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二醫學院地下停屍所的檢驗室裏,庫茲明教授剛剛做完屍檢前的消毒。他即將麵對今天待解剖的第三具屍體,心裏不太高興。

“下一個是幾號?”他一邊用質量低劣的紙巾擦幹手,一邊問他的助手。

“一五八號。”助手說。

“詳細情況?”

“白種男子,中老年人。死因不詳,身份不明。”

庫茲明哼了一聲,心想,我才不在乎呢。他也許是流浪漢、無業遊民或無家可歸者。這具遺體在他解剖之後,或許還可以幫助上麵三層樓裏的醫學院學生理解,暴力毆打會對內髒器官產生什麽傷害,其骨骼甚至還可用來上一堂生動的解剖課。

莫斯科是一座大城市,每月、每周、每天都會出現大批屍體。不過,幸虧隻有一小部分需要解剖,不然的話,教授和他的法醫科同事就忙不過來了。

城市裏發生的死亡,大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年老死在家中或醫院裏的,或是因為能夠預測到的原因而死去的,醫院和當地醫生可以為之簽署死亡證明。

接著就是“預料之外的自然原因”死亡,通常是由於致命的心髒病發作。在這種情況下,死者去世的醫院也可以例行公事地開具死亡證明。

此外是意外事故,那些發生在家庭、工廠工地,或者道路車禍導致的意外死亡。近年來,莫斯科還有兩類死亡在大幅增加,即冬天凍死的和自殺身亡的,多達幾千人。

從河裏撈出來的屍體,不管身份是否明確,都可以分為三類:衣著整齊,體內沒有酒精,是投河自殺;衣著整齊,但飲酒過量,是意外落水溺亡;身著泳裝的是遊泳時意外淹死的。

然後就是凶殺死亡。這些屍體會交給警方的刑警部門,再送到庫茲明教授這裏來。即使這樣,通常也隻是個手續問題。與其他城市一樣,其中的大多數是“家庭內部”事件,百分之八十是家庭凶殺,或者罪犯是家庭成員。警方通常在案子發生的幾個小時後就拿到了屍體。屍檢隻是為了證明已經知道的事實,例如伊凡刺死了他老婆,屍檢隻是幫助法庭盡快做出判決。

除此之外,還有酒吧鬥毆和黑社會爭鬥導致的死亡,對於後者,他知道警方的偵破率僅為百分之三。查清死亡原因並不難,顱腦中彈就是顱腦中彈,一目了然。警察能否找到凶手(很可能是找不到的)則不是教授關心的問題。

在每年成千上萬的上述案例中,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當局知道死者是誰。他們偶爾也會遇到身份不明的人,第一五八號屍體就是一個身份不明的人。在他助手揭開蓋布的時候,庫茲明教授戴上口罩和乳膠手套,興味索然地走了過去。

哦,他想道,奇怪,頗有意思。那種普通人聞到馬上會感到窒息的惡臭,並沒有對他起到什麽作用。他早就習慣了。他拿著解剖刀,繞著長長的解剖台走了一圈,眼睛盯著這具破損的屍體。很奇怪。

頭部看上去比較完整,隻是眼眶內空空如也,不過,他明白,眼睛是被鳥兒叼走的。這屍體在明斯克公路附近的樹林裏躺了大約六天才被人發現。骨盆以下,雙腿似乎已經脫色,還因時間過久而開始腐敗,但沒有受損。胸部和**之間有大麵積的青腫,幾乎沒有一塊完好的肌膚。

他放下解剖刀,把屍身翻過來,背部也是傷痕累累。他又把屍體翻回去,開始動手解剖,並把他的發現口述給一台磁帶錄音機。之後,他要根據錄音內容整理一份屍檢報告,交給彼得羅夫卡大廈的民警局刑警。他的錄音從日期開始:一九九九年八月二日。

美國,華盛頓

一九八六年二月

中旬的時候,傑森·蒙克很高興,他的蘇聯東歐處領導則略微吃驚——比奧特爾·索洛明少校與他們聯係了。他寫了一封信。

他很聰明,沒去接觸在莫斯科的西方人,更沒有聯係美國使館。他按照蒙克給他的東柏林地址寫了一封信。

提供這個地址,風險很大,但也經過了精心安排。如果索洛明向克格勃舉報這個地址,那他就說不清了。審訊官知道,除非他已經同意為中情局效勞,否則是不會得到這個地址的。如果他爭辯說,他隻是假裝為中情局效勞,那就更糟糕了。

審訊官會這樣問他:為什麽你沒在第一時間向亞丁的軍情局上校報告?為什麽你讓那個美國人逃走?這種問題是無法回答的。

因此,索洛明隻有兩種選擇:要麽保持沉默,對整個事情隻字不提,要麽加入。來信表明,他選擇了後者。

在蘇聯,所有來往國外的郵件都要經過審查,所有電話、電報、傳真和電傳也一樣。但蘇聯內部的信件數量龐大,不可能全部檢查,除非發件人或收件人已被列為可疑分子。這一規則也適用於蘇聯集團內部,包括民主德國。

東柏林的地址屬於一個地鐵司機。他為中情局當郵遞員,獲得了不菲的報酬。他的公寓位於腓特烈斯海因區一棟破敗的樓房裏,寄給他的信件總是以法蘭茨·韋伯作為收信人。

韋伯以前確實是這套公寓的房客,但已經過世了。如果地鐵司機受到盤問,那麽他會辯解說,是來過兩封信,他一點俄語都不懂,信是寄給韋伯的,韋伯已經死了,所以他把那兩封信都扔掉了。他是清白無辜的。

來信從來沒有回信的地址或姓氏。信的內容是一些陳腔濫調:希望你過得不錯,我這裏一切都很好,你的俄語學習進展如何,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夠重逢敘舊。祝一切順利,你的筆友伊凡。

即使是民主德國的秘密警察——即國家安全局,也隻能根據信的內容推測,韋伯在某次文化交流活動時遇到一個蘇聯人,他們成了筆友。不管怎麽樣,這種事情還是受鼓勵的。

即使國安局破譯了在字裏行間用顯影墨水寫下的信息,那也隻能表明,死去了的韋伯曾經是間諜,他逃過了懲罰。

在莫斯科那邊,信件一旦投進郵筒,寄信人就消失得無蹤無影了。

收到蘇聯的來信後,地鐵司機海因裏希便將它送到柏林牆對麵的聯邦德國。他傳遞信件的方法很奇特,不過,冷戰期間,在被分隔的柏林市發生過許多更為奇特的事情。實際上,他的方法很簡單,也從來沒被抓到過。冷戰結束後,德國統一了,海因裏希退休後過上了舒適的晚年生活。

一九六一年,為阻止民主德國人外逃而建立柏林牆之前,柏林有一個全城的地鐵係統。柏林牆建起後,東部和西部之間的許多隧道被堵住了。但民主德國地鐵有一段地麵上的高架線路,地鐵列車隆隆響著穿過西柏林的一小塊地麵。

這條線路從東柏林出來,駛過一小片西柏林地麵後又返回東柏林。列車行駛到這裏時,所有的門窗都會被封閉起來。東柏林的乘客可以坐在車廂裏俯視很小的一片西柏林土地,但是他們無法踏上那片土地。

海因裏希在高架鐵軌上的列車司機室裏獨自駕駛著。他會打開車窗,在列車經過某一地點時,用彈射器把一個高爾夫球大小的物體,拋到外麵一個廢棄的炸彈坑裏。那裏總有一個中年男子在遛狗,他知道海因裏希的工作班次時間。當列車哐當哐當響著從視線裏消失後,他會撿起這個高爾夫球,帶回去交給中情局陣容強大的西柏林情報站。球體擰開後,裏麵放著一封卷得很緊的蔥皮紙信件。

索洛明有消息了,都是好消息。他回國後,先是詳細地匯報了工作,接著是一周的假期。他已經返回國防部報到,等待新的工作分配。在大樓的門廳裏,國防部副部長發現了他,就是三年前曾要索洛明幫助修建夏季度假別墅的那位副部長,現在已晉升為第一副部長。

盡管他穿著上將的製服,佩戴的勳章重得足以沉沒一艘炮艦,但他其實是通過政治手段爬上來的。他很高興地看到,他的隨從人員中,有一位來自西伯利亞的經驗豐富的戰士。對於那棟夏季度假別墅能按計劃完工,他也很滿意。他的副官由於健康原因(飲伏特加)剛剛退休,於是,他把索洛明提升為中校,並讓他擔任了副官的職務。

最後,索洛明冒著相當大的風險,留下了他在莫斯科的住址,並請求指示。假如克格勃截獲並破譯了這封信,那他肯定完蛋。但由於他無法接近美國使館,所以他告知了蘭利如何才能找到他。因為也門內戰的阻礙,在離開亞丁之前,他沒能領到更為先進的通信用具包。

十天後,他接到一份關於交通違章的處罰通知,信封上印有交通總局的徽標。信是從莫斯科郵寄的,不會受到檢審。信件和信封偽造得相當逼真,他差一點要給交通局打電話提出異議:他從未闖過紅燈。然後,他看到了從信封裏漏出的沙子。

他與要送孩子去上學的妻子吻別,等到獨自一人時,找到從亞丁帶回來的洗漱用具包,取出偷偷放在裏麵的一瓶增強液,塗在通知上麵。信息的內容很簡單:下星期天半晌午時,在列寧大街的一家咖啡館。

在他喝第二杯咖啡的時候,一個陌生人從他旁邊經過,邊走邊穿上大衣,以抵禦外麵的寒冷。那人空****的袖管裏麵掉出一包蘇聯產的萬寶路香煙,落在索洛明的桌子上。他用手中的報紙遮住香煙。穿大衣的人離開了咖啡館,沒有回頭觀望。

煙盒裏似乎塞滿了香煙,但二十個過濾嘴被粘在一起,下麵沒有紙煙。空隙處有一架微型照相機、十個膠卷和一張卷煙紙,描述了三個死信箱,還有如何去找到它們的說明,還有六種類型的粉筆記號及其位置,表示信箱已經空了,或需要去提取。此外,裏麵還有蒙克個人寫來的一封熱情洋溢的信,開頭部分是這樣的:“嗯,獵手朋友,我們將要改變這個世界。”

一個月後,“獵戶座”第一次投遞了情報,並提取了更多的膠卷。他的情報來自蘇聯絕密的軍工部門,其價值無法估量。

庫茲明教授檢查第一五八號屍檢報告的稿件,動筆做了幾處注釋。他不想請忙得焦頭爛額的秘書安排重新打印,就讓刑偵處的刑警們自己去推理吧。

他確信,這份報告肯定會被送到刑偵處去。他同情每天超負荷工作的偵探,隻要沒什麽疑問,他會盡可能簽署“意外死亡”或“自然死亡”的證書,然後死者親屬就可以領走屍體,按照他們的意願料理後事。如果是身份不明的屍體,在法律規定的期限裏,則要留在停屍間裏。他會通知“失蹤人員”部門去核對,但如果他們也給不出對應的身份,則將由莫斯科民政部門做出安排,把屍體最終送去貧民墓地,或是醫學院的解剖課堂。

但第一五八號屍體是被謀殺的,這基本上可以肯定。除了行人遭遇高速行駛的卡車撞擊,他很少見到這麽嚴重的內傷。一次重擊,即使是遭到卡車的碰撞,也不會有那麽多創傷。他假設遭受一群水牛的踐踏也會出現那樣的後果,但莫斯科周邊很少有什麽水牛,而且牛群也應該會同時踩踏頭部和腿部。一五八號屍體的頸部與臀部之間,前後都遭到過鈍器的多次重擊。

做完注釋後,他在報告結尾處簽名,寫下了屍檢日期:八月三日,然後放在了“待寄發”的盤子裏。

“是謀殺嗎?”女秘書問道。

“是謀殺,但身份不明。”他確認說。女秘書在牛皮紙信封上打字後,把報告塞進去,放在了身邊。晚上下班時,她會把報告交給住在底層小房間裏的門衛,門衛會及時轉交給麵包車司機,司機會將它遞送到莫斯科市內的目的地。

這個時候,第一五八號屍體依然躺在冰冷的黑暗之中,身上已經少了眼睛和大部分內髒。

美國,蘭利

一九八六年三月

中情局主管行動的副局長凱裏·喬丹站在辦公室窗前,凝視著外麵他最喜歡的景色。如今已是三月下旬,中情局主樓與波托馬克河之間的林地已經出現了第一批春芽。冬天透過光禿禿的樹林可以看到的波光粼粼的流水,很快就會被綠葉遮擋,從視線裏消失。他喜歡華盛頓,與他所知道的其他美國城市相比,這裏有更多的綠地、樹木、公園和花圃,春天則是他最喜愛的季節。

至少,過去一直如此。但一九八六年的春天仿佛是一場噩夢。中情局在雅典的線人,蘇聯軍情局情報官謝爾蓋·博坎,曾多次明確向美國人表示,他深信,一旦自己飛回莫斯科,肯定會被處決。雖然他無法證實,但上司召他回國的理由,說什麽兒子在軍事學院學習成績欠佳,絕對是個騙局。因此,他已經“暴露”了。他自己的工作從未有過任何閃失,所以他深信,自己是被出賣了。

第一批碰到這個問題的有三個人,博坎是其中之一,中情局當時還不怎麽相信。現在,他們沒那麽確定了。因為,又有五個身在世界各地的間諜,在工作中途突然被神秘召回蘇聯國內,隨後便人間蒸發了。

這就有六個人了,再加上為英國人效勞的戈爾季耶夫斯基,就是七個,還有在蘇聯國內悄悄消失的也有五個。現在,這些資源全都枯竭。多年的艱苦工作、耐心等待、精心策劃和稅款的巨額投資,全都泡湯了。隻有兩個除外。

喬丹身後,蘇聯東歐處負責人哈利·岡特坐在椅子裏沉思。他是這次事件的主要受害者,也是到目前為止的唯一受害者。岡特與行動副局長年齡相仿,都是一步步成長和晉升上來的,都在駐外情報站曆經風雨,開發資源,與克格勃玩這場“大博弈”。他們彼此信任,情同手足。

這就是麻煩。在蘇聯東歐處,高級情報官們彼此信任。他們也必須這樣。他們是內層核心,是最專業的一圈人,是隱蔽戰爭的尖刀班。然而,每個人的內心都隱藏著恐懼的疑慮。霍華德事件、密碼泄露事件,以及克格勃反間諜部門的高明偵破,或許會造成五個、六個,甚至是七個間諜的暴露。但是十四個呢?全軍覆沒嗎?

不過,這兒應該是沒有叛徒的,不可能有。蘇聯東歐處不會有叛徒。外麵有人在敲門,兩人的情緒放鬆了下來。最後剩下的成功故事,等著要進來了。

“坐吧,傑森。”副局長說,“我和哈利認為,你幹得很棒。你的‘獵戶座’已經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情報,情報分析員興高采烈。所以,我們認為,發展這個間諜的人,應該晉升到GS-15級別。”

從GS-14晉升到GS-15,蒙克向兩位領導表示感謝。

“你那位在馬德裏的‘來山得’情況如何?”

“他很好,先生,他在定期報告。並非無關緊要的信息,而是非常有用的情報。他的任期快滿了,很快就會返回莫斯科。”

“他沒被提前召回去吧?”

“沒有,先生。為什麽會那樣呢?”

“隨便問問,傑森。”

“我能坦率地說幾句嗎?”

“說吧。”

“處裏在傳言,說最近六個月,我們的情況不太好。”

“是嗎?”岡特說,“嗯,不過是人們的謠傳罷了。”

到這時候為止,災難的消息僅限於局裏的十位高層領導。雖然行動部有六千名員工,其中一千人在蘇聯東歐處,但蒙克那樣的級別,隻有一百人。但這依然是一個人數眾多的群體,群體內是會傳播流言的。蒙克吸了一口氣,說話了。

“謠傳說,我們一直在損失間諜。我甚至聽說,損失的數字已經達到了十個。”

“你知道我們的規定,不該知道的就不要打聽,傑森。”

“是,先生。”

“嗯,也許我們是有一些問題。所有情報機構都會發生問題。會有好運,也有厄運。你說呢?”

“雖然數字是十個左右,不過,其實所有的資料都存放在了同一個地方,那就是三○一檔案。”

“我們知道這個機構是怎麽運作的。”岡特厲聲說。

“那為什麽‘來山得’和‘獵戶座’仍在自由活動呢?”蒙克問道。

“聽著,傑森,”副局長耐心地說,“我說過,你是一個怪異的人。意思是:一個不守傳統、不守規矩的人。但是,你很幸運。是的,我們確有一些損失,但不要忘記,你的兩個資產也在三○一檔案裏。”

“不,不在那裏。”

辦公室裏一片寂靜,即使一顆花生掉到絨毛地毯上也能聽到。哈利·岡特不再把玩手裏的煙鬥——他從不在室內抽煙,他的煙鬥就像是演員的道具。

“我從來沒在檔案中心登記過他們的詳細資料。這是疏忽,我很抱歉。”

“那原始報告在哪裏呢?你自己寫的報告,包括招募細節,以及每次會麵的時間和地點呢?”岡特終於開口問了。

“在我的保險箱裏,從來沒有離開過。”

“那所有的行動實施步驟呢?”

“記在我的腦子裏。”

又是一陣寂靜,這次時間更長。

“謝謝你,傑森,”副局長最後說,“我們保持聯係。”

兩星期後,中情局行動部高層開展了一場戰略大運動。凱裏·喬丹僅讓兩名分析員參與進來,把在過去一年內,理論上有可能接觸過三○一檔案的一百九十八個人,逐個加以分析排查,把範圍縮小到了四十一個人。當時正在學習意大利語的奧爾德裏奇·埃姆斯,也在這個短名單裏。

喬丹與岡特、格斯·哈撒韋和其他兩個人都認為,為了把事情搞清楚,無論多麽痛苦,都必須對這四十一個人進行深入的審查。這意味著要對他們進行具有敵意的測謊儀檢測和個人資產審核。

美國人發明了測謊儀,並對它寄予了厚望。可是,八十年代後期和九十年代早期的研究表明,它有許多缺陷。道理很簡單,經驗豐富的說謊者可以打敗該設備。諜報活動是建立在騙術這個基礎上的,但願隻是敵人的騙術。

此外,提問者需要了解有關情況,以便針對性地提出問題,但是,除非事件已經十分明了,否則他們是得不到這種背景情況的。要辨明說謊者,他們必須使心裏有鬼的人會產生“噢,天哪,他們知道了,他們知道了”的想法,從而使其脈搏加快跳動。如果說謊者能從提問中判定他們根本不了解情況,那他就會很淡定,並一直保持淡定。這是善意測謊與敵意測謊的區別。如果對象是一個有所準備的老練偽君子,那善意測謊純粹是浪費紙張。

副局長要求的重點,是對個人資產狀況進行一次檢查。他們不知道,經過吵吵鬧鬧的離婚後,奧爾德裏奇·埃姆斯窮困潦倒,幾近絕望,但在一年前再婚時,他手頭闊綽,大把花錢,那全都是一九八五年四月以後積存起來的。

反對副局長觀點的首要人物是肯·馬爾格盧。他提醒說,當初詹姆斯·安格爾頓頻繁審查忠誠的情報官,造成了可怕的損失。他指出,檢查私人資產是嚴重侵犯隱私,也是違反民權的。

岡特反駁說,在安格爾頓時期,從來沒有發生過在短短六個月內突然損失十二名間諜的情況。安格爾頓那時的調查是基於他自己疑神疑鬼的偏執病,而一九八六年中情局的現實問題是出了大亂子。

最後,鷹派失敗了,民權派勝利了。對四十一個人進行“嚴格”審查的提議遭到了否決。

巴維爾·沃爾斯基巡官歎了一口氣,因為又有一份案卷放在了他的辦公桌上。

一年前,他是有組織犯罪處的上士警官,工作很開心,至少有機會去襲擊黑社會的倉庫,沒收他們的非法所得。在把罰沒的奢侈品上繳國庫之前,一個聰明的警官會給自己留下一部分,並因此生活得有滋有潤。

但他老婆想當刑偵警官夫人,因此,他在機會來臨的時候把握住,隨後努力爭取升職,最後被調到了刑偵處。

他不可能預料到,自己會被分配去“無名氏”科室工作。看著眼前潮水般湧進來的案卷,他常常希望能夠回到沙波羅夫斯卡大街的有組織犯罪處去工作。

被害人身份不明大都是有原因的。在搶劫案中,錢包被劫後,受害人丟了錢、信用卡、家庭照片,以及記載了持有人照片和重要信息的身份證。當然,他還丟了命,要不然他就不會躺在停屍室冰冷的石板上了。

如果死者是良好公民,其錢包值得搶劫,那麽他通常是一個有家庭的人。他的家人會去失蹤人員部門報告,那裏每周都要掛出一批受害人的照片,往往能夠找到與之相符的。然後,哭哭啼啼的死者家屬就會被告知去哪裏辨認和收屍。

在那些並非以搶劫為目的的案子中,屍體的衣服口袋裏通常還留有身份證件,這類案件就不會轉到沃爾斯基這裏來了。

流浪漢的卷宗也不會送到他這裏來。流浪漢都把身份證扔掉了,因為身份證會透露他們來自何處,他們不想讓民警把他們收容後遣送回老家,但由於嚴寒或酗酒,他們還是在大街上死去。沃爾斯基隻處理某些受害人身份不明的凶殺案件。他認為,這份工作雖然很獨特,但無關緊要。

八月四日放在他麵前的這份案卷有點不同尋常。殺人的動機幾乎不可能是搶劫。他從西區警察分局的現場報告中得知,屍體是由一個采蘑菇的人發現的,躺在恰好是莫斯科界內的明斯克公路旁邊的樹林裏,離公路有一百碼距離,不會是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隨身物品相當寒磣。死者的穿著(由下而上):鞋子,廉價的塑料製品,鞋跟處已開裂;襪子,商店購買的便宜貨,沾滿了汙垢;短褲,也一樣;長褲,單薄,黑色,油膩;皮帶,塑料的,用舊了。就這麽多。沒有襯衣、領帶或西裝。隻在附近發現了一件大衣,像是以前的舊軍大衣,五十年前的,相當舊了。

案卷的末尾有一段簡短的描述。口袋裏沒有東西,一無所有。沒有手表,沒有戒指,也沒有其他個人用品。

沃爾斯基去看現場拍攝的照片。有人已經仁慈地合上了死者的眼皮,一張臉瘦瘦的,留有胡茬,年紀有六十五六歲,看起來要比實際年齡老十歲。形容枯槁——可以這麽描述,這也是他死去前的模樣。

可憐的老家夥,沃爾斯基心想,我敢肯定,沒有人會認為你有錢而來殺你。他轉向屍檢報告。看過幾段文字後,他掐滅香煙,發出了咒罵。

“這些家夥,為什麽不能用簡單的語言來書寫呢?”他不止一次地對著牆壁發問。全都是裂傷和挫傷,意思應該是傷口和青腫吧,他心裏想。

看完這份術語連篇的報告後,他有幾處迷惑不解。他查看了第二醫學院停屍室的正式印鑒,撥了對方的電話號碼。他很幸運。庫茲明教授在辦公室裏。

“是庫茲明教授嗎?”他問道。

“是啊。您哪位?”

“沃爾斯基警官,刑偵處的。我在看你的報告呢。”

“哦,好的。”

“我能坦率地說幾句嗎,教授?”

“說吧。”

“就是……有些詞語難以理解。你寫道,兩條上臂都有嚴重青腫。你能解釋一下原因嗎?”

“作為法醫,我隻能說這是嚴重挫傷。但私下裏我可以告訴你,這傷痕是由人的手指頭留下的。”

“有人抓傷了他?”

“這意味著他是被人架起來的,警官。在他遭毆打的時候,有兩個壯漢抓著他。”

“那麽,這一切全都是人力所為,沒有動用什麽器械?”

“假如他的頭部和腿部傷勢相同,我會說,他是從直升機裏掉到水泥地上的,而且飛行高度不低。不過,不是這樣,遭地麵和卡車撞擊會傷及頭部和腿部。不,他身體的前後兩麵,從頸部到臀部之間,遭受過堅硬鈍器的多次反複打擊。”

“死亡的原因……是窒息?”

“這正是我所說的,警官。”

“請原諒,他被打成了肉泥,卻死於窒息?”

庫茲明歎了一口氣。

“他的所有肋骨都被打斷了,隻剩下一根完好的,有些肋骨斷了幾處。有兩根斷裂後刺進了肺葉,致使肺部的血液進入氣管,造成了窒息。”

“你的意思是,他是被喉嚨裏的血液嗆死的?”

“是的,我是這麽說的。”

“對不起,我是這裏新來的。”

“我肚子餓了,”教授說,“現在是吃午飯的時間了。再見,警官。”

沃爾斯基又看了一遍報告。那麽,這個老頭是被打死的。這裏都說是“黑社會犯罪”,可是黑幫人物通常要比他年輕。他肯定是得罪了黑手黨的人。即使不是死於窒息,他也會活活痛死。

那麽,這些殺手想要什麽呢?消息?用不著這樣,他就會把他們想知道的全都說出來吧?是懲罰,殺雞儆猴,還是虐待狂?也許這三者都有。但是,這樣一個看起來和流浪漢差不多的老頭,究竟擁有什麽東西,讓黑幫頭目這麽急於得到?或者,他是不是對黑幫頭目做了什麽,才會落得這樣的下場?

沃爾斯基在“身份辨認標記”下麵發現了一個情況。教授是這樣寫的:“身上沒有任何物品,但嘴裏的兩顆門牙和一顆犬牙全都是不鏽鋼的,顯然是部隊牙醫敷衍了事的結果。”意思是,這個人前部的牙齒裏有三顆鋼牙。

法醫的最後一句話提醒了沃爾斯基。現在是午飯時間了,他已經與刑偵處的一位朋友約好一起吃飯。他站起來鎖上這個簡陋的辦公室後就離開了。

美國,蘭利

一九八六年七月

索洛明上校的來信產生了一個大問題。他已經通過莫斯科的死信箱投遞了三次情報,現在想與管理員傑森·蒙克重見一麵。由於他沒有機會離開蘇聯,所以見麵隻能安排在蘇聯的領土上。

收到這樣的建議後,任何情報機構的第一反應肯定是懷疑,他們的間諜已經被捕,是在逼迫下寫了這封信的。

但蒙克堅信,索洛明既不是傻瓜也不是懦夫。如果是被迫寫這封信的,他會想方設法避免使用某個之前約定好了的單詞,還會盡可能在文中插入另一個單詞。即使是被迫的,他也還是有可能做到其中一點。他從莫斯科發來的信中包含了應該出現的單詞,沒有不應該出現的單詞。換句話說,這封信應該是真實的。

哈利·岡特早就與蒙克達成共識,莫斯科到處都是克格勃特工和盯梢員,去那裏風險很大。如果是短期的外交職務,蘇聯外交部還是會要了解詳情,並轉交克格勃第二總局核查。即使喬裝打扮,在逗留期間,蒙克也會一直受到監視,想要安全地與國防部副部長的副官會麵,幾乎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情況下,索洛明都不會提出那樣的建議。

索洛明說,他將在九月下旬休假,而且,他還獲得了一個獎勵——去黑海度假勝地古爾祖夫的假日公寓度假。

蒙克查了一下,那是克裏米亞半島海岸邊的一個小村莊,是著名的部隊度假勝地。當地還有國防部的一家大醫院,負傷或生病的軍官可在那裏的陽光下療養並恢複健康。

蒙克去谘詢了在美國居住的兩名蘇聯軍官,他們都沒去過古爾祖夫,但都聽說過。那兒從前是一個美麗的漁村,契訶夫曾居住在海濱的別墅裏,從雅爾塔到那裏的海邊,坐公交車五十分鍾,出租車二十五分鍾。

蒙克轉而去研究雅爾塔。從許多方麵來說,蘇聯實際上仍然是一個封閉的國家,按照現有的路線坐飛機到那裏去是不可能的。空中航線首先要到莫斯科,然後轉機到基輔,再轉機敖德薩,然後到雅爾塔。外國遊客不可能那樣飛過去,外國遊客沒有理由要去雅爾塔。那裏是蘇聯人的度假勝地,要是一個外國人孤身出現在那裏,就會顯得與眾不同,非常引人注目。蒙克去查看水路,然後有了主意。

由於需要外匯硬通貨,蘇聯政府允許黑海航運公司經營地中海的海上旅遊業務。雖然船員都是蘇聯人,其中也不乏克格勃密探(這是肯定的),但遊客大都是西方人。

由於這種旅遊價格低廉,旅遊團體的遊客主要是學生、學術界人士和年長的公民。一九八六年夏天時,有三艘郵船從事這條旅遊航線:“立陶宛”號、“拉脫維亞”號和“亞美尼亞”號。從船期表上看,九月份的旅遊船是“亞美尼亞”號。

根據黑海航運公司倫敦代理提供的船期信息,“亞美尼亞”號將離開敖德薩,前往希臘港口比雷埃夫斯,基本上是空載的。離開希臘後,船會向西航行,駛往西班牙巴塞羅那,接著掉頭經過馬賽、那不勒斯、馬耳他和伊斯坦布爾,然後進入黑海,去過保加利亞海港瓦爾納後,駛向雅爾塔,最後返回敖德薩。大部分西方乘客是從巴塞羅那、馬賽和那不勒斯登船的。

七月底,在英國安全局的協助下,他們在蘇聯黑海航運公司的倫敦代理那裏進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滲入行動,出入都沒留下痕跡。“亞美尼亞”號在倫敦訂艙的記錄都被拍攝下來了。

研究過這些訂票遊客後,他發現其中一些團體票是美蘇友好協會的六個成員預訂的。在美國,這些人的情況都已被審查過。他們都是中年人,誠懇又天真,致力於改善美蘇關係。他們都居住在美國東北部地區。

八月初,得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的諾曼·凱爾森教授加入該協會,並申請參加文化交流。由此,他獲悉協會將組織一次乘坐“亞美尼亞”號的旅遊活動,將在馬賽上船。他申請之後,成為了該旅遊團的第七名成員。蘇聯國際旅行社沒有反對的理由,於是增訂了一張船票。

這位諾曼·凱爾森實際上是前中情局的檔案管理員,他已退休,住在聖安東尼奧,外貌很像傑森·蒙克,隻是年紀比傑森大了十五歲。不過,這種差距可以用灰白色的染發劑,外加一副茶色眼鏡來彌補。

八月中旬,蒙克答複索洛明,說他的朋友將在雅爾塔植物園的十字轉門處等他。植物園是雅爾塔一個著名地標,位於城外,是在海邊去古爾祖夫路上的三分之一處。那位朋友將於九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中午在那裏等待。

沃爾斯基警官約的午餐飯局要遲到了。在彼得羅夫卡這棟灰色的莫斯科民警總局辦公大樓的走廊裏,他快步走了過去。他的朋友不在辦公室,於是他去會議室找,發現他正與一些同事在談話聊天。

“對不起,我來晚了。”沃爾斯基說。

“沒事,我們走吧。”

兩個人靠工資到外麵吃飯不成問題,但民警局辦了一個價格便宜的食堂,可以用飯票去吃上一頓不錯的午飯。兩人轉身向門口走去,門內有一塊告示牌。沃爾斯基看了一眼,停住了腳步。

“走吧,”他的朋友說,“再晚就訂不到餐桌了。”

“告訴我,”當他們在飯桌旁坐定,每個人麵前都放上了一盤燉肉和一杯啤酒後,沃爾斯基對這位朋友說,“會議室……”

“會議室怎麽啦?”

“那塊告示牌,門裏邊的。上麵有一張畫像,類似炭筆畫。畫著一個老家夥,有幾顆滑稽的牙齒。那是怎麽回事?”

“哦,那個呀,”諾維科夫警官說,“是我們要找的一位神秘的人物。顯然,英國使館一名女職員的公寓闖進了兩個竊賊,他們什麽也沒偷,但把房間翻得一塌糊塗。被她撞見後,他們把她打昏了。但她看清了其中一個人。”

“那是什麽時候發生的?”

“大約是兩周之前,也許有三周了。反正啊,因為這事,英國使館向外交部提出了抗議。外交部很惱火,轉而向內務部投訴。內務部火冒三丈,要求刑偵處盜竊科找到嫌疑人,盡快破案。有人畫了一張畫。你知道契爾諾夫嗎?不知道?他是刑偵處的大偵探。因為這個案子關係到前途,他屁股著火了似的到處奔波,但還是沒能偵破。他甚至跑來我們這裏,貼上了嫌疑人的畫像。”

“有什麽線索嗎?”沃爾斯基問道。

“沒有。契爾諾夫不知道嫌疑人是誰,也不知道他在哪裏。我每次來食堂,總是發現這個燉肉肥肉多、瘦肉少。”

“操,在哪裏?”

“第二醫學院停屍室的石板上。他的案卷是今天上午送過來的,身份不明,大約一周前在西邊的林子裏被發現。他是被打死的,沒有身份證。”

“嗯,你最好去告訴契爾諾夫,他肯定會很感激你的。”

諾維科夫警官繼續吃著盤子裏的燉肉,他做事考慮周到。

意大利,羅馬

一九八六年八月

奧爾德裏奇·埃姆斯帶著老婆在七月二十二日就抵達不朽城(即羅馬),到新崗位報到上任。雖然在外語學校參加了八個月的語言強化培訓,但他的意大利語學得很一般,談不上優秀。與蒙克不同,他沒有外語的天賦。

發了橫財之後,他的生活比以往好了很多,但羅馬情報站的同事們都沒有注意到,因為他們都不知道他去年四月以前的生活方式。

沒過多久,他們就發現,埃姆斯經常酗酒,工作業績落後。這似乎並沒有使他的同事們擔憂,更不用說蘇聯人了。像過去在蘭利時那樣,他把辦公室裏的大量秘密情報裝進購物袋,帶著這些東西信步走出使館,去交給克格勃。

八月份,他的克格勃新管理員從莫斯科前來與他會麵。與在華盛頓的安德羅索夫不同,這位管理員不在羅馬居住。需要會麵時,他就從莫斯科飛過來。在羅馬,麻煩要比在美國少得多。新管理員弗拉基,實際上是克格勃第一總局K分局的弗拉基米爾·梅楚拉耶夫上校。

他們第一次見麵時,埃姆斯就想對克格勃提出異議,因為他們在短時間內抓捕了被他出賣的所有間諜,使他陷入了危險的境地。但弗拉基先表態了。他對這個草率的舉動表示道歉,解釋說,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已經駁回了他們的所有提議。然後他就談起了正事,即他此次來羅馬的目的。

“我們有一個問題,親愛的裏克,”他說,“你帶給我們的情報數量很大,而且價值很高。其中的亮點,是你提供的中情局間諜管理員的簡介和照片,就是那些操縱著蘇聯內部間諜的高級管理員們。”

埃姆斯納悶了,努力想從酒精的迷糊中清醒過來。

“是的,有問題嗎?”他問道。

“沒有問題,隻是疑惑。”梅楚拉耶夫說完,隨後拿出一張照片放在茶幾上。

“這個人,叫傑森·蒙克對嗎?”

“對啊,是他。”

“你在報告中把他描述為中情局蘇聯東歐處‘未來的明星’。我們推測,你的意思是,他管理著蘇聯境內的一個或兩個間諜。”

“我們內部都是這麽認為的,這是我離開美國前最後了解到的情況。你們應該已經抓住了他管理的間諜。”

“他們都很真誠,都很坦白,極為合作。每個人都告訴了我們,誰是他的管理員,有些案子有好幾個管理員。但是,都沒有傑森·蒙克,一個也沒有。當然,他有可能使用了假名,這是常有的事情。但這張照片,裏克,沒人認出這張照片。現在你理解我的問題了嗎?蒙克在管理什麽人?他們在哪裏?”

“我不知道。我不明白,他們肯定是在三○一號檔案裏。”

“親愛的裏克,我們也不明白,因為他們沒在這個檔案裏。”

會麵結束前,埃姆斯得到了一大筆錢和一份任務清單。他在羅馬工作了三年,把能出賣的一切全都出賣了,這其中包括大量的機密和絕密文件,以及另外四個蘇聯以外的東歐集團國家間諜。如今的首要任務很明確、很簡單:返回華盛頓後——或者最好在此之前,查明蒙克管理著蘇聯境內的哪些人。

當諾維科夫和沃爾斯基警官在民警局總部的食堂裏一起吃飯並交換消息時,俄羅斯國家杜馬正在召開一次全會。

自從夏天休會之後,俄羅斯議會重新召集會議花了一定的時間,因為這個國家幅員遼闊,許多代表需要不遠萬裏趕來參加憲法的辯論。但這場辯論極為重要,因為,這是關於憲法的修改議題。

根據憲法第五十九條規定,切爾卡索夫總統意外去世後,由總理暫時接替總統執政,為期三個月。

伊凡·馬爾科夫總理已經接任了臨時總統,但許多專家提醒他注意:俄羅斯總統大選預定在二〇〇〇年六月舉行,如果提前到一九九九年十月,則有可能造成混亂,甚至大亂。因此,杜馬的提議是對憲法章程進行一次性的修改,把臨時總統的任期延長三個月,並把二〇〇〇年的總統大選從六月份提前到一月份。

杜馬(Duma)這個單詞源自俄語動詞“dumat”,意思是思考或思慮,因此,議會應該是“思考的地方”。許多觀察家感覺到,比起思考、思慮的地方,俄羅斯杜馬更像是大喊大叫的地方。在這個炎熱的夏日,杜馬的討論確實符合大喊大叫這樣的描述。

討論持續了一整天,在熱情特別高漲的時候,主持人不得不花很多時間大聲嚷嚷著維持秩序,一度還威脅說要暫停議會討論,等待進一步通知。

兩名代表互相謾罵,以至於主持人不得不命令他們退場,他們隨後發展到了拳腳相向的地步,這一切都被電視攝像機拍了下來,最後,他們被驅逐到了外麵的人行道上。這兩個人因為觀點截然不同,在人行道上即席召開了各自的記者招待會,進而演變成人行道上的互相鬥毆,最終被警察驅散。

愛國力量聯盟遵照伊戈爾·科馬羅夫的指示,堅持按照憲法第五十九條的規定,在切爾卡索夫總統去世三個月後,即一九九九年十月份,舉行總統選舉。他們的策略顯而易見。到目前為止的民意測驗表明,愛國力量聯盟處於領先地位,如果提前九個月舉行大選,他們就能夠獲取國家最高權力。

蘇聯新共產黨和民主聯盟的改革派這一次統一了意見。這兩個黨派在民意測驗中都落後了,他們需要時間來恢複地位,也就是說,他們都沒有為提前選舉做好準備。

這場辯論——或者說是喊叫競賽,一直鬧哄哄地進行到太陽下山。這時候,聲嘶力竭的主持人終於總結說,各種意見都已經聽夠了,可以開始表決。左翼和中間分子聯合起來擊敗了右翼,提議通過了。二〇〇〇年六月的總統大選,提前到了二〇〇〇年的一月十六日。

一個小時之內,投票結果就由國家電視台作為頭號新聞向全國播報了。首都各國使館內燈火通明,都在加班加點,各國大使發往他們本國政府的加密電報如潮水般湧出莫斯科。

因為英國使館的所有員工也都在加班工作,所以格雷西·菲爾茲在他自己的辦公室。這時候,他接到了諾維科夫警官打來的一個電話。

蘇聯,雅爾塔

一九八六年九月

出租車離開雅爾塔,在沿海公路上隆隆響著朝東北方向行駛。天氣有點熱,但車內沒有空調,後排座位上的美國乘客搖下車窗,讓來自黑海的涼爽空氣吹進車窗。他向車身一側靠過去,張望司機腦袋上方的後視鏡。後麵似乎沒有當地契卡車輛的跟蹤。

從馬賽出發,經過那不勒斯、馬耳他和伊斯坦布爾,航程很長,很乏味,但還能夠忍受。蒙克扮演的角色沒有引起任何懷疑。他頭發灰白,戴著有色眼鏡,表現得彬彬有禮,好像是一位退休的學者在參加暑假乘船旅遊。

船上的美國同胞都認為,他與他們一樣都真誠地相信,世界和平的唯一希望是美國人民和蘇聯人民相互加強了解。遊客中有一個來自康涅狄格州的大齡單身女教師,她被這個得克薩斯人的奇特禮儀感動了,每當他們在甲板上相遇,他總是為她拉開一把椅子,請她入座,而且總是要抬一下他那頂低冠牛仔帽以示敬意。

在保加利亞港口瓦爾納,蒙克沒有上岸,說是要享受一下陽光。但在郵輪到訪的所有其他港口,他都陪同五個西方國家的遊客一起參觀了多處遺址。

在雅爾塔,他生平第一次踏上了蘇聯的領土,他對此做了充分的準備,也聽說過許多傳言,但情況要比他預計的更為寬鬆。有一件事可以說明這一點:雖然“亞美尼亞”號是港內唯一的旅遊船,但還有十多艘來自蘇聯以外的貨船,外國船員們都可以上岸遊覽。

蒙克不願意以平平淡淡的麵目出現,他選擇了另一種方式,使自己與眾不同。他上身穿一件奶油色襯衫,打了一個絲帶領結,用一隻銀製的領帶夾扣住,搭配淡棕色的褲子和夾克,戴了一頂牛仔帽,腳上穿了一雙牛仔靴。

“噢,天哪,教授,你看上去真帥。”女老師說,“你跟我們一起坐纜車去山頂遊覽嗎?”

“不,女士,”蒙克回答,“我隻想去碼頭上散散步,或許喝杯咖啡。”

國際旅行社的導遊們帶上各自的團組,朝著不同的方向出發,留下了蒙克一個人。他步行走出港區,經過海運碼頭大樓進入市區。路上有許多人看著他,但大都露出了微笑。一個小男孩停住腳步,雙手往兩側腰上一靠,做了一個想象中的雙手快速拔出兩支手槍的動作。蒙克捋了捋男孩的頭發。

他聽說過,克裏米亞地區的娛樂活動很單調,電視節目如同一潭死水,令人乏味,電影倒是很受歡迎。附近居民最喜愛的是政府允許觀看的美國牛仔片,而現在,這裏出現了一個真正的牛仔,甚至連高溫下的一個無精打采的民警也在盯著他看,蒙克頂了一下帽子後,民警露出微笑,並朝他敬了個禮。過了一小時,在一家半露天的咖啡館裏喝了一杯咖啡後,蒙克確信沒被跟蹤,於是在路邊排隊的幾輛出租車裏坐上一輛,要求去植物園。他手裏拿著導覽手冊和地圖,嘴裏說著生硬的俄語,顯然是剛從船上下來的一個遊客。司機點點頭,駕車出發了。著名的雅爾塔植物園,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人前去參觀遊覽。

蒙克在植物園大門口下車,付了車錢。他用盧布支付,還另外加了五美元小費,並眨了眨眼。出租車司機露出微笑,點了點頭,離去了。

進口處的旋轉欄杆前有一大群人,主要是蘇聯的學生和老師在搞教學實踐活動。蒙克排在隊伍裏等待著,留心注意穿鮮亮西裝的人,但沒有看到。他買了門票,通過柵欄,發現有一個冰激淩販售亭。他走過去買了一個很大的香草味冰激淩甜筒,找到一把隱蔽的公園凳子,坐下來開始舔冰激淩。

過了一會兒,一個人坐到了凳子的另一頭,拿出一份植物園平麵布局圖研究起來。在遊覽圖後麵,沒有人能看到他的嘴唇在動。蒙克的嘴唇也在動,他在舔冰激淩。

“嘿,朋友,你好嗎?”比奧特爾·索洛明問道。

“很好。見到你就更好了,老朋友,”蒙克咕噥著,“告訴我,是不是有人在監視我們?”

“我們的人對你很滿意,彼得。你提供的詳情,能幫助加快冷戰結束。”

“我隻想讓那些雜種完蛋,”西伯利亞人說,“你的冰激淩快化了,扔了吧,我再去買兩個來。”

蒙克把正在滴落的甜筒扔到附近的垃圾桶裏。索洛明漫步走到冰激淩貨亭前,買了兩個甜筒。他回來時,根據蒙克的手勢,坐得更近了一些。

“我給你帶來了一個東西,是膠卷,夾在了我的地圖冊的封麵裏。等會兒我把它留在凳子上。”

“謝謝你。可為什麽不在莫斯科遞交?我們的人起了疑心。”蒙克說。

“因為還有更多情況,但必須口述。”

他開始敘述一九八六年夏天在政治局和國防部發生的事情。蒙克的臉繃得緊緊的,以免自己不小心發出又長又低沉的口哨聲。索洛明講了半個小時。

“是真的嗎,彼得?最後真的發生了這種事情?”

“跟我此刻坐在這兒一樣真實。國防部長親口確認的。”

“這會改變許多事情。”蒙克說,“謝謝你,老獵手,可我得走了。”

像與陌生人在公園的凳子上談完話那樣,蒙克伸出了手。索洛明驚奇地望著他。

“這是什麽?”

這是一枚戒指。蒙克通常不戴戒指,但這是得克薩斯人的標誌。在得克薩斯州和新墨西哥州,人們大都戴著用綠寶石和天然銀製作的納瓦霍戒指。他看得出來,這位來自蘇聯濱海邊疆區的烏德蓋部落人很喜歡它。蒙克做了個動作,把戒指從自己手指上脫下來,交給了這個西伯利亞人。

“給我的嗎?”索洛明問道。

他從來沒有要過錢,蒙克想,如果給索洛明錢,他會反感的。從這位西伯利亞人的表情上看,這枚戒指要比酬金更重要,它的綠寶石和天然銀產自新墨西哥山區,由猶特或納瓦霍的銀匠打造,價值一百美元。

蒙克知道,在公共場合不能擁抱,於是他轉身準備離開。他回頭去看,彼得·索洛明已經把戒指戴到了左手小拇指上,正在欣賞。這是蒙克最後一次見到這位東方獵手。

“亞美尼亞”號駛入敖德薩港口,卸下了所有的乘客。海關檢查了每一個箱包,但他們是在查找反蘇的印刷品。蒙克已經得知,海關從來不對外國遊客進行搜身,除非是由克格勃執勤,那隻是極為特殊的情況。

蒙克把透明的微型膠片夾在兩張膏藥之間,粘在了一邊的屁股上。他與其他美國人一起,合上自己的旅行箱,由國際旅行社的導遊驅趕著通過各項檢查,登上了開往莫斯科的火車。

第二天,在首都莫斯科,蒙克把貨物交給了美國使館,此後,該貨物將通過使館的外交包裹運回美國蘭利。他自己則從莫斯科飛回了美國,有一份詳細的報告在等著他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