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兩宮同治
1.整肅朝綱的恩與威
鹹豐帝尚未入土，他苦心設計的新朝政權架構便被慈安、慈禧兩宮太後徹底摧毀。幼帝載淳和兩宮太後接管了朝政大權，但此時的清朝就像一座千瘡百孔的大廈，搖搖欲墜。要收拾這個 “爛攤子”，實在不是容易之事。
鹹豐十一年 （1861）十月底，幼帝載淳在太和殿重行即位禮，受王公大臣朝賀；同時頒布諭令，宣布改年號 “祺祥”為 “同治”，寓意兩宮太後臨朝共理朝政。以次年 （1862）為同治元年，頒告天下。
俗話說，一朝天子一朝臣。慈禧在垂簾聽政的第一年，行事小心謹慎，深藏不露，從不明目張膽地攬權，以免被懷疑有篡權的野心。與此同時，她努力學習如何處理國事，拉攏重臣，以獲得更多的擁護與支持。
同治元年二月十二日，同治帝在弘德殿入學讀書，特簡禮部尚書、前大學士祁寯藻，管理工部事務的前大學士翁心存，工部尚書倭仁，及翰林院編修李鴻藻授讀。
祁寯藻是嘉慶年間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先後做過道光、鹹豐帝的老師。他最突出的是書法，深厚遒健，自成一體，為清代中晚期著名書法家，有 “一時之最，人共寶之”“楷書稱首”的美譽。翁心存是道光朝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兵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他死後，由兒子翁同龢繼續擔任帝師。倭仁也是道光朝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是著名的理學大師。李鴻藻出身於名宦世家，累代仕進通顯，鹹豐二年 （1852）會試及第。他稟賦聰穎，讀書刻苦，十幾歲時便鑽研經訓、博覽群書，因此百家之言無所不見，才華為世矚目。
這幾位帝師都是赤膽忠心的博學老臣，且各有專長。慈禧一下子延請了四位帝師，是希望通過名師的教誨，使兒子成為像康熙帝那樣博學睿智的皇帝，她的用心良苦可見一斑。另外，她想借此名義拉攏這些朝廷老臣，利用他們的影響力，為她主政出謀劃策。
“辛酉政變”的最大功臣恭親王奕訢被授為議政王後，兩宮太後又頒旨封賞恭親王。但奕訢堅辭不受，他深知功高蓋主遭妒、位尊至極必衰的道理。不過，慈禧此舉是出自真心，垂簾聽政猶如在迷宮中摸索，她需要理政經驗豐富的奕訢為她獻策。
慈禧明白，當務之急是重振朝綱，實施自己的聽政計劃，讓朝中大臣都誠服於己。雖說是兩宮垂簾聽政，但慈安太後是一個清心寡欲、與世無爭之人，她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後宮的規整上。每當議政王奕訢請她發表意見，她總是推說：“婦道人家原不懂什麽朝政大事，隻請六爺忠心為國，替皇上辦事，遇事奏明一聲便了。”所以久而久之，朝中大事便都由慈禧和奕訢做主。
“辛酉政變”後，慈禧命內閣頒布上諭，對於聽政一事，“著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如何酌古準今、折衷定義之處，即行妥議以聞”。大臣們一議再議、一改再改，經過半個月的反複斟酌，一份史無前例的垂簾章程終於成形，對兩宮太後垂簾一事做出規定。
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一，兩宮太後垂簾儀式在養心殿舉行。養心殿從雍正帝開始就成為皇帝處理日常政務之所，批閱奏章，召見、引見臣下，均在此進行。
為了顯示兩宮太後聽政與曆代皇帝處理朝政沒有區別，慈禧決定召見、引見臣下的地點不變，依然在養心殿，隻是在殿中掛起薄薄的簾子。在東暖閣召見時，在東大牆前的欄杆上罩上黃幔；在明間引見時，則用八扇黃色紗屏相隔。當時，絕大多數三品以下官員都見不到太後的真容，但他們的命運卻牢牢攥在這個看不見的女人手中。
垂簾聽政伊始，慈禧就向朝廷大小官員明確了她的權力：朝中一切用人行政事宜，均須據實直陳，封章密奏。各級官員應各抒己見，切不可以空言塞責。
按照這一規定，各省和各路軍營一切關於行政事務的疏章必須先呈報太後禦覽，然後再發還軍機大臣悉心詳議。也就是說，即使是奕訢處理政務，也必須先獲得兩宮太後，尤其是慈禧的允準；而太後也如同曆代皇帝一樣，擁有皇帝的一切權力。
十月十四日，江南道監察禦史徐啟文呈上一份奏折，內中建議：“將列聖實錄、寶訓擇其簡明切要者，恭纂一編；將漢唐以來，母後臨朝的各事實，擇其可法可戒者，不假修飾，據史直書，匯為一冊，恭錄進呈。”這個建議正中慈禧下懷。她當即諭令南書房、上書房、翰林院著手編輯，遴選史實，簡明注釋，以備禦覽。
經過大臣們五個多月的努力，這本書終於編輯完成。呈送禦覽時，慈禧大喜，特賜名為 《治平寶鑒》，並經常讓大臣們隔簾為她講解，從中學到更多的統治之術。
聽政，對慈禧來說是一件極具挑戰的事情，因為她所麵對的是千瘡百孔的政局、紛繁複雜的朝政、瞬息萬變的軍機。盡管她在陪伴鹹豐帝時，通過各級上書、奏報，對天下大勢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但要獨立處理軍國大事，還需要具備一定的膽識和智慧。萬事有主有次，此時擺在慈禧麵前最棘手的問題就是官場的腐敗與官員的無能。因此，她做了三件事：第一，恢複科舉，考試選拔新人；同時對朝中大員進行調整。第二，重新擬訂 “剿賊”計劃，對 “剿賊”官員進行考評與獎懲，整肅軍中紀律。第三，製定有關夷務的政策，完善相應機構。
她對軍機處進行 “大換血”，並確立了恭親王的核心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她將準備以戶部侍郎銜調往山西的榮祿留在京師，讓他擔任京師步兵統領，守護京城和皇宮的安全。曾國藩出祁門後，慈禧任命他為兵部尚書，授予他節製四省的大權和征討太平天國的一切權力。左宗棠、李鴻章均授侍郎銜，分別統領湘軍和淮軍與太平軍、撚軍作戰。同時，慈禧認識到，官吏投機鑽營、賄賂公行、驕橫不法，不思為國分憂解難。在外敵入侵、農民起義日甚一日之時，朝中缺少帶兵之良將、治國之能臣，因此，治本之道當為整頓吏治。
同治元年 （1862），恰逢三年一次對官員進行考核的京察和大計。按照清朝的例製，京察時三品以下官員由吏部和都察院負責考核，三品以上官員及總督、巡撫等大員則先自陳政事得失，最後由皇帝敕裁，按照 “稱職”“勤職”“供職”三個等級，對官員實行獎懲。大計是考核道、府及州縣官員，一般由各級官員依隸屬關係逐級考查，做出評斷，最後交由各省督撫核其事狀，注考造冊，送吏部複核。
這種考察製度的目的在於獎優罰劣，使各級官員時時恪盡職守、效忠朝廷。京察與大計涉及官員的獎懲，故而賄賂徇庇的事早已司空見慣。“長官往往博寬大之名，每屆京察，隻黜退數人，虛應故事，餘概優容，而被劾者，又不免冤抑。”
對這一年的官員考核，慈禧已打定主意要嚴加整頓，而第一個撞到槍口上的是剛卸任兵部侍郎的慶英。慶英因在兵部動用公款而被議罪，兵部擬給他降兩級處分。慶英想通過奕訢在兩宮太後前說情，於是趁著夜色來到恭王府。奕訢推測慶英夜間來訪，必與降職一事有關，堅辭不受其禮，隻是苦心勸導慶英安分守己，接受朝廷安排。慶英聽後幹脆長跪不起，懇求奕訢為他開脫。奕訢頓時惱了，聲色俱厲地將慶英趕了出去。第二天，奕訢把慶英所為匯報給兩宮太後，同時把慶英賄送的錢物上交。慈禧對慶英之舉非常氣惱，命內閣發出上諭，公布事情始末，給予慶英嚴厲製裁，由降兩級改為革職。隨後，慈禧詔諭各級官員，嚴懲貪汙受賄行為。她還處置了直隸順天府知府蔣大鏞等行賄受賄的府縣官員，並明令各地 “隨時嚴查，按律懲辦”。
接著，慈禧處置了兩江總督何桂清。何桂清早在鹹豐十年 （1860）就任兩江總督時，正值太平軍全力進攻浙江，眼看常州將要失守，何桂清驚慌失措。有幾百名當地百姓手持燈籠，在總督府衙門外排隊下跪，請求何桂清守城。但何桂清貪生怕死，先將家眷轉移，然後下令向攔阻他出逃的百姓開槍，當場打死打傷十餘人。鹹豐帝諭令將他革職拿問，刑部郎中餘光倬根據 《大清律》向朝廷請擬斬立決。朝中高官多與何桂清有故交，出麵為他說情，希望緩刑。隨後，由於英法聯軍侵犯北京，鹹豐帝自顧不暇，此案被擱置。何桂清乘機逃往上海，利用官場盤根錯節的關係，找人說情並做偽證，將他當時棄城逃走說成是去辦理公事。慈禧最擔心戰區形勢惡化，如果不刹住這種臨陣脫逃的風氣，戰局將失控，何況何桂清出逃時還槍殺百姓，影響極為惡劣。抓住這個 “典型”殺一儆百，已成必然，於是慈禧判何桂清斬監候，秋後處決。一個從一品的封疆大員被殺頭，十分少見，慈禧由此樹立了自己的權威，使朝廷內外對她有了敬畏之心。
隨後，慈禧又把矛頭指向了滿人將領勝保。勝保久經沙場，卻是個遇險即逃的 “常敗將軍”。在 “辛酉政變”中，他全力配合慈禧的計劃，為政變立下汗馬功勞。但是，他到陝西督軍時依然采取能打就打，打不贏就逃的策略。每攻下一座城池，他就縱兵搶掠，並向地方官索取犒軍費，當地行政長官都對他恨之入骨，他的這些行徑也遭到軍中和朝廷眾多大臣的非議。慈禧隻得將他革職拿問，交刑部治罪，最終勝保自盡，在京的家產一律查抄。
通過慶英、何桂清、勝保數案，慈禧以恩威並施的政治手段整飭綱紀，從而在清廷樹立了絕對權威，站穩了腳跟。
此外，在官員任用上，慈禧不分滿漢，獎懲分明。如潘祖蔭以才華出眾、耿介敢言蜚聲朝野。鹹豐八年 （1858）至鹹豐十年 （1860）左宗棠因與樊燮一事官司纏身時，潘祖蔭積極上書為左宗棠辯白，他十分推崇左宗棠的才能，其中 “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的名句就是出自他之口。慈禧垂簾聽政伊始，曾經詔求諫言，潘祖蔭上書請皇帝勤聖學、求人才、整軍務、裕倉儲，敬請免民賦以紓民力。慈禧批閱後頗為欣賞，認準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京察時將他升為光祿寺卿。
同時，她嘉獎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捐軀的官員，尤其是漢人官員。湖北巡撫胡林翼自太湖回援湖北，收複黃州、德安等地，死守鄂皖、鄂贛邊界，遏製太平軍經河南北伐的企圖，因積勞成疾而得了咯血症，最後病死於任上。慈禧下令贈授總督，諡文忠。
這些措施對於改變官員屍位素餐的現狀、提高行政效率、鞏固慈禧的朝中威望等，有著積極作用。
2.重用漢臣 “剿賊”
對於剛剛垂簾聽政的慈禧來說，直接威脅她統治的是江淮流域的太平天國和黃河流域的撚軍，這些心腹大患一日不除，她的統治就一日不穩固。然而環視朝廷內外，那些滿族大員不是顢頇無能，就是妄自尊大。從太平天國起義到兩宮皇太後垂簾聽政的十餘年間，鹹豐帝任命了十省四十三位團練大臣，其中一直盡心盡力效忠朝廷、屢受挫折卻堅持圍剿太平天國的最大功臣，是以曾國藩為首的漢族官員。
同治初年，曾國藩在前線捷報頻傳，不久便從太平軍手中奪回安慶，之後的形勢對慈禧愈加有利。左宗棠率軍征戰江西、浙江，很快把太平軍趕出了浙江。三月，李鴻章率領淮軍和湘軍程學啟(1)、郭鬆林(2)所部趕赴上海圍剿太平軍。隨後，淮軍在上海虹橋、徐家匯等地經過苦戰，接連取勝，捕殺太平軍三千餘人。
慈禧大受鼓舞，繼續重用曾國藩等人。她下旨讓曾國藩節製江蘇、浙江、江西、安徽四省軍務，把江南的軍事指揮大權完全交給他；緊接著又授曾國藩為協辦大學士。聖眷之隆，可見一斑。
為了戰區綠營及各地方武裝更好地配合協同作戰，慈禧聽從曾國藩等人的建議，任命了一批漢人官員為封疆大吏。其中，左宗棠為浙江巡撫，鄭元善(3)為河南巡撫，張曜(4)為河南布政使，李續宜(5)為安徽巡撫，嚴樹森為湖北巡撫，沈葆楨(6)為江西巡撫，李鴻章為江蘇巡撫，劉長佑(7)為廣西巡撫，毛鴻賓為湖南巡撫，江忠義為貴州巡撫，丁寶楨(8)升任山東按察使，等等。上諭發出後，朝中許多滿族王公大臣認為，兩宮太後將清朝軍政大權交到漢族官僚手中，使 “西至四川東至沿海”的半壁江山全掌控於曾國藩之手，實在是太冒險了。
在一大片因循守舊的聲音中，慈禧還征調廣西臬司蔣益澧率部到浙江助剿。另外，廬州一帶，歸多隆阿(9)剿辦；寧國一帶，歸鮑超剿辦；潁州一帶，歸李續宜戡定。各路大軍，皆歸大帥曾國藩節製。另外，還有淮上的漕運總督袁甲三、揚州的都興阿、鎮江的馮子材(10)，雖未經曾國藩調遣，但也由他統籌。
事實上，漢族官員無論是處理地方政務還是 “剿賊”作戰，都非常拚命。比如李鴻章率淮軍在虹橋作戰時，他就坐在橋頭督戰，麵對兩萬多氣勢洶洶的太平軍，他不允許不及對手一半兵力的淮軍後撤一步，撤過橋則斬。太平軍用火炮轟擊，火力非常猛。淮軍 “春”字營的張遇春剛撤到橋邊，正好撞到督戰的李鴻章，隻聽李鴻章一聲厲喝：“拿刀來，把他的頭砍了！”嚇得張遇春趕忙率眾掉轉方向，又跟太平軍去拚命。李鴻章在上海站穩腳跟後，又率軍南進，向太平軍占領的地區發起反擊，收複蘇州、常州，攻克常熟、太倉、昆山等地。慈禧因此記住了李鴻章的大名。
慈禧重用漢臣，激勵了在戰場上廝殺的漢族將領，讓他們死心塌地地為朝廷效力。在漢臣中，位高權重的曾國藩對慈禧更是感激涕零，他在攻占南京上遊的安慶之後立即坐鎮指揮，進攻太平天國的都城天京（即南京）。他采取了圍城打援的戰術，在南京城外挖掘長壕，切斷南京和外界的一切通道，加上南京有湘軍彭玉麟的水師和曾國荃(11)、楊嶽斌所部聯合圍攻，南京變成一座困守的孤城。
此時，太平天國的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賢率部進入江西，攻陷瑞州。曾國藩發加急手諭，讓鮑超火速赴援。鮑超日夜兼程奔赴瑞州，大軍行進中前麵懸紅綾丈餘，中間書一奇大的 “鮑”字，沿途太平軍一見 “鮑”字旗幟，紛紛潰逃。鮑超連破太平軍七十餘營後，將太平軍驅逐出江西，江西即報肅清。
曾國荃聽說江西已平，心裏很著急。他想得到攻克南京城的首功，但西有鮑超、南有左宗棠、東有李鴻章，三部都是虎狼之師，都可能與他搶功。於是，他與兄長曾國藩商量如何盡快克城。曾國藩擔心他兵力不夠，令他回湖南添募鄉勇。同時穩住鮑超、李鴻章，令其暫時不要強攻南京，先肅清周邊之敵。李鴻章知道曾國藩有私心，但出於對老師的尊敬以及自己仕途發展的考慮，他決定做個順水人情，按曾氏兄弟的計劃，對南京城圍而不打，且一圍就是兩年之久。
與此同時，李鴻章繼續以上海為依托，收複華東大片失地。在此之前，清廷曾同意江蘇巡撫薛煥雇用美國人華爾的洋槍隊，配合清軍作戰，由吳煦任洋槍隊督帶，楊坊與華爾為管帶，實際上指揮權仍歸華爾。因守衛上海有功，清廷賜給華爾官銜，並稱洋槍隊為 “常勝軍”。華爾在與太平軍的作戰中斃命後，美、英、法侵略者互爭 “常勝軍”的領導權，在美國公使蒲安臣(12)的活動下，最終由美國人白齊文出任洋槍隊統領。李鴻章到上海之初，采取 “借師助剿”的策略，一度請 “常勝軍”協同作戰。但到同治二年 （1863）初，白齊文與吳煦、楊坊產生矛盾，以致毆傷楊坊，搶走餉銀。李鴻章借機將白齊文革職，還一並處置了吳煦、楊坊，後經與外方多次磋商，由英國人戈登出任 “常勝軍”管帶。
心有不甘的白齊文投靠了太平天國，他召集舊部，搶奪清軍炮船，設法購買軍火，並建議洪秀全放棄蘇州、南京，采取全力北伐的策略，但未被采納。
同治二年 （1863）秋，李鴻章率淮軍和戈登的 “常勝軍”進至蘇州城下。幾次進攻受阻後，他決定采納戈登的 “智取”之計，即招降城中的納王郜永寬，讓他刺殺守城主將慕王譚紹光。計劃進行得很順利，太平天國第二重鎮就此陷落。
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大大出乎戈登的意料。李鴻章在營中設計殺死郜永寬等八名降將，並誅殺了城內已放下武器、毫無防備的太平軍兵將，使招降的 “擔保人”戈登顏麵大失。事後，戈登攜槍找李鴻章算賬未果，發表聲明說：如果清廷不將李鴻章解職，他就率 “常勝軍”反攻淮軍，交還太平軍已占城池。李鴻章忙向慈禧呈上奏折，就此事百般辯解。慈禧並不完全相信李鴻章的解釋，但她不僅未將他解職，反而獎賞了他，畢竟他攻下了太平天國的第二重鎮，使南京城失去屏障，更加孤立無援。
為了顯示公正，也為了盡快平息事端，慈禧對戈登給予萬兩賞銀和記頭功的獎賞，結果遭到戈登的拒絕。李鴻章也不再理會戈登，自率軍隊攻陷常州，證明沒有 “常勝軍”的協助，淮軍依然可以打勝仗。戈登覺得無趣，卸任 “常勝軍”管帶，回英國去了。
蘇州、常州兩城被李鴻章攻克後，南京城的戰況變得對清軍非常有利。與此同時，浙江巡撫左宗棠率部自江西攻入浙江，於同治三年（1864）二月攻陷杭州，並基本占領浙江全省。曾國藩見拿下南京城的時機已經成熟，令曾國荃盡快掃除城外之敵，做好總攻的準備。
同治三年 （1864）四月二十七日，天王洪秀全病逝，幼天王洪天貴福繼位。六月十六日，湘軍轟塌南京太平門附近城牆二十餘丈，蜂擁入城，其他方向的湘軍也緣梯而入。洪天貴福在其他將領的護送下，喬裝從南京城中逃出，城內太平軍或戰死，或自焚，十分慘烈。
同治三年 （1864）六月二十日，對慈禧和整個清廷來說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以曾國荃為首的湘軍攻克了南京，捷報送至北京，朝野上下一片歡騰。興奮無比的慈禧頒詔嘉獎功臣：議政王奕訢主持朝廷軍政大事，居首功，賞加三級軍功；曾國藩著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賜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並賞帶雙眼花翎；各路統兵大員李鴻章、官文、左宗棠、曾國荃為一等伯爵；軍機大臣、前敵將帥、各部、院、督撫均有重賞。
對太平軍的大規模圍剿結束了，但是太平軍的殘餘勢力依然存在。慈禧飭令閩浙總督左宗棠清剿南逃浙閩地區的太平軍殘部；賞郭嵩燾三品頂戴，令其署理廣東巡撫，配合左宗棠形成夾擊之勢。同時，由於雲南杜文秀(13)領導的回民起義聲勢越來越大，慈禧擢升雲南布政使岑毓英(14)為巡撫，全力平亂。此外，更大的麻煩是撚軍迅速集結，號稱十萬大軍將進攻京城。
京城危急之際，慈禧想到的還是那些漢臣，她首推的統軍人選自然是曾國藩，因此慈禧敕諭他統籌全局，製訂圍剿計劃。
曾國藩建議采取 “追堵”之策，奏請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統領清軍主力追擊，湘軍、淮軍以及袁甲三所部則在撚軍的必經之地進行堵截。慈禧認為此計可行，加授僧格林沁為剿撚欽差大臣，節製調遣直、魯、豫、鄂、皖五省兵馬，建立防線進行堵截。但是，長江至黃河流域地域廣闊，當清軍建立起漫長防線圍堵時，撚軍便化整為零，展開遊擊戰，清軍稍有疏漏便被撚軍鑽空子；當清軍追擊時，撚軍又展開運動戰，從江淮跑到山東，又從山東跑往河南，清軍十分被動，以致疲憊不堪。
同治四年 （1865）四月二十四日，僧格林沁率一萬一千餘多人追擊東路撚軍賴文光、張宗禹部，追至山東曹州菏澤縣高樓寨時，陷入撚軍伏擊圈，全部被殲，僧格林沁被擊斃。
滿蒙第一戰將僧格林沁之死，震動朝野。慈禧無奈地環視朝堂，發現可用之將才實在寥寥無幾。在滿蒙大臣中，稍有才能的陝甘總督都興阿擬調回遼東任盛京將軍；英桂在河南表現不錯，擬調往浙閩。可是，保衛京畿是重中之重，慈禧思來想去，決定任命曾國藩為直隸總督、欽差大臣，督辦直隸、山東、河南軍務，以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
但曾國藩在剿滅太平軍後已遣散大部分湘軍，剿撚的主力為李鴻章部屬，有令難行，曾國藩身心疲累，便向慈禧推薦了李鴻章。慈禧對李鴻章這個名字早有耳聞，隻是一直未曾謀麵。同治六年 （1867）冬，慈禧改調曾國藩為兩江總督，而以李鴻章署理欽差大臣，代替曾國藩剿撚。從此以後，慈禧與李鴻章逐漸形成了相互倚重的 “鐵杆”關係。在剿撚過程中，李鴻章的策略絕大部分與曾國藩相同，依然是堵截和追擊，不同的是，李鴻章沒有讓撚軍牽著自己的鼻子走，而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管撚軍分兵運動作戰也好，集中兵力重點突破也罷，他隻管 “先固守局而後進兵”，讓撚軍自己往口袋裏鑽。
李鴻章首先實施第一步計劃，即集中兵力打擊撚軍主力。當時撚軍已分為東撚和西撚，李鴻章始終抓住最強的一股——賴文光、任化邦統率的東撚，逼迫他們決戰。李鴻章手下有幾名令撚軍聞風喪膽的戰將，如程學啟、劉銘傳(15)、張樹珊(16)、吳長慶(17)、潘鼎新(18)等人，全都驍勇善戰。這年年底，東撚進入山東富庶地區籌集糧草，李鴻章馬上指揮清軍分三路追擊：提督劉銘傳為中路，潘鼎新為北路，總兵董鳳高、沈宏富為南路。三路清軍連同山東巡撫丁寶楨所轄之地方清軍，兜地而進。東撚發現清軍的圍殲意圖後，不惜代價突圍進入江蘇，劉銘傳部緊隨其後，緊追不舍。同時，李鴻章將另兩路撤至運河防線，等待撚軍再次北進。
結果正如李鴻章所料，賴文光、任化邦率撚軍主力在江蘇贛榆一戰受挫後又掉頭向北，最後在北陽河、彌河之間陷入清軍重圍。撚軍戰死兩萬餘人，另有萬餘人被俘，主將賴文光被擒獲，幾天後被殺。
同治七年 （1868），以張宗禹為首的西撚軍進逼京師。慈禧急命議政王奕訢會同神機營王大臣辦理巡防事宜，欽差大臣、陝甘總督左宗棠統領直隸境內各路清軍防堵，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李鴻章督率所屬各部急赴京畿圍剿，署理閩浙總督兼江西巡撫李旭督派義勇軍勁旅助剿，盛京將軍都興阿坐鎮天津，以防西撚攻城。
四月底，左宗棠、李鴻章、趙向東在德州舉行三方會議，議定楚軍和淮軍 “堅壁清野，分地設防”，戰鬥力最強的義勇軍則為 “遊擊之師”，追殺西撚。鑒於西撚馬隊強悍、行動迅速，李鴻章下令修築減河長牆八十餘裏，利用運河、黃河等河流限製騎兵行動，從而圍困西撚。
幾個月來，張宗禹帶領西撚東奔西竄，四處碰壁。到了七月，大雨傾盆，河水泛濫。李鴻章、趙向東發現了戰機，把西撚軍限製在黃河和馬頰河之間，圈起來打。張宗禹的馬隊因大雨而行動受阻，機動性大大削弱。他們從不敢在一個地方久駐，可是河水猛漲，道路泥濘，他們還是被困在了東昌。李鴻章、趙向東派重兵合圍，全殲張宗禹的主力馬隊七千餘人，張宗禹投河自盡，餘部數萬人作鳥獸散。
李鴻章為慈禧除去了心頭大患，戰功卓著，被任命為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躍升至與曾國藩平起平坐的地位。李鴻章第一次入朝覲見，被特賜在紫禁城騎馬。待到覲見時，李鴻章才隱隱約約一睹慈禧真容，慈禧因簾布遮擋未看清李鴻章的長相，但看得出他比其他人高大，所以後來她就給李鴻章取了個綽號，叫 “李大架子”。
3.支持洋務運動
鹹豐十一年 （1861）底，正在圍剿太平軍的曾國藩上奏折稱，目前借外國力量助剿、運糧，可以減少暫時的憂慮；將來學習外國技藝，造炮製船，可以獲取永久收益。
曾國藩的奏折引起了慈禧的重視。在當時內憂外患的局勢下，要想挽救處於風雨飄搖中的清王朝，必須尋求一條新路。議政王奕訢也認為，“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製器為先”。慈禧將這項工作交給了由奕訢牽頭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如此一來，總理衙門這個機構越來越龐大，位居六部之首，而且在職能上幾乎要取代內閣和軍機處。它實際是總攬新政的中央政府機構。它不僅掌管清廷與各國之間的外交事務，還管理對外貿易、海關稅務、邊疆防務、海軍建設、新式工礦業，以及建新式學校、興修鐵路等事務，實際上相當於清廷的內閣兼外交部。
不過，當時的人們對於辦哪些洋務並不清楚。同治二年 （1863）四月，清廷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李泰國興致勃勃地來到總理衙門，向奕訢報告說，他在英國為清廷購買軍艦，已經組建了英中聯合海軍艦隊，又稱 “阿思本艦隊”。這讓奕訢大吃一驚。原來，李泰國擅自做主，跟艦隊司令阿思本海軍上校訂立合同，並製定了 《英中聯合艦隊章程》。合同規定，這支艦隊由英國人阿思本擔任艦隊司令，任期四年，而他隻執行中國皇帝的命令，不接受皇帝以外清廷下達的任何命令。凡是作戰中繳獲的船和貨物，其中三分之一歸清廷，剩下的由阿思本艦隊自行分配。
很顯然，這支所謂的英中聯合艦隊的大權掌握在英國人手裏。這個莫名其妙的合同是誰批準的呢？慈禧和奕訢事先都沒有見過這份合同。奕訢聽了李泰國的匯報後，當場表示不能接受。雙方為此僵持了將近一個月，“阿思本艦隊事件”成為慈禧垂簾聽政以來遇到的第一起棘手的外交事件。
到了八月初六，阿思本率領艦隊到達天津後，親自到北京跟李泰國一起到總理衙門接洽。奕訢決定拒絕英國的訛詐。他向兩宮太後奏準以後，下令免去李泰國的海關總稅務司職務，解散阿思本艦隊。這件事讓清廷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經過數次談判，清廷須支付艦隊全體官兵的工薪、酬勞、來往經費，以及數萬兩賞銀。解散阿思本艦隊，表明了清廷維護主權的堅決態度，也表明了慈禧的強硬立場。難能可貴的是，她從中悟到 “自強”的重要性，洋務活動正是在 “阿思本艦隊事件”後逐漸形成潮流。
在洋務運動正式啟動之前，清廷主要支持 “借師助剿”。這一點在奕訢等人的奏折中表達得很清楚。奕訢認為，太平天國、撚軍等農民起義是 “心腹之害”，俄國是 “肘腋之憂”，英國是 “肢體之患”，所以在處理次序上應 “滅發、撚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具體而言，奕訢和曾國藩、李鴻章等漢族重臣的主張基本一致，他們認為，“但求外敦和好，內要自強”，而 “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
從中可以看出，此時清廷高層已基本達成共識，即 “自強”首先是強軍。曾國藩擔任兩江總督時，曾考察湘軍水師的艦船與洋人的炮艦。有一天，他登上一艘長約二丈八九尺的大船，這艘船開起來速度並不快，但船上見不到船公的身影，它有一個響亮的名字—— “黃鵠”號。這是中國第一艘自製的以蒸汽為動力的輪船。設計者徐壽、華蘅芳告訴曾國藩，這是仿照英國人的炮艦製造的，隻是沒有像洋人那樣安裝艦炮，也不是全鐵甲，航速也不及英國艦船。曾國藩很感慨，一台機器竟能代替十幾個櫓手，而且船行速度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心中 “徐圖自強”的想法愈加強烈。
當然，也有一些朝臣反對興辦洋務。他們認為，照貓畫虎很難畫出虎的風貌和氣質，學洋人的一點皮毛於事無補，於國無益。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初五至次年正月二十一日，議政王奕訢連續呈上三份奏折，都得到兩宮太後特別是慈禧的首肯。但朝廷裏一批反對學習西方的保守大臣對奕訢的奏折進行了抨擊，由此引發了一場針鋒相對的爭論。爭論從正月二十九日山東道監察禦史張盛藻上奏發端，張盛藻指責奕訢是在提倡 “重名利而輕氣節”，學習 “機巧之事”。奏折呈上去後，慈禧認為這是冥頑不靈之辭，授意內閣擬旨駁斥。
但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到二月十五日，德高望重的保守派領袖倭仁出場了。倭仁上奏折反對開設天文算學館，他說國家的昌盛在於世道民心，而不在於各種各樣的技術。他把爭論的重要性歸結到 “何以立國”上，得出的結論是以清朝之大、人口之多，必定有精於天文數學的人，何必向外國人學。他擔心清朝在向外國學習時 “變夏為夷”，甚至認為中華民族有亡國滅種的危險。表麵尊崇祖製的慈禧對倭仁的奏折很不以為然。
同治六年 （1867）三月初二，奕訢向朝廷上奏折重申招收科甲正途出身的人學習天文算學的重要性，同時指出，倭仁既然不認可這件事，想必有更好的辦法，希望能夠追隨倭仁。三月初八，倭仁繞過奕訢的反擊，提出 “天下之大，不患無才”，不必師事 “夷人”以授人權柄，意在單靠自身使中國自強起來。三月二十九日，奕訢再上奏折，表示興辦洋務的結果確實很難預料，接著話鋒一轉，要求倭仁保舉幾個人才，擇地另開一個館，由倭仁督導以觀其效。慈禧接受了奕訢的建議，而倭仁不得不上折承認，他並無精於天文算學之人舉薦，不敢妄保。
作為朝廷的最高實際決策者，慈禧的態度令人有些費解，因為這一年她和奕訢之間已開始暗中的權力鬥爭，而倭仁是支持太後的。那麽，在這場爭論中，慈禧為什麽不偏向倭仁呢？事實上，慈禧隻有一個標準，那就是看是否有利於皇權的統治和穩固。
在奕訢的強力推動下，洋務運動的步伐開始加快，而慈禧也看出洋務運動對於挽救時局的重要意義。麵對改革派與保守派大臣的爭論，她在等待合適的時機表明立場。
洋務企業的創辦最早是在同治四年 （1865）。在曾國藩的支持下，李鴻章籌辦了江南機器製造總局 （簡稱江南製造局），這是當時國內最大的兵工廠。同年，李鴻章在南京設立金陵機器局。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在福建創辦福州船政局，附設船政學堂，是當時國內最大的造船廠；同治六年 （1867），崇厚在天津建立天津機器局。在創辦福州船政局時，左宗棠深感中西科技的巨大差距和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重要性，在購置機器、雇聘外國工程技術人員時，他特別重視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他說，“茲局之役，所重在學造西洋機器以成輪船，俾中國得轉相授受，為永遠之利”。故在設廠造船時設立求是堂藝局，後改稱船政學堂，延請熟習中外語言文字的老師教授英法兩國語言、算法、畫法。這所學校是近代較早開設的一所以學習自然科學為主的新式學校，同時又有軍事學校的性質，以培養海軍和造船人才為目的。
另外，清廷派遣了一批官員、學者出洋考察。同治五年 （1866）春天，總稅務司赫德(19)要回國結婚，向奕訢請了六個月假，並建議清廷派人到西方考察。這正合奕訢的心意，於是奏請派遣人員出國考察並獲準，從而有了清廷派斌椿(20)等人走出國門的破天荒之舉。
創辦洋務企業缺少資金，洋務派便采取了兩個對策：一是募捐，鼓勵民辦；二是將軍工產業商業化，兼辦民用企業，如經營輪船、電報、采礦冶煉以及紡織等。開學堂、購軍艦、買機器、設炮台、翻譯書籍、派遣留學生等工作次第展開，這個古老的國家呈現出一片新氣象。
洋務初興，慈禧非常支持，但到同治七年 （1868）撚軍被剿滅之後，她的熱情開始冷卻。她把李鴻章調去做湖廣總督，那是政務最繁重的地方；左宗棠則從東南調去西北做陝甘總督，平定回民起義，那裏貧窮閉塞、民風剽悍，不是辦洋務的好地方。但慈禧卻堅信能者多勞，仍然很器重他們。
在 “剿賊”和興辦洋務中，議政王奕訢和直隸總督曾國藩的聲望日高，權勢越來越大，讓慈禧產生了一種大權旁落的危機感。為了遏製這種勢頭，她開始構思權力的再分配計劃。
對於議政王奕訢，她還沒有找到最佳的處置辦法，但對曾國藩，處置的借口卻很多。一是國內已基本平定，裁軍已成必然，可借機削減其兵權；二是曾國藩生性耿直，傲骨錚錚，不善於跟洋人打交道，不宜擔當通商大臣之職。巧合的是，同治九年 （1870）四月到六月發生了“天津教案”。天津民眾為反對天主教會肆意宣教，攻擊天主教教會，殺了數十人。此後教會動用武力，外國軍艦陳兵於天津港口，七國公使聯合向總理衙門提出抗議。作為直隸總督，曾國藩自然難辭其咎。
其實，慈禧大可不必費這番心思，因為曾國藩此時已是重病纏身。曾國藩離開北京前，正逢他六十大壽，慈禧和同治皇帝禦賜給他許多賀禮，同治帝還親手寫了一首賀詩並禦書 “勳高柱石”的匾額相贈。
到同治九年 （1870）十一月，曾國藩入朝覲見同治帝和兩宮太後。慈禧與他的對話看似平淡，實含深意。
慈禧：“你什麽時候從天津起程的？”
曾國藩：“回太後，臣二十三日自天津起程。”
慈禧：“天津教案的凶手歸案正法了嗎？”
曾國藩：“還未行刑。聽駐天津的領事說，俄國公使即將到天津，法國公使將派人專程前來驗看，所以尚未將凶手正法。”
慈禧：“李鴻章計劃什麽時候對這些人行刑？”
曾國藩：“臣二十三日晚上接到李鴻章來信，信中說他將在二十五日行刑。”
慈禧：“天津百姓現在還惹是生非、刁難洋人嗎？”
曾國藩：“此事之後，百姓都已安謐，不再尚勇鬥狠。”
慈禧：“府、縣官員之前逃至順德等處，是何居心？”
曾國藩：“府、縣官員最初撤任時，並未擬罪，所以他們才敢放膽出門。”
慈安：“你右眼現在能看見東西嗎？”
曾國藩：“右眼沒有一隙之光，已看不到。左眼尚且能模糊視物。”
慈安：“別的病都好了嗎？”
曾國藩：“別的病算好了些。”
慈安：“我看你起跪的時候，身體還算利索，精神尚好。”
曾國藩：“精神總沒有複原。”
慈禧：“馬新貽這事豈不是很奇怪？”
曾國藩：“這事確是很奇怪。”
慈禧：“馬新貽辦事可好？”
曾國藩：“他辦事和平、精細。”
慈禧：“你在直隸練了多少兵？”
曾國藩：“臣練新兵三千，前任督臣官文練舊章之兵四千，共七千。計劃再練三千，合成一萬，已與李鴻章商明，照臣奏定章程辦理。”
慈禧：“南邊練兵也是很要緊的，眼下洋人就很可慮，你們好好地辦理。”
曾國藩：“洋人確實可慮，現在尚無戰事，應當防患於未然。臣計劃在長江的要緊之處修築炮台，以防外國船隻強行駛入長江。”
曾國藩：“教堂近年到處滋事，教民總欺壓不信教的百姓，教士出麵庇護教民，領事官又庇護教士。明年與法國換約，須將傳教一節加以整頓。”
從這段對話可見，慈安隻是關注曾國藩的身體狀況，對答之間更像普通的 “拉家常”，而慈禧的問題都是簡明扼要又一針見血的，這位端坐簾後的權力操控者高高在上，以不容置疑的姿態問詢，而曾國藩則回答得小心翼翼。
曾國藩離開京城後，馬不停蹄前往任所南京。一個月後，他接任兩江總督，到任第一件事便是審辦刺殺前任總督馬新貽的刺客，判淩遲處死。
同治十年 （1871）夏季，曾國藩坐船巡視、遊覽兩江各地名勝，對那裏井然有序的社會秩序頗為滿意，此前因為被太平天國占領多年，那裏長期處於戰亂之中，狼藉一片，現已恢複安定，百姓生活歸於平靜。在到任後的第二年，即同治十一年 （1872）初，曾國藩中風昏厥，緊急救治後蘇醒過來，但第二天閱覽一份公文時再次中風，他強打精神，囑咐長子曾紀澤，喪事要從簡。二月初四早晨，盡管身體非常虛弱，曾國藩依然強行起身，堅持處理了一些公務。傍晚，曾紀澤攙扶他到花園中散步，回屋路上再次中風。家人將他抬入正室，他口述對子孫的教誨，在家人陪伴下，他筆直端坐而逝，終年六十二歲。慈禧聞訊下旨盛讚這位忠臣，稱其為 “股肱心膂之臣”。
與此同時，李鴻章接任直隸總督後，很快成為慈禧最得力的幫手，也成為洋務運動的主力幹將，並開始探尋海軍的近代化之路。
(1) 程學啟 （1829—1864）：字方忠，安徽桐城人，清末淮軍名將，原為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部屬，後降清，官至南贛鎮總兵，攻嘉興時中彈負傷，死於蘇州。
(2) 郭鬆林 （？—1880）：字子美，湖南湘潭人，晚清湘軍名將，參與平定太平天國及撚軍起義，賜黃馬褂，授輕車都尉世職。
(3) 鄭元善 （1799—1878）：字體仁，順德府廣宗縣 （今河北邢台市廣宗縣）油堡村人，清朝大臣，官至河南巡撫，以愛民與軍事著稱。
(4) 張曜 （1832—1891）：字朗齋，浙江錢塘 （今杭州）人，晚清名臣、將領，軍政才略突出，為收複新疆、阻遏英俄侵略做出了貢獻，在山東巡撫任上也多有建樹。
(5) 李續宜 （1823—1863）：字克讓，湖南湘鄉 （今湖南湘潭）人。晚清湘軍名將，浙江布政使李續賓之弟，參與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轉戰江西、湖北、湖南、安徽等省，累立戰功。
(6) 沈葆楨 （1820—1879）：字幼丹，福建侯官 （今福建福州）人，林則徐之婿，晚清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近代造船、航運、海軍建設事業的奠基人之一。
(8) 丁寶楨 （1820—1886）：字稚璜，貴州平遠 （今貴州畢節市織金縣）牛場鎮人，晚清名臣，清廉剛正，勇於擔當，一生致力於報國愛民。
(9) 多隆阿 （1817—1864）：字禮堂，滿洲正白旗人，清朝著名將領，擅長指揮馬隊，與湘軍第一名將鮑超齊名，有 “多龍鮑虎”之譽。
(10) 馮子材 （1818—1903）：字南幹，廣東欽州沙尾村 （今屬廣西）人，晚清抗法名將，官至貴州提督。
(11) 曾國荃 （1824—1890）：字沅甫，曾國藩之弟，湘軍主要將領之一，因善於挖壕圍城，有 “曾鐵桶”之稱，官至兩江總督、太子太保。
(12) 蒲安臣 （1820—1870）：美國著名律師、政治家和外交家，美國對華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
(13) 杜文秀 （1823—1872）：清朝鹹豐、同治年間雲南回民起義領袖，在蒙化 （今雲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起兵，攻占大理，建立 “回教國”，自立為 “總統兵馬大元帥”，通用阿拉伯語。政權極盛時占有東至楚雄、西至騰越、南至耿馬、北至麗江等地。
(14) 岑毓英 （1829—1889）：字彥卿，廣西西林人，晚清大臣，曆任雲南布政使、雲南巡撫、貴州巡撫、雲貴總督等職，曾鎮壓金田起義、援越抗法。
(15) 劉銘傳 （1836—1896）：字省三，安徽合肥 （今安徽肥西大潛山麓）人，清朝名臣，台灣省首任巡撫，洋務派骨幹之一。
(16) 張樹珊 （1826—1867）：字海柯，安徽合肥人，晚清淮軍著名將領，曾任廣西右江鎮總兵，在周家口 （今河南周口市）鎮壓撚軍時戰死。
(17) 吳長慶 （1829—1884）：字筱軒，安徽廬江縣南鄉沙湖山人，“清末四公子”之一吳保初之父。
(18) 潘鼎新 （1828—1888）：字琴軒，安徽廬江縣廣寒鄉人，晚清淮軍著名將領，官至廣西巡撫，中法戰爭時率部入越南與法軍作戰。
(19) 赫德 （1835—1911）：英國政治家，曾任晚清海關總稅務司達半個世紀之久，在任內創建了稅收、統計、浚港、檢疫等一整套嚴格的海關管理製度。他主持的海關還創建了中國的現代郵政係統。
(20) 斌椿 （1804—1871）：中國第一個跨出國門的官員，是最早被英國女王非正式接見的中國官員，也是將標點符號引入中國的第一人。
(21) 馬新貽 （1821—1870）：字穀山，山東菏澤人，晚清大臣，曆任安徽按察使、安徽布政使、浙江巡撫、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等職。在任期間，處理漕運、鹽政和河工之弊政，並著手減輕農民負擔，解決了許多民生問題，頗受百姓愛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