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辛酉之變
1.鹹豐帝的心結
鹹豐十年 （1860）九月初六，留守京師的恭親王奕訢奉旨與英法聯軍談判。當天晚上，奕訢在試探落空後，表示同意他們提出的一切要求。
九月十一、十二日，清廷與英法聯軍正式交換了 《天津條約》，又分別與英法簽訂了 《北京條約》。其中增加的條款有：割讓九龍半島給英國；對英賠償白銀從四百萬兩增加到八百萬兩，對法賠償白銀從二百萬兩增加到八百萬兩；在賠款付清之前，英法聯軍占領天津、大沽炮台、登州、北海、廣州；清廷開辟天津為通商口岸；準許華工出國；歸還沒收的天主教教產等。
最令人心痛的是，十月初二，俄國假借調停有功之名，逼迫清廷簽署了 《中俄北京條約》，奪去了烏蘇裏江以東 （包括庫頁島及海參崴在內）約四十萬平方公裏土地，開放張家口、庫倫、喀什嘎爾等地為商埠，獲取的利益遠超英法兩國。這個條約迫使清廷認可了 《璦琿條約》的合法性。
由於這些不平等條約是經奕訢之手簽訂的，人們便把賣國的罪名扣在他頭上，而且還蔑稱他為 “鬼子六”，而他主管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則被罵為 “鬼使”。奕訢把所有事情辦妥後，將詳情寫成奏報，差人火速送到熱河。
鹹豐帝雖然讓恭親王替自己背了鍋，但他自己也飽受煎熬，看到奕訢的奏折後更加心痛。他的身體日漸羸弱，經隨駕禦醫診斷，病因為憂心過度、氣血虧損、脾腎兩虛。禦醫囑他調養，但他在山莊仍常做兩件事——聽戲、夜飲。
當然，鹹豐帝在避暑山莊依然憂心國事，十分關注太平軍和撚軍的動向。按照懿貴妃的說法，洋人想要的隻是銀子和地盤，而太平天國是要推翻清王朝，兩害相權，內賊比外夷更可怕。朝中的主和派也持同樣觀點。所以，在與洋人交戰的同時，鹹豐帝又默認上海等地官員雇用華爾的洋槍隊，聯合圍剿太平軍。
但從各地呈送的戰報來看，“剿匪”的形勢依然不太樂觀。尤其是僧格林沁所部、勝保所部以及蒙古騎兵大部北調後，太平軍和撚軍的聯合部隊乘機在江北、江南同時發起大反攻。此時，何桂清正式接任兩江總督，王有齡升為浙江巡撫，他們配合清軍在江浙 “剿匪”。後何桂清因屢失城池而被褫職逮問，曾國藩實授為兩江總督。江南大營統帥和春戰死後，太平軍兵分三路再次向曾國藩駐守的祁門地區發動進攻。太平天國襄王劉官芳從北麵進攻，堵王黃文金從西麵進攻，侍王李世賢從東麵進攻，曾國藩四麵楚歌，又一次陷入驚恐之中。他讓幕僚李鴻章統率淮揚水師去安慶、合肥招兵買馬。湘軍占領安慶，太平軍和撚軍轉而進攻上海，受挫後，再攻浙江，陷新城、臨安、富陽等地。胡林翼在安慶之戰後在太湖死守。欽差袁甲三雖已調任漕運總督，但仍留在安徽督辦軍務，率軍作戰。因為雲南義軍李永和、藍朝鼎兄弟已由雲南入川，駱秉章(1)被調往四川督辦軍務。駱秉章的幕僚左宗棠則以四品京堂候補隨曾國藩襄辦軍務，率楚軍趕赴江西作戰。
鹹豐帝看過這些戰報後，雖有不滿，但對 “剿匪”比驅夷更有信心。這些戰報，懿貴妃早已過目，甚至比鹹豐帝更了解前線戰況。
十二月初，留守京師的恭親王奕訢建議設立一個專門負責對外交涉的機構，得到鹹豐帝的批準，隨後在北京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奕訢和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2)三人被任命為總理事務大臣。沒過幾天，奕訢派載垣到承德向鹹豐帝奏報，與四國的交涉已基本妥當，洋兵已經先後撤離京師，不會進攻紫禁城，留京大臣們準備恭迎皇帝回京。熱河的官員們聽說後紛紛議論，慶幸自己和清廷劫後餘生，但是鹹豐帝遲遲沒有答複，大家猜不透皇帝到底怎麽想，懿貴妃卻很清楚。
按照常理，因戰禍逃亡在外的皇帝最擔心的就是京城有變，皇位難保。現在京城已經平靜，他理應迫不及待地回朝主政才是。懿貴妃對鹹豐帝內心世界的了解遠比那些近臣更為透徹，她知道皇帝不想回城是有所顧慮，他生性多疑，但危急情勢之下即便是疑人也得重用，比如曾國藩、桂良、何桂清等。他對親王郡王也不信任，尤其是對恭親王奕訢更是處處設防。
鹹豐五年 （1855）夏間，已被冊封為皇貴太妃的奕訢之母病重，恭親王在鹹豐帝麵前哭著跪下說母親已經奄奄一息，隻有皇帝給她上皇太後的封號才能瞑目。鹹豐帝漫不經心地答應了一聲，然後讓內殿太監傳口諭，晉封皇貴太妃為康慈皇太後。實際上，鹹豐帝隻是為了讓皇貴太妃瞑目，但恭親王卻信以為真，隨後就到軍機處，命令臣僚準備冊封典禮。承辦官員拿著封典議案請鹹豐帝過目，鹹豐帝一看大為惱火，但此事確實是自己親口所說，君無戲言，哪能當著臣僚的麵出爾反爾，於是勉強同意了封號。鹹豐帝對此耿耿於懷，免去恭親王的軍機大臣之職，罰他到他們以前一起讀書的地方思過。為了平息臣工們的疑惑與不滿，他推說是康慈皇太後駕崩前的懿旨。
對於鹹豐帝與恭親王的貌合神離，懿貴妃看得十分真切，但她不便介入，隻能靜觀其變。鹹豐帝不願急於回京顯然是擔心為自己 “背鍋”的兄弟心懷叵測。奕訢若與洋人聯手，廢黜他這個皇帝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所以他不得不小心謹慎，以需要長時間療養為由，滯留承德避暑山莊，度過了一個寒冷而漫長的冬天。
2.權力的製衡
鹹豐十一年 （1861）春，鹹豐帝見形勢穩定，決定於二月二十三日回鑾。就在他做回京準備時，京城方麵又轉來了一大堆奏折。鹹豐帝以處理這些奏折為借口，又推遲了回京的時間。其實，自從他到避暑山莊後，大部分奏折都是由懿貴妃代為批閱。一般奏折呈皇帝禦覽後，朱批“知道了”或者 “準奏”，然後交軍機大臣們議處或交相關部門辦理。
之前在圓明園有很長一段時間，朱批的工作就是由懿貴妃 “代勞”，這並非全因鹹豐帝懈怠，而是表示他對愛妃的信賴。而在避暑山莊，他的心情和身體狀況都很糟糕，讓懿貴妃 “代勞”的理由就更加充分了，但肅順、載垣、端華等大臣都非常反感懿貴妃代皇帝批閱奏折。尤其是肅順，屢勸皇帝不要專寵懿貴妃，並以漢武帝時期鉤弋夫人的故事諷喻懿貴妃，讓皇帝盡早除之，至少要留下遺詔，一旦皇帝駕崩，懿貴妃必須殉葬。鹹豐帝聽後連連搖頭，表示他絕不會這麽做。
此時肅順的身份是禦前大臣、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署領侍衛內大臣，還兼領宗正、副都統等職務。他認為，即使皇帝因故不能親自批閱奏章，也可由內閣、軍機大臣代辦。當時鹹豐帝身邊的軍機大臣有景壽(3)、穆蔭、匡源(4)、杜翰(5)、焦祐瀛(6)五人，為什麽要違逆祖製讓一個妃嬪代勞呢？
鹹豐帝雖然特別倚重肅順，在許多大事上依靠他出謀劃策，但在懿貴妃這件事上任誰勸說都不管用。所以，肅順話音還沒落，鹹豐帝便拂袖而去，轉身進了懿貴妃的西跨院，照例讓懿貴妃給他讀奏折。
在批閱的眾名奏章中有一份是以皇帝名義答複恭親王的，詔曰：“前經降旨，訂日回鑾。旬日以來，體氣未複。綏俟秋間再降諭旨。”鹹豐帝親口授意，把回京的時間推遲到了秋後。
三月，恭親王奕訢請求前來麵見皇帝。鹹豐帝親自擬詔，答複恭親王：“別經半載，時思握手而談。唯近日欬嗽不止，時有紅痰，尚須靜攝，未宜多言。且俟秋間再為麵話。”鹹豐帝說的是實話，並非推拖之虛言，這一年他的哮喘病 （也可能是肺癆）不僅沒有好轉，反而更加嚴重。
皇帝久病不愈，皇後和隨行的文武大臣焦急萬分，身邊常有三四個禦醫伴駕，日夜診脈寫處方，鹹豐帝吐血倒是止住了，但身體卻一天比一天衰弱。鹹豐帝料知自己時日無多，便把皇後和懿貴妃傳進煙波致爽殿，陪伴在自己左右。他常問皇後夷務之事，但皇後隻是從奏折中了解一二，並沒有更深入的了解，於是勸他不必勞心，隻管安心養病。鹹豐帝之所以問皇後而不問懿貴妃，是因為他發現懿貴妃奏事時總是有所隱瞞。他囑咐懿貴妃，凡要事都送皇後決斷，皇後忙推說懿貴妃比自己聰明、有才情，諸事一起商量為好。但凡外來奏章，還是由懿貴妃讀給鹹豐帝聽。
五六月，外來奏折明顯減少，鹹豐帝猜想懿貴妃有意隱瞞了一些奏折，沒有讀給他聽。此時的懿貴妃開始獨斷專權，有時外麵有奏章送進來，她不與皇後商量，自行批交出去。皇後心知肚明，並不與懿貴妃爭。一方麵，鹹豐帝病重，親自批複奏折確已力不從心；另一方麵，皇後對權力不感興趣，對朝政也不熱衷，隻因鹹豐帝經常問政於她，她才不得不越 “雷池”，如今懿貴妃代為理政，她不讚同但也不會去爭權。況且懿貴妃表麵上 “懾於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禮”。
鹹豐帝料想自己時日無多，便趁頭腦還清醒的時候安排後事。他在遺詔中明確告知天下，“立皇長子為皇太子”。然後，他極為審慎地考慮年幼的皇太子繼承大統後朝政的監督製衡和皇權的分配問題。他認真研究分析了輔佐順治帝的 “二人格局”和輔佐康熙帝的 “四人格局”。順治初即位時，多爾袞(7)追封為攝政王，直接代表皇帝攝理政務，掌握最高權力。康熙朝的四大臣輔弼製度則是從旁輔佐皇帝處理政務，但因人數較少，形成了鼇拜一人專權的格局。他思忖著，皇後年方二十五歲，懿貴妃二十七歲，皇子才六歲，一旦他離去，留下的便是勢單力薄的孤兒寡母。他必須想出一個萬全之策，不致皇權旁落。因此，他沒有采用攝政王製度，而是效仿康熙朝采用親王和非王公大臣混合輔弼製度，而且人數由四人變為八人，希望通過多人互相牽製，杜絕 “鼇拜式”專權。
在大框架設計好後，鹹豐帝覺得不夠完美，還必須給皇後和皇貴妃特別的權力——最高而又可以製約的權力，使她們能夠在關鍵時刻自保，並保護年幼的皇帝。因此，鹹豐帝賜給皇後一方 “禦賞”印，賜給皇太子一方 “同道堂”印，因皇太子未成年，此印由其生母懿貴妃掌管。並申明，凡諭旨，起首處蓋 “禦賞”印，即印起；結尾處蓋“同道堂”印，即印訖。隻有蓋了這兩方印鑒，諭旨才生效。這兩方印鑒非同小可，它是皇權的象征。這就意味著鹹豐帝在彌留之際，出於對皇權的長遠考慮，還是把懿貴妃納入皇權的核心之中。
當然，鹹豐帝對懿貴妃的猜忌並未完全消除。據說為了防止懿貴妃成為皇太後以後依憑幼帝專權，他還賜給皇後一道密詔：“懿貴妃援母以子貴之義，不得不尊為太後，然其人絕非可倚信者，即不有事，汝亦當專決。彼果安分無過，當始終曲予恩禮；若其失行彰著，汝可召集廷臣，將朕此旨宣示，立即誅死，以杜後患。欽此。”此詔由皇後密藏，後來再沒有人見過這份密詔。
鹹豐帝精心設計了權力分配方案後，就放下心來，決定再安逸地看幾場戲。七月十四日傳諭，如意洲花唱照舊；十六日晚飯後，鹹豐帝突然暈厥，半夜以後才蘇醒。他自知難以支撐，急忙傳諭內廷大臣前來煙波致爽殿的西暖閣，當眾謄寫他親擬的 “派載垣等八大臣讚襄一切政務”詔書。主要內容有二：其一，皇長子載淳著立為皇太子；其二，派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盡心輔弼，讚襄一切政務。到十七日淩晨三時許，禦膳房伺候端上冰糖煨燕窩，未來得及食用，鹹豐帝於五時許駕崩。
七月十七日，頒布鹹豐帝遺詔，遺詔進一步強調了八大臣輔弼製度。這一整套方案都由鹹豐帝欽定，是合法的。該遺詔的公布，意味著鹹豐皇帝確定了未來一段時間內的政權體製，即年幼的皇帝繼位臨朝，八大臣 “讚襄一切政務”。七月十八日，內閣奉上諭，愛新覺羅·載淳繼承皇位，改年號為 “祺祥”，尊生母懿貴妃葉赫那拉氏為聖母皇太後、皇後鈕祜祿氏為母後皇太後。
九月初一，新帝為兩位太後上徽號，分別尊母後皇太後為慈安皇太後、聖母皇太後為慈禧皇太後。
3.一場迅疾的政變
承德避暑山莊在八大輔臣勢力的控製之中，以兩宮太後為首的帝後派隨時會遇到意想不到的非難。對慈禧來說，皇帝隻有六歲，還是一個需要她每天照顧的孩子，不足以為依靠；慈安太後作為先帝的中宮皇後，凡事理應以她為主，但她深居宮中，“見大臣呐呐如無語”，社交能力和魄力都不夠。眼看三家勢力已成，慈禧心裏清楚，絕不能讓這種對峙繼續下去，必須做生死一搏。要麽任肅順等人隨意擺布，坐視皇權被臣下僭越；要麽找機會徹底鏟除他們，拔掉這 “眼中釘、肉中刺”。
慈禧做此設想後，立刻去找慈安太後商議。慈安太後首先考慮的是維持穩定，不希望先帝剛一賓天就引起內亂。慈禧隻得搬出屍骨未寒的先帝：“姐姐，肅順一黨囂張跋扈，如果他們針對的隻是宮闈後妃，那倒也無妨，隻是你我的日子不好過罷了。可他們如今漸露虎狼之心，不除掉他們，皇權遲早落入他們手中，到時我們如何向先皇交代啊！”一提到鹹豐帝，慈安覺得慈禧言之有理，八大輔政大臣隻是皇權交接、朝政平穩過渡的橋梁，如果橋梁不是為新帝所設，不如趁早毀了它。慈安太後猶豫片刻，問道：“那妹妹打算如何做？”慈禧說：“僅靠我們兩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或許可以借助皇室宗親的力量。”
鹹豐帝駕崩後的第三天，兩宮太後以盡快恢複處理朝廷政務為由，召見八位輔政大臣，商議有關諭旨的擬訂、頒發及疏章上奏和官吏任免等最緊要的事項。這是一次試探，她們準備根據八位輔政大臣的反應和態度來采取相應對策。
肅順等人提出了他們早已準備好的主張，其中提出諭旨由大臣擬訂，太後隻負責鈐印，不得改易內容，官員上奏的章疏不呈內覽。實際上，八位輔政大臣隻給了兩宮太後閉著眼睛蓋印的權力。
自清朝入關以來，按例，諭旨必須由皇帝親擬或者口授，全國各地的奏折呈送到京後，由內閣票擬，呈交皇帝禦覽。皇帝逐件朱批後再交代下去，由相關部門辦理。加印和朱批是皇帝神聖的權力，如果臣下有偽造、假傳諭旨或擅自改動朱批者，將以抄家滅門之罪處。
現在皇帝年幼，這一特權由輔政大臣代管，沒有任何監督機製，太後隻能蓋印。慈禧一眼就看出這是一種極其嚴重的 “侵權”行為，必須堅決反對。她知道，諭旨是皇權的象征，誰掌握了諭旨擬訂和頒布的權力，誰就控製了最高權力——皇權。她也明白對朝政運作了如指掌的肅順不會放棄操控的企圖，她必須嚴陣以待。
在肅順等人提出主張後，慈禧馬上想好了對應之辭。她不緊不慢地從鹹豐帝的安排說起。首先，她表示皇帝的遺詔是派八大臣 “讚襄一切政務”，所謂 “讚襄”，就是從旁參謀輔助、出謀劃策，而不是替代皇帝處理政務。順治朝、康熙朝都出現過錯把 “讚襄”當作 “替代”以致引禍上身的，所以本朝要防止重蹈覆轍。其次，皇帝雖然年幼，不能處理政務，但先皇生前已做出安排，用 “禦賞”和 “同道堂”二印代皇帝行使權力，並非將皇權全部委托給八大臣。這實際上是一種不能被替代的監督權。八大臣票擬的奏章，必須由兩宮太後朱批後才能加印。但而今八大臣卻試圖取而代之，這不僅違反祖製，還置先帝遺命於不顧，更置先帝賜予兩宮太後的禦印於不顧。這難道不是公然篡權嗎？
慈禧的反駁一針見血，不僅條理清晰，而且簡明扼要，處處落在一個 “理”上，讓八大輔臣不能不服，也不敢不服。他們沒想到這個年輕寡婦如此有膽識，連平素跋扈驕橫的肅順也一時語噎，其餘七人也都麵麵相覷，無言以對。可以說，肅順犯了一個嚴重錯誤，那就是低估了慈禧的能力。
八大輔臣還沒來得及辯解，慈禧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兩宮仔細揣度聖意。依遺詔，今後上呈章疏奏折由八大輔臣轉呈兩宮批閱，下行諭旨則由讚襄政務的八大輔臣合議票擬，經皇帝和兩宮太後閱覽後，加蓋兩印。所有一切應用朱筆處，均以兩印代之。至於薦選官員，四品以上京官、各省督撫、八旗統領、將軍、提督、總兵等要缺，由八大臣提名，兩宮太後裁決；五品及以下官員的任命，則用抽簽方法選定。
八大輔臣勉強同意了慈禧的主張。慈禧通曉滿漢文，熟知朝政運作，在得到慈安太後的支持後更是如虎添翼。八大輔臣雖然對慈禧頗有微詞，但在這些方麵，她以先帝遺詔為理由，八大輔臣無法公然反對。但肅順等人對這樣的朝政格局顯然是不滿意的，更激烈的爭鬥必將繼續。由於載垣等人在北京及地方官場的地位還沒有確定和鞏固，除掉慈禧這件事必須從長計議。而慈禧對此早有準備，她在各處安插了眼線，顧命大臣的動向都在其掌握之中，她可以隨時製定對策。
雖然肅順同意把恭親王奕訢加進皇帝治喪委員會的名單中，但列入名單的五位京中官員，除了與肅順關係密切的吏部尚書陳孚恩(8)奉命火速趕往熱河外，其他四人 “均毋庸趕赴熱河”。這項禁令讓幾位喪儀大臣疑慮重重，百思不得其解。慈禧急於尋求帝胤派的支持，想盡快與京城的恭親王互通音信，但八大輔臣阻斷了帝後派與京城的一切聯係，為此她不得不巧施一計——製造了一起看似極其平常的後宮事件。她授意安德海與慈安太後最寵信的宮女雙喜發生爭執。兩人鬥起嘴來，雙喜說得安德海無言以對，他惱羞成怒，狠狠地抽了雙喜一巴掌。此事發生後，為了平息慈安太後的怒氣，慈禧嚴懲了安德海，並命殿內首領太監將他遣送回京。為了能與恭親王奕訢取得聯係，在緊要關頭，慈禧展示了非凡的政治手腕。
就在慈禧與輔政大臣初次交鋒的時候，遠在京城的恭親王奕訢坐立不安，他召集幾位王大臣及軍機大臣文祥、內務府大臣榮祿(9)等分析形勢，奕訢對眾人說：“現在皇帝大行，嗣主年幼，一切政權，想來總在怡、鄭二王及尚書肅順手中了。本王幾次請往奔喪皆被拒，顯見他們已另有打算。”他說到這裏，連歎數聲。對於鹹豐帝在遺詔中將他完全排除出統治集團核心的做法，他滿腹狐疑，心生不滿。他的幾個親信齊聲附和道：“王爺是先皇胞弟，論起我朝祖製，新皇幼衝，應由王爺輔政，輪不到怡、鄭二王，肅順尚書更不必說了。”奕訢聽了不置可否，臉色十分陰沉。
大家正在商議時，總管內務府的大臣寶鋆(10)來報，說禦前太監安德海從熱河趕來，有密事求見恭親王。奕訢一心想探知熱河那邊的情況，一聽慈禧太後身邊的太監到來，料想有要事相告，於是讓眾人退下，單獨召安德海進府。安德海匆匆給奕訢行了個禮，立刻將慈禧的密信呈上。奕訢一邊看信，一邊問了安德海幾個問題，安德海一一作答。最後，奕訢悄悄把他送走。
奏折比二王早到一天。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看後不知如何定奪，又交予肅順。肅順隻瞥了一眼，也不詳看恭親王、醇郡王申述的理由，便對怡、鄭二王說：“恭親王假借奔喪強行前來，實為奪我等政權，須想法子阻住方好。”載垣說： “他是先皇胞弟，稱來此奔喪乃家事，名正言順，這次恐怕是攔他不住了。”肅順不知恭親王、醇郡王已在來的路上，他對載垣說：“立刻擬旨，就說京師重地，留守要緊，恭親王不得片刻離京。況梓宮不日回京，更無須來行在奔喪……”
肅順還未說完這番話，便覺得這個理由站不住腳。那個時候，朝中大臣遇丁憂可請假三年，就算正在前線打仗，也可請假一年。肅順對京城的局麵並不十分清楚，還有什麽理由阻攔先皇的親兄弟前來奔喪呢？他隻能想辦法迫使恭親王、醇郡王速來速回。
恭親王奕訢抵達熱河當天，慈安、慈禧兩宮太後在內殿秘密會見了他。這次叔嫂會麵稱得上是鹹豐帝賓天後朝廷最高首腦的首次會晤，兩宮太後希望與恭親王聯合，扳倒肅順一派。雙方目標一致，都做好了放手一搏的準備，因此一拍即合。
這次會見的時間很短，其內容今人已無從探知，根據零星史料，可對會麵商議的內容做一番推測。這次會麵大約持續一個半時辰，三人足夠詳細地商議政變的細節。一是時間問題，因為隻有在為先帝治喪期間，皇親才有自由行動的機會，所以政變與治喪同步進行才是最好的選擇；二是政變的地點，奕訢認為熱河是八大輔臣控製的地區，不宜在熱河發難，“非還京不可”，必須促成先帝梓棺盡快回京；三是考慮外國人對政變可能采取的態度，預備必要的方案；四是確定政變擬旨的人選，這個人要絕對可靠，雙方的一致意見是由醇親王擔任，他既是奕訢的弟弟，又是慈禧的妹夫。他們還對政變的細節問題做了周密安排。奕訢這位自詡為文武雙全、又有與洋人交涉經驗的親王，對兩位嫂子刮目相看，尤其不得不承認慈禧聰慧機敏、敢作敢為。他相信他們可以完成這一扭轉乾坤、匡扶清廷的大業。
肅順一黨根本沒有料到這次叔嫂會麵會改變清朝的政治格局。先皇的兩位胞弟在熱河隻進行了一些常規性活動便起程回京。這正是肅順所希望的，他巴不得奕訢早日離開熱河。就這樣，在肅順嚴密控製的熱河，一個旨在推翻肅順一黨的政變計劃完成了。八月七日，奕訢單獨起程回京去做準備。
在熱河，以肅順為首的輔臣一派依然按照他們的意誌把控著全局，自認為萬無一失，但危機早已潛伏在朝局中。肅順雖然深受鹹豐帝信任並重用，但為人驕橫跋扈，在朝中人緣極差，被人評價為 “屢興大獄，竊弄威福，大小臣工，被其賊害，怨毒繁興”。他擔任戶部尚書時，協辦大學士周祖培(11)也擔任該職務 （當時官製，凡高級官職滿漢各占一席），二人同堂辦事。周祖培的資曆比較深，但肅順卻看不起他。
有一天，周祖培派人將已經批閱過的部分奏折交肅順審核，肅順佯作不知，故意問送文件的人：“這些奏折是誰批閱的呀？”送文件的人小聲告知：“是周中堂批的。”肅順頓時破口大罵：“呸！這幫混混，就會吃幹飯，哪裏懂得公事！”於是將公文擬稿 “盡加紅勒帛”，即用紅筆塗抹不合適的文句，表示嚴厲批評，連周祖培表示 “同意”的批示也一並加上 “紅勒帛”。懾於肅順的**威，周祖培隻能 “默然忍受，弗敢校也”，經曆此事後，周祖培終日提心吊膽，難安於位。
之後，周祖培被恭親王奕訢拉入陣營。在慈禧的授意下，奕訢與周祖培積極配合，四處物色合適人選。周祖培首先將自己的得意門生——山東監察禦使董元醇推上前台。按照慣例，一省之監察禦使無權彈劾顧命大臣，但因有慈禧 “撐腰”，董元醇鬥膽上書，奏請兩宮太後垂簾聽政，並派恭親王輔政。奏書中說：“皇上衝齡，未能親政，天步方艱，軍國重事，暫請皇太後垂簾聽政，並派近支親王一二輔政，以係人心。”奏章傳給兩宮太後慈安與慈禧閱覽後，她們召見肅順等八位顧命大臣，把董元醇的上書交給他們看。肅順首先反對道：“臣等奉遺詔讚襄皇上，不能聽命於皇太後，且本朝家法素無後宮臨朝之例。”其餘幾位輔臣附議，雙方不歡而散。
慈禧第二天又召集八大輔臣，督請他們照董元醇所奏實行，肅順等人 “勃然抗論”，並聲稱自己 “係讚襄皇帝”，實難聽從太後之命。雙方爭論激烈，嚇得小皇帝啼哭不止，以致 “遺溺後衣”。但最終依舊是爭論無果，慈禧隻得另想他法。
第三天不等宣召，八大輔臣就徑自闖入後宮與兩宮太後大吵大鬧，希望以威勢震懾兩宮太後與皇帝。麵對這群徑自衝進後宮的男人，慈安和慈禧氣得渾身發抖，幾乎暈厥過去。
麵對兩個寡婦，八大輔臣自然不會輕易退讓，他們幹脆以罷工相威脅，一切有關朝政國事的奏章都拒不處理，也不移交兩宮太後。慈禧清楚地意識到，八大輔臣的行為直接關乎朝政的正常運行，如果處理不當，必將影響政局的穩定。此事拖延一日，朝廷就多一分動**。此時熱河已經完全被八大輔臣掌控，兩宮及小皇帝隨時有被劫持的危險。慈禧沒有控製局麵的力量，而恭親王在北京準備得如何，她也不清楚。如果她堅持垂簾聽政的主張，一旦讓八大輔臣識破她奪權的用意，那麽不僅前功盡棄，還會招來殺身之禍。慈禧審時度勢，決定將八大輔臣擬訂的公開批駁董元醇的諭旨下發，且一字不改。諭旨下發後，八大輔臣才“照常辦事，言笑如初”。慈禧乘機催促道： “京中聞已安靜，不必多慮，總歸早日回鑾才好。”肅順一黨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此時北京已經磨刀霍霍，準備對他們采取行動。
九月二十三日，鹹豐皇帝的梓棺由承德避暑山莊起靈駕，新帝載淳與兩宮太後隨先皇梓宮從承德起程返回京師。兩宮太後以皇帝年齡小、自己為年輕婦道人家為借口，從小道趕回北京，由八大臣中的載垣、端華、穆蔭、景壽等大臣扈從；而醇親王、肅順、仁壽、陳孚恩等大臣護送先帝梓棺仍走大路。這一安排意在使核心人物肅順與其他權臣分開，使其首尾難顧，以便各個擊破。
九月二十九日，新帝載淳和兩宮太後回到北京皇宮。因為下雨，道路泥濘，靈駕行進十分遲緩，肅順等人被甩在後麵。兩宮太後到京後，即在大內召見恭親王奕訢等人。
在京城，帝胤派以恭親王奕訢為首，朝中重臣主要有軍機大臣文祥、大學士賈楨和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和執掌軍權的僧格林沁、勝保以及品級稍低的董元醇等人。慈禧在眾人麵前哭訴載垣等人欺負她們孤兒寡母，希望得到眾臣工的同情和支持。
周祖培欲報私仇，假意問道：“何不重治其罪？”慈安、慈禧太後也裝模作樣地說：“他們都是先皇欽命的讚襄王大臣，怎可徑自給他們治罪呢？”周祖培出謀劃策說：“皇太後可先降旨奪去他們的官職，再予拿問。”恭親王奕訢順勢將早就準備好的治罪詔書奉上，二位太後分別用印，簽發了逮捕令。
奕訢此時早已取得軍方支持，僧格林沁、勝保已站在他這一邊，同時他身邊之人早已為支持兩宮太後垂簾聽政、親王輔政造好了輿論聲勢。九月三十日，兩份奏章同時送到兩宮太後手裏。一份出自文臣之手，由大學士賈楨與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聯名；一份出自武將之手，起草者正是護送鹹豐帝靈柩的勝保。兩份奏章的內容大同小異，都是請求兩宮太後垂簾聽政並任用近支親王 （實暗指恭親王、醇郡王）輔政。這就意味著朝中文官與武將都倒向了兩宮太後與小皇帝一邊。此消彼長，八大輔臣的勢力被大大削弱。
九月三十日晨，正四品以上在京官員都接到了上早朝的諭令。清廷自雍正朝起，群臣早朝的例製已經廢止，京官們奉諭到乾清門聽宣時，一個個心懷忐忑，猜想定有大事發生。果然，在朝堂上，大學士賈楨、副都統勝保等亟請兩宮太後訓政。接著，恭親王奕訢宣讀了捉拿載垣、端華、肅順等人的詔書。載垣、端華二人莫名其妙，質問道：“八大輔臣並未擬詔交兩宮太後，這份詔書從何而來？”這時，他們的質問顯然是毫無意義的。軍機大臣文祥宣讀聖諭，曆數八大臣的罪行，特諭肅順、載垣、端華解任，其餘五人退出軍機處。
隨後，立於台階上的帶刀侍衛一擁而入，褫去載垣、端華二人冠帶，廢去爵位，押赴宗人府。另一邊，肅順一行剛到密雲，睿郡王仁壽(12)、醇郡王便帶領人馬前去捉拿，破門而入，從**捉住肅順，連夜解往北京。一日之內，八大輔臣中的三個重要人物全部被抓。政變僅僅用了短短三天時間，可謂迅雷不及掩耳。
十月初，鹹豐皇帝梓宮奉移至京，入紫禁城，停於乾清宮。在京的低品級官員和百姓這時方知鹹豐帝已賓天，全城大哀，似乎大清朝最凜冽的寒冬已經來臨。
十月初六，京城已恢複平靜。兩宮太後對八大輔臣做出處理決定：賜載垣、端華自盡；肅順判斬立決；景壽、匡源、杜翰、焦祐瀛四人被革職，穆蔭遣戍軍台。相關人員僅處理了與肅順來往特別密切的六名官員、五名太監，未波及太廣。慈禧沒有搞家族株連，命人將從肅順等人家中抄得的書信及賬簿統統 “公開焚毀，毋庸呈覽”。此舉為兩宮太後贏得了 “恩澤惠下”的美名，並得到王公大臣們的擁戴。
為防止政變引起朝局動**，慈禧還宣布：“力除積習，若有專擅不臣者，文武大臣可行據實參奏，立予治罪。有人倘或不自檢束，唯載垣等人是例。”同時授恭親王奕訢為議政王，在軍機處行走；文祥、周祖培、寶鋆、榮祿等人皆加官晉級。
就這樣，慈禧在恭親王等人的配合下，經過縝密的準備，以閃電般的速度發動了中國曆史上一場驚心動魄的政變，不發一兵一卒，以極小的代價穩定了政局，輕鬆轉移了清朝的最高權力，自此開啟了 “兩宮垂簾、親王議政”的全新局麵。這次政變設計之縝密、呼應之巧妙、輿論之完善、行動之周詳、時間之準確、處理之精當，無不令人拍案叫絕，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年輕的慈禧身上已經具備了政治搏鬥必需的性格特點——機敏、睿智、狡詐、冷靜、決絕。
(1) 駱秉章 （1793—1867）：原名駱俊，字籲門，廣東花縣人，晚清重要將領，曾任湖南巡撫、四川總督。入湘十載，位居封疆，治軍平亂，功績卓著。
(2) 文祥 （1818—1876）：字博川，滿洲正紅旗人，晚清名臣，曆任工部主事、內閣學士、署刑部侍郎、軍機大臣等職。“辛酉政變”後長期擔任軍機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官至武英殿大學士，是洋務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和領導人之一。
(3) 景壽 （1829—1889）：滿洲鑲黃旗人，清朝大臣、外戚，娶道光帝第六女壽恩固倫公主，鹹豐帝顧命八大臣之一。
(4) 匡源 （1815—1881）：字本如，山東膠州人，晚清大臣、書畫家、教育家，鹹豐帝顧命八大臣之一，“辛酉政變”後罷官還鄉，在濟南濼源書院講學。
(5) 杜翰 （1806—1866）：字鴻舉，山東濱州人，晚清大臣，鹹豐帝老師杜受田之子。“辛酉政變”時遭革職，流放新疆，後被赦免。
(6) 焦祐瀛：清朝大臣，鹹豐帝顧命八大臣之一。 “辛酉政變”後罷直軍機處，議罪革職。
(7) 多爾袞 （1612—1650）：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十四子，清初傑出政治家、軍事家。皇太極死後，和濟爾哈朗以輔政王身份輔佐順治帝，稱攝政王。順治元年 （1644），指揮清兵入關，清朝自此入主中原。
(8) 陳孚恩 （1802—1866）：字少默，江西新城縣鍾賢 （今江西黎川縣中田鄉）人，清朝大臣、書法家，由七品小官仕至刑部、吏部、兵部尚書，軍機大臣。
(9) 榮祿 （1836—1903）：字仲華，滿洲正白旗人，清朝大臣，出身於世代軍官家庭，“辛酉政變”後為慈禧和恭親王奕訢賞識，官至總管內務府大臣。
(10) 寶鋆 （1807—1891）：字佩蘅，滿洲鑲白旗人，鹹豐時曾任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總管內務府大臣，同治時任軍機處行走並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體仁閣大學士。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造就 “同光中興”。光緒年間晉為武英殿大學士。
(11) 周祖培 （1793—1867）：字淑滋，河南省商城縣牛食畈人 （今安徽金寨牛食畈），晚清大臣，曆仕嘉慶、道光、鹹豐、同治四朝，擔任過陝甘學政、侍讀學士、詹事府詹事、文淵閣直士、內閣學士、刑兵戶吏四部尚書等職，賞加太子太保銜。
(12) 仁壽 （1810—1864）：清朝宗室，攝政王多爾袞後代，襲睿親王，擔任過鑲白旗漢軍都統、正紅旗蒙古都統等職，管理過左、右兩翼宗學，做過玉牒館總裁、鑲黃旗領侍衛內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