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代明君的業績
李世民從秦王到皇帝，伴隨著隋王朝的土崩瓦解，整個過程波瀾壯闊。年輕的李世民經受了血與火的莊嚴洗禮和生與死的殘酷考驗。在風雲變幻的曆史舞台上，他縱橫馳騁，如入無人之境。這些經曆為他以後的文治武功，帶來了積極的影響。
唐太宗即位之時，中央政權的基礎還不十分穩固。當時，災荒連年，百姓流離失所，無以為生。唐太宗作為新的統治者，用什麽思想指導治理國家是十分重要的問題，為此，他發動群眾獻計獻策。唐太宗深刻總結了隋煬帝的倒行逆施激起人民反抗鬥爭的曆史教訓，提出了著名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政治觀點。在這種愛民、惠民思想指導下，製定了一係列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人民衣食有餘的方針政策。
史載當時“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民康物阜”“鬥米不過四五錢”“民物蕃息”“號稱太平”。這個時期是封建社會少有的治世。
（一）休養生息，安撫農業
唐太宗特別重視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他盡量少修或不修宮殿，修複洛陽宮殿的工程也一再推遲，其他建造也較少，避免勞民傷財。他全麵推行均田製，招撫流離失所的逃亡農民，給他們土地，鼓勵他們從事農業生產。為解決耕地不足的問題，他一再縮減囿苑占地麵積，以增加農民耕地。隋朝曾在洛陽建過一座方圓120多裏的上林苑，唐太宗即位後，下令改為農田。貞觀十一年（637），洛陽遭受了水災，唐太宗又將明德宮的花圃及飛山宮的囿苑分給了洛陽附近的受災百姓。由於均田製得到貫徹、推行，貞觀年間的農民生產得到了迅速的恢複和發展。唐太宗本來患有“氣疾”，住房地勢偏低，夏季暑熱，常常犯病。大臣們勸他重建高樓深苑，他嫌勞民傷財，沒有同意。這些，為休養生息、社會安定創造了條件。皇帝以身作則、勤儉治國的精神，上行下效，蔚然成風，對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此外唐太宗還盡量減少和避免不必要的戰爭，以緊縮軍費開支。直到貞觀十八年（644）發兵出征高麗以前，基本上沒有發動過不必要的戰爭。這一政策對於農民專心從事農業生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為了使百姓“衣食有餘”，唐太宗特別重視農業生產。唐朝初年製訂“庸”法，也就是農民交納一定量的絹、布，便可代替徭役，使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從事農業生產。太宗特別注意不奪農時，即不誤農事。他說：“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當太子的加冠典禮和農時發生衝突時，唐太宗“恐妨農時”，將冠禮“改用十月”農閑季節。唐太宗還用法律手段來落實不違農時的原則，對在農忙時節擅自征發徭役、耽誤農時的官員依法論處。
另一方麵，唐太宗十分重視救災，以保護農民的利益。貞觀元年至三年（627—629），關中、關東發生水、旱、蝗、霜的自然災害，他當即“詔所在賑恤，無出今年租賦”。為減輕農民的賦役負擔，發生自然災害，唐太宗總要下令減免租賦。貞觀二年（628），關內發生嚴重幹旱，百姓無以為生，賣兒賣女。太宗聞訊後，立即下令用自己專用財物贖回被賣出的孩子，歸還其父母，因此深得民心。
由於唐太宗為恢複農業生產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再加上此後連年風調雨順，遂出現了清平盛世的景象。史書記載，當時“頻致豐稔，米鬥三四錢”，過往商人從京師到嶺南，從山東至於滄海，皆不用自帶糧食，取給於路。可謂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二）任人唯賢的用人策略
唐太宗作為一個封建社會的帝王典範，另一個重要成就就是他“任人唯賢”。他認識到，治理國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應當“廣任賢良”，所謂“治安之本，唯在得人”。他要求臣下推薦人才，自己也留心觀察、發現和提拔有用之才，推行“任人唯賢”的路線。太宗選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個人恩怨好惡為標準，也不以新舊親疏為轉移。他說：“吾為官擇人，唯才是用。苟或不才，雖親不用，如其有才，雖仇不棄。”如魏徵，原是其兄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勸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不計前嫌，加以重用。魏徵後來官至宰相，成為“貞觀之治”
的重要推動者。
唐太宗認為，所用之才不可求全責備，他說：“使人如器。”即根據人才的情況來區別任使。太宗要求大臣封德彝舉賢，封德彝回答說：“未見奇才異能。”太宗明確指出：“所有的君王用人，都是立足當時選拔，並且哪個朝代沒有良才？就怕找不到而錯過了啊！”唐太宗用人，也不以門第為限，他任用的宰相——張亮“素寒賤”，馬周“孤貧”，戴胄出身“門下錄事”。太宗用人還不以華“夷”為隔，他任用的將領，如拉史那社爾、執失思力、契苾何力等，都是少數民族。
同時，唐太宗也能做到用人不疑。他指出：君臣應“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極言無隱。倘君臣相疑，不能各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魏徵任秘書監時，有人告他謀反，太宗相信魏徵不會謀反，對於誣告者未經審理，直接以誣告反坐的罪名處以死刑。
唐太宗還具有知人之明，對自己臣下的性格、能力了如指掌，因此，他能做到人盡其才。太宗曾經對魏徵說：“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正是由於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賢，使得貞觀年間湧現出了一批具有治國才能的傑出人才。唐太宗靠這批人才盡心竭力的輔佐，使唐王朝出現了“貞觀之治”的盛世局麵。貞觀十七年（643），唐太宗命人畫開國的24位功臣畫像於淩煙閣，長孫無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等都在其列。士庶景仰，成為美談。
唐太宗是一個善於采納大家意見，明辨是非，擇善而從的君主，還能舉賢任能，量才適用。隻要是有才幹的人，不論出身貴賤，不論從前跟隨的是何人，都為其所用。他不計個人恩怨和私利，任人唯賢，不避遠近親疏。他手下的文武大臣，隋朝的舊臣有李綱、封倫；徐世劫、秦叔寶、程咬金則來自瓦崗軍，這就為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提供了組織保證。隨後，唐太宗又對中央機構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改造了三省六部製，為唐王朝的宰相製度奠定了基礎。為使中央各部門之間相互監督，他特別強調在實踐中堅持討論、封駁、執行相結合的原則，推行“五花判事”製度。與此同時，行政機構也得到精簡，貞觀初年文武官員總共隻有640員。精簡了國家機器，效率得到了提高，既節省了財政開支，又減輕了人民負擔。
（三）從諫如流的執政方針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這是唐太宗的名言。事實也正是如此，他能做到“以人為鏡”，虛心聽取批評意見，他虛懷若穀，從諫如流。不僅能聽取反麵意見，而且“恐人不諫，導之使諫”，主動鼓勵臣下提不同的意見。為消除君臣之間的隔閡，減輕對方的畏懼心理，他在和大臣討論問題時，總是和顏悅色。對於能夠“坦言直諫”的人，還特別賞識，“以師友待之”。
大臣李百藥提出宮女眾多，問題很嚴重，太宗立即下令釋放三千宮女，任其自由嫁人。貞觀三年（629），唐太宗準備將不滿18歲的男子也征入軍隊，魏徵堅決反對，他認為，如將全國的中男（18至20歲的男子）都去充軍，租調徭役將無人負擔。另外，兵不在多，而在於精，不能隻要數量不要質量。唐太宗開始很不理解，但想一想魏徵言之有理，還是收回了成命。這樣的事例在貞觀年間，多得數不勝數。許多人犯顏直諫，不僅沒事，反而受到獎賞和重用。在當時，不管身份職位高低都敢於針砭時弊。
在這種活躍的氣氛下，唐太宗避免了許多決策上的失誤，加強了地主階級統治集團內部的團結，正如唐太宗自己所說的：“皇帝雖是美玉，還須來自良工巧匠——臣下的‘琢磨’。”
太宗善於納諫，他對侍臣說：“朕冀憑直言鯁議，致天下太平。”唐太宗對於臣下的諫書，相當重視。他說：“比有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總粘之屋壁，出入觀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寢。”魏徵和唐太宗的關係是貞觀朝進諫和納諫的典範。魏徵先事李密，後又事太子李建成。唐太宗不計恩怨，任命魏徵為諫議大夫。魏徵說:“帝王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也。”魏征懷著“恥君不及堯、舜”的忠誠，在貞觀年間，無論是國家政事，還是太宗個人行為，隻要他認為不妥的，便直言進諫，即使冒犯“龍顏”，也在所不顧。
而唐太宗認為，魏徵“每犯顏進諫，不許我為非，我所以重之也”，對於魏徵的諫議多予采納。魏徵進諫，唐太宗納諫，成為封建社會君明臣賢的美談。唐太宗被譽為“從諫如流”的明君，是與魏徵不斷直諫密切相關的。經過貞觀君臣的共同努力，很快就形成了“臣以進言為忠，君以聽言為急”的和諧局麵。魏徵去世時，唐太宗十分難過，他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征殂逝，遂亡一鏡矣。”並為魏徵親筆撰寫碑文。
在唐太宗的倡導下，進諫蔚然成風，不僅大臣能進諫，連宮中的長孫皇後、徐賢妃也能進諫。而唐太宗納諫的程度，遠遠超出了以“豁達大度，從諫如流”而著稱的漢高祖。唐太宗對能直言進諫的官員，不僅不加責備，反而還常給予獎勵。如給事中張玄素諫修洛陽宮殿，賞絹200匹；孫伏伽諫刑賞不當，賞以價值百萬錢的蘭陵公主園；魏徵諫用人不當，賞絹500匹。這不僅表彰了進諫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鼓勵進諫的作用。
為了集思廣益，唐太宗把各種行之有效的政策製度化。他規定：三品以上官員入閣議事，要有諫官隨同，有失便諫。貞觀元年（627），唐太宗下詔“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預聞政事”，參與討論。
唐太宗還規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輪流到宮中值宿，以便皇帝召見，詢問外間事務，了解民間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得以上達。另外，唐太宗還建立了“五花叛事”製度。所謂“五花叛事”就是對於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可以各執所見，各署其名。唐朝製度，經過朝廷議決的政策，交給中書舍人草詔，舍人五員各執所見，各書一詔，署名後交給中書省長官選擇。因此出來的詔令，很少出現錯誤。唐太宗之所以能成為封建帝王的典範，可以說，與他能夠知人善任、兼聽納諫關係極大。
（四）其他方麵的卓越成就
貞觀初年，突厥奴隸主貴族仍不斷發動南侵，極大威脅了唐朝北疆的安定。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唐太宗主張采取積極防禦的對外關係策略，他一方麵采取克製態度，緩和矛盾；另一方麵又積極訓練士兵，準備堅決反擊突厥。他親自訓練精銳，使軍隊的戰鬥力大大提高。貞觀三年（629），大將李靖等分道出擊東突厥，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平定東突厥之後，廣設州府，安置降眾，不僅消除邊患，也緩和了民族矛盾。唐太宗還派遣文成公主和親吐蕃，使漢藏民族關係史揭開了新的一頁，對中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作出了貢獻，這都是後話。但從此以後，唐北部邊疆五十年太平無事。
貞觀九年（635），唐太宗又先後平定了吐穀渾，統一了高昌，打擊了西突厥，開拓了與西方往來的商路，增強了東西方的文化交流。他提倡“胡越一家”，“我為天下主，無問中國和四夷，皆養活之”。除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被迫以武力抵抗外侵外，唐太宗很少先動幹戈。修好四鄰，團結少數民族，使大唐王朝聲威遠播，唐太宗本人也在少數民族人民中贏得了“天可汗”的美譽。
唐太宗雖然是憑借武功走上皇位的，但他格外重視思想教化，積極提倡儒學，大力興辦學校，組織人力編修史書。早期，他就組織了“文學館”，網羅了十八學士在自己周圍，作為“智囊團”。即位以後，唐太宗又設立了“弘文館”以管理學校、著書立說、培養選拔人才。唐太宗還親自視察國子監和太學，增築學舍，增加學員。貞觀時期，科舉製也有了新發展，各科目爭奇鬥豔。而進士科考試要試策論和經史，不僅提高了此科的地位，還有利於人才的全麵發展。上述措施，直接促進了封建文化的發展，使貞觀時期成為唐代教育史上的黃金時代。
此外，他審立法令，反對嚴刑峻法，要求它有相對的穩定性，認為“法令數變，則吏得為奸”，會給貪官汙吏以可乘之機。
唐太宗是封建社會最偉大和最開明的一位帝王，在其不算太長的帝王位置上做出了傑出的貢獻，為唐王朝接下來的強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他登上王位的20多年後，國勢昌盛、經濟繁榮，這就是曆史上受人推崇的“貞觀之治”。貞觀初年，中原一帶“茫茫千裏，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的局麵不見了，現在是“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商旅野次，無複盜賊”的升平氣象。由於社會經濟得到了恢複和發展，唐朝在當時世界上的地位和影響日益顯著。
貞觀二十三年（649）五月，唐太宗終因積勞成疾，剛剛51歲就與世長辭了。雖然他做了20多年皇帝，晚年也有不如人意之舉，但縱觀他的一生，仍然可以說他是曆史上最傑出、最偉大的封建君主，他的名字和“貞觀之治”一起，被人們世代傳頌。
點 評
通過這段曆史可以發現，任人唯賢、從諫如流是唐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兩個重要的主觀原因。
唐太宗李世民從少年時代起，親眼看到了強盛無比的隋王朝被隋煬帝的暴政迅速推上滅亡之路的過程，他看到了農民的力量，他既親身經曆了打江山的殘酷鬥爭，深知“創業”之難；又從隋煬帝身上，悟出“守業”
更難的道理，這使他時刻保持著清醒。因此，在唐太宗身上，總能看到一種來自農民革命風暴對地主階級的震撼力量，這種力量使他能兢兢業業，居安思危，勵精圖治。
對於政治人物的評價從來都是不完美的，唐太宗李世民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但從某種意義上他卻不是一個好兒子，不是一個好兄弟。玄武門之變改變了他的命運，同時也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因為當時的唐朝確實需要一個像李世民這樣的明君。曆史就是曆史，沒有成為曆史的事情隻有靠我們去猜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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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小傳
魏徵（580—643）是唐朝政治家、文學家。字玄成，巨鹿（今屬河北）人，後移居相州內黃（今屬河南）。
魏徵少年時就成了孤兒， 家道貧
寒，出家當了道士。隋亂，魏徵投瓦崗軍，後隨李密降唐，授秘書丞，但都沒有取得李密的信任，曾被竇建德所俘，建德兵敗後，入唐為太子洗馬。
太宗即位，魏徵擢諫議大夫，封臣鹿縣男。前後陳諫二百餘事。貞觀三年（629），以秘書監參與朝政。不久又進侍中，封鄭國公。死後被封為文貞，為貞觀年間著名諍臣。
魏徵曾主持《隋書》《群書治要》的編撰，《隋書》序論與《梁書》魏徵像
《齊書》《陳書》諸總論皆出其手。他的文章雖為駢偶之體，但是不拘於聲律，不事雕琢，不尚用典。所為奏疏，詞旨剴切暢達，析理簡要深刻。
《諫太宗十思疏》《十漸不克終疏》為傳世名作。其詩多為頌功祀神的作品。但五古《述懷》一篇，意氣慷慨，格調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