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絕殺 19
克勞德·勒貝爾這個晚上過得很糟糕。夜裏一點三十分，他剛要睡著，卡倫把他搖醒。
“頭兒，很抱歉打擾您，但我忽然有個想法。這個家夥，那個豺狼，他拿的是丹麥護照，對吧？”
“繼續說。”
“好的，他一定是從哪裏搞來的。要麽是偽造的，要麽就是偷的。但他因為持有這本護照而改變了頭發的顏色，據此推斷，這本護照應該是偷來的。”
“有道理。說下去。”
“那好，除了他七月那次到巴黎的偵察之旅，他一直住在倫敦。所以他很可能是從這兩個城市中的一個偷來的護照。那麽那個丟失護照的丹麥人會做什麽呢？他一定會去他的領事館。”
勒貝爾掙紮著從行軍**爬起來。
“我親愛的盧西恩，有時候我覺得你真是前程遠大。先給我接托馬斯警司的家，然後是丹麥駐巴黎總領事。按這個先後順序來。”
他又花了一個小時打電話，說服那兩個人從**爬起來，回到他們各自的辦公室。勒貝爾再回到自己的行軍**時已經差不多是淩晨三點了。四點的時候，巴黎警察局一個電話又把他吵醒：夜裏十二點和兩點時，從巴黎各酒店收攏來的丹麥籍人士的酒店登記卡共有九百八十張，已經開始按“很可能”“可能”和“其他”三類進行分揀。
邊境檢查處的工程師打來電話的時候是早上六點。勒貝爾一直都沒有睡，他正在喝咖啡。午夜的時候勒貝爾才向他們下達指令，現在他們就有了收獲。勒貝爾乘車穿過清早的街道向邊境檢查處的總部駛去，卡倫在他旁邊。在一間地下通訊分析室，他們聽了一段錄音。
錄音的開頭是“哢嗒”一聲，很響，然後是一陣“呼呼”的呼吸聲，好像有人撥了七個號碼。然後是電話撥號的長音。接著又是一聲“哢嗒”，有人接電話了。
一個嘶啞的聲音說道：“喂？”
有個女人的聲音說道：“我是雅克利娜。”
這個男人的聲音回答：“我是瓦爾米。”
女人說得很快：“他們知道他是一個丹麥牧師。他們晚上在查所有巴黎酒店裏的丹麥籍人士入住的登記卡，晚上十二點、兩點、四點各收一次卡片。然後一個一個地排查。”
停了一會兒，那個男人的聲音說道：“謝謝。”他掛斷電話，女人也收了線。
勒貝爾盯著仍然在緩緩轉動的帶子。
“你知道她撥的號碼嗎？”勒貝爾問這個工程師。
“知道。我們能從撥號盤歸零的延時長度測算出號碼。號碼是莫裏托五九○一。”
“有地址嗎？”
這個人遞給他一張字條，勒貝爾掃了一眼。
“來吧，盧西恩。我們去探望一下瓦爾米先生。”
“那個姑娘怎麽辦？”
“哦，她會為此付出代價的。”
七點，中學教師正在煤氣爐上煮早餐，有人敲門。他皺了一下眉，關了火，穿過起居室，打開門。麵前出現四個男人。雖然他們沒有表露身份，但他知道他們是誰。兩個穿製服的看起來好像隨時會向他撲過來，但那個相貌溫和的矮個男子向他們做了個手勢，讓他們待在原地。
“我們監聽了電話，”小個子男人平靜地說，“你是瓦爾米。”
中學教師麵無表情。他向後退去，讓他們進了屋。
“我可以穿上衣服嗎？”他問道。
“當然可以。”
他連睡衣都沒有脫，隻用了幾分鍾便套好褲子和襯衣。兩個穿製服的人站在他左右。穿便服的年輕人站在門口。年紀大一點的那個人在房間裏四下轉了轉，翻了翻堆著的書和紙。
“要花很久才能把這些東西清出來，盧西恩。”他說道。
門口的那個人甕聲甕氣地說：“感謝上帝，幸好不是我們的部門。”
“你好了嗎？”小個子問中學教師。
“好了。”
“帶他下樓上車。”
其他四個人離開了，警長沒走。他翻看著那些紙。顯然中學教師之前整晚都在忙著弄這個。但這些都是被批閱過的普通的學校試卷。顯然這個人在家裏辦公。他整天都待在房間裏守著電話，以備豺狼打來。七點十分，電話響了。勒貝爾看了幾秒鍾，然後伸出手，把電話拿了起來。
“喂？”
電話那頭的聲音很平穩，沒有起伏。
“我是豺狼。”
勒貝爾感到怒火中燒。
“我是瓦爾米。”他說道。
電話那頭停了一下。勒貝爾不知道該說什麽。
“有新消息嗎？”那頭的聲音問道。
“沒有。他們在克雷茲跟丟了。”
他的額頭上全是汗。讓這個人在他現在待的地方多待幾小時很關鍵。“哢嗒”一聲，電話再沒了聲息。勒貝爾掛上電話，下樓衝向等在路邊的汽車。
“回辦公室。”他衝司機喊道。
在毗鄰塞納河岸的這家小酒店前廳的電話間裏，豺狼向玻璃外麵看著，有些疑惑。沒有消息？肯定不會沒有的。這個勒貝爾警長不是白癡。他們一定已經追蹤到了那個伊格爾頓的出租車司機，從那裏再找到沙隆尼爾莊園。他們一定發現了莊園裏的屍體，還有失蹤的雷諾車。他們肯定在圖勒找到了雷諾車，詢問了車站的工作人員。他們肯定已經……
他邁步走出電話間，穿過前廳。
“請稍等，”他對服務員說，“我五分鍾後就下來結賬。”
七點三十分，勒貝爾剛進辦公室，托馬斯警司的電話就到了。
“很抱歉這麽久，”英國警探說道，“把丹麥領事館人員弄醒，再讓他們回辦公室花了不少工夫。你想得沒錯。七月十四日，一名丹麥牧師報告丟失了護照。他懷疑是在倫敦西區的一家酒店客房裏丟失的，不過他沒有證據。為了讓酒店的經理放心，他沒有抱怨。這個牧師的名字叫佩爾·詹森，哥本哈根人。體貌特征為：六英尺高，藍眼睛，灰頭發。”
“就是這個，謝謝你，警司。”勒貝爾放下電話。“給我接巴黎警察局。”他對卡倫說道。
八點三十分，四輛黑色的瑪利亞來到大奧古斯汀碼頭的一家酒店外。警察把三十七號房間翻了個底朝天，就像被龍卷風掃過了一樣。
“我很抱歉，警長先生，”店主人對指揮這次突襲的頭發淩亂的探長說，“一小時前，佩爾·詹森已經退房了。”
豺狼叫了一輛從街上路過的出租車，回到他前天晚上剛剛抵達的奧斯特列茨火車站。對他的搜捕肯定已經轉移到其他地方了。他把裝著槍、軍大衣和那個虛構的法國人安德烈·馬丁衣物的箱子存在了行李寄存處，隻留下了裝著美國學生馬蒂·舒爾勃格衣服和證件的那隻箱子和裝著化裝物品的手提箱。
他拎著行李，身上還穿著那身黑色套裝，但把領圈用高圓領線衫遮住了。火車站旁邊的拐角處有一家破舊的小旅館，他要了一間房。這個服務員懶得按要求核對旅客的護照，讓他自己填寫了登記卡。所以連這張登記卡填的不是護照上佩爾·詹森的名字，他都不知道。
一進屋，豺狼就在臉和頭發上忙開了。他用溶劑洗掉了頭發上染的灰色，露出了本來的亞麻色。然後又染成了馬蒂·舒爾勃格的栗色。藍色隱形眼鏡沒有摘，金絲邊眼鏡則換成了那副高級的寬邊美國眼鏡。黑色便鞋、襪子、襯衫、圍領和牧師服都被卷起來塞進了箱子，一起放進去的還有哥本哈根詹森牧師的護照。然後，他穿上了美國紐約州錫拉丘茲來的美國大學生的跑鞋、襪子、牛仔褲、T恤和風衣。
晌午的時候，他已經弄好準備走了，美國護照放在胸前的口袋裏，另外一個兜裏放了一遝法國法郎。裝著詹森牧師所有“遺物”的箱子被放進了衣櫃，鑰匙被衝進了馬桶。他順著防火梯爬下去，悄無聲息地離開了這家旅館。幾分鍾後，他把手提箱存在奧斯特列茨火車站的行李寄存處，把第二次存箱子的存單塞進褲子後麵的口袋裏，和第一次存箱子的存單放到了一起，然後離開。他搭了輛出租車來到左岸，在聖米歇爾大街和於歇特大街的拐角下了車，然後消失在聚居於巴黎拉丁區的學生和年輕人的海洋裏。
豺狼坐在一家煙霧騰騰的小飯店裏，吃著一份廉價的午餐，他開始想今天晚上該去哪兒。他毫不懷疑勒貝爾這會兒已經拆穿了佩爾·詹森牧師的把戲，而現在這個馬蒂·舒爾勃格的身份他也頂多隻能用二十四個小時。
“那個該死的勒貝爾。”他一邊恨恨地想著，一邊衝著女服務員微笑著說，“謝了，寶貝。”
上午十點，勒貝爾回到辦公室給倫敦的托馬斯打電話。他的請求讓托馬斯低聲哼了幾聲，不過他還是十分有禮貌地回答說他會盡力。掛上了電話，托馬斯立刻喊來了上周參與調查的那個高級督察。
“好吧，請坐。”他說，“法國佬又回來了。看來他們又把那個家夥弄丟了。現在他在巴黎市中心，他們懷疑他可能準備了另外的假身份。我們兩個現在就去給倫敦的各個領事打電話，要他們將從七月一日起至今，外國遊客丟失或被竊的護照開具一張清單。不用管黑人和亞洲人，隻要白種人。我要知道每位當事人的身高。凡是在五英尺八英寸以上的都是懷疑對象。開始幹吧。”
巴黎內政部的每日例會被提前到了下午兩點。
勒貝爾依然用他一貫的和緩語氣做了報告，而與會者的反應卻極其冷淡。
“該死的家夥，”部長中間插嘴道，“他真是走了狗屎運了!”
“不，部長先生，不是運氣。至少不全是。他不斷得到我們每一階段的進展情報。這就是為什麽他匆忙離開加普，為什麽在沙隆尼爾莊園殺死了那個女人，然後在羅網收攏前離開的原因。我每天晚上都向與會的各位報告我的進展。我們有三次隻差幾個小時就抓到他了。今天早上，由於逮捕了瓦爾米而我又不能在電話裏裝扮成瓦爾米，所以導致他從藏身處逃走並又換成了其他身份。但前麵兩次，他是在我向會議做完匯報之後的淩晨得到消息的。”
桌子周圍一片靜寂，空氣仿佛凝固了一般。
“我好像記得，隊長，之前你就這樣暗示過，”部長冷冷地說，“我希望你能說得更具體一些。”
作為回答，勒貝爾拿出一個小型便攜式錄音機放到了桌上，按下了“播放”鍵。在會議室的死寂中，磁帶放出的電話錄音聽來像金屬摩擦一樣刺耳。放完之後，整個屋裏的人都盯著桌上的這台機器。聖克萊爾上校麵色灰白，雙手輕輕哆嗦著把他的文件收到一起，放進他的文件夾。
“那是誰的聲音？”部長最後問道。
勒貝爾仍然沒出聲。聖克萊爾慢慢站起身來，屋子裏的目光都轉向他。
“我很遺憾地告訴您，部長先生……這個聲音是……我的一個朋友。她現在和我住在一起……請原諒。”
他離開會議室返回愛麗舍宮去寫辭呈。屋子裏的人都目不斜視，默不作聲。
“很好，隊長，”部長的聲音很平靜，“你可以繼續了。”
勒貝爾接著匯報，說到了他請求倫敦的托馬斯追查過去五十天裏報失的護照。
“我希望，”他最後說，“今天晚上就能拿到一份簡短的名單，符合我們已經知道的豺狼的體貌特征的人很可能至多隻有兩個。一旦獲悉結果，我需要這些到倫敦旅遊的人的所在國提供那些人的照片，我們可以肯定，豺狼現在看起來一定更像他的新身份，而不是凱斯洛普或者杜根或者詹森。幸運的話，我明天中午就能拿到這些照片。”
“從我這方麵，”部長說，“我可以向各位報告關於我和戴高樂總統的談話。他明白無誤地拒絕了為躲避刺客而改變未來任何一項日程安排。坦率地說，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不過，我還是讓總統做出了一個讓步。這就是，至少現在關於禁止公開的禁令解除了。豺狼現在是一名普通的殺人犯。他在沙隆尼爾男爵夫人的房間裏謀殺了她，入室盜竊她的珠寶。據信他已經逃至巴黎，躲了起來。對吧，先生們？
“這是今天下午的報紙，至少是晚報要報道的內容。隊長，隻要你一確定豺狼的新身份，或者是兩三個可能的、他目前正在假扮的身份，你被授權將這些人名公布給媒體。這樣，那些早報就能用新標題報道事件的最新情況了。
“那些在倫敦不走運，丟失了護照的遊客照片明天早上一到，你就可以把它向晚報、電台、電視台公布，作為追捕謀殺犯事件的信息更新。
“除此以外，我們一旦拿到名字，巴黎所有的警察和共和國衛隊都要上街，攔住每個人，查看他們的護照。”
巴黎警察局局長、共和國衛隊負責人和司法警察署的頭兒都忙著在記錄。部長接著說道：“中央檔案局要協助邊境檢查處去檢查所有已知的‘秘密軍組織’的同情者。明白嗎？”
邊境檢查處和中央檔案局的頭頭都使勁點著頭。
“司法警察署的所有探員，手上不論有什麽事，都停下來，全力緝凶。”
司法警察署的馬克思·費爾內點點頭。
“至於愛麗舍宮方麵，顯然我需要一份從現在起，總統近期全部活動的完整清單。為了保護他，甚至不必就額外采取的預防措施向他匯報。這一次，為了保護他，即使他雷霆震怒也在所不惜。另外，當然，我要求總統警衛隊空前加強對總統的保護。迪克雷隊長，可以嗎？”
作為戴高樂私人保鏢的讓·迪克雷點了點頭。
“至於刑警大隊，”部長盯著布維埃隊長，“顯然有很多黑社會眼線。我希望把每個人都動員起來，盯著這個人，向那些人提供豺狼的名字和體貌特征。好嗎？”
莫裏斯·布維埃生硬地點點頭，心裏很是焦慮。通緝凶手的事他見過，但這一次規模空前。不要說體貌特征，隻要勒貝爾一給名字和護照號，從安全部門到黑社會就得有將近十萬人在街道、酒店、酒吧和飯店尋找這個人。
“我有沒有漏掉什麽其他情報渠道？”部長問道。
羅蘭上校很快地看了眼吉布將軍，然後是布維埃隊長。他咳嗽了一下。
“哪裏都少不了科西嘉工會。”
吉布將軍盯著自己的指甲。布維埃對羅蘭怒目而視。其他人大多表情尷尬。科西嘉工會是科西嘉人的兄弟會，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都是法國最大的犯罪集團組織。他們已經控製了馬賽和大多數的南部沿海地區。有些專家認為他們比黑手黨更危險，曆史也更悠久。他們不像黑手黨那樣張揚，鬧得家喻戶曉，所以也沒有像黑手黨那樣不得不在二十世紀初葉移居到美國。
戴高樂派和科西嘉工會曾經兩度合作，兩次都大有幫助，但也讓他們很難堪。因為工會總要求回報，通常都是要求警方對他們的犯罪勾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九四四年八月，工會曾幫助盟軍攻占法國南部，並從那以後擁有了馬賽和土倫。後來，他們又於一九六一年四月輔助打擊了阿爾及利亞殖民勢力和“秘密軍組織”，並據此把他們的觸角大大伸入了北方和巴黎。
作為警察，莫裏斯·布維埃痛恨這些人渣，但他知道羅蘭的行動分局十分倚重科西嘉人。
“你覺得他們能幫上忙嗎？”部長問道。
“如果豺狼真的像他們說的那樣厲害，”羅蘭上校回答道，“那麽我認為，在巴黎如果有人能找到他的話，那就是工會的人。”
“他們在巴黎有多少人？”部長懷疑地問道。
“大概八萬人。分布於警察、海關、共和國衛隊、情報局，當然還有黑社會組織。而且他們是有組織的。”
“你自己看吧。”部長說道。
沒有人再提議了。
“好，那就這樣了。勒貝爾隊長，現在我們想要從你那得到的就是一個名字、一些體貌特征和一張照片。得到這些之後，這個豺狼隻有六小時的自由了。”
“事實上，我們還有三天。”勒貝爾凝視著窗外，說道。他的聽眾都驚呆了。
“你是怎麽知道的？”馬克思·費爾內問道。
勒貝爾迅速地眨了眨眼。
“我必須道歉。我之前沒有看出這一點來實在是很愚蠢。這一個星期以來，我一直確信豺狼有一個計劃，他自己選了個日子刺殺總統。當他離開加普，為什麽沒有立刻扮成詹森牧師呢？為什麽沒有立刻開到瓦朗斯跳上來巴黎的特快列車呢？為什麽他到法國之後整整一周都在那兒打發時間？”
“嗯，為什麽呢？”有人問道。
“因為他挑好了日子，”勒貝爾說，“他知道該在什麽時間發動攻擊。迪克雷隊長，今天總統有離開愛麗舍宮外出的活動安排嗎，或者明天，或者是星期六？”
迪克雷搖搖頭。
“那星期天呢，八月二十五日？”勒貝爾問道。
桌子周圍的人都不約而同地歎了一口氣，就像風拂過玉米地一樣。
“當然，”部長輕聲說，“解放日。而且要命的是，在座的諸位，大多數人那天都要和他在一起。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日。”
“完全正確。”勒貝爾說道，“我們的豺狼有點像心理學家。他知道一年之中有那麽一天，戴高樂將軍哪裏都不去，就在巴黎。那麽，這一天就是他的大日子，也是這個刺客等待的日子。”
“既然如此，”部長興奮地說，“我們就已經抓到他了。現在他的情報來源已經斷了，巴黎哪一個角落他都無法躲藏。我想，在巴黎是不會有人收容他並把他保護起來的；即使是強迫他們，他們也不會幹。我們抓到他了。勒貝爾隊長，給我們那個人的名字。”
克勞德·勒貝爾站起來走向大門。其他人也都站起來準備離開去吃午餐。
“噢，還有一件事，”部長叫住勒貝爾，“你怎麽知道要竊聽聖克萊爾上校私人公寓的電話？”
勒貝爾在門口轉過身，聳了聳肩。
“我不知道，”他說，“所以昨天晚上我竊聽了你們所有人的電話。日安，先生。”
下午五點，豺狼坐在音樂廳廣場旁邊的一家咖啡館，喝著啤酒。和其他所有人一樣，他臉上也戴著一副黑色的墨鏡，擋太陽。他看到兩個男人從街上走過，忽然有了主意。他付清酒錢，起身離開。他順著街道走了一百碼，看到了他要找的東西——一家女性化妝品店。他走了進去，買了些東西。
六點，各家晚報都換了它們的頭條新聞。最新的版本上，報紙頂部印著整行令人驚歎的標題：《殺死男爵夫人的凶犯逃至巴黎》。標題下麵有一張沙隆尼爾男爵夫人的照片，那是五年前她在參加巴黎一個社交晚宴時拍的。一家圖片社從檔案裏找到這張照片，所有報紙都用了同一張照片。六點三十分，羅蘭上校胳膊下麵夾了一張《法蘭西晚報》，走進華盛頓街的一家小咖啡館。皮膚黝黑，下頜突出的酒吧侍者仔細地看了他一眼，朝大廳後麵的另一個人點點頭。
第二個人走過來和羅蘭打招呼。
“羅蘭上校？”
行動分局的頭頭點點頭。
“請隨我來。”
他在前麵帶路，穿過咖啡館的後門，上二樓來到一間小起居室——這很可能是店主的私人住所。他敲了敲門，裏麵有個聲音說道：“進來。”
門在羅蘭上校的身後關上了，一個男人從扶手椅裏站起來，羅蘭握住他伸出的手。
“羅蘭上校？很高興見到你。我是科西嘉工會的卡普。據說你要找一個人……”
八點，托馬斯警司來電話了，聲音聽上去很疲憊。他今天過得可真不容易，有些領事很願意配合，其他的卻很不願意幫忙，頗費了一番周折。
他說，在過去的五十天裏，除了女人、黑人、亞洲人和矮個子，有八個外國男性遊客在倫敦丟失了護照。他給這些人列了一個單子，有姓名、護照號和體貌特征，一目了然。
“現在我們來排除那些不可能的人吧，”他向勒貝爾建議，“豺狼化名杜根不在倫敦期間，有三個人丟失了護照。我們也向航空公司訂票處核實了從七月一日以來的情況。看來七月十八日，他乘坐晚上的航班飛往哥本哈根。根據BEA公司的記錄，他在布魯塞爾的BEA櫃台用現金買了票，然後八月六日晚上飛回英格蘭。”
“是的，我們也查過，”勒貝爾說道，“我們發現，他不在倫敦的那個星期來了巴黎，時間是從七月二十二日到七月三十一日。”
“好的，”托馬斯說道，聲音從倫敦的電話線裏傳來，有些噪音，“他不在倫敦期間有三份護照丟失。我們可以把這三個排除了，對吧？”
“沒錯。”勒貝爾說道。
“剩下的五個人裏，一個太高了，足足有六英尺六英寸。用你們的算法，已經超過兩米了。而且，他是個意大利人，這就是說他的護照扉頁上是用米和厘米來標注身高的。差異太大，法國海關官員會立刻發現的。除非豺狼踩著高蹺。”
“我同意，這個人肯定是個巨人，他可以排除了。另外四個人是什麽情況？”勒貝爾問道。
“好的。一個太胖了，有二百四十磅，或者說有一百多公斤。這個要是豺狼的話，那他都胖得走不動路了。”
“他也可以排除了，”勒貝爾說道，“還有誰？”
“另外一個太老了。他身高合適，但是已經七十多歲了。除非那種真正的戲劇化裝高手在他臉上操持，否則他不可能扮得那麽老。”
“這個也不算，”勒貝爾說道，“最後兩個怎麽樣？”
“一個是挪威人，另一個是美國人，”托馬斯說道，“兩個人都符合標準。高個子，寬肩膀，二十到五十歲之間。這個挪威人有兩件事使他不太可能是你要找的人。第一，他的頭發是亞麻色的。我不認為這個豺狼在杜根暴露後會變回他自己頭發的顏色，對吧？那樣他就會更像杜根了。另外一件是，這個挪威人向領事報告時說，他和女友劃船時不慎落水，護照就是這時才從口袋裏滑落的。他發誓說他落水之前，護照還在他胸前的口袋裏，等他爬上岸十五分鍾後就發現護照不見了。另一個美國人則對倫敦機場的警察發誓說，他在機場大樓的候機大廳向別處張望的時候，裝有他護照的手提箱就不見了。你怎麽看？”
“請發給我，”勒貝爾說道，“有關這個美國人馬蒂·舒爾勃格的所有詳細情況。我要向華盛頓護照辦公室要他的照片。再次感謝你，謝謝你的所有努力。”
當晚，內政部又開了第二次會，是目前為止最短的一個。會議前一個小時，國家安全機構的每個部門都收到了馬蒂·舒爾勃格詳細材料的油印件，此人是被通緝的殺人犯。第二天早上有望能得到他的照片，恰好來得及刊登在上午十點鍾街上出售的報紙上。
部長站了起來。
“先生們，我們頭一次開會的時候，都同意布維埃隊長的建議——甄別殺手豺狼的身份從本質上來說，是一項純粹的偵探工作。可是通過後來發生的事情，我不再同意這個論斷。在過去的十天裏，我們很幸運，有勒貝爾隊長為此事操勞。盡管刺客換了三次身份，從凱斯洛普到杜根，從杜根到詹森，又從詹森到舒爾勃格，盡管這間屋子裏不斷有情報泄露出去，他仍然成功地甄別出了刺客的身份，並且在這個城市裏追蹤到了這個人。我們欠他一份感謝。”
部長朝勒貝爾低頭致意，後者看起來有些窘迫。
“不過，從現在開始，這項任務就要轉移到我們身上了。我們有了刺客的名字、體貌特征、護照號碼和國籍。幾個小時之內，我們還會有他的照片。我很有信心，在你們各自部隊的努力下，幾個小時之內，我們就能抓獲他。巴黎的每一個警察，每一個共和國衛隊的警察，每一個警探，都已經收到了這個人的簡要情況。明天早上之前，或者，最遲到明天中午，這個人就再也無處藏身了。
“現在，讓我們再次祝賀你，勒貝爾隊長，並且從你的肩膀上把這次調查的壓力和重擔卸下。在即將到來的幾個小時裏，你將不必再為此事操勞了。你的任務完成了，幹得漂亮。謝謝你。”
勒貝爾耐心地聽他說完，之後飛快地眨了幾下眼，從座位上站起來，向這群最有權勢的人點點頭。他們指揮著成千上萬的士兵，控製著數百萬的法郎，而此時，他們向他報以微笑。勒貝爾轉身離開會議室。
十天來，克勞德·勒貝爾隊長第一次回家睡覺。當他把鑰匙插進鎖孔裏轉動的時候，他聽到了妻子厲聲的責難。子夜的鍾聲響起，八月二十三日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