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什麽也沒有。”
布萊恩·托馬斯辦公室裏，兩個年輕督察中的一個合上分給他查閱的最後一個文件夾，望著他的頂頭上司說。
他的同伴也弄完了，結果也一樣。托馬斯五分鍾前也幹完了。他走到窗前站在那裏，背對著屋子，盯著黃昏裏川流不息的車輛。他的辦公室和助理警務處長曼林遜的不一樣，看不到泰晤士河。這裏是一層，隻能遠遠地看見街上的汽車。他覺得自己快要死了，喉嚨因為抽煙而紅腫。他知道患了重感冒就不該抽煙，但他戒不掉，特別是在壓力大的時候。
房間裏的煙霧讓他頭疼，一下午他都在打電話確認檔案和記錄中出現的那些人。每次回電的答複都是否定的。那些人中有的已被徹底解決，有的則根本沒有能力承擔類似於刺殺法國總統這樣的任務。
“好的，就這樣吧。”他板著臉，從窗前轉過身來，“我們已經盡力了。調查結果就是如此，沒有人符合條件。”
“也可能有哪個英國人能幹這事兒，”其中一個督察建議說，“但他不在我們的檔案裏。”
“他們全在我們的檔案裏，你要注意了!”托馬斯咆哮道。想到在他的領地裏，像這樣一個頂級刺客居然不在他的檔案裏，他就很是不快，傷風和頭疼也讓他的火氣更盛。這會兒他脾氣很壞，威爾士口音也越發重起來。從家鄉出來三十年了，他的口音一直沒什麽改變。
“畢竟，”另一個督察說，“政治刺客可是極其稀有的物種。這個國家可能壓根兒就沒這樣的貨色。這不太對英格蘭人的胃口，不是嗎？”
托馬斯衝他怒目而視。他更喜歡用“不列顛人”來稱呼聯合王國的子民。這個督察無意間使用的“英格蘭人”一詞讓他懷疑這可能是一種隱晦的暗示——威爾士人、蘇格蘭人或是愛爾蘭人中很可能造就了這樣的人物。但事實並非如此。
“行了，把檔案都收好，交回登記處。我去報告說，經過徹底的搜索，我們掌握的材料裏沒有這樣的人。我們也就隻能做到這樣了。”
“警司，這是誰讓查的？”其中一個督察問。
“你就別操心了，孩子。有人正頭疼著要找這個人呢，幸好不是我們。”
兩個年輕人把所有資料收了起來，向門口走去。他們都有家事，其中一個這兩天可能要頭一回做爸爸，他率先走到門口。另一個則轉過身，若有所思地皺著眉。
“警司，我查的時候想到一件事。如果有這樣一個人，他有英國國籍，但很可能不在英國活動。我的意思是，即使像那樣的人也得有個地方待。某個藏身之處，一個歸宿。很有可能他在自己的國家裏是一位奉公守法的公民。”
“你想說什麽，一個‘化身博士’[4]？”
“嗯，差不多。我的意思是，如果有那樣一個職業刺客，就像我們今天想查的這類，他的分量之重足以使什麽人發動今天這樣的調查，而且讓您這樣級別的人帶著幹，看來要查的人來頭不小。而且，如果他在他的領域很有分量，那他一定做過一些大案子。否則他就無足輕重了，對嗎？”
“往下說。”托馬斯認真地看著他，說道。
“那麽，我就在想，一個像那樣的人很可能隻在自己的祖國之外行動。所以他一般不會招致本國安全機構的注意。也許情報部門曾經風聞有關他的事……”
托馬斯考慮著這個想法，然後慢慢地搖搖頭：“忘了它，回家吧，孩子。我來寫報告，把我們今天做的調查就這麽忘了吧。”
不過，當這個督察走後，他所說的想法仍縈繞在托馬斯的腦際。他現在能坐下來寫報告了。但他一字未動，交了一張白卷。所做的檔案搜索沒有任何結果，不過也許法國方麵的質詢並非空穴來風。又或許他們沒什麽根據，托馬斯懷疑很可能正是這樣，他們隻是因為一點點有關他們寶貝總統的流言蜚語而全都成了無頭蒼蠅。如果他們真的如他們所聲稱的那樣沒有線索，而又沒有跡象表明這個人是英國人，那他們一定會用類似的方法查遍全世界。很可能根本沒有這樣的刺客，即使有，他一定來自那些有著悠久政治刺殺曆史的國家。不過，如果法國方麵的懷疑是準確的呢？又如果這個人真的是英國人，即使隻是出生在英國呢？
托馬斯對蘇格蘭場的紀錄有著強烈的自豪感，尤其是對政治部。他們從未碰到過這樣的麻煩，他們從未讓來訪的外國政要出過事，甚至從未出過醜聞。他甚至親自出馬保護過那個小個子蘇聯渾蛋——伊萬·謝洛夫，克格勃的頭兒。在他來英國為赫魯曉夫來訪作準備時，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有數十個人都想幹掉他。不過最後一槍也沒響，這個地方布滿了謝洛夫自己的保安人員，每個人都荷槍實彈，隨時準備開火。
布萊恩·托馬斯警司還有兩年就退休了。然後他就能回到他和梅格買的那棟小房子裏，隔著綠色的草坪眺望布裏斯托海峽。所以最好還是保險點兒，全都查清楚。
年輕的時候，托馬斯是個優秀的橄欖球隊員。很多和格拉摩根隊交過手的人都清楚地記得，隻要是布萊恩·托馬斯擔任邊鋒，就別打算搞邊線突破。他現在自然是老了，打不動了，但如果他工作之餘有空的話，他還是對倫敦威爾士隊情有獨鍾，會去裏士滿的老鹿苑看他們打比賽。他對每個隊員都很熟悉，比賽結束後會在俱樂部裏花很多時間和他們聊天，他的聲名讓他在那裏備受歡迎。
其中有一名隊員，大家隻知道他在外交部工作。但托馬斯知道，他可不簡單。他所在的部門歸外交部秘書處管，但又不隸屬於外交部。此人名叫巴裏·勞埃德，為秘密情報機構工作，那裏被稱為SIS，或是被簡稱為“情報處”。通常來說，公眾總是將其誤稱為軍情六處。
托馬斯拿起辦公桌上的電話，要了一個號碼。
在河的下遊有家安靜的小酒館，八點到九點間，兩個人碰了頭，一起喝一杯。托馬斯買的酒，兩人聊了一會兒橄欖球。不過勞埃德想，這個政治部的家夥把他約到這個河邊的小酒館不會隻是想聊聊橄欖球那麽簡單，距離下一個賽季還要兩個月呢。等酒上齊，兩人都心不在焉地互道了一聲“幹杯”，托馬斯示意到外麵朝向碼頭的露台上去。外麵更安靜些，從切爾西和富勒姆來的一幫年輕人已經喝完酒去吃晚飯了。
“我遇到了一點麻煩，夥計，”托馬斯開口道，“你也許能幫上忙。”
“好的……隻要我能辦得到。”勞埃德說。
托馬斯就巴黎方麵的要求，以及刑事檔案和政治部都沒有收獲的情況向他做了簡要說明。
“我覺得，如果真有其人，而且是個英國人的話，他可能是那種從不在這個國家下手的人，明白嗎？可能隻在海外行動。如果他留下什麽蹤跡的話，也許‘情報處’曾經注意過？”
“‘情報處’？”勞埃德輕聲反問。
“行了，巴裏。有時候我們肯定得多知道一些吧。”托馬斯的聲音幾近耳語。從後麵看，他們就像兩個穿著黑色套裝的人，跨過夜色中的泰晤士河看著南岸的燈火，說著城裏白天的那些事。“調查布萊克那樁案子時，我們查過很多材料。很多外交部的人的真實身份我們都略知一二。你也是其中之一，明白了吧？他受審查那會兒，你就在他那個部門。所以我知道你為哪個部門工作。”
“我明白了。”勞埃德回答。
“你看，現在我是布萊恩·托馬斯，坐在公園裏。但我也是政治部的警司，對嗎？你不可能對任何人都是匿名的，你現在能說了嗎？”
勞埃德凝視著他的酒杯。
“這是官方的情報谘詢嗎？”
“不是，我現在還不能那樣做。法國方麵的請求也是非官方的，是勒貝爾個人對曼林遜的請求。他在中央檔案局一無所獲，所以他答複說他無能為力。但他跟狄克遜說了一句，然後狄克遜就讓我做一次快速篩查。所有一切都是秘密進行的，明白嗎？有時候事情隻能這樣做。所有這些都得非常小心，不能讓媒體聽到一丁點兒風聲，很可能在英國的確沒什麽能幫上勒貝爾的。我隻是想，我最好把所有方麵都考慮周全了，而你是我最後想到的。”
“這個人估計是衝著戴高樂來的？”
“肯定是，從要求調查的人上可以猜得出。但是法國人非常小心翼翼，他們顯然不想張揚出去。”
“顯然是這樣。但是為什麽不直接找我們呢？”
“這個僅有一個名字的查詢請求是通過‘老夥計’網提出來的，是勒貝爾向曼林遜直接提出的。而法國情報機構和你們之間沒有建立那個‘老夥計’網。”
即使勞埃德已經注意到他所暗示的法國安全局和英國情報處之間眾所周知的惡劣關係，他也沒露聲色。
“你在想什麽？”過了一會兒，托馬斯問道。
“有意思。”勞埃德望著河麵，說道，“你還記得菲爾比的案子嗎？”
“當然。”
“我們部門裏對這個案子一直餘恨未了，”勞埃德繼續道，“他一九六一年一月叛逃到了貝魯特。當然，我們也是後來才知道的，但這事當時在情報處內部鬧得一塌糊塗，很多人都被調動了位置。如果不這樣，他就得把阿拉伯地區以及其他很多地區的大多數人都挖出來。需要盡快轉移的人中，有一個是我們在加勒比地區的首席代表。他之前和菲爾比一起在貝魯特待了六個月，然後才去的加勒比。”
“與此同時，多米尼加共和國的獨裁者特魯希略，在特魯希略城外一條僻靜的馬路上被人暗殺了。據報告說，他是被遊擊隊擊斃的——他有很多政敵。我們的人那會兒剛剛回到倫敦，在他被重新安置前，我和他有一段時間曾共用一間辦公室。他提過一個傳聞：特魯希略的車是被一個戴麵具的人一槍打停的。埋伏的人隨之衝了上去，炸開車，把裏麵的人幹掉了。那一槍真他媽準——從一百五十碼外射向一輛疾馳的車。子彈穿過司機旁邊車窗的那個小三角——隻有那塊不是防彈玻璃，除此以外整部車都是裝甲的。子彈正中司機的咽喉，他翻了車。之後遊擊隊才圍了過來。奇怪的是，據說槍手是個英國人。”
長時間的沉默。空啤酒杯在手指間晃來晃去，兩個人凝望著愈發漆黑的泰晤士河，腦海裏都浮現出一個景象：遙遠而炎熱的島國，貧瘠惡劣的地理環境，一輛轎車以每小時七十英裏的速度在瀝青公路上疾駛，正要進入山區；一個身穿黃褐色斜紋布衣服，佩著金色綬帶的老頭被人從汽車殘骸裏拖出來，躺在公路的塵土裏，等待著被手槍結果性命。這個老人已經以他的鐵腕無情統治了這個國家三十年。
“這個……傳聞中的……人，知道他的名字嗎？”
“我不知道，也不記得了。隻是在辦公室閑聊時說起來的。那時候我們有太多重要的事要忙，才不會去關心一個加勒比獨裁者呢。”
“那個夥計，告訴你這件事的那個人。他寫過關於這件事的報告嗎？”
“肯定寫了。標準程序。但那隻是個傳聞，明白嗎？隻是個傳聞。沒有憑據。我們要的是事實，實在的情報。”
“但它一定建檔了，被歸在了什麽地方。”
“估計是，”勞埃德說道，“肯定級別很低，那隻是當地酒吧裏的一個傳聞。那地方盛產傳聞。”
“不過你能回去看一眼檔案嗎？看看這個山上的家夥有沒有名字。”
勞埃德離開了欄杆。
“回家吧，”他對警司說，“如果有什麽有用的情報，我會給你打電話的。”
他們回到酒館裏，放下酒杯，向迎街的店門走去。
“非常感謝，”兩個人握手告別的時候，托馬斯說，“也許那份檔案裏什麽都沒有，不過我還是寄希望於萬一吧。”
托馬斯和勞埃德在泰晤士河邊交談時，豺狼正在米蘭的一家屋頂餐廳把他的最後幾滴薩白昂飲料[5]倒進嘴裏；而克勞德·勒貝爾警長則在巴黎內政部的會議室出席第一次進展報告會。
出席會議的人和二十四小時之前開會的人一樣。內政部部長坐在桌子的頂端，各部門的負責人從桌子兩邊順次排下來。克勞德·勒貝爾坐在桌子的另一端，麵前放著一個小文件夾。部長點了點頭，示意會議開始。
他的辦公室主任首先發言。在過去的一天一夜裏，他說道，法國每個邊境檢查站的海關人員都接到指示，徹查進入法國境內的高個子、亞麻色頭發的男性外國人。尤其要檢查護照，由邊境檢查站官員仔細核對，看是否出自偽造，邊境檢查處的負責人對此點頭表示確認。遊客和商人進入法國時可能會覺得海關忽然加強了戒備，不過這種對行李的檢查並不會讓人發現，遍及全國的這種戒備隻是針對高個子、亞麻色頭發的男人。如果任何一個目光敏銳的媒體記者對此提出疑問，答複將是“沒什麽，隻是常規抽查”。不過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提出此類問題。
他要匯報的還有一件事。有人提議考慮對在羅馬的三名“秘密軍組織”領導人實施突襲逮捕的可能性。出於外交原因，外交部強烈反對這個建議(外交部並不知道有關豺狼的陰謀)，並得到了總統的支持(總統是清楚原因的)。這樣一來，他們不得不放棄這一方案。
安全局的吉布將軍報告說，在對他們的檔案材料進行了全麵篩查之後，沒有發現“秘密軍組織”及其同情者之外存在這樣一個職業政治刺客，甚至連嫌疑人都沒有。
情報局負責人報告說，對法國刑事檔案進行的徹底搜索結果也是同樣如此，搜索的範圍不僅僅是法國人，還包括曾經試圖在法國行動的外國人。
然後是邊境檢查處的負責人匯報。早上七點三十分從靠近北火車站的郵局截獲一個電話，所叫號碼是三名“秘密軍組織”的首腦所在的羅馬酒店。他們在那兒已經待了八周了，國際交換台的接線員已經得到指示，報告所有打給那個號碼的電話。那天早上值班的接線員反應遲鈍，直到電話接通才意識到這是列在他的單子上的特別號碼。他接通了電話後才致電邊境檢查處。不過，他還是知道要監聽的。電話的內容是：瓦爾米致普瓦捷，豺狼已漏氣。重複一遍，豺狼已漏氣。科瓦爾斯基被捕，死前招供了，完畢。
有那麽幾秒鍾，屋子裏一片寂靜。
“他們是怎麽發現的？”桌子的遠端，勒貝爾平靜地問。除了羅蘭上校，所有的眼睛都轉向他。上校正在沉思，凝視著對麵的牆壁。
“該死。”他仍然看著牆，吐字很清晰。所有的視線又轉回行動分局負責人那邊。
上校猛然從自己的思考中回過神兒來。
“馬賽，”他簡短地說，“為了把科瓦爾斯基從羅馬弄回來，我們下了個誘餌。他有個老朋友叫約約·格日博夫斯基，這個人有個老婆和一個女兒。在科瓦爾斯基被我們抓住之前，我們對他們全都進行了保護性監禁。我想要從科瓦爾斯基那兒知道的隻是有關他上司的情報，那時候還沒有理由懷疑這個豺狼的陰謀，也沒有理由不讓他們知道是我們抓了科瓦爾斯基。不過，後來事情起了變化。一定是那個波蘭人約約給這個瓦爾米報的信兒，抱歉。”
“邊境檢查處在郵局抓到那個瓦爾米了嗎？”勒貝爾問道。
“沒有，我們晚了幾分鍾，錯過了。這得感謝那個愚蠢的接線員。”邊境檢查處的人回答道。
“徒勞的行動。”聖克萊爾突然衝口而出。眾多不友好的目光向他直射過來。
“麵對一個未知的敵人，我們幾乎是在茫茫黑夜中摸索前進，”吉布將軍回答，“如果上校願意自告奮勇承擔此次行動及一切責任的話……”
愛麗舍宮的上校專心致誌地鑽研著他的文件，仿佛它們比安全局局長的威脅性暗示更重要。他意識到，他剛才的話很不明智。
“從某種意義上說，”部長開口了，“他們知道自己雇傭的槍手已經走漏風聲也許更好些。他們現在自然會叫停這一行動了吧？”
“非常正確，”聖克萊爾說道，試圖補救剛才的失言，“部長是對的。他們再繼續的話肯定是瘋了。他們肯定會叫那個人住手的。”
“事實上，他並沒有暴露。”勒貝爾平靜地說，其他人幾乎都忘記他的存在了，“我們仍然不知道這個人的名字。預警很可能隻會讓他采取額外的應急措施，假證件、化裝等等。”
探長的話讓圍坐在桌子周圍的人所產生的樂觀情緒頓時消失了。羅傑·弗賴敬佩地看著這個小個子探長。
“先生們，我想我們最好聽聽勒貝爾隊長的報告。畢竟，是他在領導這次調查，我們到這裏是要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裏對他予以協助。”
在部長的督促下，勒貝爾概述了昨晚以來所采取的措施。他開始相信，如果有這樣一個刺客，那這個外國人一定隻能在某個國外警方的檔案資料裏，這一點也得到了檢索法國警方檔案資料結果的支持。因此他請求進行海外查詢並獲得批準。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的通訊係統，他與七個主要國家的警察首腦進行了個人之間的直線電話。
“回複已在今天陸續到達。”他最後說，“分別是：荷蘭，什麽也沒有；意大利，確有幾個已知的雇傭殺手，但都受雇於黑手黨，經過秘密調查，意大利憲兵隊和羅馬的黑手黨之間有約定——黑手黨的殺手除非有特別授意，否則絕不進行政治暗殺；另外黑手黨絕不刺殺外國元首。”勒貝爾抬起頭，“我個人傾向於相信那很可能是事實。
“至於英國，目前什麽也沒有，但例行調查已經被轉給另外的部門——政治部，以便進行進一步核查。”
“他們總是慢吞吞的。”聖克萊爾屏著氣嘟囔著。聽到這話，勒貝爾又抬起頭看了看他。
“但我們的英國朋友會做得很周全。不要低估蘇格蘭場。”然後他繼續念報告。
“美國，有兩個人可能：一個是佛羅裏達州邁阿密軍火大鱷的左右手。這個人以前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後來被派駐加勒比地區，隸屬中情局。豬灣事件[6]前，因在一場打鬥中殺死了一名古巴反卡斯特羅分子而被開除。那個古巴人本來要在豬灣行動中指揮一支部隊的。之後，這個美國人被那個軍火商招募。該軍火商是中情局非官方利用來向豬灣入侵部隊提供武器的人之一。後來，他的兩個競爭對手在離奇事故中死亡，應該就是他幹的，軍火交易看來是樁玩命的買賣。這個人叫查爾斯·阿諾德，外號‘查克’。聯邦調查局現在正在查找他的下落。
“聯邦調查局建議的第二個嫌疑人可能叫馬克·韋特列諾，從前是紐約黑幫頭目艾伯特·安納斯塔西亞的保鏢。該頭目於一九五七年十月被人在一家理發店擊斃，韋特列諾怕自己也遭到暗算而逃離美國。他在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住了下來，試圖憑一己之力混入當地黑社會組織，但沒有成功，被當地黑社會組織‘冷凍’起來。聯邦調查局相信，如果他窮困潦倒，那隻要價錢合適，就可能會受雇於某個外國組織而殺人。”
屋裏一片寂靜，另外十四個人都默不作聲地聽著。
“比利時方麵也有一個人可能：一名精神病殺手，之前是加丹加衝伯的人。一九六二年被捕後被聯合國驅逐，由於身負兩起謀殺案而無法返回比利時。他受雇殺人，很機敏，名叫朱爾斯·博瑞吉，據報已逃往中美洲。比利時警方目前正在核查他現在可能的下落。
“德西，有一個人可能：漢斯-迪特爾·卡塞爾，前納粹黨衛軍少校，因戰爭罪被兩個國家通緝。戰後化名居住在德西，是ODESSA[7]的雇傭殺手，也是前黨衛軍地下組織成員。他被懷疑與戰後兩名督促政府加強調查戰爭罪行的左翼社會黨人的謀殺案有牽連。身份暴露後，人們知道他就是卡塞爾。在得到一名高級警官的密報後，他逃往西班牙，後者後來丟了差事。相信此人現在正居住在馬德裏，已經洗手不幹了。”
勒貝爾又抬頭看了下：“順便提一句，這個人的年齡看來不太適合做這種事，他已經五十七歲了。”
“最後是南非，有一個人可能：職業雇傭兵。姓名：皮埃特·史庫博。也參與過加丹加事件。他在南非沒有犯案，但被列為不受歡迎的人。他是一個神槍手，喜歡殺人。相信此人目前仍在西非某處，南非政治部正在進一步調查。”
他停下來抬起頭看著，圍坐在桌子周圍的十四個人都麵無表情地看著他。
“當然，”勒貝爾自己也頗不滿意地說，“這些消息都很不明確，我隻是在七個最有可能的國家嚐試了一下。豺狼也許是瑞士人，或者奧地利人，或者是別的什麽地方人。七個國家中有三個回答說他們沒有任何建議，他們也許弄錯了。豺狼也許是意大利人，或者荷蘭人，或者是英國人。或者他可能是南非人、比利時人、德國人或者美國人，但不在剛才列舉的人之中。沒人知道，我們正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希望能有一個突破。”
“僅僅有希望是不會讓我們走得太遠的。”聖克萊爾猛然說道。
“也許上校有什麽新建議？”勒貝爾禮貌地問。
“我個人感覺這個人肯定已經得到警告終止行動了，”聖克萊爾冷冷地說，“既然他已經暴露了，他就無法再接近總統。不管羅丹和他的同夥答應付給這個豺狼多少錢，他們都會要回來，並取消行動。”
“你‘感覺’這個人已經因接到警告而終止行動了？”勒貝爾溫和地表示異議，“但‘感覺’和‘希望’也差不多啊，我認為現在應該繼續調查。”
“你所說的調查目前進展如何，隊長？”部長問道。
“部長，上述國家的相關部門已經開始用電傳發送完整的檔案材料過來，我預計明天中午能最後收齊，圖片資料也通過電傳發送。有些國家的警方正繼續調查以確定那些嫌疑人的下落，然後再由我們接手。”
“你認為他們會保密嗎？”桑吉內蒂問道。
“他們沒有理由不這麽做，”勒貝爾回答，“國際刑警組織各國的高級警官們每年進行的高度機密的調查有數百起，其中有一些就是在這樣個人對個人的非官方基礎上進行的。幸運的是，所有國家，無論它的政治觀點如何，都一致反對犯罪。所以我們並不像政治部門那樣在國際關係中陷入紛爭。各國警方的合作關係是非常好的。”
“即使是針對政治犯罪嗎？”弗賴問道。
“對警察來說，部長，都一樣是犯罪。這也是為什麽我寧願聯係我的外國同事，而不是通過外交部。毫無疑問，這些同事的上司一定會對他們所做的調查有所耳聞，但他們沒有理由惹是生非。政治刺客是全世界的罪犯。”
“但隻要他們知道了所做的調查，他們就能猜出其中的暗示，並私下嘲笑我們的總統。”聖克萊爾忽然說。
“我看不出他們為什麽要那樣做，說不定哪天就會輪到他們之中的一個了。”勒貝爾說道。
“如果你不明白有的人知道有刺客要殺法國總統將會多麽興高采烈，那你就是不懂政治。”聖克萊爾回答，“總統明確表示過非常希望避免讓公眾知曉此事。”
“這件事並沒有公之於眾，”勒貝爾糾正道，“這是僅限於極少的幾個人之間的極其私密的通報。這些人手裏掌握的秘密如果公開的話，很可能會毀了他們本國半數以上的政客。這些人中間，有的人基本上掌握了西方世界保安措施的全部詳情。為了保衛西方世界的治安，他們必須知道這一切。為了保護那些人，他們必須保密。假如他們不謹慎的話，他們就不配待在這樣的崗位上。”
“讓幾個人知道我們在找一個殺手總比讓他們接到參加總統葬禮的邀請函強，”布維埃甕聲甕氣地說，“我們和‘秘密軍組織’戰鬥兩年了。總統的指示也是絕不能讓這成為媒體的轟動新聞和公眾的談資——”
“先生們，先生們，夠了。”部長打斷道，“是我授權勒貝爾隊長在外國警方首腦之間做秘密調查的，這是在，”他掃了一眼聖克萊爾，“向總統請示之後。”
這群人立刻不加掩飾地露出因上校的窘迫而產生的快感。
“還有別的事嗎？”弗賴部長問。
羅蘭舉了一下手。
“我們在馬德裏有個常駐機構，”他說道，“在西班牙有一批‘秘密軍組織’的流亡者，這就是我們為什麽在那裏設置該機構的原因。我們可以調查那個卡塞爾納粹分子，而不必驚動德西政府。據我所知，我們和波恩外交部之間的關係仍然不是太好。”
他說的是二月裏阿爾古的綁架事件以及隨後導致的波恩政府的盛怒。有幾個人會心地一笑。弗賴衝勒貝爾揚了揚眉毛。
“謝謝您，”警長說道，“如果您能確定這個人的下落，那會有很大的幫助。我希望所有部門都能繼續像過去二十四小時裏所做的那樣支持我，再沒有別的要求了。”
“那麽明天再說吧，先生們。”部長說完，起身收拾著他的文件。會議結束了。
勒貝爾走出會議室，站在外麵的台階上，高興地深吸了一口巴黎夜晚的溫馨空氣。時鍾敲了十二下，將這個城市帶入了八月十三日，星期二。
十二點剛過，巴裏·勞埃德給托馬斯警司位於倫敦戚斯域的家裏打電話的時候，托馬斯正準備關掉床頭的燈，心裏還想著情報處的那位老兄也許一早就會給他打電話的。
“關於晚上我們聊過的那件事，我找到了那份報告，”勞埃德說，“從某種意義上講，我想的沒錯。這就是一份關於當時在那個島國到處流傳的傳聞的例行報告。差不多一歸檔就被標注為‘無須采取任何行動’。正如我所說的，那時候我們被別的事拖住了。”
“裏麵提到什麽名字了嗎？”托馬斯輕聲問，不想打擾正在睡夢中的妻子。
“有。當時島上有一個英國商人，事件發生後就忽然消失了。也許他與此事無關，不過他的名字和那些小道消息一起流傳開了。他的名字是查爾斯·凱斯洛普。”
“謝謝，巴裏。我一早就去查。”他掛斷電話就去睡覺了。
勞埃德是一個非常細致的年輕人，他就這次請求和他對此所做的答複寫了份報告，發往待處理室。淩晨時分，待處理室值班人員疑惑地看了一會兒這份報告，由於該報告涉及巴黎方麵，便把報告放在了外交部法國科的信函袋裏。按慣例，整個信函袋將會在當天早上直接送到法國科負責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