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陸異同

1510年農曆十一月，三十九歲的王陽明回到北京，在興隆寺裏等待新的任命。他驚奇地發現，北京城不再像三年前他離開時那樣死氣沉沉，到處都是新氣象。他在北京的弟子們和仰慕者紛紛來拜見他，幾乎踏破了興隆寺的門檻。本年最後一個月，中央政府命令他到南京刑部報到，這是個掛職，所以他不必到任，於是他下定決心在北京傳播心學。1511年正月，就在他躊躇滿誌準備做精神導師時，他的兩個弟子爭論起來。但爭論的內容不是他的心學，而是朱熹理學和陸九淵心學。

王陽明的弟子王輿庵讀陸九淵，津津有味，又去讀朱熹，味同嚼蠟。所以他認為陸九淵心學是聖學，而朱熹理學則是偏門。另一位弟子徐成之恰好相反，他認為朱熹理學是聖學，陸九淵心學是禪，和他們儒家毫無關係。

兩人辯論許久，不分高下，於是請王陽明裁判。王陽明高度評價了兩人的學術辯論熱情，但也指出，學術辯論是要明理，你們二人的辯論中充滿了意氣，你們是在分勝敗，並非是在明理。你二人各執一端，無論是對朱熹還是對陸九淵都沒有全麵領會，所以就是爭論出個勝敗來，也毫無意義。最後他說，“是朱非陸”已是定論，徐成之不必為朱熹伸張，朱熹是對的；王輿庵你就是為陸九淵辯出花來，陸九淵的學說也不能大行天下。

徐成之對這種答案很不滿意，尤其是最後一句話，好像陸九淵受了不白之冤。王陽明苦笑，他對弟子的執著很讚賞，他想做一回裁判，但他有苦衷。

我們應該很有信心地確定，王陽明心學是從朱熹理學牢籠裏衝出來的，他在龍場悟到的“道”就是朱熹“格物致知”的撥亂反正。他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和他“聖人處此該如何”的求索合二為一，才迸發出了心學的火花。可以負責任地說，沒有朱熹理學，就不可能有他的心學。但當他創建心學提出“心即理”的思想後，發現這一思想早被陸九淵定型了。問題是，他對陸九淵心學沒有下過功夫。王陽明心學和陸九淵心學同有“心即理”（我心即宇宙）一說，如果他對人解釋，我的這個“心即理”和陸九淵的“心即理”是不同的，恐怕沒有人相信。但我們知道，他的心學和陸九淵心學是不同的，正如他所說的，陸九淵的心學有點“粗糙”，“粗糙”的原因就是陸九淵不太注重實踐（事上練）。

如果他說，朱熹是對的，那麽實際上，他的學說和朱熹的學說風馬牛不相及。如果他說陸九淵是對的，那就會被人誤會為禪。

經過反複思量，他還是決定做一次裁判，其實表麵上是判定朱熹和陸九淵的是非，其實是在為自己的心學正名。

他評判道：一直以來，大家都把側重修養（尊德性）和側重學問（道問學）分割，實際上，二者是一體的。大家都說，陸九淵側重修養，朱熹側重學問。但陸九淵未嚐不讓人讀書窮理，他也不是整天靜坐在那裏胡思亂想，所以說他是墜入虛空的禪，毫無道理。而朱熹也未嚐不側重修養，隻是他把時間都用到了學問上，修養的事被人忽略了。

也就是說，無論是陸九淵和朱熹，還是王陽明自己，在目的上都是相同的：成為聖人。隻不過，朱陸二人在方法的選擇上有所失衡。而他王陽明則主張，修養和學問本就是一回事，就如知行是一回事，不可分割。

最後他說，我對朱熹老夫子是相當崇敬的，他的理學散發光輝幾百年，不必讓我來畫蛇添足抬高他。我唯一的遺憾就是陸九淵被世人汙為禪，竟然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為他主持公道。即使朱熹知道陸九淵這樣的遭遇，也會在孔廟裏黯然落淚的。

王陽明最大的希望就是，弟子們不要為古人爭長短。在後來他給弟子聶文蔚的信中，他這樣說道：“為朱、陸爭是非是枉費心力……朱熹與陸象山兩位先生之所以招致後世的眾多議論，是因為他們的工夫還不精煉、純熟，其中有感情用事的成分也在所難免。而程顥在這上麵就表現得比較公正。他與吳涉禮談論王安石的學問主張時說：‘為我盡述諸介甫，不有益於他，必有益於我也。’這種氣象何等從容啊！……希望你能讓同仁們都知道，各人隻管把握自己的對錯，不要理睬朱、陸的是非。用言論詆毀他人，這種詆毀是膚淺的。若自己不能身體力行，隻是誇誇其談、虛度光陰、浪費時日，這就是在誹謗自己，這樣就嚴重了。現在，天下的人都在議論我，如果能因此為善，那麽，都是在與我砥礪切磋。就我而言，不過是提高警惕，反省自己，增道進德。古人雲：‘攻我短者是吾師’，作為學生，怎能連老師都不熱愛呢？”

這就是王陽明心學史上相當重要的篇章——朱陸異同，因為這是王陽明為自己心學的正名儀式。表麵上看，他是在評判朱熹和陸九淵，實際上，他是在想方設法地把自己的心學抬到顯學的殿堂。朱熹的“格物致知”和他的“格物致知”簡直水火不容，可王陽明卻說，他和朱熹的心是一樣的，而且幾年後，他把從朱熹晚年寫給二十四人的三十四封信中選取一段，編纂成《朱子晚年定論》，用他的心學思想來解釋，試圖證明朱熹晚年的思想才是他真正的思想，這一真正的思想與他的心學相一致。

但隻要看一段《朱子晚年定論》，就會發現，王陽明是在斷章取義。有人說他始終向朱熹拋媚眼，就是因為當時朱熹門徒遍布天下，反對他心學的人多如牛毛，他是想和朱熹攀上關係，以此來證明自己的學說是從朱熹那裏轉手來的。還有人說，當時是朱熹理學的天下，聖人必須要在朱熹設定的圈子裏鍛造，王陽明追求聖人之道就絕不能撇掉朱熹，重起爐灶。

這正如有人想從道教和佛教中尋到儒家的聖人之道，隻能被他人抨擊和貽人笑柄。也就是說，王陽明不否定朱熹，是認為他的心學和朱熹內心真實的想法相一致。他的這種想法是真情實意的，畢竟他在朱熹理學的路上走了好多年，而且還因為朱熹吃過不少苦頭，他的前半生幾乎就籠罩在朱熹的陰影下。

按常理推測，既然他不否定朱熹，那他對朱熹的論敵陸九淵就該完全否定。可他仍然沒有，他認為陸九淵也沒有大錯。原因很可能就在於，他和陸九淵心學太相似了，如果大家都否定陸九淵，那很可能殃及池魚，把他的學說也當成是枯禪。

實際上，王陽明的心學在他1510年農曆十一月初到北京時就遇到了挑戰。挑戰他的人叫黃綰。黃綰認為，他的學說就是禪宗的變種，和陸九淵學說毫無二致。

黃綰出身書香門第，聰慧異常，欣慕朱熹理學如欣慕美色一樣，是那個年代北京城思想界的青年才俊。他容易接受新鮮事物，所以當王陽明一到北京，他就聞風而來。

王陽明熱情地向他闡述心學要旨。他說，人人心中都有個聖人，但有人的聖人之心被物欲遮蔽，隻需在心上用功，把物欲掃除，做到這一點，就能成為堯舜那樣的聖人。

黃綰充滿疑慮地問：“怎麽個心上用功？”

王陽明回答：“你的心能知是非善惡，一個惡念發動時就克掉它，一個善念流行時就保持它。”

黃綰吃了一驚，說：“您這不就是禪宗嗎？禪宗說，人人都有佛性，佛向心頭做，莫向心外求。禪宗說頓悟，您說狠鬥私心一念間，沒有任何區別啊。”

王陽明拚命搖頭，說：“不一樣。禪宗說了‘人人都有佛性’後就枯坐，什麽都不管了。說了‘佛向心頭做’後就真的在心頭做，不去實踐。而我說了‘在心上用功’後，必須去實踐。”

黃綰又吃了一驚，說：“這還是朱老夫子的‘去萬事萬物上格真理’啊。”

王陽明又大搖其頭，說：“朱熹說是去實踐中尋找真理。而我認為，真理已在我心中，我去實踐，隻是去驗證這個真理，其實最終目的就是磨煉我們的心。”

黃綰恍然大悟。據說他當時茅塞頓開，從此死心塌地地跟隨王陽明，並且經常在反對王陽明的人麵前為王陽明辯護，成了王陽明最忠實的信徒之一。不過，黃綰年老後，有一天早上醒著躺在**思考。不知他想到了什麽，突然大叫一聲，吼道：“王陽明心學就是枯禪！”說完這句話後，他把餘生的光陰都用在反對王陽明心學上了。

把王陽明心學視為枯禪，是當時反王學的一個主流。王陽明對反對派曾多次反駁，他說他的心學和禪學的區別就在於實踐。他說，我們每個人的心像一麵鏡子，你隻需要時刻保持著它的一塵不染。如何保持呢？禪宗說要勤擦，也就是在心上擦。而王陽明也說勤擦，但要以實踐為指導，不能枯坐在那裏，認為我心沒有惡念了，認為我內心強大了。是否有惡念，是否內心強大，非得去實踐中驗證一下。如果不去實踐，就會流入枯禪的境地。

用儒家語境來說，禪宗注重的是修養（尊德性），而幾乎沒有學問（道問學）。而他的心學是既有修養又有道問學的。禪宗沒有進取，而他的心學就是一門要人進取的學說。這是王陽明心學和禪宗最靈魂的區別。

王陽明對佛道的態度很有點“忘恩負義”，佛道二教為他的思想供給了充沛的源頭活水。但創建心學後，他對佛道給予他的幫助閉口不言。有人向他請教道教長生之術時，他勸對方不要沉迷於此，因為即使你明白了長生術，也不過修個不死的肉身。接著他推銷他的心學：心學卻能讓人有一個超越生死的精神境界。

他的弟子王嘉秀喜歡談仙佛，並且以獨到的見解對王陽明說：“佛教以超脫生死來勸人信奉，道教以長生不老勸人信奉，其本意也不是幹壞事，究其本質，也是看到了聖人的上一截，但非入道的正途。今天誰要做官，可經科舉考試，可由鄉裏推舉，可借大官綠蔭，同樣可做大官。如果不是仕途的正道，君子是不會接納的。道、佛到終極點，和儒學大致相同。後世儒生，往往隻注意到聖人下一截，因而上下分裂，失去了聖人的本意，從而使儒學變為記誦、辭章、功利、訓詁之學，到底不免發展為異端。從事記誦、辭章、功利、訓詁之學的人，終身辛苦勞碌，毫無收益。看到佛徒道士清心寡欲，超然世外，反而感到自己有所不及。今天的學者不必先去排擠佛、道，而當篤誌學習聖人之學。”

王陽明很不讚同：“你所講的大體正確，但說上一截、下一截，也是人們理解有失偏頗。至於說到聖人大中至正的道，上下貫穿，首尾相連，怎會上一截、下一截？”他警告王嘉秀，“我年輕時在聖學上不用功，轉而去佛道上求取，偶然有所得，但很快就覺悟不對。後來在龍場終於發現聖學，懊悔錯用了二十多年工夫。佛道之學和聖學隻是一張紙的距離，所以不容易辨別，隻需要立誌於聖學，將來必能看透。”

那麽，一張紙的厚度到底是什麽呢？

王陽明極力指責佛教：“佛教徒擔心父子連累他，就離開父子；擔心君臣連累他，就離開君臣；擔心夫妻連累他，就離開夫妻。佛教徒總說自己不執著於‘相’，其實這些都是執著於君臣、父子、夫妻的‘相’，所以他才逃避。我們儒家，有個父子，就給他仁愛；有個君臣，就會對他忠義；有個夫妻，就給他禮節。什麽時候執著於父子、君臣、夫妻的‘相’呢？”

由此可知，這張紙的厚度就是責任心和使命感。儒家有，佛道沒有。簡潔地說，王陽明心學是一門要人去外麵建功立業的學說，而佛道是龜縮避世的學說。

但是，他雖然對佛道二教如此恩斷義絕，可他思想的靈魂書《傳習錄》中到處能看到佛道二教的影子。比如佛家的“明覺”“無善無惡”，道家的“聖胎”，特別是下麵這句話：“良知就是易，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濟，不可謂典要。”這簡直就是把道家的語境生吞活剝過來的。

問題是，從一頭老虎的胃裏發現了幾塊狗肉，你能說老虎是狗嗎？

1515年農曆八月，皇帝朱厚照心血**，準備舉行隆重的佛事接引佛祖。王陽明就寫了一道奏疏《諫迎佛疏》。他說，佛是夷狄的聖人，我們中國的聖人是孔子，佛在夷狄教化萬民正如孔子在我中國教化萬民一樣。但陸地行走要用車，水上行走要用船，把船放到陸地上，寸步難行，把車推進水中，必然下沉。我擔心佛來到中國會水土不服。您既然有尊敬佛的心，就必有尊孔子的心。何必舍近求遠？他又說，佛固然有不惜身體拯救世人的心，但修成佛，可是要苦行的。而我們儒家的聖人，諸如堯舜什麽都不用做，隻是端坐那裏垂拱而治就是了。皇上您何必放棄完美的先賢，去追求夷狄的聖人呢？

這封奏疏並未呈遞朱厚照，王陽明寫完後就把它收了起來。與其把這封奏疏看成是他向皇帝的建議書，倒不如看作是他對佛教的看法。在他眼中，佛教既然不適合中國，也就不可能是聖人之道。

1516年之前，王陽明在北京、浙江餘姚和南京之間來回遊走，他雖然有官職在身，但始終把講學當成第一要務。而且專挑山水秀麗之地，和弟子們一麵遊覽山水一麵講學。這種在山水之間講學的方式成了王陽明講學的一大特色。他的學生越來越多，學生裏的高官顯貴也越來越多，當時的組織部部長（吏部尚書）方獻夫都成了他的入室弟子。他當初經略四方的理想似乎泯滅了。因為他有新的追求，他想讓更多的人知道成為聖賢的道路，這是一條充滿陽光和**的道路。

所謂造物弄人，你越是拚命追求的東西越是不來，當你不想它時，它卻撲麵而來。1516年農曆九月，他建功立業的機會來了，這一年，他已四十五歲，如果從他有“經略四方之誌”的十五歲算起，這個理想的實現足足晚了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