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作法自斃

正當商鞅一意改革，而舊貴族們隨時都在伺機反擊的時候，秦孝公在公元前338年突然去世。太子駟即位，開始稱王，即秦惠文王。懷恨在心的舊貴族們迅速行動起來，公子虞等人四處散布謠言，說：“商君欲謀反！”

惠文王與商鞅早有嫌隙，於是下令逮捕他。商鞅聞訊後立即出逃，到達邊境的時候，見天色已晚，準備投宿客店。但商鞅沒有證件，店主也不知道他是商鞅，拒絕說：“商君的法令規定，留宿沒有證件的人，店主要被問罪的。”

商鞅這才感到自己新法的弊端，長歎一聲說：“唉——，法令嚴也有這樣的弊端啊！”

曆史在這裏好像跟商鞅開了個玩笑：他定的法律，現在卻逼得自己無處藏身。商鞅準備出逃魏國，可是魏國邊關守將拒絕他入境。他們怨恨商鞅曾打敗魏公子昂，同時又擔心如果商鞅入境，強大的秦國會進行商鞅畫像

報複。

商鞅隻得逃回自己的封地商邑，準備率領從屬和邑兵對抗惠文王。然而，秦國自變法以來已經建立起的中央集權體製，除了國君擁有集中指揮調動軍隊的權力外，任何卿相以及列侯都無權調兵。最終，商鞅被惠文王的軍隊俘獲，並被處以車裂之刑。商鞅全家也遭到滅頂之災。

點 評

商鞅以變法在秦國政壇崛起，從公元前359年到公元前338年，可謂叱吒風雲20年。然而，商鞅最終因堅持新法而為自己埋下了禍根。不過，如果我們拋開個人生命的得失，從曆史的長河來看他的價值，還是要為商鞅感到慶幸的。

在商鞅變法的近20年裏，秦國空前地富強了起來，不僅收複了戎、狄等許多地方，而且各諸侯國也一改過去鄙視秦國的態度，紛紛向秦孝公祝賀，連周天子也給予秦國國君以特別的禮遇。尤其重要的是，商鞅人雖亡卻政未息，他的變法在秦國推行了21年，已經深入人心，連婦孺都能“言商君之法”。因此，商鞅死後新法的根基並未動搖。秦惠文王將商鞅車裂之後，也沒有任用公子虞等宗室貴族，仍然堅持商鞅變法時所確立的“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尊華”的原則，在其統治的27年間，使秦國繼續走向強大。從總體上看，商鞅推出的許多政策，後來都融入了秦王朝的國策和製度中。他變法時提出的許多措施，一直沿用到秦朝滅亡。從這一商鞅戟

點上說，商鞅的變法是成功的，他比吳起的機遇好，有較長的時間變法改革，從而獲得了成功。同時，從商鞅變法和吳起變法還可以看出，戰國時期的變法運動能否推廣和持續下去，能否走向成功，與是否有一個開明的君王的支持是密切相關的。

商鞅以鐵腕手段推行變法，刻意製造出一種絕對服從法令的政治氣氛，用暴力鎮壓反對派，又主張輕罪重刑，以求大治。這一切，既與商鞅信奉的法家理論有關，也與他的個人性格有關。司馬遷曾說，商鞅“天資刻薄之人也”。有意思的是，信奉法家理論的人，在個性特征上也往往與商鞅比較接近。這似乎可以說是觀念造就了人，也可以說是什麽樣的人選擇什麽樣的理論。不過，平心而論，大凡在中國古代大刀闊斧地進行變法的人士，都有超乎尋常的果敢、剛毅、倔強乃至偏執，絕不會是“溫柔敦厚”之士。宋代王安石也是有名的“拗相公”，他十分敬仰商鞅，曾作了一首詩《詠商鞅》：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從這裏我們似乎體悟到，變法需要商鞅這類果敢而“刻薄”的勇猛之士，有銳意的思想並以偏激的方式加以推進，非此類人，不足以衝破舊傳統羅網的束縛，也不足以承受因反對舊習俗、舊觀念而帶來的巨大心理壓力。據史書記載，由於推行新法，商鞅招致許多舊貴族及民眾的怨恨，以致有生命危險，需嚴加提防。商鞅每次出門，必須跟隨保衛車幾十輛，讓武裝衛士旁車而行。秦孝公的變法，得以由具有商鞅這種心胸和脾性的人來加以操作，才能衝破阻力，順利地實施。不然，很可能就進行不下去而歸於失敗。

但商鞅之法導致以後秦帝國曇花一現的強盛，也暴露了這種苛法的局限性。好的法律必須合乎人道，合乎人類故有的本性，不然它就會被人類的自由所摧毀，而不管它有多麽強大。這是社會進化史對法治政治的啟示。

秦·銅方升

合縱連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