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幸福的方法：不要和外物對立

所謂幸福，就是長久的快樂。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獲取幸福的方法很多，我們都耳熟能詳。比如保持樂觀的心態，要懂得知足，有追求幸福的決心並付諸實踐。

理論上，這些方法不錯，可真實踐起來卻很難。僅以知足為例，世上沒有幾人可以做到知足，甚至連這個意識都沒有。和很多哲學一樣，王陽明心學的終極目標也是讓人獲得幸福，不過它的方法卻是釜底抽薪的。

《傳習錄》中有這樣一個故事，就是王陽明心學對獲取幸福的一個簡單有效的方法。

王陽明的弟子薛侃有一天在花園中除草時，大概是疲憊不堪，所以哀歎道：“為什麽天地之間，善難培養，惡難鏟除？”

王陽明當時就在花園中賞花，聽到薛侃的歎息，發現說教的機會已到，接口道：“你就沒培養善，也沒有鏟除惡。”

薛侃莫名其妙，因為他勞碌了大半天，鏟除了很多棵草，而且他經常澆灌花朵，這怎麽能說是沒有培養善，沒有鏟除惡呢？

王陽明發現了薛侃的疑惑，卻沒有繼續深入這個話題，而是轉到另外一個問題上去了：“你呀，如此看待善惡，因為從形體上著眼，錯誤在所難免。”

薛侃這回如墜雲裏霧裏，更不知王老師的話是什麽意思了。

王陽明馬上解釋說：“天生萬物和花園裏有花又有草一樣。哪裏有善惡之別？你想賞花，花就是善的，草就是惡的。可如有一天，你要在門前搞個草坪，草又是善的，草裏的花就肯定被你當成惡的了。這種‘善惡’都是由你的私意產生，所以就是錯誤的。”

薛侃吃驚地問：“這不就是無善無惡了嗎？”

王陽明正色道：“天下任何事物本來就沒有善惡，它所以有善惡全是你強加給它的。我問你，黃金是善還是惡？”

薛侃搓著手興奮地說：“黃金這樣的好東西，當然是善的。”

王陽明問：“這要看黃金在什麽地方。它在你手上，肯定是善的，可如果它在你胃裏呢？”

薛侃搖頭道：“那這就是惡的了。”

王陽明又問：“糞便是善的還是惡的？”

薛侃肯定地回答：“那玩意兒肯定是惡的。”

王陽明笑了：“糞便可以讓莊稼生長，在老農心中，它就是善的。所以說，天下的萬事萬物哪裏有善惡之分？都是人強行加到它上麵的。同樣是一座大山，旅遊的人就認為它是善的，有急事要翻越它的人就會認為是惡的。同樣一個人，在朋友心中是善的，而到了他的敵人心中，他就是十惡不赦的。”

薛侃思考了一會兒，說：“老師您的這種觀點聽上去很有趣，可沒有實用性啊，這種觀點能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麽幫助嗎？”

王陽明說：“當然有用，它能讓你獲得幸福。”

薛侃請教。

王陽明就解釋說：“人為什麽會常常感到不幸福？表麵看是因為我們的身體總受到束縛，精神也不能自主，我們受到了客觀條件的種種限製。實際上，我們之所以受到客觀條件的限製，是因為我們和外物產生了對立。我們所以和外物產生對立，是因為我們總是以自己的標準來衡量外物，於是，就有了是非好惡之情。當我們對外物有了是非好惡之情，就是給外物貼上是非善惡的標簽。一旦你給它們貼上標簽，它們就有了生命，反過來幹擾你。也就是說，我們被客觀條件所限製，全是我們自己搞出來的。”

薛侃茫然。

王陽明就舉例子說：“比如你剛才對野草發出的感歎，你就是給它貼上了‘惡’的標簽，對於‘惡’的東西，人人都會動氣，一動氣，心情就受到幹擾，你心情不好，還談什麽幸福！不僅僅是被你評價為‘惡’的事物會對你產生幹擾，就是被你評價為‘善’的事物也會對你產生幹擾。比如被你評價為‘善’的黃金，表麵上看是你喜歡它，你擁有它，實際上，當你喜歡上它時，它已經控製了你，時刻幹擾你。它在你手裏，你就過度興奮，可當它遺失時，你必然過度地憂傷，你已經成了它的木偶和奴隸，你如果被這樣一個‘善’的東西所左右，失去自主力，也是沒有幸福可言的。”

或許有人會問，如果我們對任何事物都沒有善惡之分，那豈不成了不必奮鬥就可衣食無憂的和尚？薛侃就問王陽明：“您說的無善無惡和佛家的無善無惡有什麽區別嗎？”

王陽明嚴肅地說道：“當然有區別。佛教把‘無善無惡’看得太重，總拿出來講，而且他說完‘無善無惡’後就什麽都不管了。比如他說糞便沒有善惡，哪怕床邊就有一堆，他也不掃除。而我們心學說‘無善無惡’，是不要刻意為善，更不可刻意為惡。”

薛侃好像有所領悟，點頭說：“既然草不是惡的，那麽，我就不拔除了。”

王陽明吸了口氣，說：“我才說完這是和尚的意思，你怎麽就來實踐了？如果草有妨礙，你就應該把它除掉。”

薛侃被王陽明弄得暈頭轉向說：“這樣不就是在有意為善、有意為惡了嗎？”

王陽明說：“我說不刻意為善去惡，並非說全無‘好惡’，如果全無好惡，沒有是非之心，那連和尚都不如，你就會成為一個麻木不仁之人。所謂‘不刻意’，就是說‘好惡’全憑天理，再無他意，就是不要刻意和事物對立。你現在是為了保持花園，花園裏有草，這就妨礙你了，它妨礙你，你就該把它拔除。如果沒有拔除幹淨，你也不要放在心上。比如你今天拔了一天草，可還沒有拔完，那你也不要晚上想著草，一想草，就會想到它是惡的，如此，你就和草對立起來，它主導了你的情緒。你不能控製情緒，自然會被情緒所控製。”

薛侃這次好像真的明白了，說：“看來，善惡全然與事物無關了。”

王陽明說：“當然。善惡在你心中，遵循天理即為善，為氣所動即為惡。”

其實王陽明的意思隻是想告訴我們，想要獲得幸福，隻要不和外物的對立就可以了。不以自己的好惡來評價外物，讓外物按照它們自己的規律去發展。比如你被雨澆成了落湯雞，不必惱火，因為雨就是要落到地上的，這是它的規律；比如你被別人誹謗，也不必憤怒，你不理它，它自然就按它的規律慢慢消亡；大風起的時候，要順風走，不要逆風行，你要遵守風的規律，這就是順應萬物，不要和萬物對立。

財富、名聲、地位自有它們的規律，你不要給它們加上標簽，讓它們來指揮你，你不必把它們放在心上，隻需要向前努力就是了。

當我們做到不以自己的私意來衡量外物時，我們就不會受到外物的限製和支配，我們就可以支配自己，使自己的心靈得以安放，達到幸福的境界。

很多人和外物對立，歸根結底，是因為有“出人頭地”的野心。“出人頭地”固然重要，但不能為了“出人頭地”而喪失掉人本應具有的最寶貴，也是我們最容易獲得的東西：幸福感。

在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人都希望能擁有功名利祿。的確，功名利祿是可以讓人產生幸福感，可問題是，人有一樣東西是和別人無法平等的，這就是天賦。儒家把人分為三等：隻需要稍加學習就能成為聖人的人（生知安行者），通過刻苦的學習可以成為聖人的人（學知利行者），最後一種是被動的刻苦學習才有可能成為聖人的人（困知勉行者）。

人之不幸就在這裏。有人天生睿智，有人投胎到大富大貴之家，而有人則天生愚笨如牛，有人出身貧苦。要追求外在的成功，前一種人比後一種人要輕鬆百倍乃至萬倍。那麽，如果很倒黴，我們成為後一種人該怎麽辦？

答案就是：掂掂自己的分量。

王陽明和他弟子的下麵這段對話給出了我們答案。

他的弟子問：“人固然可以通過學習成為聖賢，但是，伯夷（商朝末年的聖賢）、伊尹（夏朝末年的聖賢）和孔子（春秋時期的頂級聖人）相比，在才力上終究有所不同。而孟子卻把他們同稱為聖人，這是什麽緣故？”

伯夷是商朝的臣子，周武王滅商後他發誓不吃周王朝的食物跑進深山而餓死；伊尹是商湯的宰相，帝王師級別的人物；而孔子，據儒家人士說，是聖賢中的聖賢，如同太陽（“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依王陽明弟子的觀點，這三人的“才力”有大小之分，伯夷是節操領域的大聖人，伊尹則是政治領域的大聖人，孔子是太陽係內的最大聖人。可孟子卻把他們都稱為聖人，難道聖人是雨後的狗尿苔，凡有點名氣的就能稱為聖人嗎？

王陽明給出了解釋：“這些人的確都可以稱為聖人。聖人之所以被稱為聖人，隻因他們的心純是天理而不夾雜絲毫人欲。這就好像精金之所以為精金，隻因它的成色充足而沒有摻雜銅、鉛等。人心到了純是天理時就是聖人，金子純到是百分之百時就是精金。”

他的弟子若有所悟：“也就是說，心即理，隻要人的良知是完完全全的，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聖人？”

王陽明回答：“就是這個道理。不過呢，聖人的才力，也有大小之分，這就好比金的分量有輕重一樣。堯、舜那樣的聖人就如同一萬兩重的黃金，文王、孔子如同九千兩重的黃金，禹、湯、武王如同七八千兩重的黃金，伯夷、伊尹如同四五千兩重的黃金。

“才力雖然不同，可他們的良知卻同，所以都可以稱為聖人。正如黃金的分量不同，但隻要在成色上相同，就可以稱為精金。把五千兩重的一塊金子放到一萬兩重的金子裏，從成色上而言，沒有不同。把伯夷、伊尹和堯、孔子放在一塊，他們的純是天理的心也沒有任何不同。

“精金所以為精金，在於成色足，而不在分量的輕重。這就如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在於良知光明，而不在‘才力’的大小。因此，平常人隻要肯學，使自己的良知光明，同樣可以成為聖人。正如一兩重的精金，和萬兩重的精金對比，分量的確相差很多，但就成色足而言，則毫不遜色。‘人皆可以為堯舜’，根據的正是這一點。學者學聖人，隻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罷了。

“好比煉金求成色充足，金的成色相差不大，鍛煉的工夫可節省許多，容易成為精金。成色越差，鍛煉越難。人的氣質有清純濁雜之分，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之別。對於道來說，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的不同。資質低下的人，必須是別人用一分力，自己用百分力，別人用十分力，自己用千分力，最後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同的。

“後世之人不理解聖人的根本在於純是天理，隻想在知識才能上力求做聖人，認為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會，我隻須把聖人的許多知識才能一一學會就可以了。因此，他們不從天理上下功夫，白白耗費精力地從書本上鑽研，從名物上考究，從形跡上摹仿。這樣，知識越淵博而人欲越滋長，才能越高而天理越被遮蔽。正如同看見別人有萬鎰之精金，不肯在成色上鍛煉自己的金子隻妄想在分量上趕超別人，把錫、鉛、銅、鐵都夾雜進去，如此分量是增加了，但成色卻愈低下，煉到最後，不再有金子了。”

這次談話不久，有個很較真的弟子對王陽明說：“您把精金比作聖人，用分量的輕重比喻聖人才力的大小，用鍛煉比喻學者的功夫，這些喻義很深刻。但我認為吧，您的話有點失衡，您說堯舜是一萬兩的黃金，孔子是九千兩的黃金，我覺得孔子應該更沉一些。”

王陽明很惱火，訓導他：“你這是從外形上著眼，是在為聖人爭輕重。如果不從外形上著眼，那麽，堯、舜是一萬兩黃金不為多，孔子九千兩黃金也不為少。堯舜的一萬兩也就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兩也就是堯舜的，彼此之間就沒有區別。因為從良知上而言，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稱他們為聖，隻看精一與否，不在數量多少。隻要此心同樣純為天理，便同樣可稱之為聖。至於力量氣魄，又怎麽會完全相同呢？你這就是在給事物加標簽，和事物對立了。

“後世儒者隻在分量上比較，所以陷入功利的泥潭之中。如果剔除比較分量的心，各人盡己之力與精神，隻在此心純是天理上下功夫，就能人人知足，個個功成，如此就能大的成就大的，小的成就小的，不必外求，無不具足。這就是實實在在的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理解聖學，不懂得從自心的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卻還要去了解自己不知道的，掌握自己不會做的，一味好高騖遠。不知自己的心地宛如桀、紂，動不動就要做堯、舜的功業，如此怎麽行得通？終年勞碌奔波，直至老死，也不知到底成就了什麽，真可悲啊！”

這段話使人振聾發聵。

其實，我們很多人都和王陽明的這位弟子一樣，特別重視外在的東西，比如名利。很多人都在拚命追名逐利，原因很簡單：我們把名利看成了“善”，如此一來，我們就和它們產生了對立，而它們自然地會牽絆著我們。如果僥幸得到，那最好不過；如果得不到，我們會牽腸掛肚。一個情緒總受到外界控製的人，根本不可能有幸福感。功名利祿，本是外在的，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量來獲得它們，倒不如像王陽明的指示一樣：專心在良知上下功夫，用良知去做事，你就能獲得幸福，成為心靈的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