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挽狂瀾於既倒 扶大廈之將傾（2）
4.管理京營
除了海軍，奕譞還曾管理過京師的神機營。管理情況如何，從《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二十七回《管神機營王爺撤差》的描述中可見一斑：“到了京城的神機營，卻一定溢額的，並且溢得不少，總是溢個加倍。……但是神機營每出起隊子來，是五百人一營的，他卻足足有一千人，比方這五百名是槍隊，也是一千杆槍，……凡是神機營當兵的，都是黃帶子、紅帶子的宗室，他們闊得很呢！每人都用一個家人，出起隊來，各人都帶著家人走，這不是五百成了一千了嗎？……每一個家人，都代他老爺帶著一杆鴉片煙槍，合了那五百枝火槍，不成了一千了嗎。並且火槍也是家人代拿著，他自己的手裏，不是拿了鵪鶉囊，便是臂了鷹。他們出來，無非是到操場上去操。到了操場時，他們各人先把手裏的鷹安置好了，用一根鐵條兒，或插在樹上，或插在牆上，把鷹站在上頭，然後肯歸隊伍。操起來的時候，他的眼睛還是望著自己的鷹；偶然那鐵條兒插不穩，掉了下來，哪怕操到要緊的時候，他也先把火槍撂下，先去把他那鷹弄好了，還待他理好了毛，再歸到隊裏去。你道這種操法奇嗎？”雖為小說的記載，但士兵帶著家人，扛著煙槍，甚至還帶著鳥兒，這樣的部隊，戰鬥力估計也就不怎麽樣了。
5.修頤和園
奕譞治軍無方，但在討好慈禧太後方麵，卻獨具心得。在恭親王奕主政時，曾屢次製止修園，甚至因勸阻同治帝重修圓明園而被開缺。奕譞主持海軍衙門後，卻大肆挪用經費，為太後大建園囿。這又是為何呢？因故宮為封閉式的結構，夏天極熱，清代帝後都喜歡到行宮或園囿避暑。康雍乾三朝，在北京西郊興建了暢春園、圓明園，以及萬壽山（原名甕山，因乾隆帝為給他的母親祝壽，改名萬壽山）的清漪園、玉泉山的靜明園、香山的靜宜園，即“三山五園”。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將三山五園付之一炬。出於避暑需要，修園似為必須。但當時的清王朝國力已遠非可比康乾盛世，建園費用更是無從談起。奕譞主政後，首先斥資589萬餘兩白銀，對紫禁城西側的西苑三海（即南海、中海和北海）進行大規模修治，隨後，又以恢複昆明湖水操舊製、設水師學堂於湖畔為由，重新修葺萬壽山殿宇，後改名為頤和園。頤和園工程浩大，耗銀估計在3000萬兩左右。據當時的大學士翁同龢日記的記載：“慶邸晤樸庵，深談時局，囑其轉告吾輩，當諒其苦衷，蓋以昆明易渤海，萬壽山換灤陽。”建園的奧秘就在於頤和園的名字之中，取“頤養衝和”之意，也就是慈禧歸政之後，可以在頤和園頤養天年。奕譞為了讓兒子載湉順利掌權，便用建頤和園這一方法，討得老佛爺的歡心。
此後，慈禧太後表態讓光緒帝親政，奕譞上疏稱：“皇帝才剛剛學到皮毛，諸王大臣都懇請太後能夠繼續訓政，希望太後考慮時局艱難，答應大臣的請求。皇帝現在親政不合適，就算親政也得等二十歲以後再說。而且將來皇帝大婚的典禮，還得聽從太後的訓示。以後朝廷諸事都應該先請太後的懿旨，再奏報給皇帝，這樣可以讓皇帝專心處理政事。”慈禧太後聞奏，做出了一定要還政光緒的架勢，並不讓大臣再討論此事。光緒十三年（1887）正月，光緒帝親政。四月，太後下諭預備皇帝大典禮婚，本著力行節儉的原則，命奕譞稽查。光緒十四年（1888）九月，奕譞上奏說：“太平湖的府邸為皇帝待過的地方。雍正皇帝的府邸後來升為宮殿，乾隆皇帝認為子孫有從王府而繼承大統的，應當沿用此例。”太後聽從了建議，另外賞賜府第，並撥銀十萬兩。光緒十五年（1889）正月，光緒帝大婚禮完成。晉封奕譞的諸子：載灃為鎮國公，載洵為輔國公，載濤賜頭品頂戴、孔雀翎。光緒十六年（1890）十一月，醇親王突發疾病，不久便去世。太後和光緒帝均親自祭奠，諡號為賢，配享太廟。光緒十八年，奕譞葬於北京西山妙高峰。宣統皇帝即位後，定稱號為“皇帝本生祖考”。
6.謹小慎微
奕譞的嫡福晉為慈禧太後之妹，一方麵是慈禧給予了奕譞巨大的恩寵，特別是擇定載湉入繼大統，但另一方麵則是奕譞小心翼翼，維護慈禧的權威。據陳灨一《睇向齋秘錄》記載，慈禧素來猜忌奕譞，多次想置他於死地。有一次奕譞生病，慈禧便指派多名禦醫輪流診治，從內廷送出藥物，偷偷在藥中摻以毒物，因此，奕譞的病越來越重。李鴻章素來與奕譞交好，便派醫生從天津出發為之診治。醫生到後，奕譞不讓醫生診脈，流淚對醫生說：“我開始因受寒發熱數晝夜，吃了藥汗如雨下，以為不能痊愈。太後派禦醫一日數至，格外開恩。我因為光緒的原因，長久以來任勞任怨，這次一定長病不起了。你回去告訴李大人，這樣的情誼，我一定沒齒不忘。”這雖為傳聞，慈禧也未必如此狠毒，但奕譞的謹小慎微、兢兢業業可見一斑。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曾記載：“在我祖父園寢上有棵白果樹，長得非常高大，不知是誰在太後麵前說醇王墳地有棵白果樹，‘白’和‘王’連起來不就是皇字嗎？慈禧聽了立即叫人到妙高峰把白果樹砍掉了。”此事真假莫辨。但令人驚奇的是，慈禧臨死之時，又將奕譞之孫指定為皇帝。由此，奕譞的父親、哥哥、侄子、兒子、孫子均是皇帝。
第三節
比和珅還貪的王爺慶親王奕劻
奕劻，出生時隻是世襲了不入流的“輔國將軍”，卻在幾十年的時間裏，實現了“十連跳”，成為晚清的最後一位鐵帽子王。奕劻庸碌無為，最後卻升至首席軍機大臣、內閣總理大臣；為人貪財，甚至在清帝退位前夕，還收受袁世凱的賄賂，充當勸說清帝退位的說客，親手葬送了清王朝。據報道，奕劻的銀行存款高達712.5萬英鎊，真的是比和珅還要貪！
1.連越多級
奕劻是清高宗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孫，父親則為永璘第六子輔國公綿性。按照清朝製度，他可以襲封鎮國將軍，離鐵帽子王還差九個級別。但奕劻的運氣實在是太好了。嘉慶二十五年（1820），奕劻的祖父永璘去世，永璘第三子綿慜襲封郡王。道光十六年，綿慜去世，道光降旨把儀順郡王綿誌之子奕?過繼過去，襲封郡王。道光二十二年（1842）奕?因“服中納妾”被查處，奕?行賄以求免罪，而奕劻的父親綿性也覬覦王位而行賄。隨後事發，奕?被剝奪爵位，綿性被發配盛京。永璘第五子綿悌得以繼承郡王爵位，但後來又因事被降為鎮國將軍。綿悌去世後，道光皇帝降旨把奕劻過繼給死去多年的綿慜為子，後奕劻襲輔國將軍。鹹豐二年正月（1852），封為貝子。鹹豐十年正月，因鹹豐皇帝“三十萬壽”，奕劻晉封貝勒。同治十一年九月（1872），因同治大婚，加郡王銜，授禦前大臣。光緒十年三月（1884），因慈禧太後罷斥奕，因而得以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主持外交，並在這年十月晉封慶郡王。十一年九月，會同醇親王奕譞辦理海軍事務。光緒十二年二月，命在內廷行走。十五年因光緒大婚，賞賜四團正龍補服，子載振頭品頂戴。光緒二十年，因慈禧太後“六十萬壽”，懿旨晉親王。奕劻以非近支、無軍功而得以封親王，整個清朝曆史上也僅幾人而已。到了光緒三十四年（1908），奕劻被封為親王世襲，得以實現從輔國將軍到世襲罔替親王的“十連跳”，成為清朝最後一位鐵帽子王。
奕劻為何官運亨通？這離不開慈禧太後和各大列強的大力支持。在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內，奕劻與列強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據記載，八國聯軍兵臨北京之時，慈禧太後、光緒皇帝倉皇“西狩”，奕劻也在隨扈大臣之列。此時，大學士崑岡等人與總稅務司赫德商議善後之事。赫德認為和議之事，李鴻章來不來無關緊要，但奕劻須“急速回京”，因他在總理衙門多年，“謹慎平和，為各國所欽佩，是以各國均願與慶王爺早日商議和局大事”。由此，奕劻與李鴻章同為議和全權大臣，最終簽訂了《辛醜條約》。溥儀後來回憶道：“辛醜議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在這一事件中，他既為西太後盡了力，使她躲開了禍首的名義，也讓八國聯軍在條約上滿意了。當時人們議論起王公們的政治本錢時，說某王公有德國後台，某王公有日本後台……都隻不過各有一國後台而已，一說到慶王，都認為他的後台誰也不能比，計有八國之多。因此西太後從那以後非常看重他。”其實，溥儀因為清朝的滅亡，對奕劻的成見頗大。而慈禧太後早就認可奕劻了。同樣據溥儀《我的前半生》中的回憶，榮祿為贏得慈禧太後的歡心，賄賂李連英，讓太太陪太後遊樂，得到不少又好又快的情報，成為太後身邊的紅人。但奕劻與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奕劻在李連英那裏花了更多的銀子，而奕劻的女兒即著名的四格格，比榮祿的太太更機靈。如果西太後無意中透露出她喜歡什麽樣的坎肩，或者嵌鑲著什麽飾品的鞋子，那麽不出三天，那個正合心意的坎肩、鞋子之類的東西就會出現在西太後的麵前。由此奕劻從同治年間開始官運亨通，在西太後的賞識下，一再加官晉爵，從一個遠支宗室最低的爵位輔國將軍，逐步晉封親王，最後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奕劻能力雖然平平，但是站位極準。他從不阿諛其他宗室，隻對慈禧太後忠誠，認真貫徹慈禧太後的各項旨意。在義和團運動期間，慈禧太後下旨說向各國宣戰，奕劻便跟著說戰，逃亡路上，慈禧太後說剿義和團，奕劻便跟著說剿。奕劻的貪腐固然是大問題，可是慈禧太後又到哪裏去找一個無條件支持、永遠忠誠的宗室貴族呢？這可能是奕劻飛黃騰達最大的原因。
2.賣官鬻爵
簽訂《辛醜條約》之後，依條約規定，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外務部，外務部位列各部之首，奕劻任總理部事，地位大幅上升。後來，奕劻又進入了軍機處，奉命總理財政、練兵，他兒子載振也當了商部尚書。據說，奕劻父子開了一家“慶記公司”，商品就是官爵，明碼標價，童叟無欺。盡管常有禦史參劾他們貪贓枉法，賣官鬻爵，卻都無濟於事，奈何不得。如禦史張元奇彈劾載振宴集召歌妓侑酒，未果。禦史蔣式瑆“風聞上年十一月慶親王奕劻將私產一百二十萬送往東交民巷英商匯豐銀行收存。奕劻自簡任軍機大臣以來，細大不捐，門庭如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飲食、車馬、衣服異常揮霍，尚能儲蓄巨款。請命將此款提交官立銀行入股。”結果，蔣式瑆被斥回原衙門。據《光緒朝東華錄》記載，禦史趙啟霖彈劾稱：“在段芝貴，以無功可紀，無才可錄，並未曾引見之道員，專恃夤緣，驟躋巡撫，誠可謂無廉恥；在奕劻、載振父子，以親貴之位，蒙倚畀之專，唯知廣收賂遺，置時艱於不問，置大計於不顧，尤可謂無心肝！不思東三省為何等重要之地，為何等危迫之時，改設巡撫為何等關係之事，此而交通賄賂，欺罔朝廷，明目張膽，無複顧忌，真孔子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者矣！”《清史稿》中也記載稱：“段芝貴善於迎合，上年貝子載振往東三省，道經天津，芝貴以萬二千金鬻歌妓以獻，又以十萬金為奕劻壽，夤緣得官。”這就是說，直隸候補道段芝貴用白銀12000兩贖出歌妓送給載振，又送給奕劻10萬兩白銀，才破格當上黑龍江巡撫。在當時以道員升至布政使、按察使、學政尚且不易，更何況以布政使銜而署理黑龍江巡撫，而段芝貴隻是候補道，連道員都不是，可見這一破格提拔是多麽誇張。更何況，當時的東北，剛剛經曆日俄戰爭，帝國主義在東北的爭奪極為激烈，東北的情況極為複雜，奕劻父子還敢賣官鬻爵，置民族與國家的利益於不顧。段芝貴因此被免官，但同時禦史趙啟霖也被免職。清朝吏治之腐敗，從此可見一斑，焉有不滅亡的道理！
奕劻賣官甚多，留下了很多段子。陳灨一在《睇向齋秘錄》曾記錄這樣一件事，奕劻統領軍機處十餘年，貪財，推薦人選時，不問才能隻看賄賂的多少。軍機處改組時，出現一個空缺，奕劻推薦英秀，那桐、徐世昌則推薦華世奎。攝政王載灃考慮再三，因華世奎資曆、才幹遠勝英秀，就依照那桐、徐世昌的推薦任命了。奕劻聽聞大怒，說：“閣臣應該是總理大臣的親信之人。醇親王載灃不明此理，那桐、徐世昌也不應該越權幹涉。”然而，華世奎就任之後，辦事得力，深得奕劻的賞識，奕劻又說：“華世奎遠超英秀啊。”自己收受賄賂的，果然不如憑本事推薦上來的，不知道奕劻有沒有悟出這個道理！
3.葬送清朝
奕劻貪財又識人不準，事實上，正是因為奕劻長期接受袁世凱的賄賂，最終把清王朝送上了絕路。袁世凱起初與奕劻的關係非常一般，結交的朝中親貴隻有慈禧的心腹榮祿。傳言奕劻曾對人發牢騷說：“袁慰亭隻認得榮仲華（榮祿字），瞧不起咱們的。”那麽，後來為什麽袁世凱又與奕劻結交了呢？《張謇傳記》的記載解開了這個謎底。榮祿病重，京中盛傳奕劻將入值軍機處，袁世凱聞風而動，派楊士琦帶銀票10萬兩前去賄賂，奕劻欣然收下。奕劻、袁世凱因此交結，兩人從此一內一外，左右政局，奕劻甚至將袁世凱的手下全部提拔，任命徐世昌為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唐紹儀為奉天巡撫、朱家寶為吉林巡撫，賞段芝貴布政使銜，署理黑龍江巡撫。一時之間，整個東三省均為袁世凱之親信。後世有學者統計稱：“自從奕劻主中樞後，由袁授意汲引，經奕劻薦舉，而得到慈禧太後擢升的有：軍機大臣徐世昌，丞參梁士詒、楊士琦、梁如浩，尚書梁敦彥，侍郎唐紹儀、嚴修、趙秉鈞，巡撫楊士驤、朱家寶、馮如騤、吳重喜等人。還有已為黑龍江巡撫，不久被參降調的段芝貴。”這樣，在奕劻的一手幫扶下，袁世凱的勢力逐漸坐大，以至於宣統初年載灃決定除掉袁世凱之時，曾詢問奕劻的意見；奕劻答道：“殺袁世凱不難，不過北洋軍造起反來怎麽辦？”即以袁世凱的勢力太大為由保住了袁世凱的性命。後清廷正式撤銷軍機處，成立責任內閣，以慶親王奕劻為總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為內閣協理大臣，人稱皇族內閣。武昌起義爆發後，奕劻、那桐等力主起用袁世凱，後袁世凱被任命為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大權獨攬之後，擁兵自重，實行逼宮。據溥佳回憶，此時奕劻還接受袁世凱賄賂的白銀300萬兩，並遊說隆裕太後接受退位條件。在清朝存亡之際，奕劻依然不忘斂財自肥，恐怕這是絕無僅有的了吧。
清帝退位後，奕劻舉家遷入天津租界。1918年奕劻去世之前，曾給溥儀遺折一封：“臣忝列藩封，夙承恩眷，自當差以來，曆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神機營、海軍衙門事務，材輇任重，無補涓埃。庚子歲海氛不靖，辱荷恩知，付以留守重任，並與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同辦和議事宜。仰稟廟謨，幸勿隕越。洎鑾輿返蹕，海宇又安，外務忝膺，樞機旋秉，愧乏墜露輕塵之效，莫酬天高地厚之任。及乎兩聖升遐，皇上繼統，時局彌棘，報稱益難，直至辛亥之冬，改組內閣，仔肩得卸，幸保餘年。不謂福薄災生，數載以來，疾病淹纏，迄未能一奉朝請。”奕劻在遺折中倒也沒有拔高自己的功績，而是流露出稍許退而歸隱的心境。或許，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奕劻去世之後，溥儀雖依照舊例，賞給陀羅經被和治喪經費若幹，派貝勒載濤前往祭奠，並允許其子載振承襲親王爵位，但溥儀對奕劻極為不滿，當聽聞內務府大臣擬諡號為“哲”，溥儀直接否決說：“奕劻貪贓誤國，對不起列祖列宗，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因奕劻而壞之。”最後經過各位大臣的懇求，才定下諡號為“密”，意思是讓他“追補前過”。
第四節
川島芳子的生父肅親王善耆
善耆，滿洲鑲白旗人，清代第十世肅親王。善耆是晚清時期清廉官員的代表，被時人讚為：“使天下辦事人盡如肅王，何患不百廢俱興焉！”他不僅清廉，也勇於任事，是晚清新政重要的推行者，堅定站在改革的一方，甚至與部分革命者交往過密，展現其開明施政、銳意進取的一麵。可是，清朝滅亡後，善耆卻勾結日本，妄圖複國，最終被時代的車輪無情地輾過，被時代所拋棄。更可悲的是，善耆為光複清朝的大夢最終還葬送了女兒顯玗一生的幸福。
善耆的祖先是清太宗皇太極的長子豪格。豪格在明末清初的戰爭中戰功赫赫，卻因與多爾袞有矛盾，被下獄而死。順治親政後，冤獄昭雪，追封豪格為和碩肅親王。
善耆長大後封二等鎮國將軍，曆任乾清門頭等侍衛、管理正白旗漢軍副都統、鑲紅旗護軍統領等職。善耆的父親、第九世肅親王隆懃去世後，善耆得以襲封肅親王。
1.官聲甚佳
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善耆扈從慈禧太後與光緒帝西逃，據說路上善耆對光緒帝關照有加。到山西大同後與慶親王奕劻同時回京，會同李鴻章辦理交涉事宜，在這個過程中，他認識了日軍翻譯官川島浪速，後來，善耆聘用川島浪速幫助建立巡警製度，並將女兒過繼給了川島浪速。這年十月，善耆負責管理崇文門稅關。清朝時期崇文門稅關直屬朝廷，是當時的稅收機構總局，也是皇家的提款機。據記載，後宮的妃子、公主們的月錢就是由該稅關支出的。清廷對該稅關非常重視，一般隻有滿族的王公大臣才有資格任正監督，為了防止營私舞弊、貪贓枉法，朝廷原則上每年調換一次該衙門的正、副監督。崇彝曾在《道鹹以來朝野雜記》中說：“餘充崇文門稅關幫辦委員，歲約可得四五千金。據雲派委所入視此不止倍蓰，監督歲入亦不過數萬金。彼時視此差遂為京官最優者。”以至有人戲稱說：“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管崇文門”。盡管有嚴密的防範措施，但崇文門稅關依然是親貴中飽私囊的肥缺，往往一任下來，可以獲得白銀萬兩，乾隆時期的和珅就曾連任監督八年，成為其斂財的主要來源。但善耆在這一肥缺上，做法卻與眾不同，他停止了以往吃拿卡要的陋規，整頓機構，著力考查屬員的廉潔與否，因此遭到了眾多旗人的非議。經過整頓，崇文門收稅事務得以改觀，國庫收入也大增。因此，善耆獲得了很好的名聲。孫寶瑄曾在《忘山廬日記》中這樣評價善耆：“得材幹之人易，得廉潔之人難；得廉潔之人易，得廉潔而能體下情之人難。使天下辦事人盡如肅王，何患不百廢俱興焉！”對待這樣清廉而有才幹的善耆，慈禧太後內心是無比讚賞，但同時也不由得發出感歎：如果都像善耆那樣，誰還願意當這個崇文門稅關的監督啊！
光緒二十八年（1902），兩宮還京，善耆被任命為步軍統領兼工巡局大臣。工巡局是新設的市政機構，在善耆的領導下，建立新式警察機構，創建了北京的巡警製度。善耆在工巡總局之外設了中東西三個分局，又在外國使館區域設立了分巡處。在善耆的主持下設立路工局，負責修築北京內外城馬路，經他的奏請，在神機營操場附近劃出一塊地建成東安市場，極大改變了北京城的風貌。今天，東安市場這一舊稱不少人已不知道了，但現稱王府井卻無人不知。之前神機營的操場路麵泥濘，功能單一，幾乎沒有商業設施。神機營不遠處為新設的使館區，隨著周邊的外國人越來越多，此處的商業價值日益凸顯，於是善耆便奏請建立東安市場，整修道路，鼓勵商業發展，一時之間，東安市場成了北京內城最繁華的所在地。然而，也有人不滿意他的措施，借口其交通、報館、警政等管理不嚴，導致革命黨人混入京都，又正好遇到吳樾暗殺出洋五大臣事件，因此，朝廷就任命徐世昌取代善耆。
光緒三十一年（1905），善耆出任理藩院管理院務大臣。理藩院是清朝負責管理蒙古、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事務的衙門，善耆以親王身份負責管理院事。善耆的一個妹妹還嫁給蒙古喀拉沁王，這有利於加強他與蒙古王公的聯係。善耆考察蒙古後提出在蒙古實行新政的四點意見：設立工廠、改良馬匹、興修水利、修築鐵路，為蒙古地區的近代化描繪了藍圖。
2.新政先鋒
曆史進入20世紀後，國內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明顯的分化：一方麵，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主張暴力推翻清朝統治，不斷發動武裝起義，逐漸取得民眾的支持；另一方麵，資產階級改良派要求改良政治、設立議會、製定憲法，推行君主立憲製的呼聲也日益高漲。1904—1905年日俄戰爭中，隨著日本戰勝了沙俄帝國，“立憲戰勝專製”一說甚囂塵上，經濟實力甚強的民族資產階級大力推動，也有以袁世凱、張之洞為代表的地方督撫不斷上奏，立憲終於成為不可阻擋的洪流。為了了解國外形勢，也迫於輿論壓力，清政府於1905年年底派遣載澤、戴鴻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鐸等大臣分赴歐美、日本考察憲政。考察曆時數月，載澤複命時奏稱立憲有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漸輕”，三曰“內亂可彌”。認為一旦實行立憲，革命將“無詞可借，欲倡亂而人不肯從”。簡而言之，載澤等人認為立憲是大勢所趨，是挽救清王朝日益嚴重危機的最佳方法。同時，他們還指出仿照德國、日本來實行立憲最有利於清廷的統治。清廷隨後決定“預備仿行憲政”，發布《預備立憲上諭》，首先指出立憲的原則是“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同時指出，立憲的步驟：“目前規製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塗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從官製入手，亟應先將官製分別議定，次第更張，並將各項法律詳慎厘定”；確定了立憲的基本內容為改革官製、厘定法律、興辦教育、整理財務、整治武備、設立巡警等。至於推行立憲的具體時間，則說得較為含糊，“俟數年後規模初具，查看情形”，再行確定。
根據預備立憲的要求，善耆就任民政部尚書，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一方麵民政部是推行新政的重要機關，責任重大，既要承擔全國警政的職責，也要負責新聞審察，還要負責首都市政建設，甚至要推進地方自治等體製改革；另一方麵善耆麵對的政治情形卻極為複雜，清廷、立憲派、革命派訴求多有不同，如何平衡各方勢力、維護清廷利益是極為艱巨的挑戰。清政府宣布“預備仿行憲政”後卻一味拖延，毫無立憲誠意。清廷的改革被時人評為“改革官製，視為具文，集權中央，跡近專製”，甚至有人撰文譏諷為：“政府主倡立憲之結果，適足愈鞏固專製勢力耳”。資產階級立憲派外感於亡國滅種威脅日益增加，內鑒於革命風潮風起雲湧，迫切地希望加快立憲步伐，以消弭革命、挽救危機。1906年12月，來自江蘇、浙江、福建商學界兩百多人在上海成立了預備立憲公會，推選鄭孝胥為會長，此後，湖北憲政籌備會、湖南憲政公會、廣東自治會、貴州憲政預備會等立憲團體紛紛成立。立憲團體成立後，資產階級立憲派進而要求速開國會、限製君權，興起了國會請願運動，希望以此實現真正的君主立憲製。1907年秋，楊度、熊範輿、沈鈞儒等上書都察院，奏請在一二年內召開國會，逐漸形成洶湧的民意浪潮。1908年夏，各省代表紛紛入京，請願召開國會。1909年，各省谘議局成立，資產階級立憲派借助谘議局議員的合法地位，聯合紳商學界，再度發起國會請願運動。各省谘議局請願代表齊聚北京，遞交請願信，呼籲朝廷盡快立憲。在立憲派的努力下，立憲已成為清朝有識之士的共識，人們普遍相信，日本之所以能夠強盛，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實行立憲，因此，隻要在清朝實行立憲，所有問題就能迎刃而解，清朝就能擺脫亡國滅種的危機，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請願浪潮日益洶湧，攝政王載灃陷入了兩難，不立憲就是違背民意，但真立憲的話，滿洲貴族就會喪失執政大權。在這樣的情況下，清廷官員認為，最保險的措施就是對立憲問題不接觸、不參與、不表態，這樣可以保證絕對不會在政治上犯錯。但民政部尚書善耆成了特例，他主動接見請願團的代表們，一邊介紹預備立憲工作的進展，一邊認真記錄請願代表的意見。據記載，當時聊著聊著，善耆突然甩掉頂戴，唱起京劇《空城計》中的“先帝爺白帝城龍歸天境”，扔掉頂戴，難道意味著丟官？唱起京劇，更不知道演的是哪一出？善耆為何要做這出人意料的行為？到底有何深意？有人試著進行了解讀，“先帝”即光緒帝，也就是光緒在世之時，已經推行立憲，絕對不會像攝政王載灃一樣阻礙立憲的推行。但善耆未必有意抬高光緒帝、貶低攝政王載灃，更談不上礙於身份不便挑明對改革的支持，因為在京城重地，隨意表態會招致事端進而禍及自身，得罪攝政王更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善耆的本意可能就是無法表態，隻能用此舉化解尷尬，敷衍塞責而已。
3.阻撓革命
宣統二年（1910），汪精衛刺殺攝政王載灃失敗被捕。如何審判汪精衛，成為一個燙手的山芋。如果不處理，此後此類事件會愈演愈烈；如果判處汪精衛死刑，無疑又會增加革命者的聲望，清政府的反動獨裁的惡名便無法洗脫，革命浪潮也會愈演愈烈，正如載灃所說的“黨禍日夕相尋，恐益重其怒”。依照流程，此案應由民政部移交大理院，大理院依法審判，那麽汪精衛必死無疑。民政部尚書善耆曾以探監為名，與汪精衛多次密談，汪精衛後來回憶說：“救我命的是肅親王。肅親王為使我拋棄革命的決心，用盡了種種方法。曾經有一次，把我帶到法場上，逼迫我變更革命的決心。他常常到監獄中來，與我談論天下大事，談論詩歌。我能免一死，也許是有一種政治的作用的。”汪精衛甚至將善耆稱為“清末的偉大的政治家”。在汪精衛看來，“救汪精衛”的善耆是一位政治家，可他並沒有真正同情革命，隻是從清廷的現實利益考量出發，恩威並施，淡化甚至消除革命的影響。最終，在善耆等人的勸說下，攝政王載灃“作釋怨之舉，博寬大之名”，由民政部決定以擾害治安定擬，判決“處以無期徒刑”，汪精衛得免一死。這展現了善耆寬容與和解的姿態，也體現出一位政治家的“胸懷”。善耆後來對那個風起雲湧的革命時代做了一個精辟的總結：革命思想之所以興起，那是由於政治不良基因所致，這在曆史上已經被法國、葡萄牙等國的革命所證實。如果一國政治能夠得到民眾的信任，那麽想要革命也不會有人響應。因此，如果要根絕革命運動隻能實行良政，沒有別的辦法。然而，清王朝上自親貴、下至小吏，不知道政治為何物，隻知肥私而損公。這樣下去，失去天下之人心，趨勢已無限接近亡國。
1911年5月奕劻組閣，善耆任民政大臣，8月調任理藩大臣，11月因袁世凱上台組閣，善耆便辭職退出了。南北議和之時，善耆與良弼、鐵良、溥偉等堅決反對共和，堅持君主製，與主張清帝退位的奕劻等人勢同水火。在禦前會議上，善耆說：“如果是政治革命，那麽朝廷已經答應推行立憲的時間表；如果是種族革命，那麽蒙、回、藏將置於何地？袁世凱在戊戌變法之時，就反對變法，現在又主張更改國體，反複無常，實在不能寄希望於袁世凱。”1912年1月26日，良弼被革命黨人彭家珍炸斃，皇族親貴如鳥獸散，紛紛逃離北京。鼎革之際，“開明”的善耆卻選擇了對清王朝無比忠誠，倒是貪腐不亞於和珅的奕劻等人，卻選擇“順應曆史潮流”。
4.複辟夢碎
清帝退位後，善耆先去了天津，後來又到了時為日本租借地的旅順。善耆在流亡路上，曾經賦詩言誌：“幽燕非故國，長嘯返遼東。回馬看烽火，中原落照紅。”在川島浪速等人的幫助下，善耆等在旅順組織宗社黨。1912年7月，善耆與川島浪速簽訂誓書，出賣東北路權、礦產，妄圖爭取日本支持，複辟清朝統治。1916年，在川島浪速的鼓動下，善耆招募馬賊兩千餘人，與蒙古馬隊首領巴布紮布勾結，舉兵反叛。後來，巴布紮布被擊斃，“第二次滿蒙獨立”宣告失敗。此後，善耆再也無力從事複辟活動。
失敗之後，善耆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的三十八個子女，絕大多數進了日本的學校，其餘三子分別去了英國、德國、比利時。善耆希望其子女學成之後，不做中國民，也不做中國官。複辟之夢雖然破滅，但是皇族血脈不會割斷，或許，在善耆的心目中，隻要身上還流著愛新覺羅氏的血液，就有重回清朝的一天。隻是，辛亥革命結束了君主專製，法治取代了人治，國民取代了臣民，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逆曆史潮流必將為曆史所淘汰。
1922年3月29日，善耆病死於旅順。其第十四個女兒顯玗被送予川島浪速，後來成為怙惡不悛的日本間諜川島芳子。從這個層麵上來看，這不僅僅是善耆的個人悲劇，也造就了其女兒罪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