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盛世下的危機
乾隆執政時間過長，雖然自詡“持盈保泰”，但是月滿則虧，泰極否來。乾隆晚年，誌驕意滿，思想僵化，懶於進取，做出了許多錯誤事情，積累了嚴重的社會矛盾，而西方世界卻發生了劃時代的巨大變化，乾隆盛世的外衣下已經潛伏起了巨大的危機。
一）乾隆時西方世界的巨變在乾隆時代，世界上主要發生了三件大事：（1）英國工業革命。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國紡織工哈格裏夫斯發明新式紡車珍妮紡紗機；乾隆五十年（1785年），英國卡萊特發明水力織布機；同年，英國瓦特改良蒸汽機。而後，嘉慶十年（1805年），美國富爾頓發明輪船；嘉慶十九年（1814年），英國史蒂芬遜發明蒸汽機車。也就是說，西方發生了新的生產力革命，曆史上把它稱作工業革命。
2）美利堅合眾國的建立。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北美爆發了獨立戰爭；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北美獨立戰爭取得了勝利；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第一屆美國國會在紐約召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華盛頓就任美國第一任總統，兩年後，美國通過《人權法案》。
3）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蘭西舉行三級會議，爆發資產階級大革命，發表《人權宣言》；乾隆五十八年（1793），法國國王路易十六被處死。
以上三件大事再加上此前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們是人類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社會政治製度的誕生，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政治格局，極大地影響了世界曆史的進程。
此外，在當時的世界上，還發生了一些令人注目的事件：乾隆二十年（1755年），俄國建立莫斯科大學；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美國科學院在波士頓成立；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哥倫比亞大學成立；同年，德國出現第一位女醫學博士，這些，標誌著人類新文明的曙光的亮起。
而這時的乾隆正陶醉在中華古老文明的夕陽輝煌之中。乾隆六十年（1795年）會試，各省上報80歲以上參加會試者116人，實際參加會試並三場完竣者92人，乾隆聽了這件事非常高興，對參加會試的這些老人大加賞賜，乾隆借興教尊老之名，正在粉飾他的太平盛世。
乾隆這種對西方工業科技的巨大進步和世界發展潮流的渾然不覺，更突出地表現在接見英國使臣馬戛爾尼的訪華中。
（二）英使馬戛爾尼訪華
18世紀中葉，英國進入產業革命時期，隨著蒸汽機被普遍應用於生產領域，逐漸取代了傳統的手工勞動，使社會生產力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為了在海外尋求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英國政府積極推行對外侵略和擴張政策。由此，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中國，成了英國侵略的目標。但此時的中國，對海外貿易有很多限製，外貿港口隻有廣州一處，遠遠不能滿足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對華貿易的需求。
為改變這一狀況，擴大對華貿易，英國政府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曾派使節喀塞卡特前來中國，但未到達即病死途中。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國政府又派出更高級別的使團來中國，全權特使為富有外交經驗的英國駐孟加拉國總督馬戛爾尼勳爵。使團以向中國皇帝祝壽為名，於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初十從英國樸次茅斯起程，經大西洋、印度洋，至中國南海，然後由浙江、山東沿海北上，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抵達天津大沽口，隨行人員包括副使司當東及軍事、技術人員等700餘人，並帶有英王致乾隆帝的信件和各種禮品，禮品包括：天文望遠鏡、地理測繪儀、樂器、鍾表、圖冊、車輛、武器、船隻模型及各種絲織品，價值總共
一萬三千多英鎊。
清廷對馬戛爾尼使團來華開始十分重視，乾隆帝多次為此頒布諭旨，命令沿海各省，如英國使船過境或泊岸，派官員迎送犒勞。馬戛爾尼一行到達天津時，直隸總督梁肯堂專程從保定來到天津負責接待。英國使團在天津稍事休息後即前往北京。到北京後，留下部分技術人員在圓明園和大內安裝所帶儀器外，其餘人員隨馬戛爾尼赴熱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莊謁見乾隆帝。此時，雙方在使團謁見乾隆帝時的禮節問題上發生了
激烈爭執。
以往，西方國家派使團到北京，也常就謁見皇帝的禮節與中國政府發生爭執，甚至因此而陷入僵局，險些使訪問失敗。此次英國使團來訪，清廷仍然妄自尊大，將其視為文明低下的“蠻夷之邦”，理應匍匐在自己腳下，堅持要求使團成員見乾隆時要行磕頭禮。而當時已成為西方“海上霸主”的英國也目空一切，驕橫傲慢。同時，皇權專製已經在西方沒落，自由平等的人權觀已經在西方流行，再向專製帝王行三跪九叩的禮儀已經被認為是愚昧的象征，因此，英國使節拒絕了清政府的這一要求。使團到達熱河，爭論仍未解決，乾隆帝對此很不滿意，甚至以“全減其供給”相威脅。最後，雙方總算達成妥協，馬戛爾尼等人以見英王之禮謁見乾隆帝，以單膝下跪，但免去吻手動作。
乾隆終於在避暑山莊萬樹園接見了使團，隨後，馬戛爾尼向清政府提出了英國方麵的要求，希望乾隆同意他們使臣常駐北京，在北京設立洋行，希望中國開放天津、寧波、舟山等為貿易口岸，在廣州附近撥一些地方讓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國貨物在廣州至澳門的內河流通時能獲免稅和減稅的優惠。本來，這是可以談判的事，但對乾隆來說卻不存在任何談判的可能。他在給英國國王寫的標題為《賜英吉利國王敕書》的信中說：“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域森然，即使島嶼與沙州，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從無外人等在北京城開設貸行之事。”“此與天朝法製不合，斷
不可行。”
這幾句話，至今還有人認為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大義凜然，與以後清廷簽訂的賣國條約不可同日而語，但事實上它們之間存在著必然的邏輯
聯係。
康熙早在1684年就已經開放了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四個海關歡迎外商來貿易。過了70多年，乾隆反而關閉其他海關隻許外商在廣州貿易，外商在廣州也有許多可笑的限製，例如，不準學說中國話、買中國書，不許坐轎，更不許把婦女帶來等。康熙向傳教士學習西方自然科學，關係不錯，而乾隆卻把天主教給禁了。自高自大，無視外部世界，滿腦子天朝意識。當初雍正、乾隆是如此反感孔子儒家的“華夷有別”“尊王攘夷”等民族偏見意識，現在這些觀念都已融入到乾隆的骨髓中，乾隆王朝表麵繁榮的外衣下，內部已經開始腐爛了。
馬戛爾尼使團走了，他們要求與清政府建立外交和商業聯係、擴大對華貿易的目的未能實現。但是，他卻看穿了乾隆盛世虛華的外衣下，已經腐敗衰弱的肌體，它就像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雖然在體積和外表上強於鄰船，可一旦由“沒有才幹的人在甲板上指揮，那就不會再有紀
律和安全了”。
清朝對君主專製文明的追崇，對一種落後文明的崇拜，使清王朝的大
廈出現了凶兆。
點 評
乾隆承接祖、父們的基業，終於迎來了清王朝的最大繁榮；而他的靈魂也完全被華夏古老的君主專製文明所同化，所陶醉，看不到外麵新世界的滾滾潮流，“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潛伏著巨大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