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李璮的叛變

由於忽必烈的封地在中原，他成為蒙古大汗後，統治中心也就自然地移到了中原地區。因此，在他的統治中就必須依靠統治區域內人口占多數的漢人。也正是這樣，他用漢法，興儒學，籠絡儒士。但毫無疑問，忽必烈從來就沒有完全信任過他的漢人幕僚。在他的周圍，掌握實際權力的仍然是蒙古人與色目人。

在忽必烈稱汗不久，正當他

與自己的親弟弟阿裏不哥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他部下的一名漢族將領——李璮，發動了叛變。這場叛亂直接影響了忽必烈對漢族幕僚的態度，並更深遠地影響到了蒙古人在華夏大地上近百年的統治策略。

李璮是金朝末年，趁蒙古人入侵金國時造反，割據在山東的地方勢力紅襖軍首領李全的養子。李全生長在金人的統治地區，並不是一個知識分子，他的紅襖軍很有點占山為王的土匪性質，所以很難說這樣一個粗人會對漢族文化或對宋朝有很深的感情。李全不過是金朝末年在中原地區趁亂起兵的眾多豪強地主中的一員而已，因此，他的處世之道十分功利，反複無常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從李全的履曆上也可以看出這一點，他先是在山東反金，蒙古大軍壓境的時候他投靠了蒙古人。李全對蒙古人的臣服並不可靠，隻是在亂世中要取得生存發展的機會需要一個強大的後盾而已。

當忽必烈正與阿裏不哥相持不下時，中統三年（1262年）二月，山東爆發了軍閥（當時稱為世侯）李璮的武裝叛亂。

蒙古人入侵中原時，把投靠他們且擁有重兵的豪強地主封為世侯，所以李全的職位是世襲的。但李全沒有親生兒子，養子李璮便承襲父職，成為統治益都行省的軍閥勢力。1260年，忽必烈即位後，加封他為江淮大都督，使他的身份更為顯赫了。李璮雖然和李全沒有血緣關係，可他卻和李全一樣野心勃勃，具有叛逆“血統”。忽必烈北征阿裏不哥時，撥給了李璮大批的軍用物資，要求他出兵助戰。然而李璮卻借口防禦南宋，拒不出兵。在李璮的心裏有一個愚蠢的念頭，認為忽必烈無力兩線作戰，他用了相當長的時間準備叛亂，跟忽必烈很多位高權重的漢族幕僚都取得了聯係。當時，他的嶽父王文統任中書平章政事，事後證明他是知道李璮要發動叛變的。但這些漢族幕僚的態度十分曖昧，既沒有說明要參加，也沒有出麵阻止的實際舉動。這更使得李璮錯誤地認為隻要自己一起兵，就會一呼百應。為了使自己起兵後取得更多人的支持，他還派人與南宋進行了聯係，承諾獻出自己在蘇北沿海的三座城池，以表誠意。不過還沒有等到南宋政府的答複，李璮就已經起兵了。

1262年2月22日，李璮在自己的封地山東益都正式發動叛亂。忽必烈此時正在蒙古南部的草原指揮軍隊攻打阿裏不哥。叛亂一開始，忽必烈請重臣姚樞分析目前的形勢。姚樞對忽必烈說：“假如李璮趁我軍現在與阿裏不哥交戰的機會，率部沿海岸直搗中都，封鎖居庸關，將我軍阻攔在關外，使我軍前後受敵，補給中斷，以致人心惶惶，這是他的上策；而如果他先聯合南宋，堅守山東，再出兵不斷騷擾我方邊境，使我軍疲於奔命，這是中策；要是他出兵濟南，想等待山東各地漢族世侯響應支援的話，那必然無人追隨，最後作繭自縛而已，這是下策。”忽必烈聽後憂鬱地問：“那李璮會選擇哪一種方法呢？”姚樞回答：“下策。”

為什麽姚樞可以肯定地回答李璮會出“下策”呢？其實姚樞所說的上、中、下三策，是從忽必烈利益得失的角度說的。要是從李璮的角度進行分析的話，就很容易理解李璮為什麽要“作繭自縛”了。出上策確實會給忽必烈以致命的打擊，但同時李璮也會遠離自己的根據地，陷入四麵楚歌的境地。最終的結果很有可能是忽必烈先被阿裏不哥擊敗，而不久以後，李璮或者也被阿裏不哥消滅，或者被其他世侯從後麵包抄，總之無論是哪一種結果李璮都隻在為他人做嫁衣而已。中策對李璮來說是最保險的，就算失敗了也可以退到南宋境內，可惜他的性子太急，還沒有等到南宋的答複就起兵了，這一條也就根本不可能實行了。盡管後來南宋派出了由夏貴率領的軍隊北上，但雙方沒有達成默契，效果也不大。很快南宋的軍隊被擊潰，隻留下李璮獨自去麵對元軍了。這樣看來，出兵山東就成為李璮的必然選擇。所以說李璮隻能算是個草寇，而不是一位出色的軍事家。

李璮叛亂後，很快就占領了濟南，他在濟南坐等北方漢族武裝出兵支援。沒多久，北方漢族武裝就來了，但卻是奉忽必烈的命令，來平定叛亂的。同年五月，史天澤等率蒙軍將濟南團團圍住，李璮成了甕中之鱉。很快城中彈盡糧絕，最後士兵竟靠吃死人肉維持。濟南叛軍紛紛從城牆上爬下逃命。七月城破，李璮想投大明湖自盡，水淺沒死成，被俘後，被史天澤斬殺。

李璮之亂後，忽必烈發現了李璮與王文統的往來信件，於是處死了王文統。盡管這次叛亂隻持續了5個月，卻影響了元代近百年的統治，直接結果就是元朝民族歧視政策的形成。

元朝的民族歧視，也可以說是民族分化政策，其實並非開始於元朝。

金人統治時期，統治者就規定了女真、渤海、契丹、漢人四種人的順序。

到了元朝，蒙古人則把這種政策進一步完善擴大。元朝根據不同的民族和被征服的先後，把全國各族人民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而元朝這一製度正式形成的時間，就在忽必烈統治後期。

點 評

不斷四處征服的蒙古人在忽必烈統治時期停鞭勒馬，止住了擴張的鐵蹄。為什麽不再繼續他們征服世界的夢想了呢？是不願還是不能呢？答案是後者。

在忽必烈稱汗前後，蒙古人的軍隊先後在西方的埃及與東方的日本被擊敗了。造成失敗的原因並非來自外部的壓力，而是內部的力量不足。這種不足，具體表現為帝國的分裂與帝國自身體製的不夠完善。

對於帝國的分裂，這裏不再多說。忽必烈的大汗身份雖然被各大汗國認可，但他卻沒有實際的領導權。各大汗國的各種行為已經不是忽必烈所能控製的了，因此蒙古也就不可能再雲集在一麵旗幟下，集中力量去征服任何地方了。而當蒙古人本身落後的政治體製遇到比他們先進的政治體製時，就顯得脆弱無比，這一點在忽必烈遠征日本的戰役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到。蒙古人在這次戰役中，組織得極為混亂。來自不同地區的將領們矛盾不斷，不能協調作戰，最終導致失敗。尤其是在第二次東征過程中，作為進攻主力的南軍遲遲不到戰場，這種貽誤戰機的舉動和蒙古人對他們的不信任，與他們自身的反抗意識是分不開的。總之，當忽必烈坐在一個擁有高度文明的地區進行統治時，他不能將這裏的人們團結起來。盡管這時的蒙古帝國依舊擁有強大的潛在力量，但蒙古人卻無法發揮出來。

因此，大蒙古帝國，這台巨大的戰爭機器停止運行也就是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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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璮之亂後忽必烈對統治秩序的調整李璮事件的發生使忽必烈意識到，掌握中原兵民大權的大小世侯，無疑是自己有效鞏固和強化自身統治的最大障礙。為除後患，忽必烈以“懲青徐之亂”為由，采取了一係列削弱世侯勢力的措施。

首先，忽必烈實行兵民分治製度。為避免地方勢力稱雄，1262年，忽必烈下詔，使諸路軍民總管正式轉變為隻有民政權的官職，不再擁有兵權。如真定史家、保定張家，都一度被削去軍權，隻保留文職。奪取各地諸侯兵權後，1264年12月，忽必烈進一步廢除了一些地區的世侯製度。而對一家有數人居於要職的漢地世侯，他規定兵權與民政權不可集中在同一家族。諸侯有帶兵的，他的子弟就不能再掌管兵事。在這一製度下，大世侯史天澤的子侄中有17人在同一天被解除兵符。最後，1266年5月，忽必烈立樞密院，以皇子真金兼判樞密使，統一調度侍衛親軍和各地的蒙古、漢軍萬戶。這樣軍權就完全集中控製在了元朝政府的手中。

這些措施的實施，有效地消除了漢地世侯的割據勢力，同時也使得元朝政府的行政和軍事兩大係統中的各主要環節得以互相銜接、整合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