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一網

連日來，我把自己埋在材料堆裏，看案卷，研究口供，印證各種證據材料。作為前線指揮，我必須把已經略顯雜亂的線索捋一捋，以便製定下一步偵查方案。

應該說，專案前一階段取得了可喜的進展，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對在押的畢海波、楊誌剛、於豔春、賈永發、穆建五名流竄犯罪嫌疑人的審查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特別是攻下了老奸巨猾的東北流竄犯罪團夥頭目畢海波。

二是隱形控製了東北流竄犯在鄭州的窩點，主要是春光旅社、雙塔賓館，為下一步掌控東北流竄犯奠定了基礎。

三是通過對春光旅社與這些流竄犯有性關係的五個女青年和老板娘，也就是張俊梅的母親，共六個女人的審查，初步掌握了東北流竄犯的情況，分別是畢海波、楊誌剛、錢振民、王奇、麽福軍、於豔春、穆建、賈永發、盛兆福、張三、泰來小五、小麵包、趙胖、大民、曹猴子、大龍、盛狗、二驢子等二十二人。這些流竄犯罪嫌疑人隻有一部分有名有姓有地址，但還沒有來得及一一查實印證。大部分隻有假姓名或綽號，不知道是什麽地方人，但可以肯定是東北籍。專案組初步掌握他們分為五個幫夥，主要在京廣、隴海、石太、浙贛、襄渝、焦柳、京滬等鐵路幹線上作案，他們三五一夥，交叉合作，穿插作案。這些作案分子主要來自東北三省一區，也就是遼寧、吉林、黑龍江和內蒙古這四個區域。

四是畢海波、楊誌剛兩人初步供述了一批案件，其中特大案件六起，涉及四個鐵路公安局，有待調查核實。

五是初步物建了專案線人一名，為下一步偵查工作，特別是深入敵後提供了可能。

六是在初步掌握的流竄犯罪嫌疑人中，有多人反映“趙胖”“大民”兩個人最厲害，心狠手辣，什麽事都敢幹。

下一步怎麽辦呢？

經過反複認真思考，我決定：

一是再進一步展開對畢海波等五名案犯的深挖，對於像畢海波這樣態度比較好的，要像擠海綿一樣把他知道的東西都擠幹淨，對拒不認罪的要加大審訊力度，巧用審查計謀，讓其開口就範。

二是報請鐵道部公安局轉發並要求各鐵路公安局、鐵路公安處，並請部公安局鄭州情報中心在刑事犯罪資料庫裏全麵篩查，盡快盡可能地查清這二十二人的真實姓名、別名、綽號、住址及以往在鐵路各地流竄作案情況，盡可能地獲得其本人的照片。

三是報請鐵道部公安局向全國各級鐵路公安機關發出鄭州“5·10”專案組第一期《查緝通報》，對列出的需要查緝的二十二名嫌疑犯，發現一個抓獲一個，並移交鄭州“5·10”專案組。

四是報請鐵道部公安局向全國各級鐵路公安機關發出鄭州“5·10”專案組第一期《查案通報》，列出需要各有關鐵路公安局及列車所屬的乘警大隊調查三十六起案件線索，查實有沒有立案，想方設法找到事主和受害者。

這個時候，我才對“5·10”專案第一階段的指導思想清晰起來。雖然我一開始就對大家宣布了第一階段的指導思想：“第一階段是從專案組成立到六月底，把主要精力放在對在押人犯的審查深挖方麵，確定‘以審查深挖為主，同時開展查案查證，追捕逃犯，物建秘密力量，開辟情報線索來源’的指導思想。”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一階段的指導思想很符合實際，必須認真貫徹執行。

想明白之後，我把上述四條意見分別匯報給我的兩位頂頭上司和鐵道部公安局五處領導，他們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並授權我全權抓好落實。

公安部五局得知我們鄭州“5·10”專案組很快挖出一批案件並確定二十二名需要抓捕的流竄犯罪嫌疑人的名單後，立即要求鐵道部公安局上報名單和情況，並以公安部的名義，向全國各級公安機關迅速發出五千份《查緝通報》。

“5·10”專案組的第一道通緝令，以最快的速度覆蓋了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土地上的縣以上公安機關。

接下來，需要派出追捕組前往東北。

派誰去呢？我整整考慮了一個夜晚。

陳寧，濟南鐵路局公安處刑警隊副隊長，我和陳寧不太熟，但是他們的李隊長跟我是多年的交情。陳寧剛到專案組的第二天，李隊長就給我來電話，介紹陳寧的情況。李隊長說，陳寧算是個老刑警了，破過很多案子。他話不多，但是幹活很踏實，又機敏。每次上了案子，都是一門心思，什麽都不顧，不破案不下戰場。說實話，這一次要不是抽去跟你幹活，我肯定不同意，他一走，我這個隊裏可以說塌了半邊天。人很好，是地道的山東漢子。

想了一圈，這第一追捕組的組長非陳寧莫屬。

第一次追捕組必須旗開得勝，因此追捕組裏必須有幾個很得力的幹將。

在東北各局派來的人員中，我首先想到了商俊奎。商俊奎是齊齊哈爾鐵路公安處刑警隊偵查員，聽哈爾濱公安局刑偵科的孫萬昌科長給我介紹，這是個好同誌，有東北人的豪氣、仗義，也幹刑警很多年了，有實戰經驗，隻要使用得當，肯定是一員虎將。

接下來是海拉爾鐵路公安處的韓慶華，孫萬昌科長告訴我韓慶華是個很優秀的偵查員，與其說他具有東北人的俠義，還不如說他是個誠實、耿直的好人，關鍵時刻能衝得上，敢打敢拚。

西北漢子張其剛，是來自蘭州鐵路公安局天水刑警隊的偵查員，也是他們的老科長王書範、我們的河南老鄉，我的好朋友向我介紹，說：“仲剛，我給你派去的，肯定不會差。把其剛交給你了，這一個專案下來，肯定被你培養成一個優秀的偵查員，將來我也學你打專案。”

於是，“5·10”專案第一追捕組由陳寧、商俊奎、韓慶華、張其剛等六名偵查員組成。

1989年5月25日，這一天我一生都不會忘記。無論是對於“5·10”專案組，還是對於我個人，都是個重要的日子。

這一天，第一個追捕組出發前往東北。第一追捕組以陳寧副隊長為組長，其任務是對目前已經掌握的分布在東北三省一區境內的二十二名南下犯罪嫌疑人實施偵查、調查、架網、追捕，同時核實這些案犯在原籍的有關情況。

這一天對我個人來說，還有另一個重要意義。

這一天，我創作的電影故事片《風流警察亡命匪》在鄭州隆重上映，全國影院同步上映。這是我的電影處女作，後來證實也是我的成名作。

因為忙於“5·10”專案，我沒能走進電影院，欣賞我的電影處女作，甚至在鄭州上映的一個禮拜當中，也沒能實現這個願望。

那些天，我接到很多電話和祝福，無論是同行還是親朋好友，無論是省內還是省外，無論是鐵路還是地方，他們都祝賀我第一部電影的成功。

因為這些祝福我的人，都是我的親朋好友，他們知道我為此付出的艱辛。

我的苦戀、我的電影夢整整做了十二年。而且這條漫長的道路，是從十二年前第一次拿筆寫電影開始的，多麽不容易。

小時候，我在農村的打穀場上看的第一部電影是《農奴》，從那以後就迷上了電影，方圓幾十裏，隻要哪個地方放電影，不喝水不吃飯摸黑也要跑去看，有兩次掉到秧田裏、水塘裏，雖然衣服濕漉漉的但依然很高興。

當警察後，癡迷文學，尤其是電影文學，訂閱了《電影文學》雜誌，每月雖然隻有二三十元的工資，但是從牙縫裏擠出來錢也要去買票看電影。記得剛參加工作那會兒，每月隻有三十幾塊錢，還要養活母親和弟弟妹妹。花上五分錢買一份豆腐菜就算是奢侈了，一雙襪子用膠布粘了又粘，都不舍得買雙新的，卻把錢省下來買電影票、訂電影畫報。電影或者說電影藝術是我的摯愛。

一邊努力當一個好警察，一邊做著文學夢。1977年，我從《人民公安》雜誌上看到了原天津市公安局偵查科科長李良的事跡。李良是林則徐的後代，因為從事國家安全工作被秘密派往國外工作，“**”一開始就被打成叛徒、特務、賣國賊，回國後被投入冤獄三百八十七天，最後被嚴刑拷打、折磨，活活餓死。李良堅貞不屈，始終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堅守國家秘密。整整一本《人民公安》雜誌刊載的都是李良的事跡，我看了以後熱淚盈眶、心潮澎湃、激動萬分。

我經過一番苦思冥想的構思，立即拿起筆來創作電影文學劇本《387個日夜》。我以為憑我對英雄的崇拜、無限的**、有一點兒文學功底、看過一些電影、讀過一些電影文學劇本就能寫電影了。可是，寫了不到一萬字，我就寫不下去了。

這時我才意識到，自己的水平如此之差，寫電影劇本可不是那麽容易的。於是，我繼續埋頭學習，讀中外名著，讀各類小說，參加中國邏輯語言函授大學學習，又於1983年參加首屆成人高考，考入鄭州大學夜大學，攻讀法律三年。

經過幾年的學習積累，我又與北京電影製片廠專業人員合作，由我執筆創作了七集電視係列劇劇本《鐵道刑警隊》。劇本創作經曆兩年，送公安部審查又用了整整一年，最後終於由武漢電視台投入拍攝。可誰知《鄭州晚報》刊載的一條消息讓我大吃一驚，本來三人編劇的名字卻隻剩下了兩個，我的名字不在編劇之列。電視劇已拍攝了三分之一，在我的作用下停拍了。

電視劇下馬的消息不脛而走，隨之為我帶來了一片冷嘲熱諷，以及很多雙蔑視我的眼睛。

有人說，王仲剛寫個公文還可以。因為那時我已經被人們譽為鄭州鐵路局公安處的大筆杆子了。我起草的文件、簡報、通報送上去，隻要看到擬稿人是“王仲剛”三個字，各級領導都會簽發。於是人們說我寫寫公文還行，怎麽可能能寫電影、寫電視劇？那應當是作家幹的事，初中文化水平的人還想癩蛤蟆吃天鵝肉！

我感覺到人們背後那鄙視我的目光，後背涼颼颼的。

可我這個人偏偏好較真。你說我不行，我偏要行。於是，又經過兩年的鑽研，我創作了電影文學劇本《風流警察亡命匪》，投稿給珠江電影製片廠，被珠影文學部看中投拍。拍攝地在深圳和鄭州，曆時半年多，自1989年5月25日起，在全國各電影院上映。

一個業餘作者能創作出電影，立即引起媒體的廣泛關注。鄭州晚報以《風流警察王仲剛，一手拿筆一手拿槍》報道了這部電影，當然也報道了我。

我再一次引起單位一些人的關注。你看，我放著刑偵科科長不好好當，卻去創作什麽電影！名利思想作怪，想出出風頭，不務正業。

還有人說，我一天到晚在寫電影、電視劇，怎麽能當好一個刑偵科長？他心都不在工作上，能破好案嗎？

我當刑偵科長這幾年，除了1984年，在鄭州火車站，指揮並親自抓獲盜竊兩支手槍、七十三發子彈的公安部通緝案犯張方，立過一次三等功外，還破獲過哪些有影響的案件呢？

是啊！這些人說得不能算不對。

想一想，從1983年被提升為刑偵科副科長以後，我更多的精力是從宏觀上組織全局範圍內的專項打擊行動或戰役，由我親自組織破獲的大要案屈指可數，確實沒有什麽很有名的案件。但是，他們說我天天在寫劇本，那完全是用他們的水平衡量我。《風流警察亡命匪》的劇本，從構思到創作成功一共用了兩個月的時間，而且完全用的是業餘時間。雖然當時我是副科長，但我鬥膽地說，在刑偵科我是頂天立地，常常忙得連近在咫尺的家很多天都沒回去過一趟。有一次我累得暈倒在地，到醫院一檢查，醫生說我是梅尼爾綜合征，強迫我休息。

現在，我就是長了一身的嘴也說不清楚。況且我又跟誰去說呢？有必要說嗎？又能說清楚嗎？

也就是這個時候，領導派我率領“5·10”專案組，可想而知，我內心的壓力有多大。

我從來就沒有帶過這麽一支鬆散型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型專案隊伍，我更沒有破獲過這麽疑難、重大的案件。這一次又是公安部、鐵道部的專案組，代表的是兩部的兩個局，非同兒戲！“5·10”專案的對手是這幾十年來最難對付的、抓了放、放了抓的流竄慣犯。

鐵路本來就是流動的城市，偵查鐵路上的案件，機會往往稍縱即逝。一個案件發生後，這邊一兩小時內還沒有反應過來，還沒有來得及采取果斷措施，流竄犯們早已逃之夭夭。況且，“5·10”專案組成立半個多月以來，我真是夜不能寐，因為我怕我攻不下這個碉堡，那時人們更有話說了，你看我說他不行吧！“5·10”專案組還不是和過去那些打流的專案組一樣，雷聲大，雨點小，不了了之了嗎？

在這樣的輿論交織下，我的電影處女作在鄭州公映了，同時送走了第一批赴東北的追捕組……連日來，我不是把頭埋在材料堆裏分析口供，就是和我的戰友們分成幾個小組，去專攻那幾個沒有開口的流竄犯，再就是向上級匯報聽取指示，研究再派出幾個追捕組出去追捕的問題。

從不敢懈怠！

雖然我很想在電影院裏看看自己的作品，但是我確實沒有那個時間，同時壓力太大我也沒有那個心情。

這一天，我的專案組成員，實際上是擔任秘書一角的，孟慶誌悄悄跟我說：“走！科長，我請你去看你寫的電影。”孟慶誌是負責情報資料工作的，隻要抓來一名流竄犯，或者有個綽號什麽的就交給他，由他在全局乃至全國鐵路刑事犯罪情報資料庫裏去查。他人很憨厚，別看平時不說話，但對什麽事都心裏有杆秤，哪個人怎麽樣他都看得很準，比我認人認得準。不像我，把什麽人都看成好人。而他卻時不時地提醒我一些事、一些人。一開始，我並不在意，後來驗證了很多事他確實說得很對。此刻，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看什麽看？我哪有那個時間！你也不能去！”小孟很委屈，眼淚在眼眶裏直打轉。至今想起這一幕，我都覺得很對不起這位好兄弟，雖然我們都退休了。

審查工作又有了小小的進展，又挖出“盛狗子”“狗蛋”等幾名東北流竄犯罪嫌疑人。

6月2日，我派出第二個追捕組，以廣州鐵路公安分局刑偵大隊股級偵查員玉東海為組長，由三名偵查員組成，專赴北京，對常年盤踞在北京西直門地區，專“吃”過往列車的“盛狗子”“狗蛋”“張三”等數人實施緝捕。

6月3日，派出以鄭州鐵路公安局刑偵科幹事級偵查員馮傑為組長、韓慶華為副組長的第三追捕組，拉鋸式對河南、湖北境內各地有可能潛伏東北流竄犯的有關地區實施偵查、緝捕。

第一追捕組趕到北京的時候，在京耽誤了十多天。

陳寧隊長向我匯報這一情況後，我十分著急，不分青紅皂白把陳寧訓了一頓。我說，從北京火車站到位於木樨地的鐵道部才多遠？充其量也就十公裏!你們的膽子就那麽小嗎？北京的老百姓就不上街了？怕死還當警察？

陳寧一再向我解釋，現在街上緊得很，到處戒嚴，弄不好挨槍子。

我說：“我不管，你必須馬上到鐵道部公安局，去把介紹信換了，然後立即往東北出發。”

陳寧拗不過我，終於來到了鐵道部公安局。五處的李升龍處長正在接我的電話，同時我電話裏聽見他正在和剛進門的陳寧打招呼。

換完鐵道部公安局開往東北各地方公安機關的介紹信，陳寧在電話裏向我請示：“王科長，還是走不了，這幾天往東北的火車都停了。怎麽辦？”

我又上火了：“怎麽辦？想辦法也得辦！直接往東北走不了，從徐州給我繞過去！不能貽誤戰機！”

陳寧追捕組奉命改道徐州奔赴東北。

按照兩部的部署，鄭州“5·10”專案組屬於北方戰場，與此相呼應的是上海“5·10”專案組。在我們鄭州專案組向東北各地和內地派出追捕組的同時，上海“5·10”專案組的追捕組也分赴東北、江南等地對東北流竄犯實施查堵、追捕。

南北兩個特別專案組，在共和國縱橫十餘萬公裏的鐵道線上，拉開了一幅氣勢磅礴的大追捕畫卷。

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十年的曆史上，八十多年的中國鐵路史上，何曾有過如此驚濤拍岸的大追捕場麵？如果說，“3·20”案件給中國鐵路公安烙上了一個奇恥的印記，那麽，“5·10”專案組一定會給中國鐵路公安雪恥振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