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求賢三令
恐怖的二十四孝
曹操為了統一思想，打擊反對分子，製造了一起孔融案；為了結束亂世，重新建立一個高效運作的政府，實行了名法之治。兩件事情，都收到了預期效果。接下來，曹操麵臨的問題就是如何改造比較頑固的社會舊道德、舊觀念。
在此之前，理應先行評估一下，東漢末年的道德水準到底處於一個什麽樣的狀態。
東漢末年，是一個亂世。提到亂世，一般的看法是世風日下，道德觀念大滑坡，人心不古。東漢末年是否如此？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東漢末年可能是中國古代史上最標榜道德的一個時代。舉兩個例子。
第一，皇帝的諡號。漢朝講究以孝治天下，所以皇帝死了以後，諡號之中都要帶一個“孝”字。比如前麵提到的漢靈帝，全稱應該是漢孝靈皇帝；漢獻帝，漢孝獻皇帝。由此可見，當時的統治者非常注重道德，道德建設要從皇帝抓起。
第二，選官用人、人物評論的標準。察舉製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名目，就叫孝廉。孝，孝順；廉，廉潔。看重的都是道德品質。官方用人如此，民間評論人物亦是如此。東漢末年興起了一股人物評論的風氣，比如月旦評。當時民間評判人物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看道德品質是否高尚。道德越高，獲得的好評就越高。至於才能如何，一般是不怎麽考慮的。
宋人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評價：“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明末顧炎武《日知錄》也歎：“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由此可見，東漢道德高尚、風俗淳美，在曆史上是出了名的。漢末政治雖至於不振，人們卻依然標榜道德。
既然東漢末年這麽看重道德，為什麽曹操還要改造當時的道德觀念呢？
因為東漢末年的道德不正常，是一種變態的道德。古人雲：“百善孝為先。”就拿“孝”這一最基本的道德來舉例子，看看當時的人所追捧的是一種什麽樣的孝。
元人郭居敬曾輯錄了自堯舜時代至宋朝的二十四位孝子及其事跡，編成一部書，叫作《二十四孝》。《二十四孝》之中，三代以下（秦以後）共有十八人，其中東漢占了七位。由此可見，司馬光和顧炎武認為“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如東漢”的評價並不誇張。《二十四孝》中有一個故事，叫《郭巨埋兒》，說的是：東漢末年有個孝子，名叫郭巨，和母親在一起過著非常窮苦的生活，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但是他對母親非常孝順，一家人倒也其樂融融。後來，郭巨的妻子生了個兒子，郭巨就覺得這個孩子是個累贅。為什麽呢？他有兩個考慮：第一，孩子年紀這麽小，需要大人照顧，而一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我照顧了兒子，老娘那邊就難免照顧不周，有損於孝道；第二，他發現老太太特別疼孫子，每次吃東西，總要剩下一半，自己舍不得吃，留給孫子吃。家裏就那麽點食物，孫子吃飽了，老太太就要餓肚子，這也有損於孝道。
怎麽辦呢？郭巨思前想後，想到一個辦法。有一天，他就抱著這個兒子，跑到荒郊野外，在地上挖一個深坑，打算把孩子給活埋了，去掉這個累贅。沒想到挖坑挖了一會兒，居然挖出一壇子黃金來。這樣一來，錢有了，兒子也不用埋了，老娘也可以養了，這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郭巨就一手抱著兒子，一手抱著金子，開開心心地往回走。
《二十四孝》，在元代以後屬於兒童讀物。這種故事，對兒童來講，完全是恐怖故事，完全是噩夢。
魯迅在《二十四孝圖》這篇文章中，對郭巨進行了辛辣的諷刺。他說：我看了這個故事以後，就有兩個擔心。第一，我擔心這郭巨當時挖地的時候，如果沒有挖到這壇金子，那怎麽辦呢？孩子豈不是沒命了？第二，我擔心我爸也去學郭巨做孝子，到時候把我給活埋了，以此來孝順我奶奶。
郭巨埋兒這個故事，從道德倫理來看極其殘忍，違背了基本的人性，沒有絲毫可取之處。但就是這樣一個故事，在東漢時期居然得到了當時人的追捧，人們把郭巨看成是大孝子的一個典型，認為他很了不起。由此可見，東漢末年的道德文化，已經成了一種畸形變態的文化。正是在這種變態的文化土壤之上，才會滋生出前麵講過的那個所謂的青州孝子趙宣，在父母的墳墓裏麵住了二十多年，前後生下五個小孩，這樣的怪事情來。
那麽，東漢末年的畸形道德觀念，問題的根源出在哪兒呢？根源在於：道德的形式主義。
東漢末年的人特別看重道德——請注意，是“看”重道德。一個人有道德，要能夠讓人們看得見。這樣一來，人們追求的就是道德的外化形式，特別擔心自己道德這麽崇高，別人會不知道，就每天挖空心思，怎麽能讓道德表現得更加駭人聽聞一點，爭取能上報紙的頭版頭條。他們就每天琢磨著作秀、炒作、嘩眾取寵，這樣產生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通過這種方式來出名的人，往往都是裝出來的，都是偽君子；而真正有道德、有才能之人，反而默默無聞。
這種變態的道德觀念，再搭配東漢時期的選官製度，就產生了第二個問題。東漢的選官製度是一種推薦製度，而且往往推薦名氣大的人。因為道德這個東西，本身沒法量化，隻能看輿論風評。而能夠激起一時輿論風評之人，往往沒有真才實學，隻會誇誇其談，名過其實，清談誤國。
北宋蘇東坡的《議學校貢舉狀》，專門評論以道德取人才的製度。他說：以德治國，本身是沒有錯的，但“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德治的關鍵，是君主率先用道德要求自己，表現出正當的喜好與憎惡，以此為民間做表率。如果專門設立一個以道德取人才的製度，那就是教天下人都來做偽君子。比如君主以孝順這種美德來取人才，那麽就會產生種種怪異的事情，比如勇敢的人就割大腿上的肉給母親吃，膽小的人就住在墳墓裏麵來服喪了。
東漢末年的情況，恰好相反。皇帝、外戚、宦官“豺狼當道”，毫無道德可言，不足以為民眾之表率，卻偏偏要責成天下人都來做君子，自然造成了真君子紛紛落馬、偽君子大行其道的局麵。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些問題積弊已久，曹操卻想要畢其功於一役。
由於道德的形式化，“以德取士”的選官用人製度已經難以挑選出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曹操意識到了舊有製度的弊端，於是先後三次發布求賢令，不拘一格地招納天下英雄。
不拘一格降人才
公元210年，曹操下了第一道求賢令，向全社會公開招聘傑出人才，明確提出了“唯才是舉”的口號。第一道求賢令，連續追問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
這裏用了春秋時期齊桓公的典故。齊桓公是春秋時期第一個興起的霸主，所謂“春秋五霸”之首。齊桓公為什麽能夠稱霸？一般認為最關鍵的原因，是他任用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才——管仲。管仲的能力非常突出，但是他的道德品質很有問題，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非常貪財。據說他年輕的時候，和好朋友鮑叔牙合夥做生意。掙了錢分成，他自己總是拿得多，分給鮑叔牙的很少。後來，他在齊國做了大官，家裏也很有錢，而這些錢估計也來路不正。
《論語》中，有學生問孔子：“老師，你說管仲這個人能不能稱為節儉呢？”孔子回答：“管仲這個人，家裏麵光宅院就有三套。這個人如果都算節儉，那還有誰不算節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由此可見，管仲的道德問題很大。但是管仲能力非常突出，他有能力幫助齊國富強，有能力幫助齊桓公稱霸。所以曹操就問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非要用廉潔之人，那麽像管仲這樣的人，就不能得到任用。如果管仲不能得到任用，那麽齊桓公還怎麽能夠稱霸呢？這是第一個問題。
對這個問題，可以做兩點分析。第一，管仲有點像袁紹手下的許攸。許攸也是貪財而足智多謀。袁紹有道德潔癖，難以忍受許攸的貪財；曹操卻兼容並蓄，能夠善用許攸的智謀，所以一成一敗。曹操此處雖然用的是古典，但一定有他自己的切身經驗。第二，孔子對管仲的態度，比漢末的所謂名士，要開明得多。如前所引，孔子認為管仲雖然私德有問題，卻十分推崇其功業。他說：要是沒有管仲協助齊桓公尊王攘夷的話，我們現在都要穿蠻夷的服飾了吧！管仲真是個仁人啊。要知道，“仁”是孔子心中的最高道德，他是不輕易以“仁”許人的。孔子稱讚管仲為“仁”，可見他覺得管仲雖然私德不可取，但一碼歸一碼，瑕不掩瑜。
第二個問題：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
這個用了薑太公的典故。民間傳說，薑太公到八十多歲的時候，還是默默無聞，空負一身絕學，沒有人來任用他，他就隻好穿著一身破舊衣服，在渭水河邊釣魚。“被褐”，就是穿著破舊衣服；“懷玉”，形容身懷絕學。曹操就借用這個典故，大發感慨。他說：在現行不合理的評價機製之下，有真才實學的人往往就像薑太公一樣，默默無聞，活到八十多歲都沒人知道。當今天下，難道就沒有像薑太公一樣，雖滿腹經綸，卻默默無聞的人嗎？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
這是用漢朝開國元勳謀士陳平的典故。
《史記》記載：陳平是一個美男子。他年輕的時候，曾經和自己的嫂子私通，這是違反人倫道德的。他先在項羽手下工作，項羽覺得陳平風評太差，把他辭了。陳平又跑到劉邦手下工作。但是，他在劉邦手下大肆貪汙受賄，拿了很多錢，手腳不幹淨。劉邦很生氣，把陳平求職的推薦人魏無知叫到跟前來，質問他：“你怎麽給我推薦這麽一個貨色？”魏無知反問了一句：“您想要我推薦的，是道德模範標兵，還是能夠打敗項羽，奪取天下的人才呀？”劉邦沒好氣地說：“那肯定是後者啊。”魏無知說：“那我沒推薦錯啊，我給您推薦的陳平就是這樣的人啊。”劉邦聽了這話，遂信用陳平。果然陳平足智多謀，為漢朝的開國立下了汗馬功勞。
曹操借用這個典故，做了一個假設。他說：假如當年，陳平沒有遇上魏無知這樣能真正賞識他、推薦他的人，那麽他豈不是就要一輩子默默無聞？當今天下，難道就沒有像陳平這樣默默無聞的人嗎？
最後，曹操給手下那些做人力資源工作的人員提出了要求。他說：“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你們要協助我大力地挖掘那些被埋沒起來的人才，把真正的人才推薦上來給我用，不要管這些人是不是道德有問題。隻要他有才，就可以推薦。第一道求賢令，在中國曆史上率先提出了“唯才是舉”的口號。
公元214年，曹操發出了第二道求賢令。這一道求賢令的核心思想是：對於偏才，不能偏廢。
曹操認為：天底下的人才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全才，那就是德才兼備的人，這種人少之又少，可遇不可求。所以更多的是第二類人——有才而無德的人。這樣的人，往往被埋沒。因為他們道德品質不過關，而現行的人才評價機製偏偏最看重道德。所以對這樣一類人才，要大力挖掘，大力搶救。這就是我們的人才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曹操並不把“有德無才”之人看作人才。
公元217年，曹操又下發了第三道求賢令。在這道求賢令裏，曹操把他要大力挖掘、大力搶救的人才，具體劃為五大類，把“唯才是舉”的思想發揮到了極致：
第一類，出身低賤的人。
像商朝的伊尹和傅說，一個做過廚師，一個做過瓦匠，都是奴隸出身。但是伊尹是商朝的開國元老，傅說是中興名相，都非常了不起。
第二類，有仇的人。
典型就是管仲。管仲最早是公子糾的手下，公子糾是齊桓公的君位競爭對手。管仲為了幫自己的主子奪取君位，曾經射了齊桓公一箭，差點把他給射死了。二人之間，有一箭之仇。但後來齊桓公不計前嫌，仍然能夠重用自己的仇人管仲，最後得以稱霸。
第三類，文俗之吏。
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基層公務員。比如蕭何、曹參，這兩個人在秦朝的時候，都是縣裏麵打雜的，是較底層的公務員。但最後，他們都做到了漢朝的宰相。
第四類，道德品質有瑕疵的人。
比如剛才講到的陳平，他“盜嫂受金”，道德有瑕疵；再比如韓信，甘受“**之辱”，在別人的褲襠底下鑽過。這種人在當時，都是被人嘲笑的，後來卻成了非常偉大的軍事家。
第五類，道德品質有嚴重缺陷的人。
這個典型就是戰國時期的名將吳起。吳起年輕的時候，在外地讀大學。老家傳來消息，他的母親去世了。吳起聽說此事，居然不回家奔喪，而是一心鑽研他的學問，這叫“母死不奔喪”。他的老師，是孔門最重孝道的曾子，一怒之下就把吳起逐出師門。吳起後來去魯國找工作，魯國的國君表示很為難。他說：“我們魯國最近正在跟齊國打仗，而你老婆又是齊國人。我們將來和齊國打起仗來，你保不齊幫哪邊，所以我們對你不放心，不能夠任用你。”吳起聽了這話，二話沒說，回到家裏，操起一把刀，就把老婆給宰了。他提著老婆的首級，來到魯國的朝堂之上，向國君獻忠心，表明自己忠於魯國。吳起就這樣在魯國當上了將軍。這叫“殺妻求將”。吳起這樣一個人，應該說道德品質極其敗壞，但是這個人的才能也是非常突出，在軍事方麵，是百戰百勝的一代名將；在政治方麵，主持變法，使得楚國迅速強盛。
曹操就舉這五類人做例子，最後得出一個結論。他說：無論你是“負汙辱之名”，名聲不好的；“見笑之行”，被大夥兒嘲笑的；甚至是“不仁不孝”之輩，像吳起那樣道德極其敗壞的，都沒有關係。隻要你有一技之長，我的大門向你敞開。
以上三道求賢令，統稱為“求賢三令”。中國曆史上的求賢令很多，但是曹操這樣公然招聘不仁不孝之徒，稱得上空前絕後。那麽，曹操為什麽要公開招聘道德敗壞的人呢？
招聘的行為藝術
也許有人認為：漢末三國，群雄紛爭，人才難得。所以這個時候就別挑三揀四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把人才先吸引過來再說吧。
這個說法，值得商榷。
第一，如果公開標榜招聘道德敗壞之人，會使有德之人不願意同流合汙。
正如宋人王安石《讀〈孟嚐君傳〉》說的：“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如果降低人才標準，盡招一些雞鳴狗盜之輩，那麽真正的人才也就不屑於來了。
第二，求賢三令的目的，主要不是求才。
不妨關注一下求賢三令的發布時間，分別是公元210年、214年、217年，也就是赤壁之戰結束以後。此時，天下三分的格局已經大體奠定，主要人才也有了歸屬。曹操最求賢若渴的時代，早已經過去了。此後也並沒有聽說，他從吳、蜀兩方，吸引來了什麽特別的人才。所以，求賢三令在曆史上並沒有收到求才的效果，我覺得其原初目的也不是求才。
求賢三令不為求才，那為什麽呢？
我認為，曹操發布求賢三令，主要有三個考慮。
第一個考慮，矯枉必須過正。
東漢末年過分看重道德，輕視實際能力。道德形式主義的不良社會風氣，積弊已久。要想矯正這種不良風氣，你光說：咱們不能隻看重道德，也要看重才能啊，才能和道德二者不能偏廢，二者要並重啊！這話對是對，但過於四平八穩、中規中矩，是一句正確的廢話，不會引起社會上的討論和反思，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所以曹操才故意公開喊出口號，故意強調：我偏要搞唯才是舉，我偏要招聘不仁不孝之徒，我就是不看重道德！曹操當然不是不知道德才兼備最好。他是在故意引發爭議、製造噱頭。他的求賢三令，相當於一種行為藝術，故意采取了一種誇張的表現手法，來引起全社會的廣泛討論和反思。
第二個考慮，為自己辯護。
曹操是宦官的孫子，被當時的儒家士大夫看不起。就算曹操做到了曹丞相，但儒家士大夫還是把他看成一個暴發戶，跟詩禮傳承的世家大族不可同日而語。曹操本人當然也不打算去學習這些世家大族。附庸風雅、裝腔作勢擠進所謂的上流社會，那是曹操年輕時代的表現。如今，曹操已經掌握了話語權。他采用的是一個相反的手段：我自己不會往上湊，但是我偏要把你們這些人都給拉下馬，大家誰都別裝，大家都拿出本色來。潮水一退，哪個不是在裸泳？
所以曹操發布求賢三令，破除舊的道德觀念，促成價值的多元化，為自己的行為方式、個性模式找到合理的依據。你們上流社會講究穿著，要戴禮帽，冠冕堂皇，衣冠楚楚，我偏偏不戴禮帽，我就隨便係個頭巾，你敢說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內嗎？你們講究笑不露齒，我偏偏要放聲大笑，齜牙咧嘴，把滿口的牙都齜出來，你敢有意見嗎？
根據史書記載，曹操曾經有一次在一個高級的社交宴會上，吃飯的時候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後合、手舞足蹈，把整個臉都埋進了杯盤之中，抬起頭來的時候，滿臉都沾滿了米飯粒和菜湯。（“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幘”）由此可以看出，曹操是非常隨性的一個人，他不習慣裝腔作勢、故作斯文。
不僅是生活作風，曹操在婚姻問題上，也充分體現了不拘禮法的性格。
曹操的正妻卞夫人，出身倡伎，是音樂工作者。在當時來講，也就是唱個小曲兒、跳個舞，賣藝的，出身非常低賤。但曹操並不在乎，娶進門來。曹操的妾，有好幾個曾經是寡婦，曹操也不介意。曹操還專門叮囑她們：“我將來死了以後，你們也別傻乎乎地在這兒守寡，沒有必要，都趕緊找一個好人家給嫁了。但是有一樣，你們要記得跟你們新老公宣揚我的好處。”（“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由此可見，曹操這個人非常隨性。正是因為求賢三令的公開倡導和曹操本人的身體力行，到了魏晉時期，中國人終於能夠從傳統禮教的束縛之中掙脫出來，迎來了個性解放的**，史稱“魏晉風流”。相關的故事，《世說新語》記載了很多，此處不贅。
第三個考慮，為自己的人才政策辯護。
為什麽你們都說孔融是人才，我卻偏偏要殺？就是因為他是偽人才！為什麽你們認為道德有問題的人，我卻偏偏要用？正是因為他們雖然不符合世俗的人才標準，卻符合我曹操的人才標準！
曹操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除了前麵提到的許攸，還可以舉個例子。曹操手下有一個人，名叫丁斐。這個人非常有才幹，但是有一個缺點，手腳很不幹淨，喜歡偷拿公家的東西。司法官員幾次三番告狀，曹操總是大手一揮，從輕發落。司法官員很不理解，問道：“大人，您養這麽一個貪官，圖什麽呢？”曹操說：“我養著丁斐，就好像家裏養了一條狗。雖然有的時候會饞嘴，會偷點兒肉吃，但是可以幫我捉老鼠，幫我看守糧倉。總的來講，還是利大於弊嘛。”（“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
東漢末年，野貓比較多，家貓還不普及，所以捉老鼠的重擔就落在了狗的肩膀之上。什麽時候家貓才普及呢？明朝人張岱的《夜航船》記載：唐僧西天取經，從印度取回了佛經，捎帶引進了家貓。從此以後，狗就退居二線了，狗拿耗子反而變成了多管閑事。這是一段題外話。
總之，由此可見，曹操用人，總能夠發揮人的長處，避免其短處，這在曆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也是曹操對自己能力足夠自信的表現。春秋魯國有個亂臣，名叫陽虎。此人與曹操差不多，也是霸道狡詐的權臣。他後來在魯國失勢，跑去趙國。趙國執政趙鞅重用了他。有人勸說趙鞅：陽虎狡詐，是個亂臣賊子，不可重用。趙鞅說：沒事，我拿得住他。果然，陽虎在趙鞅手下，居然乖乖地成了個得力助手。曹操的馭人之術，與趙鞅一樣：司馬懿是老謀深算；賈詡反複賣了多少個主子；夏侯惇、劉曄都是十幾歲就敢拔刀殺人的狠角色，在他手下，無不乖乖賣命。清人趙翼評價三國君主各自的用人特點：“曹操以權術相馭，劉備以性情相契，孫氏兄弟以意氣相投。”可謂的評。
這裏有一個問題。前文說曹操實行名法之治，執法嚴格；這裏又說曹操用人不計較小毛小病，丁斐犯了貪汙罪，曹操從輕發落。兩者之間，是不是矛盾的呢？
三個人的三種選擇
其實，把兩方麵綜合起來，才可以看到一個完整的曹操。
曹操名法之治，和今天提倡法治不是一回事。今天說的法治，是有法必依，不能搞特權，要以法律作為定罪量刑的唯一標準。曹操的名法之治所反對的司法隨意，是反對以感情因素、道德良心作為判案標準。那拿什麽作為判案標準呢？取而代之的，不是法律，而是利益。
曹操割發代首，換來的是三軍將士嚴格守法，利大於弊，所以我就選擇嚴格執法、割發代首。殺丁斐，丁斐才貪汙幾個錢？殺了他，給我造成的損失卻非常之大，完全是得不償失，所以我就選擇不嚴格執法，對其從輕發落。
要法治還是要人治？這兩者在曹操手裏，隻不過是兩個工具而已，是可以選擇的。這就是法律的實用主義。從求賢三令來看，也是如此。道德是虛的，對曹操來講沒有用。一個人是不是人才，就看你能不能給我帶來實際的利益。能，那你就是人才；不能，那你道德再高尚也沒有用。法律的實用主義，帶來的惡果一定是道德的虛無主義。
說到這裏，不妨從更宏觀的角度，引入兩個人物作為參照係，進行觀察。
漢末的道德問題，許多人都看到了。但是，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回應。
孔融，抨擊偽道德，幹脆說父母對子女沒有恩情可言，反對孝道。結果他的嬉笑怒罵、正話反說，反而被政敵利用，將他送上了斷頭台。
曹操，提倡不道德，幹脆說我就是要任用不仁不孝之人，大家誰都別裝，偽君子不如真小人。為此，他發布了求賢三令。效果如何呢？東漢末年，雖然搞形式主義的道德，但畢竟還拿道德來做一塊最後的遮羞布。畢竟小人還裝成君子的樣子，不敢原形畢露。為什麽要裝？因為不道德不具有合法性。而曹操發布求賢三令，遮羞布都不要了。顧炎武《日知錄》沉痛地說：“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道德仁義，東漢百年建之而不足；毀滅倫常，曹操一人壞之而有餘。這絕非苛評。
諸葛亮，身體力行真道德。他明白，漢末的道德，最大的問題就在於說的人太多，做的人太少。孔融以反諷的方式抨擊偽道德，曹操以退而求其次的方式提倡不道德，都非正道。所以諸葛亮以精純的道德、深厚的涵養，濟之以務實而不迂腐的處事策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身體力行展現了三代以下、一代完人的真道德。南宋朱熹素以嚴格的道德標準苛責曆史人物，但仍心悅誠服地以諸葛亮為“五君子”之首，這不是沒有根據的。[1]
三道求賢令，突出反映了曹操“唯才是舉”的觀點。有趣的是，曹操不僅在政治和軍事領域堅持這一觀點，甚至把“唯才是舉”貫徹到了自己的家事之中。隨著晚年的到來，曹操不得不把選拔事業接班人的問題提上日程。按理來講，中國古代實行的是嫡長子繼承製，隻需要立長子就可以了。但是曹操作為一位父親，偏偏不按常理出牌。在選擇接班人的問題上，他也想搞一次唯才是舉。那麽，這次接班人的選拔，都有哪些候選人呢？曹操那麽多優秀的兒子，究竟誰會笑到最後呢？
[1] “五君子”分別是諸葛亮、杜甫、顏真卿、韓愈、範仲淹。見《朱子文集》之《王梅溪文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