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星雲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國際佛光會在佛光山佛陀紀念館舉辦一場宗教界聯合慶祝辛亥革命百年的祈福活動，定名為“愛與和平”，引發我想寫一些百年來的佛教，作為這個時代的見證。加之回憶曆史可以增加生命的長度，我便在八十五歲之際，以殘障老人之身，口述這部《百年佛緣》，作為中華民族百年來最繁盛時代的賀禮。

我出生在江蘇揚州一個貧苦的家庭，曆經北伐、中日戰爭以及國共內戰。記得母親告訴我，我出生的那一天，適逢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率軍北伐和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在江蘇會戰的時候，軍隊正在家門口殺人，我就呱呱墜地了。

十歲那一年（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抗日戰爭開始，由於年幼，不懂得國家大事，也不知死亡何事，對於生死並不感到畏懼。在戰亂裏，每天跟隨許多小朋友穿梭在槍林彈雨之中，甚至觀看兩軍作戰，以數死人的屍體為遊戲。所幸，國軍和日軍知道兒童與戰爭並無關係，便任由我們在沙場上、街頭巷尾裏奔跑，彼此也相安無事。

是年冬天，日軍趁勢又在南京製造大屠殺事件。當時，在我家鄉的門口，遠遠地，就能看到南京城的上空火光衝天，頓時，把整個冬夜的雪地映得通紅。殘忍的戰爭，竟然也可以成為一幅美麗的景色。

嚴冬臘月的夜裏，在雪花飄飄之中，我肩上扛著棉被跟隨難民潮，漫無目的地向蘇北方向逃亡。“逃亡、流浪，流浪、逃亡，逃亡到哪裏？流浪到何方？”我一點兒都不知道。總之，戰爭真不是人過的日子，但經過槍炮子彈洗禮過的人生，自然別有一番體驗。

當時，我不但日食三餐都很困難，也沒有錢讀書，連學校都沒有看過。所幸，父母生養我一個健全的身心，賜給我福德因緣，十二歲的時候，因緣際會，我就在南京棲霞山出家做了沙彌。

出家最初十年，我在棲霞和焦山兩地過著關閉的生活，談不上受什麽教育，隻記得老師每天大聲地喊叫：“不準東張西望！”“不準講話！”“不準竄寮！”這個不準，那個不行，一天之中，除了早晚課誦以外，唯一準許的，就是搬柴運水、打掃環境、打坐參禪。在這樣的環境下，度過了我不看、不聽、不說的青少年時期。

不過，偶有一點時間，我還是偷偷地閱讀從南京鄉村師範學校撤退到大後方後，散落在滿街滿路上的書籍。其中，我拾到一本《精忠嶽傳》，因為認不得多少字，隻能似懂非懂地看。好在幼年的時候，聽過家中長輩們經常談起嶽飛和他的兒子嶽雲、女婿張顯、結拜兄弟牛皋等忠義之事，心中大為佩服，也就依樣畫葫蘆效法起來，自覺人生就應該要這樣盡忠報國。

盡管寺院裏有一些沒有讀過什麽書的老師，成天隻教導我們不看、不想、不說、不聽，但這並不能讓我們心悅誠服地接受。偶爾，我們還是會悄悄地看看天空的雲彩，聽聽樹上的鳥叫，感受一點外麵世界的音聲色彩。

這樣過了多年眼不看、耳不聞的日子之後，一九四一年左右，我終於輾轉聽到人說太虛大師在重慶弘法的訊息，耳聞印光大師在蘇州靈岩山主持念佛道場的情況，也得知上海圓明講堂圓瑛法師、鎮江金山寺霜亭法師、超岸寺震華法師在佛教界活動的情形。

之後，我又再從年紀較大的一些學長口中，聽到太虛大師的弟子，如：大醒、芝峰、法舫、法尊、葦舫、常惺、樂觀、會覺、塵空法師等，後來我也都有親近他們的因緣。我也獲悉許多在家居士，像楊仁山、歐陽竟無、唐大圓、呂秋逸、王濟同、虞愚、張聖慧、呂碧城、章太炎、梁啟超、康有為等大善知識的信息。另外，一些較年輕的法師，比方：竺摩、巨讚、通一、慈航法師等，往後我也有機會和他們學習。

一下子之間，這些大德、居士們都進入到我的思想、生活、心靈、腦海裏，在我心底樹立了形象，放大了光明。我沐浴在這許多大善知識們為法為教的熱忱之中，也感覺到自己出家學佛，似乎時時都有諸佛菩薩、護法善友在向我招手，要我跟隨著他們的腳步向前邁進。

一九四七年，我在宜興擔任短期的國民小學校長，翌年擔任南京華藏寺住持。不久，徐蚌會戰（淮海戰役）發生，因為不忍生靈塗炭，一介僧侶又不知如何報效國家，便想到幫忙收埋死屍、照顧傷患，為亂世做一些功德。但這個時候，忽然接獲指示，要受過訓練的人，才可以參與救護工作，訓練的地點要在台灣。不得已，我隻有和年輕的老師們，如：介如、普蓮、慎如、圓湛、合塵，以及我的剃度師父誌開上人，以及幾位有為的學長，像智勇、惟春、能培等人告別。忽然間，我竟也依依不舍起來了。

我在大陸沒有什麽親人，母係的親友隻有幾位舅舅、舅母，由於自幼出家，疏於往來；在父係的親人，也隻知道有一位姑母，動**的時代裏，已不知流落何方，直到兩岸解凍後，才知道他們住在上海。或許是因為這樣，我對親族並無多大的思念之情，反而對佛門的法係、師長、法侶相當懷念。

一九四九年，大批軍民紛紛渡海來台，我竟然在發生太平輪船難事件，兩千多名受難的冤魂沉入海底之後，幸運平安地抵達台灣。可以說，來到台灣初期的我，既無強近之親，亦無同參道友，靠著諸佛菩薩的加被，一切也都逢凶化吉了。

尤其，那一段苦難的歲月裏，我雖然遇上一些外緣，好比《自由青年》雜誌社社長錢江潮教授要我參與編輯、“中央社”希望我擔任記者等，都被我一一辭退了。為什麽？主要的就是為了“不忘初心”，“我要把一個和尚做好！”特別是在那個時候，太虛大師等許多記憶中大善知識們的影像，一直在我的腦海裏浮現，似乎是在告訴我：“你怎麽能舍棄當初那份‘為了佛教’的發心呢？”

來台之初，人地生疏，漸漸地，我也結交了台灣佛教各縣市支會的領導人；之後，又認識了一些寺院的住持，他們在地方上都是具有一定力量的人物。同時，從外省來的許多大德，如：大醒、東初、慈航、南亭法師等，也紛紛向我招手，提出邀請，希望我能幫助他們從事佛教的工作。

就這樣，我曾為大醒法師主持過“台灣佛教講習會”，也為東初法師編輯過《人生》雜誌。而在中壢圓光寺，為妙果老和尚看守山林這段期間，特別要感謝的是，得力於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先生的父親吳鴻麟老居士的協助，幫我報了戶口，從此，我終於能在台灣落腳弘法了！

一九五二年，宜蘭士紳李決和、林鬆年、馬騰等居士，邀請我前往宜蘭講經弘法。由於當地遲遲沒有一位出家人正式駐錫寺廟，因此在他們的盛情邀約之下，所謂“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我也就應允，跟隨他們前往一間龍華派的小寺廟“雷音寺”弘法，並且成立“念佛會”。期間，我依然沒有忘記自己對弘揚人間佛教的使命，陸續組織青年會、歌詠隊、弘法隊、文藝班等，接引青年學佛。感謝這座小寺廟裏六七十歲的老住持妙專尼師和老太太金梅姑，容許我這個外省青年法師利用寺廟的走廊、庭院、佛殿當為教室，做起弘法的道場。

在青年日益增多之後，感於教育對佛教發展的重要性，進而又興起了創辦佛教學院的念頭，於是有壽山佛學院、東方佛教學院的成立，乃至現在的叢林學院、海內外十餘所佛學院，以及高中、“國中”、小學，西來、南華、佛光、南天等大學，就在這樣的因緣下應運而生了。

除了親近佛教界的大德之外，日後，我和台灣主持政治的一些重要人物也有過一些往來。例如：“救國團”執行長宋時選、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教育部長”蔣彥士、創辦中國文化大學的張其昀與一級上將何應欽先生等，甚至在這之前，和服務於警務處的陶一珊、陳仙洲等幾位處長，也都曾經做過朋友。

隻是我生來“和尚命”，想到古德所說“為僧隻宜山中坐，國事宴中不相宜”，也就告誡自己要和他們保持一定的距離。雖然遭遇許多苦難挫折，我也不曾向他們請托，尋求幫助，一心隻想安住在佛教裏麵，憑著自己的點滴願心，勤勤懇懇地服務奉獻，讓佛教發光發熱。

但這個社會是由不得我們獨善其身的，後來吳伯雄、陳履安、黃啟瑞、高玉樹、陳武璋、林洋港、邱創煥、高育仁、陳洦汾，接著鍾榮吉、潘維剛、趙麗雲、丁守中等多人，紛紛邀約我到“中央黨部”、“省訓團”、“救國團”、“社工會”等單位講演，乃至“三軍各司令部”郝柏村、高魁元、蔣緯國、王昇等人，也都曾經邀約我到金門、馬祖、蘭嶼、綠島、成功嶺、東沙群島、“三軍大學”、“聯勤總部”、“陸軍官校”等地弘法。由於這許多因緣，彼此也就有所往來了。

台灣的社會信仰多元，國民黨來台之初，民間宗教、日本佛教、蔣宋美齡夫人所信的基督教盛行，我們初來乍到，沒有任何背景，弘法自是困難。雖然如此，在複雜的大環境中，我們對於推動人間佛教仍然深具信心，一心一意要讓當時台灣的佛教從山林走向社會、從寺院走入家庭、從僧團普及到信眾、從談玄說妙進而能夠落實在生活之中。

有人問我，什麽是“人間佛教”？佛陀出生在人間，修行在人間，成道在人間，弘法在人間，都是對人說的法，這不就是人間佛教嗎？因此，隻要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有助於增進幸福人生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在台灣，早年曾經獲得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張清揚女士、趙恒惕、李炳南等人的護持，後來又有趙樸初、吳伯雄、柴鬆林、高希均、劉長樂等有識之士的肯定，一時之間，台灣成為二十世紀全世界弘揚人間佛教的典範。

目前，佛教在台灣之興盛，光是佛教組織就有：“中國佛教會”、“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中華佛教居士會”、“中華佛寺協會”、“中華佛教比丘尼協進會”、“中華國際供佛齋僧功德會”、“佛教青年會”等。此外，佛教還有很多的雜誌出版、慈善救濟、養老育幼等利生事業，尤其佛教創辦的大學，像佛光山創辦西來、南天、佛光、南華等大學，以及佛光山叢林學院和許許多多中小學、幼稚園的開辦，都讓佛教在教育事業上的成就蔚為奇觀。

總說，台灣光複以來，六十餘年，台灣的佛教得以從取締拜拜到改良拜拜，從新寺不準建、舊寺不準修到自由修建；戒嚴期間，從不準集眾講演弘法到開放弘講，從寺院駐兵到遷離還寺；從取締佛學院到佛教大學林立；從限製僧尼出訪到海內外自由行腳；從三更半夜調查寺院戶口到現在不再聽聞此事；從寺院功德箱須由鄉鎮公所開啟到現在不管不問；從寺廟求助鄉鎮代表，到現在縣市長、“立委”等公職人員選舉，都要爭取寺廟選票；從在家眾擔任管理人到出家眾主持管理；從限製傳戒到開放任由大家自由傳戒。

乃至在佛教人口結構上，從老年到青年，從香客到義工，從私塾讀書到碩博士生，從台灣不重視女眾，到現在比丘尼撐持起佛教半邊天，主持佛教會，擔任住持、大學教授，負責編輯出版等。在信仰修持方麵，從求神賜予到服務大眾，從一盤散沙到教會組織，尤以國際佛光會海內外數百萬佛光人擔當起護法弘法的使命，從化緣求助到喜舍行佛，從庵堂到學校，從佛殿到講堂，從拜拜到法會，從誦經讚頌到歌唱舞蹈，從寺廟道場到“國家殿堂”，從台灣本土到國際弘揚等等。這些都是所有佛教徒致力於推動人間佛教的改變，也可以說是我勤為用心之處。

當然，現在台灣佛教還是存在許多問題尚待解決，例如：“宗教法”的訂定、寺廟靈骨塔收費課稅問題、佛學院資格的認定、外域僧尼在台灣不易取得居留等；這些都還有待政府諸公放寬限製，以便讓佛教慈悲的精神，在台灣這塊土地發揚光大，造福廣大人群。

佛教講到時間，都說“無量阿僧祗劫”；講到空間，則說“無量無邊的世界”；講到生命，即是“十方法界眾生”。希望人間佛教的發展，在空間上，能把佛教帶到“此世界、他世界、十方諸世界”；在時間裏，能把佛教從過去、現在，帶到“此時、彼時、無限的未來”；在生命間，能夠廣度一切，讓十方法界眾生“早登彼岸，脫離苦海”。

在緬懷佛教往事之際，心中也不禁生起，佛教並不隻有這百年，打從佛陀在菩提樹下發出“人人皆有佛性”的宣言開始，人間就已經有了佛教。這一部口述曆史，雖然在無窮無盡的時空裏，隻是大海的一漚，但希望能在久遠的生命長河裏，留下些許的貢獻。

本書乃為辛亥革命百年獻禮而做，由於年紀老邁，諸多往事不複記憶，許多人物僅述片爪鴻泥，但所記之事皆真實不差；而有更多仁者、好友的高風亮節、美好行誼，也非此小書能全部觸及。此外，由於當局缺乏正確的宗教政策，讓佛教自生自滅，以致發生宗教的歧視、民政對寺廟法權的無知、治安單位對佛教的誤解、各界對佛教文化的忽視，乃至缺少對宗教正當的輔導等問題，匆促完成而沒有觸及探討，實為遺憾。

這套書的內容由我口述，法堂書記室記錄，並且由蔡孟樺小姐等擔任編輯。

口述匆匆，必有遺漏之處，尚祈各位見諒。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二日（農曆二月初一），正逢我出家七十五周年紀念；而五月十六日為佛光山開山四十六年、國際佛光會成立二十周年，此書出版之際，千言萬語，都在此化為心香一瓣，獻上祝福。尤其現在，兩岸在“九二共識”之下，大家要好自為之，珍惜和平、友好之不易，彼此尊重包容，融和古今文化，共同努力，創建新的未來。

是為序。

謹識於佛光山開山寮

二〇一三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