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會經濟的繁榮

乾隆時期，清王朝發展到了它的頂峰，中國幾千年的專製皇朝也發展到了它的頂峰，到處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

明朝崇禎時期，全國耕地最大麵積是783.7萬頃。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據不完全統計，耕地麵積即已達到這個數字。到嘉慶十七年（1802年），又增加了7.77萬頃。人口方麵，順治末年，全國人口統計還不到2000萬，而乾隆末年則達到了3億。國家賦稅收入，順治末年，國家發征銀2150萬兩，糧640多萬石；到乾隆末年，發征銀達2990多萬兩，糧食達

830多萬石。

早先，糧食主要產地是東南的江浙地區，雍正、乾隆時期，“蘇湖（今太湖地區）熟，天下足”的局麵，已被“湖廣熟，天下足”的局麵所代替。湖南、四川、江西、湖北這些省份，畝產高時可達五六石甚至七石。長江以南，兩季稻已開始普遍有了。北方的河北、天津地區，也成了魚米之鄉。一向人煙稀少的川、陝、楚交界處的南方老林地區，以及浙江、福建、江西等省的山區，成千上萬的流民進入，開荒種糧，整個糧食

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

隨著糧食生產的增加，經濟作物的種植也增加了。江蘇的蘇、鬆、寧地區，浙江的湖州地區，到處桑樹成蔭，蔥鬱一片。棉花在宋元時從海南島傳入江南，到清乾隆年間，長江三角洲、沿海地區以及河南孟縣、內縣，河北保定地區，到處都是棉田。煙草在崇禎年間種於江浙一帶，康熙末年，北方已普遍種植，乾隆時期，人們已開始普遍吸用；山東濟寧城六家煙鋪，總有工人四千多名。

糧食與經濟作物的增產，又帶動了手工業的發展。南京的緞機有三萬台，它們一般都由132個部件構成，所牽引的經線，一般都達到九千多根，多的甚至達到近二萬根。杭州的絲織品有絲錦、剪絨、綾、羅、紗、絹、綢、絲等許多品種，鬆江的棉織也有扣布、稀布、飛花布、梭布、斜紋布、藥斑布、紫花布、剪絨毯等繁多品種。陶瓷業，乾隆時期，瓷都景德鎮大小十多平方公裏，匠工幾十萬，瓷窯二三百座。窯內分工也更加精細，有淘土、拉坯等十五六個工序，技藝更加精湛。礦業方麵，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已有了13處（不含偷采的），雲南產銅，每年多達四萬餘斤；廣東的鐵爐，高者一丈七八尺，每爐每晝夜可出鐵12次，每次出鐵三百多斤。四川的鹽井，雍正八年（1730年）增至5939眼，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更是發展到8307眼，井深達幾十丈，甚至幾百丈，

鹽廠的分工也更精細。

農業、手工業的發展，更促進了商業的發展。乾隆時期，出現了經營匯兌、存款、信貸的票號商，這些票商具有巨額資金。此外，最富的商人，還有鹽商和行商，行商壟斷的資金多達幾千萬兩。

工商業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的繁榮，“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句諺語，就出現在這一時期。當時，蘇州城的人口已不下50萬，加上郊區超過了一百萬餘。閶門之外，踹坊就有四五百處；盤門、葑門等處，也是萬家燈火。南京，乾隆時也發展到了四五十萬人，燈影裏的秦淮河，槳聲不斷，歌舞升平，茶樓酒館，歡聲不絕。廣州，當時被稱作“金山珠海，天子南庫”。在這裏，已有幾十個單位與外國貿易，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對西方國家的貿易，已超出二百四十多萬兩。乾隆年間，長江河岸的無錫、鎮江和漢口被人譽為“布碼頭”“銀碼頭”和“船碼頭”。當時，漢口已成為長江中遊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至於北京，那就更是全國貿易中心了，安定門外的“外館”、城內禦河西岸的“裏館”，隨

時迎送著全國各地的客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