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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看守所後，等待杜湘東的又是讓人透不過氣來的生活：查監、掃除、點人頭兒、寫檢查。檢查不光要給自己寫，還得替老吳和所長代筆。如今隻要上麵有人過問那起越獄案件，幾位當事人就得奮筆疾書一番，而倆老同誌被折騰煩了，幹脆把這種差事都推給了杜湘東。他們的理由很簡單：你是大學生嘛，寫得比我們深入、全麵、觸及靈魂。乃至於連管轄之內的犯人也敢看不起他了。有一次訓了鄭三闖兩句，老炮兒把眼一斜：“別把我逼急了，逼急了我也跑。”居然噎得杜湘東沒說出話來。

所以再接到刑警同學的電話時，杜湘東真感覺對方遞來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天離上次進城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月，他正在辦公室裏發愣，就聽見天花板上的喇叭響了，有他的電話。杜湘東本以為是劉芬芳找他。劉芬芳和他雖然領了證，但卻沒辦婚禮，這是因為杜湘東沒臉請領導和同事去喝喜酒。他覺得那簡直像是給越獄的犯人擺慶功宴。劉芬芳自然不樂意，狠狠地犯了會子憂愁，進而一怒之下，沒住幾天就從郊縣的婚房搬回了城裏。於是倆人聯係還得靠電話。然而當杜湘東趕到管理科時，從電話裏聽到的卻是男人的聲音：“你這張烏鴉嘴，還真說中了。”

同學告訴他，從姚斌彬嘴裏挖出消息後，刑警大隊提前幾天就調派人員前去蹲守，局裏的領導向更大的領導保證，一定要把許文革就地抓獲，清除首都治安的一大隱患。然而苦等了一個星期，連個人影也沒見著。辦案人員這才不得不反思情報是否可靠，而重新再審姚斌彬，他隻答了一句：“不是成心想逗你們玩兒，是不編出點兒什麽過不去。”然後又死不開口，並且開始了新一輪的絕食。同學也才又想起了杜湘東的風涼話。

他問：“你猜到了姚斌彬不會供出許文革？”

杜湘東含糊道：“我那時也不確定……就是感覺這倆犯人跟別人不一樣。”

“咱們當警察的，辦案子可不能憑感覺，得靠證據。”同學仍不忘踩杜湘東一腳，但又問，“那你到底有什麽感覺？”

杜湘東便把倆犯人在看守所裏的情況大致講了。結論是許文革護著姚斌彬，姚斌彬也會護著許文革，倆犯人之間的情義遠比旁人想象的深。講完又說：“姚斌彬他媽和許文革的感情也不一般。要抓許文革，不妨把她當成突破口。”

同學咳了一聲，聽來有點兒氣急敗壞了：“你以為我們想不到？光我就找過那女人好幾次。姚斌彬強，多半兒是繼承的他媽，他媽比他還強——到現在都不相信兒子會犯罪，一口咬定這案子是冤假錯案。後來了解到，這女人一直對廠子有成見，甚至對社會、對政府都憋著一口氣，再加上前些年中了一次風，性情變得更加古怪，簡直沒法跟她打交道。”

杜湘東問：“對了，姚斌彬他爸呢？死了還是離了？”

同學說：“這事兒說來可就長了。姚斌彬一家其實都是廠裏的人，他姥爺是五十年代的勞模，先給提拔了上去，後來又挨了整，病死在牛棚裏了。留下一個女兒，年輕的時候挺漂亮，不少男的都對她有意思，幾個青工同時追她，鬧得沸沸揚揚的。後來組織覺得老這麽著也不是個事兒，就出麵解決她的個人問題，動員她跟一個剛死了老婆的副書記結婚。這也是保護她的意思，畢竟她爸有政治汙點嘛，找個依靠，也不至於抬不起頭來了。不過咱們的組織你也知道，做動員跟下命令差不多，反而把她給逼急了，一氣之下嫁了個附近村裏的農民。一時間別說那些追求者了，連組織都傻了眼。至於以後的生活，那就別提了。她看不上丈夫，嫌人家髒，嫌人家沒文化，可人家還嫌她臭講究，嫌她不會幹活兒呢。等到生下姚斌彬，從小又是個藥罐子，把她那點兒工資都貼補進去了，夫家在錢上也落不下好處，更覺得這婚結虧了。於是工農結合的結果就變成了三天兩頭打老婆，揪著頭發從村頭踹到村尾，旁邊兩隻狗叼著鞋，打完了再從狗嘴裏接過鞋，回廠醫務室抹紅藥水。打了幾年，終於離了，夫家索性連姚斌彬這個孩子都不認，因此姚斌彬有爹也相當於沒爹。我們也去過村裏，連他爸的人都找不著，說早到南方做生意去了。”

敢情刑警的調查工作要比杜湘東細致得多。而本來是要討論案情，不覺間卻變成了痛說姚斌彬的家史，雙方都有些乏味，還有幾分出離之感。悶了一會兒，杜湘東這才歎氣似的“啊”了一聲，刑警同學也把話題拉回到案子上：“其實找你，是想讓你幫個忙。”

杜湘東說：“我能做什麽？”

同學說：“替我們接觸一下姚斌彬他媽，看能不能挖出什麽信息。”

杜湘東說：“有你們在，哪兒還需要我去。”

同學說：“現在姚斌彬他媽的情緒已經很抵觸了，前兩次過去，她幹脆連門都不讓我們進。那是個愛走極端的人，我們很怕她像當年一樣被逼急了，反而甘心當起了許文革的共犯。再盤點一下這案子的相關人，跟那女人打過交道的隻有你，我們這邊能信任的也隻有你，所以這事兒非你莫屬，你就別推托了。”

杜湘東沉默片刻，又問：“你讓我做這事兒，是私人幫忙，還是上級任務？”

同學笑了：“完成了算你對得起上級，完不成也算你對得起我了，行了吧？”

說完沒管杜湘東答應不答應，徑自掛了電話。而杜湘東琢磨一番，心裏不免打鼓：同學以為他和姚斌彬他媽說得上話，所以才來求助於他，可其實他僅僅去過人家家裏一次，嚴格地說還是過門而不入。如果他再去，姚斌彬他媽會是什麽態度還不好說呢。但既然打鼓，就說明杜湘東已經開始考慮這個任務了，並且還是認真地、不可遏止地考慮。這麽一想，他對自己有些無可奈何，又隱隱生出一些期待來。

過了三兩天，杜湘東便獨自動了身。之所以耽擱了些時日，是因為想到姚斌彬他媽剛受到了警方的反複盤問，需要給她一點緩和情緒的空間。向所裏請假時，他也隻說要去幫劉芬芳家幹力氣活兒，而且特地沒穿警服，換上了一身鬆鬆垮垮的便裝。坐車來到六機廠，他沒走正門，繞遠路兜到家屬院的那一側。這裏沒人阻攔，進了鏽跡斑斑的小鐵門，便看見樓還是那幾棟樓，垃圾還是那幾堆垃圾，就連翻撿垃圾的也還是那個老太太，動作緩慢，目光陰鷙。找到了姚斌彬家，卻見門緊閉著，油漬麻花的布簾子垂在門外。

他掀開簾子敲了敲門，半晌無聲。又敲了敲，門裏才有個女人問：“誰？”

杜湘東說：“是姚斌彬家嗎？”

“幹嗎？”

“來看看。”

“你是誰？”

“……我認識您兒子。”

屋裏便傳來了細碎的響動，當門鎖哢嚓一聲擰開時，已經是將近五分鍾以後了。姚斌彬他媽從半開的門縫裏露出臉來，居然還用蘸水的梳子攏過了頭發。她也是個顧著體麵的女人。

從刑警同學那兒，杜湘東知道這女人名叫崔麗珍。他叫了一聲：“崔阿姨。”

女人盯著杜湘東凝視片刻，突然說：“你不是來過的那個警察嘛。”

“我……”

“你還幫我把暖壺灌上了。”

看來上次雖然走得匆忙，但姚斌彬他媽還是在走廊裏看見了杜湘東。他驚異於這女人的記性——隻一瞥，便認得了他的相貌。原先杜湘東還打算隨機應變，冒充姚斌彬在社會上的朋友呢，如今隻好窘了一窘，直說道：“我是看守所的，負責過姚斌彬的工作。”

“那麽你是杜管教？”

這話更讓杜湘東發窘。女人解釋，保衛科的胖子及其手下協助警方來“做工作”時，曾經提起過他。在那些人的描述中，杜湘東雖然一臉嚴肅，實際卻是個心挺軟的年輕人。女人麵無表情地把他讓進了屋，房間概貌盡收眼底：不到二十平方米的麵積被一套帶轉角的三合板櫃子分成兩個部分，隔斷外側還算寬敞，擺著一床一桌，是姚斌彬他媽的起居室；隔斷裏側就要局促得多，緊貼著櫃體和牆角塞了一張比尋常單人床更窄的床，**蓋著報紙，估計是姚斌彬以前睡覺的地方。母子倆就住在這樣的環境裏。

既然無須自報家門，杜湘東便繼續申明來意。他表示，雖然姚斌彬“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並且在收押期間又“犯了一個更嚴重的錯誤”，但他作為管教，仍是有責任關心犯人的。這不僅是個人意願，而且也符合“我們一貫的政策”。尤其是聽說姚斌彬他媽臥病在床之後，他更感到“有必要來看看您”。上述說辭已經在杜湘東的心裏排演了若幹次，因此表述得並不生硬，更不虛套。而當姚斌彬他媽接過話茬兒，問起姚斌彬在“裏麵”的情況時，他的答複是“過得還行”——這也是客觀事實——沒怎麽被人欺負，睡在寬敞的鋪位，還吃到了大米飯和肉包子。當然，杜湘東隱瞞了姚斌彬的手受了傷的事情，更隱瞞了姚斌彬哭著叫出的那一聲“媽”。自始至終，他也沒提一句許文革。

當他說完，便看見女人的臉上多了兩行眼淚。淚水是從眼底緩緩湧出來的，如同雨季漲高的湖水，在某個節點上突破了自身的附著力，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地傾瀉了下來。但對麵的母親卻仍僵坐不動，連鼻翼也未曾翕動一下，整張臉像一幅舊照片。過了許久，她才鄭重地點了點頭：“杜管教，謝謝您。”

“不能這麽說，都是職責之內。”

“您想問什麽就說吧。”

杜湘東這才說：“許文革目前還在逃……”

姚斌彬他媽說：“我沒他的音信，更不知道他在哪兒。這話我對刑警隊的人說過，對你也隻能這麽說。倆孩子就算犯了盜竊罪和越獄罪，也不證明我會犯包庇罪吧。你們要是不相信我，可以把我銬起來審問。”

雖然臉上淚痕未幹，但女人的聲調已經淡漠了下來，還把撐在站立器上的手往前一伸，一副認打認罰的神態。杜湘東心知碰了個軟釘子，訕訕地把眼睛挪向一邊，便看見有扇紗窗的合頁鬆脫了，已經鬆鬆垮垮地歪斜了下來。眼看天氣就要變熱，如果任由它這麽壞著，屋裏或者不能通風，或者就要飛滿蚊蠅。而姚斌彬他媽連站都站不住，更不要說把紗窗托上去再擰牢了。仿佛是為了緩解尷尬，杜湘東轉過身去，從書桌上的筆筒裏揀了一支改錐，走到窗前修理起來。這不需要複雜的技術，但幹起來也挺吃力，他必須踮著腳，高懸手腕，緩緩轉動改錐，讓螺絲更深入地咬進年久腐蝕的窗欞裏去。

這種活兒以前應該都是姚斌彬和許文革幹的吧。總算讓紗窗大致恢複了原樣，當杜湘東甩甩發酸的手，把改錐放回筆筒時，就聽見姚斌彬他媽再次開了口，語氣裏多了幾分歉意：“杜管教，真不好意思，幫不上你的忙。”

“那沒什麽，本來也不該難為您。”杜湘東說，然而他也不知自己是怎麽想的，又加了一句，“不過我還想了解點兒別的。”

“你說吧。”

杜湘東轉頭凝視女人：“我想知道……姚斌彬和許文革到底是什麽樣的人。”

姚斌彬他媽似是一愣，卻不開口，彎腰拉開抽屜，取出一把鑰匙交到杜湘東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