帶著非猶太人的德國妻子移居開羅，並創辦了一所騎術學校。
他的事業很成功。埃及的官員喜歡把騎馬作為一種休閑活動。他們參加沃爾夫岡舉辦的香檳酒會，認為他是一位極右翼的、反猶的德國人，對他可以吐露一切。而且他們確實吐露了。他們說出來的一切都反饋給了特拉維夫。洛茲最後被抓住了，幸好沒被處以絞刑，“六日戰爭”之後與埃及交換戰俘時獲救。
但更為成功的滲入者是早期的一個德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理查德·佐爾格就已經是駐東京的外國記者了。他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與東條英機政府的高級幕僚關係密切。那屆政府追隨希特勒的政策，官員們都認為佐爾格是一名忠心耿耿的納粹分子——他自己當然說是。
日本人實在想不到佐爾格竟會不是一個德國納粹。實際上，他是為莫斯科工作的德國共產黨人。多年來他一直把東條英機政權的戰爭計劃提供給莫斯科作研究。他最漂亮的一次行動也是他最後一次行動。一九四一年，希特勒軍隊兵臨莫斯科城下。斯大林急需知道，日本會不會從中國東北入侵蘇聯？佐爾格為他提供了情報，答案是不會。斯大林據此把蒙古軍團四萬兵力從遠東地區調往莫斯科。增援部隊把陷入絕地的德國人又拖住了幾個星期，直至冬天來臨。莫斯科得救了。
但佐爾格本人就沒有那麽幸運了。他的麵目被揭穿，並被處以絞刑。但他生前送出的情報也許改變了世界曆史。
在目標國招募間諜的最常用方法是第三種：直接去招募一個已經“在位”的人。招募過程可能慢得枯燥，也可能快得出奇。有才幹的觀察員們遊**在外交人員社區，在對方的高級官員中間物色人選，他們要找的往往是那種清醒過來的、憤恨不平的、牢騷滿腹的痛苦的人，或者不管怎麽說是能被“策反”的人。
他們也在出國訪問的團員中仔細研究，看看是否有人可以被拉到一旁，跟他們聊聊過去的時光，趁機策反。當觀察員搭上一名“可能目標”之後，策反員就出動了。通常是從建立平常的友誼開始，後來發展得越來越深，越來越熱絡。直至“朋友”問此人，能否幫一個小小的忙——他需要一個無足輕重的消息，不會造成任何不良後果。
目標一旦落入陷阱就無法回頭了。而且被招募者為之服務的政權越是冷酷無情，他就越不可能坦白自首。
這些人同意為另一個國家服務的動機是各種各樣的。變節者也許負債累累，婚姻痛苦，錯過了提升機會，遭到自己政權的冷落，或者單純是受新生活和大量金錢的**。這種情況下，他們也許因為自己的軟弱，也許因為要掩蓋不當的性關係或性取向，或者就因為聽信甜言蜜語和奉承而被策反了。
有幾個蘇聯人，像彭科夫斯基和戈爾季耶夫斯基，確實是因為改變立場而決定為自己的信念工作的，但大多數背叛祖國的間諜都是心靈空虛，自以為重要的人物。
但在所有招募方法中，第四種也是最古怪的一種，被稱為“闖進來”。顧名思義，就是對方徑直找上門來，事先未打過招呼，主動提出願意提供服務。
被闖進的情報機構對這種人總是抱著極端懷疑的態度——這肯定是對方“安插”進來的。因此，一九六〇年，當一位高個子俄羅斯人走進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聲稱自己是蘇聯軍事情報局(軍情局)的一名上校並願意為西方當間諜時，他被拒絕了。
那人在迷惘中去找了英國人，英國人讓他試一試。結果奧列格·彭科夫斯基成了有史以來最神奇的間諜之一。在他短短的三十個月間諜生涯中，他把五千五百份文件轉給了操縱他的英美情報機構，每一份文件都是機密級或絕密級的。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世人永遠不會明白，肯尼迪總統怎麽會知道尼基塔·赫魯曉夫要打的整副牌，簡直像撲克玩家在對手的背後安了一麵鏡子。那麵鏡子就是彭科夫斯基。
那天晚上在特拉維夫，科比·德洛爾房間裏的人對奧列格·彭科夫斯基的事都了如指掌。在情報界他是一個傳奇。沙龍提到這個名字後，美夢浮上了他們的腦海。在巴格達有一個活生生的、貨真價實的叛徒？這是真的嗎？這有可能是真的嗎？
科比·德洛爾嚴肅地盯了大衛·沙龍很長一段時間。
“你心裏有什麽主意，年輕人？”
“我隻是在想，”沙龍故作缺乏自信地說，“一封信……對任何人都沒有風險，隻是去一封信……問幾個問題，難度較大的問題，我們想知道的事，看看他能否答得上來。”
德洛爾扭頭去看格桑。外勤行動的這位負責人聳了聳肩：“我是負責派遣人員的。”這話的意思似乎在說：“寄信我有什麽可顧慮的？”
“好吧，大衛。我們給他寫一封回信，問他一些問題。然後我們再看看下一步怎麽走。埃坦，你與大衛一起辦這件事。信發出去之前先讓我過目。”
埃坦·哈達爾和大衛·沙龍一起離開了。
“我希望你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幹什麽。”中東處處長向他的門徒咕噥著說。
幾名內勤專家極小心地起草了這封回信，先是希伯來語文本——翻譯工作以後再進行。
在信一開始，大衛·沙龍僅僅介紹了自己的名字。他對來信人表示感謝，並讓他放心，信件已經安全抵達來信人想要它抵達的目的地。
回信繼續說，來信人不會不明白，他的信因其源頭和寄送方法而引起了極大的震驚和懷疑。
大衛說，他知道來信人肯定不是傻瓜，因此應該知道“我們的人”需要建立某種誠意。
大衛繼續向來信人保證說，如果他的誠意能夠建立起來，那麽支付報酬不成問題，但是產品應該與“我們的人”準備支付的報酬相符合。請問來信人是否願意回答附件上所列的問題？
整封回信還要長一些、複雜一些，但要點是這些。沙龍最後給了來信人一個羅馬的郵政地址，以便讓他回複。
在特拉維夫的緊急要求之下，羅馬情報站準備了一處已棄之不用的安全房作為聯絡站，將地址報了過來。從那時起，羅馬情報站將時刻注意這個地址。如果有伊拉克特工去觀察那裏，情報站就會及時發現，行動也將會取消。
附件的二十個問題是專家們絞盡腦汁想出來、又精心篩選出來的。其中八個問題摩薩德已經知道了答案，隻是試探對方。所以要想愚弄特拉維夫是不可能的。
另八個問題是關於正在發展中的事件，在事件有了結果時就可以鑒定答案的真實性。還有四個問題特拉維夫確實想知道答案，尤其是薩達姆·侯賽因本人的打算。
最後摩薩德從特拉維夫大學阿拉伯語係召來了一位教授，請他把信件內容寫成阿拉伯文字。沙龍用阿拉伯語簽上了他的名字——大衛。
信中還提到了一件事。大衛想給寫信人起一個代號，如果在巴格達的來信人不反對的話，叫他“耶利哥”不知他是否介意？
那封信從唯一一個設有以色列使館的阿拉伯國家的首都——開羅——寄出了。
信寄出後，大衛·沙龍一邊繼續忙於自己的工作，一邊等待著。他越想越覺得這事不可思議。在伊拉克這樣的國家——一個由哈桑·拉曼尼那樣聰明的人管理著反間諜網——郵政信箱極為危險。“直接”書寫絕密情報也同樣危險，但顯然耶利哥根本不懂密信書寫。而且如果這種關係要發展下去的話，使用普通郵件也不是一個辦法。然而他認為，這事不大可能繼續發展下去。
但是，事情有了下文。四個星期以後，耶利哥的複信到了羅馬，並被原封不動地裝進防爆盒內帶到了特拉維夫。開啟信封前仍采取了極為小心的防範措施——信封也許含有炸彈或塗有毒藥。科學家們最後宣稱不存在安全問題後，信封被開啟了。
使他們大吃一驚的是，耶利哥的複信大有苗頭。摩薩德已知答案的八個問題答得完全正確。另八個問題——軍隊調防、官員提升、罷免、政府要員的出訪——要等事情發生後作核對。最後四個問題，特拉維夫既無從知曉也無法核對，但都回答得相當靠譜。
大衛·沙龍很快寫了一封回信，信文的內容即使遭攔截也不致造成安全問題：“親愛的叔叔，來信收到，非常感謝。很高興獲悉你現在很好，身體也很健康。你提出的幾件事需花時間，但一切都很順利，我還會寫信給你的。愛你的侄子，大衛。”
在哈德爾·達夫納大廈內，認為耶利哥是個真心實意的投誠者的觀點開始占了上風。如果那樣的話，就應該馬上采取行動了。互相通信是一回事，操縱一名在殘忍的獨裁政權內的間諜是另一回事。再也不能以明明白白的書寫、公開郵寄到郵政信箱的方法進行通訊了。那隻能很快造成一場災難。
摩薩德需要派一名外勤特工進入巴格達，住在那裏，使用一切技巧來操縱耶利哥——密信書寫、密碼、死信箱，以及其他不會遭到截擊的手段，把“產品”從巴格達弄到以色列。
“我沒有那樣的人，”格桑重複說，“我不會派遣一名以色列卡查長期在巴格達執行危險任務。這需要外交官身份掩護，要不然任何人不能去。”
“好吧，沙米，”德洛爾說，“要外交掩護。讓我們看看誰合適。”
那年夏天，摩薩德的幾個主要部門簡直忙得發了狂，尤其是研究部。格桑早就告訴他們，他在巴格達的任何使館裏都沒有安插過間諜。因為這事，他的工作計劃全被打亂了。摩薩德開始去尋找合適的外交官。
駐巴格達的每一個外國使館都被作了鑒定。以色列先從每一個國家的首都拿到他們駐巴格達的使館人員名單。沒人符合條件，沒人曾為摩薩德工作過而且可以重新起用。這些名單中甚至連一個沙燕都沒有。
最後，一名職員出了一個主意：聯合國。這個世界性的組織在一九八八年時有一個機構駐在巴格達，即聯合國西亞經濟委員會。
摩薩德在紐約的聯合國總部裏很活躍，於是拿到了一份職務清單。其中一人較適合：阿爾方索·本茨·蒙卡達，一位年輕的猶太裔智利外交官。他不是受過訓練的特工，但他是一名沙燕，因此可以推定他願意提供幫助。
隨著時間推移，耶利哥的答複一個一個地變成了事實。他說過要調防的部隊果然調防了，他預先告知的官員提升和罷免果然發生了。
“要麽薩達姆本人導演了這出鬧劇，要麽耶利哥徹底背叛了他的祖國。”科比·德洛爾這樣評價說。
大衛·沙龍寄出了第三封信，也偽裝得很好。在寫第二封和第三封信時，已經不需要那位教授了。第三封信是寫給巴格達的一位客戶的，他訂購了一些精細瓷器和玻璃器皿。大衛在信中說，很明顯，稍微多一點耐心是必要的，這樣可安排好轉運，並可保證貨物不致遭受意外災難。
駐紮在南美洲的一名能說西班牙語的卡查立即被派到了聖地亞哥，並說服了本茨先生的父母，同意立即召喚他們的兒子請事假回來，理由是母親得了重病。父親打電話給在巴格達的兒子。焦急萬分的兒子申請了三個星期的事假，當即獲準並飛回了智利。
他回家見到的不是患病的母親，而是整整一組摩薩德培訓官。他們懇請他同意他們的要求。他與父母親商量之後同意了。雖然全家從來沒有去過以色列，但對先輩的國土仍懷有強烈的感情。
在聖地亞哥的另一名沙燕，二話不說就借出了他在首都郊外海濱一座有圍牆的花園別墅，訓練組去那裏開始了工作。
訓練一個卡查，使他可以深入敵國操縱隱蔽的間諜，至少需要兩年時間。但訓練組隻有三周時間。他們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他們向這位三十歲的智利人傳授如何用基本密碼書寫密信，如何使用微型照相機和微縮膠卷。他們帶他到大街上，教他如何發現尾巴。他們警告他，千萬別去甩掉尾巴，除非是在絕對緊急時——比如攜帶著機密情報。萬一發現自己遭到跟蹤，要取消約會或接收情報，改到以後再進行。
他們把他帶進小轎車內向他示範如何發現汽車尾巴。一人充當教員，其餘的扮作“敵方”。他們不停地向他灌輸，直至他頭暈耳鳴，眼睛直冒金星，哀求要睡覺。
然後他們給他講死信箱，或郵筒——可以留下信或收取信的秘密地點。他們向他示範如何在不同的地點建立郵筒——在牆上的一塊鬆動的磚頭後麵，一塊墓碑下麵，一個樹洞裏，或一塊地坪石下麵。
三星期後，阿爾方索·本茨·蒙卡達告別含著眼淚的雙親，經倫敦飛回巴格達去了。在那棟別墅裏，培訓組長把身體往椅背一靠，筋疲力盡地用手摸著自己的額頭，對同事們說：“如果這個外行人能活著、不被抓住，我願去麥加朝覲。”
訓練組爆發出一陣哈哈大笑聲；他們的頭兒可是一名虔誠的正宗猶太教徒。在向蒙卡達傳授間諜技能期間，他們沒一個人知道這個智利人回到巴格達以後要幹什麽。這不是他們的工作，他們不需要知道。連智利人自己也不知道具體要他幹些什麽。
在倫敦停留時，蒙卡達被帶到了希斯羅機場旁的五角賓館。在那裏沙米·格桑和大衛·沙龍將任務告訴了他。
“不要試圖去查明對方的身份，”格桑警告蒙卡達，“這件工作留給我們去做。隻要建立和使用郵筒就行了。我們會寄給你問題清單。你是看不懂的——全是阿拉伯語。我們猜測耶利哥的英語水平不是很好，可能一點英語都不懂。千萬不要試著去翻譯我們寄給你的材料。隻要把它放進其中一個你對他的郵筒即可，不要忘記標上相應的粉筆記號，這樣他就知道了該到哪個郵筒去取。當你看到他的粉筆記號時，你就去他對你的郵筒，把他的答複取回來。”
在一個單獨的臥室裏，阿爾方索·本茨·蒙卡達領到了他的新行李。裏麵有一架賓得照相機，看上去就像普通遊客用的相機，但裝著可曝光一百多次的膠卷。還有一隻看不出什麽名堂的鋁合金支架，用這個架子可以把照相機架在紙片上方恰好合適的距離之上。照相機已經預先設定好了焦距。
他的洗漱用具盒內，放進了偽裝成剃須液的化學燃料以及各種無色墨水。信紙袋裏放置著各種經過處理的用於書信密寫的紙張。
最後，他們告訴他與他們通訊的方法——他在智利受訓期間他們設立了一個新途徑。信件的偽裝是討論象棋——他原來就是一個棋迷，通信的對象是他的筆友——在紐約聯合國總秘書處工作的烏幹達人簡斯汀·波可莫。他發出去的信一定要放進聯合國外交郵袋，從巴格達帶往紐約。回信也由波可莫從紐約發過來。
波可莫的來信在背麵處理後，會顯示出摩薩德的問題清單。他要在沒有旁人在場的情況下把清單用照相機拍攝下來，並放到雙方商議好的其中一個郵筒裏去，讓耶利哥去取。耶利哥的回複應該是用蜘蛛似的阿拉伯語寫的。回信的每一頁紙都要拍照十次，以防萬一模糊不清，然後把膠卷寄送給波可莫。
回到巴格達後，這位緊張得心快要跳出來的年輕智利人建立了六個郵筒，大都在斷牆殘垣上，破敗房子的鬆動的磚頭後，小巷子裏某塊地坪石下麵，還有一個在一家廢棄店鋪的石頭窗台下麵。
每一次，他都以為會被可怕的秘密警察團團圍住，但巴格達市民表現得與往常一樣彬彬有禮，他去巡遊時根本沒人注意過他。他顯然是一個好奇的外國遊客，穿行在老市區、亞美尼亞區的大街小巷，在卡士拉的農貿市場、在老墓地等地方，尋找著沒人想看的敗瓦頹牆和鬆動的石塊。
他記住了這六個不同的地點，三個用於他給耶利哥的信件，另三個用於耶利哥給他的回信。他還要選定六個地點——在某處牆上、大門上、百葉窗上——用來做記號。其中三處他來畫粉筆記號，提醒耶利哥有給他的信件；另三個由耶利哥發信號，表示某個郵筒裏有他的答複等待收取。
每一種粉筆記號對應一個不同的郵筒。他把這些郵筒和粉筆記號的地點寫得極其精確，耶利哥憑描述能準確地找到它們。
他一直在注意有沒有尾巴，不管駕車的還是步行的。有一次似乎有人在監視他，但那是馬馬虎虎的例行跟蹤——看來秘密警察會偶然選幾天跟蹤外交官。第二天就沒有尾巴了，於是他重新工作。
六個郵筒和六個粉筆記號地點全都建立起來後，他用打字機把詳情打印出來，並用心記住了所有細節。他銷毀了打字機色帶，對打印在紙上的內容拍了照片，銷毀了紙片，把膠卷寄給了波可莫先生。經過紐約東河岸聯合國總部大樓的收發室，這個小包裹到了特拉維夫的大衛·沙龍手裏。
要把這些通訊細節情況告訴耶利哥需要冒很大的風險。這就意味著要給巴格達那個討厭的郵政信箱發去最後一封信。沙龍寫給他的“朋友”說，他需要的資料將準確地在十四天以後，即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八日的中午寄達那個郵政信箱，而且必須在一小時內取走。
這份用阿拉伯語寫成的確切的書麵指示於八月十六日到了蒙卡達的手中。十八日中午十二點差五分，他進入郵局，問了一下方向，走到那個郵政信箱前把厚厚的包裹投進去了。沒人來攔住或逮捕他。一小時後，耶利哥用鑰匙打開信箱把包裹取走了。同樣也沒人攔住或逮捕他。
特拉維夫同意了，並立即對那家銀行進行了調查。那裏確實有一個與此吻合的賬戶，因為特拉維夫第一筆轉進去的兩萬美元沒被帶著問號退回轉賬行。
摩薩德建議耶利哥最好能挑明自己的身份，這是“為了保護他自己，萬一出了岔子他在西方的朋友可以照應”。耶利哥一口回絕了；而且他告誡他們，如果以任何方式試圖去勘查那些郵筒或靠近他，或者不匯款，他將立即關閉渠道。
摩薩德同意了，但通過其他途徑作了嚐試。他們給他畫了心理畫像，研究了他的筆跡，將伊拉克的要人名單排出來仔細作了研究。內勤專家們能做出的全部猜測為，耶利哥是一個中年人，受過中等教育，也許能說一點結結巴巴的英語，有軍人或類似軍人的背景。
“這樣的描述符合伊拉克高層集團的一半官員，複興黨的前五十名要員，還有張三的表弟李四。”科比·德洛爾不滿地大聲嚷嚷著說。
阿爾方索·本茨·蒙卡達把耶利哥操縱了兩年，產品是純金的。內容涉及政務、傳統武器、軍事進展、高級將領人事變動、兵器采購、火箭研究、毒氣戰、細菌戰，以及兩次企圖針對薩達姆·侯賽因發動的政變。隻是涉及到伊拉克的核研究項目時，耶利哥才顯得吞吞吐吐。摩薩德當然問了他這個問題。但他報告說，核研究是在絕密狀態下進行的，隻有伊拉克物理學家賈法爾·阿爾賈法爾博士那樣的人才知曉詳情。如果施壓太多會招致暴露的。
一九八九年秋天，耶利哥告訴特拉維夫說，格裏·布爾已受到懷疑，並在布魯塞爾被來自伊拉克安全部隊的一個小分隊盯上了。當時摩薩德也在利用布爾，作為了解伊拉克火箭項目進度的另一條渠道，所以摩薩德想盡辦法去警告過布爾。但他們絕對不可能把他們知道的事當麵說出來——那等於告訴他，他們在伊拉克高層有一份財產，這樣的財產是任何情報機構都不想暴露的。
所以，在那年的秋天和冬天，在布魯塞爾情報站的卡查轉彎抹角地留下了一些信號：給錄像帶倒了帶，把玻璃杯移了位，把窗戶打開，甚至還在他的枕頭上留下了一綹女人的長發。
那位火炮設計師開始擔心了，但程度還不夠。耶利哥關於要幹掉布爾的情報到得太晚。暗殺已經執行了。
耶利哥的情報給摩薩德描繪了一幅近乎完整的一九九〇年伊拉克準備入侵科威特的軍隊集結圖。他提供的關於薩達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報，讓喬納森·波拉德——當時已經被捕並被判終身監禁——已傳遞給他們的圖示證據得到確認，並且更加細化了。
到一九九〇年八月，摩薩德已經將總計兩百萬美元轉到了維也納的那個賬戶上。耶利哥是昂貴的，但也是出色的，特拉維夫認為這個錢花得值。隨後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不可預見的事情也隨之發生了。聯合國在八月二日通過決議，敦促伊拉克立即撤軍，隨後認為不應該在巴格達保留任何聯合國機構繼續支持薩達姆。八月七日，西亞經濟委員會突然關閉，其外交人員被召回。
本茨·蒙卡達在撤走之前辦了最後一件事。他在一個郵筒裏留下一封信，告訴耶利哥他要走了，聯係就此中斷。然而，他有可能回來，因此耶利哥應該繼續去巡視那幾個地點，看有無粉筆記號。然後他離開了。年輕的智利人在倫敦進行了全麵的匯報，直到最後再也沒有什麽東西可以倒出來給大衛·沙龍為止。
這樣，科比·德洛爾就能正視著奇普·巴伯的臉說謊了。美國人問他的時候，他並沒操縱巴格達的財產。要向美國人承認他從來不曾弄清那個叛徒的名字，現在甚至失去了聯係，這太難堪了。但是，誠如沙米·格桑的直言相告，萬一美國人發覺……他要到後來才知道，也許他確實應該提到耶利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