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獨治天下的人性症結

秦王政在解決嫪毐問題時，不失時機地扳倒了呂不韋，以後又步步緊逼，直至將呂不韋逼到絕境，並最後徹底地將呂不韋集團清掃幹淨。在這場殘酷的權力之爭中，並沒有出現常見的那種兩強相爭、互相拚殺的狀況（如前麵嬴政與嫪毐的爭鬥），而是以一方逼殺，一方退讓完成整個過程。

爭鬥中的一方——呂不韋，從被免去相國，到“就國河南”，繼而遷徙蜀地，最後飲鴆而死，一直“逆”來“順”受，未加抗爭。從當時呂不韋所擁有的威望和勢力看，他未必不能和秦王做一番較量，然而他沒有。這或許是為了顧全秦國國家利益和統一事業這個“大局”，也可能是因為忌於骨肉之親。總之，他沒有選擇抗衡和相殘的對策。

從呂不韋試圖影響嬴政，奠定秦國未來的政治策略，到甘願退出政壇，最後以自盡了斷，這一轉變和結局，既出於無奈和失望，又多少包含秦始皇像

了長者（同時也是智者）對後輩的一種忍讓，並多少表露出作為一位政治家所具有的氣度。

而鬥爭的另一方——秦王政，則表現出殘忍無情、自負獨尊的品性。

從那張給呂不韋的詔書，可以看出秦王政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居心。“君何功於秦？”如此質問，如果是發於呂不韋初為相時，還有些道理。但在呂不韋已任三朝相國，並將秦的統一大業進一步推向前進之後，談呂不韋無功於秦，顯然是無視事實。“君何親於秦？”這樣發問也不近情理。如果呂不韋真是嬴政的生父，那嬴政如此說話，表明他是毫不顧惜骨肉親情的。如果呂不韋不是嬴政生父，但看在呂不韋立子楚為嫡嗣的分上，也不該把話說得如此絕情。

呂不韋和嫪毐無疑屬於兩類人，然而嬴政對他們都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對嫪、呂兩人的處置，體現出嬴政複雜個性的兩個方麵：勇毅、果敢與殘忍、暴虐。這種個性，無疑建立在其獨擅權勢的強烈欲望之上。

現代社會心理學認為，人的價值的自我實現往往離不開家庭、社會的影響和製約。嬴政親政後的表現和所采取的統治方式，有必要聯係他早年的身世加以分析。

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軍事家尉繚對秦始皇有一段評價說：“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誌亦輕食人。”（準，鼻子；膺，胸。後兩句的意思是：居儉約時易以謙卑，而一旦得誌，也容易啖食人。）據此，現代史學家郭沫若曾作如下分析：“這裏所說的前四項都是生理上的殘缺，特別是‘鷙鳥膺’，即現今醫學上所說的雞胸，是軟骨症的一種特征。‘蜂準’，應該就是馬鞍鼻，‘豺聲’是表明有氣管炎。軟骨症患者，骨的發育反常，故而胸形鼻形都呈變異，而氣管炎或支氣管炎是經常發生的。有這三種症狀，可以得出軟骨症的診斷。因為有這種生理上的缺陷，秦始皇在幼時一定是一位可憐的孩子，相當受人歧視。”（《十批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秦始皇幼時受人輕視，是有根據的：當年秦、趙兩國交惡後，子楚即隨呂不韋逃回秦國，而嬴政母子則寄居在趙國。既然是寄人籬下，嬴政母子就難免受人輕視，甚至還要看別人的臉色行事，忍氣吞聲地生活。後來回國後，嬴政繼承王位，但身為太後的母親（即趙姬）卻長期與呂不韋、嫪毐私通，自然很少給予嬴政母愛。

因此，郭沫若又進一步分析說：“這樣身體既不健康，又受人輕視，精神發育自難正常。為了圖謀報複，要建立自己的威嚴，很容易地發展向殘忍的一路……‘少恩而虎狼心’，便是這種精神發展的表征。”

郭沫若從生理學、心理學角度對秦始皇所做的分析，或許有助於我們認識秦始皇個性的形成。概而言之，幼年時的嬴政身處異國他鄉，遭人冷視，備嚐生活的艱辛，以致在生理上留下缺陷；回國即位後，孤寂的心靈仍得不到家庭的溫暖、親情的滋潤，而母親的所作所為，又滋長了他仇視和嫉恨的心理。這一切，對他日後形成孤僻、多疑、獨斷、殘忍的個人品性和征服一切、占有一切的強烈欲望有很大的關聯。

點 評

秦王政在親政之初，便勇毅果敢地平定了嫪毐之亂，清除了呂不韋集團的勢力，同時暴露出了其獨斷專行、殘忍、暴虐的個人品性，這種人性素質與他獨特的人生經曆有很大的關聯。而呂不韋大集群儒而作的《呂氏春秋》，企圖把它作為新時代的政治綱領，但終因秦王政的拒絕而失敗。

呂不韋本想培養出一位完美的君王，結果卻事與願違，最後在無奈與失望中自盡。

又是什麽使他的良苦用心失敗的呢？言傳不如身教。呂不韋與太後的曖昧關係，又因招進嫪毐而更趨複雜，使“仲父”的權威在少年嬴政心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齊國臨淄故城的殉馬坑（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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