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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辦公桌前，打開艾麗西亞的檔案。這是迪奧梅德斯主動給我的。“你一定要看看我的筆記，”他說，“它們對你會有所幫助的。”

我不打算仔細閱讀他的筆記，因為我大體上已經知道了他的想法，當務之急是理清自己的思路。不過我還是很有禮貌地把它們接了過來。

“謝謝你。這對我將會有莫大的幫助。”

我的辦公室在這幢房子的背陰麵，就在消防通道旁邊，麵積比較小，裏麵也沒有多少家具。我將目光投向窗外，看見地上有一隻無精打采的小烏鶇，在冰凍的草地上徒勞地覓食。

我哆嗦了一下。辦公室裏寒氣逼人。窗戶下麵那台小取暖器壞了——尤裏說他會想辦法把它修好，不過我最好還是跟斯特芬尼說一聲，如果還不行，就到社群集會上反映一下。我突然想到伊麗芙努力爭取讓他們換球杆兒的事，突然與她有了些共鳴。

我翻閱了艾麗西亞的檔案，但沒有抱太大的希望。我所需要的信息，大部分都能從在線信息庫裏查到。不過，迪奧梅德斯像很多年紀大的工作人員一樣，喜歡親自動手寫報告，而且(對斯特芬尼反複提出的要求置若罔聞)現在依然如此——於是才有了我麵前這份被翻爛了的檔案。

我翻閱迪奧梅德斯筆記的時候，盡量忽略那些老套路的心理分析解釋，專注於護士關於艾麗西亞日常表現方麵的每日報告。我仔細閱讀了這些報告。我需要的是事實、數據和細節——我有必要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了解什麽，還要處理哪些問題，是否有什麽令人吃驚的事還沒被找到。

我看完檔案，沒有發現多少新東西。艾麗西亞剛進來的時候，曾兩次割腕自殺，也曾用能找到的任何東西進行自殘。在最初六個月裏，他們對她進行了二對一監管——也就是說，兩個護士對她進行全天監控。後來終於放鬆到一對一的監管。她根本不想與其他病人或者工作人員打交道，總是沉默不語，形單影隻，久而久之，其他病人也就不理她了。如果你跟一個人說話，他從不理你，也從來不主動跟你說話，你很快就會忘記他的存在。艾麗西亞很快就被人淡忘，並且淡出了他們的視線。

隻有一件事情比較特別。它發生在艾麗西亞入院幾個星期後。在食堂裏，伊麗芙說艾麗西亞占了她的座位。現在還搞不清當時究竟是怎麽回事，隻知道兩人之間的衝突迅速升級。艾麗西亞顯然變得非常暴力——她摔碎一隻盤子，想用盤子碎片去割伊麗芙的脖子。他們把她攔住，給她使用了鎮靜劑，把她單獨關進了一間病房。

我不知道為什麽這件事情會引起我的注意。我覺得這件事有些蹊蹺，就決定找伊麗芙問一下。

我從便箋上撕下一張紙，然後把筆拿過來。這是我大學時就養成的習慣——用筆在紙上寫字的過程有助於理清思路。不把一件事情寫下來，我就很難形成自己的意見。

我把自己的想法、注意事項和目標都寫下來——我正在設計一套執行方案。為了幫助艾麗西亞，我必須理解她，弄清她與加布裏耶爾的關係。她愛他？恨他？為什麽對謀殺閉口不言？還是說，她不說出口的不僅是謀殺？沒有答案。現在還沒有——隻有一些疑問。

我寫下一個詞，並在下麵劃了下劃線：阿爾刻提斯。

那張自畫像——非常重要，不知怎的，我確信這一點。而且我知道，理解她作此畫的原因是解開這一謎團的關鍵。這幅畫是艾麗西亞僅有的交流，是她唯一的證詞。它傳遞著什麽我現在還無法理解的信息。我提醒自己，要再去那間畫廊仔細看看那幅畫。

我寫下了另一個關鍵詞：兒童時期。如果真想揭開她殺死加布裏耶爾的真相，我不僅有必要了解她殺死丈夫當晚的所有情況，而且要了解發生在遙遠的過去的一些事情。她開槍打死自己丈夫的時間隻有短短的幾分鍾，可是這起事件的種子也許在多年前就已經埋下了。凶惡的怒氣，或者殺氣，不是在現在產生的。它植根於形成記憶之前的那段時期，即嬰幼兒時期，是幼年受到虐待和不公正對待所埋下的種子，久而久之就逐漸形成了一枚炸彈，終於在某一天爆炸了——而且往往炸了錯誤的目標。我有必要了解她的兒童時期是怎樣去塑造她的性格的。如果她不能告訴我，或者不願意告訴我，那我就必須找到一個願意告訴我的人。這個人在謀殺案發生前就了解艾麗西亞，而且能幫助我了解她的曆史，她的為人，以及她走到這一步的原因。

從檔案來看，艾麗西亞最親近的人是她的姑媽莉迪亞·羅斯——艾麗西亞的母親因車禍去世後，是姑媽把她一手帶大的。發生車禍時，艾麗西亞也在車裏，但是沒有死。這樣的創傷肯定對小姑娘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我希望莉迪亞會對我以實相告。

另外要找的知情人隻有艾麗西亞的律師馬克斯·貝倫森。馬克斯是加布裏耶爾·貝倫森的哥哥。由於這層密切的關係，他對這樁婚姻的觀察應當處於非常有利的位置。至於他會不會以實相告，這是另外一碼事。作為艾麗西亞的心理治療師，不事先請示就擅自向其家庭成員詢問她的有關情況，這種做法至少是有悖傳統的。我隱隱約約地覺得迪奧梅德斯是不會同意的。我決定背著他去做這件事，免得被他否定。

現在回過頭來看，在治療艾麗西亞的過程中，這似乎是我第一次專業上的越軌——為此後事態的發展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我真該懸崖勒馬才是。不過即使是在當時，我也已經欲罷不能了。就像在希臘悲劇中那樣，在許多方麵，我的命運已經注定了。

我伸手抓起電話，根據艾麗西亞檔案中提供的電話號碼，撥通了馬克斯·貝倫森辦公室的電話。電話鈴響了幾聲之後，那邊有人接了電話。

“埃利奧特-巴羅-貝倫森律師事務所。”接電話的人似乎患了重感冒。

“請貝倫森先生接電話。”

“請問您是哪位？”

“西奧·費伯，格羅夫診療所的心理治療師。我想知道有沒有可能和貝倫森先生溝通一下，談談他的弟媳。”

電話那頭稍事停頓，隨即傳來回應。

“哦，我知道了。不過貝倫森先生本周後幾天都不在辦公室。他現在在愛丁堡見一位客戶。請把您的電話留一下，他回來後我讓他跟您聯係。”

我報了自己的號碼，隨即掛斷電話。

我撥了檔案中提供的另一個號碼——艾麗西亞的姑媽莉迪亞·羅斯。電話鈴剛響，對方就接了。一個老太太的聲音，似乎有點氣喘籲籲，而且極不耐煩。

“喂，什麽事？”

“請問您是羅斯太太嗎？”

“你是什麽人？”

“我之所以打電話來，是跟您侄女艾麗西亞·貝倫森有關。我是她的心理治療師，就職於——”

“去你媽的。”她說著掛斷了電話。

我不由得皺起眉頭。

這不是個好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