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子夜前一個小時,豺狼走進一家酒吧。裏麵很黑,有好幾秒鍾他幾乎無法看出屋子的輪廓。左手的牆邊有一溜長長的吧台,後麵閃爍著成排的鏡子和酒瓶。門轉回去合上時,服務員帶著毫不掩飾的興趣盯著他。

這家酒吧既長又窄,右側牆邊擺放著一排小桌子。屋子的遠端,房間寬了起來,辟出一個單獨的區域,裏麵散布著幾張可以坐四到六人的大桌子。吧台邊有一排獨腳圓凳。大多數的椅子和凳子都被晚上來的常客占據著。

離門最近的一桌談話停了下來,顧客們都在仔細打量他。輕輕的“噓”聲傳遍整個房間,其他更遠處的人發現同伴的目光,也轉過頭來打量著門邊這個有著運動員體格的高個子。有些人低聲交談著,間或有一兩聲輕笑。豺狼看到遠端有個吧台的獨腿圓凳空著,就從右邊的桌子和左邊的吧台之間走了過去,轉身坐下。他聽到背後有人飛快地小聲議論著。

“哇,看這裏!這肌肉,親愛的,我都想入非非了。”

酒吧服務員從吧台另一頭走過來站在他麵前,仔細打量著他,同時,咧開塗著口紅的嘴唇,賣弄**地衝他笑著。

“您好,先生。”身後又是一通“咯咯”的笑聲,大多有點不懷好意。

“請給我一杯蘇格蘭威士忌。”

酒吧服務員踏著華爾茲舞步般輕快的步子高興地走開了。是個男人,男子漢,真正的男人。噢,這下今晚可該熱鬧了。他能看見遠處走廊那邊的小瘋子們都在摩拳擦掌了。他們大多在等自己的老主顧,不過有些沒有約會的都想碰碰運氣。這個新來的大男孩,他想,絕對要引起一場**了。

豺狼旁邊的客人轉過身來對著他,盯著他的目光裏毫不掩飾對他的興趣。他的頭發是那種金子般的金黃色,一縷縷小心地掛在前額上,像古希臘神殿上的年輕神像。不過這種形似也就到此為止了。他的眼睛塗著睫毛膏,嘴唇像精致易碎的紅珊瑚,臉頰上撲了厚厚的粉。不過這樣的裝扮還是掩蓋不了衰老帶來的皺紋,睫毛膏也遮不住那雙充滿欲望的眼睛。

“不請我喝一杯嗎?”說話的聲音像女人一樣嗲聲嗲氣。

豺狼慢慢搖搖頭。那個令人惡心的家夥聳聳肩,轉回身衝著自己的同伴,繼續輕聲說著話,時不時假裝吃驚地尖叫一聲。豺狼脫掉風衣,伸手去拿酒吧服務員遞來的酒,肩膀下麵和背上的肌肉在T恤衫下高低起伏。

酒吧服務員很高興。他不是同性戀?不對啊,他不可能不是,否則來這兒幹什麽。來這裏的都是想找個伴兒的,可是他為什麽要拒絕可憐的科琳,不請“她”喝一杯呢。難道他是……太妙了!一個英俊的年輕男子在找一個老鳥帶他回家。今晚一定很有趣。

快到十二點了,嫖客們準備回家了。他們斜倚著沙發,在人堆裏搜索著,不時把服務員招來,低聲說上幾句。服務員就回到吧台,向其中一個“姑娘”示意。

“皮埃爾先生想和你說句話,親愛的。去試試,打扮漂亮點兒去試試,看在上帝的分上,別再像上次那樣哭哭啼啼的了。”

剛過十二點,豺狼在酒吧裏更加引人注目了。酒吧後方有兩個男人足足看了他幾分鍾。他們分坐兩桌,不時相互惡毒地看一眼。兩個人都已年近四十,其中一個有點胖,一對小眼睛埋在厚厚的眼瞼裏,脖子後麵的肥肉堆在領子外麵。他相貌粗俗,活像一頭豬。另一個則身材苗條,十分優雅,幾縷頭發精心地貼在頭上。他的衣服很漂亮,剪裁考究。褲子很瘦,上衣袖口處微微露出一點蕾絲。喉頭還係了一條絲質印花手帕。豺狼想,這個人大概是搞藝術的,時裝設計師或是發型師一類。

那個胖子衝酒吧服務員招招手,低聲耳語了幾句,把一張大額鈔票塞進了他的緊身褲裏。服務員穿過酒吧,返了回來。

“那位先生問您是否願意和他一起喝一杯香檳。”服務員狡黠地看著他,小聲說道。

豺狼放下威士忌。

“你告訴那位先生,”他說得很清楚,吧台周圍的男同性戀們都能聽見,“他對我沒有吸引力。”

不少人嚇得倒吸了口冷氣,有幾個彈簧刀一樣身材纖細的年輕男子從酒吧的獨腿圓凳上溜了下來,靠近他,以免漏掉一個字。服務員嚇得眼睛睜得圓圓的。

“他隻想請您喝一杯香檳,親愛的。我們認識他的,他很有錢。您很走運。”

作為回答,豺狼從凳子上下來,拿著他那杯威士忌,信步走向另一個老鳥。

“我能坐在這兒嗎?”他問道,“有人在糾纏我。”

那個附庸風雅的人差點興奮得暈過去。幾分鍾後,那個胖子仍對他所受的侮辱憤憤不平。他離開了酒吧,而他的競爭者,則把他那又老又瘦的手懶洋洋地放在桌上這個年輕美國人的手上。他告訴這個新朋友,有些人的舉止絕對是非常粗鄙惡劣的。

淩晨一點過後,豺狼和他的“護花使者”離開酒吧。這之前的幾分鍾,這個叫朱爾斯·伯納德的同性戀問豺狼住在哪裏。豺狼表現得很不好意思,說自己沒有地方去,身無分文,是個時運不濟的學生。而伯納德則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好運氣。他告訴這位年輕的朋友,他碰巧有一套漂亮的公寓,裝飾精美,而且非常安靜。他一個人住,沒人會來打擾他。因為過去與他同住一個街區的鄰居對他非常粗魯,所以他從來不和他們打交道。如果年輕的馬丁願意在巴黎逗留期間和他住在一起,他會非常高興。這回豺狼表現出的則是極度的感激。他接受了伯納德的邀請。離開酒吧之前,豺狼溜進洗手間,幾分鍾後他再出來時,眼睛上塗了厚厚的睫毛膏,臉上撲了粉,還抹了口紅。伯納德看起來有些不快,不過他們在酒吧裏的時候他還是在極力掩飾著。

來到外麵的人行道上時,他反對道:“我不喜歡你用那些東西。那讓你看起來像那些肮髒的男妓一樣。你是一個很漂亮的小夥子。你不需要那些東西。”

“對不起,朱爾斯,我以為這樣會讓你高興。我們回去就把它洗掉。”

伯納德的不快略微減輕了一些。他把豺狼領到自己的汽車前,答應在載他的新朋友回家之前,先去奧斯特列茨火車站去取他的行李。在第一個十字路口,一個警察走到路中央,揮旗讓他們停下。警察向司機旁邊的窗戶低下頭來時,豺狼弄亮了車裏的燈。警察瞅了他一分鍾,然後退了回去,一臉厭惡。

“走吧。”他再不想囉唆了,命令道。汽車開走後,他喃喃地罵了句:“他媽的同性戀。”

到達火車站之前他們又被攔停下來一次。警察要他們出示證件。豺狼浪聲浪氣地笑著。

“你就隻要那個嗎?”他狡黠地問道。

“滾。”警察說著,退了回去。

“別那樣惹他們,”伯納德小聲反對道,“你那樣做我們會被抓起來的。”

豺狼從行李寄存處取回兩隻箱子,收費的服務員連看都懶得看他一眼。他把箱子搬進伯納德的車後座。

在去伯納德的公寓路上,車子又一次被攔了下來。這次是兩個共和國衛隊的士兵,一個中士,另一個是列兵。列兵在離伯納德住處幾百米處一條街的街口揮旗讓他們停下,走到乘客門邊,向裏看著豺狼的臉,一下子跳了回去。

“噢,我的上帝。你們兩個要去哪兒?”他吼道。

豺狼噘起嘴。

“你覺得是去哪兒,寶貝兒?”

這個共和國衛隊的士兵惡心得臉都扭曲了。

“你真讓我惡心,快滾。”

“你應該讓他們出示證件。”中士對這個列兵說。此時,伯納德的汽車尾燈已經消失在街的盡頭了。

“噢,算了吧,中士,”列兵辯解道,“我們要找的是一個跟男爵夫人上了床又把她殺死的家夥,不是一對滿嘴放屁的娘娘腔。”

伯納德和豺狼到公寓裏時已經是淩晨兩點了。豺狼堅持要在客廳的單人沙發上過夜,伯納德心裏反對,但克製著沒有說出來。不過他還是從臥室門縫裏偷看了這個年輕的美國人脫衣服。顯然,要把這個有著鋼鐵般肌肉的紐約學生弄到手,需要一場煞費苦心但又令人興奮的追求。

伯納德的廚房設施完備、精良,但裝飾得很女人氣。豺狼夜裏查看了一下冰箱,覺得裏麵的食物足夠一個人吃三天,不過兩個人就不夠了。早上的時候,伯納德想出去買鮮牛奶,但豺狼沒讓他去,堅持說他更喜歡在咖啡裏加聽裝牛奶。所以他們一早上都在聊天,沒出門。中午的時候,豺狼堅持要看新聞。

頭一條新聞,是關於緝拿四十八小時前謀殺沙隆尼爾男爵夫人的凶手。朱爾斯·伯納德嚇得尖叫起來。

“噢天啊,我可受不了暴力。”他說道。

接下來,屏幕上出現了一張臉:一個英俊的年輕麵孔,栗色的頭發,寬邊眼鏡。解說員說,這就是那個殺手,一個美國學生,名叫馬蒂·舒爾勃格。任何人看到此人,或者知道……

伯納德坐在沙發上,轉過身來抬頭看著。他最後想的是,那個解說員錯了,他說舒爾勃格的眼睛是藍色的,但從緊緊掐住他喉嚨的鐵鉗般的手指後麵俯視著他的那雙眼睛是灰色的。

幾分鍾後,豺狼把五官扭曲、頭發淩亂、舌頭外伸的朱爾斯·伯納德關在了客廳的衣櫃門裏,然後從客廳書架上拿了本雜誌,坐了下來,等待剩下的兩天。

在這兩天裏,巴黎展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搜查。從最漂亮、最昂貴的酒店到最低級的妓院,所有的酒店、旅館都被徹查,旅客的名單也被核對過了,每個普通公寓、供流浪漢投宿的廉價客棧、青年旅社都遭到搜查。酒吧、餐館、夜總會、大飯店、咖啡館裏,也經常有便衣警察的身影,他們向侍者、酒吧服務員和保鏢出示通緝犯的照片。每個已知的“秘密軍組織”的同情者的住宅和公寓都被翻了個底朝天。有超過七十名年輕人由於和這個殺人犯有一點相像而被拘捕訊問,之後被釋放時,警方表示了常規的歉意。其實這隻是由於他們都是外國人,而對外國人總是比對本國人要有禮貌些。

在成百上千條街道上,出租車、公共汽車被攔下來,檢查所有乘客的證件。巴黎所有較大的馬路都設置了路卡,在一到兩英裏的間距內,會遇見好幾次夜間巡邏的軍警。

在黑社會方麵,科西嘉人也沒閑著。他們悄悄地混入皮條客、暗娼、妓女、詐騙犯、扒手、流氓、入室竊賊和騙人錢物的人中,警告這些人:任何人知情不報都會招致工會的震怒,將承受一切可能的懲罰。

有十萬受雇於這個國家的人,在各個部門,從警長到士兵和憲兵,都在四處查找。估計有五萬黑社會人士以及邊緣行業裏的人,也都在到處核查路人的相貌。那些做旅遊行業營生的人無論白天還是黑夜,都被告知要睜大雙眼。學生常去的咖啡館、酒吧、聊天室、社團組織,都有年輕的探員滲透進去。專門從事安置外國交換學生在法國家庭居住的機構都被造訪,並受到警告。

克勞德·勒貝爾警長穿著一件羊毛開衫和補丁褲子,整個星期六的下午都在他的花園裏不慌不忙地折騰著。八月二十四日晚上他接到電話,讓他到部長的私人辦公室報到。六點鍾,一輛汽車來接他。

當他看見部長時,吃了一驚。這個負責整個法國國內安全事務、充滿活力的領導人看起來既疲憊又緊張。短短兩天內他似乎蒼老了許多,眼睛周圍全是缺乏睡眠導致的皺紋。他的辦公桌對麵有一把扶手椅,他示意勒貝爾坐下,自己則坐在轉椅裏。平時他喜歡在窗前欣賞波伏廣場的景致,有事的時候才轉回辦公桌旁。這一次,他沒有看窗外。

“我們找不到他,”他開門見山地說,“他消失了,就這樣從地球上消失了。我們相信,‘秘密軍組織’的人也一樣不知道他在哪兒。黑社會的人也沒見到或是聽到過他。科西嘉工會認為他不可能在城裏。”

他停了一下,歎了口氣,注視著桌子對麵這個小個子探長。勒貝爾眨了眨眼,沒說話。

“對於你在過去兩周裏追蹤的那個人,他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我想我們從來都沒真正有過概念。你怎麽看?”

“他在這裏,就在某個地方。”勒貝爾說道,“明天早上是怎麽安排的?”

部長看起來似乎十分苦惱。

“總統什麽都不改,也不允許他的行程安排有任何變動。今天早上我和他談過。他很不高興。所以明天仍和已經公布的計劃一樣。十點,他將重新點燃凱旋門下的長明火。十一點,在巴黎聖母院做彌撒。十二點三十分,在陣亡烈士紀念堂做哀思祈禱。然後回到愛麗舍宮吃午餐,再就是午睡。下午隻有一項紀念儀式——向十名被公認在抵抗運動中功勳卓著的老兵授予解放勳章。

“下午四點,在蒙帕納斯車站前麵的廣場。他自己選的地方。如你所知,建新站的工作已經開始了。重建地點離原來的位置有五百米。現在車站大樓佇立的地方按計劃要改成寫字樓區和商貿區。如果按照計劃實施建設,那這個解放日就是最後一個在火車站正麵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慶祝的解放日了。”

“群眾維持秩序的工作是怎麽安排的?”勒貝爾問道。

“噢,我們都在忙這個。每個紀念儀式時群眾都比上一次離得更遠。儀式開始前幾小時,會放置鋼製的路障,在路障裏的地區從地下到房頂都要徹查,包括下水管道。要搜查每套住宅和公寓。每項儀式開始前以及儀式進行時,附近各屋頂都有持槍警衛監視對麵的屋頂和窗戶。除了官員和參加紀念儀式的人,任何人不得穿越路障。

“這次我們安排得更周到。即使是巴黎聖母院的屋簷內外都會布置警察,包括房頂和尖塔。所有參加彌撒的教士、祭司和合唱團的歌童都要經過檢查,看是否有人藏匿武器。即使是警察和共和國衛隊士兵也需要佩帶明天早上天亮時才頒發的特別徽章,以免他試圖假扮安全人員。

“在過去的二十四小時裏,總統屆時要乘坐的雪鐵龍汽車已被換上了防彈玻璃。順便說一句,這件事不能泄露一個字;就連總統也不知情。不然的話,他會暴跳如雷的。和往常一樣,還是馬羅克斯給他開車,已經告訴過他要比平常開得快些,以免我們的朋友試圖向車輛射擊。迪克雷還征集了一批身材極其高大的軍官和官員,想把他們安排在將軍周圍,但不讓他知道。

“除了這些,任何人進入總統兩百米範圍內就要被搜身——無一例外。這必然會使外交使團大亂,媒體也會威脅抗議。所有外交和媒體人員的通行證都會在明天天亮之後突然更換,以免豺狼化裝成其中一個混進來。顯然,任何人攜帶包裹或是長形物品,一經發現將被立刻趕走。好了,你覺得怎麽樣?”

勒貝爾想了一會兒,像個小學生試圖向老師為自己辯解一樣,手在膝蓋之間絞著。事實上,他覺得在第五共和國裏,警察的權力已經太大了。而他窮其一生,抓捕罪犯的時候,也隻是把眼睛睜得比別人稍微大一點而已。

“我想,”他最後說,“他這種人絕不會拿自己的生命冒險。他是個雇傭殺手,為錢才殺人。他想要逃脫,去花他的錢。七月的最後八天裏,他到這裏進行偵察旅行期間,一定已經提前設計出計劃。如果他對於逃生的途徑沒有預先考慮好,或者沒有把握的話,他早就回去了。

“所以,他一定成竹在胸。他之前就知道,一年當中的這一天,解放日,戴高樂將軍的驕傲將使他無視其個人危險,不允許自己待在家裏。他可能也已經知道了我們將要采取的安全預防措施,尤其是在他的身份暴露之後,安全保衛措施將像您所說的那樣嚴密,部長先生。但他還是沒有回去。”

勒貝爾站了起來,不顧儀態,在屋子裏來回踱步。

“他不回去。他也不想回去。為什麽?因為他覺得他可以做到,然後逃脫。這樣的話,他一定是想到了什麽別人沒有想到的主意。可能是一個遙控的炸彈,或者是一支步槍。不過炸彈容易被發現,而且它會把所有東西都炸毀。所以一定是一支槍。這就是他為什麽要駕車進入法國。槍在車裏,可能焊在底盤上或者內部的條格上。”

“但是,他絕沒有可能帶著槍靠近戴高樂!”部長喊著,“沒人能夠接近他,除了少數人,而這些人都被搜過身了。他怎麽能帶著槍進入路障圍著的區域內呢?”

勒貝爾停下來,看著部長,聳了聳肩。

“我不知道。但是他認為他可以,過去的這幾天,不管他遇到什麽樣的周折,可他都僥幸沒有失敗。盡管他在世界上最優秀的兩國警察麵前暴露了,並被一直追蹤著,但是他還是到了巴黎,帶著一支槍藏了起來,也許還有另一副麵孔和身份證。有一件事可以肯定,部長先生,不管他在哪兒,他明天肯定要露麵。他一出來就一定會被發現他的本來麵目。而這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老偵探的箴言:把眼睛睜大。

“關於安全預防措施,部長,我沒有更好的建議了。目前的安排都很完美,事實上也無懈可擊。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在每個儀式的時候到處轉轉,看看是否可以找到他?這是唯一可做的事了。”

部長失望了。他本來希望能從這個探長這裏找到一些靈光一閃的發現。十四天前,布維埃說他是法國最優秀的警探。而這個人現在建議說要睜大眼睛。部長站了起來。

“當然,”他冷冷地說,“就那麽做吧,警長先生。”

當晚晚些時候,豺狼在朱爾斯·伯納德的臥室裏做準備工作。**是法國老兵安德烈·馬丁的一雙破舊黑皮鞋,灰色羊毛襪,褲子和襯衫,佩有一根戰爭綬帶的長軍大衣,黑色貝雷帽。他把在布魯塞爾做的假證件放在最上麵的口袋裏,這樣,穿著這身打扮的人就有了他的新身份。

在這些東西旁邊,還有他在倫敦買的輕質網狀帶子;五個看起來像鋁質的管子,裏麵裝著他那支槍的槍托、後膛、槍管、消音器和瞄準鏡。在這些旁邊放著一塊黑橡膠塊,上麵嵌了五粒達姆彈。

他從橡膠塊裏拿出兩粒子彈,用廚房工具箱裏找來的鉗子小心地橇掉子彈的彈頭,把裏麵的火藥倒出來,收好。那些已經沒用的彈殼被他扔進了煙灰缸。他還剩下三粒子彈,足夠了。

他已經有兩天沒刮胡子了,下巴上滿是淡黃色的胡楂。這次他會用他在巴黎買的剃須刀片,而且會剃得很糟糕。浴室架子上放著須後水的瓶子——實際上裏麵放的是灰色的染發劑,扮詹森牧師的時候他曾經用過——以及酒精溶劑。他已經把馬蒂·舒爾勃格的栗色頭發洗掉了,並且坐在浴室的鏡子前麵,把自己的亞麻色頭發剪得越來越短,直到剩下的發楂能像一把不齊整的刷子那樣立起來。

他最後檢查了一下,看明天的準備是否就緒,然後給自己做了一個煎蛋餅。在睡覺之前,他還坐在電視機前看了很多節目。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天,天氣酷熱,是當夏氣溫最高的一天。一年零三天之前,中校讓-馬裏耶·巴斯蒂安-蒂裏和他的手下曾經在小克拉馬爾附近謀刺戴高樂總統。盡管一九六二年那個晚上的計劃沒有實現,但他們的行動開啟了一連串事件。實際上,隻有今天在這個城市裏酷熱的星期日下午的這次行動,才是最後一切的終結。

當整個巴黎在慶祝從德國法西斯統治下贏得解放十九周年紀念日的時候,差不多有七萬五千名士兵穿著藍色斜紋嗶嘰製服,汗流浹背地維持秩序。由於媒體專欄狂熱地向公眾事先宣傳,參加解放日當天慶典的人實在是人山人海。然而,當國家元首高視闊步地走過森嚴的士兵和警察方陣,主持慶祝儀式時,大多數來的人是看不到他的。

一大群官員和公務員盡管很高興被邀請參加慶祝儀式,但都沒有注意到他們自己的一個共同的特點——全是高個子。他們每個人站在總統周圍都像是一個“人盾”。除了用這些人把戴高樂將軍控製在公眾視線之外,總統的周圍還圍著四個貼身保鏢。

幸運的是,將軍是近視眼,在公眾麵前又拒絕戴眼鏡,所以他沒注意到,在每個胳膊肘後麵,在他的每一個側麵,都是羅傑·特西爾、保羅·克米提、雷蒙德·沙希亞和亨利·德茹代爾的巨大身影。

媒體把他們稱為“猩猩”,而很多人認為這隻是出於對他們外形的尊重。事實上,更實際的原因是他們走路的模樣。他們每個人都是精通各種格鬥的高手,胸部和肩膀肌肉發達。由於肌肉緊繃,背部的肌肉迫使胳膊從身體兩側伸出,兩隻手微微外張著擺動。另外,他們每人在左腋下都背著他們最喜歡的自動武器,更是強化了這種猩猩模樣的姿態。他們走路時雙手半張,時刻準備從肩部的皮套裏抽出槍,向著剛剛露出苗頭的“麻煩”開火。

不過今天沒有麻煩。在凱旋門的慶祝儀式幾乎進行得和計劃中的一模一樣。但是在廣場周圍的房頂上,有好幾百人攜帶雙筒望遠鏡和步槍,蜷在煙囪後麵,監視著,守衛著。直到總統的車隊最終駛入香榭麗舍大道,朝著巴黎聖母院開去,他們才全都鬆了一口氣,開始從那上麵爬下來。

在大教堂,情況也是一樣。巴黎紅衣大主教主持儀式,兩邊簇擁著主教和教士。他們所有人在穿上法衣的時候都已被檢查過。在管風琴的樓廂裏,兩名警察挎著步槍埋伏在那裏,監視著下麵聚集的人群。這一點,即使是紅衣主教也被蒙在鼓裏。朝拜者裏有眾多穿著便衣的警察,他們不下跪,更不閉眼,不過他們和其他人一樣也在拚命地祈禱,那是古老的警察的禱詞:“親愛的主啊,請不要在我當班時出事。”

外麵有些觀眾,盡管站在離教堂門二百米開外,但由於他們把手伸進了上衣,就被立刻趕走了。一個人是在腋窩撓癢,另一個則隻是想掏出一包煙。

仍然是平靜無事。房頂上的自動步槍也沒有聲音,也沒有悶然轟響的炸彈聲。警察們甚至互相掃視一下,以確保他們的同事都佩戴了必配的徽章。這些徽章都是當天早上才頒發的,所以豺狼不可能複製一個並用來裝扮成一名警察。有一名共和國衛隊的警察把自己的徽章弄丟了,當即就在被發現的地點被逮捕了,然後被送到了附近等候的一輛廂式車裏。他的卡賓槍被拿走了,直到晚上才被釋放。即使這樣,還是叫來了二十個認識他本人的同事為他擔保,向警察證實他就是他供述的那個人。

在紀念堂,氣氛更是通了電一樣,盡管總統似乎已有所察覺,但他並沒有表現出來。在這個郊區工人居住地,安保人員估計,隻要總統真的進入存放骨灰的紀念堂裏麵,那他就安全了。但當將軍的車子行進到狹窄的街道,靠近監獄的時候,會在拐角處放慢速度,此刻,刺客可能會有所行動。

但事實上,那時候,豺狼正在別的地方。

皮埃爾·瓦爾雷覺得煩透了。他又熱又渴,軍裝都貼在了背上,卡賓槍的帶子勒在濕漉漉的衣服上,有點刺痛。現在正是午餐時間,他知道自己又要錯過了。他開始後悔,真不該加入共和國衛隊。

本來一切都很不錯。他在魯昂工作的那個工廠由於員工過剩而解雇了他。勞動介紹所的辦事員指著牆上貼的一則廣告,上麵是一名穿著軍裝的共和國衛隊士兵光彩照人的形象。仿佛在告訴世人,他的工作讓生活既有未來,又有前景,還很有趣。畫上的軍裝看起來就像是由巴黎世家[1]製作的。所以瓦爾雷就報了名。

沒人說過軍營生活就像監獄——這裏正好過去也曾經是座監獄。也沒人說過有操練、夜間演習、令人渾身發癢的嗶嘰軍裝,還有在刺骨的寒冷裏或是在灼熱的太陽下,在街角一站就是好幾個小時,抓捕那些永遠都不會落網的疑犯。人們總是證件齊全,他們的任務無可避免地隻是些繁瑣而又無傷大雅的小事。這足以讓人想借酒消愁。

好不容易來到巴黎了,這是他第一次離開魯昂。他本來想,終於可以看看這座不夜城了。但現在全都沒了指望,在巴比克特中士負責的班組裏不會有指望的,隻是更多同樣的瑣事罷了。“看到那個阻擋行人的路障了嗎,瓦爾雷。好,就站在它旁邊。看著它,看著它別讓人挪動,除非他們有特許,否則別讓任何人通過,明白了嗎?你的工作責任重大,我的小夥子。”

責任重大,真見鬼!為了巴黎這個解放日,上頭可真是有點瘋狂啊,從其他省份調了幾千人來補充巴黎的部隊。昨天夜裏,他的營房裏來了來自十個不同城市的人,巴黎人都在傳,可能有人想鬧事,要麽為什麽要搞得這麽誇張呢。謠言,總是有謠言。最後什麽事都沒有。

瓦爾雷轉過身,向後看著雷恩大街。他守著的路障是橫跨街道的一段,從這邊建築裏伸出,又沒入另一邊的建築裏,在六月十八日廣場向北二百五十米。從這裏到火車站的正門還要再向北走一百米。火車站的前廣場就是慶典儀式要進行的地方。他能遠遠地看見有些人在前廣場上,標出那些老兵、各級軍官和共和國衛隊該站的位置。還要三個小時。上帝,真是沒完沒了。

在路障附近,第一批公眾開始聚攏。他們有些人還真是有耐心啊,他想。在這樣炎熱的天氣裏,等上幾個小時,就為了看一眼三百米外的那一群腦袋,隻知道戴高樂在那一群人中間的某處。

在路障處四處散落著一兩百人的時候,他看到了一個老人。這個老人正一瘸一拐地穿過街道,看上去似乎再走半英裏就要倒下了。他頭上黑色的貝雷帽浸透了汗水,長軍大衣在膝蓋下麵來回搖擺;他的胸口還掛著一排勳章,叮當作響。路障邊的人群裏有幾個向他投去充滿同情的目光。

這些老家夥總是留著他們的勳章,瓦爾雷想,好像他們這輩子就隻有這點玩意兒了。好吧,也許這真的是他們某些人唯一剩下的東西吧。像這個老頭,連一條腿都犧牲掉了。瓦爾雷看著這個老人一瘸一拐走下馬路,心想:他年輕的時候一定去過很多地方——在他的雙腿都健全的時候。現在他看起來像是一隻被打垮的老海鷗,就像這個共和國衛隊士兵以前在家鄉海灘所看到的那樣。

天啊,難道你的餘生都要這樣一條腿瘸著,靠一支鋁製拐杖支撐著自己嗎,太慘了。老頭跌跌撞撞地來到他麵前。

“我可以過去嗎?”他畏縮地問道。

“來吧,讓我看看您的證件。”這個老退伍兵在他的襯衫裏麵摸索著,那衣服再洗一次就完蛋了。他拿出兩張卡片,瓦爾雷接過來看著。安德烈·馬丁,法國公民,年齡五十三歲,生於阿爾薩斯的科爾馬,住在巴黎。另外一張卡屬於同一個人。卡片上端橫著寫著一排字:傷殘軍人。

嗯,你的確是殘了,老夥計,瓦爾雷想。

他仔細看了看兩張卡上的照片。是同一個人,不過是不同時間照的。他抬頭看著老人。

“把您的貝雷帽摘了。”

老人摘掉帽子,捏在手裏。瓦爾雷比較了一下自己眼前這張臉和照片上的臉。是一樣的。麵前的人一臉病容。他自己剃的胡子,有好幾處弄破了,用小塊衛生紙貼上了,斑斑的血跡仍然可以看到。臉色灰白,一層的汗,油膩膩的。前額的頭發亂蓬蓬地豎著,指向哪個方向的都有,由於被貝雷帽壓著,更是亂作一團。瓦爾雷把卡片遞回給他。

“你要去那邊做什麽?”

“我住在那兒,”老頭說,“我退休了,靠退休金過活,我有一個小閣樓。”

瓦爾雷一把抓回卡片。身份證上的地址是巴黎六區,雷恩大街一五四號。這個共和國衛隊士兵看著前麵的房子。門上的數字是一三二。差不多,一五四肯定要順著這個方向再往前走一點。沒有命令說禁止一位老人回家啊。

“好吧,過去吧。但不要亂跑。再過幾小時總統就要來了。”

老人笑了,收起證件時用一條腿和拐杖撐著差點摔倒,瓦爾雷趕緊伸出手把他扶穩。

“我知道,我的一個老夥伴今天要領獎章。我自己是兩年前得的。”他拍了拍胸前的解放勳章,“不過那次隻是陸軍部長授的。”

瓦爾雷瞟了一眼勳章。那就是解放勳章啊。為這該死的小玩意兒丟了一條腿。他想起了他的權力,便漫不經心地點了點頭。老人一瘸一拐地順著路走了。瓦爾雷轉身去攔阻其他想要溜過路障的人。“行啦,行啦,別再擠了,退到路障後麵去!”

他朝那個老兵最後看了一眼,隻看到那件軍大衣,一閃就消失在街道遠端靠近廣場的一個門洞裏了。

貝特夫人覺得有個黑影撲向她,吃驚地抬起頭來看。今天的日子真不好過,警察查看了所有房間,她不知道,要是那些房客在的話會說些什麽。幸運的是,除了三戶人家,其他人都出門慶祝八月的節日去了。

警察走後,她總算可以回到自己通常的位置上,在門洞裏安靜地做點毛線活。兩小時後,慶祝儀式將在離她一百碼之外的火車站前廣場舉行,但她一點兒也不感興趣。

“對不起,夫人,我在想……也許一杯水。我在等慶祝儀式,可天真是太熱了。”

她看到一個老頭的臉和身體輪廓。他穿著軍大衣,就像她死去很久的丈夫曾經穿過的那樣。大衣翻領下麵左胸的位置,一排勳章在那裏搖晃著。他重重地倚在拐杖上,隻有一條腿從大衣下麵伸出來。他的臉看起來很憔悴,全是汗。貝特夫人把她的毛線活卷起來,塞進了圍裙的口袋裏。

“哦,我可憐的先生。你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這麽熱的天,慶祝儀式還要兩個小時才開始呢。你來早了,進來,進來吧。”

她連忙起身朝大廳後麵那扇鑲著玻璃的房門走去,準備倒一杯水。這個老兵一拐一拐地跟著她。

她擰開廚房龍頭接水的時候,沒有聽見外麵門廳裏大門關上的聲音。她幾乎沒有感覺到一隻男人的左手從後麵悄悄抓住了她的下巴。也完全沒有想到,有人猛擊了一下她頭部右側耳朵後麵,乳突骨下方突起的關節。眼前正在流水的龍頭和正在接水的玻璃杯圖像一下炸成碎片,紅紅黑黑的。她毫無生氣的身體無聲無息地癱軟在了地上。

豺狼解開大衣,伸手摸到腰際,解開了把右腿綁著吊在屁股下麵的繩子。他把腿伸直,伸縮了一下被箍住的膝關節,疼得臉一陣抽搐。在這條腿承重之前,他花了好幾分鍾,讓血液慢慢流回小腿和踝關節。

五分鍾後,貝特夫人被捆了起來,手腳都用洗滌槽下麵的晾衣繩捆好,嘴上貼了一大塊膠布。豺狼把她放進炊具儲藏室,關上了門。

他在起居室裏找了一下,在桌子的抽屜裏找到了這棟公寓的鑰匙。他重新扣好了大衣紐扣,拿起拐杖——這和十二天前,他一瘸一拐穿過布魯塞爾機場和米蘭機場時候用的拐杖是同一根,然後他向外看了看。大廳裏空無一人。他離開起居室,鎖上房門,大步邁上樓梯。

他上到六樓,選定了貝朗瑞小姐的公寓,敲了敲門。沒有聲音。他等了一會兒,又敲了敲門。這套公寓和隔壁夏裏埃夫婦的公寓裏都沒有聲音。豺狼拿出鑰匙串,挑出標有貝朗瑞名字的那一把,進入房間,然後關上門,鎖好。

他走向窗戶,向外望去。馬路對麵房子的樓頂上,穿藍製服的人開始進入各自的位置。豺狼來的時間剛剛好。他伸直手臂,打開窗戶的鎖,把兩扇窗頁輕輕地朝內拉,直到窗戶靠在了臥室房間的牆上。然後他向後退了幾步。一束方形的陽光穿過窗戶,落在地毯上。房間的其他部分映襯著這束陽光,顯得更暗了。

如果他站在那束方形的陽光以外,對麵的監視者們什麽都看不到。

他走到窗戶旁邊,躲在收起的窗簾的陰影裏向外看。他發現他可以向下從側麵看到一百三十米外的車站前廣場。他從窗戶向後退了八英尺,把臥室的桌子搬了來,除去了上麵的桌布和一罐塑料花,從扶手椅上拿了一對墊子來放上。墊子可以做射擊的依托。

他脫掉大衣,卷起袖子。把拐杖拆成幾節。著地的一頭用金屬圈箍著的黑橡膠塞也被旋了下來,露出了剩下三發子彈閃亮的擊發底火。吃了另外兩粒子彈裏的火藥而引起的惡心和出汗反應,這會兒慢慢消失了。

拐杖接下的一部分也被擰開,從裏麵滑出了消音器。他從第二部分裏拿出了瞄準鏡。從拐杖最粗的部分,就是在上部的兩個支架,最後合並成為一個主支撐支架的部分,露出了槍後膛和步槍的槍筒。從結合部上麵的Y形結構裏,他拿出了兩個鋼棍,這兩個裝在一起就會變成步槍的架式槍托。最後是拐杖包著墊子支在腋下的部分,這部分裏單獨藏著步槍的扳機,用填充物包著,其他什麽都沒有放。除此以外,把腋部的支撐與槍托組裝到一起,就成了一個帶肩托的支架。

最後,他滿意了,把三粒子彈在桌子邊上排成一排,像士兵列隊一樣。他用拇指和食指拉開步槍的槍栓,往彈膛裏裝進第一粒子彈。一粒就夠了,但他還是留了兩個備用。他把槍栓又向前推,直到頂住了子彈的底火,然後輕輕擰了一下,固定住。最後,他把槍平放在墊子上,摸出香煙和火柴。

他大口大口地吸著他的第一支煙,向後靠去。他還要等待一小時四十五分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