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除呂不韋集團

秦王政在處置嫪毐勢力集團的同時，也向呂不韋開了刀。具體時間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是在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也就是平定嫪毐之亂的次年。而據《史記·呂不韋列傳》，秦王政在其九年四月赴雍城加冠以前，已開始調查嫪毐的罪行，並牽連到了呂不韋。由《呂不韋列傳》可以理解，為什麽在鎮壓嫪毐的叛亂活動中，秦王政起用了左相昌平君和昌文君，而沒有讓聲名赫赫的右相呂不韋出馬。

於是當嫪毐之亂被平定下去後，呂不韋也因連坐被免去相國一職。呂不韋為何受牽連，《史記》中沒有明言，但從《史記》上下文以及當時秦國的具體情況看，似乎不難尋找到答案，由於假宦官嫪毐是呂不韋一手炮製出來的，按秦法規定，任人不當者要受處罰，作為嫪毐的薦舉人，呂不韋當然難辭其咎。

總之，《史記》告訴人們，呂不韋是受連坐而被罷相的。也許，當初秦王政正是如此宣布的，而司馬遷不過是做了一個實錄。然而，事情卻遠非如此簡單。在秦王政罷呂相的背後，實際上存在著更為深刻的原因。這有必要追溯到嬴政親政前一年秦國發生的一件事。

秦王政八年的一天，在鹹陽的市麵上公布了一部書，這就是呂不韋組織其門人編寫的《呂氏春秋》。在將此書公之於眾的同時，呂不韋還貼出了一張告示，內容為：

“歡迎對拙著給予指正，誰若能增、損一字給予千金的賞賜。”

城門邊上果真放著一堆黃燦燦的金子。呂不韋的這一舉動，好比在平靜的湖麵扔進了一塊巨石，整個鹹陽城的人心都被撥動了。千金，這可不秦銅鈹

是一個小數目。按以後秦王朝統一度量衡之後的標準，一鎰（二十兩）金子為一金，千金就是兩萬兩金子。秦始皇統一度量衡，是以商鞅變法時秦國統一的度量衡為基礎而加以推行的，故前後的差別不會很大，甚至可能是一致的。呂不韋以如此巨大的金額來獎賞能增、損《呂氏春秋》一個字的人，不能不說是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

可以想象，在當時的鹹陽城裏，人們是如何奔走相告，議論紛紛；在公布《呂氏春秋》的市麵上又是怎樣的人頭攢動，爭相閱讀。然而，時間一天天過去了，激動的人心漸漸歸於平靜，始終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提出可以增、刪這部書的一個字。難道《呂氏春秋》真的是毫無瑕疵，連一個字都無法更改嗎？或者是鹹陽城裏人們都不行，沒有足夠的知識水平來挑這部書的毛病？

都不是。事隔三百年後，漢代的王充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呂不韋權勢炙人，以他的名義公布的這部書，即使有人能挑出它的毛病，但有誰敢公開指出呢？王充之後一百多年，有一個叫商誘的學者，就挑出了《呂氏春秋》中的十一處錯誤，它們有的是字、句和稱謂的錯，有的是事實上的出入。用現在的行話說，這些都屬於“硬傷”。

那麽，呂不韋為什麽要“千金懸賞”呢？

顯然，對於政治家呂不韋來說，“千金懸賞”絕不是一個學術行為，想尋求什麽一字之師，而是一個帶有明確政治圖謀的舉動。又由於此舉恰好趕在秦王政親政的前一年推出，就更具有不同尋常的意味。呂不韋的真實意圖，推測出來，不外乎兩點：一是測試一下自己在民眾心中的“威望”，看究竟有沒有人敢於向自己提出“異議”。這大概可以幫助即將結束“輔政”曆史的呂不韋調整和確立今後的政治策略。如果人們都是緘口不言，這在無形之中又起到了強化自己威勢的作用。

二是為包含著自己各種見解和主張的《呂氏春秋》製造輿論聲勢，擴大影響，並最終影響秦王政。如果年輕的國王能夠接受自己的主張，那麽今後自己在名義上雖不再“輔政”，可在實際上，還將繼續發揮輔政的作用。

呂不韋的前一個目的，應該說是達到了。但後一個目的卻沒有達到。

如果將《呂氏春秋》與秦王政後來的政治實踐及思想傾向作一番比較，不難發現，它們之間存在著一些很明顯的差異。

在統治方式上，呂不韋主張德、刑並用，禮、法兼施，而秦始皇則片麵強調嚴刑峻法。在世界觀上，呂不韋基本上不迷信鬼神，而秦始皇卻非常迷信，還幻想成仙。呂不韋主張“遷欲”，既肯定人欲存在的合理性，又反對縱欲，秦始皇則是一個揮霍無度的縱欲主義者。在君主用權與個人作風方麵，呂不韋既主張君權，又反對君主獨斷，希望君主能在大權獨攬的前提下，拱手無為，由臣下進行具體操作。而秦始皇則是獨斷專行，對臣下持不信任態度，處處提防，事必躬親。在君與民的關係上，《呂氏春秋》主張“順民”“愛民”“宗族之本在於民”，君主要能上下通達，讓人們說話，而秦始皇則視民眾為草芥，任意驅使，又聽不得不同的聲音，鉗語、焚書、坑儒。

上述差異雖然是在以後才逐漸呈現，但根子應該在嬴政親政前即已埋下。為嬴政不能接受的，除了這些與自己意見相左的觀點外，還有呂不韋在該書中時常擺出的那種比帝王更英明，不時要對帝王進行諄諄教誨的模樣。《恃君監·驕恣》中說：“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驕則簡士，自智則專斷，輕物則無備。無備招禍，專斷位危，簡士壅塞。

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眾；欲無招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

或許年輕的嬴政已經萌生出“驕恣”之態，也可能呂不韋對嬴政日後的暴虐行為已有某種預感，但無論如何，對呂不韋來說都是事與願違。

秦王與呂相的矛盾，既有個人感情上的糾葛，又有王權與相權之間的衝突，還有思想意識上的分歧。以嬴政後來專斷、驕橫的個性，他是絕不會接受以“仲父”和導師自居的呂不韋的擺布的，更不會與呂不韋分享權力。

因此，在解決嫪毐的問題時，嬴政仍不失時機地趁勢扳倒了這位注秦始皇閱兵場麵

定不為自己所容的人物。這是一場殘酷的權力之爭。呂不韋開始被免除相權，但仍然是文信侯，並擁有洛陽十萬戶領地。戰國後期，秦國給功臣和貴族所賜的封地，都是供給衣食稅收的領地。領主不必親自到達那裏，而隻需居住在京城，坐食領地上的收入。然而，過了一段時間，呂不韋接到秦王政的命令：“就國河南。”秦王要呂不韋離開京城搬到河南洛陽的領地。

一年多以後，在通往洛陽呂不韋領地的道路上，不斷地來往著各國的賓客。這讓秦王非常不滿，又給呂不韋下了道詔令：“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令你與全家徙居蜀地。”

遷至蜀地的呂不韋，於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飲鴆而死。

然而，風波並未就此平息。呂不韋在蜀地下葬後不久，他的屍體被人竊走，並不遠千裏地運到洛陽北邙山下，重新埋在呂不韋從前的領地內。這“竊墓”一事，是由呂不韋生前的門下舍人、賓客和忠於他的故舊所為，其人數有數千人之多。秦王得到這一消息，十分震怒，發了一道極其嚴厲的處罰令：

“凡參與竊葬的非秦國人，全部逐出秦國；是秦國人的，並且爵位在六百石以上的，處以削爵、流放之刑。未參與竊葬、爵位在五百石以下的原呂不韋舍人，不奪爵，但要流放。”

這道命令徹底清除了呂不韋勢力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