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驀然回首
第六章 驀然回首
曆史“熱點”鏡頭追蹤之一：
楊振玉：16歲的天空
非常感謝劉太衡先生為我提供了采訪名錄，我才得以見到這位和藹可親的前輩——楊振玉副司令員。楊副司令員是朝鮮戰場上下來的唯一一位在職的戰鬥英雄。我原以為楊副司令員住在空軍指揮學院，因他在任空軍副司令員之前是空軍指揮學院院長。
那天下著雨，我去空軍指揮學院。電話打不通，我幹脆舉著傘鑽進了雨中，一路打聽來到楊副司令員的家門口。小院靜悄悄的，除了雨打花葉的聲音，就是我按門鈴的聲音罷！就這樣在雨裏站了20多分鍾，仍是沒人應。這時，左鄰的一位慈祥的老首長告訴我，楊院長前幾天搬進空軍大院了。於是，我跑進電話亭撥通了楊副司令家的電話，約好了次日見麵的時間。
按約定的時間，我準時來到楊副司令員的家。楊副司令給我最初的印象是溫和、幹練，目光敏銳。談起當年的戰爭時，他顯然有些激動。他娓娓而談，不時還用手比劃著——
（根據錄音記錄）航校畢業後，我的編隊技術較好，同大隊長在一起。起初當僚機，僚機的任務是掩護長機攻擊。打的幾仗都是在被動情況下，不是主動出擊。我擊落的3架都是F—86飛機，當時是美國最好的飛機。論技術，他們的飛行員大部分都參加過二次世界大戰，論飛機質量（性能），他們的飛機跟我們的差不多，但技術比我們強。我們那時飛行不到100小時，在噴氣式飛機上飛行不到50小時，比其它飛40、60小隊的部隊要好一點。
我大部分是在反擊情況下擊落敵機，有兩次在自己危險的情況下。我們6架飛機在平壤附近帶領兄弟部隊打小機群。
我們也是蘇聯教官帶出來的。隻要你已經殲敵了，就說你已經會打仗了，蘇聯人就不帶你了，就可以帶下邊的部隊打仗（那時我們帶6師吧？）。他們在底層、中層。打完仗返航的時候，我們6架，敵機8架，飛行高度8000多米，分兩層。右邊快，被敵機截住，開火了，一般都是主機掩護；左邊攻擊右邊掩護。右邊兩架成90度斜角也可以把敵機趕走，所以，左邊沒動。敵機離我們越來越近了，再不動就有危險，這時，我轉過來，報告長機。我一轉，敵機長機也向我轉過來。那時美國人也不知道中國空軍的武器怎樣，它怕你先打它，馬上開火了。敵人的僚機也衝了過來，太近了開火不好，我就先開了火，擊落了它。我在前邊往回轉比在兩側往回轉危險性更大，飛機成平麵，也比較危險我一傳身敵機長機向我開完火就跑了。我擊落後，回來我的長機的無線電杆被打斷了，長機對我很感激，因為不是我的掩護任務。假如我不轉過來，長機就沒命了。那時初期參戰，經驗不多，靠那股勁，又擊落一架敵機，又挽救了一個戰友的生命。回來立了特等功，展開了學習，提出一個口號：“挽救一個戰友比打下幾架飛機都光榮。”以前打仗，一發現敵機就打，容易散隊，敵人就容易一個個擊落我機。提出這個口號後，密切協同得比較好。這是一次戰鬥。
第2次也是我掩護別人，也是白天，也是6架飛機。這次是出航，從丹東起飛。說是抗美援朝，其實沒過江。海上敵人較多，他們故意拉煙（放出一種信號），但我們還是有了經驗。6架飛機的注意力都在前方，那時有個口號：發現敵機就等於取得50%戰勝敵人的把握。而我卻回頭看了看，發現8架敵機從我們的兩側攻過來了。正攻右邊，我發現後敵機已開火了。我方那架飛機被打冒煙了，是崔巍。我們讓他趕緊跳傘。他並不肯跳。我趕緊轉過來，我們僚機已被擊傷。對方逃跑的動作比較慌亂。立即進入螺旋（即飛機失控），這是長機過來，攔過了那一側，這時我的長機已經被擊傷了。如果敵機再次開火，連跳傘都來不及。他戰鬥下來眼睛全腫了。另外一架敵機也進入螺旋。這次我就起了這個作用（發現掉下兩架敵機），但那次沒開火不能算戰績。
就有一次我是當長機的。3號機，我們先發現敵人。都想早點把它打掉。敵機投彈後再降低高度，這叫偷襲戰術，敵機發現我們一攻它，它就向後側轉。我瞄準長機，僚機瞄準僚機，進行了一次小的格鬥。發現早，極早下降高度，我擊落了一架，擊傷一架。就這次當長機主動攻擊，其它都是掩護別人。前邊擊落一架，後邊擊落兩架，立特等功；擊傷一架立一等功，一等功以上可評英雄。我評了個二級戰鬥英雄。朝鮮戰場上我擊落3架、擊傷1架敵機。
我1931年生，是內蒙人，1947年參軍，那時才16歲。以前我在陸軍，當了3個月的戰士，因為讀了5年書，就當文書，後當文化教員、團政治處幹事。朝鮮戰場下來後，我在南苑高級航校指揮員訓練班，1954年7月去蘇聯學習，1958年10月畢業。
中國人當年就是敢幹。那時我們學飛行實際不到一年（速成班），朝鮮戰場呆了3年，輪換著去。打一陣又回到後方休整一陣50人的一個師死了一半。我那時在3師7團2大隊。
那時比較年輕，說句實話，想的也比較少。
楊副司令最後囑咐我，一定要按曆史事實去寫。
我們合了影，他一直把我送到門口。
曆史“熱、查、”鏡頭追蹤之二：
趙寶桐：英雄不提當年勇
（根據錄音記錄）……在朝鮮戰場上，我是打得最多的，擊落7架……我是全軍（空軍）唯一一個獲兩個特等功的飛行員……
我給你看看這盤錄相帶吧，是八一電影廠拍的《今天·昨天·明天》，反映當年戰鬥英雄今天的生活。反正這些個英雄事跡我講了幾百遍，都是那個樣，當時怎麽說的，現在也隻能重複。曆史是不能改的……
一部老式的錄放機和一部不太新的電視機擺在我的麵前。趙寶桐用不太熟練的動作折騰了好半天，終於放出了圖像。
畫麵上首先是趙震華，1959年世界上第一個用地空導彈擊落飛機的人，開創了我軍航空作戰史上用地空導彈擊落敵機首例……輪到介紹趙寶桐這一段時，錄像機突然不出圖像了。於是，趙寶桐走近錄放機前，一邊敲打錄放機，一邊命令它出像。一急之下，氣喘起來。我趕緊說：算了，我查資料吧！這時，金鳳從房間裏走了出來。金鳳看上去隻有50歲左右，頭發短齊，有白發，舉手投足都有一種超脫的氣質。這位莊重又不乏東方女性嫻靜美的夫人一走進客廳，趙寶桐馬上報告說錄像機壞了，不是我動壞的，是它自己壞的，而且是正在放我時壞的。金鳳極有分寸地對我點點頭，展現一個歡迎的笑容，然後對趙寶桐說，壞了就拿下樓去修吧！說完又對我點了點頭，回自己的房間去了。
……49年南下到漢口，我於9月份選上飛行員，去東北集合，全國還沒解放呢！1950年開始在航校突擊訓練，飛了不到幾十小時，就上了戰場。24歲當團長，53年9月和張積慧等同誌去蘇聯學習。在蘇聯做了一次手術，肺長瘤了，割掉了那個瘤，手術做得不錯，專家畢竟是專家嘛！回來後就去三航校當副校長。我是撫順人。
去年《家庭》雜誌請我們去，金風寫了一篇我們家庭的文章，得了個特別獎。那次毛主席的大兒子毛岸英的夫人也去了……
那時組織又逼著我同金鳳結婚。我當了英雄，金鳳在人民日報社當記者。她采訪我，我們倆就相識了，組織上得知後，了解了金鳳的政治麵貌，說不錯。讓我趕快結婚。組織上找我談話，說要談戀愛就必須結婚。否則不能偷偷地談、結婚後我們感情不錯。後來金鳳被打成反革命，組織上找我談話：你是要飛行還是要金鳳？我說最好兩樣都要。組織上說那不行，金鳳是“現行反革命”。最後我隻好同金鳳劃清界限，組織上又作媒，給我介紹了一位勞動模範。結婚後生了兩個孩子，關係也不錯。這時金鳳平反了，金鳳不承認與我離婚。我對金鳳有很深的感情。金鳳有理，我們沒辦過離婚手續。組織上又找我談話：你是要舊老婆還是要新老婆。我說最好還是兩個都要。“那不行！”組織上說。最後我還是選擇了金鳳。金鳳人心眼好。把後來的夫人當成姐妹看待，他們經常帶著孩子來串門……
曆史“熱點”鏡頭追蹤之三：
王堅：第一代女飛行員
在共和國記憶的銀屏上，有這樣一頁不平凡的曆史：1952年3月8日，新中國第一批女飛行員駕駛著6架裏—2型飛機，掠過天安門上空，接受了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首都人民的檢閱。毛澤東那關懷的詢問“他們都成器啦？”的親切話語至今還在人們耳際縈繞！
中國的婦女也實現了征天的夢想！
曆史不會忘記，光輝永遠不會散去。當曆史重新展現在我麵前時，做為一個女人，我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自豪。
我翻開1952年4月出版的、已經發黃的《新中國婦女》雜誌，目睹了這批女飛行員當年的風采，心中充盈著一股青春的激動，為采寫本書，我決意去追訪她們的蹤跡。
廣州的冬天有一種淡淡的春意。春節剛過，“廣東省航空聯誼會”在友誼賓館舉行了成立5周年慶祝活動，我慕名而訪，從幾十位飽經風霜的麵孔中，有幸見到了當年接受毛澤東等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檢閱的、我國第一批女飛行員之一的王堅。
我們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從她那漸已蒼蒼的鬢發、多皺的笑臉上，我領悟了幾十年的曆史滄桑。我想，她們是不是和我有著相同的人生之艱？是否有一本苦辣酸甜的日記！
坐在我麵前的王堅女士談吐爽朗，娓娓動人。就是她和一群姐妹們創造了“女人上天”的神話，榮獲了一份難得的殊榮。
“那時，我們都很年輕……陳誌英、邱江群、黃碧雲、戚木木、何月娟、施麗霞、武秀梅、阮荷珍、周真明、萬婉玲、周映芝、伍竹迪、秦桂芳、還有我”……王堅一口氣背下了同伴姐妹們的名字。回憶一邊坐進機倉，手拉操縱杆，直衝九霄的浪漫，一邊眉飛色舞。的確，她們是新中國第一代女飛行員，從她們開始，中國婦女的形象更加完美而高大。殊不知為爭這口氣，王堅和她的姐妹們吃了不少的苦頭。
器材短缺，飛機陳舊，加上女學員的生理、心理特點，女飛行員麵臨著比男飛行員更大的困難。在地上想著到天上飛，上了天不一會就頭暈腦脹。她們對汽油味敏感，卻偏將汽油灑到手帕上；和男同誌一道跑步、打籃球……“男人能做到的，我們婦女也一定要做到！”正是在這種信念的驅使下，她們僅用7個月，平均每人飛行77小時44分，全部飛上了藍天。方中英政委、楊扶真副團長不知費盡了多少心血！
王堅這位要強的“藍天倩女”，當她正值飛行成熟的時候，“文革”的風暴襲擊了她和全家。她和愛人是當時飛行部隊裏有名的“藍天情侶”，倆人比翼齊飛，卻突然一道命令下來，倆人手握“停飛”的指令，含淚離開了朝夕相處的飛機和患難與共的姐妹，接著是挨批鬥、下放勞動，好端端的一個家庭妻離子散。直到1972年，王堅及其愛人才得以團聚——在天津勞動的丈夫，在四川寄養的兒子和在北京勞動的她相擁而泣。
但是她重返藍天的願望卻終沒實現。1979年，王堅轉業回到了家鄉廣州。藍天留下了她未盡的夢想。
王堅深沉地回憶著往事。眼圈漸漸紅潤而模糊。她說：“這些都過去了，我的經曆再慘也沒有許多老前輩那樣慘。值得驕傲的是，自己曾做為新中國的第一批女飛行員，先後兩次受到毛主席、朱總司令、周總理等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親身受到黨的關懷，這就已經足夠了。”
沿著這條閃光的航跡，我追蹤到另一位女飛行員伍竹迪。他曾擔任過飛行大隊的副大隊長，航校教材科副科長，離休前是航行調度教員。伍竹迪至今還記得：她為了飛行，產後40天就把孩子送到奶奶家，直到孩子5歲時隨奶奶來隊看她，可她還沒來得及和女兒親熱一番，就駕機飛向了抗洪搶險的華北上空。幾天後，當她完成空投物資的任務回來，小女兒竟撅著小嘴不理她。現在，她的女兒已經30多歲了，伍竹迪已過花甲之年。後悔嗎？不！因為她們把自己的愛獻給了藍天。
還有武秀梅，這位來自河南農村的姑娘，她同姐妹們一起飛行，後來成為姐妹們中的佼佼者。她是幸運的。是“文革”中唯一一位沒受到衝擊的一個。她先在北京西郊機場飛行，後又調到北京空軍獨立大隊飛行，退休前擔任飛行團的參謀長，副師職待遇。她那神采飛揚的大照片經常出現在報利上。現在，她的身邊有一兒一女相隨左右，安度晚年。
在那頁不平凡的曆史上，有一頁日本飛行教官和女飛行員之間的故事。令人難忘。1993年10月16日，這個故事又續上了新的內容。當年的日本教官長穀川正作為中日友好協會常務理事訪華時，同當年受訓於他的女飛行員秦桂芳相遇了，這激動人心的一幕，勾起了女飛行員們的回憶。
長穀川正眼眉上的傷疤，最初引起秦桂芳的憎惡，她懷疑長穀川正是在戰場上屠殺我國人民時被遊擊隊打傷的，故而怠慢他。一次，秦桂芳駕機降落，她看到白旗沒向教官報告便落了地，長穀立即勒令她停飛。又一次在飛行中，空中改平後，秦桂芳鬆了油門，險些出了大事，長穀氣得大喊：“你的驕傲自滿的，停飛！”之後，長穀找到小秦，告訴了他眼眉上的傷疤是在一次飛行中不慎而造成的。籠罩在秦桂芳心頭的迷霧消失了，秦桂芳刻苦訓練，成為班員第一個放單飛的女飛行員。長穀川正臨回國時，送給秦桂芳一副象征長壽吉祥的烏龜畫，寄托了長穀教官的美好祝願。40年後，倆人相逢，秦桂芳回贈長穀的也是兩隻玉雕烏龜，這禮物的含義，又豈止是長壽吉祥呢！
第一代女飛行員們創造了新中國航空史上嶄新的一頁，她們完成了曆史賦予的使命，是她們，為新中國的第二代、第三代……女飛行員們開辟了航天之路！
藍天上，有婦女立起的一座豐碑！
曆史“熱點”鏡頭追蹤之四：
夏伯勳：我軍第一個殲擊機中隊
1948年4月，我們成立了第一個殲擊機中隊，這個中隊轄於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一大隊。當時我在老航校飛行乙班任指導員。不久，我們奔赴黑龍江湯原機場組織飛行訓練。
湯原機場位於湯原以南10餘公裏的一個平坦開闊的場地上，淨空條件很好。可惜機場跑道被蘇聯紅軍撤退時徹底破壞了，跑道上布滿了密密麻麻的爆炸坑。在當時的條件下，要修複使用是辦不到的，因此，我們隻好利用機場側麵保險道的草地訓練。
當時使用的飛機，有6架日製“隼”式殲擊機，9架“99”式襲擊機，2架二式高練和4架“99”高練機，這些飛機都是日本投降後繳過來的。由於飛機的許多零件被附近的群眾卸走了，所以飛機根本上不了天。後來，經過深入做工作，才把這些零部件從群眾手裏搬了回來。當時飛機器材十分緊缺，裝修時，零件配不齊的飛機，隻好采取拆東牆補西牆的辦法，拆掉其它飛機上的零部件來拚湊。如有的“隼”式殲擊機沒有螺旋槳，就把“99”式襲擊機上的螺旋槳拆下來代替。這樣，不要說對飛機的履曆不知曉，就連飛機的現實性能和特點也心中無數，隻能邊飛行邊摸索。
飛機上沒有無線電設備，飛行時全靠擺“T”字布和旗語指揮。每一個課目在地麵講清楚後，由飛行員自己去執行；編隊飛行時，則靠規定信號來統一行動。機場也沒有氣象保障設備，隻能憑經驗觀察本場氣象情況來組織飛行。飛長途課目時，有時本場氣象條件變壞了，也沒有辦法及時通知飛行員返航。1948年8月的一天，我帶李憲剛同誌長途飛行，飛到本場時突然遇到暴風雨，機場上“T”字布擺出禁止落地的“十”字標記。於是我們隻好飛到依東機場著陸，翌日才飛回本場。
拚湊起來的飛機，這樣或那樣的毛病很多，駕駛這種飛機，沒有敢於探險的膽量是不行的。如有的飛機換了發動機後，震動比原來大，滑油溫度比規定的也高一些；有的飛機由於老舊，表麵不光滑，飛行時速變小了，但我們都照常飛。還有的飛機儀表不準，有的羅盤甚至誤差幾十度，航行時主要靠地圖地物對照著飛。當時連航行地圖都沒有，使用的普通掛圖又不準確，地形地貌顯示不清楚，這就大大增加了飛行的困難。如果遇到天氣不好，看不清地形地貌，很容易偏航。有一回我到東安修理廠去接回一架“99”高練機，飛回途中遇到了惡劣天氣，在繞開雲層飛行時，因為羅盤誤差大而不知所在點的位置，產生了迷航。當我在迷航點轉了兩圈後，發現右前方有一條五六百米長、30來米寬的“跑道”，四旁是一丈來高的高粱，我決定先降落，問明位置後再飛。著陸後一問老百姓，才知道已經偏航到佳木斯東麵40公裏的雙鴨山了。弄清了所在點的位置後，我經過校正，起飛複航，最終才飛到了目的地。
飛機內也沒有降落傘，座艙裏的座墊是棉墊和草墊壘起來的，如果飛機發生了意外，隻有同飛機共命運了。當時，大家沒有更多的考慮這些危險，巴不得天天飛行，多飛幾個起落；有的同誌一天飛不上，就急得哭。
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扼殺人民空軍，到處派飛機偵察、襲擊，湯原機場也經常遭到轟炸、掃射。有一回，中隊組織飛行，我當指揮員，呂黎平同誌駕“99”高練作訓練飛行，突然敵機來襲擊，我們馬上采取防空措施，呂黎平同誌迅速著陸、關車，人剛離開座艙不遠，敵機就俯衝掃射，把座艙打了幾個眼，機尾中彈後著了火。為了安全，為了多飛，我們摸索敵機來往的規律，避開敵機可能來襲擊的時間，抓緊飛行訓練。我們每天天亮前兩、三小時就起床，到機場後，飛行員和機械員共同準備飛機。從機窩到起飛線，因滑行道是碎石的不能開車滑行，隻能用人力推，推好一架飛機，需要20分鍾左右。再加上給飛機加汽油、滑油和檢查等，準備時間需要2個小時。當天朦朦亮時，飛機就起飛了，一直飛到上午8點，上午10點到下午1、2點這段時間，往往要防空，要把飛機推到機窩偽裝起來，估計敵機來不了後再接著飛行，到天快黑時才收場，在場時間通常有10幾個小時。飛行結束後，為防止飛機意外著火，還要把機內汽油、滑油放盡，再作一次檢查，然後才把飛機推進機窩。
在湯原飛行，生活條件很艱苦，吃的住的都很差。機場附近原有的一些房屋在我們到來之前，早已被群眾夷為平地。因此，我們隻好住在機場附近一個叫民主屯的村子裏的老百姓家裏。睡的是簡陋的上炕，一個土坑上擠著5、6個人，互相之間有些影響也顧不上了。這個村子遠離機場幾公裏，上機場主要靠步行，來回要走1個多小時。當時中隊僅有的一輛汽車，經常忙於運輸飛機用的油料和器材，隻有在車子沒有其它任務時，我們進退場才能坐一坐。吃的方麵雖然設有“空勤灶”，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很難搞好。蔬菜主要是土豆，還有白菜、蘿卜，不要說吃牛奶、雞蛋，每人每周能吃上幾兩肉就很滿足了。主食是高粱米，白麵大米很難吃上一頓。醫療衛生條件也很差，中隊沒有醫生，隻有一個衛生員，醫藥十分缺乏，小病還可以頂過去，遇上大病，就得坐一晝夜的火車，趕往東安校衛生隊去看了。
1948年11月初，沈陽解放。隨著形勢的變化，我們殲擊機中隊也在不斷發展。1949年初，訓練基地由湯原轉移到長春東南麵60公裏處的公主嶺機場。機場條件也改善了，飛機也增加了，有了好幾架美製P—51戰鬥轟炸機。飛行員也增加了，除了原有的人員外，還增加了鄒炎、鄭剛、徐振東等6名2期學員和我地下黨黨員邢海帆、趙大海以及國民黨起義人員楊培光、嚴磊、譚漢州等人，總共25人左右。訓練器材和物資生活條件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30多年過去了，每當想起第一個殲擊機中隊戰鬥生活的日日夜夜，總是叫人難以忘懷。當時，客觀條件實在很艱苦，但沒有人嫌棄。大家心中燃著一團火，隻有一個念頭，就是一定要好好學本領，爭取早日上前線參戰，為死難的兄弟姐妹報仇雪恨，為打敗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出力……
曆史“熱點”鏡頭追蹤之五：
丁釗：第一支空降兵部隊的誕生
1949年8月1日，中央派劉亞樓率王弼、呂黎平等人赴莫斯科，與蘇聯有關方麵商談幫助我國建立空軍的問題。
8月18日，劉亞樓電示中央：“為準備攻占台灣，傘兵登陸對海上登陸作戰可能發生大的作用，建議軍委組織傘兵。如果可以，則準備向蘇聯同誌提出訂購運輸機和降落傘，並請其派顧問和教員。”
中央於次日複電：“原則上同意組織傘兵，但請向蘇聯同誌征詢下列各項意見：（1）傘兵條件如何？（2）據我們所知，國民黨也曾有過傘兵的組織和指揮，但從未使用過。我們有人民條件，有遊擊戰爭經驗，自與他們不同，但傘兵登陸或者有海上登陸的配合，或者有適當的群眾及地形條件進行近距離的擾亂，這樣需要多少人方能擔任上述任務？（3）蘇聯空軍負責同誌對我們組織傘兵的意見如何？我們的條件是否具備？”
劉亞樓遵照中央指示，與蘇聯空軍負責同誌進行了蹉商。同年11月，中央經過認真研究，由政務院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親自為中央起草組建空降兵部隊的決定。1950年2月15日，向蘇聯政府聘請顧問41名，訂購降落傘300具，為空降兵部隊的組建創造了條件。
1950年4月17日，中央軍委正式發布命令，抽調人員組建空降兵部隊。根據空降兵處於敵後獨立作戰，必具英勇頑強、機動靈活的特點，要求從各軍區、野戰軍抽調一批戰鬥英雄和模範的班、排幹部組建空降兵。5月27日又電告各部：如確難按條件抽調，其不足者，可以一、二等功臣補充，如仍不足時，則按政治可靠、身體健康、戰鬥勇敢、表現好等條件，從戰士中補選。空降兵部隊領導機構的組建，要從有指揮作戰經驗的步兵師團營領導幹部中選調。中央軍委組建空降兵的決心，給我們參與組建工作的同誌增強了信心和力量。同年7月17日，中央軍委確定部隊番號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陸戰第1旅。
萬事起頭難。籌備組建空降兵部隊困難很多，工作千頭萬緒，除大力選調幹部、抽調兵員和籌措物資等項工作外，首先抓了兩方麵的工作：
一是確定編製。組織多大規模的空降兵部隊，怎麽個編法？我軍沒有經驗，當時隻能向蘇聯空軍學習。經空軍領導機關同蘇聯顧問團研究，參照蘇軍建設空降兵的經驗，考慮到我軍的實際情況，本著敵後空降、小分隊、配合正麵部隊作戰的基本指導思想，確定旅機關設司令部、政治部、炮兵司令部、供給處、技術處、醫務處等機構；作戰營和保障分隊，設狙擊1、2、3、4營，1個迫擊炮營，1個戰防炮營，1個坦克營以及通信、偵察、高射機槍、工兵、運輸、衛生等直屬連隊，全旅共編3884人。因組編空降兵我軍無先例，無經驗，這個編製基本上是照搬蘇軍的，某些職務名稱也是沿用蘇軍的……
二是選擇基地。空軍領導認為，根據當時空降兵部隊隻有一個旅，除了主要擔負解放台灣任務外，還要應付國內各個方向突發事件等情況，訓練基地選在中原地區比較合適。為此，空軍副司令員常乾坤帶領蘇聯顧問於1950年5月5日，赴開封、新鄉、安陽等地進行實地勘察，5月9日向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寫出報告，認為開封、鄭州兩地可作為空降兵訓練基地。聶代總長5月23日批示：同意。隨後，中央軍委電令中南軍區，責成河南省軍區將開封機場附近原日本兵營和鄭州機場附近之房屋全部騰出交空軍陸戰旅使用。河南省軍區接到命令後迅速行動，很快把房屋騰出。旅組建後，由於開封一地能容納全部人員，故未進駐鄭州機場，營區場地開闊，營房麵積有數萬平方米，離機場1.5公裏，並有直通公路。訓練基地位於開封東南，距城1.5公裏。機場南麵有麵積很大的平坦沙荒地，可供跳傘著陸，是一個比較理想的訓練基地。
空軍陸戰第1旅的旅部領導機構，是中央軍委責成第3野戰軍組建的。軍委於1950年7月發布命令，任命：
陸軍第26軍77師師長王建青為旅長；
陸軍第20軍58師參謀長方銘為副旅長；
陸軍第31軍91師副政委丁釗為副政委；
陸軍第21軍63師政治部主任林震為政治部主任。
1950年10月因王建青身體不適合傘兵條件而調離，陸軍第28軍參謀長朱雲謙任旅長……
蘇聯顧問團41人，因旅部領導機構是在上海組建的，他們先期到達開封。旅機關到開封後，立即投入了部隊的組建工作，主要任務是接收陸續從陸軍調來的大批人員，進行體檢和編組部隊。當時從1、2、3、4野戰軍和東北、華東、山東軍區中的37個軍和3個軍級單位共抽調來6862人。對體檢合格者，采取以某一個軍選調來的人員為主編為一個連的原則進行編組。
經過1個月的緊張工作，體檢合格者5053人，占調來人員73%，8月底機關和部隊按編製基本編組就緒，全旅實編5000餘人。黨員占73%，戰鬥英雄、模範、功臣占93%，在陸軍直接參加過戰鬥的占83%……
1950年9月17日，旅在開封營區召開了成立大會。首先組織了閱兵式，接著宣讀了華東軍區、第3野戰軍司令員陳毅，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等首長發來的賀電、賀信；第3野戰軍周駿鳴副參謀長代表中央軍委給空軍陸戰第1旅授軍旗並講了話。旅長王建青代表全旅指戰員進行了莊嚴宣誓……
從此，新中國有了第一支空降兵部隊，並將9月17日定為空降兵誕生紀念日。
9月27日，中央軍委根據3野副司令員粟裕的建議，經毛主席批準，決定將華東軍區軍政大學第7總隊（即傘兵總隊）中的部分人員調歸空軍陸戰第1旅。第7總隊是1949年4月15日起義的國民黨傘兵第3團改編而成的。從中挑選了30餘名幹部、350名戰士加入第1旅……
在蘇軍顧問團的幫助下，第1旅開始了傘兵各種技術訓練。全旅經過10個月的突擊訓練，圓滿地完成了訓練計劃。先後多次參加了演習、閱兵任務。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現代化建設中，有了空降兵這個新兵種，它標誌著中國空軍開始了全麵發展的新格局。
曆史“熱點”鏡頭追蹤之六：
林彌一郎：《我與中國》
戰爭結束時，我正在沈陽的奉集堡飛機場。這個機場當時駐紮的是一支日本機動性的飛行部隊，它擔負著使用一種“隼”式戰鬥機（與B—29進行作戰）訓練從其他兵種調來的初級將校和學生出身的特別操縱見習官兵的任務。在8月的對蘇作戰中，他們用炸彈和機槍掃射來對付白城子西南老爺嶺方向的蘇軍機械化部隊、戰車、裝甲車及大批卡車。於8月15日在奉集堡機場迎來了停戰，戰爭結束。
當時，在奉集堡機場，除了我們部隊以外，還有飛行大隊等其它兒個部隊，當時部隊的官兵人心浮動，情緒急躁不安，要是不找點事幹，就會鬧出亂子。因此，他們終日摔跤、打棒球，借此消磨時間，等待著下一次繳械的到來。
可是，一想到繳械，進俘虜營，倒不如朝南走，離祖國近一些，說不定能使部隊情緒安定下來。
9月8日傍晚，我把全體人員召集起來征求意見，結果除去有一兩個人願意就地複員外，幾乎所有的人都願意向南轉移，都願意換個環境，擺脫目前的心境。於是，當即決定9月9日早晨出發，立即著手整理行裝，做好出發準備。9月9日清晨，部隊離開奉集堡向南進發。為了能安全到達目的地，我們規定了嚴明的紀律，所到村鎮秋毫無犯。就這樣，我們大約走了20天，其間雖有一起翻車事故，但沒有受到來自外部的攻擊。事後回憶起這段往事，當時中國國內有蘇聯紅軍、國民黨、八路軍3支隊伍，情況相當複雜，而我們雖然行軍20天，但沒有受到外部的攻擊，確實幸運。
當我們來到距離目的地岫岩附近的小山村上湯時，前麵有八路軍，側麵有蘇軍，身後有國民黨軍隊，我們陷入了進退維穀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索性安營紮了寨，把人員分散到附近的村落裏，靜觀局勢的發展。我在一戶農家租到了一間住房，在那裏，我思考著下一步該怎麽辦。
我住的這個村落座落在鳳凰城西南麵大約5000公尺的山中，夜裏常常聽到狼群的嗥叫，豈止聽到狼嗥？就連老鄉的牛、馬、豬都被它們刁跑了。我們住的就是這樣一個山村。大概是到達上湯的第3天，我接受了八路軍當時稱東北民主聯軍派來的使者的訪問。
他們共有4、5個人，由八路軍21旅姓聶的指導員率領，由鳳凰城副縣長三橋領路並兼翻譯。在非常友好的氣氛中，三橋副縣長說明了他們的來意：“現在鳳凰城裏包括難民在內大約有9萬多日本人，這些人正處在不安和貧困之中。幾天前聽說你帶著隊伍來了，在他們之中引起了極度恐慌。萬一發生戰鬥，勢必影響到鳳凰城內日本人的安全。這些無生命保障的難民，再也經不住任何打擊了。我們為了保護2萬日本人的安全，奉勸你們務必和八路軍方麵和平談判。”聽了三橋的話我回答說：“這次我們從駐地轉移的行動，不僅僅是為了我們自己，而且是為了解救包括沈陽在內的日本難民。我這支部隊有300來人，我要帶領這些有父母、兄弟的人平安地回到日本。我不願發生戰鬥，不願意有一個人受傷，甚至犧牲。請你們相信我們這次行動，隻能對你們有好處。不會給你們添麻煩的，請放心。”我先穩住了三橋副縣長，然後請他當翻譯和聶指導員談話。很自然，談話一開始就涉及到繳械的問題。我們攜帶的武器，有30支步槍和一些從飛機上拆下來的機關槍，不像戰鬥部隊那樣每人一支槍。另外，軍官們各有一支手槍，其餘就是戰刀、劍之類的東西了，裝備實在是夠可憐的了。可是，因為我們這些人都是飛行員裝束，所以使附近的居民感到不安。八路軍也保持著戰鬥警惕。聶指導員說：“首先，請你們交出武器，交出了武器，我們就把你們當作朋友，以禮相待。”
聶指導員繼續說：“你們投降前在中國境內參加了戰爭，但是，這不是你們的意願，日不軍國主義分子掌握著實權，他們發動了這場戰爭，強迫你們當兵，從各家各戶拉壯丁，驅趕你們上戰場，造成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在他們的命令下，你們參加了戰爭。戰爭期間，使你們及你們的家屬都蒙受了語言難以表達的災難，所以，你們和我們一樣，也是受害者。過去我們是敵人，現在戰爭結束了，如果明白了上述道理，很快可以成為朋友。”談判在這次具有紳士風度的指導員的引導下，進展得很順利，十分友好。
過去，我們對中國人，對解放軍一無所知，我們部隊的特殊性，決定了我們部隊的活動範圍（被限製在機場內），沒有直接和中國人接觸的機會。明治以來，一直受到皇國中心教育及軍國主義分子灌輸的蔑視其它民族思想的影響，總認為老子天下第一。可是，和聶指導員的初次接觸就感到他溫文爾雅，具有紳士風度。當時，我左思右想，不知他的話是真還是假，於是，我立刻召集各部隊的負責人來，向他們說明了我們的處境及談判的內容，“我們現在一動手就會給鳳凰城內2萬日本人造成惡果，我們當中即使有一個人受傷，這次行動的目的就會化為泡影，出於全麵考慮，不如就地接受繳械，以後大家再一路想出路。”所有的人對我的話都表示理解，決定接受八路軍的繳械。我們通過三橋把這個決定轉達給了聶指導員。
對方回答，“你們和平地接受我方的繳械要求，我們非常高興。我們將盡可能為你們提供方便。首先，你們分散在山裏有很多不便之處，在離這裏不遠的地方，我們為你們選定了一個條件稍好的宿營地，並且備有糧食，請你把隊伍帶到那裏去，在轉移中選擇繳械的地點。到時候你們會發現路上有一張6尺長的桌子，你們把飛行器具放在上麵就行了。機關炮、手槍、步槍、還有軍官的指揮刀，不願交出來也可以，因為那是各位的心愛之物，士兵如果留著槍、劍有用，也可以不交。我們不要求交出軍刀、槍、劍，是對你們的誠意作出的讓步。”
第二天，當我們來到指定地點時，果然擺著一張桌子，可是，都不見有一個人來接受我們的武器。以前，在新聞片中看到的有關繳械的描述和畫麵，都是在對方刺刀的威逼下被迫交出武器的，那場麵難堪至極。但在這裏，我們沒有看見一個端著刺刀的八路軍戰士。我當時最強烈的感受是：第一，一言為定的事情，對方百分之百地守信用，這使我非常感動，我欽佩這個偉大的民族——中華民族。第二，盡量回避使用“解除武裝”這個詞，而用交出武器，為了不使我們感到難堪和悲哀，甚至為我們考慮了接受武器的方式，他們想得多麽周到啊！
我們又看到和我們有關的一個繳械場麵，那是幾天以後，鳳凰城的八路軍幹部對我說：“讓你們看個熱鬧。”我不知道又要搞什麽名堂。他接著說：“檢閱保安隊。”所謂保安隊相當於日本的警察。在日偽時期，保安隊充當日本侵略軍的走狗，欺壓中國人，推行日本的侵略政策。檢閱這些人？我還沒來得及弄明白是怎麽回事，隻見偽滿洲時代的保安隊穿著盛裝，佩帶軍刀、手槍，排兩列縱隊，樂嗬嗬地從敞開的城門中走了出來。
可是，就在他們全部進入有土牆圍著的街中心廣場時，在巨大的城門重新關閉的瞬間，一聲炮響，隨著槍聲，埋伏在四周的八路軍戰士，突然出現在土牆四周，端著槍，把保安隊緊緊地包圍在中間。這時，朝天空發射了幾顆信號彈，繳械結束了。緊接著大門重又敞開，保安隊員退出的時候，軍服、軍刀、手槍已經被解除了，全部換上了破舊的老百姓衣服，臉上還殘留著一絲笑容，一路小跑，消失在街頭，慶幸自己揀了條活命。我看了這場麵，內心無法理解，中國人解除中國人的武裝這樣不講情麵，可對待我們這些前幾天還是敵人的人卻采用那麽溫和的方式，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呢？
以後隨著認識的不斷提高，我漸漸理解了。保安隊身為中國人，卻向日本帝國主義賣國求榮，背叛祖國，欺壓中國人民，他們是漢奸賣國賊，對這些人要嚴厲製裁……
解除武裝後，我們分散居住在老百姓家裏，糧食很快就分配下來了，不是細米，而是帶殼的米……後來才知道，我們吃的大米實際上是他們來年春耕用的種子，隻是因為我們這些日本人來了，才特意把儲存的種子拿出來給我們吃。
我們交出武器後，就被當作朋友看待。日本人愛吃大米，就給我們大米吃，想得多麽周到啊！這隻有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農民才能辦到啊！我問中國人都吃些什麽？他們說吃的是高粱和玉米，小米是招待客人才能吃到的。
在農民家裏散居的幾天，可以說是非常自由的。糧食給的很足，沒有一個戰士歧視我們，而且四周也沒有鐵絲網。我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心情很愉快，經常帶著行軍途中從礦上日本人那裏要來的炸藥去河邊捕魚，隨便得很。這種出乎意料的待遇，反倒使我感到不安。
結果，10名代表搭乘我們去的卡車，來到了鳳凰城21旅司令部，我們在一座小學校似的建築物裏，受到了司令部的熱情接待。我們被帶進一間教室樣的房間裏，在擺了“冂”字形的桌子上，我第一次見到了這麽豐富的中國菜，八路軍的幹部們微笑著，打著手勢請我們入座：“請吧！請吃吧！”可是，我們一行人都沒有心思吃飯，我們擔心吃完這頓飯，他們會處置我們。看到中國人下了筷子，我們才放下心，壯著膽子吃了起來。一個多月沒吃過一頓像樣的飯菜了，我們敞開肚皮喝酒，吃菜，飽餐了一頓。我一邊吃菜，一邊和吳政委攀談起來。“我們不知道何時才能回到日本，總是這樣給你們添麻煩，我們也過意不去，是不是找點適當的工作給我們做，我們能幹活，自食其力，修路可以，下井挖煤也行。”吳政委問：“你們究竟是什麽部隊呢？”我回答：“有飛行員、機械員，還有飛行部隊必需的技術人員，人員齊備。”說到這，吳政委和在座的所有中國人都興奮了起來。
老早以來，八路軍、新四軍就渴望建立一支空軍部隊，但是，由於連年的遊擊戰爭，無法實現他們的理想，在國內戰爭，抗日戰爭中，他們飽受沒有空軍，被迫在不利條件之下作戰之苦。“痛感建立自己空軍的必要。”吳政委和幹部們的臉上露出驚喜的情緒：“好，我知道了，立刻向上級報告，現在先飽飽地吃一頓。”接著是一陣熱烈的勸酒勸菜。當天晚上，我們在特為我們準備好的床鋪上睡了一覺。第2天早上，當我們準備回去的時候，前來送行的人說：“沒有能請大家都來吃飯，所以給你們準備了點肉，望帶回去給大夥吃。”我嘴上說：“這太感謝了。”心裏卻在想，頂多就是幾斤豬肉、牛肉罷了。可到外邊一看，我驚呆了，見到足有一噸以上的大種牛3頭，母牛1頭，小牛1頭，一共5頭牛，後麵還跟著一群羊，是50隻。“全部帶回去吧！”我又想錯了，踏遍天涯海角，哪能找得到這樣的軍隊？我曾經兒次把這個故事講給別人聽，可是聽的人總是驚訝的望著我，認為我在吹牛，對我的故事半信半疑，然而，這的確是曆史事實。請繳械的敵人吃飯，還贈送那麽多土特產，確實是我們想不到的事情，我們無法理解他們。當時，無論是解放軍，還是民眾，生活富裕嗎？回答是否定的。長年的抗日戰爭，艱難困苦，現在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是，內戰還在繼續，殖民主義者仍在瘋狂的掠奪，中國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互相看了看，於心不忍。
樸素的服裝，簡陋的裝備，對於殘暴，他們表現出紳士風度；對於粗暴無禮，他們表現出彬彬有禮，和日軍相比，有著天壤之別。為了在回國之前找到一條謀生的道路，想和八路軍商量個辦法，也可以說是認識的一種表現吧！
過了一兩天後，幾名戰士乘車來到我們駐地，“請跟我們來一下，有事同你們商量。”這回沒有人再有顧慮了。抱著期待的心情，我們10個人又一起來到了鳳凰城21旅司令部。“帶你們去總司令部，總司令想和你們談談。”政委預先透露了點意思：“我們一直想有一支空軍部隊，可是一直沒能實現，原因就是打仗顧不了。這回機會來了，一定要建立一支空軍，請你們協助，希望你們能把技術傳授給我們。當然，這期間我們會保證你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待回國的條件成熟時，我們會歡送你們回國的。現在立即護送你們去總司令部，請一起來吧！”聽了這話，我心情很複雜。為了日軍的勝利而學習、訓練成的技術，成了謀生的手段，甚至還要提供給八路軍。我們在一個班的護送下，上了一列特別準備的列車，有節車廂是專門為我們準備的。我們10個人坐在中間，戰士們分別坐在車廂兩頭。剛上車，就發生了一場糾紛。經班長的耐心說服，才平息下來。原來是其它車廂的中國人向八路軍提出抗議，班長再三解釋，人群才回去。過後，翻譯給我們解釋說：“中國人看到佩帶軍刀、肩章的日本軍人和八路軍有說有笑地坐在一起，很不滿意，才把班長圍住，質問了一頓。班長說：‘這些人原來是敵人，現在已經交出了武器，我們就不必再把他們當成敵人了。現在我奉命護送他們去總司令部，要保證他們的安全。’。經過解釋，人們才離去。”
在總司令部接見我們的是東北民主聯軍政委彭真和參謀長伍修權。我們被帶到他們麵前，談話的內容和剛才吳政委說的差不多，“請你們協助我們”。我避免正麵回答，為什麽呢？無論是戰前還是戰後，我作為長輩，被大家推為領導，這樣重大的事情，必須聽取每個人的意見。“我要問問大夥，如果同意的是多數，我就答應；如果不到半數，我很難從命。我這就回去征求每個人的意見，而且你們提出的條件也太簡單了。為了能使他們動心，我感到最低限度也要具備這些條件。”接著我談了幾個具體條件：第一，對於我們不能是俘虜待遇，必須保證我們有研究、工作和嚴格要求學生的權力。第二，為了保證我們的體力、精力、及充分休息，必須保證尊重我們的夥食、浴池、睡眠等生活習慣。駕駛飛機，維護、修理、檢查等技術的傳授，不是容易學會的，半年、一年是不行的，這是個相當長的工作，因此，對帶家屬的人要提供生活條件，對提出結婚的人要予以承認，等等。這些條件提出後，對方欣然同意。然後我說，等回去商量之後再作答複，就告辭了。
……
伍修權參謀長現在還健在，1977年5月我接受中國的邀請訪問北京時，伍先生身居擁有幾百萬軍隊的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的要職，承蒙中日友協的關照，伍先生得知我在北京，就說：“他既然來了，我們就一起吃頓飯，敘敘舊。”特此為我舉行了一次宴會。那是5月2日傍晚，伍先生說：“今天不談公事，這是家庭氣氛的宴會，我把夫人，女兒都帶來了，請不必客氣。”我第一次吃這麽豐盛的烤鴨宴，伍先生，伍夫人、女兒，還有幾位官員列席，久別重逢，心情格外激動。
席間，伍先生問：“怎麽樣？當年我給你的印象和現在有什麽不同嗎？”於是，彼此暢談別後的心情。“當時，我把自己腰間的手槍抽出來放在你手裏，我至今還記得清楚，你和你的300名部下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非常感謝，永遠不會忘記！今天，我們又見麵了，我希望把今天作為一個轉機，希望你為中日友好事業再次發揮作用。”僅僅一麵之交，他還記得這麽清楚，30年過去了，像老朋友一樣熱情地款待我。通過這幾件事，不是可以清楚地了解中國人的性格嗎？
從那以後的幾年時間裏，我對中國的年輕戰士，中等幹部進行了駕駛飛機的基本訓練。中國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到這時，我們已經培養出一百幾十名飛行員了。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和很多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蘇聯派來了大批顧問、教員和工程技術人員，送來了大批飛機及器材。空軍建立起來了，一批航校建立起來了，和由我們這些日本人、日本飛機、美國飛機混編的第7航校一起開始了成批地迅速地培養飛行員和技術人員的工作。初期培養出的一百幾十名飛行員，又接受了蘇聯顧問、教員和蘇製噴氣機的作戰訓練，建立了第一支空軍部隊。在惡劣的條件下培養出的飛行員中，有很多優秀人才。在朝鮮戰爭中，這些經驗不足、技術不熟練的戰士，接二連三地擊落了具有高超技術、經驗豐富的美國空軍飛行員，不僅震驚了美國，全世界也為之矚目。
起初，我們對什麽都不滿意，原因是意識形態不同。在日本軍隊裏，士兵如果敬禮不規範，就要遭毒打，可他們不一樣，無論上級下級，在政治上完全平等，教員有缺點也要受批評，校長做錯了事也同樣會受到批評這在我們來說，是無法想象的。剛開始時，我們按照日本人的習慣，要求他們先敬禮報告：“我飛科目，要上飛機。”然後再上飛機，如果敬禮不規範，我們就命令他們下來重新做一遍。他們明知道這是日本人的習慣，卻表現高度的忍耐性，非常尊重我們的習慣。
能和這些優秀人物在一起共事，我感到非常高興，他們使我們學會了從更廣的角度看待自己和社會。1958年8月回國之後，直到今天已經二、三十年了。“中國好啊！”這是我對中國的認識。