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晚上好,這裏是英國使館。”有人接起了索菲斯卡亞碼頭的電話總機。

“什麽?”電話另一頭的人用俄語說了一個困惑的詞語。

“晚上好,英國使館。”接總機的人用俄語重複了一遍。

“我找大劇院售票處。”那個聲音說。

“對不起,你打錯電話了。”接線員說完,掛上了電話。

俄羅斯政府通信和信息局的監聽人員聽到這個電話,並把它記錄了下來,但除此之外並沒有多想。打錯電話實在是太常見了。

在使館內,總機值班員沒有理會閃爍著的另外兩個打進來的電話提示燈,他翻閱了一下小筆記本,然後撥了一個內部電話號碼。

“菲爾茲先生?”

“是的。”

“這裏是電話總機交換台,剛才有人打電話找大劇院售票處。”

“知道了,謝謝你。”

格雷西·菲爾茲撥通了喬克·麥克唐納的電話。安全局人員會定期檢查內線號碼,應該是安全的。

“我的莫斯科警官朋友剛剛打來電話。”他說,“他使用的是緊急密碼,要求回電。”

“有情況隨時告訴我。”情報站長說。

菲爾茲看了看手表。兩次電話間隔的時間應該是一個小時,現在已經過了五分鍾。在民警局總部大廈兩個街區以外,銀行大廳的公用電話機旁邊,諾維科夫警官也看了看表,他決定去喝杯咖啡來消磨這五十分鍾的間隔。然後,他要用相隔一個街區的另一部公用電話匯報並等待。

十分鍾後,菲爾茲驅車離開使館,慢慢地向位於米拉大街的科西莫斯酒店駛去。一九七九年按照莫斯科標準建造的科西莫斯酒店,是一座現代化建築,酒店的大堂邊上有一排公用電話亭。

在英國使館接到那個電話一個小時後,他從衣服口袋裏掏出一個記事本,核對之後,開始撥號。公用電話對公用電話的通話,是反間諜機構的噩夢,因為數量很多,所以實際上是無法核查的。

“鮑裏斯?”諾維科夫的名字不是鮑裏斯,而是葉甫根尼,但在聽到“鮑裏斯”時,他知道了對方是菲爾茲。

“是的。你給我的那張圖畫,事情有點眉目了。我認為我們應該見個麵。”

“好的。到俄羅斯賓館,一起吃晚飯。”

他們兩人都無意去奢華的俄羅斯賓館,但他們都知道,那是指特維爾大街半路上的一個酒吧,名叫旋轉木馬。那裏涼爽、幽暗、私密。時間間隔又是一個小時。

與英國其他大型駐外使館一樣,莫斯科的英國使館裏,也有一個叫軍情五處的英國國家安全局。安全局是收集對外情報的秘密情報局姐妹機構,秘情局常被錯誤地稱為軍情六處。

軍情五處的任務不是收集所在國家的情報,而是保證使領館及其人員的安全。

使館的工作人員並不認為他們是被關在裏麵的囚犯。他們夏天常去的一個地方,是莫斯科郊外一處非常漂亮的可以遊泳戲水的地方,莫斯科河在那裏拐了一個彎,露出了一片小沙灘。外交人員喜歡去那裏野餐和遊泳。

葉甫根尼·諾維科夫在被提升為警官並調到刑偵處之前,曾經負責那個郊區,包括被稱為銀色林子的這個勝地。

在那裏,他認識了當時英國國家安全局的一個官員,那人又把他介紹給新來的格雷西·菲爾茲。

菲爾茲努力發展這個年輕的警察,後來提出每個月給他一小筆硬通貨,讓這個在通貨膨脹年代靠死工資過日子的人能夠生活得容易一些。諾維科夫警官成了一個提供消息的線人,級別不高,但偶爾也有用處。這個星期,這位刑偵處的偵探打算做出回報。

“我們有一具屍體。”當他們坐在旋轉木馬酒吧裏,在昏暗的光線下喝著冰鎮啤酒時,諾維科夫對菲爾茲說,“我可以肯定,那就是你給的圖畫裏麵的人。有幾顆鋼牙的老頭……”

他把從同事沃爾斯基那裏聽來的情況講了一遍。

“差不多三個星期了。在這樣的天氣裏,死了那麽長時間,麵部肯定很嚇人,”菲爾茲說,“或許不是同一個人呢。”

“他隻在林子裏待了一個星期,然後在冰櫃裏待了九天。應該可以辨認出來。”

“我需要照片,鮑裏斯。你能去搞一張嗎?”

“我不知道,資料都在沃爾斯基那裏。你認識契爾諾夫警官嗎?”

“認識的,他來過使館。我也給了他一張畫像。”

“這個我是知道的,”諾維科夫說,“現在我們那裏到處都有老頭的畫像。契爾諾夫也快回來了,現在沃爾斯基肯定已經告訴他了。這樣,契爾諾夫就會有屍體麵部的照片了。”

“那是給他用的,不會給我們。”

“是有點難度。”

“努力一下,鮑裏斯,去試試。你是刑偵處的,對嗎?就說你想讓黑社會的聯係人去看看,什麽借口都可以。現在這是謀殺案,是你分內的工作,對吧?偵破謀殺案?”

“應該是的。”諾維科夫承認說。他心裏想,這個英國人是否知道,黑幫謀殺案的破案率隻有百分之三?

“這事我們會給你獎勵的,”菲爾茲說,“在我們的人員遭襲擊時,我們是不會摳門的。”

“好吧,”諾維科夫說,“我去想辦法搞一張。”

其實他根本不必去想什麽辦法。神秘人物的檔案自然而然地轉到了刑偵處凶殺科。兩天後,他在一疊照片中,抽出了在明斯克公路邊林子裏拍攝到的死者麵部的一張照片。

美國,蘭利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中情局副局長凱裏·喬丹的心情特別好。要知道,在一九八六年下半年,他是很難高興起來的。伊朗的反政府醜聞當時傳遍了華盛頓,而喬丹比其他人都更清楚中情局在伊朗的滲入深度。

但他剛剛去了局長威廉·凱西的辦公室,受到了最熱烈的表揚。老局長之所以會有這種不同尋常的仁慈,是因為傑森·蒙克從雅爾塔帶來了蘇聯最高層的消息。

八十年代早期,蘇聯製定了一係列高調的反西方政策。這是莫斯科最後的絕望企圖,想通過威脅來搞垮北約聯盟的意誌。當時主政白宮和唐寧街的是羅納德·裏根和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兩位西方領導人認為,他們不能被蘇聯嚇倒。

安德羅波夫總書記去世了,契爾年科來了又走了,然後是戈爾巴喬夫上台執政,但超級大國之間的戰爭敵意仍在繼續。

一九八五年三月,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他生長在紅色的蘇聯時代,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他與幾位前任的區別,在於他講究實效。他堅持要求了解蘇聯工業和經濟的真實情況和數字,看到結果後,他深受打擊。

等到一九八六年夏天,克裏姆林宮的核心和國防部顯然已經認識到,軍工係統和武器采購計劃的支出,消耗了蘇聯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六十,注定難以為繼,人民也終於因為窮困而變得不安分了。

那年夏天進行了一次大型調查,以測評蘇聯這種節奏究竟還能夠維持多長時間。調查報告的結論壞得不能再壞了。在工業方麵,資本主義的西方在各個層麵都超過了蘇聯這條恐龍。索洛明帶到雅爾塔植物園來的微型膠卷,正是那份報告。

報告中寫的和索洛明口頭確認的都說,如果西方再堅持兩年,那麽蘇聯的經濟將會崩潰,克裏姆林宮將不得不做出讓步,拆除一些戰爭機器。像玩撲克牌遊戲一樣,索洛明把克裏姆林宮的整副牌全都亮給了西方。

消息報告給了白宮,並越過大西洋傳到了撒切爾夫人那裏。美英兩位領導人都正為自己內部的敵意和懷疑所苦惱,聽到這個消息後深受鼓舞。中情局局長比爾·凱西受到了白宮的表彰,並把領導的表揚轉達給副局長凱裏·喬丹。喬丹召來傑森·蒙克一起分享快樂。談話結束時,喬丹說起了以前提到過的一個話題。

“你的那些檔案,我真的有些不太放心,傑森。你不能總把它們留在你的保險箱裏。如果你有什麽意外,我們真不知道該怎麽著手去管理那兩個資產——‘來山得’和‘獵戶座’。你應該把這些檔案與其他的歸在一起。”

從奧爾德裏奇·埃姆斯第一次背叛至今,已經有一年多了,間諜失蹤的災難也已經過去了六個月的時間。陰謀分子當時在羅馬。從技術上來講,追查內鬼的工作仍在推進,但已經不再緊迫。

“如果沒有破損,就不用修理。”蒙克懇求說,“這兩個人冒著生命危險。他們了解我,我也了解他們,我們相互信任。還是就這麽保持下去吧。”

喬丹早就知道,間諜與管理員之間會形成這種奇特的關係。但這種關係不為情報機構正式讚同,其原因有兩個:間諜管理員有可能會被調到另一個崗位,或者,會退休或死亡。個人關係過密有可能意味著,潛伏在蘇聯心髒的間諜,也許會不同意或不願意與新的管理員合作。其次,一旦被招募的間諜出了什麽事,情報局的管理員有可能情緒低落,從而影響工作。從長遠的生涯來看,一個被招募的間諜應該有幾個管理員。蒙克與他的兩名間諜直接的一對一緊密關係,使喬丹感到擔憂。這是……不規範的。

另一方麵,從某個角度來說,蒙克自身也是個不守規矩的人。假如喬丹知道——其實他並不知道——蒙克堅持要確保在蘇聯境內的每個間諜(圖爾金已經離開馬德裏回到莫斯科,在第一總局K局工作,並由此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情報),都能夠收到他親自寫的長信,以及日常的任務清單。

喬丹做出了妥協。那些人的詳細檔案,包括何時何地和如何接受招募,表現如何以及他們的任職變動,即除了姓名和能辨認他們身份的資料以外,都轉移到了行動副局長的個人保險箱裏。如有任何人想閱讀這些檔案,他必須去找副局長本人並解釋理由。蒙克同意了,於是檔案被轉移了過去。

有一點讓諾維科夫警官說對了,契爾諾夫警官確實再次來到了英國大使館。他是在第二天的八月五日上午過來的。喬克·麥克唐納讓人把警官引到他的辦公室,他自己則扮成使館的檔案科隨員。

“闖進你們同事公寓的那個人,我們也許已經找到了。”契爾諾夫說。

“向你表示祝賀,警官。”

“不幸的是,他死了。”

“啊,你有照片嗎?”

“有。身體的、麵部的,還有……”他拍了拍放在身邊的一個帆布包,“我還有他可能穿過的大衣。”

他把一張光麵衝印的照片放在了麥克唐納的辦公桌上。照片看上去很可怕,但仔細看,那張臉確實就是肖像畫裏的那張。

“我把斯通小姐叫過來,讓她看看是否能認出這個人。”

西莉亞·斯通由菲爾茲陪著過來了,但菲爾茲留在門口沒進來。麥克唐納告訴她,她要看到的東西不是太美觀,但他很想聽聽她的意見。她看了一眼照片,用手捂上了嘴。契爾諾夫拿出那件破舊的軍大衣,把它舉了起來。西莉亞絕望地看著麥克唐納,點了點頭。

“是他。他……”

“你看到他跑出你的公寓。嗯,顯然竊賊之間發生了爭吵。我敢肯定,這種事情全世界都會發生。”

菲爾茲陪同西莉亞·斯通離開了。

麥克唐納對麵露笑容的契爾諾夫說:“警官,我代表英國政府認為,你們幹得很好。我們也許永遠無從知道這個人的姓名,但這已經不重要了。這個可憐人已經死了。你們一定要寫一份成功破案的報告,送交莫斯科民警局的領導。”

契爾諾夫高興地離開使館,鑽進了汽車。一回到彼得羅夫卡大廈,他就把所有案卷從盜竊科轉給了凶殺科。案卷裏沒有第二個盜賊的資料,但這無關緊要。沒有描述,沒有死者的證詞,要找到他好比大海撈針。

契爾諾夫走後,菲爾茲回到了麥克唐納的辦公室。情報站長正在給自己倒咖啡。

“你怎麽看?”他問道。

“我的線人說,那人是被打死的。他在身份不明科有個朋友,這位朋友發現了貼在牆上的畫像,並對上了號。屍檢報告說,老頭的屍體在被發現之前,已經在林子裏躺了大約一個星期。”菲爾茲說。

“那是什麽時候?”

菲爾茲查了一下筆記,那是他在旋轉木馬酒吧談話之後立即記下的。

“七月二十四日。”

“嗯……這麽說來,大概是在十七或十八日被殺的,是在他把文件扔進西莉亞·斯通汽車後的第二天,也就是我飛去倫敦的那天。那些家夥沒有浪費時間。”

“哪些家夥?”

“哼,估計是惡棍格裏辛指揮的那些暴徒。”

“科馬羅夫的衛隊長?”

“那是其中一種說法,”麥克唐納說,“你看過他的檔案嗎?”

“沒有。”

“應該看一下,找個時間。他是前克格勃第二總局的審訊官。非常惡心。”

“那個老頭是什麽人?為什麽要把他活活打死?”菲爾茲問道。麥克唐納望向窗外,凝視著河流對岸的克裏姆林宮。

“很可能就是竊賊本人。”

“一個流浪漢那樣的老頭,是怎麽拿到文件的?”

“我隻能假設,他是有幸受雇的一個底層員工。這是一起極其不幸的事件。我認為,你的那位警察朋友應該能夠拿到豐厚的獎金。”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

一九八七年六月

中情局駐阿根廷首都情報站的一個年輕人,首先發現蘇聯使館的瓦列裏·尤裏耶維奇·克魯格洛夫身上也許有空子可鑽。美國情報站長於是向蘭利總部谘詢情況。

中情局拉美處已經有了他的資料,是自七十年代中期,克魯格洛夫第一次在墨西哥城任職時開始的。他們知道,他是蘇聯的拉美問題專家。在之後的二十年間,他在蘇聯外交部的工作中,曾三次赴拉美國家任職。由於他很友好、很外向,檔案裏甚至有他的履曆。

瓦列裏·克魯格洛夫出生於一九四四年,是一位外交官的兒子。父親本人也是拉美專家,在他的影響下,兒子進入了享有盛名的國際關係學院學習西班牙語和英語,那是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六年的事。此後,他在南美洲有過兩次任職,年輕時在哥倫比亞,十年後在墨西哥,然後才是駐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蘇聯使館一等秘書。

中情局確信他不是克格勃,隻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官。檔案裏對他的描述是:一個崇尚自由、可能親西方的蘇聯人,不是通常的那種強硬派。一九八七年夏天時之所以關注他,是因為他與阿根廷官員的一次交談被上報給了美國人。談話中,克魯格洛夫透露,他即將返回莫斯科,再也不會出國任職,他的生活質量將會有所下降。

由於他是蘇聯人,於是這個消息也傳達到了蘇聯東歐處,哈裏·岡特建議讓一個生麵孔去接觸他。由於傑森·蒙克會說西班牙語和俄語,他建議派蒙克去。喬丹同意了。

這是一項很簡單的任務。克魯格洛夫隻有一個月就要走了。如果引用一句俗語,那就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馬島戰爭結束五年後,阿根廷已經恢複民主。布宜諾斯艾利斯是一個悠閑的都城,一位美國“商人”在美國使館的一位小姐陪同下,在招待會上與克魯格洛夫見麵,這並不是難事。蒙克努力使雙方談得很投機,並提議一起吃飯。

這位蘇聯人是使館的一等秘書,大使和克格勃給了他相當多的自由。他覺得與外交官圈子以外的商人一起吃個飯很不錯,於是欣然接受。飯局上,蒙克借用了他從前的法語老師布拉迪夫人的真實故事。他解釋說,他母親曾是蘇聯紅軍的翻譯,攻克柏林後,她邂逅了一個年輕的美國軍官並愛上了他。他們違反規定,悄悄溜到了西方結婚。蒙克在這樣的一個家庭裏長大,能說英語和俄語,兩種語言都說得很流利。於是他們開始用俄語交談。克魯格洛夫鬆了一口氣。他的西班牙語說得很好,但英語很一般。

兩個星期後,克魯格洛夫真正的問題出現了。他已經四十三歲了,離婚後帶著兩個十幾歲的孩子,與父母擠在一套公寓裏。如果他有兩萬美元,那他就能在莫斯科給自己買一套小公寓。作為一名富有的馬球玩家,蒙克是來阿根廷檢驗一些新的小馬駒的,他願意借給新朋友兩萬美元。

情報站長建議把他們交接現金的過程拍下來,但蒙克不同意。

“敲詐是行不通的。他要麽自願參與,要麽就不會參與。”

雖然蒙克是下級,但站長還是同意由他自行做主。蒙克選用的是開明進步的反戰主題。他指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在美國很受歡迎。克魯格洛夫當然知道這些,他也感到高興,因為他是戈爾巴喬夫的鐵杆支持派。

蒙克提議說,戈氏真心想拆除戰爭機器,為蘇美兩國人民帶來和平與信任。麻煩的是,雙方都還是有喜好冷戰的頑固分子,即使在蘇聯外交部的高層也有這樣的人,他們試圖破壞和平的進程。如果克魯格洛夫能夠把蘇聯外交部發生的事情告訴新朋友,那會有助於和平的到來。到了這個時候,克魯格洛夫肯定已經知道了對方的身份,但他沒有表現出驚奇。

對於已經喜歡上釣魚的蒙克來說,這就像拖上了一條自願咬鉤的金槍魚。克魯格洛夫拿到了美元和通信包。詳細的人員、計劃和職位等情況,將通過用顯影墨水書寫的普通信件寄給東柏林的一個活信箱。硬件情報(文件)將被拍攝下來,通過莫斯科市內兩個死信箱的其中一個,轉交給中情局莫斯科情報站。

分別時,他們按照俄羅斯的方式相互擁抱。

“別忘記,瓦列裏,”蒙克說,“我們……我們好人會勝利的。用不了多久,所有這些荒唐的局麵都會結束,我們將從中起到推進作用。什麽時候需要我,發個信息,我會來的。”

克魯格洛夫飛回了莫斯科,蒙克也回到了蘭利。

“我是鮑裏斯。我搞到了!”

“搞到什麽了?”

“照片。你要的照片。案卷轉到了凶殺科,我在一疊最清楚的照片裏麵挑了一張。眼睛是閉著的,看上去不是很嚇人。”

“好的,鮑裏斯。我已經準備好了一個信封,裏麵裝了五百英鎊。但我要你再去做一件事,完成之後信封裏的錢會更多,會有一千英鎊。”

諾維科夫警官在電話亭裏深深吸了一口氣。他甚至算不出來,那個信封裏的英鎊能兌換成多少億盧布。無論如何,肯定會超過一年的工資。

“說吧。”

“我要你去愛國力量聯盟總部,去見見人事部的負責人,讓他看看這個。”

“去哪裏?”

“愛國力量聯盟。”

“他們與照片有什麽關係?”

“我不知道,隻是一個想法。也許人事部長以前見過這個人。”

“他怎麽會見過呢?”

“我不知道,鮑裏斯,他也許真的見過呢。這隻是一個想法。”

“那我以什麽理由前去呢?”

“你是謀殺案的偵探。你在辦案,在追查線索。那個人也許曾經在總部大樓周圍徘徊,也許他試圖闖入。警衛有沒有看到他潛伏在附近的街上?就是這種事情。”

“好吧。但他們是重要人物。如果我搞砸了,那可都要算到你頭上。”

“你怎麽會搞砸呢?你是警察,在盡你的職責。這個亡命之徒曾在基賽爾尼大街科馬羅夫別墅的周圍轉悠。即使他已經死了,你也有責任去提醒他們注意。他也許是黑幫的人,也許一直在踩點呢。你的理由很充分,去吧,一千英鎊在等著你呢。”

葉甫根尼·諾維科夫又嘟噥了幾聲,然後掛電話。這些英國佬,他心想,全都瘋了。畢竟,隻不過是一個老頭闖進了他們的一棟公寓。但為了一千英鎊,還是值得去查問的。

蘇聯,莫斯科

一九八七年十月

阿納托利·格裏辛上校因為挫折而心灰意冷,他的輝煌業績似乎已經成為過去,現在他無所事事了。

對埃姆斯出賣的間諜的審訊工作,早已全部結束,他們已經從渾身顫抖的囚犯嘴裏擠出了最後一滴追憶和情報。總共有十二個人正在勒福托沃監獄下麵的地牢裏哭泣著過日子,一旦第一和第二總局的審訊官提出要求,他們會被立即提審,如有反抗或失憶,則會被帶回到格裏辛的特殊審訊室裏去。

有兩個人沒被執行死刑,隻是被判在勞改營裏做長期苦役,格裏辛再三懇求也沒用。這是因為他們為中情局效勞時間不長,或者他們職位太低,沒有造成太大的損失,其餘的人都被判了死刑。其中九個被帶到監獄後麵的礫石院子裏,被迫跪下來,等待後腦勺挨上一顆子彈。作為高級官員,每次行刑格裏辛都出席了。

在格裏辛的堅持下,隻有一個人還活著,他是這些人當中年紀最大的。德米特裏·波爾雅科夫將軍在被出賣之前,已經為美國工作了二十年。事實上,在一九八〇年最後回到莫斯科後,他已經退休了。

他從來沒有拿過錢。他之所以為美國人工作,是因為他厭惡蘇聯的政權及其所作所為。他就是這樣告訴審訊官的。他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講述自己的看法,以及他二十年以來所做的事情。他是所有人當中最有骨氣和勇氣的,從不懇求寬恕。由於已經上了年紀,他說出來的事情現在已經沒有價值了。他對當前的行動一無所知,也說不出什麽名字,隻是幾個中情局的管理員,他們也都已經退休了。

審訊完畢後,格裏辛恨透了這個老將軍,故意讓他活著,以作特殊處置。現在,這個退休老人每天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哭泣,渾身上下沾滿了自己的糞便。格裏辛還不時去那裏看望,以確認他還在喘氣。直到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五日,在博亞羅夫將軍的堅持下,他才最終被結果了。

“問題在於,親愛的阿納托利,”三月份時,博亞羅夫將軍對格裏辛說,“現在已經沒事可做了。‘捕鼠委員會’必須解散。”

“還有一個人,就是第一總局提到的那個人。他在管理這裏的幾個叛徒,但還沒有被抓起來。”

“哦,那個人是找不到的,隻是一直被提起,但叛徒當中沒有人聽說過他。”

“如果我們抓到了他管理的人呢?”格裏辛問道。

“那我們就去抓他們,我們要讓他們付出代價。”博亞羅夫說,“如果是那樣的話,如果第一總局在華盛頓的人能把他們交給我們,你就可以重新召集你的人員,重新開始。你甚至可以重新命名你們的小組,可以起名叫‘修道士委員會’。”

格裏辛沒有理解這話的意思,但博亞羅夫是理解的,他哈哈大笑起來。俄語的修道士(Monakh)就是英語的蒙克(Monk)。

如果巴維爾·沃爾斯基認為自己不會再次聽到停屍所那位法醫的聲音,那麽他錯了。八月七日,也就是他的同事諾維科夫與英國情報局官員秘密交談的那個上午,他的電話鈴響了。

“我是庫茲明。”一個聲音說道,沃爾斯基很迷惑。

“庫茲明教授,第二醫學院的。前幾天我們還通過電話,是關於身份不明者的屍檢。”

“哦,是的,教授,有什麽事要我幫忙嗎?”

“我想應該是倒過來。我也許有事要讓你去做。”

“那就謝謝你了,什麽事?”

“上個星期,在利特卡裏諾附近的莫斯科河裏撈上來一具屍體。”

“那應該是他們那邊的事情,不是我們的吧?”

“沒錯,沃爾斯基,但那邊某個聰明的家夥認為,該屍體泡在水裏約有兩周時間。實際上他說對了,其間,屍體可能是從莫斯科市內被衝到下遊來的。因此那些家夥把屍體運了過來。我剛剛做完屍檢。”

沃爾斯基思考了一下。高溫下,在水裏泡了兩周,教授還真有能耐忍受那種惡臭。

“謀殺的嗎?”他問道。

“不是,隻穿了短褲。幾乎可以肯定是因為天氣炎熱而去遊泳,遇到麻煩淹死的。”

“但那是意外事故,是民政部門管的。我這裏是刑偵處凶殺科。”沃爾斯基提出異議。

“你聽著,年輕人,聽我說。一般情況下,是無法辨認身份的。但利特卡裏諾的那些蠢家夥沒能發現線索。死者的手指腫脹得很厲害,所以他們沒能發現。有一枚結婚戒指嵌在肉裏麵,是實心的金戒指。我把它取了下來,為此不得不把手指切下來。戒指上麵刻著幾個字:‘N.I.阿科波夫,麗嘉贈’。怎麽樣,是不是很好的線索?”

“是很好,教授,但如果這不是謀殺……”

“聽我說,你們與失蹤人員部門有聯係嗎?”

“當然有。他們每周送來一大疊照片供我們對照。”

“嗯,一個戴著結婚大戒指的人,也許是有家庭的。如果他已經失蹤了三個星期,他的家屬很可能已經報告了。我在想,或許你可以利用我的偵查天賦,與失蹤人員部門的朋友一起去破一些案子。我不認識失蹤人員部門的人,所以才給你打電話。”

沃爾斯基麵露喜色。他總是請失蹤人員部門的朋友幫忙,現在,他也許可以幫助他們查清一個案子,還能獲得獎勵。他記下細節情況,謝過教授後,掛上了電話。

十分鍾後,失蹤人員部門經常與他聯係的那個人打來電話。

“你們那裏有沒有一個失蹤人員,叫N.I.阿科波夫?”沃爾斯基問道。他的聯係人查了一下記錄,來回話了。

“有的,怎麽啦?”

“告訴我詳細情況。”

“七月十七日報告失蹤。自頭天晚上工作之後,再也沒有回過家,從此失蹤了。報失人,阿科波夫夫人,是家屬……”

“麗嘉·阿科波夫夫人?”

“你是怎麽知道的?她已經來打聽過四次最新消息了。他在哪裏?”

“在第二醫學院停屍室的石板上,遊泳時淹死的。上星期在利特卡裏諾的河邊被打撈了上來。”

“好的,老太太該高興了——我的意思是,失蹤的問題解決了。你知道他是什麽人……或者,曾經是什麽人?”

“不清楚。”沃爾斯基說。

“他是伊戈爾·科馬羅夫的機要秘書。”

“那個政客?”

“應該是我們的下一任總統。謝謝你,巴維爾,我欠你一份人情。”

那是當然的,沃爾斯基心裏這麽想著,開始繼續工作。

阿曼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十一月份,中情局副局長凱裏·喬丹被迫離職,並不是因為間諜失蹤的問題,而是因為“伊朗門”事件。幾年前,中情局秘密地向伊朗出售武器,以資助尼加拉瓜的反對派。命令來自裏根總統和已故的中情局局長比爾·凱西。凱裏·喬丹執行了總統和局長的命令。現在,那兩個人一個得了健忘症,另一個死了。

韋伯斯特局長任命理查德·斯托爾茨為新的行動副局長,斯托爾茨已經從中情局退休六年,與“伊朗門”事件沒有幹係,對這兩年蘇聯東歐處遭受的慘敗也不知情。他還在熟悉情況的時候,官僚們已經開始大規模接管工作。他們把三份檔案從離任的副局長保險箱裏取出來,與三○一檔案的剩餘部分合並了起來。這三份檔案是代號為“來山得”“獵戶座”和新招募的“徳爾斐”[11]的詳細資料。

傑森·蒙克對這事一無所知,他正在阿曼度假。為尋找新的釣魚好去處,他翻看了許多海釣雜誌,得知十一月和十二月份,有大批的黃鰭金槍魚成群結隊遊過阿曼首都馬斯喀特的海岸。

美國駐阿曼使館位於馬斯喀特老城中心的蘇丹宮殿附近。他禮節性地去拜訪了一下,使館的中情局情報站隻有一名情報官。他們一起友好地喝了一杯,此後,他根本想不到還會再次見到這位同事。

度假的第三天,他覺得已經在海上曬夠了太陽,於是想留在岸上,去市場購物。他正與國務院的一位金發美女約會,於是乘出租車去了米納卡布斯港的露天市場,看看在眾多的熏香、香料、布匹、銀器和古董貨攤中,他能為女朋友買點什麽禮物。

他選中一把漂亮的長嘴銀製咖啡壺,是從前高山上的工匠鑄造的。古董商店的老板把咖啡壺包起來,放進一個塑料購物袋裏。

在迷宮般的巷子和院子裏完全迷路後,蒙克最後沒能回到海邊,而是到了一些小街巷裏。當他從一條與他肩膀差不多寬的小巷裏走出來時,他發現自己來到了一個小院子,一頭有一個很窄的入口,另一頭是一個出口。一個男子正在穿過這個院子,看上去像個歐洲人。

他的身後則有兩個阿拉伯人。進入院子後,他們都從腰裏抽出彎刀。他們持刀從蒙克身邊跑過,撲向他們的目標。

蒙克不假思索地行動起來。他把購物袋用力扔過去,重重地砸在一個襲擊者的側臉。那人被幾磅重的金屬砸中後,倒在了地上。

另一個持刀人停頓了一下,現在他是腹背受敵,他轉向蒙克。蒙克看到高舉在空中的尖刀的閃光,他從那人的手臂下鑽過去,扭住他的手臂,捏緊拳頭透過對方沾滿塵土的衣袍,砸中了上腹部的太陽神經叢。

那個人很堅強。他哼了一聲,手裏仍然攥著刀子,但隨即拔腿跑了。他的同夥從地上爬起來,也跟著跑了,地上留下了一把尖刀。

歐洲人已經轉過身來,一言未發地投入了行動。顯然他知道,假如沒有十碼之外那個金發男子相救,他早就沒命了。蒙克看到的是一位身材苗條的年輕人,有著橄欖色皮膚和深色眼睛,穿著白襯衣和深色西服,但不是當地的阿拉伯人。他剛要開口說話,那陌生人隻是點點頭表示感謝,然後悄悄地走了。

蒙克彎腰撿起匕首。它不是阿曼的刀具,而且在阿曼還沒聽說過行凶搶劫這種事情。那是也門的尖刀,刀柄很直、很簡單。蒙克認為,他知道攻擊者是哪裏來的。他們是也門境內的奧達利或奧拉基部落人。他心裏納悶,他們大老遠跑到阿曼海岸來幹什麽?為什麽他們對那個年輕的西方人懷有如此深仇大恨?

他憑著直覺返回使館,找到了中情局的情報官。

“你這裏有沒有蘇聯使館工作人員的相冊?”他問道。

自從一九八六年一月遭遇也門內戰的慘敗之後,蘇聯人已經全部撤出了也門,使得親蘇的也門政府忍辱負重,吃盡苦頭,不得不低頭向西方申請貿易貸款和現金,以維持經濟運轉。從那時起,蘇聯人在也門就有生命危險了。天知道,在由愛轉恨之後,會變得……

一九八七年年底,蘇聯在明顯反共的阿曼開設了一個陣容強大的使館,並極力去討好親英的阿曼蘇丹。

“我沒有,”他的同事說,“但我肯定英國人那裏有。”

美國使館迷宮般潮濕且彎彎曲曲的狹窄走廊,到精致漂亮的英國使館,隻有幾步之遙。他們穿過帶有巨幅雕刻圖案的木門,朝門衛點點頭,穿過院子朝裏麵走去。這裏全部的建築都曾屬於一個富商的莊園,富有曆史韻味。

院裏的一道牆上,有古羅馬軍團留下的一塊牌匾,當年他們進入沙漠後再也沒有回來過。院子的中間有一根英國國旗的旗杆,很久以前,一個奴隸隻要能夠爬上旗杆,就能獲得自由。他們左轉,走向使館大樓,英國秘密情報局的一位高級情報官在等候他們。他們互相握了手。

“有什麽問題嗎,老朋友?”英國人問道。

“問題是,”蒙克回答說,“我剛才在露天市場見到了一個人,我認為有可能是蘇聯人。”

這其中有一個小細節:露天市場的那個人穿著白襯衣和西裝,但他敞著襯衫的領口,還把領子翻到了西裝的外麵。這是蘇聯人的穿法,西方人可不會這麽穿。

“好吧,我們去看看相冊。”英國人說。

他帶領他們穿過華麗的防盜安全鐵門,到了下麵由柱子支撐的涼爽的大廳,隨後踏上樓梯,英國秘情局情報站在頂層。秘情局情報官從保險箱裏取出一本影集,他們開始翻閱。

新抵達的蘇聯外交人員照片都在裏麵,是在機場、街上或露天咖啡館拍攝到的。深色眼睛的年輕人在最後一張照片裏,是在他抵達阿曼,穿過機場的集散大廳時被抓拍到的。

“這方麵,當地人對我們很有幫助,”秘情局情報官說,“蘇聯人必須事先向這裏的外交部申報,以獲得認可。我們得到了詳細資料,然後在他們到來時,我們也能得到通知,所以可以備妥長鏡頭的照相機。是他嗎?”

秘情局情報官翻找著一大疊卡片。

“有了。如果沒搞錯的話,他應該是三等秘書,年齡二十八歲,名字是烏馬爾·古納耶夫。聽起來像是韃靼人。”

“不,”蒙克若有所思地說,“他是車臣人,是穆斯林。”

“你認為他是克格勃?”英國人問道。

“嗯,是的,他是密探。”

“好,謝謝。要我們為他做點什麽嗎?向當地政府投訴?”

“不,”蒙克說,“我們都要混口飯吃。最好知道他是什麽人。如果把他趕走,克格勃隻會派人來接替。”

當他們漫步回來時,中情局同事問蒙克:“這你是怎麽知道的?”

“隻是直覺。”

不單單是直覺。一年前,古納耶夫曾在亞丁的弗朗特爾酒店裏喝橙汁。這一天,蒙克並不是唯一認出他的人。也門的兩個部落人也發現了他,要為他們國家所遭受的屈辱報仇雪恨。

馬克·傑斐遜乘坐八月八日下午的航班,抵達莫斯科郊外的謝列梅捷沃機場,受到了《每日電訊報》記者站站長的迎接。

這位明星時事政治評論家是中年人,身材瘦小,伶俐精幹,有著一頭稀疏的薑黃色頭發和一臉同樣顏色的短須。據說,他的脾氣與他的身材和胡子一樣,又急又躁。

為抓緊時間,他謝絕了與站長及其夫人一起去吃晚飯的邀請,而是要求直接把他送到位於馬涅什廣場的民族大酒店去。

到了酒店,他告訴同事,他要單獨采訪科馬羅夫。如有必要,會通過酒店的服務,租用一輛帶司機的轎車。好意遭謝絕後,記者站站長駕車離去了。

傑斐遜去登記入住,高個子的瑞典人酒店經理彬彬有禮,親自為他辦理手續。他的護照留在了酒店前台的服務員那裏,因為要複印有關情況供旅遊部存檔。在離開倫敦之前,傑斐遜已經命令他的秘書通知該酒店,以便讓對方知道他是什麽人、他有何等重要。

一進入房間,他就撥打了鮑裏斯·庫茲涅佐夫在傳真裏留給他的電話號碼。

“歡迎來莫斯科,傑斐遜先生。”庫茲涅佐夫用完美的、略帶美國口音的英語說,“科馬羅夫先生正等待著與您的會麵。”

這當然不是真的,但傑斐遜還是相信了。會麵時間定在第二天晚上七點鍾,因為俄羅斯政治家科馬羅夫整個白天都不在市內。他們將派司機來接他。

馬克·傑斐遜滿意了。他獨自在酒店裏吃了飯,然後就去睡覺了。

第二天早上,吃過培根和雞蛋的早餐後,馬克·傑斐遜想去散步,對大多數英國人來說,這項活動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能被剝奪。

“散步?”瑞典人總經理困惑地皺起了眉頭,“您想去哪裏散步?”

“隨便哪裏都行。呼吸一下新鮮空氣,活動一下身體。或許去對麵的克裏姆林宮附近看看。”

傑斐遜不願意坐車,他要的是散步。但經理至少說服了他把手表和所有外匯現金留下,隻帶上了一疊百萬票麵的盧布以便應付乞丐。這些鈔票對流浪漢來說足夠了,也不會引起別人攔路搶劫——運氣還算好的話。

這位英國記者雖然在時政評論部門工作得很出色,但他的記者生涯一直是以倫敦為基地做的時政報道,從來沒有作為駐外記者報道過世界的熱點新聞。兩個小時後,他回到了酒店,似乎不是很高興。

他以前到過莫斯科兩次。第一次是在共產黨當政時期,第二次是在八年前葉利欽剛剛執政的時候。那兩次,他的活動範圍都局限在乘坐出租車離開機場、在豪華酒店和在英國外交官的圈子裏。他一直認為莫斯科是一個單調且肮髒的城市,沒想到會有今天上午的經曆。

他的外表特征很明顯,一看就知道是外國人。因此,即使是沿著河邊的碼頭散步,或是在亞曆山德羅夫斯基花園轉悠,他總會遭到一些社會棄兒的糾纏,他們似乎到處睡覺。有兩次,他認為身後有一夥年輕歹徒在尾隨。他看到的轎車似乎都是軍車、警車或權貴的豪車。因此,今晚他要向科馬羅夫先生提幾個尖銳的問題。

午飯前喝酒時,他決定留在酒店裏不出去,等待庫茲涅佐夫先生打電話給他。他發現酒吧裏隻有他和一個厭世的加拿大商人,沒有其他客人。同是酒吧裏的陌生人,他們二人開始聊天。

“你來莫斯科多久了?”加拿大人問道。

“昨天晚上才來。”傑斐遜回答。

“要住很久嗎?”

“明天就回倫敦。”

“嗨,你倒是幸運。我來這裏已經三個星期了,想做些生意。可我告訴你,這地方有點怪異。”

“生意沒做成?”

“哦,不,合同倒是簽了一些。我有辦事處,也有客戶。你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

加拿大人坐到傑斐遜的桌子邊,開始解釋。

“我帶著木材生意的介紹資料來到這裏,在一座新的寫字樓裏租了個辦公室。兩天後,有人來敲門了。外麵站著一個人,西裝革履,穿戴幹淨時髦。‘早上好,懷亞特先生,’他說,‘我是你新的生意夥伴。’”

“你認識他?”傑斐遜問道。

“根本不認識。他是當地黑手黨的代表,想與我達成交易。他們要從我的每一筆生意中提成百分之五十。作為交換,他們替我購買或偽造業務所需的許可證、配額、特許權或者其他書麵文件。他們一個電話就能搞定官方,確保及時交貨,而且沒有勞務糾紛,條件是百分之五十提成。”

“你叫他滾開。”傑斐遜說。

“那可不行。我很快就明白了,這叫作‘保護傘’,可以提供保護。沒有這個保護,就別想很快辦成事情。主要是因為,如果你拒絕了他們,你就站不住腳跟。他們會搗亂的。”

“天哪,我隻聽說過這裏治安不好,但不知道有這種情況。”

“我告訴你,這種事情是超乎你的想象的。”

西方觀察家感到驚奇的一個現象是,俄羅斯黑社會(說得好聽點是俄羅斯黑手黨)的犯罪率迅速上升。即使俄羅斯人,也開始使用“黑手黨”這個名詞了。一些外國人認為,這是一個新的實體,其實不然。

幾個世紀以來,俄羅斯一直存在著大量的黑社會活動。與西西裏的黑手黨不同,它不是一個統一的統治集團,從來沒在海外活動過。但它確實存在,而且勢力範圍分布廣泛,各地都有兄弟會,黑幫首領和成員極為效忠組織,願為其賣命,並以相應的文身來證明這一點。

斯大林曾試圖摧毀黑社會,把成千上萬的黑社會成員送進了勞改營。其唯一結果是,在勞改營衛兵的默許下,犯人最終控製了勞改營,他們寧願在裏麵過著平靜的生活,也不想讓他們的家人受到牽連或懲罰。在許多情況下,這些黑手黨的老板,實際上是在勞改營的棚屋裏操縱他們在外麵的企業的。

最後,即使黨的領導人也不得不與黑手黨達成秘密協定。

原因很簡單:黑手黨是蘇聯境內唯一辦事效率高的團體。一家工廠的廠長也許會發現,由於某個閥門的損壞,導致他的主機器停工,如果他通過官僚主義的層層渠道,那麽他要等待半年到一年才能拿到新閥門,而在此期間,他的整個工廠將會停工。

或者,廠長可以通過親戚聯係黑手黨幫忙。這樣,閥門在一星期內就可以到貨。隨後,他廠裏的一批鋼板會出現在另一家急需鋼板的工廠,而這位廠長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兩位廠長都會偽造自己的記錄,表明他們已經完成了“正常供銷”。

僵化的官僚主義,加上原材料的嚴重不足,在任何一個社會裏都會導致所有的齒輪和車輪停止轉動,這時候,黑市是唯一的潤滑劑。蘇聯靠這個潤滑劑來維持生命,在最後的十年裏,其經濟完全依賴黑市。

黑手黨完全控製著黑市。一九九一年之後,黑市從地下走向繁榮、走向擴展。其擴展的速度非常之快,從以往的非法營生,如酒類、毒品、保鏢、賣**,發展到了生活的每一個層麵。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黑手黨以極快的速度實質性地、無情地接管了經濟。有三個因素促成了這種結果。第一個因素是在遭受任何挫折時,俄羅斯黑手黨有能力立即實施大規模暴力活動,其暴力程度,就連美國黑手黨也會被嚇倒。任何人,不管是俄羅斯人還是外國人,要是膽敢拒絕黑手黨滲入其企業,將會得到一次警告——通常是遭受毒打或縱火,然後是被處死。他們甚至對大銀行的行長也采用這樣的手段。

在那段時期,美元與盧布的匯率是二比一,就價值和購買力來說,這種人為規定的匯率荒唐滑稽,但在蘇聯國內得到了強製實行。這個國家缺少的不是錢,而是商品,問題是有錢買不到商品。通貨膨脹耗盡了人們的儲蓄,掙固定工資的職員變成了貧民。

當街上的警察一周的工資還買不起一雙襪子時,就很難要求他們在查處偽造駕照時不接受鈔票了。

但這隻是小的方麵。俄羅斯黑手黨還滲透到了高級公務員群體中,幾乎把整個官僚體係都招募為他們的同盟。在俄羅斯,官僚主義到處存在。因此,許可證、執照、地皮轉讓和特許經營權等,全都可以很快地從頒證機關的公務員那裏買到,從而為黑手黨創造了驚人的利潤。

俄羅斯黑手黨的另一個能力也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很快從傳統的非法營生(依然牢牢地抓住不放)轉向了合法生意。美國黑手黨人花整整一代的時間才意識到,用非法經營產生的利潤去搞合法經營,不但能增加利潤,還能洗黑錢。這方麵,俄羅斯黑手黨隻花了五年時間。到一九九五年,他們已經擁有並控製了國家經濟的百分之四十,並且已經走向了國際市場,他們的三大專業領域是武器、毒品和侵吞,並以迅捷的暴力行動作為後盾,目標是整個西歐和北美。

麻煩的是,一九九八年時,他們把生意做過了頭。貪得無厭破壞了他們賴以生存的經濟環境。一九九六年,價值五百億美元的俄羅斯財產被偷盜並非法出口,其中大部分是黃金、鑽石、貴金屬、石油、天然氣和木材。這些物資是用幾乎不值錢的盧布從政府機構的官僚那裏低價買來的,到國外後以美元出售。其中一些美元重新兌換成巨額盧布,帶回國內開展更多的賄賂和犯罪活動,其餘的美元則被藏在了國外。

“麻煩在於,”懷亞特先生喝幹了啤酒,沮喪地說,“這種出血活動已經搞得過火了。腐敗的政治家、更加腐敗的官僚主義者和黑幫人物,已經把他們賴以致富的金鵝殺掉了,不會再有金蛋了。你讀過《第三帝國的興起》嗎?”

“讀過,很久之前。怎麽啦?”

“還記得有關魏瑪共和國最後日子的描述嗎?失業者排起長隊,街道上到處都有人犯罪,人們耗盡了終身積蓄,還有施粥場,以及在國家即將破產的時候,侏儒們在議會大廈裏的激烈爭辯和大喊大叫。嗯,你現在看到的正是那種景象。曆史重演了。哦,我要走了,與別人約好了在樓下碰麵,一起去吃午飯。很高興與你聊天,先生,您貴姓……”

這個姓氏並沒有使他想起什麽。顯然,懷亞特先生不看倫敦的《每日電訊報》。

有意思,在加拿大人離開後,這位倫敦記者這麽想著。他從報社資料室的剪報裏所了解到的情況表明,今晚要與他見麵的那個人或許能夠拯救這個國家。

晚上六點半,傑斐遜正在門口等候,一輛黑色加長型海鷗轎車來到他麵前。他總是很守時,並期望別人也是如此。他身穿深灰色寬鬆褲、鮮亮的西裝和幹淨的棉布襯衣,還係了一條加裏克俱樂部的領帶。他看上去精幹、整潔、講究,百分之百英國人派頭。

海鷗轎車穿行在傍晚的車流中,朝北駛向基賽爾尼大街,在花園環路口前轉彎,進入一條小街。在接近綠色大鐵門時,司機從夾克口袋裏掏出通信器,激活了上麵的一個警示按鈕。

牆上的攝像頭攝錄了正在駛近的海鷗汽車,門衛通過監控器檢查了汽車及其牌照。車牌號碼與他所期待的汽車相符合,然後大門滾動著打開了。

汽車進去後,大門又關上了,門衛走到司機的車窗前。他檢驗了身份證,朝後麵瞟了一眼,隨後點點頭,把道釘放了下去。

接到門衛的報告後,庫茲涅佐夫先生已經在別墅入口處迎候客人了。他把英國記者領到二樓一間設施齊備的接待室,這房間的一邊與科馬羅夫的辦公室相鄰,另一邊是已故的尼·伊·阿科波夫的辦公室。

伊戈爾·科馬羅夫不允許別人當著他的麵抽煙或喝酒,這個傑斐遜是不知道的。他從未聽說過,因為根本沒人提起過。不喝酒的俄羅斯人很少見,這畢竟是一個以喝酒來展示男性雄風的國度。傑斐遜看過科馬羅夫的許多錄像,他以人民領袖的姿態出現在錄像裏,手裏拿著酒杯,以俄羅斯人的方式頻頻舉杯祝酒,看不出是不喝酒的。他有所不知,科馬羅夫的酒杯裏麵裝的都是礦泉水。那天晚上,隻有咖啡可供選擇,傑斐遜婉言謝絕了。

過了一會兒,科馬羅夫進來了。他儀表堂堂,五十歲左右,頭發灰白,身高六英尺不到一點,一雙淡褐色的眼睛被他的支持者描述為具有“催眠功能”。

庫茲涅佐夫馬上站了起來,傑斐遜也跟著站起來,但動作稍慢了一些。這位公關顧問為他們作了介紹,雙方握了手。科馬羅夫自己先坐下來,那是一把皮椅子,比其他兩人坐的椅子高一點。

傑斐遜從衣服的內側胸袋裏掏出微型錄音機,詢問對方是否介意。科馬羅夫的腦袋朝旁邊傾斜了一下,表示對大多數西方記者不會使用速記表示理解。庫茲涅佐夫朝傑斐遜鼓勵地點點頭,示意可以開始了。

“科馬羅夫先生,當前的新聞是國家杜馬的最新決定,即把臨時總統的任期延長三個月,但把明年的總統大選提前到了一月份。您對此是怎麽看的?”

“顯然,我和愛國力量聯盟對這個決定感到很失望,但是作為民主人士,我們還是接受了。你應該也知道,傑斐遜先生,我深深熱愛的這個國家,目前的狀況不是太好。無能的政府長期放任經濟揮霍、腐敗和犯罪。我們的人民深受其害。這種狀況持續時間越長,就會越糟糕。因此,推遲總統大選非常令人遺憾。我深信,我們能夠在今年十月份贏得大選,但即使是明年一月,我們也照樣能夠獲勝。”

馬克·傑斐遜是一名經驗豐富的記者,經曆過多次采訪,他明白這種回答太做作了、排練得過分了,好像一位政治家多次被問及同一個問題,能夠現成地把答案背出來似的。在英美國家,政治家已經習慣於與媒體人士相處,他們會相當放鬆,叫得出許多記者的名字。傑斐遜感到自豪的是,他的文章能夠描繪出豐滿的人物形象,既有受訪者的原話,又有他自己的印象,從而寫出一篇真正的新聞報道,而不是那種冗長枯燥的陳詞濫調。但眼前這個人就像是一台自動運作的機器。

多年的記者經驗告訴他,相比英美的政治家,東歐的政治家一般更尊重新聞媒體,但這個人卻不同。這個俄羅斯人很拘謹、很正式,就像裁縫師傅用的假人一樣。

問到第三個問題時,傑斐遜明白了:科馬羅夫顯然討厭媒體和整個采訪的程序。這個倫敦人試圖采用更為輕鬆的方法,但俄羅斯人沒有表示出一丁點的幽默。政治家表現得非常嚴肅並不奇怪,但這個人極為自大,回答仍然像跟著自動提示機在朗讀一樣。

他迷惑地看了一眼庫茲涅佐夫。這位年輕的翻譯顯然在美國接受過教育,是雙語人才和外向型人才,久經世故,但他對待伊戈爾·科馬羅夫就像狗一般忠心。他又嚐試了一下。

“您知道,先生,在俄羅斯,總統擁有很大的權力,比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權力要大得多。如果您當選為總統,那麽在開始的六個月裏,人們能看到哪些變化?換句話說,您首先會做哪些事情?”

回答依然像政治宣傳冊子上的文字一樣程式化。習慣性地提到了打擊有組織犯罪活動、改變官僚主義體製、恢複農業生產和改革貨幣。當進一步問及如何去實現這些目標時,回答依然是毫無新意的老一套。換作是西方的政治家,這樣的回答肯定過不了關,但顯然庫茲涅佐夫期待傑斐遜能夠完全滿意。

回想起之前報社編輯對他的情況介紹,傑斐遜問科馬羅夫,他打算如何重振俄羅斯民族的雄風。這時候,他看到對方第一次有了反應。

傑斐遜的話裏似乎有什麽觸動了科馬羅夫的某根神經,他好像受到了電擊一般。這位俄羅斯人坐在那裏,淡褐色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他。傑斐遜被他盯得受不了,於是把目光轉向了錄音機。他和庫茲涅佐夫都沒有注意到,愛國力量聯盟主席已經臉色慘白,兩側的臉頰上分別出現了一個小小的紅點。科馬羅夫突然站起來,一言不發地離開房間,進入到自己的辦公室,關上了房門。傑斐遜迷惑地朝庫茲涅佐夫揚起了眉毛。顯然,這個年輕人也感到茫然,但他很快就恢複了禮貌。

傑斐遜伸手關掉錄音機。過了一會兒,在打了一通簡短的電話後,科馬羅夫回來了,他坐下來後字斟句酌地回答提問。他開始說話時,傑斐遜重新打開了錄音機。

一個小時後,科馬羅夫示意采訪結束。他起身朝傑斐遜僵硬地點了點頭,走向自己的辦公室。走到門口時,他招手讓庫茲涅佐夫跟過去。

過了一會兒,公關顧問回來了,臉色頗為尷尬。

“恐怕我們的交通工具有點問題,”在陪同傑斐遜走下樓梯進入大廳時,他這麽說,“您來時乘坐的那輛轎車臨時有急用,其他汽車都是正在加班的員工私家車。您坐出租車返回民族大酒店可以嗎?”

“嗯,我想應該可以吧。”傑斐遜說,現在他後悔沒讓酒店派車送自己過來了,要是那樣,他可以讓汽車等他,“也許你可以打電話幫我叫一輛車?”

“恐怕現在他們不接受電話訂車了。”庫茲涅佐夫說,“但我可以告訴您到哪裏去打出租車。”

他把這位迷惑不解的時政評論員從主門領到鐵門邊。鐵門緩緩打開後,他們來到外麵的小街上,庫茲涅佐夫指向了一百碼遠的基賽爾尼大街。

“到了大街上,您馬上就可以攔到一輛出租車,這個時候馬路上很空,十五分鍾之內您就能回到酒店了。希望您能諒解。見到您很高興,真的很高興,先生。”

說完後他就走了。馬克·傑斐遜極為沮喪,他沿著狹窄的小巷走向大街,邊走邊擺弄著錄音機。最後,在走到基賽爾尼大街時,他把錄音機放回西裝的內側胸袋。他抬頭前後張望,尋找著出租車。可以料想,馬路上沒有出租車。他煩躁地皺起眉頭,轉向左邊,朝著莫斯科市中心走去。他不時地扭過頭去,看看後麵有沒有出租車。

兩個穿黑色皮夾克的人看到他從小街出來,朝他們走來,於是他們打開車門下了車。當英國人距離他們隻有十碼遠時,他們不約而同把手伸進夾克裏麵,掏出上了消聲器的自動手槍。他們沒有說話,隻是分別扣動扳機。兩顆子彈都擊中了記者的胸部。

子彈的衝擊力使傑斐遜停住了腳步。他雙腿一軟,坐了下來,軀體開始傾倒,但兩個殺手已經插到了他的兩邊。其中一人扶住他,另一人把手伸進他的西裝裏麵,很快從一邊的胸袋裏掏出錄音機,從另一邊掏出了錢包。

他們的汽車駛過來,開到旁邊,他們跳上了車。汽車轟鳴著開走後,一個路過的婦女看到了地上的身體,以為是一個醉漢,但在看到流淌的鮮血時,她尖聲叫了起來。沒有人記下汽車的車牌號。記下也沒有用,車牌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